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3月28日 星期六

任志强:习近平就像一个被剥光了衣服也要坚持当皇帝的小丑(全文)

那里站着的不是一位皇帝在展示自己的“新衣”,而是一位剥光了衣服也要坚持当皇帝的小丑。尽管高举一块又一块的遮羞布试图掩盖自己根本就没穿衣服的现实,但丝毫也不掩饰自己要坚决当皇帝的野心,和谁不让我当皇帝,就让你灭亡的决心!

任志强,习近平,被剥光了衣服,也要当皇帝,小丑

任志强最近的文章,炮轰习近平

三月 06, 2020

2月18日落笔了“记忆与反思”,本想就此罢手了,尤其是不愿再碰触2月19日的伤疤。
四年前的2月19日,我在转发“央视姓党”的微博照片时,加上了“当所有媒体都有了姓,并且不代表人民的利益时,人民就被抛弃到被遗忘的角落了。”的一段评论,于是引发了“十日文革“式的全网大批判和留党察看一年的党的组织纪律的处分!因此,每年的2月19日我都坚决的放下手中的笔,以守护曾经的这一天。
但此次中国武汉肺炎疫情的暴发,恰恰验证了“当媒体都姓党”时,“人民就被抛弃”了的现实。没有了媒体代表人民利益去公告事实的真相,剩下的就是人民的生命被病毒和体制的重病共同伤害的结果。
几天之后媒体上、网络上疯传着2月23日中央召开全国上下约17万人参加的大会,被称为中国历史上参加人数最多的中央大会。且远胜于当年七千人的庐山会议的规模,有着比七千人大会更重要的现实意义,也被称为是一次伟大的会议。
网上许多人在用各种方式吹嘘和吹捧这次大会的伟大意义,并且格外的强调这次会议中最重要的党的主席的长篇讲话,是一个鼓舞人心、英明正确的战略部署,为世界指明了防治疫情的方向,号召用举国体制的力量,应对大考,战胜疫情,并取得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伟大胜利。“体现了”党中央对疫情形势的判断是正确的,“彰显了中国共产党领导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显著优势。”
一时之间,举国上下都在为伟大领袖的讲话而欢呼雀跃,似乎中国又进入了那个曾经伟大的大跃进时代,又进入了四处红旗飘舞,高举红宝书,三呼领袖“万岁、万岁、万万岁”的时代。更有许多人在从各个角度解释自己从2月23日讲话中发现的精华,以为中国又进入了一个新时代。


我也好奇并认真的学习了这篇讲话,但我从中看到的却与各种新闻媒体和网络上报道的“伟大”完全相反。那里站着的不是一位皇帝在展示自己的“新衣”,而是一位剥光了衣服也要坚持当皇帝的小丑。尽管高举一块又一块的遮羞布试图掩盖自己根本就没穿衣服的现实,但丝毫也不掩饰自己要坚决当皇帝的野心,和谁不让我当皇帝,就让你灭亡的决心!
讲话分为一、二、三、四和最后,我也来个一、二、三、四和最后吧!


一、 第一部分是“关于前一段疫情防治工作”
这里讲的是表彰自己的伟大成绩,包括1月7日的批示。“亲自指挥、亲自部署”要有正确的战略策略,要靠统一领导、统一指挥、统一行动,举国体制的医疗物资和生活用品的保供和维护社会稳定、防止社会失序,以及加强宣传教育和舆论引导。总之都是一尊亲自靠“巨大政治勇气”做出的决策和亲自指挥而取得的重大成绩。
网上有位名为李锦的专家,出版过国企政策的书籍多本,被媒体誉为“我国国企政策与新闻第一解读人”。专门写了篇《“17万人大会”的抗疫历史传奇》的长文,将历史上的“七千人大会”与“17万人大会”并列称为党史上空前的事情,必将载入史册。对此次会议大肆吹捧,已到了无耻之极了!


中国历史上的“七千人大会”可谓是党内执政的一次危机,并提出了“不怕批评,敢于接受批评,敢于自我批评”的信息。对“反右倾”和“大跃进”及瞒产、瞒报等问题进行了批判和对真相的追查,最终刘少奇用“三七”开承认了七分人祸的错误。毛则在大会上终于作了检讨:“凡是中央犯的错误,直接的归我负责,间接的我也有份,因为我是中央主席。我不是要别人推卸责任,其他一些同志也有责任,但是第一个负责的应当是我”,同时也做了自我批评,事后还做了一些平反的工作,这才让危机渡过了。


这次的大会,也许同样面临的是党内执政的危机,但人们没有看到大会上有批评的意见,没有对事实真相的追究与批露,没有查清疫情暴发的原因,更没有人检讨责任和承担责任。却在试图用各种伟大的成绩掩盖事实的真相,好像这个疫情是从1月7日的批示才开始。那么去年12月发生了什么?为什么没有及时公布信息?为什么会发生1月1日中央电视台追究8名谣言者的新闻?为什么会有1月3日的训诫?为什么会有1月3日对美国通报的疫情信息?为什么不提1月7日之前已发生的各种危机?为什么1月7日的批示未向社会公布?至今也未公布!为什么1月7日之后还会召开了各种聚集性的全国大会?为什么还出境访问?为什么在云南敲鼓庆春节?……


这所有只用1月7日和1月20日来试图终止与斩断国民与社会对疫情发生原因和扩散原因的追究。不再提为何没有及时公布疫情等等的原由,正是掌握权力者不想承担任何责任,也拒绝社会追究这些责任。只想用伟大成绩来为自己遮羞,同时动用各种党所控制的媒体,用所谓的宣传教育和舆论引导,规范和完善信息发布机制,宣传党中央的决策部署,迷人感人的事迹,引导舆论的正能量等方式坚决堵住各种追查事实真相的言论。坚决堵住追究造成这次疫情责任的言论,坚决不承认吹哨人的作用,不承认体制与决策无能的事实!
但这种遮羞式的宣传,大约只能欺骗那些愿意被你欺骗的人,却无法欺骗那些只相信事实与真相的人。
无论目前的防控取得了多大的成绩,都无法挽回那些失去了的生命和失去了欢乐的节日,失去了亲人的破碎家庭。也无法挽回因疫情而造成的重大经济损失和家庭对幸福生活的追求!
满篇的讲话中根本不提造成疫情的原因,不提疫情扩大化的失控原因,全社会没有看到“早发现,早报告,早隔离,早治疗”的情况。同时不提党的领导的统一体制之下的弊病;不提谁应对疫情的扩大化承担责任;更不会检查和检讨自去年12月以来出现各种问题的原因和责任。历史上的皇帝尚有“罪己诏”,七千人大会尚有检讨、自我批评和认错,但这伟大的“十七万人”的大会,却只有表扬和功劳,并无原因、真相与责任。
这哪里是“七千人大会”啊,这只能是天安门上招手接见红卫兵啊!
不提原因、真相与责任的自我表彰,都是些傻瓜也知道的“马后炮”。伟大与英明正确的战略策略,本应都是防御疫情发生和扩大的工作,但却都发生在钟教授的严重警告之后,而非发生在钟教授的呐喊之前。这也敢称是英明?也敢自吹为成绩?也敢自吹是“及时制定和打响了疫情防控的人民战争”?明明是在事后不得不进行的各种挽救,是在补漏洞、堵窟窿,却被吹成了“该出手时,必须出手”,真是不知天下还有“无耻”二字了!
皇帝可以骗自己是穿了衣服了,但连孩子们都知道皇帝是光着屁股的,那些不敢说皇帝没有穿衣服的人,都知道什么是穿着新衣,什么是没穿衣服。齐奥塞斯库以为人民仍然会相信他的谎言欺骗时,却不知道船已调头了!


二、 关于当前加强疫情防控重点
这段讲话的核心大约在“对借机恶意攻击的舆论坚决依法制止”上!
疫情防控的部署是在告诉社会,目前的情况全党、全国都纳入了一体,是在同一条船上。将疫情发生的原因和责任下放到各级政府的头上,告诉全党和社会,必须团结一致,共同努力去取得胜利。取得的所有成绩都是我领导的,没我你们都不行。如果不能取得全面胜利,则我死就会中国共产党死,中国共产党死,中国也就死了!
因此必须保住湖北、保住武汉、保住北京,用举国体制支援重疫灾区,并切实维护社会稳定。尤其是防控的重点要提高新闻舆论工作的有效性。让全国人民都知道,做好防控工作,没有我不行,没有党不行,没有统一指挥不行,没有所有人共同为维护核心的努力不行。
皇权意识的传统是国为君天下,臣为君命,故同船同命。没有了君,就没有了国,也就不会有臣的地位与权力了。因此只能是同船同命运,要先共同保住这条船,保住这个君,才能保住臣与民。
当一个现代的国家中,民为天下之主时,则并非是同船同命的概念,也并非都与执政党和执政党的领袖同命运。如果是个民主制的国家,民主制度可以选择谁当船长,也可罢免和撤换船长。同样不但可以撤换船长,还可以撤换整个管理体系中的大副和水手们。
即使是现代的中国也同样,可以没有一尊,也可以没有执政党,但绝不能没有人民的权利和利益的保障。
这次疫情中可以看到的现实是,党在维护党的利益,官在维护官的利益,君则只是在维护一尊的核心地位与利益。正是这种体制造成了,只听君命而不顾民情的情况。当疫情已经发生时,却不敢在没有君令的情况下,向民众公布疫情。不敢公布事实与真相,反而用抓批“谣言”的方式,限制和阻止真相的传播,才造成了不可控制的传播。
此时所有人并非站在一条船上,各自严守着各自的利益,却将一国之民抛弃于后。但当疫情发展到失控时,皇帝却变成了英明的指挥与部署者,让全党全国都被捆绑于这个指挥和部署的船上,成为了必须和只能为皇帝承担责任的人。皇帝可以随意的撤换任何不为维护皇权而献身的臣子,也可以用同船同命的方式要求所有人为了党的利益去打好这场保卫战,迎接此次大考。
如果没有上命之错,又何来危机与大考?既然党中央已对疫情形势有了准确的判断,既然亲自指挥已采取了有力有效的举措,既然各项工作部署都是及时的,那么为什么会有疫情全国性、全球性的传播呢?这些并非事前、事中的举措与预防,而是造成了事后的补救。当疫情失控的大量传播时,也才出现了危机。如果是事前的预防,又何来的大考?
当前的所有举措都是在失了先机的情况之下的补救,是在掩盖与纠正错误的不得已和不得不采取的措施。全世界都知道如能提前预告与预防就不会有武汉500万人的流动,不会有武汉各种的聚会,不会有几十万人的密切接触,不会有几万人的确诊,也不会有几千人的死亡和全国不得不居家隔离的春节,更不会有不能营业与开工的各种经济损失了!
防控的重点不是在那些具体的工作上,而在于不改变这种体制上的弊病,则无论用什么样的举国体制,能解决了此次的疫情问题,也还会再出现下一次的灾难。十七年前的教训,并没有让这个体制发生彻底的改变,也才有了今天的疫情再次暴发。此次不解决根子上的问题,下次也一定会再出现更大的灾难。
疫情发生的原因也许尚未查清,但疫情出现之后,未能及时让国民知情,则在于“上无令则下不行”。同时也在于“媒体姓党”,没有了新闻和言论的自由,如今又加了个“对借机恶毒攻击”要严惩的罪名!
真相并不会造成社会秩序的不稳定,反到是没有真相才会造成社会的混乱。
当问题已经出现,社会要求查明真相时,执政党却将所有人的命运试图用捆在一条船上的方式,让所有人都共同努力来救这条船。并试图用同为一条船而堵住要查明真相、追究罪首责任的那股力量的嘴,试用用以法制止借机恶毒攻击来扼杀可能对圣君不利的言行。
即使是同在一条船上,各级的责任也各有不同。船长本就应承担船长的责任,这是大副及水手们无法替代的。想用同船一体的概念掩盖船长应承担的责任则是幕后的真实目的。
“同舟共济”是当今必须共同努力解决疫情的必要,但却不能用此来掩盖船长的责任。


三、 关于统筹推进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
新中国执政党的文化是习惯于将两种完全对立的情况统一于一个命题之下。如宪法中的“人民民主专政”,“民主”与“专政”本是完全对立的两种体制,却能合并为一个特殊的无法合理解释的词。在汉语词典中的解释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前,它担负民主革命的任务;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它实质是无产阶级专政,此时已经没有了民主而只剩下专政了!
中央的文件中经常可以看到的是“既◊◊◊◊,又◊◊◊◊”的用语,每当“既”和“又”连在一起时的两个定义通常是相对的,这大约就是一种两面开刀的艺术。
讲话的前者是强调防控的重点,后者则是强调经济社会发展的重点工作,于是就有了既要重点防控疫情,又要抓好经济发展工作的部署与安排。
如果一个民主制的国家,信息是完全开放与公开的,经济是由市场化的方式自我调节的,那么任何时候与任何情况之下,这个小政府都无法用非市场化的手段去调控经济与人们自由选择的生活方式。即使是在疫情有危险的情况下,政府可以提出对疫情防控的要求,却无需为人民选择的市场行为提出限制。


但在一个专政的国家,一个非市场化的国家中,极权的宏观政策调控则成为市场经济的障碍。这个统一指挥的调控中,既包括了要服从于疫情防控的一切严格的要求,同时又要精准复工,却又难以获取疫情防控的真实信息,还要由企业承担重点防控的疫情控制,要保证不发生病情的出现,这就更难上加难了。疫情并不能将企业家们变成神仙!
疫情是一种关系人情、生命和难以防控的风险。企业经营同样是有各种风险的,也涉及员工、股东和上下游等。在完全市场化的情况下,企业家会在这两种不同的风险中做合理的评估和防预的对策,并做出适当的选择。


但非市场的情况下,则难以进行合理的安排。也许上下游并不能因疫情和各种规定给以配合,也许你的生产复工也因各种规定而无法满足上下游的要求。尤其是当政治排在第一位时,任何人都不再以市场的需求和信息做出判断而只能服从于政治的责任。又有谁敢跨越雷池呢?在这种连完全复工正常生产都难以兑现时,又何谈扩大与维护就业呢?
两面开刀则必然会出现左右为难的局面,但这已成为执政党文化的特征。因此才有了冲在第一线的医务人员,本是为挽救生命的主力军,却大量的被感染而变成了被救治的病人。失去了许多的生命,失去了优秀的医学界人才。


为什么浙江也出现了全国病人第二多的地区,但却没有一例医务人员染病呢?原因与差别正在于一种是按完全行政管理的方式,下级绝对服从于上级,政治第一且信息无法公开。另一种则是市场化的方式,将信息公开并各有灵活性,首先尊重人民的利益与权利!
经济社会发展确实面临着巨大的压力,停工与延长假期本就给社会带来许多的问题,但试图用举国体制的计划经济的方式并不能有效解决这些问题。这也正是为什么会前武汉发出了17号令,会后则撤消了17号令的原因。前者也许是想增加复工的可能,后者则重在疫情的防控,导致了朝令夕改的再次冲突。


靠中央或国家统筹,还是靠市场自我调节,仍是中国经济发展中的主要矛盾。个别省市敢政府付费用专车、专列、专机去迎接农民工入境,支持企业复工,这也许是市场化的需要,政府给以支持和补充,但绝不是统筹防疫和发展的安排。
原本,防疫的事是政府应尽的责任,而企业的事是市场的自我调节,但双面开刀的统筹则将两种责任关系混为一谈了!企业也成为了防疫的责任主体了,承担了本应由政府承担的责任,也被政治第一捆住了手脚!
新加坡、日本、韩国等周边国家都出现了疫情,但各国却采取了适合于本国国情的措施。政府承担政府的责任,社会承担社会的义务,企业负责企业的经营,各司其职让国家在没有统筹之中,也并未影响国家的发展和国民的正常生活。
虽然疫情尚未结束,无法认定疫情后续的变化,但分工与职责的承担,则十分清楚。这些国家并不会追求领导者的伟大胜利,只追求人民的生活幸福,也绝不会让人民用鲜血与生命为代价去换取胜利,并承担本应由决策者承担的错误责任。
国家为复工出台了一系列的减税、减息、减费等政策,以支持中小企业自救与发展,许多人将此认为是一种上天的恩惠。但却不知如果疫情被有效的在初期被公布于众,并相应防治,又岂会有如今的各种损失与困境,又何需靠各种政策支持才能活下去?与其说这是政府对企业的恩惠,不如说这是政府不作为造成的恶果,是理应承担的赔偿。


在武汉的疫情防治中,更多的看到的并非是党与政府走在了前面,而是各种民间组织与私人企业走在了前面,并无私的奉献了许多。为了人的生命在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如果没有这些民间的支持和支援,则政府早已走不到今天了!
虽然中央下达了上千亿的资金以支持疫情防治,但如没有此前不负责任的隐瞒疫情的错误,又岂会有后续的发展与不得已的投入?政府的投入是在补救自己决策的失误,而民间的投入则是为了保护人民的利益免受政府失误的侵害。这是两种完全不同的内涵,不能并列与同解,更不能将政府的责任与民间的奉献混为一谈。
但在一尊的眼中则所有的一切都来自于伟大的亲自指挥与亲自部署!
这种认识上的差别,更重要的体现出的是人格上的素质差别!


四、 加强党的领导
这才是所有讲话中最重要的部分,引用唐太宗“疾风知劲草,板荡识诚臣。”之言,一语道破了圣心之意。重不在我为上,重在各级组织要落实圣谕,让党旗高高飘扬,尤其是用此疫辨诚臣。
你若冲在前,必被我所用,你若退于后,必被我所杀之“决不容忍”!关键时刻要冲上去,并用关键时刻来考察干部,委以重任。


此疫的责任在于重大疫情防控机制、公共卫生应急管理体系的短板,而非党的领导的失责失职,以此来推卸党的领导的相关责任。正是一边高喊加强党的领导,高喊此次“两个亲自”的功劳,一边却在加强党的领导的同时,将责任推给了党的领导之下的短板,似乎这样就能回避社会对疫情未能及时发布与公告真相的责任追究了。但这恰恰揭穿了这个体制的病根。所有在讲话中存在的这些党的组织中的问题,其根源都来自于一个不受人民监督,一个不受法律约束的执政党,只忠于皇权与维护核心的体制,来自只讲对党负责在前,而将人民于后的责任关系的必然结果。


中国的改革最成功的是“党政分开,政企分开”。承包制首先要打破的正是党的领导,党决定一切。承包制就是要让人民自己说了算,自己对自己负责,同时对人民负责。先交国家的,再交集体的,剩下的是自己的。如果坚持党的领导,又如何承包呢?这里最简单的道理正在于如果你要领导,你就必须承担责任。就像这次疫情的暴发正是在“东西南北中,一切服从于党的领导”之下发生的,那么这里所有的责任就不是哪一块短板的问题,而是党的领导的责任。而承包切割了党的领导,却明确了承担责任的人,也因此才有了改革的成功。
当这个国家再次回到了党领导一切,但党绝不对出现的问题承担责任管理体制中时,那么不但会出现本不应出现的疫情暴发,也会让疫情扩大到影响经济发展和人民安康幸福的地步,也许还会在党的领导中出现更严重的其他问题。


从彻底否定邓的一系列讲话精神到修改宪法都证明了,这个执政党在试图重新建立一党专政的党国体系。这个一党专政也违背了宪法的精神,将人民踢出去,由党代替了人民民主。此后看到的正是纪委领导着监察委、党的网信办领导着国家的体系B,并可任意的制定超越国家法律的相关规定。因此这个国家早已不是党的领导的问题,而是只有党的国家,而无人民的利益与权利了!
这段话还告诉所有的党员,你们今天都同在一条船上,但如果你不去努力的救这条党国的船,那么我就将你扔到船下去,让你死无葬身之地!另想当“逃兵”,没门!加大问责的刀已经架在了你们的脖子上了!


讲话的最后提出了三点要求,并引用了著名的古诗来鼓励全党下定决心冲向第一线,落实再落实这些党领导一切的指示。


我只好奇的是皇上重提了2018年1月就提到“像非典那样的重大传染姓疾病,也要时刻保持警惕,严密防范”,要“时刻保持如履薄冰的谨慎,见叶知秋的敏锐……第一时间提出意见和建议”。但这次为什么这句话没有用在自己身上?皇上自称今年的1月7日就做出了批示,说明早已知道了疫情的特殊性和危险性,否则又何需批示?但为什么这个见叶知秋的敏锐却未能让这个批示公示于众,甚至没向社会透露丝毫疫情的公开消息?中国已于1月3日向美国通报了疫情情况,为什么如履薄冰的谨慎,却未能将在1月3日向美国通报的信息也同时向中国人民公告呢?


从全文的开始到最后,我所能看到的都是在用各种谎言来当遮羞布,试图掩盖自己根本就没穿衣服的事实。在试图证明自己的英明伟大时,却已将自己置于无法自圆其说的困境之中。越是吹则让遮羞布飞的越高,越是露出了其内心的恐惧和赤裸裸的维护皇权地位的野心。也许这些口号与古诗会让许多人倍受鼓舞,但聪明的人都能看到这些美丽装饰的背后,是其绝不为此次疫情暴发和领导失误准备承担任何的责任,反倒准备用全国人民的努力与生命的代价换来的疫情防治的“胜利”为自己庆功,准备迎接全国人民欢呼“万岁”的战果。


中国执政党用隐瞒前期疫情暴发的原因,靠后续封城的举国之力,骗取了世卫组织的信任,并赢得了国际的称赞。但身历其中的中国人却难以再次欺骗。生活在言论自由的民主国家的人,也许并不知道没有新闻自由与言论自由的痛苦,但中国人知道这次疫情的暴发和所引发的一切本不应出现的痛苦,都来自于这个严禁新闻自由与言论自由的体制。


不管中国的管理体系上有多少的短板,但如果有了言论自由,那么国民在提前知道事实真相时,就会主动的采取各种自我保护,也不会发生这么严重的失控和传播。比如被当成谣言者的李文亮的微信,不正是在告诫朋友和亲属们要严防疫情的传播吗!如果这不当成谣言,而变成政府对社会警告,那么又何需1月7日的批示和后来发生的一切呢?或许仅靠民间的言论自由的传播就早已取得了防治疫情的伟大胜利了,也根本就不会有后来的巨大代价的付出!


无论如何去吹嘘党的领导和“两个亲自”,都无法向中国人民解释1月1日的中央电视台的抓批“谣言”的广播,都无法改变整个社会对疫情暴发现任的追究。也许不是今天,但迟早这些政党对人民欠下的债,都是要还的!


我无法为2月23日的讲话欢呼,反倒从中看到了更大的危机,这种危机会在那些为讲话而欢呼的声音中更快的发酵。当无耻和无知的人们试图甘心于伟大领袖的愚蠢中生存时,这个社会就会在乌合之众中难以发展与维持了。也许不远的将来,执政党也会在这种愚昧中清醒,再来一次“打倒四人帮”的运动,再来一次邓小平式的改革,重新挽救这个民族和国家!


24日公安系统学习2月23日讲话的大会上,给出的信号是政治第一。全国的公安系统要为了“政治第一”而行动起来。拿起刀,扛起枪,坚决消灭一切借机恶毒攻击的势力,为维护社会稳定而不惜一切代价!
你愿意成为这个代价吗?代价能让你从梦中清醒吗?

2020年3月27日 星期五

伍连德 中国检疫与防疫事业的先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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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连德
Wu Liande.jpg
《中国名人录(第三版)》中的伍连德照片
个人资料
字联星
出生1879年3月10日
槟城海峡殖民地
逝世1960年1月21日(80岁)
槟城马来亚联邦
墓地联合福建公冢骨灰塔C室68号
伍连德(1879年3月10日-1960年1月21日),联星,祖籍广东新宁(今台山),出生于英属马来亚槟榔屿(今马来西亚槟城州)。[1]中国著名医学家、公共卫生学家,是中国检疫与防疫事业的先驱,为中国的现代医学建设与医学教育、公共卫生传染病学作出了开创性贡献。

生平[编辑]

留学生活[编辑]

伍连德博士
1879年3月10日,伍连德出生于英属马来亚槟榔屿,是华侨黄乃裳的女婿。1896年到1899年,留学英国剑桥大学意曼纽学院,研究传染病及细菌学。1899年至1902年,考入圣玛丽医院实习,成为该医院第一位华人实习生。后来到英国利物浦热带病学院、德国哈勒大学卫生学院、法国巴斯德研究所进行实习、研究。1903年,获剑桥大学医学博士学位,并回到马来西亚开办诊所,在吉隆坡医学研究院研究热带病。[2]
1907年,伍连德应邀到英国伦敦参加神学博士文英兰主持的禁鸦片烟会议。同年,应清朝直隶总督袁世凯聘请,出任天津陆军军医学堂副监督(即副校长职)。[2]

抗击鼠疫[编辑]

1910年12月,东北大鼠疫爆发,清朝任命伍连德为东三省防疫全权总医官,赴哈尔滨调查并开展防治工作。1910年12月24日,伍连德率助手即陆军医学堂高年级学生林家瑞到达疫区中心哈尔滨,领导防治工作,在四个月之内控制了疫情。[2]1911年初,他在哈尔滨建立了中国第一个鼠疫研究所。1911年,传旨嘉奖[3],获赏医科进士。[4]
1911年4月3日至4月28日,11个国家的专家参加的“万国鼠疫研究会”在奉天召开,东三省防疫总医官伍连德博士担任会议主席。与会中外专家建议清朝政府在东三省设立永久性防疫机构,以防止瘟疫重来。[5]中国收回了海港检疫的主权。

防疫与医学[编辑]

1912年,伍连德获中华民国聘请为大总统侍从医官。同年,在哈尔滨筹建北满防疫处及附属医院。[2]1912年10月1日,北满防疫处成立,总部(总医院)设在哈尔滨,伍连德任总医官。这是中国近代第一个常设防疫机构。1916年,防疫处名称改为“东三省防疫事务总处”。[6]
1915年,伍连德和颜福庆等人共同发起成立了中华医学会,创刊《中华医学杂志》,伍连德任中华医学会书记并兼《中华医学杂志》总编辑。
1918年,伍连德担任北京政府中央防疫处处长、北京中央医院(今为北京大学人民医院)院长。北京中央医院是由伍连德倡设,除北京政府财政部拨款外,大部分经费由募集得来,院址位于阜成市场(位于阜成门内大街,现为北京大学人民医院分院所在地),1918年1月27日开院,伍连德任第一任院长。1919年1月,代表北京政府外交部赴上海监督焚烧鸦片。伍连德先后获上海圣约翰大学香港大学日本东京医科大学的荣誉博士学位,苏联科学院名誉院士,苏联微生物学会外国会员。[2]
伍连德先后领导防疫工作,控制了1917年绥远鼠疫、1919年哈尔滨霍乱、1920年中国东北鼠疫、1932年上海霍乱。[4]
1922年,伍连德受奉天督军张作霖委托,在沈阳创办东北陆军医院。1926年9月9日,创办滨江医学专科学校(哈尔滨医科大学的前身),任首任校长。这是中国东北地区中国人自办的第一所医学高校。1927年,获国际联盟卫生处聘为该处中国委员,并授鼠疫专家称号。在伍连德的倡导和推动下,1929年末,中国与国际联盟卫生处达成协议,收回了海港检疫主权,并于1930年7月在上海成立全国海港检疫管理处,派伍连德任该处第一任总监兼上海海港检疫所所长。[2]1931年九一八事变发生后,伍连德辞去在东北的职务南下。其间曾被日军指为间谍,拘留在沈阳,后经英国领事斡旋保释,南下赴上海就任全国海港检疫总监。[4]1937年4月,任中华医学会公共卫生学会会长。[4]

返回家乡[编辑]

1937年日本攻占上海之后,伍连德因夫人过世伤心欲绝,返回出生地马来西亚,同时开业悬壶济世,其后在吉隆坡创办了吉隆坡医学研究中心。[2]1947年,他最后一次访问中国。[4]
1951年,伍连德将其位于北京市东堂子胡同住宅捐给中华医学会[4]1959年出版的伍连德自传《鼠疫斗士》一书序言中,伍连德写道:“我曾将大半生奉献给古老的中国,从清朝末年到民国建立,直到国民党统治崩溃,往事在我脑海里记忆犹新。新中国政府的成立,使这个伟大的国家永远幸福繁荣……”[2]
1960年1月21日,伍连德在马来西亚逝世,享年82岁。[2][7]英国《泰晤士报》评论道:“他是一位伟大的人道主义斗士,没有比他留给世人的一切更值得我们引以为豪的了……”《英国医学周刊》的悼词称:“伍连德的逝世使医学界失去了一位传奇式的人物,他的毕生为我们所做的一切,我们无以回报,我们永远感激他。”[4]
伍连德先后主持创办的检疫所、医院、研究所共计20所,还创办有滨江医学专科学校(哈尔滨医科大学的前身)。[2]伍连德还组织或参与了中华医学会、中华麻风救济会、中国微生物学会、中国防痨协会、中国公共卫生学会、中国科学社等等组织。[7]

身后[编辑]

1965年,伍连德、王吉民合著的《中国医史》(英文,1932年上海出版)被选为批判“封资修”和“崇洋媚外”的对象,成为批判材料,这是因为当时认为该书对中医的认识有错误。中国中医研究院医史研究室的马堪温、蔡景峰承担该书的翻译任务。该书译好后,文化大革命爆发,诸位领导无暇过问,这个中译本仅印刷了15本,原计划的批判自然也没进行。[4]
1990年,中国微生物学会接到国际微生物学会联盟来信,查询其创始人之一伍连德的资料。时任中国微生物学会代秘书长的程光胜对伍连德一无所知,他查阅资料后发现伍连德已经很少在中文出版物中出现。[4]
1996年,伍连德之女伍玉玲来到哈尔滨,这是伍玉玲的出生地。哈尔滨医科大学黑龙江省政协接待了伍玉玲,时任黑龙江省政协副主席的哈尔滨医科大学心血管教授傅世英会见了伍玉玲,获伍玉玲赠送一本《回忆伍连德博士———鼠疫斗士》画册。该画册使对伍连德了解甚少的傅世英受到感动。1998年,经傅世英等人组织,哈尔滨医科大学老校友共29人联名向哈尔滨市人民政府提交建议书,建议在滨江医院旧址建立一所伍连德纪念馆。该建议获当年哈尔滨市人民建议征集活动特别奖。1998年12月16日,哈尔滨市人民政府批准该旧址为哈尔滨市文物保护建筑。1999年1月,列为黑龙江省文物保护单位[8]
1999年3月10日,哈尔滨医科大学举行伍连德诞辰120周年纪念大会。1999年3月13日,北京首都儿科研究所举行纪念我国现代医学先驱伍连德博士诞辰120周年座谈会。[8]
2001年9月8日,哈尔滨医科大学75周年校庆之际,哈尔滨医科大学在校本部设立伍连德纪念室,并在图书馆前树立伍连德铜像。[8]
2003年中国爆发“非典”,公众关注烈性传染病。程光胜应《中国教育报》的邀请,撰写了介绍伍连德及其在东北防治鼠疫的文章。这是半个世纪来伍连德首次在大众媒体上出现。此后,中国各界对伍连德的关注升温,伍连德的知名度逐渐上升。对伍连德的纪念也在各地出现。[4]
2008年9月8日,哈尔滨医科大学主办、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承办的伍连德纪念馆在哈尔滨开馆。[8]

诺贝尔奖[编辑]

1935年以其“在肺鼠疫方面的工作,尤其是发现了旱獭在其传播中的作用”而获得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的提名。[9]诺贝尔奖候选人的保密期为50年,此消息2007年才在诺贝尔基金会网站上披露。尽管当时他有英国侨民身份,但在诺贝尔奖候选人表中,其“Country”(国家)一栏是“CHINA”(中国)。伍连德是华人世界第一个诺贝尔奖候选人,也是中国第一个诺贝尔奖候选人。[4]

著作[编辑]

  • 《中国医史》
  • 《鼠疫概论》
  • 《霍乱概论》

家庭[编辑]

  • 第一位妻子黄淑琼(?-1937):英语流利,曾以英语出版西施(Hsi Shih, Beauty of Beauty)、王昭君(Chao Chun, Beauty in Exile)等书,销量极佳,原欲作貂蝉肺结核恶化于1937年病逝。
  • 长子-伍长庚(1906-1942):清华大学毕,美国John Hopkins University学士、耶鲁大学博士,后再学医,获美国Rochester University Medical School医学学位(M.D.)。曾任职中国第一卫生局人口统计部门主管,1942年因肺结核逝世北京。
  • 次子-伍长福(1909-1925):死于肺炎感染。
  • 三子-伍长明(1911):出生六个月夭折。
  • 第二位妻子李淑贞:因伍连德长期在东北工作而结识,1925年结婚,育有3女2男。
  • 长女-伍玉玲(1926-):深受二位夫人喜爱,伍玉玲黄淑琼为“北京妈”,给独居的黄淑琼极大的温暖。伍玉玲毕业于新加坡马来亚大学、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英国伦敦大学,获美国夏威夷大学荣誉博士,长期与夫婿台镇华任教于新加坡大学,为南洋知名语言学家,现退休居住澳洲。著有《Memories of Dr.Wu Lien-Teh, Plague Fighter》(追思伍连德博士-鼠疫斗士)。
  • 次女-伍玉珍:马来西亚怡保担任教师,现居澳洲。
  • 三女-伍玉珠:现居澳洲。
  • 四子-伍长生:英国剑桥大学毕,新加坡著名律师。
  • 五子-伍长员:香港大学医学系毕,于澳洲悉尼执业牙医。

轶事[编辑]

  • 英国著名学者李约瑟来华准备出版一系列介绍中国古代科技与文明的书籍,但缺乏经费,伍连德得知此事后,透过与新加坡李光前交情,促使李氏基金会捐大笔款项,《中国之科技与文明》才得以完成并出版。

纪念[编辑]

首位诺贝尔奖提名华人 清末传奇医生力抗1910东北鼠疫

中国大陆已确诊4起鼠疫病例,病人都来自内蒙古,其中2人是到北京就诊后确诊肺鼠疫,目前仍在医院救治中。提起「鼠疫」大家先联想到的几乎都是欧洲14世纪的黑死病,使欧洲人口三分之一人口丧命,死亡人数更超过5000万人。
但其实在近代中国也曾出现过鼠疫肆虐的情况。1910年东北曾爆发鼠疫外,并靠着一个传奇医生伍连德控制住了疫情,建立了国家的防疫机制,拯救当代以及后代无数的生命。2007年诺贝尔基金会网站上公布伍连德以“在肺鼠疫方面的工作,尤其是发现了旱獭在其传播中的作用”,而得到1935年诺贝尔生理或医学奖的提名,伍连德被视为是华人世界第一个诺贝尔奖候选人,也是中国第一个诺贝尔奖候选人。
伍连德是对抗东北大鼠疫的功臣。(维基百科)
伍连德是对抗东北大鼠疫的功臣。(维基百科)
1910年肆虐东北的鼠疫
1910年10月25日,满洲里首发鼠疫,11月即传至北满中心哈尔滨,这场从1910年10月到1911年4月的中国东北流行性鼠疫被视为20世纪世界上最严重的一次流行性鼠疫,当时平均一天有50余人死亡,最高一天死亡人数高达183人,整场瘟疫共夺走6万余人的性命。
而在这场鼠疫之中,顺利控制疫情发展,并让疫情得以在4个月内得到控制的就是医生伍连德。在12月东北大鼠疫爆发之际,清朝任命伍连德为“东三省防疫全权总医官”,前往哈尔滨调查同时展开防治工作。但其实马来西亚出身的华侨伍连德并非当时清廷的首选,但要到路途遥远的哈尔滨,伍连德仍然义不容辞地答应了。
1910年12月24日,伍连德率助手陆军医学学生林家瑞到达疫区中心哈尔滨,全面负责防治工作,但到现场发现难关重重,先是发现现场没有隔离防疫的知识,当时辽宁成立的防疫总局更出现挪用公款的情况,伍连德很快地发现,自己要消灭鼠疫,要对抗的是地方的官僚主义和中国的传统习俗。
到达哈尔滨的第三天,伍连德在当时中国“死要留全尸”的风俗下,秘密完成了这一次的尸体解剖,也是中国第一例有记载的病理解剖。透过血液和组织取样,证实这次的瘟疫是由鼠疫杆菌引发的,但鼠疫有分不同的传染途径,也有腺鼠疫、肺鼠疫、败血性鼠疫三类,在不确定鼠疫的传播途径情况下,伍连德坚持戴着口罩探视病患。
在一开始坚持戴口罩看诊的伍连德虽然历经嘲笑,但在时任北洋医学堂首席教授的法国专家梅斯尼在视察医院后却染上鼠疫身亡后,伍连德更加证实他的判断是准确的:当时1910年的在东北爆发的鼠疫是肺鼠疫,是透过飞沫传染的,与梅斯尼在1908年在华北治愈的淋巴腺鼠疫是不同的传染途径,因此梅斯尼即便住在卫生状况良好的饭店没有老鼠的饭店,却仍旧被传染而身亡。
要求防疫人员戴上全套的防护、隔离病患,并透过自制的双层纱布的口罩来防疫,伍连德运用官方给他的权限调度火车、军队和警察,并用空的火车车厢来隔离染上鼠疫的病患,在东三省总督锡良以电报呈请清廷隔绝东三省的交通沿线并封锁当初传入鼠疫的铁路并在沿途设置防疫所和隔离所,一个月内,东三省共设立的1746处的防疫机构。
不惧风俗 焚烧尸体
东北爆发鼠疫的时候是冬季,从12月开始东北的积雪厚,无法土葬,染病的尸体在雪地上连绵,伍连德发现鼠疫杆菌在低温下也能够存活数周到数月之久,使得许多搬运尸体的医护人员或是杂疫染病比例高。要阻断鼠疫通过尸体传播,伍连德无法像解剖尸体一样秘密进行,他决定要将尸体焚化,但这挑战的是中国人自古以来“入土为安”的观念。
1912年出版奉天防疫总局出版的《东三省疫事报告书》中,也记载“至于死亡之事,我国人视之,犹重保存尸体,既同于神圣之不可侵犯。今者亦因防扼传染之故,乃欲其尸体施种种消毒之法,或则遽令掩埋,或则加以火化,彼死者之父若兄妻若子目击耳闻,能无不动于心乎?”可以想见当时伍连德的压力。
于是伍连德说服东北当地仕绅交流并得到联名支持后,伍连德向清廷上书,请旨焚化尸体。三日后,在除夕夜当天,伍连德得到清廷的同意。1911年1月31日 ,伍连德雇用了200名工人,把棺木和尸体以100为单位,分成22堆泼上煤油燃烧尸体。时值大年初一,民众按照伍连德的要求,燃放了比往年更多的爆竹,爆竹里的硫磺同样有消毒之效。此后数日,因鼠疫死亡的人数逐日下降,3月1日,迎来关键的一天,当天的因鼠疫的死亡人数降至零;在这之后,各地区也开始焚烧尸体,到4月底,疫情得到控制。
《中国新闻周刊》曾专访中国科学院研究员、中国微生物学会原秘书长程光胜,他提到“伍连德这个人,既有学术能力又有行政能力,这十分难得。”,成光胜举例,“他能发动群众。几千具尸体,他说烧了,当地没有人反对。送信的邮差、老中医……都被他发动起来(投入抗疫)。”
当时的东北大鼠疫也让近代中国了解到防疫以及医护人员穿防护衣等隔离衣物的必要。(VCG)
当时的东北大鼠疫也让近代中国了解到防疫以及医护人员穿防护衣等隔离衣物的必要。(VCG)
除了解决防疫机构,1911年伍连德也在哈尔滨建立中国大陆第一个鼠疫研究所。1911年4月3日至4月28日,11个国家专家参加的“万国鼠疫研究会”在奉天召开,东三省防疫总医官伍连德博士担任会议主席。与会中外专家建议清朝政府在东三省设立永久性防疫机构,以防止瘟疫重来。而在控制疫情时,伍连德也致力寻找病源。由于当时大家直觉,鼠疫就是老鼠传播的,但当时捕获的老鼠身上却没有鼠疫杆菌。伍连德在当时观察到有俄国人带着旱獭做成的帽子,当时他就怀疑同样是啮齿类动物的旱獭。
1911年7月,伍连德组成的中俄联合考察队,到满洲里与西伯利亚及蒙古交界地一带,考察旱獭的情况。伍连德透过田野考察和实验室的实验证实旱獭和鼠疫之间的关系,以及旱獭间可以透过空气传播此鼠疫杆菌,人与人之间也可以。他也因为这个成就在1935年他被推举为诺贝尔医学奖候选人,也成为第一位获此殊荣的华人。
2008年哈尔滨伍连德纪念馆的开馆仪式上,前哈尔滨市委书记、现黑龙江省委副书记杜宇新说道,“毫不夸张地讲,是伍连德拯救了哈尔滨,他对这个城市有大恩。”
是天灾也是人祸的鼠疫
但令人遗憾地是,伍连德的贡献并没有让鼠疫自此完全在中国这块土地上根绝,但自1910大鼠疫后,中国又爆发了几次鼠疫,不过由于已经有了防疫经验,没有酿成大规模瘟疫。直到1941日军侵华时在湖南常德空投鼠疫跳蚤才酿成悲剧大规模的鼠疫病情,根据常德市细菌战受害调查委员会发现,这次的细菌战以常德城为中心,影响周围10个县30个乡的150多个村,至少夺走7,643名民众的生命。
瑞典的病理家韩森(Folke Henschen)曾言:“人类的历史即其疾病的历史”,可以看到流行病和瘟疫,如何从各方面影响人类的生活,从1910年东北大鼠疫迄今已经100多年,从过往的历史可以看到防疫以及信任医学专业的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