沈荃，别号德余，1906年生，湖南凤凰人，沈从文胞弟。早年在湘西巡防军第三支队当兵，后曾担任国民革命军第三军教导团排长，第十四军特务团连长。1928年起任第十九师军官讲习所队长、教务长，新三十四师参谋主任，第五团副团长，师工兵营长等职，并至中央军校军官研究班学习。1936年任第一二八师三八二旅七[X]团团长。
抗战爆发后，先后任第一二八师志愿兵团团长，暂编第五师四团团长，1942年3月任第一二八师补充第二旅副旅长。1943年在美军驻印兰姆伽军校学习毕业后，任军委会驻滇干训团上校战术教官。1945年5月任军训部步兵监部监员。1948年4月任国防部少将监察员。1949年家乡凤凰县和平解放时，任凤凰县临时治安委员会军事组副组长。
1951年秋在镇反中被处决。1983年平反，恢复起义投诚人员名誉。
沈从文亲戚、画家黄永玉，曾在回忆文章中谈论过他的这位别名“巴鲁”的表叔——
我的巴鲁表叔——从文表叔的三弟
从文表叔的爸爸自然是我的姑公，他身材魁梧，嗓门清亮，再加上仿佛喉咙里贴着“笛膜”，说什么话都觉得好听之极，让人愿意亲近。尤其是他的放声大笑。
姑婆做女儿家的时候，曾跟她的哥哥去过上海、北京多年，见识广，回家乡之后还跟爷爷开过照相馆。我印象最深的是她说起话来明洁而肯定，眼神配合准确的手势，这一点，很像她的哥哥。
我恐怕是惟一见过姑公姑婆的孙辈了。连他们两位不同时间的丧礼，我也是孙辈惟一的参加者。见到他们躺在堂屋的门板上，我一点也不怕，也不懂得悲伤。因他们是熟人。
从文表叔有一位姐姐，一位大哥，他排二，有一位三弟，一位妹妹。
我们家现在还有一张几十年前“全家福”照片。
太祖母和祖母分坐在两张太师椅上，太婆的膝前站着我的姐姐。父亲在太祖母侧边，母亲扶着穿花裙的一岁的我坐在高高的茶几上。后头一排有大伯女儿“大姐”，有聂家的表哥“矮子老二”，另一位就是沈家三表叔巴鲁，从文表叔的三弟，正名沈荃，朋友称他为沈得鱼。
在我的印象中，我的许多表哥年纪都是不小的，如“喜大”、“矮大”、“保大”、“毛大”，还有一个大伯娘的儿子也叫“喜大”。他们跟巴鲁三表叔的年纪差不多，常在一起玩。不过巴鲁表叔很快就离开凤凰闯江湖远远地走了，好像成为黄埔军校三期的毕业生。
好些年之后，巴鲁表叔当了官，高高的个子，穿呢子军装，挂着刀带，威风极了。有时也回家乡来换上便装，养大公鸡和蟋蟀打架，搞得很认真；有时候又走了。记得姑公姑婆死的时候他是在家的。
跟潇洒漂亮一样出名的是他的枪法。夜晚，叫人在考棚靠田留守家的墙根插了二三十根点燃的香，拿着驳壳枪，一枪一枪地打熄了它们。还做过一件让人看了头发竖起来的事：
另一位年轻的军官叫刘文蛟的跟他打赌，让儿子站在十几二十米的地方，头上顶着二十枚一百文的铜元，巴鲁表叔一枪打掉了铜元。若果死了孩子，他将赔偿两箩筐子弹、十杆步枪外带两挺花机关。虽然赢了这场比赛，姑婆把巴鲁表叔骂了个半死。这孩子是由于勇敢或是懵懂，他是后来成为湘西著名画家的刘鸿洲，恐怕至今还不明白当年头顶铜元面对枪口是什么感受。
一九三七年巴鲁表叔当了团长，守卫在浙江嘉善一带的所谓“中国的马奇诺防线”。抗战爆发，没剩下几个人活着回来。听人说那是一场很惨烈的战斗。
抗日战争胜利后的一九四六、一九四七年，我在上海，为了向黄苗子、郁风要稿费，去过一趟南京。巴鲁表叔当时在南京国防部工作，已经是中将了，住在一座土木结构的盖得很简陋的楼上。我看到了婶娘和两三岁的小表妹，他们的生活是清苦的。巴鲁表叔的心情很沉重，话说得少，内心比他本人的风度还要严峻：
“抗战胜利倒使得我们走投无路。看样子是气数尽了牎完了牎内战我当然不打。和你二表叔跟田君健合作写抗战史也成为笑话。谈何容易？……看起来要解甲归田了……”
他在这样纷乱的生活中，还拉扯着我的一个十四岁的弟弟老四。说是请来帮忙做点家务。其实谁都明白，只不过帮我的父母分担一些困难。不亲眼见到他一家的清苦生活是很难估计仗义的分量的。
既然来到南京，不免要游览一下中山陵。我和老四轮流把小表妹放在肩膀上一步一步迈上最高的台阶。
中山陵的气势令我大为兴奋。极目而下，六朝形势真使人感触万千。再回头看看那个满头黑发的小表妹时，她正坐在台阶上，一手支着下巴望着远处。孤零零的小身体显得那么忧郁。我问她：“你在想什么呀？”
她只凄苦地笑了一笑，摇了摇头。
四十多年过去了，我始终没有忘记在伟大的中山陵辽阔的台阶上的那个将要失掉爸爸的小小忧郁的影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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烧红的往事
乔伊
到湘西凤凰的时候，买过黄永玉的一本书《这些忧郁的碎屑》。
这篇追忆沈从文的文章里讲到：永玉小时候，跟镇上一个老铁匠是忘年交，喜欢坐在铺子里看他打铁。铁块在炉膛里烧红以后，七十多岁的老铁匠会用手伸进炉膛拿出铁块。永玉提醒他应该用铁钳，老铁匠就立即甩掉烙铁，责怪他不该提醒他，害得他烫着了。否则，就算捏着烧红的钢管，本来他也是不会痛的。
永玉觉得很奇怪：为什么不提醒就不会痛呢？
他后来知道，有些事情真的是不能提醒的。
那书里说：“从文表叔仿佛从未有过弟弟妹妹，……他不提，我们也不敢提，眼见他捏着三个烧红的故事，哼也不哼一声”。
沈从文有一个三弟，永玉叫他“巴鲁三表叔”的，生得英俊潇洒，智勇双全，抗日战争中屡建战功，曾做到国民党的中将。抗战结束后，三表叔不愿打内战，毅然解甲归田，携妻带子回到凤凰隐居。解放后，三表叔在被押往怀化（据说是去培训改造）途中被枪杀在河滩上。从文有一个妹妹，聪明美丽，能诗会文，自幼跟着他到北京，后因情感挫折精神失常，回凤凰后走失，就此不知去向。那么多年里，沈从文默默地做他的学问，写他的文章，这些骨肉的故事，他提都不提一句。从他静若止 水的脸上，没有人能看得出他内心承受的悲剧的重量。
那就是永玉说的三个烧红的故事。
春去秋来，岁月流转，每个人都有一些烧红的故事罢。
然而，人们在风里来，从雨里去，夏日顶着艳阳，秋天踏着落叶，该笑时笑，该哭时哭，看不出什么痕迹。
花非花，雾非雾，夜半来，天明去。若是没有提醒，那些深刻绵长的隐痛，或许只在夜阑时、在清晨里、在午后的梦回中倏忽地来袭，日复一日，没有动静地磨蚀着人们的心灵，静静地增添着人们鬓边的白发、眼角的皱纹、额前的沧桑。这些安静的个体的变迁，是不会影响正常的秩序和四季的更替的。一个老人的衰弱，一个女子 的老去，一个男人深夜的哭泣，在流血的战争面前，在一个国家的灾难面前，在不可逆转的斗转星移面前，甚至，在一支球队的胜负面前……算什么呢？值得谁去留意和探究呢？
这个世界的苦难太多，这个世界的大事太多。有故事的人都知道这一点，所以，他们从不呻吟，他们哼都不哼一声。
世界可以摆脱他们的重负，然而，他们摆脱不了自己的世界。因为，他们摆脱不了感情。所有的烧灼都来自爱，那是他们甩都甩不掉的一炉火，里面烧着通红的往事。
谁没有父母呢。总会在某个清晨或深夜，突然想起儿时，母亲唤你从梦中醒来时温柔的声音，母亲粗糙的手上是密密的辛劳，而眼里是掩饰不住的喜悦——她的无怨无悔来源于爱和希望。当岁月剥夺了父母的青春、健康和希望，你只能忍看他们守着衰老、无助、清冷和孤寂，却无力去帮助和回报他们，无法给他们欢乐、希望和安宁。——这是不是灼痛着你的一炉火呢？
谁没有兄弟姐妹呢。在亲人团圆的节日里，你的兄弟却独自一人，远在异乡，遭受着病痛的播弄和折磨，感受着人们的遗忘和抛弃，咀嚼着深深的绝望和孤独，没有亲情，没有善待，没有任何希望……当你想起他猝见老父时夺眶而出的眼泪，怎么能不心如火焚呢？
谁没有孩子呢。当你的孩子因为不能选择的环境，过早地体验了冷漠和敌视，承受着分离的恐惧和选择的痛楚，早早抛却了天真和无忧无虑，学会了压抑和周旋，钝化了爱和关怀的感受。望着她如河入海的变化而你无法挽回，你又怎能甩掉心上那根烧红的钢管呢？
谁没有爱人呢。当你从梦中醒来，发现爱的世界原来是背叛和欺骗，一切山盟海誓、温情缱绻都成过眼云烟，所有的苦难都由你纤毫毕至地承受，这是不是时时烘烤着你心灵的烈焰呢？
……
忘是忘不了的。哼是不能哼的。只好自己承受着，麻木、钝化着心灵那一块区域的感知。就象那个老铁匠，把手指那一块本来阡陌纵横、经络密布的感应区强行封闭了，切断了那一部分的信息传递，痛也好，烫也好，拦腰截断。然而，千万别去提醒他们，那是没有栅栏、没有围墙的一种极为脆弱的保护，只靠自己的意识将它置于模糊、似有似无的状态，一旦提醒，强行截断就失效了，尖锐的疼痛就长驱直入，我相信那一刻会是血流如注，痛不可当。漫长的岁月，分分秒秒，无人能共度的岁月，无人能分担的疼痛，一个人的一生，叫他如何去承受呢？
所以，别去提醒他们吧。别让他们痛，那些捏着故事的人，那些烧红的往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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