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3月3日 星期日

埃及“一·二五革命”信息瀑布（一）

周明曾向红;
  • 1：中共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所
摘要：
本文尝试回答两个问题:如何解释埃及"一·二五革命"突如其来的爆发?Facebook等虚拟社交网络在"一·二五革命"中扮演了一种什么样的角色?通过考察发现,埃及"一·二五革命"中出现了信息瀑布,它让那些原本对政府心存不满但不愿冒险参与社会抗议活动的民众敢于表达自己反政府的私有偏好。在这一过程中,通过率先发起抗议活动,Facebook等虚拟社交网络用户启动了信息瀑布的形成过程。也就是说,虚拟社交网络的动员作用主要体现在"革命"初期,但"革命"后期已经超越了网络动员的层次。因此,将埃及"一·二五革命"塑造为一场"Facebook革命"是不恰当的。

关键词：埃及“一·二五革命”信息瀑布，虚拟社交网络“脸谱革命”
基金项目: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社会运动理论视角下的西亚北非政治剧变及其启示研究”(项目批准号:11YJCGJW022)的阶段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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埃及“一·二五革命”中的信息瀑布与虚拟社交网络



 　　2010年底以来，中东北非地区发生了一场被称为“阿拉伯之春”(ArabSpring)的政治剧变。“阿拉伯之春”的出现及其带来的国际影响，引发了国内外学术界的浓厚研究兴趣，涌现了不少的研究成果。不过现有成果大多停留在描述的层次上，很少运用相关理论来研究具体的问题。本文尝试从理论层面来回答这样两个问题：首先，为什么在“阿拉伯之春”发生之前没人预测到其出现，用著名社会；运[1]动理论家杰夫·戈德温的话来说，“我们为什么(又一次)被阿拉伯之春所震惊”其次，Facebook、Twitter、博客等虚拟社交网络或新社会媒体网络在其中扮演了什么角色，它们是“革命”成败的决定性因素吗？[2]这两个问题具有内在的联系。鉴于埃及“一·二五革命”在“阿拉伯之春”中的重要性，以及国内外关于“一·二五革命”的研究成果最为丰富，我们将以埃及“一·二五革命”为例来说明这两个问题。[3] 
　　 
　　一、问题的提出 
　　 
　　“阿拉伯之春”的产生是研究者与国际媒体远未预料到的。在“阿拉伯之春”发生以前，国际问题研究者——尤其是中东问题研究专家——致认为，相对于其他地区先后被民主化浪潮所波及，包括中东北非在内的阿拉伯地区至少能保持相当长时期的稳定。为了解释这种“伊斯兰例外主义”，学术界提出了“文化特殊主义”、社会结构研究、制度制约、战略计算、政治经济学、政治文化、历史主义分析等一系列研究路径。[4]有的研究者甚至指出了阻止埃及等阿拉伯国家出现大规模抗议活动的具体障碍。

 如马里诺·迪安尼根据社会运动理论的三种主流范式——政治过程模型、资源动员理论与架构视角，[5]提炼出了对应于这三种范式的不利于中东地区发生社会运动的三类不利条件。[6]这三类不利条件分别是：(1)对应于政治过程模式的政治机会结构不利于社会运动的出现。这主要是因为政府对社会抗议活动的高压态势给社会运动参与者带来了高额成本，不仅威慑人们不敢采取一般性的抗议活动，而且严重压缩了人们为协调进行社会运动所必需的公开话语和公开沟通空间。(2)对应于资源动员理论的动员资源不利于社会运动的出现，它主要体现在反政府力量的内部分裂上。

这种分裂不仅仅体现在左派力量与伊斯兰势力之间，[7]而且还出现在部落、部族、各派政治势力内部。反政府力量之间的分裂，使得即使出现了社会运动也很难取得成功。(3)对应于“架构视角”的架构很难凝聚起反政府力量和普罗大众参与社会运动的热情。长期以来，中东地区的社会运动主要围绕伊斯兰信仰进行动员，很少注意将它们与“民主”、“人权”、“自由”等话语联系起来，喊出的口号主要是“伊斯兰就是解决方案”，基于此出现的社会运动也被称为“伊斯兰行动主义”(Islamic Activism)。[8]不仅如此，各种反政府力量还围绕架构主导权展开激烈的争斗，严重的内耗削弱了这些社会运动的号召力及其内部团结。这些不利于中东地区出现社会运动的一般性条件的存在，让人很容易忽视有助于“阿拉伯之春”出现的各种深层因素。 

 　　不难理解，当“阿拉伯之春”出现时，人们的典型反应是错愕与震惊。马里昂·迪克森形象地指出：“对于阿拉伯地区出现的事件，绝大多数西方观察家和该地区人们持震惊与疑惑的态度。”甚至在突尼斯“革命”发生以后，西方学术界和主流媒体仍然认为埃及不会发生突尼斯一样的社会抗议浪潮，因为“埃及人的特征就是容易相处、温顺和逆来顺受的”。[9]即使抗议者们也未预料到“革命”能动员起超过100万人的抗议规模并取得成功。因此，“阿拉伯之春”产生之后，学术界、政界、西方情报界等均未能预测到其发生，已是人们的共识。[10]在此背景下，西方中东问题专家开始反思他们的研究为什么未能对“阿拉伯之春”的发生予以准确的预测。[11]本文将以埃及“一·二五革命”为例来回答以下两个问题：首先，在外部观察家、埃及政府与抗议者们都未准备好面对一场大规模社会抗议的情况下，如何解释“一·二五革命”的突然爆发？与此相关的另一个问题是：Facebook等虚拟社交网络在“一·二五革命”中到底扮演了一种什么样的角色，其与“一·二五革命”的突发性有没有关系？本文尝试通过借鉴社会运动理论来回答上述两个主要问题。 
　　 
　　二、埃及“一·二五革命”的突发性：信息瀑布的形成及其运作机制 
　　 
　　克服迪安尼所列举的在中东地区进行社会运动的三个方面的障碍，是埃及“一·二五革命”能够出现和取得成功的前提条件。就政治机会结构而言，2011年埃及面临的政治形势，如物价高涨、人们生活水平普遍下降、年轻人居高不下的失业率造成的民怨，同一领导人的长期执政、警察与安全机构执法过程中的横行无忌与滥用职权、统治阶层的贪污腐化与裙带关系带来的政府合法性危机等内部因素，以及美国向穆巴拉克政府施加的改革压力、突尼斯“茉莉花革命”带来的示范效应等外部因素，都对“一·二五革命”的出现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12]就动员资源而言，网民们在虚拟社交网络表达怨恨、进行信息交流与沟通，而且最早走上街头进行抗议，进而吸引了政治反对派和劳工们的参与。更重要的是，反政府力量有效克服了彼此间的分裂，体现了较大的动员能力。就架构建构而言，社会运动的领导者与参与者都明确将运动的诉求集中在要求穆巴拉克下台这一问题上，响亮地喊出了“下台、下台”的口号。

尽管抗议者们在“一·二五革命”中也提出了别的政治诉求，如呼吁出台新的宪法、解散国家民主党、审判穆巴拉克及其下属等，但“下台”无疑是抗议者发出的最明确的政治信息和压倒性的呼声。[13]也就是说，“下台”构成了“一·二五革命”的“主架构”(main frame)。[14]架构的集中，避免了反政府力量与抗议群众在意识形态上的斗争。从社会运动理论的角度来看“一·二五革命”，可以发现埃及政治机会结构的变化、运动中抗议者有效克服了彼此间的分裂、社会运动参与者就运动目标达成了基本共识，共同促发了“一·二五革命”的出现与成功。[15]不过这些因素仍无法解释“一·二五革命”为什么会突然出现这一问题。

为了解释苏联解体、南斯拉夫分裂等突发事件，学术界提供了一种富有解释力的分析框架——“信息瀑布”(informational cascades)模型。[16]“信息瀑布”是指“当某个人在观察到他之前许多人的行为后，不管自身的信息而追随那些人的行为、且这种追随是最优选择的时候，就意味着出现了信息瀑布”。[17]在信息瀑布的形成过程中，信息的获得极为关键，而这种信息是指其他行为体是否参与社会运动的偏好。在“信息瀑布”形成之前，观察者往往察觉不到社会运动潜在参与者的偏好，而他们明确表达或通过行为得以体现的信息可能是不真实的。也就是说，行为体的真实偏好是“私有偏好”，而通过行为或声明表达出来、外人无法判断真伪的偏好是“公开偏好”。

在高压环境下，私有偏好与公开偏好往往不一致。这种现象，被蒂穆尔·库兰称为“偏好伪装”。[18]而当行为体得知其他人参与社会运动的偏好信息或直接观察到他们的集体行为后，原本不敢或不愿参与社会运动的行为体有可能改变自己的偏好，尾随这些人参与或协商进行社会运动，从而实现社会运动规模的急剧扩大。这是因为动员人数的增多，使个人参与骚乱的成本降低，从而有助于潜在参与者跨越参与集体行为的“门槛”，[19]进而激励更多的潜在参与者转化为实际参与者。值得指出的是，与勒庞所说的由非理性行为体组成的“乌合之众”[20]不同，尽管“瀑布应”或“门槛”效应也体现出了社会运动参加者的从众心理，但它仍是理性的。简而言之，“信息瀑布”通过两种运作机制让那些突发性的重大社会运动变得可以理解：一是打破了信息霸权对信息的掌控，让自下而上的信息流通、传播、扩散变得可能；二是社会运动组织可以让社会运动的潜在参与者跨越参与社会运动的门槛，从而实现更高程度的动员。[21]这两种机制带来了一种结果，那就是通过信息的流通，不仅让那些本来就享有共同偏好的行为体汇聚在一起，而且还改变了那些社会运动潜在参与者的偏好，让他们走出沉默，通过话语或行动表达诉求。[22] 

 　　“一·二五革命”中出现了“信息瀑布”。《卫报》2011年2月12日的报道对埃及“一·二五革命”的动员过程作了比较精炼的概括：“归根结底，穆巴拉克政府垮台的主要原因是经济方面、而不是政治方面的。最先掀起抗议的年轻、世俗、都市的中产阶级积极分子本身不足以制造一场革命；然而当大批入不敷出的贫穷工人、失业与遭到政府排斥的大军加入到抗议人潮中，然后再促成穆斯林兄弟会的参与，最终也是决定性的——普通军人替下了警察，而且拒绝遵守镇压抗议者的命令，革命也就瓜熟蒂落了。”[23]这一过程与苏珊·劳曼对“信息瀑布”形成机制——“形式化的信号模型”(formal signal ingmodel)所做的描述相吻合。

劳曼强调的不是传统信息瀑布模型所重视的社会运动参与者数量本身，而是群众对于参与社会运动的预期累计人数与实际参与人数之间出入的观察。劳曼区分了四类人群，一类是“坚定的反现状分子”，即使面临高额的参与成本也会参加的那些人群；一类是“温和的行动主义者”，他们依据自己对政府态度的私有信息来采取政治行动；一类是“冷漠的温和分子”，这类人群支持政治变革但不会主动掀起政治抗议活动；最后一类就是“坚定的现政府支持者”，他们出于各种考虑不希望政府垮台，更不会参与反政府的社会运动。[24]在“信息瀑布”形成过程中，最关键的人群不是“坚定的反现状分子”而是“温和的行动主义者”，因为前者相对于一个国家的人口来说只能是少数，而“温和的行动主义者”因为没有强烈的政治动机，所以这类人群是否参与社会运动往往影响到社会运动的成败。

当社会运动由一群温和行动主义者而非坚定的反现状分子发起，而且吸引了超乎人们意料之外的众多行为体参加时，将对社会舆论和人们参与社会运动的偏好产生显著的影响。[25]在“一·二五革命”中，首先发起抗议活动的并非穆斯林兄弟会、埃及国民党与阿曼·努尔领导的明日党(Al Ghad)等政治倾向明显的反政府力量，而是“年轻、世俗、都市的中产阶级积极分子”等温和的行动主义分子，他们比穆斯林兄弟会等坚定的反政府力量更有利于吸引其他社会阶层的埃及民众参加“革命”，这是“一·二五革命”出现信息瀑布的重要前提。 

 　　问题在于形成“信息瀑布”的“信息”即社会抗议潜在参与者的私有偏好如何才能揭示出来？在受到“阿拉伯之春”波及国家的集权主义环境下，人们即使持有反政府或对政府不满的私有偏好，但因为担心这种偏好一旦公开会遭到迫害或压制，所以才会通过言辞或行动掩饰这种私有偏好，而表现出拥护政府的公开偏好。这种偏好伪装的现象是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和中东地区国家在相当长时间里维持了一种虚假社会稳定的重要机制。[26]在“信息瀑布”研究者看来，私有偏好往往是通过观察其他行为体的抗议行为而得以揭示的，所谓“行动比言辞的声音更大”。[27]当原本处于温顺状态的行为体奋起反抗政府时，对政府统治同样具有负面感受的其他行为体会产生共鸣，在一定条件下会参与到反政府的抗议活动中去。[28]除了观察其他行为体的抗议行为，大众私有偏好的获得还有其他的渠道，如小圈子的信息共享、社会网络中信息的流通、通过对其他行为体社会困难的感同身受等等。


“信息瀑布”研究者对社会网络揭示私有偏好作用的强调，与创新技术扩散和信息经济学的最新研究成果相符合，这些成果认为“口口相传的学习过程能够显著地影响技术扩散进程。通过运用计算机和其他沟通网络，信息产业投资者能极大地加速常规学习进程”。[29]社会网络，无论是人际社会网络还是虚拟社交网络，都属于典型的口口相传的信息传递机制。由此可见，在信息瀑布形成过程中，无论是“行动”还是“言辞”，都是极为重要的信息形成、流通和揭示的渠道。这两种主要的信息流通渠道，在埃及社会抗议活动中均发挥了重要作用。

就“行动”而言，2000年至2010年间，埃及发生了一系列的社会抗议活动，其中规模较大者就包括2005年一直持续到2007年的“受够了”运动，2005年的反对政府冷漠对待苏丹难民的抗议活动和法官抗议活动，2006年的反对警察迫害面包车司机艾穆德·埃尔—卡比尔(Emad El-Kebir)和反对性侵犯的抗议活动，2008年与2009年的“四·六”大罢工、2010年反安全机构迫害哈利德·赛义德的抗议。[30]这些社会抗议活动尽管没有实现迫使政府改组和垮台的目标，但让民众意识到埃及民间反政府情绪的存在情况。至于“言辞”，埃及有三种社会网络在社会运动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它们分别是反政府力量联盟、反政府力量联盟的社会支持网络以及由博客、Facebook、Twitter、Myspace等社交网站构成的虚拟社交网络。这些社会网络的功能在于：既能招募人员，还能通过“信息瀑布”改变行为者的私人偏好，它们都有助于社会运动中信息瀑布的形成。接下来我们集中研究虚拟社交网络在“一·二五革命”信息瀑布形成中的具体作用。[31] 
　　 
　　三、虚拟社交网络在埃及“一·二五革命”信息瀑布形成中的作用 
　　 
　　虚拟社交网络在社会动员与政治参与中的作用日益受到人们的关注。虚拟社交网络是指博客、Facebook、Twitter、Myspace、Flickr、MSN、LinkedIn等通过网络进行信息交流和共享的平台。这些网络平台本身具有即时性、进入门槛低、使用便捷、费用低廉或免费、多对多、可参与互动、跨越国界等特征。从技术来看，虚拟社交网络作为一种中性的技术工具，不是富人阶层的专利，而是一种以水平为特征的自我表达或互相交流的媒体，它为每个参与者提供的机会与限制是均等的。相对于传统社会网络，作为“替代性沟通网络”的虚拟社交网络“并非一种有机组织的结构，没有一位核心领导或决策者，没有一个中央指挥或等级制。所有人都是网络，所有人都在诉说和倾听”。[32]虚拟社交网络发挥作用的相关机制包括：提供和分享信息，记录不公平的社会事件激发人们的愤怒情绪，就动员事件进行沟通，在网络上就抗议方式、时间、地点、口号等进行协商，降低动员与抗议的风险，突破政府对信息的封锁，等等。

根据戴维·法里斯的研究，虚拟社交网络能影响到促使社会运动形成的几个核心机制：通过降低交易成本和快速传播信息，影响到社会运动领导者对动员资源的估算；通过对相关含义和象征的传播，有助于社会运动领导者、支持者、潜在参与者就运动的意义达成共识；扩大社会支持网络，强化强度不够的联系纽带，有助于激励潜在的社会运动参与者重新权衡举行社会抗议的可行性、成功的可能性。[33]不仅如此，虚拟社交网站有助于在社交网络用户之间形成以团结和信任为特征的社会资本。这些社会资本既维持了处于不同社会位置的人们之间的弱关系——如分享信息、提供相关生活机遇，同样有助于增强那些为网民们提供情感支持并维持彼此间团结的强关系，如维系原本可能因为距离等原因而产生疏远的社会关系。[34]更重要的是，用户的发帖或转帖有助于信息的扩散，从而在虚拟网络空间中组织和协调抗议活动，并有可能形成信息瀑布。[35]据此，研究者们认为，无论是在威权主义国家还是在民主国家中，虚拟社交网络都能形成相对独立的公共空间，具有重要的民主化效应。[36] 

 　　然而，虚拟社交网络在2011年之前埃及社会运动中的作用并不令人乐观。不可否认，在埃及这样的威权主义国家中，虚拟社交网络对于社会运动组织者和参加者的确具有重要的赋权效应。[37]比如在兴起于2004年一直持续到2007年的埃及“受够了”运动期间，通过博客这种当时主要的虚拟社交网络(Facebook出现于2004年、Twitter出现于2006年)，“受够了”运动成功地组织了多次抗议活动，并引起了西方媒体的关注。[38]这种通过虚拟社交网络进行动员的“网上动员”(cyber activism)方式，极大地放大了“受够了”运动的力量。[39]而当Facebook、Twitter等新的虚拟社交网络出现以后，虚拟社交网络在埃及社会运动中发挥的作用就更为重要了，如利用这些新出现的虚拟社交网络，埃及的民权主义分子和反政府力量不仅开创了新的政治议程，而且通过与报纸、电视等传统媒体形成合作关系，有效地促进了信息更深入、更广泛的传播，也产生了更大的政治影响。[40]其中比较典型的是2008年埃及发生的“四·六”大罢工。

为了对埃及马哈拉(mahallael-Kubra)工业城国有纺织厂纺织工人的罢工活动进行声援，埃及的博主们与Facebook、Twitter等社交网站用户们积极在网络上进行政治动员，宣布要在埃及举行全国范围的大罢工，以抗议飙升的物价和官方虚假的经济统计数据。自2009年3月Facebook用户创建声援纺织工人的Facebook群以后，不到两个星期该群就吸引了7万Facebook用户，而当时埃及的Facebook用户总共才79万。这些Facebook用户也被称为“Facebook党”或“四·六青年运动”。[41]尽管“四·六青年运动”的确组织了一些实际的抗议活动，并通过与一些传统媒体的结盟吸引了埃及国内与国外媒体的广泛关注，然而，该运动却以失败告终。正如一份报告对其表现所做的评论：“Facebook可以把成千上万的上线同情者联合起来，但一旦下线却无法将他们组织起来。在召集民众方面，Facebook是一种有用的沟通工具，但是把民众召集起来之后去做什么呢？四·六运动的领导者并不知道这个问题的答案。”[42]事实上，在2000年至2010年间，埃及各种社会抗议活动都或多或少地借用了虚拟社交网络的动员作用，然而这些社会运动并未产生“信息瀑布”，这实际上反映了虚拟社交网络在社会抗议活动中的作用是有限的。[43] 

 　　然而，在“一·二五革命”中，埃及的Facebook、Twitter用户却再次动员起来，而且“革命”还取得了成功。那么，“一·二五革命”中的信息瀑布是虚拟社交网络带来的吗？毫无疑问，虚拟社交网络在“一·二五革命”中的确发挥了重要的动员作用：它通过首先组织自发的抗议活动，揭示和激发了埃及民众表达自己反对穆巴拉克统治的私有偏好。21世纪以来，埃及曾经发生过多次社会抗议活动，而且2005年之后的抗议活动越来越具有政治性，越来越以推进埃及的政治改革为目标。如“受够了”运动的兴起，显然有助于展示埃及民众反对穆巴拉克政府的私有偏好，其他社会运动同样具有这样的功能。

然而，在“一·二五革命”产生之前，人们并不清楚这种私有偏好的广泛性及其具体分布。诚如美国国会在“一·二五革命”后发布的一份研究报告指出的：“许多埃及人，无论是青年人还是老年人，无论是受过教育者还是文盲，无论是城市居民还是农村居民，无论是世俗人口还是宗教信徒，都对家族继承持普遍的反对态度。然而，直到2011年1月，几乎没有什么渠道去验证这种反对的程度，或者去评估积极分子抗议穆巴拉克政府的意愿，以及这种反对是否会出现。现在一切都清楚了。许多埃及人都希望穆巴拉克辞职，希望他的儿子不要继承权力。”[44]也就是说，在“一·二五革命”之前，埃及民众反穆巴拉克政府的私有信息的具体分布并未得到揭示，因此各类社会抗议活动也未能形成信息瀑布。 

 　　Facebook用户在“一·二五革命”中率先发起的社会抗议活动，启动了“信息瀑布”的形成过程。这一过程，可以通过Facebook、Twitter等虚拟社交网络在“一·二五革命”前后扮演的角色展示出来。埃及“一·二五革命”毫无疑问受到了突尼斯“革命”成功的激励，但事实上它早在2010年就启动了动员过程，其中作用最突出的是两个基于Facebook网络的群体——“四·六青年运动”与“我们都是哈利德·赛义德”群体。2010年，“四·六青年运动”从2009年6月伊朗总统选举后Twitter用户通过虚拟社交网络进行抗议活动的经历中受到启发，曾计划围绕2010年11月埃及议会选举展开抗议活动。

尽管该组织在社会抗议方式方面进行了一系列革新——如从伊朗抗议者那里学习如何避免网络服务器遭政府禁止的经验，如何在骚动的环境中使用各种新的媒体工具快速、准确地报道抗议事件，向抗议者传授如何躲避警察追捕和殴打的技巧等，然而，“四·六青年运动”组织的这次抗议活动是以小规模和零零星星为特征的，并未吸引许多埃及人参加。[45]“我们都是哈利德·赛义德”Facebook群体是2010年才出现的。2010年6月6日，一名叫哈利德·赛义德(Khaled Said)的埃及青年摊贩在亚历山大港的一家网吧外遭到两名便衣警察殴打致死。警察部门宣称赛义德携带毒品，在他们对其进行搜查时自杀身亡。赛义德死后五天即2010年6月11日，谷歌公司北非与中东执行官瓦伊勒·加尼姆(WaelGhonim)用Elshaheed(即“我们都是赛义德”)的名字申请了一个Facebook账号。至2010年6月中旬，已有13万网民点击了该网站；到6月底，该网页已有50万的点击率。[46]埃及警察与安全机构滥用暴力的事件时有发生，但“赛义德事件”的相关视频被上传到Facebook后，随即引起了网民们的广泛关注和热烈讨论，构成了“一·二五革命”爆发的“远程”导火线。 

 　　利用“赛义德事件”，“我们都是哈利德·赛义德”Facebook群与“四·六青年运动”启动了“一·二五革命”的信息瀑布形成过程。加尼姆通过在“我们都是哈利德·赛义德”Facebook网页上不断上传与此事件相关的照片、视频、新闻，而且构建出富有情感煽动性、互动方式良好但又不具备明显政治性的页面，吸引了广泛的Facebook用户的关注。尽管为了敦促埃及政府正确地处理这一事件以及扭转埃及警察滥用暴力的现象，Facebook用户也组织了一些抗议活动，但这些抗议活动并未产生显而易见的影响。然而当突尼斯“革命”于2011年1月14日取得成功后，这些都发生了改变。为了复制突尼斯“革命”成功的经验，加尼姆向“我们都是哈利德·赛义德”Facebook用户的35万名粉丝发出于1月25日在埃及进行抗议活动的邀请。之所以选择1月25日，是因为这一天是埃及的“警察日”，其寓意是指出穆巴拉克政府的腐败和警察、安全机构的滥用暴力。

对于这一倡议，粉丝们可以选择点击“会”、“不会”、“也许会”这三个选项。结果，三天之后，共有5万名粉丝点击了“会”。[47]面对这一数字，加尼姆等人只表示谨慎的乐观，因为按照埃及以往社会抗议运动的规模，很少有超过数万人参与的社会运动。而且，对于选择“会”参与1月25日抗议的Facebook用户是否真的会走上街头，加尼姆等人并无把握，他们预计参与人数会在5000人至7000人之间。[48]尽管之前协调者们宣称1月25日将在埃及内务部大楼前集结，但这只不过是他们哄骗严阵以待的警察们所使用的一个花招。

实际上，通过Facebook与Twitter等网站，一系列新的抗议集结地点已经通知到潜在参与者那里。[49]1月25日这一天，在没有政治组织直接组织和领导的情况下，“我们都是哈利德·赛义德”Facebook用户与“四·六青年运动”的成员开始走上开罗街头进行抗议，加尼姆也从其迪拜家中飞往开罗。当天大约有2万左右的民众参与了抗议活动。[50]受到这一抗议规模的鼓舞，25日之后的抗议人数持续增多，到1月28日，抗议人数达到约10万之众。参与人群除了虚拟社交网络用户——“我们都是哈利德·赛义德”Facebook用户与“四·六青年运动”，另外还有四支反对派力量参与到抗议活动中来：已经与穆斯林兄弟会分道扬镳的“穆斯林兄弟会青年团”。（待续）

 埃及“一·二五革命”中的信息瀑布（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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