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5月25日 星期四

西方工會已經過時?

原作者: Robin Lee
譯者:靖

工會會員人數不斷下降,領導人被批評與工人脫節而自己卻享受高薪厚祿,甚至與資方談判時不惜妥協,放棄為工人爭取權益……我們不禁要問:在工人運動曾經比較強勢的國家的工會,今天是否已經面臨危機,並對一般工人已漸漸失去意義?


近來世界各國推行苛刻的緊縮政策,工人階級再次被迫承受資本主義經濟危機的苦果,同時間氣候災難迫在眉睫,民族主義和仇外情緒席捲全球,工人活在如此世間,上述提問更顯迫切重要。工會是代表工人階級集體利益的組織,理應在工人抵抗資本帶來的直接或間接攻擊和傷害時扮演重要角色。可是到了今天,不斷有聲音批評西方工會未能有效擔當此角色。

回顧歷史,工會一直是工人發揮集體力量以保障和促進自身利益的重要手段。除了工資薪酬和工作環境等較切身的待遇條件,工人還利用工會獲得更廣泛的政治權力,從而普遍改善工人大眾的福祉和權利。在很多國家,工會一直是推進政治改革和擴充民主的鬥爭的重要參與者,也成功為工人爭取立法規管工時、最低工資和其他福利。縱觀世界各地,工會對內協調各工人團體組織行動和運動,對外與其他國家的工人抗爭站在同一陣線,與他們團結一致。由是觀之,在跨國資本不斷擴張的今日,工會的作用只應變得更加重要。

究竟今日的工會出了什麼問題?

一方面,工人原先爭得的權利從1970年代起被新自由主義的政治工程不斷削減。在這段期間,社會越來越不公平,工人權利不斷受到攻擊,不少國家通過限制和打壓工會的法律,旨在削弱工會的力量。在英國,礦工工會雖然奮力作戰,最終也被戴卓爾夫人領導的政府打敗,同時專門削弱工會力量的政策獲得通過,1980年代標誌著英國工會由盛轉衰的重要時刻。在美國,1981年對航空交通管制專業人員工會(Professional Air Traffic Controllers Union, PATCO)發起的罷工的打壓,同樣代表著美國勞資關係的轉捩點。在同一時間,歐洲各國的所謂社會民主政府和政黨竟也推行私有化和去監管化等新自由主義政策,結果令福利體系和工會的地位受到侵蝕。

另一方面,西方國家的工作性質和工作環境無疑徹底改變了,製造業日漸式微,受聘於私營服務業的工人數目卻不斷上升,不穩定的臨時工作又越來越多。這衝擊了會員較多的傳統工會,因為隨著就業崗位轉移到工會組織率較低的行業,在無新補充的情況下,整體組織率便下降了。工會無法適應這種環境變化,又無法吸引新一代,結果工會數量和會員人數下降。勞動人口成份的變遷,工作環境的改變(很多工作場所變小了),也必然影響到工會採取的行動、組織和影響力,為工會帶來新挑戰。

然而,外來壓力不是限制工會角色和效能的唯一因素。某些工會採取的策略也成為了工會衰落的原因。在實務工會主義(business unionism)强調與資本階級妥協的政治氛圍底下,工會在面對工人權益受到打壓的時候不再像以往那般强硬了。以往工會能夠迅速號召工人採取强硬勇武的工業行動,大型罷工也屢見不鮮,如今很多西方國家的工業行動往往來得太遲,形式也較為保守,骨子裡也只想和解了事。例如美國的汽車工人聯合會,在1930年代曾經佔領工廠,如今採取的策略卻是與僱主合作,向資方作出重大讓步,放棄原先為工人爭取得到的權利,以換取成為了通用汽車(GM)的主要股東。工會採取如此策略,加上工作職位的流失,導致了過去三十年工會人數不斷下降。


另一個工會一直面對的挑戰是工會官僚與普通會員脫節。工會中的全職職員雖然代表工人,可是他們的社會位置、日常生活和關心的事物卻不一樣。尤其在工會的高層,很多領導人物享有很高的薪酬或長期佔據高層位置,引致工會行動日趨保守並排除了工人的參與。工會結構使其代表性不足,領導人長期在位又與工人的現實環境脫節,這些都導致工會現時面對的問題加劇,令工會的力量減少。國際性工會中的官僚與屬會會員的距離就更加遙遠,問題也就更加深重。

雖然今日的工會有各種缺陷又面對各種困難,但當工會抗爭起來的時候,仍然能夠在保衞和爭取工人權益方面擔當極其重要的角色。在世界的不同角落,當工人受到攻擊時,工會仍然擔當著保障工人工作,以及爭取更佳工資和待遇的角色。在歐洲反緊縮政策運動中,新興的團體和網絡扮演了重要的角色,這些工會即使未能進一步左右運動的走向,但也能夠號召大型行動並參與其中。在希臘、西班牙、葡萄牙等受經濟危機和緊縮政策影響最深的國家,工會多次發起罷工,甚至全國大罷工作為回應。在其他國家,工會也號召了大型遊行和工業行動進行抗爭。

此外,有些工會也去回應環境和社會公義等大議題,這是工會積極主動的一面。過往工會較少關注氣候變化和氣候公義等議題,現在越來越多國內和國際的勞工組織將這些議題提上議程,參與甚至組織相關的運動。先後由英國和南非工會發起的“一百萬個氣候就業崗位(One Million Climate Jobs)”運動是其中一個重要的例子。另一個例子是“能源民主總工會(Trade Unions for Energy Democracy)”,她的成員包括來自世界各地的團體和組織,目標是提倡以民主的方法管理和使用能源,為氣候危機、能源貧窮、土地掠奪和污染等問題尋找解決辦法。它組織了 “反對水力壓裂工會聯盟(Unions Against Fracking)”,爭取全球禁止採用水力壓裂這種對人類健康和環境造成嚴重破壞的開採方法。

綜上所述,我們仍然有很多理由不讓工會成為過去,而保衛工會的權利和工人組織結社的權利仍然十分重要。沒有這些組織,工人的未來只會更加慘淡。

的確,現時工會正處於充滿挑戰和敵意的環境,但如果工會選擇無所作為或者息事寧人,而不是真正回應資產階級向工人階級發動的攻擊,工會只會繼續衰落。在緊縮的年代,如果民主的工會向它代表的成員問責,努力捍衛工人權益,並主動回應有關社會公義的重大議題,則工會的角色遠遠還未過時。既然如此,社運人士應該向工會內的官僚施壓,支持普通會員中的積極分子和工作場所組織,為發展民主而又有戰鬥能力的强大工會貢獻一分力量。

2017年2月19日 星期日

零八宪章: 杨光:毛、邓、习的国际战略变异

从白邦瑞的“百年马拉松”说起

 
熟读中国历史、熟知中国政情、讲一口流利中国话的白邦瑞(Michael Pillsbury)曾经是基辛格、拉姆斯菲尔德所倚重的中国问题专家,从尼克松政府以来一直担任美国政府对华战略顾问,现在他又成了特朗普总统主要的中国事务顾问。
 
白邦瑞对共产党中国的认知与态度经历过一场一百八十度的转变:他曾经是最热烈的“熊猫拥抱者”,是基辛格联中反苏战略最早的设计者,一度强烈主张美中军事结盟;九十年代幡然悔悟,痛感美国人过於老实厚道,“人善被人欺”,被中共的伪善言词所迷惑而认敌作友,此后变成了最激进的对华战略鹰派、“中国威胁论”者,转而主张联俄反中、扶台抑中。
 
两年前,白邦瑞写过一本《百年马拉松:中国取代美国称霸世界的秘密策略》的书。这是一本典型的“阴谋论”作品(白氏所谓“秘密战略”即是中国所谓“阴谋”),大量引用了中共军方鹰派人物的言论作为立论依据。白邦瑞认为美国学术界、外交界“严重低估了中国鹰派的影响力”,事实上,习近平的“中国梦”便来源於中共军方鹰派、陆军上校刘明福的着作《中国梦》。零八宪章: 杨光:毛、邓、习的国际战略变异

2017年1月5日 星期四

雷洋案、江天勇及其他

有学者认为,当下的中国现实环境,和明朝很相似,有学者则认为更类似于晚清,而我个人认为,更接近历史上的元朝。元朝统治者侵入中原,将汉人作为劣等民族肆意蹂躏,南人的地位甚至连猪狗都不如。其法制混乱,特殊利益群体如蒙古人、波斯人等拥有法外特权;大量超规模造币导致经济彻底崩溃;贪污腐败盛行导致人祸不断;利益全部输送回草原供特权家庭享用;思想混乱各种宗教盛行,但却只能为蒙古人歌功颂德;等等这些,与今日之中国何其相似乃尔。
零八宪章: 马强:雷洋案、江天勇及其他

2017年1月3日 星期二

听局中人谈幕内事

听局中人谈幕内事

作者:朱正
前苏联老资格特工领导人帕维尔·苏多普拉托夫的一本回忆录,中文译本用了《情报机关与克里姆林宫》作书名。这是很有道理的。这位作者一辈子干的都是秘密工作,公开的活动都是用各种化名,如果用他那几乎不为公众知道的姓名出版回忆录,是很难引起读者注意的。中译本的这个书名,大体上反映出了这书的主要内容。
这位出生于乌克兰的作者十四岁就投身于情报行业,刚参加红军不久的他被调到一个师的特工处当了一名话务员和译电员,“从此就开始了我在全俄肃反委员会和克格勃的工作生涯”。他不断完成上级布置的任务,职务也不断提升,最后做到了前苏联内务部第九局即特别行动局的局长,中将军衔。他做过的事情很多,知道的事情就更多了。就在这本回忆录里,他把许多过去属于绝密的材料清楚地写了出来。在卷首“作者的话”中,他说:
不管我们愿意不愿意,一个时代毕竟已经过去。昨天还是国家机密的那些东西,由于国家历史的急转,正在丧失其独特性和保密性,成为渴望了解真相的人的共同财富。
也许是命运的安排,曾经是前苏联的那些独立的军事和外交情报机构领导人之一的我,在写完这本书的时候,竟成为特工部门勾心斗角和二十世纪三十年代至五十年代克里姆林宫内外政策所经历的风云变幻的唯一见证人。
在前苏联还存在的时候,我恪守军人誓言,保持沉默。在众所周知的1991年的事件以后,在前苏联的情报机构和外交政策的许多东西不再成为秘密,在我所忠诚效劳的一切停止存在以后,我不能也没有权利继续保持沉默。
就这样,他写出了许多过去公众全不知道的内幕,给苏联历史提供了另一类解读。下面就简单介绍一下书中说到的几件事情。
例如基洛夫,长期以来一直说他是死于政治谋杀。斯大林曾经以此为由开展了一场大规模的整肃。后来赫鲁晓夫又说这次刺杀行动是根据斯大林的命令组织的。这本书指出:他的被杀,纯属个人原因。简单些说,事情是这样的:基洛夫非常喜欢女人,他在大剧院和列宁格勒剧院里都有很多情妇。在他举办的几次娱乐晚会上,他又看上了年轻貌美的服务员米尔达·德劳列。当她想要离婚的时候,她那嫉妒的丈夫尼古拉耶夫就把基洛夫杀了。像这样因为妻子有外遇丈夫杀情敌的刑事案件,中外古今都不少见。不巧的是这回的死者是一位重量级的政治人物,这就成了一次政治事件了。不但尼古拉耶夫、他的妻子和岳母都被枪毙,还给斯大林提供了大镇压的借口。
书中有不少地方谈到了20世纪30年代的大清洗。在叶若夫和贝利亚时期,内务部增设了一个侦讯处,专门对被捕者刑讯逼供的机构。就用这种屈打成招的供词作为证据,在国家的中高级领导层发动了那一场大逮捕的运动。书中说:
叶若夫实施了最残酷的镇压行动。1937年,他逮捕了内务人民委员部反间谍机关的所有领导人;1938年,迫害活动波及到国际处,我们的许多朋友都成为迫害对象,这些都是我们完全信赖的人,他们的忠诚可靠是无可置疑的。
1938年12月,贝利亚取代叶若夫成了内务部的领导人,本书作者的处境就更加恶化了。他由国际处的代理处长降职为处内西班牙科的副科长,而让负责审查干部的杰卡诺佐夫当上了国际处的新任处长。作者回忆说:
当我们的朋友被捕时,我们都以为他们是被误抓了。但随着杰卡诺佐夫的到来,我们开始明白,这不是误抓。是的,这是一个有目的的政治阴谋。领导者都由一些外行担任,而他们却可以随意发号施令。我们开始为自己的生死担忧,我们有可能成为牺牲品。
不但作者本人是这样,他的妻子也是在惶恐之中。书中回忆说:
打那天之后,妻子老是提醒我,让我提防着点贝利亚。她估计我们的住所可能被监听,所以就给他取了个绰号,以免在家里谈话时提及他的名字。
就这一件小事也可见人们的恐惧有多深了。
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闭幕那天作的秘密报告中谴责了斯大林对无辜者的大规模镇压。这本书中提供的材料表明,在这件事情上,赫鲁晓夫本人同样是负有罪责的。那时赫鲁晓夫是乌克兰共产党中央书记,他把乌斯片斯基从莫斯科带去,当了乌克兰内务部的头头。这本书中指出:
1938年,乌斯片斯基在乌克兰搞肃反运动,其结果是,乌克兰共产党中央一百多名老资格的中央委员中只有三人没有被逮捕。……乌斯片斯基要对发生在乌克兰的逼供拷问和大规模迫害负责,至于赫鲁晓夫,他同乌斯片斯基一道,亲自参加了对被捕者的审讯。在政治局委员中,像赫鲁晓夫这样做的人不多。
故事到这里还没有完。后来运动的打击对象扩大到肃反工作者的时候,“乌斯片斯基企图逃往国外。他随身携带了几本空白护照,藏了下来,制造了跳河自杀的假象,但是‘溺死者’的尸体没有被发现。赫鲁晓夫张皇失措,赶忙去找斯大林和贝利亚,请求宣布在全国范围内寻找乌斯片斯基。”逃到了鄂木斯克市的乌斯片斯基发现有人跟踪他,就向当局投案自首了。他自首三天之后,他的妻子被捕,以帮助丈夫逃跑的罪名判处死刑。她递交了赦免请求书。赫鲁晓夫马上进行干预,建议最高苏维埃主席团拒绝接受她的赦免请求。这也可见赫鲁晓夫当年在肃反运动中的态度了。
至于斯大林在肃反运动中的责任,本书作者倒是持一种宽容和谅解的态度。书中说:
我认为,他的残酷斗争、无情打击是错误的,但这些错误都是由叶若夫、阿巴库莫夫、伊格拉季也夫以及他们的帮凶的冒险主义和外行所造成的。
过去的英勇而悲壮的事件、人员的损失甚至大规模的迫害―――所有这一切在战胜希特勒的伟大胜利面前都显得微不足道。
我在书中详细记下了斯大林几次召见他的情况。斯大林每一次召见他,都是给他布置一项任务。第一次是要他去暗杀科诺瓦列茨。这人是“乌克兰民族主义者联盟”的首领。本书作者是乌克兰人,曾经奉命以反苏的面目打入过这个敌对组织,同科诺瓦列茨有过直接的交往。
叶若夫把本书作者带到了斯大林的跟前。斯大林向他们说了必须除掉科诺瓦列茨的理由:“我们的目的是使乌克兰法西斯组织在战争爆发前群龙无首,并且让这些匪徒们为争夺权力而自相残杀。”接着,斯大林问:“科诺瓦列茨有什么癖好、弱点,对什么感兴趣?要尽可能地加以利用。”本书作者回答说:“科诺瓦列茨非常喜欢巧克力糖,无论我跟他到什么地方,他的第一件事总是要买一盒包装考究的糖块。”
就从这里制定出了实施的方案。1938年5月23日,他们在约定的鹿特丹的“大西洋”饭店会面了。本书作者把他的礼物―――一盒特制的“巧克力糖”送上。当这名杀手离开不久,炸弹爆炸了:完成了任务。
为了除掉托洛茨基,斯大林又召见本书作者了。这一回是贝利亚带他去的。斯大林对他们说,“托派运动中除了托洛茨基本人外,并没有什么重要的政治人物。如果结果了托洛茨基,对共产国际的威胁也就随之而消除。”他提出了一年之内必须解决托洛茨基的任务。
为了执行这一任务,成立了两个小组,一个小组的领导人是墨西哥美术家西克罗斯,代号为“骏马”。另一小组以卡里达德为组长,她的儿子拉蒙也在这小组,小组的代号为“母亲”。两个小组之间没有联系,互相之间都不知道对方的存在。这两个小组都在本书作者和他的助手艾廷贡指挥之下活动。他们弄到了一张托洛茨基住所各个房间的平面图,还让一名特工和托洛茨基的一名保镖哈特交上了朋友。
1940年5月23日,趁着哈特当班,西克罗斯小组冲进了托洛茨基的住所,用自动枪向房间内扫射,托洛茨基躲到床下才免于一死。哈特当然是被干掉了,免得他供出熟识的特工来。
在收到现场指挥艾廷贡关于行动失败的电报之后,本书作者即向斯大林作了汇报。斯大林回答说:“应着手实施另一套方案,不要在乎西克罗斯的失败,给艾廷贡发个电报,转达我们对他的充分信任。”
这“另一套方案”是1940年8月20日由拉蒙去完成的。整个过程是这样:这天,托洛茨基正在全神贯注地阅读拉蒙写的一篇为他辩护的文章,站在旁边的拉蒙悄悄地拿出藏在雨衣里的小凿冰斧砍过去。正好这时候托洛茨基略微转了一下头,改变了受打击的部位,这样,他受了重伤却没有立时死亡,还大声呼救,他是第二天才死在医院里的。
拉蒙被当场捉住。他的口供是事先拟定好的,杀人的动机完全是出于私怨,一个字也不涉及苏联的情报机关。他在墨西哥坐了二十年的牢,回到苏联,获得了苏联英雄的勋章。
暗杀是情报机关的一项经常性的业务。为了杀人之后不留下痕迹,内务部有一个直属部长领导的毒理学研究室,在官方正式文件中被称为“X―――实验室”。他们研制出了一种致命的针剂。用这种针剂处死的人,有拒绝和苏联情报机关合作的瑞典外交家劳尔·瓦伦贝格,有乌克兰合并派教会大主教罗姆扎,有乌克兰民族主义领导人舒姆斯基……
杀死米霍埃尔斯的经过要复杂一些。战争时期,苏联成立了一个犹太人反法西斯委员会,以获取国外犹太人对苏联的支持。米霍埃尔斯,这位犹太国家剧院的总导演、著名演员,被安排为委员会的主席。1943年他奉命到美国活动。书中说,“去美前贝利亚将米霍埃尔斯叫到卢比扬卡,指示他怎么样着手跟美国犹太人建立联系。我们的计划是,预先取得美国社会的支持,获取对发展我国冶金和煤炭工业所必需的资金”。他的美国之行取得了很大的成功,却没有想到犯了斯大林的忌。到战后发动反犹太人运动的时候,米霍埃尔斯的死期就到了:
显然,斯大林担心米霍埃尔斯巨大的个人声望会被国际犹太复国主义组织利用来达到自己的目的。米霍埃尔斯拥有世界知名度,这样的人无疑也一定有异乎寻常的强烈个性,因此在那个时代,不可能通过法院审判这块遮羞布对他按常规方式进行逮捕和审讯。
1948年1月,通过所谓的特别程序米霍埃尔斯被杀害。……有关这次处决的详情直到1953年4月我才知道。……在见一下白俄罗斯主要演员的借口下,米霍埃尔斯和陪同他的戈卢博夫被诱骗到察纳瓦的别墅,在那里给他注射了剧毒后,将他抛在载重卡车的车轮下,伪造成在明斯克郊外大街上被歹徒撞死的假象。实际上驾驶汽车的是国家安全部白俄罗斯铁路运输处的工作人员。
书中还写到了一些后来没有执行的暗杀计划。例如,“1943年,斯大林放弃了自己最初的谋杀希特勒的计划。因为他担心希特勒一旦被干掉,那么纳粹分子们和军界就会企图与同盟国缔结没有苏联参与的秘密和平条约”。这当然是一种十分现实的政治考虑。此外还曾经有过刺杀乌克兰民族主义分子退役将军卡普斯强斯基的考虑,有过刺杀原临时政府首脑克伦斯基的考虑,后来反复权衡利弊得失,放弃了这种考虑。
值得一提的是暗杀铁托的计划。1953年2月底,斯大林最后一次召见本书作者,将一份别人拟定的刺杀铁托的计划拿给他看,让他对此发表意见。斯大林对他说:“这项任务对于巩固我们在东欧的地位和扩大我们在巴尔干半岛的影响是十分重要的,所以一定要绝对有把握地对待此事,要避免失败。千万不要再发生像1942年在土耳其谋杀德国大使冯·巴本没有成功的事情。”本书作者认为这份计划没有现实的可行性,是拿行刺的特工白白去送死。正在情报机关具体研究怎样完善这个实施方案的时候,斯大林死了。高层领导立即进入紧张的权力角逐之中,没有人过问这事了。
书中另一项十分引人注目的内容,是苏联情报机关盗窃美国原子弹机密的活动。书中说,“1943年至1944年,我们利用了各种途径去接近美国的原子秘密。我们的主要目标是洛斯阿拉莫斯实验室、橡树岭工厂和伯克利核研究实验室。我们还试图打进订购原子武器的工业公司”。
苏联特工努力去建立同原子科学家的关系。奥本海默是美国制造原子弹工程技术方面的负责人,就是苏联特工的一个大目标。这人思想本来就“左”倾,特别是他的妻子凯特琳,更是向往苏联和共产主义理想,她给了丈夫很大的影响。奥本海默,以及费米、玻尔、西拉德这些科学家,都给苏联提供了重要的科学情报,对于苏联研制原子弹帮了大忙。
苏联做到了这一点,不仅仅是,或者应该说主要的并不是用了通常的情报工作的那些手段。对于这些大科学家来说,意识形态的吸引力甚至起了更重要的作用。书中讲了一个有趣的小故事。给苏联情报机关工作的莫里斯·科恩结婚了,他想吸收新婚的妻子洛娜也来搞情报工作。洛娜拒绝了,认为丈夫是背叛,但是丈夫说服她,他们的行动是为实现崇高的正义事业,而不是什么背叛。就这样,她就乐意为苏联情报机关工作了。第一颗原子弹投到广岛以后,她带着这颗原子弹的设计图和详细说明书机智地通过了严密检查的关口。这可是至关重要的情报。书中详细记下了她这次应付惊险场面的从容和沉着,可以按原样搬到电视剧或者电影里面去。
这书中说:“我们在英美的情报提供者和情报机构共获取了二百八十六件有关原子能的秘密科学资料和非公开出版物。”这些技术情报起了多大的作用呢?库尔恰托夫(他在苏联就相当于美国的奥本海默)在1943年3月写给上级的信中说:
获取的情况资料对我们国家和科学事业具有巨大的不可估量的价值。……可能让我们省去许多研究铀问题的异常困难的阶段,掌握解决这一问题的新的科技途径。……看来,从技术上解决这一问题的时间将比在我们科学家了解国外这一问题研究进展之前所预料的可能会大大缩短。
实际情况也同这信中所预言的一样。在原子弹研制成功之后,作者回顾说:“原子弹在苏联制造出来仅用了四年时间。情报资料无疑加快了我们制造原子武器的进程。”
书中还谈到了“罗森堡夫妇案”。这对美国夫妇是被控为苏联窃取原子武器机密而被执行死刑的。我还依稀记得当年的《人民日报》称他们为和平烈士。现在出版的《辞海》里有这一案件的词条,可是没有烈士的头衔了。真实的情况,本书作者说:
罗森堡夫妇是1938年由奥瓦基米扬和谢苗诺夫吸收同我们情报机关合作的。由于命运的戏弄,罗森堡夫妇在报界被美国人和我们自己宣传成为苏联搞原子间谍活动的关键人物。实际上他们发挥的作用并没有这么重要。他们绝对与由专门情报机关协调的原子弹情报的主要提供者没有联系。
情报渗透和接近我们感兴趣的设施的价值取决于情报提供者的工作性质。罗森堡夫妇只不过是我们在美国原子弹研制设施进行外围活动中的并不起眼的一个环节。罗森堡夫妇及其亲属格林格拉斯所提供的资料并不是属于重要的情报。罗森堡夫妇是真诚的,他们怀着共产主义信念,对我们忠贞不渝,准备在所有方面与我们合作,但是他们的活动对获取美国原子秘密并不具有重要意义。
被外国处死的苏联间谍,这本书中还写了1944年被日本人绞死的佐尔格。后来被授予苏联英雄称号的佐尔格这人在中国的知名度颇高,有关他的书,翻译出版了不止一种。在德国入侵苏联前后,他发回去了好些有关德国和日本动向的重要情报。这书中说,“佐尔格的悲剧在于他所提供的情报没有被我们的指挥机关利用”,“因为这种专职间谍向来不受信任,所有的特工机关都要经常对其进行反复考验”。对佐尔格的最终结局,书中写了令人深思的一段:
佐尔格被日本当局逮捕后在审讯中的表现引起了莫斯科强烈的愤慨。他违背了苏联情报机关的主要原则:任何时候也不要承认以任何方式为苏联做过间谍工作。……情报局的领导鉴于佐尔格已向日本人坦白,因此没有提起交换的问题。
当一名间谍,是多么艰难的行当呀。
当本书作者成了一名高级情报官员之后,有条件从近处观察到最高领导层的派别斗争。在“斯大林执政的最后岁月”这一章里,作者说:在斯大林周围的力量分布是这样的:贝利亚、马林科夫与别尔乌辛、萨布罗夫两位主管经济的人结成了统一战线。他们都属于同一个集团的人,他们把自己的人提拔到了政府中一些有影响的岗位。赫鲁晓夫同贝利亚、马林科夫集团关系十分密切。另一个就是后来被称为“列宁格勒集团”的派别,其成员包括: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兼国家计划委员会主席沃兹涅先斯基,党中央第二书记、主管意识形态的日丹诺夫,负责包括国家安全机关在内的人事工作的苏共中央书记库兹涅佐夫,俄罗斯联邦部长会议主席罗季奥诺夫,负责轻工业和财政工作的部长会议副主席柯西金等。这两派斗得很厉害。书中说:
斯大林鼓励这种派别斗争,因为他明白,这对于他的政权没有丝毫损害。除此之外,斯大林意识到,他们之间彼此勾心斗角、追名逐利的权力斗争,给斯大林提供了极其难得的罢免他们的机会。他总是起用没有上层斗争经验的年轻的党务工作者来替换他们。
日丹诺夫于1948年死去,第二年就制造出了一个“列宁格勒案件”,沃兹涅先斯基被处死。权力斗争的继续导致了所谓的“医生案件”,克里姆林宫一大批保健医生被捕,想以此为突破口对元老派进行清洗。本书作者认为,“很明显,贝利亚是斯大林清单上第一个要消灭的人。”斯大林一死,这“案件”也中止了,被捕的医生也就放了出来。
斯大林死后,高层权力斗争出现了全新的格局。作者说,这时,“赫鲁晓夫便抓住机会向他觊觎的权力顶峰爬去。”本书作者同赫鲁晓夫有过直接的交往,对此人的印象很不好,说他“善于投机钻营、玩弄阴谋诡计”。“为达此目的,他(赫鲁晓夫)必须摧毁马林科夫-贝利亚同盟”。这一点,他有步骤地做到了。6月,他让部长会议主席马林科夫(这时马林科夫已将党中央书记的职务让给赫鲁晓夫了)签发了逮捕贝利亚的命令。这以后,就是一步一步地来收拾马林科夫了。书中说:“在国家领导人中,不存在任何贝利亚阴谋,而有的是整贝利亚的阴谋。”“不论贝利亚在1953年4月至6月间是出于何种动机,我们不得不承认他有关撤销劳动改造管理总局、释放政治犯、改善同南斯拉夫关系的主张中已经包含了赫鲁晓夫在‘解冻’时期所实行的‘消除个人迷信后果’的基本措施。”
在我看来,这可以算是一本研究苏联历史的重要参考书。书中有不少论点,很有助于人们对历史的认识。这里随手举几个例:
在雅尔塔协议中,美国、英国和苏联对战后世界进行了划分。无论多么令人不可思议,但是这一协议是以莫洛托夫-里宾特洛甫条约为前提的。
斯大林与日丹诺夫开始了“同世界主义者斗争”的运动,目的是加强与外界的隔绝并在知识分子中清除任何外来意识形态的影响。斯大林还有另一个目的,就是想巩固苏联在东欧的地位,并在那里建立起苏联那样的社会制度。
党的高层领导发动反对“世界主义”和反对“个人迷信”的一次次运动,就是为了铲除前进路上的对手和向他们提反对意见的人。
在向读者介绍了这本大可一读的书之后,不得不附带说几句对译文的意见。几位译者不辞辛劳译出了这部三十多万字的大书,他们的劳绩是应该受到感谢的。只是如果能够把工作做得更细致一些,就更好了。一个最突出的印象,就是书中的众多人名,没有采用流行已久的规范的译法。例如,“墨索里尼政府外交部长基亚诺”通译为齐亚诺;曾任苏联外交部长和驻美大使的利特维诺夫通译为李维诺夫;苏联驻瑞典大使科洛思泰通译为柯伦泰;以色列政治家梅耶尔通译为梅厄;匈牙利的政治家伊姆拉·纳侍通译为伊姆雷·纳吉。
更不可理解的是就在同一本书中同一个人的译名也有不统一的。例如:朗纳·科恩后面又译为洛娜·科恩;布尔加林后面又译为布尔加宁;作者的姓苏多普拉托夫有一处被印成了苏多普拉多夫;书中多次出现的梅尔库洛夫有一处被印成了梅利库洛夫了。
有些是校对的问题,例如基洛夫死于1934年,有一处印成1937年了。
似乎还偶有译错的地方。例如这一句:“没有贝利亚及其第一副手叶若夫的签字,逮捕令则不能生效。”只要通读了这书就可以知道,叶若夫从来也不是贝利亚的副手,恐怕是把原意弄反了。又如这一句:“当时,日本人已占领了华中、华北及满洲里。”这个“里”字似应删去。能够和华中、华北这两大块领土相提并论,只能是满洲那一大块领土,而不是一个不大的城市满洲里。又如这一句:“菲舍尔奉命向我们报告了美国向中国民族主义者们提供军用物资的情况。当时,美国人与中国人民解放军打得难解难分。”人们都知道,当时同中国人民解放军打得难解难分的,是美国人支持的国民党军队,而不是美国人自己。由此猜想:中国民族主义者是不是中国国民党的误译呢。因为文章已经够长,不多举例了。总之,尽管译文还未尽完善,这本书还是大可一读的。
〔朱正,1931年生于湖南长沙,职业是编辑。1956年出版《鲁迅传略》;1957年在新湖南报被划为右派分子;1979年平反后到湖南人民出版社,从编辑做到总编辑;1991年离休。〕

2016年10月12日 星期三

中國退役軍人協會: 被中共杀害的辛亥元勋和抗日将领

中國退役軍人協會: 被中共杀害的辛亥元勋和抗日将领: 1937年,国民革命军士兵的战斗位置。 按:辛亥元勋,追随国父,推翻帝制,功勋卓著。国军将士,抗击倭寇,保国保种,救亡图存。共产匪党乘国军长期抗战之弊,认老毛子为父,为苏俄儿子党,使大陆沦为人间地狱。邪党高舞恐怖血旗,屠杀我数百万抗战将士,血债...

2016年6月20日 星期一

似曾相识:朝鲜 一座国家级奴隶集中营

朝鲜 一座国家级奴隶集中营          
【摘要】朝鲜不是一个有监狱的国家,而是一座有国家的监狱。所谓的国家机器的设立,无非是为了更持久,更高效地管理这座超级监狱罢了。

朝鲜现状
朝鲜26岁女舞蹈家,得人民功勋奖章,趁到中国演出逃到辽宁,跟一个农民结婚生子,儿子不到一岁被发现。朝鲜要求遣返。中国警方送人到边境,对方手里拿着一个铁丝,一把榔头,人在桥上交接完,用铁丝穿过她的脸,用榔头敲碎她两个膝盖,带走了。
朝鲜不是一个有监狱的国家,而是一座有国家的监狱。所谓的国家机器的设立,无非是为了更持久,更高效地管理这座超级监狱罢了。褪去“人民共和国”的画皮,这座“朝鲜民主主义集中营”是当代民主集中制最权威的诠释,它也代表了现代文明世界一个溃烂的脓疮。 
示范监区 
去朝鲜“旅游”的人与其说是观光,毋宁说是“探视”,窥探这座神秘监狱的管理和生活方式才是其真正目的。不少人还可以忆苦思甜,从中收获某种特殊的优越感和心理安慰,即便在一些自身也需要悲悯的人身上,也是如此。 
進入这个高度集中的集中营,游人首先被收缴一切通讯工具,并且只能在指定的“监区”范围内活动,通常去不到平壤以外的其他地方。这里基本是个没有笑容,也没有信任的世界。朝鲜人绝少敢于同陌生的“监外来客”進行沟通,因为惧怕招来便衣,街上也不会有三五成群的朝鲜人在一起交流的场面,大致可以领略到“道路以目”的真正含义。所有的朝鲜人胸前必须佩戴领袖像章(未成年人佩戴团徽或队徽),无处不在的金日成像章近日已“升级”为父子双人版,这是当地人与游客最明显的区别。尽管每个人都宣称佩戴领袖像章是无上的光荣,但这种标识更现实的作用显然是方便于管理,其意义类似于纳粹时代犹太人胸前的大卫之星,没有哪个朝鲜人胆敢轻易放弃这份“荣耀”。
它一方面集中了所有能够调动的资源“保平壤”,却只允许极少数用于“活体展示”的精英阶层居住,另一方面又把绝大部分的人口牢牢栓在贫苦的农村,即便是饿殍遍地的大饥荒时代,也绝不允许饥民逃荒進入城市。平日里除了组办大型活动,偌大的城市总是行人稀疏,车马寥寥,整洁宁静的路面却透着几分诡谲与阴森。重金打造的这张“国家名片”,其背后代价实际上是三代朝鲜人的累累白骨。从某种角度来看,平壤是一座充满罪恶的城市。 
狱中狱 
2010年,朝鲜当局为了昭示新主的“大度恩德”,一次性赦免了15万名囚犯,占到羁押人数的30%,也就是说,在人口2000余万的朝鲜,大约50个人当中就有一个受到专政机器的关押。
朝鲜用于惩戒、羁押和政治迫害的场所没有统一的名称,一般为强制收容所、管理所、教化所、集结所、监狱、劳动锻炼队、拘留场等,名目繁多的“狱中狱”都是强化金氏法西斯统治必不可少的暴力工具。半个多世纪以来,先后有150多万人在这些人间地狱中被折磨致死。犯人最常用的罪名有:对领袖大不敬罪、发表叛国言论、叛逃出国、收听敌台等等。
作为世界上最大规模的监狱,不可避免会有各种越狱的尝试,或曰脱北。作为“典狱长”的历代金太阳们对此深恶痛绝,越狱未遂的脱北者通常难逃一死。外界普遍认为,这些不幸的人都是被铁丝穿过锁骨,连成一串押走的,大概是为了警示沿途观众以儆效尤,不但如此,脱北者家属甚至没有举报的朋友邻居都会受到株连。当局鼓励所有民众互相监督、互相检举,以便将反革命犯罪通通消灭在萌芽状态。杯弓蛇影的独裁者甚至对人际关系融洽的“和谐社会”都充满恐惧,朝鲜规定一般人下班后要進行主体思想的学习,然后進行批评与自我批评。
高层方面的生态环境同样恶劣,金氏朝廷先后对苏联派、延安派、甲山派等多个党内派系進行大规模清洗,大约有10万名党员被肉体消灭。金正日对部下的一句警告广为人知:没有我的信任,你们只是一堆行尸走肉!2012年2月,金正恩处决了人民武装部副部长、总参谋部副总参谋长和一线军团长等十余名将领,理由是他们在哀悼金正日期间有酒色行为。 

万民的天 
2007年,美国的宗教研究网站“adherents.com”发布世界各大宗教的排行榜,拥有近2千万信徒的金日成主义(即“主体思想”)荣登世界第十大宗教。 
太祖金皇帝的叔叔原是平壤一个基督教牧师,这位“万民的天”深知信仰的力量,“解放后”的朝鲜全面取缔了基督教,一百多万信徒或接受改造或发配流放,但基督教的图像崇拜和宣讲布道的方式,却被他运用于自己的个人崇拜和造神运动。最后连源于耶诞的公元纪年也被他本人的“圣诞”所取代,成为朝鲜特色的“主体纪年”。
在朝鲜,所有的家庭必须供奉金日成父子的圣像,这一对“圣父圣子”拥有上千个封号,其画像被赋予某种神性,定期有负责公共标准的人上门检查其清洁状况,污损领袖画像的罪名足以使任何居民家破人亡,哪怕只是报纸上的画像。如果不出意外,“三位一体”的全家福将会是未来供奉的对象。忠顺的朝鲜人被告知,发生灾情时首先要抢救的是领袖的画像,其次才是家人的生命和财产安全。官方的喉舌高度评价那些火灾洪灾中为保全领袖画像而献出生命的“英雄”,称之为“闪烁人性光辉的故事”。 
有幸沐浴在金太阳的和煦春风下,子民们需要时刻怀有一颗感恩的心。在朝鲜,不但每一寸阳光都属于金家的私产,就连呼吸的每一口空气都是伟大领袖的恩赐,更不用说一切的成就与收获了。一位民间女子成功诞下了三胞胎,在媒体面前都不忘归功于无所不能的金将军,如果从神学的角度来解读,这大概就是东方版的“圣灵感孕”了。 
既然是传播信仰,作为福音的思想体系当然必不可少。所谓主体思想,字面上理解即“人是自己命运的主人”,至于具体的教义则不适合心智健全的人群去研究(中国的北京大学是个例外)。劳动党的标志也许更能说明这个邪教组织的性质:交叉向上的铁锤、镰刀和毛笔,寓意工农与知识分子的联合,实际上是马恩列斯毛与传统“儒家思想”的交配,孕育出这种非驴非马的畸形体系。后者所提倡的“忠孝”之道,在官方组织的两次哭丧大赛中可以略见一斑。此外,朝鲜23个“法定节假日”中有18个来自金氏家族成员的生辰死忌,据说也是儒家忠孝思想的集中体现。这种超强的文化传播效果,足以令美国的孔子学院无地自容,羞愧致死。 
全世界都在羡慕我们 
2012年6月11日,一干《人民日报》女记者以《朝鲜的未来,在关爱中成长》为题,用满怀诗情画意的笔触描绘了朝鲜的梦幻之旅,其中特别写到一日5餐并有营养师负责调配营养的幼儿园生活,简直超越了传说中的和谐社会,堪称天上人间。只是,这份靠“放卫星”营生的报纸现在也仅存娱乐大众的价值了。6月12日,就在刊载这篇奇文的第二天,联合国人道协调厅发布了朝鲜形势最新报告,称其境内有1600万人严重营养不良,数百万儿童没有发育所需的食物、药物或者医疗,呼吁国际社会对朝鲜進行紧急人道主义援助。 
朝鲜自1957年就开始实行粮食配给制,现在的口粮供应为人均每天100克左右,比一包方便面多不了多少。大城市的情况当然好一些,中小城市和偏远地区的人们靠配给无法维持生命,只好去挖野菜,扒树皮。一些农奴甚至还练就一项特殊技能,从牛粪中提取出玉米粒来。朝鲜专家则出来宣称,根据科学研究结果,少吃饭有利于长寿,一天吃两餐为佳,野菜更是有利于健康的营养食品。 
一个朝鲜人的出身决定了其一生命运,不同出身的家庭在食品、住房、教育、就业、医疗等各方面条件有如天壤之别。家庭成份要追溯到前三代,分为核心阶级、动摇阶级和敌对阶级三大类。就食品而言,为数不到三分之一的核心阶级基本能够满足温饱,居住平壤的市民大体上属于这个群体;约占人口一半的动摇阶级则视经济形势而定供应口粮,长年处于半饥饿状态;如果不幸被划入地富反坏右的敌对阶级,那就注定一生都在死亡线上挣扎了。 
应该说,划入核心阶级的群体中,不排除一部分人从心底拥护这个体制,正如在一个向民主转型的社会依然有人怀念暴政独裁一样。作为等级社会制度的“精英阶层”,尽管自身卑微可怜,但却可以从周围其他人更加不幸的遭遇中找到一种身份上的优越感和另类的满足感,久而久之甚至形成虚幻的幸福感。有一首唱得很响的朝鲜红歌叫《全世界都在羡慕我们》,的确,肉票是如此热爱绑匪,但凡有领袖出现的地方,镜头面前的朝鲜人总是幸福到泪流满面,无法自持。这项独特的“感恩”方式,相信世界上没有第二个民族体验得到。无论表达何种感情,温顺的朝鲜人总是选择了眼泪,不知道是不是隐喻了这一民族的悲苦宿命? 
再苦不能苦了枪杆子
1995年1月,金正日视察某哨所时提出一切以军事工作为先,一切以军事工作为重,正式提出了“先军政治”的概念,并很快确立其压倒一切的地位。事实上,大流氓金日成从来视枪杆子为命根子,军费预算一直占到GDP的四分之一甚至三分之一,只是到了极品流氓金正日的手上,这项残民以逞的政策叫得更加肆无忌惮,更加理直气壮了。 
人均GDP全球垫底的朝鲜,却豢养了一支110万的私人军队,世界排名第四。金正日多次强调:要视军事为第一国事,国家财政再困难,也要优先保障国防费用的支出,所有资源优先满足军队的需要。毫无疑问,军人阶层在朝鲜得到了最大的尊重和各种物质上的实惠。 
经济上穷困潦倒的朝鲜一直在从事与其实力远不匹配的高端武器研发。近四十年来,朝鲜的原子弹计划从来没有间断过,并不顾国际社会的一致反对,在06和09年分别進行了两次核试验;耗资数亿美金的“光明星”卫星计划屡败屡试,不撞南墙不回头。不难想象,如果其军费支出维持在正常水平的话,节约出来的钱可以解决多少民生问题。 
除了核武,朝鲜还拥有全球排名第三的化学武器,数量大约为2500吨至5000吨,种类涉及芥子气、光气、沙林等多种致命毒气或毒剂,这不但严重威胁了世界和平与地区稳定,对于被金家绑架的所有朝鲜人质也是一把悬在头上的利剑。这种穷兵黩武的政策得以推行的前提,是让民众时刻生活在帝国主义亡我之心不死的妄想症之下,心甘情愿为“国家主权”和虚无缥缈的“政治理想”作出个体的牺牲。 
共产主义天堂 
政治宣传上画饼充饥的共产主义理想,在金氏的宫廷生活中却被不折不扣地早早实现了。前酋首金正日个人的花费就占据了整个财政预算的20%,即使在朝鲜的“困难时期”,其生活质量也没有丝毫降低。金正日喜欢带Omega手表,坐奔驰S600 Guard轿车,皮鞋只穿意大利的Moreschi,一套人民服的Scabal布料就值1200美元,喜欢喝法国Perrier瓶装水和Martell Cognac干邑白兰地,此外,自诩电影艺术大师的他收藏了2万多部电影,而号称世界最大的中国电影资料馆也不过是3万个电影拷贝;金正日的私人酒窖内还收藏了上万瓶法国名酒,并且经常用名表等奢侈品赏赐手下要员。这位人民的“慈父”消费能力如此强悍,以至于联合国制裁朝鲜的决议中针对他规定了奢侈品的禁运。 
娱乐休闲方面,金氏父子都组建了各自专属的私人文工团——欢乐组,金正恩的生母高英姬即是从欢乐组中脱颖而出的新贵;金正日还经常派人到欧洲物色金发美女到朝鲜“联欢”,可见这位伟大领袖对“世界大同”理想的追求是何等执着。 
相对而言,朝鲜的基层公务员没有高官的特权,社会地位也稍逊于军人,享受到的福利待遇也就比较有限,但是作为等级社会的核心阶层,至少都可以保证衣食无忧,职务上便利的,还能通过克扣饥民的口粮来捞取外快。不过,这些看似无伤大雅的“适度腐败”,造成的结果却往往是若干鲜活生命的凋零。因为,这涉及到这个流氓政权治下最黑暗无耻的一页。 
苦难行军 
1990年代初,朝鲜经济上重工轻农、大干快上的“千里马运动”开始受到重挫,加上东欧“社会主义大家庭”瓦解带来的连锁反应,最终演变成灾难深重的现实噩梦。这场官方称之为“苦难行军”的大饥荒始于1995年,并迅速蔓延到全境,许多农村的树皮草根都被饥民吃得精光,随之而来的则是“人相食”的炼狱景象。根据投诚韩国的前二号人物黄长烨记述,在“自然灾害”惨烈的95-98年间朝鲜就饿死了350万人,占当时2200万人口的六分之一。这也仅仅是1998年的统计数字,事实上,这场骇人听闻的饥荒一直持续到2001年。然而当局不会让可怜的朝鲜人知道,如果从当时建造金日成豪华停尸殿和无数“永生塔”的花费中拿出三分之一用于赈灾,这场人间惨祸是完全可以避免的。最终,英勇的朝鲜军民毫无疑问地“战胜”了苦难,这自然又是金将军彪炳青史的丰功伟业。刚刚完成修订的朝鲜“宪法”,将罔顾人命、自绝于世界潮流的独夫奉为“绝世爱国者”。 
2012年5月,在庆祝金日成百年寿诞约耗资30亿美元的奢华盛典之后,朝鲜官方宣布其境内正面临“50年一遇”的旱灾,这意味着又一次大难将至。朝鲜内部文件也同时披露,由于物资过度供应部队,各地已开始出现饿殍。想当初,荣登大位的金正恩向朝鲜人许下愿景,三年后让这些世人艳羡的子民们吃上米饭,喝上肉汤。如今看来,望眼欲穿的朝鲜百姓最终盼来的,恐怕还是熟悉的人肉汤…… 
结束语
六十年前那场火中取栗的战争无谓而且肮脏,人类在上个世纪已经历过多次梦魇般的极权主义灾难,在民主文明成为世人普遍共识的现代社会,更值得深思的是:这座当世的奥斯维辛何以留存至今?何以结束?
 
来源:时代聚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