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響未來中國政治變化的幾個方面

影響未來中國政治變化的幾個方面
作者：秦晉
24年前的1989年，中國的經濟改革方興未艾，中國的政治環境也比較寬松，但是那年發生在首都北京聲勢浩大的學生運動，卻以失敗告終。中國的經濟發展停滯了，政治上更加倒退了。而在同時，波蘭團結工會在大選中獲得了勝利，邁開了東歐社會主義陣營向自由民主轉型的重要一步。在以後不長的時間裡，蘇聯解體，東歐其他共產國家一個接著一個發生了政治變革，世界共產主義出現雪崩現像。然而中國政治強人鄧小平沉著應對東歐劇變和在國際社會中的孤立局面，使得中共挺過了這段風雨飄搖的艱難時刻。
六四事件毫無疑問是中國當代歷史上政治變化轉型的一個標志性事件。鄧小平通過武力鎮壓，拖後了中國向憲政民主發展演變的進程，為中國共產黨又贏得了二十多年的壽命，盡管世界共產主義運動已經式微。每一年的6月4日前後，流亡在中國境外的民主人士都會舉行紀念活動。這樣的紀念並不會轉變成憲政民主在中國的實現，只是對中國實現憲政民主這個夢想年復一年的回憶。
將近四分之一世紀過去，中國的綜合國力有了很大的提升，現在是世界第二經濟體，但是中國的經濟發展並沒有轉化成政治進步與發展的動力。二十一世紀初葉的十多年過去了，“二十一世紀是中國世紀”似乎在兌現過程中。十年前，我曾寫過文章，認為中國不可能建立起沒有堅實基座的經濟摩天大樓，盡管中國的發展與我的預期似乎背道而馳，我對十年前的判斷沒有發生動搖，我不相信中國的專制獨裁的政體可以在經濟方面一枝獨秀，在世界政治舞台上獨領風騷，在共產主義走入墳墓之際居然回光返照起死回生，從而完成赫魯曉夫的夙願埋葬美帝國主義和世界其他資本主義。

這個世界也很勢利，2008年前我寫過文章，有點一廂情願，希望西方民主世界承擔起推進中國實現憲政民主的道義責任。有評論贊同我的理想，但是告誡我要認清現實，這個世界已經沒有裡根了。裡根以他深邃的政治目光揭示了共產主義的邪惡，預示了邪惡帝國蘇聯終將解體。我知道當時還得益於英國鐵娘子撒切爾夫人和蘇聯開明領導人戈爾巴喬夫。歷史翻過了這一頁，今天的世界，沒有裡根，沒有撒切爾，而中國更沒有“戈爾巴喬夫”。中國的“戈爾巴喬夫”胡耀邦和趙紫陽很早都已經夭折了。無論是江澤民，還是胡錦濤，都沒有一個具有絲毫“戈爾巴喬夫”的新思維，反而更多的吸取蘇聯的政治經驗和教訓，橫下一條心堅持一黨獨裁，通過政權不斷調適與收縮，壟斷政治權力繼續維持獨裁統治。

我看中國猶如風浪中的航船，中國共產黨好像是一群海盜，劫持了這艘船以及船艙內旅客—中國13億民眾。本來的目標是共產主義，經過了幾十年的航行，突然發現共產主義已經破產了，前面船隊蘇聯和東歐都已經觸礁沉沒了。那麼這條中國船應該駛向何方？從鄧小平開始就已經不知道應該駛向方向，只能“摸著石頭過河”。江澤民、胡錦濤分別作為船長把舵，但始終不知道航船應該駛向哪裡，但就是堅持一條，決不改變航向駛向憲政民主。
我又看中國的未來和前途到了一個節點上，如同一個要塞，這個要塞地勢險要，易守難攻，一夫當關萬夫莫開。中國實現憲政民主，必須有政治體制改革，但是中國發生政治體制改革，取決於執政的中國共產黨，也有賴於中國共產黨內有高瞻遠矚的政治家，他能夠帶領中國走出王朝循環。但是現實中，新領袖習近平不是這樣的偉人，他希望的是實現強國夢，以此鼓起中國民眾的熱情。但是不可能，中國圓不了強國夢，因為民心與中共是背離的，而不是同心同德地共赴一個共同的目標。中國共產黨內也不存在具有政治遠見的人物，期待共產黨順應歷史潮流主動啟動政治改革是天方夜譚，自從胡趙以後，中共內部就再也沒有了。這一路已經堵死了，不存在希望。
中國的民主化是否一點一希望都沒有了？但是天無絕人之路，東方不亮西方亮。我們不妨把眼光投向其他地方，就會看到希望。
第一瞥 中國大陸
首先看看中國民眾。中國民眾對共產黨的滿意度如何？應該是很低的，雖然海外華文媒體和能夠走出國門的中國人不會對中國共產黨有太大的不滿，因為能夠走出國門的中國人在中國的經濟改革獲得了他們的利益，他們形成了中國的中產階級，他們不會反對共產黨，而且是共產黨的政治基礎。絕大多數被邊緣化了的無權無勢的中國民眾希望中國發生變化，卻不能自覺地成為共產黨的反對力量，他們如同滴滴細水，彙集在一起可以載舟也可以覆舟。他們在等候著，等候著牆倒眾人推的時機。中國很流行一種叫“微信”的網絡信息傳播方式，裡面的信息充滿了對政府和社會的冷嘲熱諷，對貪腐現像、中共官員和領導人盡是鄙視。在我看來，這些信息如同清朝末年四大譴責小說，為埋葬一個行將滅亡的王朝做好了文化思想准備。很多年前中國發生連環爆炸，對像是無助的城市居民，官方事後報道是一個瘋子自制炸藥搞出了這起駭人聽聞的事件。還有人衝入幼兒園對沒有自衛能力的幼兒進行瘋狂殺戮，這是對社會的瘋狂報復，也是肇事者人格低下心地卑劣的表現。但是自從北京青年楊佳手持利刃衝進上海一家公安機構連殺數名警察以後，又有了江西錢明奇進行連環爆炸，最終同歸於盡，情況開始發生變化。這兩次事件表現了民眾的反抗由原來的針對社會改變為針對當局。他們的行為在中國獲得一片喝彩之聲，可見民眾對政府的敵視。中國政府開支的維穩經費大於國防軍費，足見中國政府高度重視對民眾實行嚴厲鎮壓，因為這關乎中共的生死存亡。在目前，中共的高壓控制還是有效，但是不會永遠有效。中共處於有效守勢，中國民眾處於無聲的散亂的無效攻勢，待有其他事件突發，兩者力量對比就會互為逆轉。 

4月初，北京律師肖國珍發布消息，直接引用侯欣女士講話：“我代表北京街頭民主派委托來講話，從二月份起，我們共上街十二次，其中四次成功八次失敗。有人說，你不用上街，我們男人上。我說不是所有男人都是男人，當中國男人上街時，我就退出。偌大中國，豈是無人？是的，我想對官員們說，亮媳婦不如亮財產！騙了我們六十四年，現在，我連你的標點符號也不信了！各國變法，無不從流血始，為民主做炮灰，乃我三生有幸！我們離亡國已經不遠了！我現在保證，我一周上一次街！我的想法很簡單：讓長輩前人，死而瞑目；讓子孫後代，生活在自由幸福之中！”戊戌變法有六君子，以死明志。今天中國也出現了英雄豪傑新君子，他們甘願三生有幸為中國民主做炮灰。容我在引用侯欣一鳴驚人，言語鏗鏘情懷激越、擲地但聞金石之聲：“和平，和平，和平已經不復存在了！二十三年前，在廣場，我的同學死在我的身邊，從那時起，就喪失了一切和平！你說要政改，請你給我路線圖！你一百年不動搖，我傻啊！狼總是要吃羊的，獨裁者就認大炮！讓一個撒旦統治到死？坐而論道，清談誤國，在這裡能哭死董卓？我不主張暴力，但人民不能放棄暴力！槍杆子不具有方向性價值，同時槍杆子具有普世效用價值，在普世價值指引下射出的子彈就是正義的子彈。不公開財產，官員就是盜賊！要麼公開，要麼滾蛋！行動就是一切！”這話語如同熊熊烈焰能點燃南極的冰。國內的民主人士需要三樣東西：道義支持、理論指導、網絡呼吁。
他們的壯舉拉開了中國民眾效仿“阿拉伯之春”走出網絡走向街頭追求民主自由的序幕。
可以影響中國政治局面其他方面和因素還有台灣、香港、流亡藏人和以美國為首的西方社會。
第二瞥 台灣

我們現在仔細看一看台灣——中華民國。二戰後蔣介石中華民國被盟友杜魯門美國拋棄，聽任蘇聯全力支持延安毛共席卷大陸。中共本來已經向英國訂購了巡洋艦，就是打台灣用的，蔣介石也已經做好了到菲律賓組建流亡政府的准備。要不是金日成操之過急，一定要搶在中共之前先統一全朝鮮，引發韓戰，弄醒了沉睡的杜魯門，第七艦隊進入台灣海峽，中共也許早就打過台灣海峽全境解放了金馬澎湖列島，也就沒有今天的中華民國民主台灣了。1979年1月1日中美建交，台灣中華民國遭受美國又一次拋棄，“斷交、廢約、撤軍”是盟友美國唱給中華民國的三部曲。在此風雨飄搖之際，蔣經國以他的“三不政策，不接觸、不談判、不妥協”讓中華民國經受了考驗，從艱難困苦中走出來。以後的李登輝、陳水扁和今天的馬英九都堅守住了台灣中華民國的國祚。不但如此，只要中華民國領導人有雄心有毅力，我的看法台灣對未來中國是很有作為的。令人感到沮喪的卻是，自蔣經國以後的歷屆總統都沒有表現出這個心願。兩蔣采取的是“漢賊不兩立”政策，李登輝“戒急用忍”和陳水扁的“四不一沒有”走的是海峽兩岸漸行漸遠政治路線，馬英九的“新三不：不統、不獨、不武”政策為的是維持現狀。1931年“九一八”事變以後，中共乘外患挑起內亂，於1931年11月7日起家於江西瑞金的“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以彈丸之地“武裝保衛蘇聯”，到1949年10月1日建立中華人民共和國，在政治上一直采取伺機進取姿態。今天的大陸與台灣情同元蒙與南宋，當然也可情同前秦苻堅與東晉謝安。今天的台灣可與強敵中共抗衡的不是軍事，不是經濟，卻是遙遙領先與中國大陸的憲政民主制度和在台灣保持完好並且得以發揚光大的中國文化。

對付中共，台灣手上有兩張牌可打，一張是“獨立”牌，另一張是“民主”牌。前一張牌，台灣開打的時候總是“猶抱琵琶半遮面”，羞羞答答的，對方一阻嚇，美國一施壓，台灣就把這張牌藏到背後去不敢亮相了。其實這張牌開打的話，結果怎樣還真不知道，可能使台灣被毀，更可能使台灣從此飛鳥出籠；也許大陸收得台灣，更有可能中共為了陷台而自身瓦解。可能性更高的因為大陸權衡再三不敢用兵，而使得自共產主義意識形態放棄以後訴諸的民族主義自我矛盾徹底喪失民意基礎。打這張牌同時考驗台海兩岸領導人的決心、計謀和能力。另一張“民主”牌則更容易打，而且可以一石多鳥，既占領道義制高點，又可以徹底瓦解大陸對台灣的政治高壓和攻勢。我們設想一下，台灣大膽接受大陸政治談判的要求，提出相應的政治條件，開始定出兩岸統一的時間表，大陸能夠再一次援引港澳的“一國兩制”用於台灣嗎？我看不可能。中共制服香港很大原因是中英談判時候香港只有自由，並沒有民主。所以當彭定康試圖對香港進行政治改革的時候北京就雙腳跳將起來，大罵彭定康是千古罪人。北京知道，回歸以前香港實現民主，以後香港列位民選特首便不會唯北京馬首是瞻。如今的香港能夠讓北京得心應手完全是英國當局的政治遠見缺乏的結果。今天的台灣已經發展成為成熟的民主政體，實在很難想像台灣民眾能夠放棄正在享受的自由民主轉而接受中共的專制和奴役。海峽兩岸如果統一，大陸至少要保證給與台灣類似香港的“一國兩制”，那時候中國民眾勢必有樣學樣，北京能安穩消停嗎？如果台灣領導人能夠分析楚了中共的心態，有勇氣有遠見，不入虎穴焉得虎子，台灣就是鑽進鐵扇公主肚子裡的孫悟空，這可以成為國共百年爭戰反敗為勝的關鍵。所以，台灣接招進行政治談判，大方地使用憲政民主牌，對岸中共只能像見了瘟神似地逃避了。不久以前連戰訪問中國，向中共提出了在廣東、福建、海南等地設立國民黨支部，習近平答復稱：將會充分考慮研究連戰這個提議，並盡快在年內給予答復。答復不等於答應，如果習答應了，國民黨可以在中國建立分支部，中國的黨禁就開了。此禁一開，後面的接踵而來。可以預計，習近平年內給連戰的答復不會為國民黨中國建立分支部開綠燈。我的一孔之見，台灣手中有銳利武器，可以以弱勝強，以柔克剛制服對手，但是現在的中華民國台灣還沒有麼一位具有政治遠見和雄心的政治家勇於用此銳利武器。

第三瞥 香港

香港被英國殖民統治一百五十多年，1997年歸還中國，對中國領導人來說，這是一個洗刷百年恥辱的榮耀，對香港人來說則是留在英國人的統治之下更好。香港回歸已近16年，中共曾經擔心香港可能成為反共橋頭堡，而在現實中，這個擔心並沒有真正出現，香港被中共有效地控制住了。許家屯曾經向中共中央說了大實話，香港民眾不相信北京。但是北京很幸運，英國統治香港，只給了香港自由繁榮，但沒有給香港民主憲政。這為香港回歸以後政治上向憲政民主邁進留下難解的羈絆，也為北京有力控制香港帶來了極大便利。試想香港在英國的殖民統治下也獲得相同英倫三島的憲政民主，那將是一個怎樣的景像？恐怕鄧小平當初就不敢向英國要求收回香港。一個人口六七百萬的政治民主區域香港，與中國政治上冰炭不容，是北京迫使香港接受專制統治還是香港以民主融化中國大陸的專制？由於香港民眾對北京的不信任和恐慌，才會在1989年“64”事件後凸出地表現出對這場運動的極大同情和支持。事情已經過去了24年，但是香港民眾在香港支聯會的領導下，每年舉行聲勢浩大的紀念活動，香港維園十萬二十萬支燭光巍巍壯觀，成為一景。雖然這樣的紀念活動並不改變中國大陸專制獨裁的政局，也不可能使得中共接受香港民眾的要求去平反“六四”，二十多年來一直照耀溫暖著中國境內向往民主自由人們的人心。似乎香港每年的維園紀念與中共形成了一種默契，香港民眾可以有自己的表達，中共有自己的決策，互不相干。香港的六四紀念不對中共構成威脅，中共早就習以為常了。香港能夠做並且可以產生立竿見影效果的，是以現有的自由，爭取全部的民主，爭取雙普選，選特首，選立法會議員。達到這一步需要全體香港人的共同努力，這不是某一天某一時的努力，而是時時刻刻不間斷的努力。在香港爭取民主雖然也是艱難困苦，但是比起中國大陸，還是相對來說容易。香港爭取民主，應該不會失去已有的自由。而在中國大陸爭取民主，就會立刻被投入監獄而喪失人身自由。如果香港民眾在民主派領袖的領導之下衝破所有束縛，理解並且貫徹“主權在民”思想和精神，堅持不懈地爭取民主，直到成功為止，那麼香港就可以成為牽引中國大陸向自由民主邁進的歷史火車頭。所以香港的民主化與中國的民主化休戚相關。

第四瞥 西藏

西藏官員說西藏已經在中央政府的關懷下享有憲法賦予的自治，中國政府也堅持西藏已經獲得中央政府承諾的自治和宗教、文化、語言和生活方式的完好維護。但是流亡在印度的精神領袖達賴喇嘛和噶廈政府以及流亡藏人則堅持藏人的文化、宗教和傳統正遭受到前所未有的摧殘和破壞。達賴喇嘛流亡印度已經54年，1974年起就放棄了獨立的主張，謀求名副其實的真正自治。雙方會談經過了很多輪，至今沒有絲毫結果。很顯然，中國方面的策略是等待達賴喇嘛圓寂，藏人因為沒有服眾的領袖而最終西藏問題化為烏有。而達賴喇嘛堅持中間道路，喚起全世界普遍的同情。雖然中國政府嚴厲打壓達賴喇嘛的國際活動空間，迫使大多數西方國家接受中國政府的外交壓力，但是達賴喇嘛依然在世界上得到崇高的景仰，所到之處享受隆重接待。在中國政府的眼裡，西藏問題就是達賴喇嘛問題，解決了這個問題，其他問題迎刃而解。所以雙方進行心照不宣的競賽。中國政府等待達賴喇嘛的圓寂，可用金瓶制簽的方式推出一個自己中意的第十五式達賴喇嘛。而達賴喇嘛也進行了政教合一的改革，改變了西藏歷史上近四百年的政教合一制度，放棄了領導藏人的政治權力，專事弘揚藏傳佛教。從而化解中共的政治圖謀。我們也經該換位思考中共的難處，讓達賴喇嘛返回西藏，等於為西藏地區對中央政府產生離心傾向提供便利。所以無論尊者達賴喇嘛如何退讓，堅持中間道路，不謀求西藏獨立，中共都是不可以接受的。達賴喇嘛之於藏人，猶如久旱逢甘露，鄧小平對於藏人的心理並不清楚，所以才會在成為中國最高領導人以後立即著手處理西藏事務，1979年3月邀請了達賴喇嘛的胞兄嘉樂頓珠走訪西藏。藏人對達賴喇嘛的景仰和熱愛驚醒了鄧小平，以後將西藏事務束之高擱。從那時起，中共再也沒有真實意願與達賴喇嘛之間達成任何協議了。

中共看明白了達賴喇嘛在藏人心中的地位和影響，故不再考慮達賴喇嘛返回西藏。無論達賴喇嘛如何放低姿態，中共都不會與達賴喇嘛進行有成效的談判。中共很清楚，一旦在這個問題上開了口子，以後一定產生多米諾骨牌效應，危及中共政權的存在和延續。應該認識到，中共考慮深遠，任何有危害政權的，他都會做到防患於未然，不往下進行。這與中共不進行政治改革有同樣的原因，二十年前中共若進行政治改革，也許結局相同與國民黨。今天再搞政治改革，就等同於自掘墳墓。故此中共不會進行政治改革，哪怕已經病入膏肓，活一天算一天，決不進行根治手術，中共很清楚，上了手術台，一定下不了手術台。中共不會主動找死，只會將就著等死。應該認識到，中共與達賴喇嘛之間的會談，只是一個秀，不會有結果。中共在等著達賴喇嘛圓寂，西藏問題自然化解。5年前我對此有擔心，達賴喇嘛年事逐漸高起來，有生之年不見西藏問題解決，將如何處置。小心翼翼地向澳洲代表阿提夏提到過這個問題，我得到的回答是：尊者還將駐在人間40年。也就是尊者人間年歲113歲的時候才會離開。我知道出家人不打妄語，也感悟到得道高僧在人間的去留不取決於常人的生老病死，而取決於高僧自己對世間俗人事務是否完成的決定。聽後比較寬慰，也深信不疑。那麼實情就是中共政權與達賴喇嘛之間進行這一場賽跑，看誰能最終跑到終點。自2009年以來已經超過一百多藏人極其絕望地用自焚方式向全世界表達了他們對現狀的強烈抗議，用生命對中共進行抗爭。但這不是中共聽得懂的語言，中共強硬堅守自己的底線，絕不松懈，就是保住政權。達賴喇嘛舉世的影響力，這一軟實力，對中共的剛性硬實力可起到水滴石穿的作用，藏人與中共的正面衝突不斷升級，這些都將是引發中國政治變化的一個不可忽視的重要因素，或者是當中共政權處在危急時候一同產生催化作用，就有如重病人在病急病危時候產生的並發症。

第五瞥 美國和西方

美國為首的西方，在對待前蘇聯和對待中國，外交政策有很大的區別，中共因此撿了個很大的便宜。西方認為蘇聯是邪惡帝國，但是從來不這麼看待中國。美國自從尼克松總統打開中美交往大門以後，歷屆美國政府都沿用了這個對中國政策，將同樣的專制中國區別地對待於專制的前蘇聯，使得中共成為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大崩潰的漏網之魚。這是否中共在世界共產主義運動全面失敗二十多年以後仍然屹立不倒的最重要的國際原因？以後小布什曾經點名指責幾個流氓國家，都是小國家小流氓，真正的大流氓他就不敢提了。大流氓穿著打扮很紳士，美國和西方只能當面叩頭作揖稱兄道弟平起平坐了。西方的勇敢者只有裡根。鄧小平和以後的中共領導人一直比較巧妙地抓住這機遇，韜光養晦，“和平崛起”，如今成為世界第二經濟實體，開始對國際事務有所影響，近年連續三次與俄羅斯聯手在聯合國安理會否決多國提案對敘利亞實行軍事干預，直接向美國叫板。盡管中國正在急起直追，但是最終超越世界其他國家成為首強應該是不可能的，而且中國如果成為世界首強，由於其政治制度的專制性，不會是世界的福音。美國自二戰以後一直主導世界，它影響著世界，自然可以影響中國。但是根據我的觀察和主觀推測，美國似乎不想在政治制度方面影響和改變中國，現在的中國也許正是美國所需要的，中國有著巨大的勞務市場，但由於政治制度的沒落，無法最終成為領導世界的大國，形成對美國世界霸主地位的挑戰。這樣的世界格局有利於美國，所以我個人對美國和西方對於專制中國不作為有這麼一種類似“陰謀論”的猜度。自老布什行政當局以降，美國只是希望中共在世界潮流的影響之下、在國內民眾對民主呼吁之下改弦更張走向民主，但是落實不到具體的政策上。

1989年以後的中共面臨嚴重的國際孤立，國內經濟疲軟。但是這個時候卻獲得了當時的美國總統老布什施以的援手，以後又得到了克林頓總統將經貿與人權脫鉤的對華政策，中共迅速走出孤立，經濟開始起飛。中共的棋盤走活了。以美國為首的西方資本與中共的政治權力進行了結合，打造了一個新型的中國專制帝國。我們認為這是上個世紀三十年代的歐洲綏靖主義在當代的重演。

美國的政治、經濟和軍事的世界領先地位正在受到中共暗中的追趕和挑戰，我認為美國和西方對此還是有一定的警覺的。美國重返亞洲，在澳洲設立軍事基地，在我看來都是針對中國的未來勢力擴張。南中國海地區的領土爭端，釣魚島主權的爭議，都是可能觸發中國政治局勢發生翻天覆地變化的因素。

我們只是一廂情願地盼望美國重新思考和改變自尼克松以來四十年的對中共政策。我們希望美國領導人有智慧、有遠見、有勇氣在這個時刻勇於領導世界。盡管實情是，美國和西方，只有政客，沒有政治家。

第六瞥 返身自照
中國的民主力量，尤其被屏蔽在海外的民運力量，一直是有氣無力的或者是夠不著力的。中國海外民運雖然有過89年的高漲，但是曇花一現，很快跌落低谷，長期徘徊，至今無法走出來。其中的要害不是民運分裂，不是民運人士私心嚴重，實實在在的是後繼無援，巧婦難為無米之炊。民聯、民陣、民聯陣以及其他數不過來叫不全名稱的團體和組織基本上都是“無錢無帳，無兵無將，小卒子失業，車馬炮下崗，只剩下將士相，不論對手如何布陣立勢，這一方不是支士就是飛相。決不過河，也不能過河”。
綜上所述，中國的政治變化，在於中共體制外各種力量和因素的相互配合，交替作用。而民運力量能做的大概就是蓄勢待發，屈身守份以待天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