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3月23日 星期二

一个县级财政官员眼中农村的惊人现状

 编注:本文作者为陕西省榆林市靖边县财政局官员白靖平,出生在中国陕北的农村,自幼在农村长大,外出求学及工作6、7年后又回到了家乡。参加招聘考试后分配至县里上班,但对农村情况并不陌生。2015年8月,作者被派往某村任职,对农村进一步深入的接触、走访、了解。居之无倦,行之以忠。本文就是作者看透了当下的农村现状之后做一些分析,值得每一个人阅读并深思。以下是全文:

严格意义上来讲,我的农村生活是这样划分的,12岁以前,在村里读小学,彻底农村娃娃,念书,放驴,干农活;13岁至18岁,城里读中学,寒暑期及忙假,除了学校补课外,回农村老家,也干农活;19岁至22岁,南京读大学,寒暑假回农村老家,少干农活;22岁至24岁,外地工作,过年回农村老家,不干农活;25岁以后,在县城工作,经常回农村,不干农活。

这么多年,自己作为一个往返于城市与农村的“候人”,不可谓不奔波,但这同时也给我这样城里的农村人,农村的城里人的双重感觉:以一个“乡下人”的视角来看现代城市生活,同时也以一个“城里人”的视角来看现代化冲击下的农村生活。

就当下我的感觉,农村生活现状较为突出者是人口问题、土地问题、产业问题、婚姻问题、养老问题、大病问题和传统习俗的崩解问题。

人口问题

1991年,我刚上小学的时候,一个班里有30多个孩子,1996年,我小学毕业的时候,班里只剩下9个孩子。


这么多娃娃哪去了?大部分跟随大人流向城里,小部分流向外乡。

父母未进城之前,我母亲在村里开个小卖部,租赁村委的办公房,在我的记忆里,每当黄昏的时候,村委跟前人言鼎沸,孩子、大人、老人,聚集在一块,好不热闹。

大家都满怀希望,认为好日子就在眼前。人是活在希望中的,希望使人精神焕发,做起事来,劲头十足,认为前途光明,幸福感也就大大提高。

而现在村子里所感受到的,似乎并没有这种充满希望的朝气,倒是处处显出暮气沉沉。

以总人口在城里和村里的分布比例看,生活在城里占80%,生活在村里的占20%。

现在村子里居住的有:70%的是70岁以上的老人,20%的是60岁以上的,5%的是50岁以上的,5%是50岁以下的。

在村里,40岁以上都叫做年轻人,而自嘲是没本事的人。

40岁以下的大都在城里。

有的是因为工作而在城里,诸如我,通过高考等一系列考试等渠道,在城里有了稳定的工作,而彻底地居住在城里。

有的因为生存而在城里。大部分年轻人通过自己的本事在城里打工赚的钱比种地或者放羊来的收入多,再者为了孩子的读书问题,待在城里。

有的是因为面子而在城里。村里的年轻人都出去了,一部分年轻人在城里没有生存的技能,但是死活要待在城里,因为面子,自己待在村里多丢人。

有的因为城里而在城里。一些人待在农村,其收入要比在城里好的多,但是就不待在村里,挣死亡命往城里跑,为什么?因为城里的花红酒绿。有的成了混混,有的干起了偷鸡摸狗的事情,成了社会不稳定的因素。

老幼相守的村子,人们谈不上有什么希望所寄,老一辈,即使无可奈何,也是习惯了自己的故土,幼的一辈,不过是暂时寄托在这里罢了,待到上学的时候,也随父母进城了。

星散的人口,老龄的人口。

精力是有限的,生命也是有限的,接二连三地,这一辈人开始凋零,大多都是劳动到最后,也就撒手西去。

随着一座座新坟的出现,乡下,确实已经不是衣锦还乡的去处了。

土地问题

自从上世纪80年代土地分包到户以来,村里农民满怀希望,满洒汗水的耕耘在自己的土地上,不论是老人,还是年轻人。

在未实施退耕还林政策之前,村前屋后,沟沟洼洼,在陕北这块贫瘠的土地上面,能种的全部给种了,不留任何死角。

每家每户对自己所有土地的地棱地界都了如指掌,不差一厘。而现在呢,土地出现无人耕种及耕种人老龄化问题。

因为广种薄收,年轻人都不愿意种地,以至于现在村里的大部分年轻人都不知怎么种地,怎么劳作了,可以说许多人忘记怎么握䦆头了。

为了不让土地荒芜,年轻人的父辈们只好劳作,所以现在村里种地的人大都是50岁以上的人。

村子里六七十多岁的老人,很少坐在家里享福,只要有最后一点力气,都是坚持劳作,认为白日闲过,就是一种罪过。

现在从上到下,都在呼吁并执行土地流转,怎么流转?政策许多老人接受不了。

年轻人不种地,老一辈种地人的离去,再过十几年,有人都不知道自己家的地在哪块了。

想象一下,老一辈已经凋谢,下一辈能否回归乡村,能否对种地有激情,假如不,将是一副什么样的乡村景象?

村庄的衰落,将是不可避免的趋势。

产业问题

产业关乎着农民的经济收入和生活幸福感。现在产业就是两种:种植业和养殖业。

先说种植业,在上世纪90年代以前,农民种植首先要自给自足,解决自己的吃饭问题,所以种的比较五花八门,有糜子、谷米、荞麦、洋芋、玉米、豆子、葵花等,唯一的经济作物也就是洋芋和葵花了。

我家种地时,每年都种十几亩洋芋和几亩葵花,除过成本,也就剩两三千元,能够基本维持日常生活开支,攒不了钱。

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大米、白面已走进农民日常生活中,所以地里除了洋芋、玉米,其他都已基本退出历史舞台了。

但是现在粮食价格提不起来,2014年种玉米,收成好点,除过成本每亩也就结余1100多元。如果收成不好,连这个数字都不到。

如果家里有二三十亩地,每年的收入也就是2、3万元,除过人情门户等日常开支,也攒不了钱。

再说养殖业,就是养羊和养猪。

前几年,猪疯狂的时候,老家留在村子里的人,家家户户都养起了猪。投资2至5万元不等,建猪舍,买母猪,买饲料。

但当猪出圈的时候,猪肉价格下跌,一算账,连成本都收不回。放弃,猪舍废弃。

现在农民养猪也就是为了过年吃那点杀猪菜了。

养羊,收入主要是卖羊、卖羊绒,卖的支撑是羊多生羊羔子,能卖羊的数量少于出生羊羔子的数量,这样才会新老更替,规模扩大,出现加法效应。

如果每年出生羊羔子的数量少于能卖羊的数量,则是减法效应。养羊,每天都要有人起早摸黑专门照料,如果不成规模,养几十只羊,收入不抵幸苦费,只能说为了养羊而养羊。

我二爸养羊的规模在200只左右,去年收入才3万多元,除过一年家里所有的开支,也剩余不了多少了,还好他无病无学生。

产业的单一、低收入和市场的变化莫测,让农民无所适从,也就逐渐失去对土地的兴趣了。这值得从上到下所有执政者的思考。

婚姻问题

首先是钱的问题。

原来结婚比较简单,三大件,手表、自行车、缝纫机,拉着毛驴将一个姑娘娶回土窑洞,幸福一辈子。

后来演变成摩托车、手机、银手镯,开着机动三轮将一个姑娘取回楼板房,幸福半辈子。

现在呢,钱、钱、钱,一个媳妇至少45万,才能娶回家,幸福一阵子。

怎么算账?跟男方在城里要房子,要车子,要金银首饰衣服钱。

村里一个人娶媳妇,女方要房子,暂时没有,抵成钱25万元。要车子,买,10万元。要金银首饰衣服及彩礼钱,10万元。

所以现在流行一句话:“娶个媳妇,老子2分贷款,儿子1分5放款”。穷了老子,富了儿。

我户家大哥,生了三个儿子,现在个个都20几岁了,都在谈对象,一涉及婚嫁问题,对方家长直接“刚崩”,因为没钱。

对象谈了一个又一个,就是结不了婚。所以给儿子结婚的花费现在是农村人的一块心病,也是一大难题。

再者就是情感的问题。

我们知道,相对于乡土社会的稳定和静态而言,现代社会的最大特点是流动性:资本流动,物资流动,人口流动,情感流动……

与流动性相关的就是,城市生活的“陌生人”处境:出门两眼一抹黑,谁也不认识谁。

所以进城的一些年轻人就敢乱作非为,没人认识,没人指指点点。依靠现在微信、陌陌等交流软件,搞婚外情,眼中金钱多了,心里感情就少了。

许多农村夫妻在城里租房子,男人在外打工,老婆给孩子做饭,接送孩子上学。

但最终的结果是,男人把老婆供出去了,把孩子供回家了。

养老问题

因为我们国家养老体制的不健全,包括城里及农村的非体制内的大部分人,养老必须靠自己和儿女。

病痛是养老的第一大问题。

无病无灾,基本都是很好的,但凡有了大病,就很麻烦。说实话,在农村,大部分地方,老人得重病,就是等死。

一者是钱的问题。虽然现在搞了合作医疗,报销比例有所提高,但是对于大多数农村家庭来说,若要治疗,必将家徒四壁,连基本的生活资料的购买都是问题,所以许多老人拒绝治疗,而作为儿女的也就默许了,这是很悲哀的事情。

二者是久病床前无孝子的问题。有女儿的,老人还好点,女儿给老人清清洗洗,端吃端喝。没有女儿的,老人会殁的很快。

亲情冷漠是养老的第二大问题。

在农村,老一辈和他们的下一辈之间,确实有着空间上的隔离,要尽孝道,基本谈不上,老年人都是自食其力,哪怕八十多岁了。

能够相忘于江湖,对于老人来说,也并不是什么难事,可惜的是,子女辈还是念念不忘父母的那一点点财产,总认为自己从中分到的一份是最少的,而不问自己为老人做了什么。

更有甚者,新起的房子,有人不愿意老人一起居住,认为不干净,在屋旁另筑小平房,算是父母的栖身之所,老人偶尔到正房里走走,还引得媳妇的大骂,甚至拳脚相向,理由只是踩了脚印在家里。

我所任职的村子里,一个老人养了三个儿子,老人现如今80多岁,老大成家立业,老二光棍,老三城里瞎混。

现在的状况是,老大的房子就在老人住的地方旁边,却对老人不闻不问,不管死活,老人和老二住在一起,是三间土坯房,老三管不了。

老人经常食不果腹,不生烟火,我去了看了家里的状况,心里实在难过。

老一代无法感受温暖,当生存都存在问题时,感情也许真的无法保障,造成老人对生活孤寂和无奈。

亲情的冷漠却没有相关的法律来制裁,道德的缺失和沦丧,让人义愤填膺。

大病问题

前不久,村里我的一个亲戚离开了人世。还不到50岁就得了脑梗,在银川的医院治疗后,病情得到了控制。

但是因为昂贵的费用,后期中断了治疗,彻底导致半身不遂,最终倒在了抗争病魔的路上。

虽然现在中国实行了农村合疗以及大病救助制度,但是对于真正得了大病的农村人来说,一是救助能否到位,到位多少是未知数,二是即使到位,也解决不了根本问题。

一场大病,就是一个家庭的变革,少则几十万元,动则上百万元的医疗费用是沉重的负担,让原本小康的家庭彻底返贫,而且债台高筑。

许多农村人不得不放弃治疗,慢慢的等待着死亡的临近。人死了,钱也没了。

传统习俗的崩解

现代文明制度的冲击以及城乡一体化的逐渐推进,导致原有乡土体系的崩溃。

农村的“三叩九拜”已不复存在,城里的冷漠、传统文化的缺失,让城里的体系变得畸形,真正适合中国城里的体系却没有建立起来。

没有信仰,没有宗教,吞噬着靠老一辈人以“道义”维持的老本,让人匪夷所思。

正所谓城里人不像城里人,农村人不像农村人,倒像电影《老炮》里六爷所说,怎么是个“二尾子”。

比如说过年,现在许多人都在说过年没意思,没年味了。

贴窗花没有了,手写对联没有了,三十晚上供奉土神爷和灶马爷没有了,三十晚上跳大神没有了,大年初一早晨给长辈磕头拜年没有了……

说是古风怡然也好,说是陈规陋习也罢,反正是没有了。

比如说人与人之间的联络,现在村里人也罢,本家也罢,还是亲戚,要想见面拉上几句家长里短,只能在红白喜事上了。不像原来,你借我家两袋洋芋,我借你家一升谷米,频繁地互动着。

现在大部分都待在城里,大有老死不相往来的架势。

哪次我户家(注:本家、同族)有事,大家聚在一起,都是村里人,但是许多比我小的,我却不认识了。

就连我户家的侄儿,都11岁了,我问,你称呼我甚,他却不知道,是一件悲哀的事情。

我在想,到了我儿子这辈人,不要说村里人认识了,本家兄弟之间的关系也疏远了。

随着生活节奏的加快,老一辈人眼中的“家门自己”、“亲戚六人”、“庄邻院舍”的关系被现实彻底割裂了。

所谓:乡音无改,客从何来,不过是每年都发生的故事罢了。

在我看来,说到底,农村问题就是脑袋和步伐不协调的问题。有时脑袋快,步伐却慢;有时步伐快,脑袋却慢了下来。

首先说脑袋,里面装的有制度政策、伦理关系、思想理念。

伦理关系的问题是考验当今知识界能力的最大问题,也是在现实判断上割裂知识界的尖锐问题。

思想理念,与人受的教育程度、后期学习息息相关。受教育程度低,知识结构单一,思维方式老化,有很多人把成功归类于机会主义、关系主义。

对教育的漠视,对学习的鄙视,对读书人的冷嘲热讽不抵于一杯白酒时,何谈思想?何谈理念?

不要让高等教育成为城里人玩的游戏,不要让农村人觉得投资孩子的教育是无法回报的事情,实行全面的高等教育、职业教育,逐步提升一代代人的素质,营造学习的氛围,是当下亟需解决的问题。

再说步伐,跟随的是基础设施建设,医疗、教育、养老保障措施,产业的发展等方面。

基础设施建设及民生保障措施,在我看来,较之脑袋是慢的,而且慢的不是一点,应了一句话“巧妇难为无米之炊”。

产业方面,由于市场信息的不对称,农民对市场的判断不准,和脑袋合不了拍,也逐渐失去了在农村发展产业的兴趣。

脑袋和步伐不协调,使农村出现了一系列的问题,有的是单一的,有的是几个叠加。这些问题不仅困扰着农民,而且困扰着决策者。

人在历史中,很难对自己所处时期的社会做出一个客观、公允的评价、判断。

对于我这种出身于农村的人来说,现在的老家是故乡还是他乡,已经分不清了。

但我不愿意看到小时候的那种乡村氛围消失殆尽、无影无踪,也不愿意看到现在的乡村景象是小时候那样穷山恶水。

你爱或者不爱,她在那里;你见或者不见,她已经住进你的心里。

2021年3月15日 星期一

博多·舍费尔《财务自由之路》

 财务自由之路 ,本文是财务自由之路的读后感和读书笔记。拥有财富是人们与生俱来的权利,但是要消除对金钱的偏见,不要当一台赚钱机器,而要拥有一台自动为你赚钱的机器。只要转变理财观念,掌握投资理财的方法,任何人都能实现财务自由,成为金钱的主人,不再为金钱而烦恼,过梦想的生活,拥有成功和幸福的人生。

文章目录

  • 1 财务自由之路 书籍简介
  • 2 财务自由之路 作者简介
  • 3 财务自由之路 阅读收获
  • 4 财务自由之路 思维导图

财务自由之路 书籍简介

《财务自由之路》是理财入门书籍,投资理财或财商教育的必读书之一。在德国出版后,曾一度成为德国图书年度畅销榜的 NO.1,连续110周占据在德国图书排行榜榜首的位置。这本书还被翻译成了33种语言,在全球畅销,销量超过一千万册,改变了很多人的理财观念。

财务自由之路

财务自由之路 作者简介

博多·舍费尔,德国理财大师。1960年出生于德国科隆,16岁独自闯荡美国,26岁时不幸陷入了财务危机,债台高筑,但4年后,他不仅摆脱了危机,还创办了数家公司,通过投资成为欧洲知名的亿万富翁。此后,博多·舍费尔开始向大众传播自己的致富秘诀和理财知识,他希望更多的人能够通过这些方法获得财务自由,过上幸福的生活。除了《财务自由之路》外,另著有畅销书《赢家法则》和《小狗钱钱》。

财务自由之路 阅读收获

你是想当一台赚钱机器,还是想拥有一台为你赚钱的机器?如何成为金钱的主人,不再为金钱而烦恼?

德国理财大师博多·舍费尔详细分析了人们没能致富的原因。他认为,穷人和富人的差距主要体现在对待财富的信念和原则上,转变理财观念,学会储蓄、投资、提高收入、再储蓄投资的四大策略,任何人都能在7年内实现财务自由。所谓财务自由,就是指一个人不需要为了应付生活支出而工作,资本为他赢得的利息收入等于或者是远远大于日常支出。

博多·舍费尔在26岁时不幸陷入了财务危机,债台高筑,但4年之后,他不仅摆脱了危机,还建立并拥有了好几家公司,通过投资成了欧洲知名的亿万富翁。此后,博多·舍费尔开始有意识地向大众传播自己的理财知识,希望更多的人能够通过这些方法获得财务自由。他创作的这本《财务自由之路》,全球销量超一千万册,是投资理财或财商教育的必读书。

你将读到:

  1. 拥有多少钱才能获得财务自由?

  2. 在财富问题上,穷人和富人的差距是什么?

  3. 如何消除对于金钱的偏见?

  4. 如何在3年内让自己的收入倍增?

  5. 实现财务自由的最佳投资理财策略是什么?

书籍信息

书名:《财务自由之路:7年内赚到你的第一个1000万》

原作名:Der Weg zur finanziellen Freiheit ihre erste Million in 7 Jahren

作者:[德]博多·舍费尔

出版社:现代出版社

译者:刘欢

财务自由之路 思维导图

财务自由之路

美国经济和金融史三部曲《财富的帝国》

 财富的帝国 ,本文是财富的帝国的读后感和读书笔记。美国的经验告诉我们,一个国家想要有钱,必须有三板斧:第一招叫做建章立制,不管是治理国家、发展商业、还是开展金融活动,都需要各种制度来保驾护航;第二招叫做巧借东风,美国财富积累的东风就是战争,在历史上总共借到了四次战争的东风,经济实力大大增强。第三招叫做商业化创新,美国人的创新很有特色,他们擅长对已有的发明进行改造,也擅长通过优化企业的组织结构和管理方式创新来降低成本,这些创新活动都与商业化密切相关。如果把美国的经济比作一辆行驶的汽车,那么建章立制就是扶好车的方向盘,战争带来的外部机遇就是车辆行驶的快速路,而通过创新来提高生产力,就是在猛踩油门。    

文章目录

  • 1 财富的帝国 书籍简介
  • 2 财富的帝国 作者简介
  • 3 财富的帝国 阅读收获
  • 4 财富的帝国 思维导图

财富的帝国 书籍简介

作为三部曲中的最后一部,《财富的帝国》通过对历史上波澜壮阔的大事件和跌宕起伏的小细节的精心梳理和组织,生动地介绍了从17世纪初欧洲人移民新大陆开始,一直到20世纪末共四个世纪的美国经济史。2015年,罗辑思维独家定制了这本书,并在节目中进行了推荐。这本书对于当下的中国很有借鉴意义,因为与百年前的美国历史相对照,现在的中国也处于类似的财富积累时代。    

财富的帝国

财富的帝国 作者简介

《财富的帝国》作者约翰·戈登,美国经济学家和历史学家。他的祖父和外祖父均在纽约证券交易所拥有席位,受此影响,约翰·戈登对美国的金融和经济有着直观的感受,也为他的思想和著作打上了精英主义的烙印。从1999年到2005年,他创作了美国经济和金融史三部曲,分别是《伟大的博弈》《资本的冒险》《财富的帝国》,从金融精英的视角,对美国资本市场的发展和财富的积累进行了生动地诠释。

财富的帝国 阅读收获

在短短二百多年时间里,美国是如何从一片荒蛮之地变为称雄世界的财富帝国的?本书介绍了美国经济快速腾飞的三板斧:第一招叫做建章立制,不管是治理国家、发展商业还是开展金融活动,都需要各种制度来保驾护航;第二招叫做巧借东风,美国财富积累的东风就是战争,在历史上总共借到了四次战争的东风,经济实力大大增强;第三招叫做商业化创新,美国人的创新很有特色,他们擅长对已有的发明进行改造,也擅长通过优化企业的组织结构和管理方式创新来降低成本,这些创新活动都与商业化密切相关。

如果把美国的经济比作一辆行驶的汽车,那么建章立制就是扶好车的方向盘,战争带来的外部机遇就是车辆行驶的快速路,而通过创新来提高生产力就是在猛踩油门。

你将读到:

  1. 哪些因素促成了美国经济的腾飞?

  2. 自由主义思想是如何推动财富创造和积累的?

  3. 美国如何通过监管制度来摆脱商业丑闻和金融危机的阴影?

  4. 为什么战争助力而不是阻碍了美国的经济发展?

  5. 发明创造怎样才能转化为生产力和利润?

  6. 无形的智力发明是如何提升企业效率的?

书籍信息

书名:《财富的帝国》

原作名:An Empire of Wealth

作者:[美]约翰·S·戈登

出版社:中信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译者:董宜坤

财富的帝国 思维导图

财富的帝国

2021年3月14日 星期日

发生在意大利的真实故事 不死的中国人

 环球世讯

最近有一本书很畅销,书名是《不死的中国人》,里面有这么一个故事:意大利的一些水稻种植区,因为劳动力不足,就雇佣了中国人做小时工,很多中国人一干十几个小时,甚至二十个小时,最后脱水累倒在田里,被送到医院,庄园主之后说定下规矩,每天最多干十个小时,结果第二天中国人跑光了,追到宿舍,最后两个人在打包行李,说你们为啥要走啊,中国人说我们是出来挣钱的,又不是来度假的,一天只干十个小时,那剩下的时间就浪费了。

大家不要以为这是段子,这都是发生在意大利的真实故事。



《不死的中国人》一书是两位意大利记者以数据为依据,以实地调查和访谈为佐证,记录了在意大利谋生的中国人,此书在意大利非常畅销。澄清了西方人对中国移民的许多误解,将事实真相客观地展示给读者。书中涉及大量中国的民族工业巨头,他们的欧洲据点有很多是在意大利,比如中国远洋、海尔、华为、钱江摩托、中联重科,还有香港李嘉诚的和记黄埔手机公司H3G。

他们在很富有同时又很谦虚,他们拯救了许多欧洲老字号。该书中文版的出版可以让更多的中国人从欧洲人的视角了解生活在当地的中国人的真实生活——不可想象地辛勤劳作,最大限度地攒钱,然后自己当老板。他们在意大利生活、创业、做生意,开工厂,改变着意大利;他们在意大利做石匠、种水稻、捡垃圾、做沙发,他们还在意大利罢工……



前几年有一个很火的电视剧,叫做《温州一家人》。讲得是80年代温州的一家人出国闯荡的故事,女主角殷桃从小就被父母送到意大利,在制衣厂里学徒,后来自己摸爬滚打,成为一家国际时装公司老板的故事。这部剧的编剧曾在意大利采访了很久,收集了相当多的真实素材,可以说殷桃的故事,就是三十多万温州人在意大利打拼的真实写照。温州人在意大利创造了一个又一个传奇,他们开办了一家又一家的制衣厂,几乎垄断了一些城市的餐饮业,他们也得到了一个听起来不可理喻的称号——“不死的中国人”。

《不死的中国人》中涉及中国人在意大利从事的各行各业,在山区开采大理石的石匠、稻田里的除草工、垃圾处理厂的工人、沙发加工、皮革作坊、服装工厂、酒吧、餐馆、理发店、中国产品的批发生意,等等;还有浙江人的民间信贷体系、海外华人的宗教信仰,还有意大利的工会组织带领中国工人进行的罢工活动。本书还以特别的关注对中国移民的后裔“第二代”做了多方面的调查。

从书中的信息展示,意大利社会对于华人有一个明显的态度转变,从早年的热情好客转为警惕、厌恶。当地社会上甚至流传着一些荒诞不经的谣言,比如有言论称米兰的中餐厅专门为一个特定顾客圈子烹饪圣伯纳犬,须知圣伯纳犬是一种血脉渊源、体型巨大的名犬。而当地的官方检查人员则已经出面辟谣。意大利人,从早年对房客关怀备至的好房东,到如今对待中国人的态度,是什么原因导致了这一切?



原因很简单,中国人普遍不守规律,他们以低廉的制造成本仿制意大利产品,冲击意大利人的生意。当某一外来群体,以后起之秀的姿态对本土既有的产业构成威胁,那么,不管这个国家是什么政体,外来者都难以避免本地社会对他们发动的抗议,只是程度不一而已。轻者只是人群游行、部分媒体鼓吹排外,重者则会在政府坐视不管或火上加油之上造成人道主义的灾难。比起华人在其他国家的遭遇,意大利人算是相对宽容了。当年,以温州人为主体的华人们成群结队来到意大利,他们省吃俭用,干一切重活、苦活,而且可以兼职干几分工作,不知道休息。这对于会借钱去度假的意大利人来说,中国人真是不可思议的小强,生存能力如此之强。

至于此书书名的由来,是意大利人很少见到中国人的出殡和葬礼,有好奇者随口说中国人永远不死,于是三人成虎。这事实着实是简单不过了,地球上谁见过老头老太,以及身体虚弱多病的人成群出国门打工?而且,中国人等到了六十岁左右年纪时,基本上回家去养老了,带着半辈子在意大利挣来的血汗钱衣锦还乡、显摆一番。根据统计,最高峰期间,意大利生活了近40万的温州人,绝大多数都是近几十年,中国改革开放之后过来的一开始,意大利人的态度还是不错的。至今还有很多温州人怀念那个时代的美好时光。

意大利后来不再欢迎温州人,因为温州人的勤奋、因为他们的不讲规矩、因为报纸上说他们吃狗和猫、因为他们从来都不愿意真正融入意大利。不仅是在意大利,在欧洲的其他地方,在美国、加拿大、澳洲,即便中国人早就已经脱离了前几代移民那样的贫穷,成为社会收入中上的群体,依然面临着被排挤和孤立的处境。中国人在美国,不买房子,不买地,不信奉耶稣,不去美国餐厅吃饭,不买美国产品,所有的生活都是自给自足,从衣食住行,完全不参与美国的任何建设,就连人去世,也不埋葬在美国,也要火化后不远万里,送回老家。中国人在美国的目的就是赚钱,夺取美国的资源,这让美国很恐慌,所以“排华法案”就是这样被通过的,事情虽然过了一百多年,但有些情况依然没有改变。

1882年5月6日 (农历三月十九),美国国会受理了共和党参议员约翰·米勒(John F. Miller) 提交的排华法案,为此,美国国会作了激烈辩论。主张排华者的主要依据是:华人有诸多的恶习和偏见,不可能在生活上美国化,更不可能接受美国建立在基督教基础之上的伦理道德标准;而且华工的大量涌入,造成了同美国工人抢饭碗的紧张态势。1923年,加拿大也弄出一个《排华法》,禁止所有华人入境。这些国家出台这些政策的时候都是混账王八蛋,后来,他们也都撤销了法案,并为此而道歉。

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这些国家是怎么想的,当初要通过一个这样针对某个族群的法案呢?其实,和今天温州人在意大利的处境差不多,因为他们的勤奋能干,把当地很多工厂、餐馆都挤垮了,中国人在意大利各个行业都成为“闯入者”,连学校里成绩最优秀的孩子,都是中国人。

挣钱、挣钱、再挣钱,任何苦难都在所不惜。这就是中国人的生存哲学。我一方面按照思考惯例感叹儒家文明下勤劳坚毅的民族性,另一方面则为自己的同胞感到心痛。其实,对于挤住地下室、舍不得烧暖气、买最便宜的食物、夜以继日地干体力活,这样的状态对意大利人而言是前所未见的辛酸,对饱受政治苦难的中国人而言,已经是幸福的生活了。有吃有住,有迁徙自由,可以自由思考说话,没有痛苦的税负和有毒食品,每月收入折成人民币过万不成问题,最关键的一点是,他们是在为自己赚钱,经营着自己的梦想。比起国内依靠钱权关系风光无限的一代人,比起拼爹的又一代人,他们是伟大的。比起在北京艰难度日的蚁族们,他们是幸福的。

中国人在意大利的发家模式,基本上是白手起家干起,先打苦工还清出国的费用,然后依靠几年苦力的积蓄,结合乡土关系为网络的借贷模式,自主创业,做个小老板。这样的发展途径,意大利人总为此感到惊讶不已,世上居然有人可以如此做虐自己、牺牲当前对生活的享受换来事业有成。对传统教育喂出来的中国人而言,这是理所当然的。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不论是读书还是打工,都得吃苦。在中国本土,当前的问题是吃再多的苦、发挥再多的智慧,也难以成功,因为社会板结化日益严重,多数人失去了依靠个人努力在社会中获得上升的渠道。

而在意大利,吃苦之后多半能创业成功,这是比中国市面上乌烟瘴气的励志书、心灵鸡汤要灵验一百倍的实例。同时,这样的对比暴露出中国社会存在严重的财富分配问题,在意大利,你白天除草、晚上缝纫,或者就直接在工厂里一天战斗16小时,这收入便能赶上本地人的平均水准,甚至超过一大截(不算福利保障)。换在中国,这些卑微的体力工作者,永远是生活无望,莫说收入之低无法达到正常生活所需,他们还随时会被城管殴打、被半夜清查暂住证、孩子上学的临时学校又被强拆。

意大利人对华人的最大印象除了叹服小强般的生命力外,还有中国人的封闭性,中国人一概没融入本地社会,不参加各类活动,当然也不会参与当地的政治治理。缺乏参政意识、对构建良好的公共生活毫无兴趣,这是多年来国内教育落下的病根,也怪不得这些背井离乡来赚钱的人是如何缺乏公共性。他们中多数人是洗脚上田的农民,不说有多少见识和常识,连语言都不通。所以,从中国人的角度来看,我觉得在意华人还是比较顺利的。由一个个个人奋斗史构成的群体经验,至少在意大利比在中国国内要健康,意大利作者本想表现中国侨民比起意大利人来是多么地远离幸福,但在天朝人看来,这是一个很大的讽刺。

中国移民的问题,其实也是整个中国经济应该思考的

中国的前几次移民潮,出去的人大多是在中国活不下去,不走不行。从修铁路的华工到几十年前的意大利温州人,大家都只有一个目的,那就是去国外赚钱,然后衣锦还乡。但是现在,更多的移民不是冲着赚钱出去的,他们更在乎的是如何提升生活品质,如何更好融入,被社区的邻居们接受。我们能有今天的发展,依靠的是廉价勤奋的几亿劳动力,靠的是把其他需都求压缩起来,一心一意地赚钱。

这种优势在今天越来越小,今天你不可能再像当初的温州人一样,靠在意大利每天工作十几个小时就可以发财,整个环境都变了。如果今天我们的竞争力依然是这样构建起来的,以所谓的“廉价劳动力”优势来构建起来的,对不起,我们再有钱可能都不会被其他民族接受。如果我们还是抱守着中华文明的坚硬内核,不能向全世界张开我们的笑脸,表达我们的善意,表达我们的融入的主观愿望,我们仍然会被排斥在全球化之外。

2021年3月13日 星期六

全民免费医疗离我们还有多远


金砖国家(BRICs)是指中国、俄罗斯、印度、巴西、南非,五个在发展中国家中发展较快,实力较强,具有代表性的国家。是世界一百多个发展中国家的标杆。我国是金砖国家中综合实力最强的国家,但也是其中唯一一个没实行免费医疗,免费教育,免费养老的国家。



印度GDP是我国的五分之一,财政收入是我们的一个零头,印度却12亿人口免费医疗。俄罗斯的GDP和财政收入略多于一个广东省,但是俄罗斯2亿人口在2013年11月7号宣布全民免费医疗。

很明显,我国没能施行全民免费医疗不是钱的问题。

2017 年全国卫生医疗总费用达 51598.8 亿元,其中:政府卫生医疗支出 15517.3 亿元(占 30.1%),社会卫生医疗支出 21206.8 亿元(占 41.1%),个人卫生医疗支出 14874.8 亿元(占 28.8%)。


人均卫生医疗总费用 3712.2 元,卫生医疗总费用占 GDP 百分比为 6.2%。

也就是说在保持现有医保政策不变的情况下,只要政府再拿出个人卫生医疗支出的部分约1.49万亿元就可以实现全民免费医疗。2017年全国财政收入17.2万亿。

那么如果施行全民免费医疗会不会增加医疗费用呢?


对世界各国医疗保健制度进行比较研究后发现,免费医疗不但不会造成浪费,反而会节省医疗支出,因为实行免费医疗的国家和地区有一套科学的医疗保健制度来杜绝“小病大医”。

穷人可以不必考虑经济因素而定期体检,发现疾病及时医治,避免把小病养成大病而增加医疗成本。


以英国为例,英国不管是公务员还是普通百姓,也不管有没有工作,英国全民享受毫无差别的免费医疗服务。国民医疗服务的基本原则是全民享有、免费医疗、按需服务(不是按支付能力提供服务)。

每个居民按社区都有自己的全科医生,看病必须先找全科医生,全科医生诊断不清或无法治疗的疾病,才安排患者到医院就诊。


全科医生起到了医疗“看门人”作用,避免了患者不管大病小病都往医院跑而造成的医疗浪费。英国全科医生的收入不与医药挂钩,政府根据在他们那里登记的人数支付报酬。

英国医生把大部分精力放在疾病预防上,在疾病预防上每多投入一英镑,就可以节省数百英镑的医疗支出,这能在客观上起到减少医疗浪费的作用。


既然不缺钱,还能节约医疗社会总支出,怎么还没能施行全民免费医疗呢?

一旦施行全民无差别的免费医疗服务,有部分人就没了可以长期享受的特殊周到的服务,所以他们会拿出很多反对的理由。



整个卫生医疗体制要发生大的改革,影响了部分既得利益,集团,而恰恰是他们拥有话语权,民众的疾苦在利益面前...hehe,他们又是一群反对者。

这些宵小终究挡不住历史的潮流,领导说过,群众的利益就是最大的利益,全民免费医疗这一天不会远了。

2021年3月11日 星期四

北影大院:荒唐而残酷的文革日子里

 北影大院:荒唐而残酷的文革日子里


--作者:白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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拆除前太平胡同北影大院宿舍


北京有着全国最多的军队总部、政务机关、科研院所、高等学校,这些大院从历史、地理和人口结构上重塑了北京的城市格局与气质,这里是北京大院人的心灵故乡。


有些时光,有些地方,终将与主义、理想无关,只因我们曾经走过,它便成了故乡。


位于北京市西城区新街口南大街东侧新太平胡同11号(史称太平胡同3号)大院的北影宿舍,曾居住过100多户北影厂及电影界其它单位的职工,还有过一个培育了大量电影界子弟的北影幼儿园。


记得1958年我随父母从长影迁居北京时第一次见到院子大门,门口的石头台阶与我的视线平行,颇显伟岸;其实它的高度不足一米,只不过当时4岁的我个子太小而已。我住进大院后的最初几年可谓幸福成长,其间有太多的温馨画面与我终生相伴。然而,1966年降临的文革风暴改变了一切。


风暴袭来


第一次冲击在19668月的一个夏夜,北影厂革委会派来程汉琨(电影《红色背篓》男主演)等人召集全院居民开大会。会前高唱革命歌曲,气氛诡异,与文革前历次居民大会不同,我产生了强烈的不祥之感。虽然当时已有各种政治传言,但刚满12岁的我却从未亲历过这种场面。


程汉琨会上宣布,太平胡同住着很多黑帮分子,以后要监视他们的言行并组织批判,亲属要和他们划清界限;黑帮名单计有:谢添(导演)及夫人杨雪明(演员)、陈怀恺(导演)及夫人刘彦弛(编辑)、桑夫(导演)及夫人赵莹(导演)、赵子岳(演员)及夫人张健(老干部)、池宁(美术师)及夫人徐清扬(干部)、魏荣(导演)及夫人孔召召(干部)、鲁军(编剧)、任颖(王大化烈士遗孀,编辑)、韩郯(演员)、陈晨(摄影师)、李莉(家母,幼儿园长)等人。


我当即像被打了闷棍,只觉得头晕眼花、天昏地暗。其实,当场宣布的黑帮分子一个也没到会,这个大会好像纯粹为了动员家属。但是,从前一直受到高度尊敬的大人们忽然变成了阶级敌人,我们这些受尽夸奖的好孩子忽然变成了受到歧视的狗崽子,这个打击实在太大了!我一时难以承受,虽然别的黑帮子女好像没有我这么害怕和痛苦。


紧接着,全场高呼革命口号:横扫一切牛鬼蛇神!散会后,有人路过我家窗口时高声议论说我父亲也不是好人(因他供职影协而不属于北影管辖故未直接波及)。父母闻听无言,却忐忑以目;我则一夜难眠。


翌日清晨,黑帮分子们穿上破旧的衣服出来打扫卫生。他们神情阴郁,忍辱负重,形同犯人。从我懂事起就形成的印象中,他们一直处于备受尊敬的位置,忽然间变成了被人鄙视的贱民,其中还有自己的母亲,这给我幼小的心灵造成了极大的刺激和创伤。如果说后来我的性格、心态有时扭曲的话,这慢性病则一定是从那一天开始的。


记得劳动中家母遭到申斥时意图反驳,邻居赵润波(马尔路导演之妻)猛使眼色让她忍耐,这同情的一瞥强烈慰籍和感动了我,使我刹那间明白了眼前的局面并非社会常态。


随后,抄家开始了!北影革委会派人把各家各户的书籍查抄出来,在大院中间堆成一座两米高的书山纵火焚烧,顿时烈焰蒸腾、红光灼人,整整烧了一昼夜。其后又陆续抄检出来的书籍则堆满了一间空房,最终成了大院少年们破窗而入的阅览室


我家的上千部藏书因我父亲对来人说由影协负责处理而幸免于难。所有黑帮家的门框上都被贴上了黑色对联。我们目睹了山西外调人员审讯赵子岳的情景,面对厉声呵斥,这位老革命艺术家不温不火,用他那忠厚、幽默的缓慢语调从容交待延安整风和晋绥根据地的陈年往事,让人大开眼界。


一天,四中红卫兵来抄陈怀恺家,因父母已关牛棚,遂令子女面壁而站,从小荣誉缠身的陈凯歌(陈怀恺之子)时年14岁,屈辱得泪流满面。后来,徐清扬不堪忍受悬梁自尽了,全院充满了恐怖气氛,她的子女则毕生遭受着心灵阴影的折磨。


一夜,王盟盟(任颖之子,新影厂长)率领十几个钢铁学院的老红卫兵来到大院,宣示不得迫害老干部。走后不久,北影革委会赶来几个人寻衅滋事,受到贾清娟(老干部,医生)之女的痛斥。他们不识时务地质问:你是什么人?身着旧军装的贾女响亮答道:人大附中红卫兵战士刘延梨!


当时老红卫兵很少,但却声势煊赫,只有干部子女有资格参加。北影来人面面相觑,不敢造次,灰溜溜跑掉。我们黑帮子女无不拍手称快!为了打击黑帮的气焰,北影革委会决定在大院召开一次批斗大会。获悉消息,父母为了使我免受刺激,送我到一亲戚家暂避。


在东城区干面胡同亲戚家避居时正值红八月高潮,我目睹了查抄戈宝权(翻译家)、凌子风(导演)等名人之家,目睹了许多地主、资本家、坏分子被挂牌游斗、殴打、剃阴阳头,目睹了王府井大街的破四旧、砸招牌、毁店铺、剁皮鞋、剪头发等暴行。很快,太平胡同革委会派人找到我亲戚家,令我回院闹革命


回来后,大串联开始了!大院的所有空房住满了全国各地来京的学生,大人们还要为外地学生准备每日饭菜,一律不收任何费用。


一天,新影干部陈光告诉我们,毛泽东要环城接见红卫兵。我和几个同伴马上徒步赶到了北太平庄,外地学生已经在马路两旁席地坐好,中间留出汽车通道。他们一遍又一遍地朗读《毛主席语录》、高唱歌曲、高呼口号,我们则站在他们后边焦急等待。


车队终于来了!欢呼声震耳欲聋。毛泽东站在新出产的212吉普车上,车子缓缓驶过,与我们相隔十米左右。毛泽东身穿绿军装,佩戴红卫兵袖章,挥动绿军帽,身材魁梧,面色黑红。


我感觉他向我看了一眼,目光犀利,那种神情并不是照片中常见的和蔼,用几十年后李银桥(卫士长)的一个词汇来形容最为准确:冷傲。


我们拼命高喊:毛主席万岁!身边声音更为响亮的是马骏(马尔路之子,演员),我从来没听他这么大声喊过。林彪站在第二辆车上,频频挥动《毛主席语录》,笑容可掬。我还看到坐在后面车上的刘少奇表情凝重。回家后,我为此写了长篇日记。


此时,院子里的大、中学生们早已去外地串联,我们小学生不被允许参加,无奈改为下乡劳动。一天傍晚,我和池小宁(池宁之子,摄影师)、吴京京(科影厂长吴纯一之子,制片主任)、刘平梨(贾清娟之子、石油部干部)、韩小京(会计师韩叔耀之子,北影财务处长)、李京(陈光之子,教师)一行六人,肩背行李,结队出发了。


我们刚出德胜门就饿了,在一家餐馆排队买粉肠,觉得太好吃了。天黑后,我们到达大屯公社大屯大队的大屯生产队,即现在高楼林立的天通苑一带,那时是一眼望不到边际的田野。父母们1964年曾在那四清,所以老乡对我们格外热情。


一位老大爷照顾我们食宿,每晚和我们住在一起,特别注意火炉,他总爱叨唠:可别中了煤毒!白天,我们和社员一起收割蔬菜并运进地窖储藏,当然少不了偷吃新鲜的胡萝卜和白菜心,味道清脆可口。好景不长,家长们终因放不下心而把我们都叫了回去。


十一以后形势变了!《红旗》杂志先后发表了111213期社论,主题是: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批资反路线),揪出坏人一小撮,保护干部一大片。中、低层干部们奔走相告,各种组织如雨后春笋般涌现。


贾清娟骑着自行车在北影厂区里围着囚禁张海默(剧作家)的楼房高喊:海默——干部解放了!你要坚持住!然而,海默已经被打死了。贾清娟和任颖每日来我家向我母亲传播新消息,她们都加入了北影的毛泽东主义公社,我父亲则参加了影协的求实战斗组


文艺界的派别与社会上不同


这里要澄清一个事实:北影厂乃至文艺界的派别及其观点与当时的社会正好相反。社会上的造反派是向十七年1949-1966年)和五十天1966年的五、六、七月)同时掌权的各级领导造反,社会上的保皇派是既保十七年、又保五十天。文艺界的造反派则是向五十天造反而保十七年,参加者多为干部、艺术家、知识分子等;文艺界的保皇派则是向十七年造反而保五十天,参加者多为工人--原因在于领导文艺界十七年的是周扬(文化部长),领导五十天的是肖望东(文化部代部长);领导北影厂十七年的是汪洋(厂长),领导五十天的是许里(党委书记)。北影厂的造反派叫毛泽东主义公社,保皇派叫毛泽东思想大学;后来公社改称红北影,大学改称新北影


整个文艺界的保皇派统称砸三旧派;造反派虽不明言,却在感情上与三旧(旧中宣部、旧文化部、旧北京市委)藕断丝连,其四大领袖则是彭、刘、叶、石:即北京电影学院的彭宁(彭绍辉之子,导演)、中央音乐学院的刘诗昆(叶剑英女婿,音乐家)、中央戏剧学院的叶向真(叶剑英之女,导演)和北京电影制片厂的石冼(石羽之子,演员)。


乱世中的北影大院子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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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影厂大院子弟,她们的父辈都是中国著名的电影人


当年的批资反路线曾是多么地激动人心啊!一度被打成黑帮的大批中、低层干部暂时被解放了,加入了群众组织,开始参与文革;而他们的子女则暂时摆脱了狗崽子的身份,与其他青少年平等了。所以当时我们流着眼泪、由衷地唱起一首歌:抬头望见北斗星,心中想念毛泽东……”


很快,我和池小宁、桑强(桑夫之子,摄影师)等人组成了追穷寇战斗组,我妹妹白虹和池小青(池宁之女,画家)等人组成了小红军战斗组,谢绵绵(谢添之女)和桑鲜鲜(桑夫之女)组成了全无敌战斗组。我们三个战斗组联合行动,在大院和北影厂贴出了大字标语:程汉琨必须回太平胡同做深刻检查!还有许多大字报(不过我们始终没找到程汉琨本人);我们在北影厂,与赶来支持毛泽东思想大学的清华大学小学生战斗组的大学生们辩论;我们在街头散发传单、张贴标语、销售《红北影》报纸--内容都是宣传我们这一派观点的;我还一个人夜间提着浆糊桶,沿街张贴传单、标语和报纸。


某夜,我在北海北门贴传单时看到一群人贴大标语,落款是五一六兵团,不久他们就被作为反动组织取缔了。我们多次列席了在北影大食堂召开的毛泽东主义公社全体大会。会前照例由秦志钰(演员)指挥唱歌,她时年二十五岁,身穿红毛衣,清秀干练,英姿飒爽;后来我曾随母亲参加了她和石冼的婚礼。


一次批斗许里时,当史大同(史东山导演之女,编辑)揭露革委会曾把大多数干部内定为右派或中右时,全场群情激愤,尤其是带领大家喊口号的邢荣(美术)激情澎湃。这时,北京电影学院的十几个女生冲进会场,要求立即散会,但被人多势众的北影公社赶了出去。


会后,于洋、于萍等演员登台表演了文艺节目,最受欢迎的节目是诗朗诵《造反派的脾气》,整场演出由我们大院的小美女龙莉(龙大夫之女)报幕。


某日,公社的几十人被大学召集来的几百名北京革命造反者兵团包围在北影玻璃大楼内,几乎发生武斗,家母也深陷其中。第二天家属赶去时,与革造对立的北京红色造反者兵团的上千人已经解救出他们,结果有惊无险。


那些年,孩子们与家长属于同一派别,打派仗同喜同悲同战斗,我则整天为公社激动万分。一次,我钻进了北影遵义兵团(第三派)几十人的辩论会场,因为个子不高,遂站到椅子上与大人们辩论;忽然没站稳,我仰面朝天摔到地上;全场立即噤声,全都转头看我,继而把我哄将出去。


然而,当时的我们毕竟是童心未泯的孩子,所以更多的时间还是结伴游戏。刚一听说停课闹革命、无限期放假的消息,我们欢呼雀跃,高喊:李雪峰(时任北京市委书记)万岁!几年间,我们游泳、滑冰、田间捕蛙、果园偷桃、城墙嬉戏、买月票乘车兜风、骑自行车横行街巷……


印象最深的是陈凯歌、田壮壮等中学生接管了什刹海业余体校和游泳场,我们这些小学生负责监视游泳池的治安状况;一旦发现有恋爱中的青年男女迅即报告中学生,他们便把男青年拖到室内教训。看到那些男青年挨打,我们心里也不是滋味,但马上又用打流氓没错道理说服自己,那时许多青少年的变态心理就是这样形成的。


我们有时也怀念文革前,便设法找来老唱片偷听,《天鹅湖》等古典音乐把我们带入远离现实的美妙仙境,但同时我们又得常常告诫自己那种美妙的境界其实是罪恶的禁区,于是我们从小就有了某种轻度的精神分裂和人格分裂。


再后来,北影厂进驻了军代表(8341政委狄福才),派别斗争逐渐结束,开始清理阶级队伍、清查“516分子一打三反和筹拍样板戏电影。


北影宿舍的大孩子们陆续上山下乡,其中韩小顺(韩郯之子)在陕北延安坠崖身亡。我们这些小学生则进入了中学……



转自《西安秦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