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6月27日 星期日

与红色家庭分道扬镳,这场革命是错的

 2021年6月19日 08:00

李江琳:与红色家庭分道扬镳,这场革命是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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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江琳:与红色家庭分道扬镳,这场革命是错的


我妈妈18岁就加入了中共,这个组织是她的一切。她始终不理解,我为什么会成这样。我一度也想使她理解,这个革命是错的。但是在我看来,他们已经不可能走出他们的思维。我只能说,这不是我的路。我的选择就是摒弃这一切。我拒绝接受你们的遗产。 

李江琳50年代全家福
李江琳50年代全家福

我们家是真正的红色家庭。1948年我父母被编入第四野战军南下工作大队。南下工作大队就是往南方所谓“新解放区”派干部。每攻下一座城市,就留下一批干部。我父母就是这样被留在了江西。

我们是在一个大院子里长大的,南昌是怎么回事,南昌人是怎么生活的我完全不知道。 我们在家里甚至是不能说当地话的,我们必须说普通话。从小我们就知道我们和周围人是不一样的。我们父母这代人提及别人就是圈外的人,统统称为“老百姓”。这是他们在军队养成的习惯。一辈子都是这样,至今都是这样。因为他们是干部,其他人都是老百姓。我们交往的这些孩子们父母会给你过滤一下。老百姓的孩子,我们是跟他们没有交往的。

我三岁的时候,进了我们当地最好的保育园,全托的。当然我们天然就是革命接班人。大饥荒的时候我是没有挨饿的,因为要确保我们这些孩子不挨饿,全都是省委高干的那些孩子们。小学也上的是我们当地数一数二最好的,其他人都是按照街道分,但是我去的学校是另外的。

我从小不是被妈妈带大的,是被保姆带大的,这是这一代共和国长子和长女们的共同点。父母们每天都在开会,每天都在学习。我曾经在一篇回忆文章里写道, “他们虽然没有离开,但是他们一直缺席”。 我有时候一个星期也看不到我父亲,早上我起床上学的时候他已经走了,晚上还要开会,批评和自我批评。等他回来我已经睡着了。

我父亲的职务其实并不算特别高,在当地勉强达到高干级别吧。但是我后来才知道,他1940年就加入中国共产党了。他是在反右期间有一点抗上,拒绝在他们单位里打出5%的右派,大概跟这个有关,最后他就一直没有提上去。这是我很多年后听说的。我父亲从来没有讲过。 我从父亲那里学到的是他内在有一种傲骨,不提拔就不提拔,所以他在文革中也被整得很惨。

文革开始的时候我只有10岁。我对文革最初的记忆就是我被老师叫到办公室,然后说:“你爸被揪出来了,你要跟他划清界限。”我完全不能理解划清界限是什么意思。把我吓坏了,我以为是不再准我回家。我想我上哪儿去呢?

当时确实是太年幼了,就觉得家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整个家庭的气氛变得非常紧张。我的保姆,我从出生就被她养大的,被强行赶走。造反派认为这是剥削贫下中农,必须离开。再加上我父亲的工资被扣了,负担不起她的工资。我从10岁开始就承担了我们家全部的家务。后来我自己也经常被革命干部、其他造反派的孩子们打。学校很快就关了,所以我小学从来没有毕业过,我只读到四年级。

68年第一批下乡,我们就下乡了,我12岁的时候,我妈妈带着我我哥哥。我爸作为反党分子被送到一个劳改农场。我16岁的哥哥跟着其他知青去了另一个地方。我们一家人就这样被分成了三块儿。

我下乡公社的那个贫穷让我是非常震惊的。我根本是没有想到是这样。后来辗转去了好几个地方,我都是被批斗的。那些贫下中农的子女围成一圈,还有人专门监视我。那种反差特别大。我天生很张扬的个性在那时候被压制得非常厉害,动不动就被全校批斗,都成常事儿了。

李江琳文革前最后一张照片
李江琳文革前最后一张照片

让我产生真正怀疑的是林彪事件。这个事情让我如此震惊,完全超乎了我的想象和理解。 那件事给我带来很深的恐惧感,我觉得我们所看到的一切,所经历的一切和所宣传的一切是不一样的。但是到底怎么不一样,我也不知道。

后来发生在我身边的一个直接冲击,一下把我冲醒了的一个事情呢,是我父母的一个好朋友的自杀。这个叔叔是个东北人,时不时会到我们家来。 他的性格也是有一点抗上,每次运动都挨整。他们自称是“老运动员”。后来好像是74年在批林批孔中,他又挨整,他就上吊自杀了。

我那时候问的第一个问题就是,你们革命是为什么呢?这些农民的生活没有改变,你们的生活也这么痛苦。像我父母那一代的人,第一代革命建政的人,在后来的运动中一次一次地被整。不管你们当年是怎么预想的,这个结果相差得如此之大,那么这次革命的意义是什么呢?

我认为对中国个这个革命就应该全盘否定的。你说谁得益了,对不对?这是我这样一个来自红色家庭的人,在经历了巨大反差和巨大的震荡后得出的结论。如果你是一个愿意思考的人,你是很难会避免这种比较。其实我当年也是一个傻乎乎的小姑娘,但是这种反差让你不得不去思考。

一家人再次聚首已是70年代中
一家人再次聚首已是70年代中

【1988年,李江琳来到美国留学,从打餐馆做起,她要离开家庭的祖荫,一步步走向自己。1999年,她在纽约中央公园聆听了西藏流亡精神领袖达赖喇嘛的演讲,也结识了当地的一些流亡藏人。她说,可能是某种缘分带领她进入西藏历史的研究。研究得越深,她对这场革命的否定就越彻底。】

首先我们要搞清中国共产党是怎么回事。中国共产党是在共产国际的帮助下建立的。它派了一个人,维经斯基到中国来建立中国共产党组织。

【1920年春,俄共(布)远东局成立,负责在中国和其它国家建立共产党的工作。4月,远东局派遣维经斯基到北京,化名吴廷康,见了当时的北京大学教授李大钊和陈独秀,说服他们组建中国共产党。 】

也就是说中国共产党它不是民众自发成立的这样的一个组织,它是彻底的外国代理人。1921年6月《张太雷关于建立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中国支部的报告》就讲到中国共产党和共产国际的组织关系问题。中国共产党从成立一直到延安时代,它都是共产国际远东部的一个支部,是隶属共产国际的。它的所有重大决定、人事变化,还有所谓的长征,都是经过共产国际批准的。

这些现在都已经是公开的研究,并没有什么神秘。沈志华教授有几本书《中苏关系史纲》、《毛泽东与莫斯科的恩恩怨怨》等等都有很详细的记录。所以说,中国共产党是中国人民的选择这完全是一个宣传口径。它不是真的。我们必须还原历史。历史告诉我们,中国共产党不是人民的选择,是共产国际和那么一小部分人投靠了一个国外组织,对中国当时的政府进行了一次军事上的颠覆。在这个颠覆的过程中,造成了无数的生灵涂炭。

在我的研究过程中,对我认知颠覆最大的应该是一连串的苏区镇反,对自己人的残杀,不仅是对敌人。这里面的例子就太多了:张国焘在川陕根据地对民众的镇压,毛泽东他们在江西打AB团对自己人的镇压,还有一些资料到现在还是秘密资料,有关中共在各个根据地强行向民众征粮的过程中,对这些中农以上的人的残暴。48、49年他们进云南和四川征粮过程中的残酷也是引发当地暴动的原因之一。

你从这个过程就会发现,中国共产党从成立以来到现在,它推行所有的政策时候所用就方法——暴力,极其残酷的暴力,就是一路杀过来,直到现在都是这样,谁不服从就杀谁。从1959年的拉萨到1989年的北京,它是同样的手法。1959年拉萨事件后对藏人的大批关押,把藏人的精英几乎扫荡干净,对维吾尔人的方式也是同样的。这种对精英的控制从反右开始到现在也是一样的,要么收买,如果收买不了,不服的,就是找一个罪名抓起来枪毙。它没有改变,完全没有改变。

我妈妈始终不理解,我为什么会成这样。我一度也想使她理解,这个革命是错的。但是在我看来,他们已经不可能走出他们的思维。你想想看,我妈妈18岁就加入了中共。他们进入了这个体制、这个系统之后,被系统地洗脑,洗得极其彻底。然后她发现,这个组织是她的一切,不止是物质来源,也是精神来源。当组织不给你一个指导、一个命令、一个纲领,他们就无所适从,不知道怎么做。她现在已经90岁了,她一生没有任何其它思维的可能性。

我妈妈晚年的时候到美国来过,在我这里待了8个月的时间,每天都要看新闻联播。当然我也会给她看一些其他的东西。她会对有些东西有一些思考,但是这个思考是不能离开她这个格局的,后来我也完全理解。 但是我只能说,这不是我的路——你在你的时代里面,做出了对你可能是一个最佳选择;我在我的时代,我有权利,也应该做出我的选择。

我的选择就是摒弃这一切。我拒绝接受你们的遗产。


中共百年·梦醒时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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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位曾经或仍在中共治下生活的人,15段回望他们与父辈来路的口述史。以个人命运颠覆宏大叙事,用平民视角解构百年党史。6月19日至7月2日,美国之音邀您共享口述者的“梦醒时分”。看一个个人生瞬间,如何翻转他们对共产党的认知。

2021年6月26日 星期六

是谁,毁了我们的青少年?

“老三届”,是指上世纪1966、1967、1968届初中、高中毕业生,他们的青春磨难和人生坎坷,一言难尽。

不过,“老三届”有一点还算幸运,至少接受过较为完整的正常的小学、初中,乃至高中教育,夯实了基础。1977年恢复高考制度后,他们中许多人重拾课本,考取了大学,成为令人羡慕的“新三届”。

从1966年到1976年期间,同样在小学、中学、高中读书的,除了“老三届”,还有人数众多的学生,我姑且给他们命名为“老三届之后”。

这批人命运多舛,参加过造反,“破四旧”,此后有的在城里安排工作,有的插队落户,有的回乡劳动,有的被推荐为工农兵大学生,有的考取了大学……情况比较复杂,但没有引起社会的关注。

我就属于“老三届之后”,“文革”爆发,我在农村读小学三年级。

这一时期,正是一个人从少年到青年的成长时期,是学习知识、储备知识的时期,是播种理想种子的时期,是选择人生道路的时期。然而,遇到了极其荒唐的“文革”,原本按部就班求学的路径,被粗暴地扭曲了;原本对未来美好的梦想,被无情地击碎了;原本需要的家庭教育、社会教育、道德修养、文明修养,包括谈情说爱,均被残酷的政治运动颠覆了。

“老三届之后”同样是深受“文革”影响的一代,耽误的一代,摧残的一代,毁掉的一代。“文革”对于我们是冷酷无情的,而我们却以热情和幼稚、盲目和无知拥抱了“文革”!

七制校——缺教师 缺经费

“文革”伊始,学校的正常秩序完全被打乱了。取而代之的是停课闹革命,贴写大字报,参加批判会,斗争校长和老师,游行示威,大破“四旧”……原来整天关在教室里读书写字的小学生,一下子像没人管了的羊群,被各种光怪陆离的新奇事物吸引着、激励着,随之狂热地投身其中,寻求刺激,寻求快乐。

首先是学制发生了改变。我们村原来有高小,在校读6年,毕业后报考初中。县里的初中根据考试成绩分批录取,有的设在县城,有的在镇上。考取初中后读完三年,再报考高中,同样按考试成绩上不同档次的学校,高中毕业然后报考大学。“文革”开始后,落实伟大领袖毛主席“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的最高指示,我们村的高小改成了初中,即小学1—5年级,初中6—7年级。学制比以前的初中毕业整整缩短了两年。

一夜之间,高小变初中,教师从何而来?教学设施从何而来?教育经费从何而来?教学管理从何而来?这一切均谈不上,只是在学校大门口换了一块“丁樊七年制学校”的牌子。这时,国家相应配套的初中、高中、大学停止招生,我们这些农村孩子在本村上完七制校,就学到头了。

我们村子大,学校最多的时候有四五百学生,有20多位教师,公办教师和民办教师差不多各占一半。公办教师多为此前的初中生考取了当地中等师范学校,中师学制二年,比读高中还少学一年。这批教师教小学蛮能胜任,给七制校的六七年级代课,就显得吃力了。而且,“文革”中师同样停止招生,这批公办教师还很稀缺。学校无奈,只好临时招来许多民办教师代课。民办教师有初中生、高中生。高中生多为在初中学习成绩较好,毕业后不愿意或瞧不起考中师,考取了高中,抱负是毕业后报考大学,前途不可限量。

高中生比中师多上一年学,结果大学停止招生,只好回村当农民。而上了中师的,少读一年书不说,毕业后是堂堂正正的公办教师,吃国家商品粮,每月挣几十块工资,这时该轮到人家瞧不起当民办教师的高中生了。在这样的背景下,虽然有的民办教师是高中生,教学水平往往高于某些公办教师。有了教师没有教育经费,民办教师挣的是工分,参加本生产队年终分红,县教育局每月发给几块钱生活补贴,实际等于国家把应该支付的一部分教师工资,转嫁到了农民身上。

语文课——背语录 抄报纸

教师如此,教材呢?

“文革”伊始,大概出版社编教材的编辑、印刷厂印教材的工人同样闹革命了,致使我们连课本也没有了。语文老师上课,就是在黑板上抄毛主席语录,抄报纸,课后作业就是背诵和抄写毛主席语录。终于盼来了新课本,选编的课文内容有毛主席著作,毛主席诗词,鲁迅杂文,报章社论,革命回忆录。有一篇赞扬油画《毛主席去安源》的文章,其中一句说毛主席“微锁的眉头,紧抿的嘴角”,至今记忆尤深。

我上语文课学会“排比句”修辞,来自一篇课文,是当时的中央文革小组组长陈伯达,在伟大领袖毛主席上天安门接见红卫兵大会上的一篇讲话,大意是:“全国各地的红卫兵小将不远万里,风尘仆仆,来到了我们伟大祖国的心脏首都北京,来到了领导世界革命的中心,来到了伟大领袖毛主席身边……”老师讲解说,这一连串三个“来到了”,文字富有气势,意思层层递进,叫“排比句”。

至于古文,七年级语文课本上选了两篇,一篇是《武松打虎》,选自古典小说《水浒传》》;另一篇是《愚公移山》,至今还记得“太行王屋二山,方七百里,高万仞”,学到的古文知识可见一斑。

数学课——讲政治 讲斗争

语文课如此,数学课总该好点吧?其实不然。数学课本中的文字题,通篇不离政治,而且充满了浓浓的火药味。每道文字题之前,常常会引用一段毛主席语录,用黑体字醒目地编排,如“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等。例题内容或是解放前地主霸占农民土地,或是农民向地主交租子,或是人民公社粮食生产大丰收,或是工厂生产多少产品支援亚非拉。网上随手一搜,就有下面这道题:

“地主阶级对于农民的残酷的经济剥削和政治压迫,迫使农民多次地举行起义,以反抗地主阶级的统治。”

解放前,地主阶级利用权势,霸田占地,收租放债,敲诈勒索,致使贫下中农“债务丛生,如牛负重”。有一个地主以84%的年利率贷给贫农陈大叔24元,一年后贫农陈大叔欠债是多少?

这绝不是夸张,类似的数学作业题,我不知做过多少。

有段时间,上面要求搞“开门办学”,就是请工农兵上讲台,打破知识分子“臭老九”独霸讲台的局面。我们村七制校邀请过贫下中农代表忆苦思甜,邀请过大队干部讲述土改斗争情况,还聘请大队兽医站李医生讲兽医知识。李大叔原籍河南,多少年了一口河南话没改过来,他挺认真地讲了一堂课,全班学生几乎没听清几句。

学校还搞过“革命小将上讲台”活动,以此来证明革命小将什么都能干。有一次,教我们数学的牛永胜老师让我登台讲课,他既是我的数学老师,又分管学校毛泽东思想宣传队,我是宣传队员,整天在他手下排演节目,他对我比较熟悉。那天,我身穿宣传队的演出服装,黄上衣,蓝裤子,腰扎武装带,头戴黄军帽,脸上还涂了层油彩,神气十足。我大步登上讲台,给同班学生讲一元一次方程的解法。讲解时,教室后面坐满了前来观摩的邻村学校师生。下课后,大家对我的讲课反应不错,连那些观摩者也赞不绝口。其实,我讲的全是牛老师事先一字一句教好的,我照猫画虎,滑稽可笑,实在是一场闹剧。

理化课——没用场 不愿学

在本村学校读完五年级,不用考试,全班齐刷刷上了本村七制校的初中。初中语文和数学课程保留,没有开设物理和化学课,改上《工业基础知识》和《农业基础知识》,内容多为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大跃进、农业八字宪法等,两年一晃而过,没学到多少知识。毕业时高中开始招生了,但实行推荐制度,且名额十分有限,有幸上高中的不到10%,其余学生回家务农,修理地球。

我属于“黑五类子女”,自然不会被推荐。后借1973年“智育回潮”的机遇,几经辗转上了阎景中学读高中。这所学校在离我家30里的阎景镇,利用地主兼资本家李子用家族的李家大院做校舍。因为是运城地区直属学校,所以师资力量雄厚,教学设备完善。可是,我们农家孩子目光短浅,觉得上中专、大学靠推荐,且需要高中毕业回乡参加劳动锻炼两年才符合条件,希望极为渺茫。多数同学对数理化不感兴趣,认为学那些热能、加速度、烧杯、试管等,回到农村有啥用场?教物理的畅敬信老师征求学生意见,我们竟然要求讲授如何安装电灯,如何开拖拉机、磨面机等实用技能。你说荒唐不荒唐?到了1977年高考制度恢复,这才傻眼了。不少学生报考文科,并非出于喜爱文科,而是数理化课程“抓瞎”,只能靠死记硬背历史地理,“临阵磨枪”,求得一搏。

课外阅读——缺书看 瞎胡看

在本村七制校读书,大队部、公社均没有一间图书馆和阅览室。村里只有学校领导和大队部订阅《人民日报》《山西日报》,我们偶尔在学校会议室见到报纸,随手翻一翻,瞎胡看。我后来上了复旦大学新闻系,第一学期有门课程是《读报用报》,是葛迟胤老师讲的,葛老师态度和蔼,讲课认真,却很实用。

那时看课外书籍,全靠同学之间私下相互传阅,大多为“小人书”连环画。大部头小说,有《烈火金刚》《红岩》《欧阳海之歌》《青春之歌》《林海雪原》《苦菜花》《迎春花》等等,其中有的小说是受批判的毒草,好不容易借到手只能偷偷看。看小说主要对故事性强的、打仗的感兴趣,什么史更新大闹猪头小队长和毛利太君呀,什么小分队奇袭奶头山呀。

那时谈情说爱是资产阶级情调,学校又不开设生理健康课。个别小说有少量爱情描写和性爱描写,既充满好奇想看,看后又感到害羞,害怕,自责。悄悄秘秘看了一遍又一遍,有的文字都能背下来。比如,《青春之歌》中林道静跟余永泽在海边谈情说爱的场景;《苦菜花》中杏叶母亲跟长工偷情的场景;王柬之跟情妇淑华调情的场景,“他的大腿压在她的大腿上”,淑华吓得钻进炕洞里,“露出白花花的屁股”……处于青春期的我,看了这些,只能默默记在心里,好像做了见不得人的丑事,不敢告诉任何人。现在想起来,十分荒唐可笑。

阎景中学图书馆藏书不少,遗憾的是批判封、资、修,优秀的图书,老师不敢借给学生。借出的全是《虹南作战史》之类新书,政治性太强,可读性太差。倒是浩然写的《艳阳天》《金光大道》,反映农村生活,我们读起来很感亲近。

我初读《红楼梦》是向教语文的王全军老师借阅的,囫囵吞枣看过一遍。学校开展批《水浒传》运动,毛主席说这本书“好就好在投降”,没看过咋批判,我从同学史志强那里借来一本看了看。志强的父亲很有学问,家中有不少藏书。

体育课——没器材 练跑步

体育课更有意思。本村七制校的体育设施几乎为零,单杠、双杠、鞍马等一样也没有。乒乓球热过一阵,是砖头砌的台面,没用多久就毁坯了。初中毕业前夕,学校操场才安装了两副篮板,勉强可以打篮球。没记得学校开过正规运动会,没有学过基本的体育常识。上体育课基本上就是练习立正稍息跑步。有次上课,体育老师突然神秘地说:台湾国民党空投来一个特务,就在咱们村外,我们去抓活的!同学们来劲了,摩拳擦掌,跟随老师跑到村外一条壕沟,抓到的“特务”是老师事先安排的一位同学。

至于外语课,在本村七制校压根没有开设过。阎景中学设有英语课,却发生了闻名全国的河南省“马振扶事件”,“我是中国人,为啥学外文,不学ABC,也能做接班人。”那个自杀学生的遗言,竟然引发我们的共鸣,英语学习再次被浇了一桶冷水。我上大学后,英语基本上是从ABC开始学的。

想一想,这样的氛围,这样的环境,我们学到了多少知识呢?

跟“老三届”相比,“老三届之后”从小学、初中直到高中,都荒废了学业,荒度了青少年年华。倘若不是“文革”,他们中应该有更多的人考上大学,成为各个领域的栋梁之材。

如今都市高楼林立,建造一座几十层高楼,需要挖掘相当深的地基,用钢筋水泥一点一滴砌到地面,然后才能做到“万丈高楼从地起”。1977年高考制度恢复后,有幸考取大学的77级、78级,就包括“老三届”“老三届之后”以及少数应届生,成为时代的宠儿。其中不少人在各个领域颇有建树。但是,由于先天不足,根基不牢固,绝大多数尽管刻苦努力,孜孜奋斗,终难产生大师级的人物。

是谁,毁了我们的青少年?!

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曾说过:“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此话不仅针对大学,小学、中学教育同样需要优秀的师资。

十年“文革”,十年浩劫,耽误和毁掉的不是一个人,是整整一代或几代人,是整个国家文脉和科技的塌陷式断层,是传统和文化的撕裂和毁灭。那些至今仍然盲目叫喊“接受锻炼”“青春无悔”的人,那些至今仍然盲目怀念“文革”的人,不知是出于无知,还是患了健忘症?!

2013年8月14日于凌空书屋
2014年11月修改
2018年12月22日再改

2021年6月24日 星期四

人權協會: 毛泽东的大饥荒 PDF Mao Ze Dong De Da Ji Huang _ 1958-1962...

人權協會: 毛泽东的大饥荒 PDF Mao Ze Dong De Da Ji Huang _ 1958-1962...: 毛泽东的大饥荒 Mao Ze Dong De Da Ji Huang _ 1958-1962Nian - Feng Ke.pdf https://sgp1.digitaloceanspaces.com/proletarian-library/My-library/Feng%20K...

為什麼蘇共亡黨蘇聯亡國 沒有千百萬人頭落地?

 



赫魯曉夫認定:早認錯,是請求寬恕;認罪晚,將接受審判!

一九九一年八月十九日,我正在莫斯科蘇共中央黨校參加中蘇哲學家「人‧科技‧社會」研討會。我要去紅場照相,團長、同伴勸阻我說:「如果開槍怎麼辦?」我說:「歷史事件只有一次,作為見證人,一定不能放過這個千古一遇的機會。」我去了紅場,看到了軍隊、坦克和在坦克上面同軍人開玩笑的小姑娘,沒有射擊,沒有開火,沒有毛澤東講的可怕的情景:「千百萬人頭落地」,只有在一輛坦克轉彎時不慎輾壓了三個人。

蘇共亡黨,蘇聯亡國,沒有以暴易暴的殘酷報復的場面出現。蘇共自己公佈了肅反擴大化中死難者驚人的數字,但是,沒有出現清算與反清算、革命與反革命的階級鬥爭,沒有在蘇聯和現在的俄羅斯颳起毛澤東擔心的「血雨腥風」,除了車臣長期延續下來的民族歷史矛盾引發的戰爭。這是為什麼?

研究分析蘇共亡黨、蘇聯亡國的文章書籍很多,結論也是五花八門、各抒己見。但是,研究蘇共亡黨後為什麼沒有出現血雨腥風的千百萬人頭落地的人還不多。我也找不到答案。

近日讀《赫魯曉夫回憶錄》受到啟示:赫氏在蘇共二十大要作祕密報告,要主動地坦白地向全黨交待肅反擴大化的錯誤,錯殺了多少人的具體數字和具體情節時,黨中央、政治局不少人反對赫氏的做法。赫魯曉夫表達了一個很精彩很重要也很勇敢的判斷,大意是:先檢討是請求寬恕。如果我們在二十大早一點、先一步作出檢討,承認錯誤,是請求人民寬恕。如果到二十一大再講自己錯誤,就晚了。因為,如果人民先提出控訴,我們是接受審判。

赫魯曉夫並不愚蠢,他是個聰明人,他及時地勇敢地公開地檢討、認錯,他和蘇共得到了人民、黨員、受難者家屬的諒解,沒有在毛澤東預料的必然出現的血雨腥風中被殺,在莫斯科和蘇聯紅旗落地時沒有出現千百萬人頭落地的恐怖局面。確確實實是「和平演變」,而且原蘇共中央和地方的不少官員,改頭換面,現在還能身居政壇、經濟界的要職,不僅保住了身家性命,而且名譽、地位、財產與事業也沒有被打得落花流水。追究原因,就是赫魯曉夫的早檢討,是請求寬恕;晚檢討,被起訴,是接受審判。

蘇共、赫氏的這個重要教訓或經驗,是「無產階級專政歷史經驗」中必須補充的一條核心經驗。其實,中共、毛澤東也懂得這一條,早就講過:「坦白從寬,抗拒從嚴」,「早坦白,早主動」,「拒不認罪,死路一條」等等。為了防止血雨腥風、千百萬人頭落地的嚴重後果,一條活路就是學赫氏早認錯、認罪,請求寬恕,從反右到六四早點發罪己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