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2月26日 星期五
曾吁重启“上山下乡” 北大教授被曝已将子女送出国
北京大学教授于鸿君曾发文呼吁当局重启“上山下乡”，最近却被发现已悄悄将子女送往美澳读书。
北大光华管理学院金融系教授、博导于鸿君曾在2018年7月发表题为《北大教授：建议国家启动“新时期上山下乡工程》的文章，呼吁当局选招200万大学生到农村任教师、医护、农业技术员、公共服务人员和“村官”，也可以安排到农业产业化企业中；每人同时联系一户村民，帮助其脱贫致富；每批期限可安排2年，期满可以返回重新参加毕业分配。
这篇文章一度在国内网络上刷屏。有网友绝妙回复说”“热烈欢迎于教授的孩子来大西北”。
不过前日（2月24日）网易用户“峰悦文摘”发文透露，于鸿君的儿子在澳大利亚读书，女儿则被送到波士顿进修，都不在大西北。
刚在几天前怒怼胡锡进的大陆知名时评人王亚军在推特评价说：“全家都拿到外籍，回国鼓吹战争，把儿女送出国门，回国号召参军，北大这位于教授，女儿在美国‘上山’，儿子在澳洲‘下乡’。由此可见，不离开中国大陆，就不配爱国！”
王亚军同时还以照片形式罗列一批这类中共学者、教授，至少19人，包括“局座”张召忠、“带货专家”钟南山、央视主持白岩松等等。
“反美教授”陈平当然也被列入。在复旦大学任职的陈平日前自曝住在美国德州首府奥斯汀的高科技区。美媒更调查发现，陈平在美国生活已有三十多年，被讥讽为“反美是工作，赴美是生活”的典型代表，虽然明知道中国与美国之间的差距，但是为博取中共青睐，却在中国国内长期发表反美言论。
这份名单也包括官方喉舌《环球时报》总编胡锡进。
胡锡进前段时间曾在微博打了鸡血一般呼吁中印开战，称4名阵亡士兵是男人的榜样：“不想打仗就滚！……男人就该像他们这样去活，这样去死。”
王亚军当时发推文，劝胡锡进把私生子送上战场：“胡锡进老师说得激情四射斗志昂扬，我坚决支持胡锡进老师的倡议，也表个态，如果胡锡进儿子从国外毕业后上战场，我捐三个月工资！如果金灿荣儿子从加拿大回来去前线，我捐五个月工资，如果陈平、李毅的儿子从美国回来去边疆，我捐八个月工资，如果张维为的儿子从国外毕业后去当兵，我捐一年工资！”
网友们议论说：“宦官大行其道的为它们的主子鼓吹抬轿的时候，也是一个朝代灭亡的征兆。”“作恶无需成本，无需付出代价，甚至还可以获得主子的赏赐，它们当然就无所顾忌了。”
生三胎？东北大姐怒怼中共：能不能换一代人霍霍？
近日，东北大姐怒怼中共提出让东北人多生育政策的视频在网上热传。上周四，中共卫健委建议率先在东北地区全面放开人口生育限制，以解决中国的人口出生率直线下降的问题。东北大姐直言：能不能换一代人霍霍？
生三胎？东北大姐怒怼中共：能不能换一代人霍霍？（视频）
下面是东北大姐视频中怒怼中共政策的全文：“这几天我们东北是不是又成热门话题了。专家不是说我们要三胎吗？说我们东北的人口负增长了，我就想知道你能不能换一代人霍霍。
我们小时候告诉我们，只生一个好。是，现在都成独生子女了，家家一个。等我们长大了，告诉我们生三胎。一个我都不知道咋养活呢，还让我们生三胎。
真有意思，你是给我分房子分钱了，还是分车了，还是分单位了，生三胎呀！我啥生啊？我生，别着连生的功能都没有了。上面四个老的，你再让我整三个嗷嗷待哺的孩子？你直接整死我得了，你。能不能换一代人坑？啥都要八零后、九零后。
哎呦我的天呐！你生吧！对，你生吧！你们专家有钱，能生得起，基因还好。什么玩意？越说越生气。”
网友的评论：
“那是因为东北人最听话，继承了中华文化里君王们最喜欢的那部分传统。”
“东北人口流失的主要原因是开放程度太低！“投资不过山海关”成了东北的名片！其实都知道，即使东北全面开放生育，也只会海南人口增长，与东北无关！”
“还是回到满洲国，让日本人来管理一段时间吧，看看还会不会出现闯关东的现象。”
“共产党就是一代一代的霍霍人。”
“没有别的00后，10后可坑了… 哎”
“哪代人不被霍霍？”
康正果：毛泽东和歹托邦：乱与暴的反噬（上）
一
歹托邦（dystopia）是乌托邦的反义词，希腊语的字面意思是“不好的地方”。与理想中那种完美的境域完全相反，歹托邦乃指极端恶劣的社会形态。西方作家创作了很多有关歹托邦的虚构作品，多是描绘反人性的极权政府和高科技畸形发展所导致的生态灾难。此类作品的故事背景多设定在未来，旨在警示世人关注现实世界中有关社会制度、环境保护、道德伦理和科学技术方面的问题。1868年，约翰·密尔（John S. Mill）在英国下议院发表演讲时首次使用了“歹托邦”一词，他指责政府的爱尔兰土地政策说，“把它称作乌托邦也许过于褒奖，我看称其为歹托邦才恰如其分。我们常用乌托邦指称某些太美好而难以实现的事情，但这个现行的政策实在不好，它根本是行不通的。”1
我在本文开始即援引密尔这个正名性的措词，首先是要纠正某些反思文革言论中的人云亦云之谈。毛泽东发动文革至今已五十年之久，他本人的劣迹举世有目共睹，所推行的暴政为害至今，但还是有不少人习惯用“乌托邦”或“理想”这类字眼强调毛泽东发动文革的动机。他们常说，毛强调走社会主义道路，是为了打击官僚，消除特权，实现社会公平。还说毛建立制度的出发点是“善”，只因推行强制性的政策来实现虚幻的“善”，最终酿成了空前的“恶”。2 因此仍坚持认为，毛是好心办了坏事，包括他那些美好的动机，仍可作为正面的文革遗产予以继承和发扬。
毛发动文革的动机是否美好，他的理想是否可嘉，容我缓后详析。他发动文革，制造了一系列闹剧兼惨剧，把国民经济破坏到崩溃的边缘，则是不容否认的事实。实证法告诉我们，目的即使正义，也难以证明手段正当，只有手段正当，才有可能保证目的正义。从毛泽东当年阅读泡尔生《伦理学原理》所写的上万字批语即可看出，他年轻时便无视这个实证法的道理。比如他那句“我是极高之人，又是极卑之人”的牛话，便给他一生的意向和作为作了精确的自我定位。他的卑首先卑在早年备受父亲压抑，耽误了学业，直到十七岁才入读新式高小。随后到长沙换了很多学校，才落脚到省立师范。无论是旧学还是新学，他的基础知识都不够充实。
若论他早年的知识结构，大体上可归结为通过泛览报刊，吸收了当时在某些读书人圈子内传播的杂乱思潮。做“极高之人”的志向滋长了他好高鹜远的心态，比如在写给黎锦熙的一封长信中，毛即以“大气量人”自诩，大发他改造国民思想的空疏高论。他把当时社会改良过程中出现的议会、宪法、内阁、军事、实业、教育等新生事物统统贬低为“细枝末节”，而对育婴、修桥、补路等传统习俗所奉行的公德，以及孝友睦邻的规范，一律视为愚人的盲目行动。他期待找到某种终极真理，满以为掌握了此万能钥匙，即可重组社会，改造人心，打造出他所理想的世界。3 由此可见，毛当时对传统向现代转型过程中可继承和可拿来的东西均持轻率的否定态度。
毛泽东不屑在细枝末节的具体事务上下功夫，他除了作文出类拔萃，其他各门功课都学得很差。因此他既很自负，又缺乏自信，常对当时的学校、教师和教育体制发泄不满的言论。如在写给友人的信中抱怨说：“我一生恨极了学校，所以我决定不再进学校。自由研究，只要有规律，有方法，未必全不可能。”“我希望至今存在的一班造孽的教育家死尽”，“希望学生自决”。4 这两个当初未能实现的希望后来居然噩梦成真，文革中由着他纵容红卫兵从校内闹到校外，打死逼死了无数的教师和学者。
走出他痛恨的学校，毛泽东在夜校打起义工。他批评当时的学校与社会相分隔，在为《夜校日志》所写的卷首语中，倡议打通学校与社会之间的壁垒，以期造就“社会之人皆学校毕业之人，学校之局部为一时之小学校，社会之全体为永久之大学校。”5 毛此类反知识精英的精英姿态（anti-elitist elitism）直欲取消学校这一教育机构相对的独立性和专门性，造成教育的无政府状态。由此不难看出，早在发表荒谬的“五七指示”之前，年轻的毛泽东已对西潮东渐中初步发展起来的现代教育持抵制和取消的态度。他不喜欢正规学校文理兼重的教学内容，常把更多的兴趣转向校外的各类社会活动。他先是组织工读学会，后来又创办湖南自修大学，向外界挂出“大学”的空牌子，实际上只是为活跃党团活动而举办了几期补习班。
毛泽东此类反知识精英的实验活动均以半途而废告终，几番折腾后，他最终发觉教书和做学问并非己之所长。在致罗学瓒的通信中，他即抱怨“专用口用脑的生活是苦极了的生活”。6 毛开始认真考虑更为现实的生活出路，在生财之道上动起脑筋。为把他“极卑”的“小我”扩张成“民众大联合”的“大我”，毛热心投入湖南自治运动。按照陈小雅书中的破案侦探，毛泽东积极参与驱逐张敬尧运动，因支持谭延闿主政“革命政府”有功，谭经章士钊之手，把颇有“政治贿赂”嫌疑的两万大洋捐赠给毛泽东及其同伙。毛仅从那笔巨款中拿出少部分资助留法学生，留在他手中的余款此后就再无明确交待。正是在此时，唯一知晓捐款内情的彭璜突患神经失常，毛泽东头一天送彭住进医院，次日彭即突然失踪。彭从此活不见人，死不见尸，给那笔捐款事件划下了十分可疑的句号。7
毛泽东这一“向恶转”的行为并非一时胡涂，就他的《伦理学原理》批语和他在彭璜失踪前写给彭的信件来看，他显然自信，只要目的纯正，即使做了恶，也有做恶的理由，甚至将恶手段完全目的化也未尝不可。这就是毛泽东“以事实论恶”之谈要伸张的道理。至于对“恶人”应持什么态度，他劝导因卷入捐款是非而烦恼不堪的彭璜说，最好还是放宽评判恶人的尺度，不必攻其一点而不及其余，因为做恶者并不自认为恶，更何况“恶在究竟，仍不为恶”。8 往事如烟，彭璜已矣。毛泽东几经调整，总算为他“向恶转”之后再“向左转”的飞跃铺垫起富有弹性的跳板。
二
留法的蔡和森等人既学不好法语，也不安心在工厂打工，落魄的勤工俭学生活把他们一个个都煎熬成憎恶资本主义的愤青。其中愤青得最激烈的就是蔡和森其人。后来经周恩来牵线，他们与俄共在法的特派员接上头，从中领取活动经费，建立起中国旅欧留学生的共产党组织。蔡在写给毛泽东的信中大发职业革命家的酷论，他鼓励毛要拿出“与鸡鹜争食，与猪狗同槽”的勇气，去“说恶话，行恶事，打恶战，争恶权，夺恶位，加入恶界，”投身“公然为恶”的事业。9 经蔡和森频频从法国传回有关马列主义纲要的文字，毛泽东才拖着无政府主义情绪的尾巴，初步投入阶级斗争的活动。1921年7月，毛以湖南代表的身份出席了维京斯基一手操办的中共“一大”会议。会后，他与诸位代表都获取每月三十元大洋的“生活费”补助，成为吃上了布尔什维克饭的职业革命家。
在国共合作的年代，尚有一与之鼎足三立的政党，名曰中国青年党。青年党并不认同国共两党“打倒帝国主义和军阀”的口号。在他们看来，国共的做法实际上是“联此军阀以倒彼军阀”，“联赤帝国主义以倒白帝国主义”。这个“赤帝”所指的就是苏俄。青年党提倡联合农工商学各界实行民主革命，造成“全民福利”的国家，不偏向任何阶级。他们在外交上持独立自主的政策，对欧美苏俄诸国，既不依赖任何一国，也不采取一律敌视的态度，而是以中国的国家利益为中心。青年党特别警惕苏俄，他们已明显看出，莫斯科对华推行革命输出，旨在利用中国的民族主义运动来反对欧美的帝国主义势力，进而推翻当政的北洋政府，最终“建立一个有工农社会基础的、将发展成布尔什维克意义上的社会主义国家的亲苏政权。”10
受共产国际强行差遣，中共始跨党与国民党合作。按照莫斯科的安排，跨党成员寄生在国民党内，一面从事分化国民党的活动，一面趁势壮大他们自身的力量，促使国民党积极执行莫斯科指定的反帝路线。受中共策动，国民党急剧左倾，两党成员中义和团式的排外暴力倾向恶性膨胀，暴徒们在不少城市制造烧杀抢掠的事件，最后导致在华列强采取野蛮的军事报复。短暂的国共合作从此破裂，一变而为两党的互相残杀，本来主要是在城市策动罢工和暴动的中共成员再也难以容身城市。他们遵从共产国际的指令，急速撤退到穷乡僻壤搞军事割据，开始执行其分裂国家，武装夺权的革命路线。
早在毛泽东鼓动的湖南农运“势如暴风骤雨”之时，梁启超已警觉到这一股“莠民社会之乱暴的势力”对“改良政治”的威胁。在写给他女儿的信中，梁指出了两点险恶的趋势：一是中共在乡间纠集无业游民和地痞流氓做农运先锋，把士绅阶层一律打翻在地，污名为“土豪劣绅”，整个地颠覆了传统的价值阶级序，为杀人劫财的乱暴势力加冕上革命的旗号。二是这股势力全由共产国际掌控，所做的都是有利于苏俄而有害于国家民族的事情。梁在信中预言，这股势力如若得势，将来会把中国搞到土地沙漠化，饿殍遍野的地步。11 梁的担忧果然在中共夺权后成为事实，面对“革命复革命”的乱局，他孤立的呼吁已无力挽狂澜于既倒。
列宁关注农民问题，并非出于改善农民的生活，而是看中了农民对布尔什维克革命的利用价值。毛泽东早就领悟到这一列宁主义的革命道理，从他在湖南乡间掀起农民运动，直到在苏区大搞暴力分田，真正的目的就是要从农民手中索取充足的补给，同时征集大量的农民子弟壮大红军的兵员。农运从头到尾都是一场对农民的生命和财产肆意剥夺的运动，它不但从未树立改善农村经济和造福全体农户的建设性目标，反而把苏区所在地变成了红色恐怖与白色恐怖反复厮杀的屠场。毛泽东带兵一到井冈山就把“打土豪筹款子”列为重要的革命任务，其打家劫舍的暴行在苏区造成了“匪来如梳”的灾难。称他们为“共匪”，可谓名副其实，绝非外界的诬蔑之词。毛那篇著名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就是他为发展“匪运”撰写的经典读物，在把梁启超所谓“莠民社会之乱暴的势力”打造成“革命行动”的运作上，毛所起的作用恶力昭著，危害至深。
说什么文革中的暴力史无前例，史无前例的暴力早在红军肆虐苏区时已初具形态。诸如在湖南农运中搞过的抄家、游街、批斗、私刑和阶级灭绝性的屠杀等种种抢劫私人财产和残害无辜良民的施暴方式，即为后来土改中迫害地富，文革中横扫一切牛鬼蛇神提供了可资效仿的样板。这类有组织、有计划的革命暴力此后逐步升级，不断扩大打击面，贯穿接二连三的政治运动，恶化到文革年代，所累积的迫害能量遂至恶贯满盈。唯一不同的只是，文革之前，历次运动总是由各级当权派发号司令，文革中的整人形势在毛的操控下突生逆转，历来整人的老革命纷纷挨整，一时间让造反派打成落水狗。他们吃尽了请君入瓮之苦，事过境迁后余悸在怀，始以“史无前例”的怨诅定性那一场浩劫。
针对官方文革话语的偏解误导，余英时在为宋勇毅主编《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光盘》所写的序言中强调说：“我们决不能把文革孤立起来，看作是中共‘革命’进程中一个偶然的‘意外’或‘偏差’”，更不能把文革轻描淡写成毛泽东的“晚年错误”。余因此特别指出，研究文革，一是要追讨毛泽东这个绝对独裁者都从列宁、斯大林和希特勒那里师法了哪些害人的手段。二是要超出仅在文革十年内就事论事的局限，穷究文革暴力的历史根源。余明确告诉我们，“它的近源是1949年的巨劫奇变，远源则是1917年的俄国革命。”12
毛泽东曾盛赞十月革命给中国送来了马列主义，而对送来的马列主义，他说他从中只取“阶级斗争”四个大字。13 毛一向缺乏钻研理论的兴趣，他觉得“经典著作读起来没味道”，更认为“马克思可用的东西不多”。14 他所谓把马列主义理论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创举，做起来其实很简单，那就是把有权势、有财产、有知识的人群全部划入打击对象，同时组织和鼓动一切可用以打击敌人的“莠民社会之乱暴的势力”，构成敌我对立的两大阵营。在这两者之间的人群，则属于可敌可友的对象，他们可拉拢时即为友，拉拢不成便是敌。
阶级斗争的观念更被毛引入历史论述，按照他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一文中的说法，整个的前现代中国社会被定性为封建社会，地主、皇族和皇帝属于封建的统治阶级，广大农民则为受剥削压迫的被统治阶级。农民阶级和地主阶级的矛盾构成封建社会的主要矛盾。统治阶级的剥削压迫引起农民起义，贯串历代王朝的农民战争正是中国历史发展的动力。毛泽东如此界定历代统治阶级与被统治阶级之间的敌对关系，就是为了把当前的地主、官僚资本家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与历代的统治阶级划上等号，把中共的武装夺权解释成领导劳苦大众推翻统治阶级的革命，把他们抗战胜利后为了抢先“摘桃子”而挑起的内战美其名曰“解放战争”。这个偷梁换柱的历史论述极具蛊惑视听的效果，让刚打进城的解放军广受箪食壶浆的欢迎，一下子刷新了他们在民众心目中原有的共匪形象。尽管那时候共产党还没做出多少让民众看好的事情，只因腐败的国民党政府太不被看好，老百姓——特别是那些“进步的”知识分子——便都把盼好的眼光转向了内战获胜的共产党。共产党说他们解放了全国人民，老百姓也就满以为获得了解放。
三
老百姓哪里会料到，暴力夺取的政权势必靠暴力维持。早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毛泽东即发出警告说，“人民民主专政”就是“人民民主独裁”；说这个专政“对于反动派和反动阶级的反动行为，决不施仁政”；说“拿枪的敌人消灭以后，不拿枪的敌人依然存在”；还说对所有这些敌人，“能消灭者一定消灭之，暂时不能消灭者将来消灭之。”为尽快完成毛泽东“一定消灭”的既定数额，整人杀人的运动势如滚滚洪波，从共军打进城涌起，一直持续不断。土改杀地主富农二百万，镇反杀反革命二百万，“三反”、“五反”及伴随着的工商业改造，造成非正常死亡人数近十四万，再加上反右运动把五十五万人打成右派，估计其中至少有五、六万人死于非命。这一连串运动与杀人数字无疑为文革的恐怖局势铺垫起做恶有理的前奏，造成威慑的声势，其惨绝人寰的实况绝非近年来网络上某些“五毛”文字所怀念的五十年代那么美好。
通读《资治通鉴》多达十七遍的毛泽东并没读通中国历史，也谈不上有探求历史真实的学术兴趣。他划分出绝对对立的统治阶级与被统治阶级，完全是为中共的武装夺权制造理论根据。毛的阶级划分过分简化了前现代中国社会中不同的阶层和利益群体之间复杂交错的关系，其间有朝廷与民间的对立，官府与地方豪绅的对立，更有全体农户与流寇盗贼的对立。在无论贫富都靠土地出产来养家活口和纳税官府的农业社会中，贫富之间的对立远小于官与民、本分农户与无业游民之间的对立。在此对立的关系中，地方豪绅及其宗族势力一直都起到缓冲官府暴力和抗击盗寇的积极作用。就备荒救灾和守望相助以求全体农户互济共存所担当的大任而言，士绅阶层一直都是维护公共安全体系的中坚力量。即使其中存在着个别的为富不仁之徒和称霸一方之辈，从整体上看，也绝非毛泽东所说的“有土皆豪，无绅不劣。
”毛之所以必欲消灭被污名的“土豪劣绅”，就是为了夺取他们的财产，分给贫穷农户，把农村地区占人口多数的农民纠集到中共的红旗之下。他们的子弟先是被征集入伍，为中共卖命打天下，等到夺权成功，这支农民军中的成员便都论资排辈，按功行赏，被安排到各级政府和大小单位中当了领导。所谓打天下，坐江山，就是这么一回事情。经过土改镇反中阶级灭绝的屠杀，自古以来行之有效的乡村自治被彻底摧毁，华夏族群中血性刚烈的人口成分遭到毁灭性的清洗，乡土中国悠久的民德保障体系从此被连根铲除。由党团员和积极分子充实的基层组织吸纳大批投机取巧之徒，他们在新的权力体系中呼风唤雨，形成了至今仍是小人得志，无赖逞凶的政治气候。
土改完成后，毛泽东早年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一文中所作的阶级划分，终得以从纸上论述落实到全中国每一个家庭及其成员的身上。地主和富农被划归阶级敌人，贫下中农则悉数纳入党所依靠的对象。这种对立的阶级成分最初本是按各自的经济状况划分的，土改后家庭成分一经固化，便形成新中国特有的“政治种姓”制度。地富已失去土地和财产，他们的子女仍得背上地富成分的黑锅。贫农已分得地富的土地和财产，他们的子女依旧承袭贫下中农的荣名。唯成分政策进一步扩大到城市人口，革干革军以及产业工人的成分处于优等级别，资本家、小业主、曾在国民政府供职的人员及其家属均处于受歧视遭践踏的地位。红卫兵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暴行之所以无法无天到杀人不眨眼的地步，其邪恶的根源即这一“政治种姓”制度。家庭成份早已把一部分人界定为非人，文革中种种群体暴力都是以毛共的语言暴力为依据的。
这一“政治种性”制度与摩尔（Thomas More）《乌托邦》一书中全体公民在经济、政治权力上一律平等的理想社会根本对不上号，也丝毫看不出张博树教授一再嘉许给毛泽东的这理想那理想。15 它反倒令人联想到歹托邦系列的代表作《美丽的新世界》一书的极权社会。该歹托邦中的人口由统治阶层到被统治阶层共分五种，各阶层成员的身份与生俱来，全由生物工程预制而成。这个社会表面上似乎公平有序，实际上受到全方位的管控。国民没有表达自由，政府控制的宣传机器把他们的体制美化为理想社会，而对反抗者则一律严厉制裁。两相对照，中共统治下的新中国无疑与歹托邦同宗同类。用安居乐业的乌托邦理想国形容这样的社会，正是密尔所说的“过分褒奖”。
四
中共之所以历经围剿而得以幸存，且能在国难时期投机发展，壮大实力，最终打胜内战，成功的军事动员体制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古人用兵，连“杀敌一万，自损三千”的事都不愿贸然去做，毛泽东却一反传统的武德，在与国民党争天下的内战中，他总是下令指战员，不惜重大伤亡，也要更多地歼灭敌人。这就是他著名的人海战术：把千百万解放区分得土地的农民子弟送上战场冲锋陷阵，以不惜大量减员的战术运作磨损疲软的国军；再加上依靠地方党组织全面发动群众，有效地调动战争所需要的物资和人力，使前方得到及时的补给，最终才赢得了胜利。为赢得战争胜利而对农村资源和农民的生命进行非人化的榨取，这就是中共军事动员体制的实质。
这样看来，中共的获胜，实质上是前现代农村的反现代化逆流对发展中的现代都市文明造成了全面破坏。通俗地讲，就是流寇打进城，变成了政府。正如费正清所说，“若不是日本倾全力侵略，南京政府本来可以逐步引导中国走向现代化。事实却不然，抗日战争给了毛泽东和共产党机会，他们在乡村奠定了新的独裁势力，却排除了国府统治下刚开始发展的都市文明社会（civil society）。”16 军事动员体制尽管打胜了内战，但进城后能否继续靠它治理国家，还是个有待实践检验的问题。因此在中央机关从西柏坡迁往北京的路上，毛泽东与周恩来才有了“进京赶考”和“希望考个好成绩”那一段戏剧性的对话。17 毛那句不太自信的戏言——“退回来就失败了”——不幸而言中，他和他领导的中共集团后来并没考到好成绩，党国体制下的中国社会全面大倒退，退到了前所未有的野蛮、失常和变态。
自从红军随毛泽东在苏区“打土豪筹款子”闹起暴力革命，中共所搞的一系列阶级斗争无不以他们的掠夺经济为终极目标。消灭私有制，说是为了实现社会公平，其实只是为了把民众的私产尽可能多地没收为党所控制的“公产”。毛泽东急着“进京赶考”，是急于把他们的掠夺经济推行到城市。毛进城不久与黄克诚曾有一次谈话，在谈到今后城市工作的重要任务时，黄认为“当然是发展生产”，毛却严词纠正黄说：“是阶级斗争，要解决资产阶级的问题。”18 果然土改一结束，中共的打击对象立即转向城镇私营工商业者，提前终止了新民主主义施政纲领中保护私营工商业的承诺。截至1956年，包括个体小商贩在内，全都在公私合营的大潮冲击下纳入党国体系。
与此同时，刚分得土地不久的农户旋即在合作化运动中失去土地，无论贫下中农还是地主富农，都被纳入红朝编户，当上了为党国生产农作物的社员。官方推行合作化的说辞是，放任农民单干下去，势必出现贫富两极分化，为防止贫下中农再吃二遍苦，必须组织农民走共同致富的社会主义道路。实际的情况是，国家为维持物价平稳，保证城市工薪阶层低收入的生活水平，更为了大量出口农产品，向苏联及东欧各国换取工业设备，开始推行统购统销政策，强行以低于市价的统一价格征购农民本可用以自给或以优惠价格出售的余粮。这项再次剥夺农民的政策遭到强烈抵制，在不少地方引起骚乱。毛泽东力促合作化运动，紧接着掀起公社化高潮，全是为一劳永逸地解决征收公购粮的麻烦。贫下中农土改时跟着共产党斗地主，分财产，也曾得意一时，得意的结果却是让中共牵住鼻子，走上了通往奴役之路。
跟随毛“进京赶考”的各级干部及其家属，进城后都得到妥善安排，他们不只充斥政府机关和国营企业，也被派往各公私合营的单位占据领导地位，从城市的街道办事处到农村的人民公社，每一个管理人的位置上都配备了大小不等的干部，以党政军利益集团为核心的公有制大锅饭从此不断扩大，党国的行政权力覆盖了整个社会。毛泽东是这一官僚制度的缔造者，也是官僚群的大统领。在五十年代的一次内部讲话中，他曾直言不讳，向他的群臣宣告这个政权的权力及其功能。他说：“一千一百万干部组成一个统治集团，统治六亿人民。干部就是官，官者，管也。我就是红色皇帝。领导就是干预，要对一切进行干预。”19原来政府强行改变生产关系，并不是为了促进生产力的发展，而是要极大化地实现权力的分配，好把军事动员体制中的有功之臣全都摆平到应有的位置上。毛泽东急于实现公有制，实现的结果就是把全民的私产没收为党产，让他的各级干部把持有效的干预权力，并通过他们实现他这个红色皇帝的意志。
五
毛泽东平生参加中共党代会，每逢双数，多少都有些挫折的经历。在1945年“七大”预备会议的讲话中，他就曾自嘲地说：“我是‘一三五不论，二四六分明’，逢双数的大会，我都没有参加。”截至那时，中共已开过六次党代表大会，毛泽东只出席过其中的第一、第三和第五三次代表大会。在中共“三大”会议上，毛因紧跟主持会议的国际代表马林而获选中央局五成员之一，除此以外，他一直都处于中共核心领导圈之外。
朱毛井冈山会师后，毛泽东担任红四军前敌委员会书记。毛是个一朝权在手，便把令来行的人物，他仗着“党指挥枪”的既定原则，好在职业军人面前发威逞能，常插手军队本身的管理和指挥。毛这种“家长制”作风在红四军内部激起强烈的批评。后经过多次较量，毛在古田会议上最终占得上风。从此确立了党对红军绝对领导的原则，红军这支“农民军”始被正式建制为中共的党军。后来以博古为首的党中央从上海迁至苏区，毛所蔑视的“洋房子先生”掌握党权，让毛受尽了被排斥在核心领导圈外的闷气。直到红军西窜至遵义，毛利用突围转移过程中军队领导的不满情绪，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挑起与会者围攻以博古为首的“三人团”，始得入围政治局。毛从此逐步攀升，到达陕北后，遂掌握了整个红军的军党大权。
苏德战争中，共产国际解散，莫斯科放松了对延安的控制。毛泽东消极抗日，延安边区与日军相安无事，毛趁此良机大搞起整风运动。对毛这类山沟里出身的土共来说，国际派让他感到压抑的不只是他们从莫斯科方面获得的权势和信任，另外还有他们在苏联所受的教养，特别是他们较高的马列理论水平，常弄得毛相形见绌，心里很不好受。来自上海等大城市的文化人和青年学生在文化品位上更是后来居上，他们在延安造成的自由民主风气活跃了边区的工作学习及日常生活，同时也反衬出毛泽东及其农民军的粗陋和贫乏，因而也全被划入审查和“抢救”的对象。毛曾蛮横地扬言，“只要为我所用，哪怕乌龟王八蛋。”20他放手任用康生之类的恶人做打手，对国际派实施无情打击，对党内外的干部进行全面清洗，在延安制造了长达两年多的整风恐怖。
整风运动整倒了国际派，削平了各路人马组成的党内山头，同时也整得投奔延安的知识分子一个个低头驯服，最终为中共第七次党代会的召开铺平了道路。经过二十多年的斗争，毛泽东克服诸多险阻，直到第七次党代会，他才当选为中央委员会、中央政治局主席。党棍与党奴的双重人格从此遍及全党，通过塑造中共的卑劣党性，毛泽东树立了他在党内不可挑战的权力。按照韦伯的定义，权力就是“社会关系中某个成员在其他成员的抗拒下，仍能遂行其意旨”的影响力。毛泽东自入伙中共以来，使尽各种权术操纵，至此才将他渴求的影响力追求到手。
中共夺权后迅速建立起党天下的官僚机构，各司其职的重量级人物越来越专守他们各自权限内的业务，插不上手的毛泽东日渐觉察到自己被闲置起来的状态。特别是受到苏联批判斯大林个人崇拜的影响，中共第八次党代表大会上修改了党章，主事者顺势删去“七大”党章内“毛泽东思想”的提法。在大会修改党章的报告中，邓小平“强调党的集体领导原则，反对个人崇拜，反对突出个人，反对对个人歌功颂德”，并明确表示，全党同志都“厌弃对个人的神化”。21 大会决议提出“保护和发展社会生产力”的重要任务，明显有扼制“冒进”和淡化“政治挂帅”的用意。面对这些有所针对和限制的新规则，毛泽东大势所趋下只好勉强接受。他无可奈何地看到，自己从“七大”以来组建的毛共山头已明显出现分化，而眼前的这批官僚要比延安时期王明那一伙教条主义者更难对付。
毛泽东的私人医生李志绥会中会后都在毛身边，他说他当时即从毛的表情和言谈明显地看出，“‘八大’是毛与刘、邓两人关系的转折点。毛觉得中央领导是有意排挤他，并且想削减他的权力。”22 像以往多次在路线斗争中遭遇挫折后的反应，毛回到他那张大床上卧病不起。他咽不下这口气，开始赖在病榻上摒绝内外，谋划如何将失去的权力重新夺回。毛的病倒是他发动政治攻势前暗中磨刀的备战姿态，据李医生的观察，“毛往后所有的政治行动——共产党整风、大跃进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文化大革命——全是为了推翻‘八大’所制定的总路线而做出的出击。直到1969年第九次全国大会时毛的思想成为全国指导纲领，毛的报复才算落幕。”23
注
1、See https://en.wikipedia.org/wiki/Dystopia
2、杨继绳的《天地翻覆 ——中国文化大革命历史》一文即持此论点。
3、参看《毛泽东早期文稿》（1912.6—1920.11），湖南出版社，1990，页84-90。
4、同上，页478、555。
5、同上，页97。
6、同上，页562。
7、陈小雅：《中国“废片”——毛泽东的命案》，明镜出版社，2006，页128-137，139-148。
8、《毛泽东书信选集》，人民出版社，1983，页17-18。
9、《新民学会文献汇编》，湖南人民出版社，1980，页16-17。
10、张玲：《变奏——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的影响》，页15。
11、参看梁启超：《与令娴女士等书》，见《梁启超文集》，燕山出版社，1997。
12、见《北京之春》， 2002年2月号。
13、毛在延安时说过：“记得我在1920年，第一次看了考茨基著的《阶级斗争》，陈望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和一个英国人作的《社会主义史》，我才知道人类自有史以来就有阶级斗争，阶级斗争是社会发展的原动力，初步地得到认识问题的方法论。可是这些书上，并没有中国的湖南、湖北，也没有中国的蒋介石和陈独秀。我只取了它四个字：‘阶级斗争’，老老实实地来开始研究实际的阶级斗争。”见《毛泽东农村调查文集》，人民出版社，1982，页21-22。
14、见李锐：《毛泽东秘书手记》，南方出版社，1999，页5。
15、中国研究院编：《红色帝国》，2014，页308-310、378-385。
16、费正清：《中国新史》，薛绚译，正中书局，2001，页356。
17、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传》（1893—1949），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页917。
18、黄克诚：《黄克诚自述》，人民出版社，1994，页217。
19、参看康正果：《出中国记——我的反动自述》，允晨文化，2005，页273。
20、见高华：《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延安整风运动的来龙去脉》，中文大学出版社，2000，页454。
21、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传》（1949-1976），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页534。
22、李志绥：《毛泽东私人医生回忆录》，时报文化，1994， 页175。
23、《毛泽东私人医生回忆录》，页173-174。
——转自民主中国网
《中国人权双周刊》第188期 2016年7月22日—8月4日
康正果: 毛泽东和歹托邦: 乱与暴的反噬(下)|民主中国
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并非出于任何美好的理想，他的一切言论和行动都从“破”字入手，并非如某些论者所说，是为了建立一个让所有的被压迫者都在政治、经济、文化上获得平等权利的全新社会。毛所谓“反修防修”，目的十分明确， 就是“生前防篡权，死后防清算”，为保持他现有的权力和死后的影响，彻底打倒“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个“走资派”就是以刘、邓为首的高层领导。走资派其实谈不上走什么资本主义道路，他们与毛的分歧只是党天下集体领导制度与毛天下个人独裁的冲突，是在官僚集团控制下推行现代化建设的治国方针与毛泽东一味搞阶级斗争胡捣乱的对立，但在压制民主自由和打击一切党外异己力量方面，他们向来都行动一致，狼狈为奸。
2016-8-1
六
“八大”是毛政治生涯的一条分界线。此前，他的权谋操作呈一路上升的趋势，但“八大”之后，他所作的反扑却连续受挫，他愈是反扑，受挫愈重，直到最后闹得众叛亲离，一败涂地。他针对他的敌人常说的那两句诅咒，实际上也是给他自己写下的判词。一是“捣乱，失败，再捣乱，再失败，直至灭亡。”二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毛在病榻上思来想去，最后决定来一个“体制外运作”的捣乱。
他借助民主人士帮共产党整风，意在对刘、邓诸人施以打击。为启发民主人士给共产党提意见，把批评的矛头引向党内的官僚主义，毛多次召集他们议论共产党的执政得失。五十年代的知识分子尚存民国遗韵，且熟知中共的底细，针对中共夺权后一党专政的现实，他们强烈批评共产党背弃了先前的民主承诺。来势凶猛的批评一时间逾越毛的设限，直戳痛毛共的七寸。毛事前的确没想到，他搬起的石头没砸到他预定的目标，反砸到他自己身上。毛只得掉过头与他本想打击的党内同僚连手行动，向党外人士发起恶毒的反噬。
反噬，就是反咬一口。自己做了坏事，反过来血口喷人；本与他人合谋，一旦发觉于己不利，立即翻脸背叛。这是毛泽东自上井冈山以来搞权斗惯用的伎俩。反噬也指人把事情做过头而受到的反挫。任何事物的发展都有其两面性，通常多强调反噬有害的一面，告诫人不要把事情做过头，以免造成适得其反的结果。但毛的哲学只看重对自己有利的一面，出于他极卑的本性，毛并无自己的正面价值，他只会从反向思维出发去处理面临的问题，通过否定对立面来达成自我肯定。这种思维论辩方式，说白了，就是强词夺理，地地道道的耍无赖和粗口诬陷。所谓“破字当头，立在其中”，即逾越常规，破坏秩序，不讲任何原则，用暴力破除任何阻挠他夺取权力的障碍。
古人所谓“物极必反”的教训，意在避免把事物的发展推向极端。毛泽东早在年轻时已认定“恶在究竟，仍不为恶”，所以他总是把“物极必反”的道理偏解到坏事变好事的方面。他不只在一贯做恶的事业上以此自勉，还善于拿这个歪理开脱和辩解他所做的坏事。所以他总是扬言：“共产党人不要怕犯错误。……错误犯得太多了，一定要反过来。” 他坚信“这是马克思主义。‘物极必反’，错误成了堆，光明就会来到。” 24 这个好事变坏事的逻辑再进一步推理下去，就是恶因可生善果，只要宣布目的正义，就可做事不择手段。
邓小平反个人崇拜的报告尽管在会上全体通过，但一开完会即成一纸空文。党内没有任何有效的力量可制约毛的肆意妄为。邓似乎要向毛将功赎罪，他接下来领衔反右运动，一口气就整出了五十五万右派。左派与右派这组用语及其间的划分本出自西方，在西方的政治语境中向来都泾渭分明，名实相符。但一经苏共沿用，再引入中共的语境，多少年口水仗斗下来，已搅浑得左右含混，似是而非。中共学舌苏共，以左派为正宗，通常是逢右必反，唯对左过头的所谓“左倾”，有时会做出必要的纠正。但对高高在上的毛泽东来说，左与右的运作只是他手中随意摆弄的砝码，偏左还是偏右，反右还是反左，都由他掂量着具体的针对性和实利性灵活调控。需要左倾的时候，毛比谁都冒进主义；而该右倾的时候，毛又比谁都更机会主义。但反过来对付他要挑剔或打击的对手，左倾或右倾就都成为他顺手扣在他人身上的罪名。
反右运动的胜利激发了毛泽东乘胜追击的兴致。在成都会议上，毛严批“反冒进”的政策，按捺不住地讲起个人崇拜的必要。为了与“八大”决议的右倾路线对着干，促使各地方领导把共产风、浮夸风刮到了举国疯狂的程度。毛搞此类破坏秩序的捣乱，并无多少新招，比如大炼钢铁、放卫星田之类的“大跃进”运动，仍是以军事动员的方式加速工农业生产，他浮想联翩，满以为多搞些超级人海大会战，在经济建设战线上就能创造出超英赶美的奇迹。
毛在卧榻上形成的想法多属于妄想和臆想，实在谈不上有什么经得起论证的社会理想。庐山会议本来是要纠左，只因彭德怀追究了毛泽东左倾冒进的责任，会议的风向一经毛操控，立刻在与会党棍党奴们的配合下狠批起右倾，把极少数敢说真话的人打成了反党集团。“八大”决议实际上已让毛泽东捣乱得形存实亡，全党全民跟上毛胡闹了两三年，结果闹出了饿殍遍野的人祸。成堆的错误并未迎来光明，事实恰恰相反，正因毛一意孤行，把事情做过了头，才招致了祸国殃民的反挫。
毛泽东的问题是，明明自己不懂经济，不懂工业和商业，也不懂文艺和教育，却偏要伸手乱抓，强行干预别人的专职工作。单少杰对毛这种“抢戏”的作风揭批得十分到位，他说：“作为一个总爱抢别人‘戏’的政治家，毛泽东不希望别人向专业化方面发展，而要求他们向政治化方面发展，即向自己易于伸手的方面发展。” 单少杰将此界定为“政治家抢专门家的戏，政治领导抢行业领导的戏。” 25毛这种好“抢戏”的作风正是他一再强调“政治挂帅”，狠批“白专”道路的根源，因为他只有这一出拿手好戏可登台上演。
“八大”之后，毛之所以乘反右运动胜利的有利形势跳出来带头搞大跃进，就是要强不懂以为懂，硬去插手工农业生产的事务，妄想搞出个让刘、邓们瞠乎其后的成绩，向全党证实他 “政治挂帅”的功效。可惜他病榻上妄想出来的做法经不起实践的检验，结果大跃进搞成了大倒退，大而空的公社化编制也被迫退回以生产队为核算单位。实践已证明，盲目改变生产关系，不但起不到发展生产力的积极作用，反倒破坏了生产。毛不得不在“七千人大会”上承认自己不懂经济，作了些言不由衷的检讨。26 但毛是不会甘心失败的，他事后又上下其翻云覆雨之手，多次出尔反尔，先是反击右倾翻案风，后来又大搞四清运动，直闹腾到发动文化大革命，从高层批到基层，从党内反到党外，整个国家都让他一介独夫的偏执与反噬闹得彻底失序，全党全民陷入由他挑起的大混战。
七
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并非出于任何美好的理想，他的一切言论和行动都从“破”字入手，并非如某些论者所说，是为了建立一个让所有的被压迫者都在政治、经济、文化上获得平等权利的全新社会。27 毛所谓“反修防修”，目的十分明确， 就是“生前防篡权，死后防清算”（张显扬语），为保持他现有的权力和死后的影响，彻底打倒“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个“走资派”就是以刘、邓为首的高层领导。走资派其实谈不上走什么资本主义道路，他们与毛的分歧只是党天下集体领导制度与毛天下个人独裁的冲突，是在官僚集团控制下推行现代化建设的治国方针与毛泽东一味搞阶级斗争胡捣乱的对立。但在压制民主自由和打击一切党外异己力量方面，他们向来都行动一致，狼狈为奸，每当给毛充当起打手，刘、邓们从不比毛泽东手软。
“七千人大会”之后，毛泽东把“调整、巩固、提高”这类给“大跃进”灾难擦屁股的事务都丢给刘、周诸人去处理，他自己则带上随行人员乘坐毛专列四处巡游，筹划如何运用反右运动的遗产，对走资派来一次全面打击。这个遗产就是毛称之为“四大”——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的群众运动形式。必须指出，这个“四大”形式的大民主不但不属于民主意义上的言论自由，反而是钳制言论自由的产物，是对言论自由的败坏和滥用。
在民主社会，政策得失有议会自由讨论，媒体公开评议，上下级之间涉及到政治正确性的问题，则可上法庭评判。若随意给他人贴大字报，进行人身攻击，恐会有犯诽谤罪的危险。毛式“四大”是中共专制体制下由毛这样的强权掌控者定向引导的语言暴力大会战，是毛唆使一大帮打手去攻击一小撮对手的运动群众，是他采取军事动员方式的权斗摊牌。反右时运用此方式，毛险些失手。现在他之所以敢于在更大的范围内冒险去重施故技，是因为他迷信坏事变好事的逻辑，且满怀做恶的雄心壮志。
毛的这一次捣乱，靶子已事先确定，细读“五•一六通知”中毛特意添加的那两段文字，毛决意要打倒刘、邓们的暗示已跃然纸上。可悲的是，这一群从中央到地方的党棍兼党奴居然默认毛对他们的判决，为转移斗争目标，他们还照旧以反右思维办事，派出工作组操控运动，对批评党委的群众采取“引蛇出洞”的打击。结果纷纷陷入毛的圈套，背上了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罪名，被排挤到靠边站的位置上。
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毛不惜拿全国人民的身家性命做一次实验，他把这次反扑行动归结为“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运动的过程是搞“一场全国性的演习”，让“左派、右派和动摇不定的中间派，都会得到各自的教训。”28 所谓“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就是充分利用反噬的动力作用，发起全国范围的群众运动，纵容所有的参与者在大混战中为所欲为，互相斗争，在起到毛所导引的捣乱破坏作用之后，搅扰得所有的参战者两败俱伤，最终都失足落入毛所划定的左、中、右框框。毛深知反右运动积怨知识分子，大跃进的人祸引起全民不满，他现在放纵群众造反各级党委，不只可达到打倒刘少奇黑线上一系列人物的目的，同时也顺势把他应负的罪责都分散转移到走资派身上，还可让长期以来倍受压制的群众发泄怨愤，趁机报复了他们所憎恨的领导。
除了利用大字报造成大批判大揭发的声势，毛还支持青少年学生建立红卫兵组织，鼓励他们冲出学校“破四旧”，把革命造反扩向全社会。语言暴力进而升级为行动暴力，以高干子弟为核心的红卫兵组织迅速从北京传至各地，他们破坏文物古迹，抄家行凶，造成了全国范围的红色恐怖。对红卫兵打砸抢的暴行，毛泽东不但不发令限制，还多次流露出纵容鼓励的言论。他曾说：“越凶越好，你信不信？越杀人就越要革命。”运动初起，毛嫌“北京乱得不厉害”，公然宣扬“好人打坏人活该”，不许公安部门干涉红卫兵的暴行。
公安部部长谢富治迎合主席的旨意，公开对北京的警察说：“红卫兵打了坏人不能说不对，在气愤之下打死他就算了。如果说不对，就给坏人撑了腰，坏人嘛，打死了就算了嘛！”听说红卫兵的暴行导致很多人受辱后含冤自杀，毛泽东的反应也很冷血，他说：“凡是自杀的人，都不要去救……中国人这么多，也不缺这么几个人……” 29毛泽东为什么不准救自杀者？因为这类“自杀”都是被迫自杀的，实际上就是被毛泽东及其帮凶所谋杀的。这种古今中外最卑劣的杀戮暴行早在延安整风中已开始实施，并被沿用于其后的一系列运动。陈毅任上海市长时开展“五反”运动，受到勒索批斗的资本家接二连三跳楼自杀。对大量市民“被自杀”的惨状，陈市长听之任之，那时候他坐视自杀潮，每晚都以取笑的口吻询问部下：“今天又有多少空降兵？”30 陈毅的冷血与毛泽东并无本质的区别，中共的当权派大都是这个德性。
“文革暴力”是反文化反人性的暴力，它不只发生在文革期间，自毛泽东带领农民军啸聚井冈山，这种“乱暴势力”即开始肆虐中国，它至今仍没结束，且呈变本加厉的势头。就拿红卫兵破坏古迹，焚毁书画的暴行来说，不就是他们和他们的老子及其伟大领袖面对传统文化、民国风范和西方文明，不由得暴露出他们难言的窝火和缺乏底气的歇斯底里发作吗！这是卑劣者对他们未能拥有的东西所采取的野蛮行动，是剥夺了他人拥有的东西，却因自己消受不了而加以破坏的疯狂，是粗俗者面对美好高雅的事物因自惭形秽而发生的变态恶行。因此他们才把那一切粗暴地诬蔑为“四旧”。提到这类性质的文革暴力，齐泽克论断说：“破坏古迹的行动未能证明真正否定了过去，其无能而失常的发泄反而更加证明，过去是摆脱不掉的。”31
随着刘少奇及其他大小当权派被正式揪斗出来，抄家风暴中出现的过火行为都算在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账上。以高干子弟为主的第一波红卫兵运动急剧没落，不少“联动”分子都在他们的“当权派”父母垮台后被打成反革命而遭到短期关押。进入1967年，以造反派为主的第二波红卫兵运动从高校扩展到工厂，暴力逐渐升级为帮派之间的武斗。1966年12月26日，毛泽东在他的七十三岁生日宴会上向在座的中央文革成员举杯祝酒，狂呼“祝全国全面内战”。文化革命从此演变成奉旨武斗的武化革命，帮派分歧引发大大小小的枪战，有些地方甚至动用了坦克和大炮。
被称为的“二月逆流”的事件发生后，毛所激发的反噬动力导致了军民之间的混战。造反派大揪“军内一小撮”，致使各个军区的将领及相关机构受到严重冲击，从安徽到青海，个别地方的解放军对造反的群众开枪镇压，打死打伤者数以百计。派性武斗最终在武汉闹出了后果严重的“五•一六”事件。中央文革支左的过激行动受到军方强烈反弹，毛泽东不得不对他放纵的“大演习”稍作收敛。毛泽东这一回才真正感受到乱与暴的猛烈反噬，连他在东湖的住所都险些遭到武斗群的冲击，危急中毛只好按周恩来的安排行事，仓皇乘飞机逃离武汉。
毛搞这场运动，一靠林彪及其军方稳住阵脚，二靠他老婆领军的中央文革四处点火，煽动造反派冲锋陷阵。现在造反派把火烧到了为毛充当“长城”的解放军身上，毛只有维护军方，问罪造反派了。随着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在各地正式成立，红卫兵运动也就走到了鸟尽弓藏的结局。革命小将转眼间衰变成耗尽热能的废渣，在1968年底的上山下乡运动中，他们全都被赶到农村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去了。“清理阶级队伍”的运动紧接着在全国展开，打击的对象转向造反派和革委会内部。阶级斗争的绞肉机轰隆开动，不管你是什么派，只要卷入其中，都被绞成肉泥。
八
红卫兵是保卫红色政权的卫兵，是高等“政治种姓”成员参加的组织，只接纳“红五类”，不准“黑五类”沾边。其中的成员虽然派别各异，在运动的不同时期扮演的角色有所不同，但全都是高举毛泽东思想的红旗，以毛主席和党中央为政治靠山。第一波红卫兵通常被称为老红卫，其成员以高干子女为核心，中学生为主体。第二波红卫兵运动以造反派为主体，其构成比较复杂，在何蜀的《论造反派》一文中，其主要成员被分为九种类型。32 至于被称为保皇派的红卫兵，他们恪守政治红线，绝不容忍任何人反党，自始至终都坚守其党棍兼党奴的立场，基本上毫发无损地穿越了整个运动。
第一波红卫兵是毛泽东与当权派共同驾驭的红恐队，他们实为文革首恶，是一批为害最烈的抢劫犯、杀人犯。除了纳粹的党卫军和冲锋队可资对比，中国历史上找不到如此凶残的歹徒。除了戈尔丁《蝇王》一书荒岛上野兽化了的未成年人，现实世界中从未有过如此乖劣的少男少女。他们的打砸抢行为有中央支持和各地政府指导，有居委会报信，派出所带路，其有目标有组织的暴行再次暴露了中共一贯实行掠夺经济的惯匪本性。
毛泽东带领解放军进城初期，因碍于他们“进京赶考”的任务而没能放纵军队去干他们本来要干的惯匪营生，红卫兵随后的抄家暴行正好补偿了他们父辈的缺憾，以其继承革命传统的暴行完成了“老子共匪儿暴徒”的接班事业。这群“联动”、“西纠”分子只是在他们的父母受到冲击时才开始把矛头指向中央文革，群起冲击公安部的。毛泽东煽起的“天下大乱”一时间小小受挫。毛一发现他的毛氏红卫兵亮出刘氏旗号，立即翻脸不认人，反咬了这群失控的暴徒一口。不过毛心里还是很明白，他们是毛与当权派权斗中杂交出来的打手，在维护毛与当权派党天下一体的利益上，他们一直是脚踩两只船的。归根结底，他们还是自家子女。经过几个月关押的教训，毛下令释放了全部暴徒。
老红卫兵本质上可划归保皇派，不同的只是，他们的保守以保爹保妈为主，而各单位政工干部、党团员、积极分子等红五类人员组成的保皇派，所保的则是他们本单位、本地区的领导。正是这两类保皇派仗着他们根红苗正，在党委或军区支持下参与了大量的血腥屠杀。包括参与军管的解放军在内，文革中千百万无辜的受害者基本上都遇害于此类成分各异的保皇派之手。这群文革的绝对受害者就是“公安六条”上明令规定，不许参与运动的“二十一种人”。33 这一大批有“历史问题”或“家庭出身”问题的人群是历次运动幸存下来的政治贱民，他们躲过了初一，没躲过十五，在各派红卫兵轮番围歼下陷入了灭顶之灾。
林达把他们在中共暴政下受难的惨状与纳粹大屠杀的犹太人相比，称他们为中国的 “犹太人群体”。34 据林的统计，这一群体多达两千万人，其人数远超过一千二百万欧洲犹太人的总和。林在其文章中悲愤地指出，犹太民族的遭遇现已被提升到人类悲剧的高度，纳粹的暴行也被追溯到反人类罪的层面。但中国的“犹太人群体”在官方的历史叙述中却整个地缺席，文革爆发五十年来，在严控媒体的大陆境内，连有关他们受迫害遭屠杀的记载和论述至今仍遭到封杀。他们饮恨吞声，惨遭杀害，党国从未给予公开昭雪；他们的财产被白白抢走，至今未得到应有的赔偿。而犯有抢劫、杀人罪的保皇派红卫兵不但始终逍遥法外，其中有不少人还升官发财，享尽荣华富贵。
这批人就是今天的某些太子党、红二代以及各类既得利益集团中恣意贪腐的人物。就这个意义而言，我们今天实在没有必要反思利益集团所担忧的“文革会不会再来”之类的党天下忧患问题，而是应明确地告知公众，“文革暴力”一直都在延续，只要中共的专制体制存在下去，文革噩梦不但不会结束，其遗毒甚至还会发生更加恐怖的变异，在毒害中国的同时，毒害到世界各地。据港媒披露，叶剑英次子叶选宁早在二十多年前即实施其“潜伏计划”，输送三千太子党成员到海外留学深造，为今后太子党执政储备人材，更为中共的全球化战略在国外埋下伏兵。35
造反派基本上都是奉旨造反，他们的造反行动受到严格的设限，并被导向预定的靶子。即使有个别人利用毛的恩准趁机造了反，也只能是作为受害者把他们曾经受害的怨愤转化为对所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谴责，把他们针对某个具体的当权派所施加的报复行为上升到捍卫毛主席革命路线的高度而已。他们的造反是使用同一性质的暴力去反噬原发的施暴者，他们的群体残忍与原始围猎行动不只强化了毛共集团的暴力，而且毒化了卷入其中的群氓，演出了新一轮的“引蛇出洞”闹剧。毛泽东那时候其实是把他们当作再次放纵的小毒蛇去利用的，目标就是以军事动员的方式围剿那批自称为“老革命”的大毒蛇，把大毒蛇该咬伤的咬伤，该咬死的咬死。毛坐山观蛇斗，乐见新蛇群的围剿造成水漫金山的乱象，乱得连虾兵鳖将之类的趁火打劫者都张牙舞爪，加入混战。但不管他们斗得多乱，稳定的大局始终有林的军方和周的安全系统铁定维持。毛早已划定造反的界限，“造反有理”的冲击很快就被迫退潮。毛随即派出“清队”的工作组合围而来，他们更加凶恶地反噬小蛇群，将他们一网打尽。
这就是“打着红旗反红旗”的下场。该罪名本来是毛泽东加给当权派的，后来当权派又加给了造反派。毛泽东把他们从“反红旗”的罪名下解放出来，放纵他们去反当权派的红旗。可悲的现实是，只要他们还打着红旗，就不可能真正起到反红旗的作用。只要他们企图利用打着红旗的机会去反红旗，最终就逃不脱被毛利用后遭唾弃受惩罚的下场。而所谓的“反”，到头来不只打了很大的折扣，而且还被毛纳入“坏事变好事”的因素，拿被划入框框的一群做了他信手拈来的“反面教员”。司马迁早就悲叹过：“夫戴盆何以望天？”
让我们进一步现实地回顾造反派扮演的滑稽角色。独裁者毛泽东要做的事情只是罢掉一大批当权派的官，他不可能分身千万，逐个去罢。各地区各单位的造反派充其量被毛授权分别去罢他们本地区本单位当权派的官罢了。但罢来罢去，官僚体制所维系的政经文化系统并无丝毫变动，随着罢官任务全部完成，工宣队、军管组陆续进驻，革委会接着成立，无反可造的造反派就得哪里来的回哪里去了。他们黄粱一梦后醒目注视，才发现自己只是被毛泽东从各自的教室、车间、办公室勾魂出去，做了一回另类的工作组而已。造反派中的普通成员解散回来，能平安无事，已属万幸。像聂元梓、蒯大富之类的造反大腕以及其他中小头目，后来都遭到了当权派复辟后严酷的报复，或判刑入狱，或内定为名列另册的“三种人”。
即使是造反派中被认为有异端思想者，也未能异端出所打着的红旗对他们思维言说的限制。杨小凯本人就患有他自己所说的“革命欢快症”，他的“异端”仅仅异在对毛话语作了不同的解释，远未达到解构毛话语的程度，更谈不到像五七年的右派那样本来就持有与共产党对立的价值。造反派所有的“异端”都未能超过遇罗克试图解构“政治种姓”的异端，可惜遇苦于“打着红旗反红旗”，为力求表述上逻辑严谨，仍得在承认“有成分”的前提下反复强调“重在表现”。我不得不在此沉痛地指出，遇罗克属于被钉上十字架的殉难者，他的“异端”的分量是他在试图突破“唯成分”这一限制的行动中付出了牺牲的代价。他的殉难让我们认识到，要在措辞上突破官方话语的限制，在当时有多么艰难。
真正的个人异端者多在造反派之外。他们是“一打三反”运动中作为反革命分子遭到杀害的很多先烈。他们是杨小凯《牛鬼蛇神录》中组织地下党的刘凤祥和办地下工厂的张九龙；在家乡组织劳动党，制定《惩治官僚主义腐败分子临时条例》的暴力反抗者黄立众；还有公开发表演讲，指责“毛泽东是伪马列主义者、共产党是三大主义武装的最巧妙最残酷的剥削集团”的冯元春……
九
毛泽东经过十年不甚如意的捣乱，再经过三年的“天下大乱”，直至1969年4月，才在北京秘密召开了中共“九大”。 “八大”中删除的“毛泽东思想”再次写入新党章，毛泽东个人崇拜的气氛笼罩了整个会场。十三年来，毛泽东费尽心机，万般折腾，至此才算出了一口“八大”决议的恶气。国家和人民为毛的得意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五十五万右派，三千多万饿殍，批斗会、抄家，殴打、刑罚、无从落实统计数字的屠杀和被迫自杀……对毛来说，这一切损失和罪行都不足挂齿。因为他始终深信，“错误成了堆，光明就会到来。”只要最终能做成他的好事，对人民做了千万件坏事也是无所谓的。“九大”的胜利召开，就是他堆积如山的错误——罪恶——赢得的光明，那仅仅抚慰了他老眼昏花的一线光明。
大会正式公布了刘少奇“叛徒、内奸、工贼”的罪名，并将刘永远开除出党。在充当了大会的活靶子之后不久，刘即被丢弃到病床上凌迟死去。这种党内同志间的“残酷迫害，无情打击”由来已久，一直都在不同的运动中反复发作，不同的只是，进入文革的“大演习”运动，毛泽东突破旧例，改变了迫害方式。从前苏区肃反和延安整风不管斗得多么厉害，全都严格地限制在党内，都由保卫局的专职人员审讯处罚。这一次毛却把整党内同僚的大权交给群众专政，所谓的“黑帮”或“走资派”，全都由红卫兵造反派任意揪斗。这一突破性的暴力形式是毛的独创，斯大林和希特勒挖空心思都想不出来如此卑劣的残暴。
后者所采取的枪毙和毒气室均以工业化的方式来消灭肉体，遇害者尽管遇害，他们作为人的内在东西并未受损。毛式暴力的卑劣在于他乐见他的敌人备受凌辱，特别是乐见他那些老战友当众受辱，好宣泄他几十年来在各次路线斗争中积压的宿怨。因此他就一任他们由群众去凶狠地揪斗，胸前挂牌子，头上戴高帽，游街，站喷气式，往脸上吐唾沫，怎样把他们糟蹋得凶狠，就由着群众怎样去糟蹋。糟踏完了还不算，进而逼迫受了糟踏的人自己糟蹋自己，当众检讨，没完没了……毛则在一边看笑话，说俏皮话，火上加油。关于群众的暴力，毛泽东如是说：“群众要么不搞，一搞起来就很厉害，就不那么文明了，也搞武斗，打人了，戴高帽子，搞喷气式。说我们中国人那么文明，我是不太相信的。群众劲来了，就不那么文明了。”36
林彪现在上升为二号人物，被确定为毛的接班人。很多“八大”当选的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还在审查监禁中，以林彪为首的军方代表和以中央文革为主的“文革派”大批补入中央委员会和政治局。费了这么大的周折，毛泽东总算初步达成其毛天下取代党天下的目标。只可惜他从大乱中攫取的这个“大治”很快就露出裂缝。江青率领的文痞班底与以林彪为首的军方势力不断出现摩擦，周恩来继续操劳其擦屁股的冗务，在两者的多次踫撞中起一些微薄的润滑作用，劳累得自己不久即被诊断出晚期癌症。
随着军方人员从中央到地方明显得势，一贯把持军党大权的毛泽东逐渐敏感到枪指挥党的危机。林引起毛反感的事情主要有两件。其一是“九大”后林彪与周恩来一致主张发展经济，发展国防，尽快结束文革。但毛泽东沉湎乱局，内斗得欲罢不休，还想把“斗批改”继续延长下去。谁倡言发展经济，谁就忤逆了毛的旨意。即使是被打倒的刘、邓司令部，当初也谈不上有意架空主席，他们的犯忌，不过是抓紧了毛抓不到手的经济工作。其二是有关设立国家主席的提议。对毛来说，此事的要害并非究竟让谁当这个主席的问题，而是在废掉刘少奇之后，毛不打算再设国家主席。因此设国家主席的提议本身就犯了毛的大忌。所谓“毛天下”，就是集党政军大权于他毛主席一人手中的天下。在毛的心目中，中华人民共和国从成立的那一天起就只被作为共产党权力的一个外部表现，连国家本身都是党权的影子，还有什么必要再设置国家主席！
林彪的机毁人亡也是“被自杀”的。他本是毛泽东搬起来砸向当权派的大当量石头，讽刺的是，砸来砸去，现在砸到了毛自己的脚上。这一砸差点要了毛的老命，他从此一蹶不振，急剧衰老，大大折损了残存无几的阳寿。林彪集团的覆亡固然削弱了枪凌驾党的势力，但毛自己也为此付出了赔上老本的代价。毛现在才真正承受了“物极必反”的教训。那并不是他信口胡诌的错误成堆，迎来光明，而是一个人把事情做过了头应得的报应：无休止地反噬别人，最后招来了致命的反噬。
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从此声誉扫地，从党内到党外，越来越多的人对毛所主导的革命方向开始产生怀疑。至于从林彪家中抄出的林彪黑话，不管那些只言片语对毛批判揭发到何种程度，充其量也只是一个助纣为虐者在暗中对纣的诅咒。因为林从头到尾都参与和助长了毛的阴谋和暴行，他写下这些文字，只能说明他逢君之恶，明知故犯。他的先见之明只会让人觉得，他似乎在通过此类留言把罪责全推到毛身上，妄图给公论留下他明辨是非，认识高明的印象。
毛天下的布局已经撕裂，林石头砸得毛泽东一颠一跛，他不得不回过头修补破绽，着手笼络众老帅，开始复查幸存的干部，重新启用一批靠边站的当权派，把他们所受的冤屈一古脑都归罪林彪反革命集团。“九大”中军上干下的人事安排一反而为军下干上，毛折腾了十三年争得的“九大”决议和党章又得面临彻底修改。残缺的无产阶级司令部经过两年修复，1973年8月，中共“十大”提前在北京召开。党章再次修改，凡是与林彪有关的章节全都删除干净。新一届中央委员会的成员大幅削减了军方代表，重新启用的老干部大量补充进来。双数党代会的确是毛的败兴之会，现在他好比当众反掌自掴，不得不否定不久前才肯定的人和事，同时辅之以重新肯定此前彻底否定的人和事。“时来天地皆同力，运去英雄不自由”，毛已把他“极高之人”的势能挥霍殆尽，随之暴露出他“极卑之人”的原形。愈是到后来，坏事变好事的机率愈是稀薄，愈是一连串的坏事反噬得毛泽东穷于应付。在这个又是逢双数的党代会上，毛泽东身体欠佳，也有几分羞于露面，因而很少出席。周恩来、王洪文和张春桥诸人出台做傀儡，主持了大会的议程。在与会者眼中，红太阳仍在天上，但已到了西风残照，汉家陵阙的光景。
十
毛泽东为什么要把发动文化大革命视为他平生所干的第二件大事呢？因为林彪事件弄得他所摆的阵势大煞风景，使“九大”宣告的文革胜利打了很大的折扣。越到后来，他越看出自己的失道寡助。因此在他临终前才有了关于两件大事的谈话。提起文革，他明知“拥护的人不多，反对的人不少。”更清楚他自己来日无多，看不到这第二件大事的最终结果，因而担心他苦心经营的文化大革命在他死后遭到全盘否定，于是叫来暂定的接班人华国锋，强调发动文革是他执政二十七年来最大的政绩。
我不同意某些论者有关毛泽东“家天下”的说法，我也不相信网传有关毛后领导班子安排的那个“毛皇遗诏”。本文所说的“毛天下”只是强调毛本人的独裁与党天下集体领导制度的对立。毛泽东即使不属于那种“我死后哪怕洪水滔天”的昏君，也谈不上对妻子儿女的未来命运有多么关心。作为父亲或丈夫，他在亲情上一向比较淡薄，越是到生命的末期，越是疏离家人，越是退入贴身女侍的温柔乡颓然自溺。文革中捧出江青，是让她充当所向披靡的闯将。把侄子毛远新召到身边参与政务，做他的联络员，是因为觉得身边再无可信赖的人供他驱使。所有的人都是毛泽东政治棋局上由他操纵的棋子。
一个家庭观念如此贫瘠的人恐怕是不会有心思作世袭安排的筹划的。毛是个百分之百的自我中心主义者，他的毛天下构想并非帝王意识性质的传位取向。他痴心妄想要传世的东西，只是他的路线、业绩和影响力。就他的预想来说，那怕让两派斗争得一塌糊涂，只要阶级斗争的氛围能持久维持，确保他阴魂不散，尽可能久远地凭附到矛盾的对立与统一之链条中，继续发挥其魅惑天下人心的作用，他就有可能继续“伟光正”下去，就不会有赫鲁晓夫式的人物敢出来作他的秘密报告。因此他不太自信地对华国锋说：“这笔‘遗产’得交给下一代。怎么交？和平交不成就动荡中交，搞不好就得‘血雨腥风’了。你们怎么办？只有天知道。”37
毛与华国锋这次谈话是在天安门“四五事件”发生之后。他虽然欣赏江青一伙所向披靡的闯劲，但他也深知，这伙人能乱天下，却治不了天下，在他死后，他们难以独当一面。召回邓小平这位“柔中寓刚”的人物，就是为了让邓与文革派形成对立中的统一之势，牵制住军方，好维持可能取得的平衡。因为邓在流放中一再通过汪东兴向毛写信检讨自己的错误，表示他肯定文革的成就，并保证“永不翻案”，毛才有所放心，再次起用邓主管政务。但邓小平主政后却拒不作肯定文革的决议，江青和毛远新又把天安门事件的主谋推到邓的头上，弄得毛眼中的邓小平一时间成了纳吉式的人物。毛泽东再次废黜邓小平，但仍给邓留有出路，保留了邓的党籍。在没有最佳选择的情况下，毛只有让他认为“老实忠厚，办事公道”的华国锋代理总理，主持中央工作，勉强接了他的班。
文革中真正谈得上“反红旗”的群体行动是天安门“四五事件”，尽管集会者还半打着哀悼周总理的“红旗”，而且所哀悼的总理乃是文革中另一个助纣为虐的佞臣。在毛无法无天的淫威下，此人为维护党天下和他个人的晚节而鞠躬尽瘁，一直犬儒到生命的最后一刻，竟以其勤劳的伪善赢得了死后的哀荣。借着哀悼某一党国亡灵来发泄对党国的不满，这是中共暴政下民众表达不满和营造集会唯一可选择的方式。大家已受够了毛泽东及其文革的折腾，周恩来在党国领导中毕竟分量很重，他的病逝正好给民众带来了“用死人压活人”的良机。围绕着广场上的追悼活动，悲愤的群众对江青一伙的罪行进行公开的预审，这一敲山震虎的行动明显敲响了毛泽东的丧钟。毛当时已奄奄一息，在那个曾经山呼他万岁的广场上，民众正在以诗句中的“妖魔”、“豺狼”、“秦始皇”等字眼暗指毛及其帮凶的罪行，向中南海发去了清明时节的四面楚歌。他们哀悼周总理，实际上也是给毛主席提前送葬。毛如今死到临头，他已无法亲手解决他所制造的众多问题了。而李医生及其抢救小组也回天无力，只能干瞪眼送主席上路，让他去找他常提说要谒见的马克思。
毛泽东留给华国锋的遗嘱实为天大的讽刺，人死了还没过五期，“你办事我放心”的接班人就干出了一举粉碎“四人帮”的好事。主席生前反修防修，整整闹腾了十年，主要目标是揪出“睡在身边的赫鲁晓夫”，闹来闹去，所扔出去的飞去来刀不差分毫，恰好命中到他老婆身上。华国锋并无意背叛毛主席，他抓捕“四人帮”，应该说是江青一伙夺权心切，硬把他逼到了那一地步。好在有军方全力协作，并没“血雨腥风”动干戈，就干净利落地交待了毛的“遗产”及其遗孀。这一切真应了聂绀弩曾给毛下的盖棺论定：“身败名裂，家破人亡，众叛亲离，等到一切真相被揭开，他还要遗臭万年。”38
更为可悲的是，他人死后不能入土为安，丧事不由家属做主，而是由他折腾了一辈子的党组织反过来摆弄他的灵柩，把那具僵尸做成“人肉毛像”，横陈在纪念堂里充当镇守红色江山的魇胜物。毛泽东生前一直担忧自己的形象被人利用，早在写给江青的信中，他即提及他那个亲密战友“为了打鬼，借助钟馗”，唯恐自己“当了共产党的钟馗”。然而，身后是非谁管得……只要共产党还在台上，他们就不会放过这尊可当神敬的毛像。但谁又能说这种人造的不朽不是暴尸性质的反噬，不是把供人瞻仰的该尸密封水晶棺内，任其在未来的岁月中遗臭下去呢？
注
24、《我们党的一些历时经验》，见《毛泽东选集》（第五卷），人民出版社，1977，页338。
25、单少杰：《毛泽东执政春秋（1949—1976）》，明镜出版社，2000，页284、282。
26、毛在“七千人大会上”承认自己不懂经济，他说：“拿我来说，经济建设工作中间的许多问题，还不懂得。工业、商业，我就不大懂。别人比我懂，少奇同志比我懂，恩来同志比我懂，小平同志比我懂。陈云同志，特别是他，懂得较多。……对于农业，我懂得一点。但是也只是比较地懂得，还懂得不多。……我注意得较多的是制度方面的问题，生产关系方面的问题，至于生产方面，我的知识很少。”见《毛泽东传》（1949—1976），下卷，页1203。
27、参看杨继绳的《天地翻覆 ——中国文化大革命历史》一文。
28、该信节录见《毛泽东传》（1949—1976），下卷，页1420。
[1]转引自麦克法夸尔、沈迈克：《毛泽东最后的革命》，关心译，香港星克尔出版，2009，页105、113、128。
29、大纪元系列，《九评共产党》，页64。
30、Slavoj Žižek, Violence, Picador, 2008, p. 209.
31、见见宋永毅主编的《文化大革命：历史真相和集体记忆》上册，田园书屋，2007，页512-519。
32、《公安六条》第四条规定：“地、富、反、坏、右分子，劳动教养人员和刑满留场（厂）就业人员,反动党团骨干分子，反动道会门的中小道首和职业办道人员，敌伪的军（连长以上）、政（保 长以上）、警（警长以上）、宪（宪兵）、特（特务）分子，刑满释放、解除劳动教养但改造得不好的分子，投机倒把分子，和被杀、被关、被管制、外逃的反革命分子的坚持反动立场的家属，一律不准外出串连，不许改换姓名，伪造历史，混入革命群众组织，不准背后操纵煽动，更不准他们自己建立组织。这些分子，如有破 坏行为，要依法严办。”
33、林达：《已消失的中国“犹太人群体”》，见凤凰网站。
2021年2月24日 星期三
泸顺起义中的政治抉择及影响
[摘要]泸顺起义是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早期武装斗争，在中国革命史上有着特殊意义。起义爆发前，在四川主要有中共重庆地方执行委员会及与之紧密合作的四川省国民党左派省党部，以及在“防区制”下割据四川的大小军阀两大政治力量。国共两党高层与中共重庆地委都对策动四川军阀易帜从不同角度做了很多工作。泸顺起义爆发后，中共重庆地委迅速采取措施，一方面着力整顿军队，同时乘势而上，大刀阔斧开展政治工作，以求根本改变四川政治形势。由于四川军阀同反革命势力的勾结，泸顺起义最终失败。泸顺起义积累的经验和教训，是中国共产党走向成熟的宝贵财富。
1924年至1927年的大革命期间，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泸顺起义有着特殊意义。这次起义以中国国民党的名义发动，立足配合北伐战争，矛头直指四川封建军阀，持续时间长达六个多月，是中共早期武装斗争的一次重大行动。
在泸顺起义过程中，各方政治力量的决策及博弈错综复杂。本文基于相关材料，进一步阐释泸顺起义的全过程，通过剖析起义前后各方政治力量对起义的反应和应对，以重新审视泸顺起义，并总结中国共产党早期武装斗争的经验教训。
一、起义爆发前四川的政治格局
起义爆发前，在四川主要有两大政治力量，一个是中共重庆地方执行委员会（简称中共重庆地委）及与之紧密合作的四川省国民党左派省党部，这是新生的政治力量；一个是在“防区制”下割据四川的大小军阀，这是老牌的政治力量。
新生的政治力量以中共重庆地委为核心。中共重庆地委是中共在四川的领导机关。从1924年到1926年，重庆地委领导发动了德阳丸事件反日运动、声援五卅运动、七二渝案反英斗争、美仁轮事件反美运动等反帝斗争，特别在1926年9月5日英国舰队炮轰万县，造成死伤1000余人的万县惨案后，掀起的反帝运动更是规模空前，四川各阶层在重庆地委的带领下，形成了全国性的反帝爱国斗争。
四川省国民党左派省党部（因位于重庆城区莲花池街6号，时人称“莲花池省党部”）由共产党员和国民党左派组成——这也是国共合作在四川的重要体现，即共产党员在国共合作中发挥领导作用，共产党员和国民党左派的联盟通过发动群众运动来掌握对四川大革命的领导权。在革命运动中，对外公开的旗帜是四川省国民党左派省党部，起领导作用的是中共重庆地委。主要领导人有中共重庆地委书记杨闇公，以及吴玉章、刘伯承、童庸生、朱德等中共党员。
在“防区制”下割据四川的大小军阀，主要有杨森、刘湘、赖心辉、刘文辉、刘成勋、邓锡侯、刘存厚、田颂尧等人。他们当时都是北洋军阀附庸，对内拥兵自重，互相倾轧，对外则依附于直皖两系军阀。
原本来看，四川两大政治力量对比悬殊。新生政治力量尽管实力增长很快，但总体而言能动员的社会资源有限，通过群众运动获得的话语权和政治影响力也十分有限；而后者手握军权和政权，实力强大。但由于北伐战争的胜利推进，四川军阀对新兴的革命力量逐渐产生顾忌。中共重庆地委和莲花池省党部则借大革命之势大力发展组织，扩大政治影响，发展革命军队，推动群众运动，到1927年3月31日四川军阀镇压大革命运动的三三一惨案前，力量已发展到一个顶峰。
泸顺起义，就是在四川两大主要政治力量对峙的情况下爆发的。
二、北伐战争对四川时局之影响
1926年的中国，几乎所有重要政治力量的活动，都是围绕北伐战争展开。受其影响，四川的局势十分复杂严峻。一方面是吴佩孚改变四川军政首长人选，引起高层纷争；另一方面，刘文辉、田颂尧、邓锡侯三方在6月联手进逼赖心辉的防区泸州、富顺等地。正当四川形势极度敏感之时，北伐战争连战连捷，时局的迅速变化使四川各军阀不得不重新考虑政治立场，以应对新的局面。
7月下旬，刘湘、赖心辉、刘文辉三人派遣代表张伯常，携带三人亲函，向北伐军将领唐生智表达“同情北伐，愿率川中健儿，协同北伐军”【《湘战中之川鄂新风云》，《申报》1926年7月31日。】的态度。8月下旬，张伯常面见蒋介石，表达“愿加入北伐，一致讨吴之意”【《湘中所传川将领态度》，《申报》1926年8月24日。】。刘湘、赖心辉、刘文辉三人又与刘成勋在8月通电全国声讨吴佩孚。当然，就如当时的《申报》所评：“川军之宣言北伐，不过仅讬空言”【《东方社27日汉口电》，《申报》1926年8月30日。】，此时刘湘等人，尚在待机而动。
相比刘湘等军阀，四川军阀杨森更为各方所关注。杨森有较强的实力，长期盘踞川东万县一带，防区与湖北紧邻，扼长江上游。北伐军能否在长江流域稳住局面，杨森的态度非常重要。时任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主任的邓演达在广州时曾多次向杨闇公提出：“川军杨森对湖北宜昌、武汉威胁太重。共产党同志要负责这方面的工作”【中共四川省委党史工作委员会主编《泸顺起义》，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6年版，第156页。】。他要求国民党四川莲花池省党部设法解除川军特别是军阀杨森对武汉的威胁，以支援北伐。一些资料显示，中共中央对杨森一度寄予期待。
1926年7月，中共第三次中央扩大执行委员会会议通过的中央政治报告中，曾作出“杨森王天培等许许多多小军阀，都有离开军阀归到革命，离开帝国主义接近苏俄之倾向”【《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2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167页。】的判断。7月中旬，朱德从苏联学成归来，返回上海，陈独秀提出两项工作供他选择，一是去四川做杨森的工作，说服他割断与北洋军阀吴佩孚的关系，易帜倒向北伐军；二是到广东去准备北伐。朱德表示，愿去四川。因为朱德曾与杨森在护国军共事，出国前杨森曾向朱德允诺“虚位以待”【《朱德年谱（1886—1976）》（新编本）（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第69页。】。
杨森的态度表现出两面性。他一方面派人向广东国民政府表示欲加入国民革命军，同时派人到北京找到中共北方区委负责人李大钊，请求调配得力人员到万县帮助他工作，陈毅因此受李大钊派遣从北京来到万县。在朱德、陈毅的影响下，杨森在9月5日英国制造万县惨案前后对英交涉比较强硬。另一方面，他又因与吴佩孚有较深的历史关系，既感念吴佩孚长期支持并任命其为四川省省长之情，又对吴佩孚抵御北伐军还抱有希望。
四川军阀的两面态度，加剧了时局的复杂性。为了保证北伐顺利进行，国共两党高层与中共重庆地委都对策动四川军阀易帜做了很多工作，只是由于所处位置、立场的不同，着眼点和具体策略有所区别。
三、国共高层、重庆地委对在四川开展军事工作的认识和态度
中共重庆地委早已开始对四川各派军阀部队开展工作。1926年1月，吴玉章以四川代表身份参加国民党二大时，就提醒国民党中央要特别注意四川问题。吴玉章、杨闇公在参加国民党二大后回到四川，即以国民党四川莲花池省党部名义，从事争取和策动川军部队易帜倒戈的工作，并利用吴玉章、刘伯承等人在川军中的威望，陆续派党员到川军部队工作，借以发展革命力量，减轻军阀势力对四川革命运动的压力，同时也为了配合北伐战争。
国民党中央党部根据吴玉章的提议，决定成立国民党四川省党部特务委员会，委派李筱亭、吴玉章和刘伯承三人为特务委员会委员，专门负责川中军事工作，接受刘泳润、廖划平为四川特务委员会驻粤特派员。同时派20名黄埔军校学生到四川工作。10月14日至28日，吴玉章与宋庆龄、谭延闿、张静江、徐谦等五人组成主席团，主持召开国民党中央执委、监委和各省代表联席会议。会议期间吴玉章提议，要在四川建立起自己的军队或策动一部分四川部队起义，推动四川军阀易帜。会议决定派刘伯承回四川，以国民党中央军事特派员的名义，全面负责四川军事运动，全权处理军事问题。【参见《吴玉章回忆录》，中国青年出版社1978年版，第164页。】
中共重庆地委及时将军事工作新进展上报中共中央，以取得中央的指导。8月初，吴玉章、刘伯承代表中共重庆地委在上海向中共中央详细汇报了四川的情况。中共重庆地委向中共中央上报了一份关于四川各派军阀动态的报告，介绍四川各军阀军事实力，以及在当前时局下四川形势的变化和军阀的动向，重点强调各军阀已开始主动接近四川国民党人。
中共中央在听取吴玉章汇报和收到中共重庆地委来信后，判断四川各派军阀向莲花池省党部示好的行为是投机革命，军阀之间“朝合（令）夕变”，“无一人能真正统一四川”，而“我们且可乘此机会中逐渐培植出一种新的力量来”。因此，8月23日，中共中央回复中共重庆地委，提出三点指示：一是不拒绝各军阀投靠革命以“破坏军阀政治”；二是“借此机会极力扩大民众运动”；三是在军阀队伍中做“政治宣传，在旧军队势力中培养新的力量”。【《泸顺起义》，第36—38页。】
9月10日，中共重庆地委主要领导童庸生赴上海中共中央汇报四川的情况。他在汇报中评点四川各系军阀，详细汇报了中共重庆地委的军事工作。童庸生着重提出了中共重庆地委的军事起义计划，即广东国民政府授予党组织控制的何光烈部队政治认可，承认其为国民革命军，然后与黄慕颜部会合起义。他预测一旦川战发生，党影响下的左派部队集中并宣布中立，此时，只要广东国民政府安排人员以宣抚使身份入川，就可以把左派部队集中起来。童庸生认为，如果能够把出身军旅、与各军阀有较深渊源的中共党员朱德、刘伯承扶持起来，掌握一支军阀部队，那么也有可能在四川各派军阀中建立一支独立力量。【参见《泸顺起义》，第39—42页。】
中共中央根据童庸生的汇报当即作出形势判断，认为“四川工作现在十分可以发展”，“在军事运动上，我们亦有造成自己的一种局面之可能”。但中共中央对在四川开展军事运动的态度较为谨慎，明确表示目前无法提供资金枪械，要求党组织控制和影响下的各支部队加强内部联系，推动所属军阀首领倒向革命，“使他们各自在内部发生左派的结合，以促其首领左倾”。【参见《泸顺起义》，第43、44页。】
从中共中央的态度可以看出，中共中央比较赞赏中共重庆地委的工作，看好四川军事工作前景，要求中共重庆地委做好争取四川军阀的工作，把工作重点放在开展群众运动方面，但并没有明确表示支持重庆地委的起义计划。
中共中央的这一态度，在9月22日为配合北伐安排各地工作的内容中亦可窥见。这些工作共计16项，其在农民运动中要求“北方诸省及四川亦须努力发展农民运动——暴动或组织”【《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2册，第322页。】。10月底，刘伯承在接受国民党中央委派回四川负责军事工作时曾专程取道上海，向中共中央汇报相关情况。11月上旬，他将中共中央的指示向在万县的朱德通报，主要内容有：积极开展军事活动，造成有利于我的局面；争取一些四川军阀投靠革命，分化军阀的势力；极力扩大民众运动，使军事运动有群众基础；在旧军队中加强政治宣传工作，注意培养新的力量。【参见《朱德年谱（1886—1976）》（新编本）（上），第75页。】该指示内容与8月23日中央对重庆地委的指示内容基本一致。
尽管中共中央对四川开展军事工作并未进一步作出指示，但中共重庆地委的军事工作给中共中央留下深刻印象。9月20日，中共中央局在报告中赞扬道：“川省现时是最好工作之地，四川工作同志其刻苦奋斗的精神，更为有〔有为〕别省所不及者。”【《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2册，第353页。】
同时，执掌北伐军军权的蒋介石也比较重视四川各军阀的态度，视之为影响北伐战场的重要因素。蒋介石更以招抚川中军阀为手段，以巩固其军中地位。8月12日，他派出李仲公赴黔，招抚在四川活动的黔军军阀周西成。【参见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蒋介石年谱初稿》，档案出版社1992年版，第636页。】蒋介石以北伐军总司令的身份介入四川的行为引起莲花池省党部的警觉。1926年8月，莲花池省党部得知蒋介石派四名黄埔学生到川接洽各军阀并调查政治军事社会情况，特向国民党中央党部呈文表示抗议，要求派遣代表时“应通知省党部”【中共四川省委党史研究室编《第一次国共合作在四川》，四川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437页。】。
就在各方持续关注四川军事工作之际，中共重庆地委继续准备武装起义。11月中旬，地委领导人杨闇公与刘伯承、朱德在重庆浮图关召开紧急会议，成立由杨闇公、朱德、刘伯承三人组成的中共重庆地委军事委员会，杨闇公兼任军委书记。军委决定：争取地方军阀反对北洋政府，支持国民政府。在具体策略上，利用军阀内部矛盾，策动一部分军队起义，以推动和争取更多的军阀武装起义，配合国民革命军北伐。还确定在泸州、顺庆（今南充）起义的方案。【参见《朱德年谱（1886—1976）》（新编本）（上），第76页。】11月27日，刘伯承在国民党四川第一次全省代表大会上作军事报告，表示“四川将领只有两条路可走：一条是反革命，就立刻放弃四川地盘，冲出此包围圈而与破裂有痕之奉系联络，以缓须臾之死；一条是革命，不但可以保留固有地位，且可以图事业之发展”【《泸顺起义》，第58页。】。
由此可见，国民党左派高层、中共中央、中共重庆地委对四川开展军事工作有各自的出发点。国民党左派高层立足于解决实际问题，要求共产党负责消除杨森的威胁，并委托刘伯承全权处理军事问题，对中共重庆地委的军事计划给予较大的放权；中共中央的指示主要以民众运动、政治宣传手段等开展军事运动，争取军阀投靠革命为主；吴玉章和中共重庆地委则是要利用掌握的军阀队伍发动泸顺起义，推动更多的军阀队伍转向革命，以彻底改变封建军阀控制四川的政治面貌。
四、起义前夕的四川局势
1926年9月后，北伐战争进展极快，国民革命军连续击败吴佩孚、孙传芳部队，10月10日攻占武汉，11月8日占领南昌，12月9日进占福州。在此形势下，四川各军阀反应不一。
杨森起先更倾向北洋政府，8月14日，他不听朱德劝告，通电宣布就任吴佩孚任命的四川省省长职务。9月24日，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委任杨森为第二十军军长兼川鄂边防督办，朱德为党代表。杨森不仅不就职，反而在9月中下旬派遣三个师东进鄂西，公然支援吴佩孚，是四川军阀中唯一出兵反对北伐的将领。11月上旬，杨森的部队被北伐军击败，杨森被迫派员赴武汉向国民政府谈和，并向重庆的国民党四川左派省党部输诚，请杨闇公等人到万县主持党务。11月21日，杨森通电就任国民革命军二十军军长兼川鄂边防督办职务，成为四川军阀宣布易帜第一人。
但此时四川军阀仍“犹如隔岸观火”。其中刘湘、赖心辉、刘文辉、刘成勋等虽已表态通电反吴佩孚，但实则按兵不动；而刘存厚、邓锡侯、田颂尧、李家钰等人，“始终抱定门罗主义，闭关自守防区”【《四川将领整理内部之动机》，《申报》1926年11月19日。】。蒋介石对此也感到棘手，正如他11月15日在日记中所记：“现事莫烦于川、黔，军事乎，政治乎。其棼乱如此，何日能廓清之也。”【《蒋介石年谱初稿》，第794页。】
但是，随着北伐形势愈渐明朗，四川军阀开始主动改变态度。他们既与蒋介石接触，也向国民政府和国民党莲花池省党部输诚。各军阀将领纷纷“在莲花池党部登记入党”，以致“近来入党注册者，异常踊跃”【《第一次国共合作在四川》，第99页。】。11月23日，蒋介石在日记中写道：“四川及贵州之刘（湘）、杨（森）、袁（祖铭）、周（西成）及其部属，皆来私自通款，争前恐后，思谋独立。二星期来，摇憾惊骇，杌隉不定之局势，控制推移，捷于桴鼓。抚今思昔，反观一般所为，岂不可叹可恨可笑又可怜耶。”【《蒋介石年谱初稿》，第815页。】蒋介石随即在11月27日任命刘湘、赖心辉、刘文辉为川康绥抚委员，分别兼任二十一军、二十二军和二十四军的军长，刘湘担任主席。【参见《蒋介石年谱初稿》，第823页。】12月1日，蒋介石致电陈铭枢，商议委任邓锡侯、田颂尧为军长。【参见《蒋介石年谱初稿》，第828页。】
四川各军阀向国民政府输诚完全是迫于形势，他们对易帜后能否保有军权充满担忧，虽获得国民革命军职务，却迟迟不愿就职。据省党部执委、国民党左派李筱亭后来回忆，刘湘多次想聘请他和杨闇公为顾问，他回应道：“余任党务，全川政治例应过问，何以聘为！”刘湘的反映是“骤闻此言，已隐如芒刺在背”。【参见《泸顺起义》，第192页。】从这个材料可见，刘湘希望与莲花池省党部的关系为聘任关系，李筱亭却说，过问四川政治本是省党部的职权范围，谈何聘用，这无疑对刘湘刺激很大。对于四川军阀的疑惧，中共中央指出：“诸首领对于军长职惧有党代表以监其军，使其部下离式（贰），故亦欲就而不敢毅然决定。兼之奉、鲁军南下之喧腾，愈使其摇曳不定，仍在做军阀努力以万一保存之迷梦也。”【《泸顺起义》，第74页。】
五、起义过程及各方应对
1926年夏，中共重庆地委通过莲花池省党部，召集其控制、影响的川军12支旅以上部队将领在浮图关召开会议，主题是策动起义。
会后，杨闇公根据各部态度，留下了驻防顺庆、泸州的部队继续开会，决定在顺庆、泸州起义，成立国民革命军川军各路总指挥部，刘伯承任总指挥。具体部署是：起义开始后，驻合川的黄慕颜旅将队伍拉到顺庆，与何光烈的部下秦汉三、杜伯乾两个旅挟持何光烈起义，然后驻泸州的军阀赖心辉所部陈兰亭、袁品文、皮光泽三支部队起义并将队伍带到顺庆集中；起义部队集中后再出兵绥定（今达州）肃清军阀刘存厚，以绥定为基地，东南遏制万县杨森部，北方接应西安冯玉祥部，从而达到配合北伐的战略目的。
地委的军事部署存在两个问题：一是起义计划比较复杂，要圆满完成，不仅要内部团结，而且要外部支持；如果不能实现预定计划，起义队伍在重围之中难以独立生存。二是起义部队分别属于何光烈、赖心辉两部。四川军阀虽然互不隶属、矛盾不断，但当时大致分两派，刘文辉、邓锡侯、田颂尧为一派，刘湘、赖心辉、杨森为一派，何光烈、赖心辉则分属一方，因此泸州、顺庆两地起义后，如果没有广东国民政府的强力支持，起义部队难以在四川打开局面。
中共重庆地委确定了泸顺起义方案，但并没有立即起义，毕竟整个军事计划较为复杂，需要逐一落实。浮图关会议后，刘伯承即赴合川与黄慕颜商量起义细节，随后又到重庆参加国民党四川省第一次代表大会。然而，就在此时，意外发生了。
12月1日，未经中共重庆地委同意，袁品文、陈兰亭两旅在泸州突然起义，解决了赖心辉炮兵营和李章甫的三个团，2日占领泸州城，打出国民革命军旗帜。3日，因何光烈突然要求各部营以上军官召开紧急会议，秦汉三、杜伯乾两旅提前发动起义，何光烈只身逃离顺庆。杨闇公立即通知刘伯承到合川，组织黄慕颜旅起程赴顺庆；另派人督促泸州起义部队北上顺庆。9日晨，刘伯承率领黄慕颜旅抵达顺庆，与秦汉三、杜伯乾两旅会合，队伍达到7000余人，并于10日举行誓师大会，设立起义总指挥部。
根据起义计划，泸州起义部队应当立即赴顺庆，全体部队会合后，攻击绥定。为此，杨闇公已严令泸州起义部队向顺庆集中，并派员赴顺庆告知刘伯承。【参见《泸顺起义》，第173页。】然而，泸州起义部队领导人陈兰亭“认为泸州为四川的第三大城市”【《泸顺起义》，第184页。】，反对离开泸州的计划，袁品文无法指挥军队向顺庆出发。起义面临考验。
顺庆形势更加危急。何光烈逃出顺庆后，立即发电请邓锡侯、田颂尧、刘文辉援助，三方立即响应。12月13日、14日，李家钰部一个旅、广安罗泽洲部四个旅两个团、陈书农部两个团，以及何光烈残部，分数路围攻顺庆。刘伯承根据敌情和起义计划，提出撤离顺庆，以全部兵力夺取绥定作为根据地的方案，但秦汉三、杜伯乾两部不同意，刘伯承只能组织部队以攻为守。15日，因秦汉三下属火线倒戈，刘伯承不得不指挥起义军退出顺庆，22日转移至杨森防地开江。
四川军阀采取防区制，顺庆起义导致何光烈部队解体、地盘丢失，所以何光烈只身逃出顺庆后，不顾一切要夺回来。而赖心辉尚有实力，一心要自己解决泸州问题，因此开始时他并不愿其他军阀助其进攻泸州。据《申报》报道，赖心辉在重庆乍闻起义消息，“力持镇静态度”，并积极联络袁品文、陈兰亭等人，“在电机上谈话，磋商解决泸事办法”，并提出“袁陈两部暂时取销革军四五两路司令名义，仍受赖节制”，“改编袁陈为该军师长”等五项解决办法，对泸州义军将领诱以重利，希望将起义性质转变为内部争斗，以此平息事态，达到招安目的。【参见《川省顺庆事件之扩大》，《申报》1927年1月9日。】但刘伯承代表泸州方面回电：“‘陈袁系打倒省长赖心辉，非打倒军长赖心辉也。如赖一旦就职，即可归还建制’。”【《四川局势愈逼愈紧》，《申报》1926年12月27日。】赖心辉接电后，立即与下属商量就任国民革命军职务、善后办法事宜，希望以此收回陈兰亭、袁品文两旅。
至此，泸顺起义发生重大变化，预定占领绥定、接应北伐已不可能。究其原因，一是中共重庆地委对参与起义队伍的掌控力不足；二是参与起义的四川各军阀动机不一，部分将领防区意识深厚，关键时刻不服从指挥，不能够根据形势坚决放弃泸州和顺庆，这对泸顺起义是致命的；三是围攻顺庆的军阀们互相配合，行动迅速。
同时，泸顺起义存在两个严重不足：一是事起仓促，未得到国民党高层和中共中央的充分支持。泸顺起义爆发后，中共中央以为起义是因为四川军阀们认为“非翦除其部下之左派分子，则自身地位时有危险之虞”【《泸顺起义》，第75页。】，故而有计划地铲除袁品文、黄慕颜、杜伯乾、秦汉三部；国民党左派高层尚不清楚此项计划，泸顺起义部队虽打出国民革命军旗号，但并未获得国民革命军正式番号，虽经莲花池省党部争取，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国民政府委员临时联席会议仅在12月29日给刘湘、赖心辉等发电报，确认袁品文、陈兰亭、秦汉三、杜伯乾等“同属革命旗帜下之军队”，“更无军事行动之必要，务各相互尊重和平，立即停止军事行动”，提出派吴玉章入川调解的意见。【参见《泸顺起义》，第108页。】二是社会动员和舆论准备不足，兼之顺庆起义又发生“抢劫和烧毁民房等情形”【《泸顺起义》，第199页。】，以致未在四川社会形成有利氛围，致使张澜等人认为，顺庆起义就应“两下罢兵，新怡解甲归田，秦、杜率军出境，一切是非功罪，静候国民裁判”【《泸顺起义》，第308页。】。
六、各方态度的变化及起义失败
泸顺起义的爆发使四川各军阀震惧。他们认为必须立即在北洋军阀和国民政府之间作出选择，否则将被推翻。除杨森在泸顺起义前已就任国民革命军军长职外，刘湘、赖心辉、刘成勋、刘文辉四人相继宣布就任国民革命军第二十一、二十二、二十三、二十四军军长职。
泸顺起义后，中共重庆地委迅速采取措施，一方面着力整顿军队，同时乘势而上，大刀阔斧开展政治工作，以求根本改变四川政治形势。
军事方面，鉴于泸顺起义原定计划已无继续执行可能，中共重庆地委开展了争取上级支持和固守整顿两项工作。据吴玉章回忆，杨闇公派人到武汉，请求国民政府给予起义军队以国民革命军番号，此事虽经武汉国民政府同意，但国民政府代理主席谭延闿以需要经过蒋介石为由拖延【参见《泸顺起义》，第165页。】，直至四一二反革命政变爆发，蒋介石公然反共，宁汉对峙后的5月上旬，武汉国民政府才承认泸顺起义军为暂编第十五军，刘伯承、黄慕颜分别为军长、副军长。【参见《泸顺起义》，第148页。】期间，中共重庆地委派李嘉仲与在武汉的中共长江局联系，据李嘉仲回忆：“当时长江局书记是张国焘，找我去汇报了两个钟头，他说我谈得零乱，没有提纲挈领。”【《泸顺起义》，第217页。】可见，上级的支持有限。
这种情况下，将泸州和顺庆两支部队进行固守和整顿成为唯一的选择。泸州方面，刘伯承1月下旬亲赴泸州进行整顿；开江方面，顺庆起义部队开展整顿工作，在群众中广泛宣传革命理论，其最大的问题是粮饷难以维持。【参见《泸顺起义》，第203页。】
政治方面，中共重庆地委要求已宣布就职的刘湘等军阀打击反革命势力，例如彻底打击国民党右派。国民党右派一直与四川共产党和国民党左派对立，他们在上海国民党右派中央的支持下另设省党部，与左派的莲花池省党部公开对峙。1927年1月5日，莲花池省党部强硬要求刘湘执行“解散伪党部”“拿办其执行委员”“封闭反动派报馆”“惩办蓝文彬师长”“解散石青阳部队”【《省党部要求刘湘执行五事》，《申报》1927年1月11日。】等五项决定，刘湘迫于压力下令解散“右派之伪省党部”，并“通令逮捕该伪党部执行委员王育生、金励生等”，“重庆反革命派报纸新闻社一体封禁，一切反革命团体武士会、军人青年团、国家主义研究会等，均被解散，全城已告肃清”。【《第一次国共合作在四川》，第140页。】至此，四川国民党左派在与国民党右派等反革命势力的斗争中取得暂时的胜利。
但是，中共重庆地委所取得的成绩，是在四川各军阀极度忍让、密谋反击的隐患中取得的。一旦时机来临，他们会毫不犹豫采取反击。而这时蒋介石与国民党左派高层、共产党之间的矛盾迅速激化，给了四川军阀反击的机会。他们想方设法越过莲花池省党部，通过派人、专电等方式与蒋介石建立起直接联系，明确获得了整理四川党务、否认莲花池省党部的授权。
3月27日，蒋介石派亲信戴弁到重庆给刘湘送去两个文电：一是武汉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免去蒋介石中常委主席和限制总司令职权的决定；二是蒋介石关于撤销武汉国民党中央与国民政府联席会议的主张。刘湘立即表态：“军人以服从为天职，我服从总司令的命令。”【乔诚：《回忆刘湘易帜和“三三一”惨案》，《重庆党史研究资料》1987年第1期。】刘湘因此在3月31日对四川共产党和国民党左派实施大屠杀，杨闇公等中共重庆地委主要领导遇难，莲花池省党部被捣毁，泸顺起义部队失去了领导核心。而四一二反革命政变随之发生，刘湘等军阀彻底同革命力量决裂，起义由此陷入绝境。
于是，4月下旬开始，刘湘、赖心辉、刘文辉和贵州军阀周西成等人共同进攻泸州，强敌一再进攻，起义部队内部出现叛变现象，刘伯承不得不在5月16日离开泸州。5月23日，起义军撤离泸州，被各路军阀围追堵截之余，先后被贵州军阀周西成和四川军阀杨森分割收编。宁汉分裂后，顺庆起义部队被国民党新军阀鲁涤平部队收编。泸顺起义最终失败。
七、结语
审视泸顺起义全过程，有几个问题值得注意。
一是由于历史条件所限，当时的中共中央对泸顺起义的重视和支持有限。
过去对泸顺起义的研究，有学者指出了中共中央对四川军事工作的重视。不过，大革命时期中央对四川军事工作的确有过关注和指导，但由于条件的限制，力度有限。北伐前期，中央对四川军事工作有所谋划和指示，曾派朱德等人入四川做杨森的工作，并多次就四川军事工作给予指导，但没有对地委的起义计划有具体回应和指示。当起义突然爆发后，中共中央因为条件的局限也没能及时给予充分支持。当陈独秀等仍以主要精力放在民众运动之时，以杨闇公、吴玉章、刘伯承等为代表的中共重庆地委以党的基本革命理论为指引，以四川地区基本矛盾为方向，以深入细致的政治工作为基石，策划启动了泸顺起义，成为中国共产党独立掌握革命武装、举行武装起义的先声，为南昌起义的发动、人民军队的创建提供了宝贵经验，是中国共产党筚路蓝缕革命征程的具体写照。
二是泸顺起义加剧了莲花池省党部与四川各军阀的矛盾，反映出当时党权与军权的严重冲突。
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出现的所谓党权与军权之争，是近些年史学界比较关注的一个问题。这里的党权与军权，是指国民党的党权和刚刚易帜为国民革命军的四川军阀的军权。四川军阀之所以一直不愿易帜，就是怕中共及国民党拉走其部队。泸顺起义“惊破武人之迷梦”【《泸顺起义》，第326页。】，军阀固然加速易帜，但也更加忌惮莲花池省党部。而中共重庆地委为节制军阀，通过莲花池省党部，致力于提高党权，宣称“一切权力均属于党”【《第一次国共合作在四川》，第81页。】。地委此举，无疑对刘湘等军阀刺激很大。4月4日，刘湘在致蒋介石的电文中称莲花池省党部在高扬党权等问题上令他无法容忍，“提高党权之说，复启内部纷争”【《刘湘对党国之意见》，《申报》1927年4月28日。】。4月9日，刘湘等川军七军长发出通电，攻击“提高党权之说，不过排除异己之别名”【《泸顺起义》，第347页。】。刘湘等人所担心的，就是党权对其军权的威胁，一旦中共和国民党左派要提高党权，压制四川军阀军权，他们将不惮于举起屠刀，实行最彻底的镇压。
党权与军权之争，并非当时四川独有的现象，中共中央、国民党左派与蒋介石之间亦有之。而在当时，无论中共中央，还是中共重庆地委（包括莲花池省党部），都尚未在军事上、政治上对这样一个问题作出充分准备，这也是大革命最终失败的重要原因之一。
三是泸顺起义是幼年时期的中国共产党领导地方军事斗争的一次尝试。
中共重庆地委广泛开展统一战线，初步在军队中开展政治训练，掌握、影响、团结了一批中下层军官，迫使四川军阀易帜，有力激发了广大农民、工人、学生主动积极参与大革命的热情，是中共幼年时期领导革命的生动写照。遗憾的是，中共重庆地委虽然拉出了六支军队，却没能有效利用大军阀之间的矛盾，从中获得更大的工作空间，反而使大军阀们更趋于抱团对抗；中共重庆地委领导的农民、工人和学生运动，未能形成对泸顺起义的有力支撑；泸顺起义冠以国民革命军的名义，制约着军队的政治身份，更因四川军阀主动易帜而无法泾渭分明，难以独立自主开展斗争。泸顺起义失败，最直接的原因是起义军队个别将领关键时刻不服从正确领导，究其原因，正是军队中没有建立党组织，以致于党的意志无法实现。泸顺起义确实有诸多的遗憾与不足，但它积累了经验和教训，是中国共产党走向成熟的必然历程和宝贵财富。
（本文作者：简奕，中共重庆市委党史研究室调研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