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5月7日是梅娘的周年。回想我和她的交往，其实很有限。但每每想来，总是感慨万端。梅娘的一生，几乎牵涉一个世纪以来中国的命运，其人生背景就是现代中国的图景。梅娘的父亲是近代闯关东开拓东北富饶荒原人的后代，遂成为近现代边贸通商中迅速发达起来的民族工商业首富；“九.一八”以后，他从日本买军火支持进山抗日的马占山；他抵制任伪满中央银行的副总裁或什么通产大臣，并曾联络内地军阀组织抗日义勇军，不惜毁家纾难。这是一个怎样的民族资本家？梅娘还未成年，就成为伪满洲国的臣民，且居于伪满之都长春并在那里读书到高中毕业。她长成于富裕扭曲的封建大家庭，心灵的寂寞催生了她少年时期的写作才华，她拿起笔写小说，借此倾诉自己被压抑的女性心声；高中毕业，她想到内地读书，伪满的钞票不能兑换民国政府的货币，只好选择去日本留学；在那里认识了她的丈夫柳龙光，他们留学时，曾不露痕迹地在日本各地采购磺胺制剂送往国内抗日战场；后一同回到仍然是华北沦陷区的北平定居。这时梅娘的创作走向成熟，成为四十年代最受欢迎的北方女作家，她的小说获得大东亚文学奖。就大沦陷区域而言，这是个什么性质的奖？如何接受这种现实，关乎到我们对当时中国历史格局怎么认识。临近1949年，柳龙光受中共地下党北方领导刘仁的委托去台湾做内蒙古参谋总长的策反工作，他们曾是日本留学时的同学，不想回来时柳龙光遇海难身亡。如果柳龙光还活着，他这个给新四军买过药品、以日本反战同盟者为朋友，帮助进步青年开路条投奔八路军的人，在中国大陆后来的政治文化中怎么定位？丈夫逝去，梅娘放弃到日本或台湾的工作机遇，憧憬在民主自由的天地中重生。事与愿违，她投入的怀抱并不喜欢她。她本不复杂的个人经历，没有躲过解放后的每一次运动，甚至把她的人生投向了灭顶之灾。这个曾经锦衣玉食的富家小姐、在日本如饥似渴地阅读五四新文化作品的日本留学生，1952年，因“忠诚老实”交代历史，遭到批判；1955年，因“日本特嫌”被肃反审查；1957年，被划为“右派”；“文革”让她这个“历史反革命”升级为“现行反革命”。二十年的失业、劳教、管制，在生死线上挣扎的梅娘先后失去一儿一女。1990年代文化界才重新找回消失了近半个世纪的作家梅娘。在今天，我们重新审视百年中国历史，梅娘是不是一个标志性人物？
在杨颖的文章中有这么一段话：“在一些人眼里，梅娘是一个孤僻的、很怪的人。北京话说，甚至很‘吝’、很‘个’的老人，她傲慢、倔强、不随和、不迁就；在另一些人眼里，这是个了不起的老人，她压不垮、吓不倒，她才华横溢，性格坚强，眼光犀利。”杨颖的这些描述，我都感受到了，加之她的热情和善良。我一直在想，梅娘性格的多棱性，哪一面属于历史，哪一面属于文化，哪一面属于个性？
我是1997年认识梅娘的。因鄢烈山的介绍，她既不拒绝，又很矜持。我表示想对她的身世有个采访，还把采访别人的文章送她一阅。她赠我一本《梅娘小说散文集》。
第二次我是带着录音机去的。看了她的作品，对她小说的内容，印象不深，无非是旧时代封建家庭中女性的不幸，但感觉她的文笔很雅，很静，讲究措辞。我知道，她的作品已经陆续收入《中国新文学大系.短篇小说卷》、《中国新文学补遗书系.小说卷》。虽然梅娘的小说没有多少时代的、民族的、政治的社会气息，但她自己怎么看待在沦陷区、在日伪政权管辖下的媒体上发表作品？这是绕不开的问题。当时，我对沦陷区作家作品没有研究，思想上还没有摆脱过去的思维定势。我想，让梅娘谈身世，这些她可能不太愿意谈，但不能不问。
其实，不要说她的创作经历，就是她的身世和“右派”遭遇，她也是一问一答，不大耐烦。果然，当我问道：“您怎么看待在沦陷区的有日伪色彩的报刊杂志上发表作品？”梅娘听了很不高兴：“你还是受‘不是白就是黑’这种教化比较深。我们生活在沦陷区的人当时并没有‘日伪时期’这个概念。只知道凭良心办事，不做日本狗。”后来我又问：您被打成右派，有说得上的理由吗？梅娘又是一句：“那时，领导定你是什么就是什么，没有道理可讲！不过如此。”我不知道怎样提问题，才能既有历史感，又不让她感到难堪。不要说我们是隔代人，即便是同代人，没有相同遭遇，也很难有对那个时代际遇的意会。她的批评是对的。让她耐心说明自己的时代经历和认识，不啻于对一个历史空白者的启蒙教育，就好比对不了解文革的青年人，解说文革，从哪儿说起呢？也许，她实在不想对一个陌生人谈起过去的伤痛，但她的理性又告诉她，我的工作有意义，应该支持。所以，在回答我的问题时，她还是尽量举例子让我明白。那天的采访，时间不算短，但不成系统，很不具体。
随着后来的了解，我感到梅娘老人总有一种遇事不惊的淡定神清，唯独对沦陷区文学的历史判定，她的反映比较强烈。1995年，她给女儿的信中说：“我终于在我的祖国获得了对我的肯定的评价。”看来，这是“文革”后梅娘精神上的真正解放。研究沦陷区文学的专家张泉先生说，1999年4月在“《沦陷时期北京文学八年》暨华北沦陷区文学座谈会”上，梅娘有一段慷慨激昂的发言：“过去我们评价历史，习惯于不是黑就是白，缺少中间色，这实际是对历史的亵渎。抗战期间，中国有一半国土沦丧，我生活的地方，它就沦丧了，个人无法选择。怎么能对他们的作品统统不予理睬，不予承认呢？”梅娘在和我的交谈中，十分认可张中行先生在《梅娘小说散文集》序中说的：“有守土之责的肉食者不争气，逃之夭夭，依刑不上大夫的传统，把‘气节’留给不能逃之夭夭者，这担子也太重了吧？”她还认可张泉先生在研究中所说的：“在沦陷区文学中，有认贼作父的钻营者，有丧失民族气节的愚氓，也有头脑清晰、创作态度认真的作家。他们由于各种不同的原因或主动或被动地陷入这个泥潭。”有了这些理解性文字，梅娘这方面的情绪似乎平和了很多。她并不愿意张扬自己早期的作品，并不看重把自己和张爱玲相提并论，通过她对张爱玲和萧红的评价，通过她平时的谈论，可看出，她有着很深的纯文学情结，她写文学、看文学似乎没有时代政治的尺度，但是她没有逃出时代政治对她的评介。后来，她的那段比较激烈的情绪，也不都是为她个人而 发的，而是为沦陷区有正义感、有良知和有进步文学倾向的作家、作品鸣不平。比如，当梅娘知道同是沦陷区的女作家吴瑛的作品被收入康濯主编的《1937—1949新文学大系》时，高兴得千方百计地寻找吴瑛亲人的下落。“渴望把‘历史承认了吴瑛，吴瑛不是汉奸’的特大喜讯告诉他们。”她曾和我谈到：“日本方面给我发奖，我就不去领。写电影《归心似箭》的李克异也曾两次被评上‘大东亚文学奖’，也没有去领嘛。关露曾是大东亚文学者大会的代表，但却是中共地下工作者。”但我从张泉先生编的《梅娘生平著译年表》看到：1944年11月，参加在南京召开的第三届大东亚文学者大会。短篇小说集《蟹》获第二届大东亚文学奖。我问张泉先生，怎么理解梅娘的这次参会？张先生说，前两届颁奖在东京，南京这次开会，日本在沦陷区的统治已成颓势。梅娘的获奖作品很畅销，受欢迎，日本人有邀买人心的意味。又想到梅娘说过“日伪时期”这个概念，是后来总结历史的一种说法。“那个时候怎么会有在沦陷区就怎么样；到大后方就怎么怎么样；到解放区又怎么怎么样这种想法，这些政治意识都是以后强加给老百姓的。身处其境的人们当时没有这种概念，只是凭着民族良心办事。”她的父亲，丈夫不都如此吗？对此我再没有提起。
我的文章《你好，梅娘》在《书屋》杂志发表后，我和丁东想去看望她，电话中清亮的话音传过来，表示欢迎。这次见面，仿佛已是熟人。一开始，梅娘就提到看了丁东编辑的《反思郭沫若》一书，又说起看到了我们某篇文章。一时间，彼此有了不少共同的话语。她很关注当今时政，也有自己的阅读渠道。梅娘非要请我们在她家附近一间叫九头鸟的餐厅吃饭。那年梅娘70多岁，走路已有些迟缓，下楼、上台阶，我总想搀扶她一下，她两次甩去我的手臂。我心想，真是个自尊要强的老太太。就是那顿饭让我知道了一个不错的素菜“上汤白菜”。记得那天，她没有谈到我的那篇采访。我想，可能她对我的采访不是太满意。是采访内容的蜻蜓点水，还是文章写作不够“文学”？恐怕都有。她是小说家，她的笔下有氛围、有细节、有情致。而我对她的采访这些都不够，可能距离她的期望差得很远。后来，我将《你好，梅娘》编入我的小书《凝望夕阳》。出版后给她送书，她也没有说什么。她愉快地和我谈到，她应邀去日本访问，见到一些新老朋友。好像这段时间，梅娘自己的写作也多起来，加上媒体的访问，感觉她有一种回归文坛被重新认同的好心情。
后来柳青见到我说：“妈妈把你的文章给我看了，她挺喜欢的。”或许梅娘的喜欢，多表现为外冷内热。当人民文学出版社要编一本《又见梅娘》时，她曾问我，是否愿意再写一篇，我答应了。这次写的《人间事哪有这么简单》，我用了一些上次没有用的采访资料，和我们后来的一些接触。也提到我与梅娘在心理上的距离。而后再见面，梅娘仍然不提文章。但相处更自然了。比如，有一次，她不满意我的围巾色彩，把我拉到立柜前，取出一个多彩的真丝锦缎大方围巾，不容置疑地让我围上。“看，这个比你那个好看多了！”我想却之，又不好违其美意，就戴上了。文学家的骄傲，人生磨难的不屈，处事尺度的柔韧，在她的人格上都有体现。
说到人生对她的磨难，不免又有许多感叹。在以后的接触中，问到她失去公职后的生活，她总是三言两语：“不过如此”，“不说也罢”。我便小心翼翼，不再多问。后来在《又见梅娘》一书中，看到很多人对她那段生活的描述。比如，陈放的文章说：“在建筑工地，她搬砖、挑土、和泥，一天下来能挣九角钱；火车站货场上，她摆货位，把土豆、白菜、萝卜装上卸下，一天下来挣九角钱。”“冬天买不起煤，生不起火炉，在左邻右舍做饭时，常常替她蒸几个窝头、一碗饭。晚上又送来一壶开水。就这样，一天，两天；一年两年；十年，二十年窝头、开水，没有炉子，没有煤。”柳青说，星期天她也帮助妈妈去扛冬储大白菜，一包包冰冻的一百多斤大白菜，“压在背上，沉得直不起腰，冰得背生疼。”外孙女儿说，姥姥常让她把别家搬完煤的煤灰扫起来，合水撮成小球，当煤球烧。劳教所的朋友惠沛林说，梅娘靠绣外贸枕套维持生计，绣一叠枕套才收入三毛钱。当惠沛林的女儿拉练需要五毛钱找到梅娘时，梅娘二话不说，给了孩子五毛钱。劳教期间，梅娘一个女儿因病死去；文革中，儿子得了急性肝炎，戴着“黑五类”帽子挖过十二条防空洞的梅娘，连饭都吃不上，到哪去找钱给儿子看病？她四处告借无果，最后儿子由街道担保送进了医院，终因医治迟误死去。梅娘没有坠入极度的伤心，她对儿子的思念是每月将绣活挣来的十几元钱中抽出十元还给医院。断断续续竟还了四年，终让医院不忍，余欠部分一笔勾销。梅娘和我说过，小说就是写人间事，那么面对如此凄凉的“人间事”，如此深刻的丧子之痛，放在小说中，会是怎样“伤痕”累累的描述；写在散文中又会是怎样地如泣如诉，可是，在梅娘复出后的作品中，写得很少。在散文《往事》、《记忆断片》中，才有一些较细致的情节描写。看了那个外调的高官又拍桌子又瞪眼不容分说的审讯逻辑，梅娘与其活灵活现的问答，令人拍案叫绝！真真是研究文革的好范本。难怪梅娘不大愿意说，仓促间说出的事，哪有她纤细笔尖的感性与真切？梅娘在另一篇文章中曾写道：“蒙难时，不愿痛哭，为的是激励自己，以渡难关；昭雪时，不愿痛哭，庆幸那得来不易的苟安；孤独时，更不愿痛哭，为的是制造一种假相，似乎一切心满意足。”这时我才明白，梅娘看重的是真正的理解，那种一般的同情，一般的溢美，面对她水晶般又亮又硬的心结，都会显得苍白无力。在侯建飞的文章中我看到梅娘这样的解释：“所谓苦难，那是一个时代造成的。时代对于哪个人应该都是公平的，人要活着，本身就得付出代价。”在散文“告白云”中，她又有解释：“生命必然伴随七灾八难，韧才能支撑人类到达彼岸。”不要说当年大祸来临时，梅娘“从来没有怨言和呻吟”；就是走出泥淖后，梅娘的平静，也是一般女性难以做到的。她那种豁达的胸襟和思考，近乎宗教性的超脱，让我震惊和敬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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