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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1月9日 星期四

埃及革命与八九民运的异同及其启示

陈礼铭

埃及的玫瑰花革命尚未结束,但是看来穆巴拉克政权大势已去。除非 
穆巴拉克本人及其政府下台,事件恐怕无法平息。现在的关键问题是 
如何填补权力真空实现平稳过渡。事关埃及国家民族的生死存亡,相 
信埃及社会的进步力量有足够政治智慧处理好善后。真诚祝愿埃及人 
民获得自由以后有一个更加美好的未来。 

连续两天在推特和半岛电视台上关注埃及玫瑰花革命的进展,非常疲 
劳,也很有收获。有一些心得愿意跟网友分享。总的来说,埃及革命 
与二十多年前的八九民运有很多相似之处:都是长期受压制的民众为 
反对腐败政府争取公民权利而自发举行的和平示威活动,都展现了勇 
敢、无私、博爱、献身等人性的光辉,都受到全世界媒体的热情关注 
和支持,都遭到本国政府的强力阻止和镇压。因此,电视上的埃及革 
命几乎就是八九民运的翻版。另一方面,毕竟过去了二十多年,整个 
世界都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埃及革命也有许多与八九民运不同的地 
方。认真观察研究埃及民众的行动,一定会给下一次中国民主革命提 
供极为宝贵的经验。从这个意义上说,埃及革命可以看作下一次中国 
革命的预演。 

埃及革命可以提供的启示很多。能够想到有以下这些: 

一、准备工作——这次埃及革命最奇妙的地方在于它好像没有任何人 
组织,却又有很好的准备工作,不仅事先告诉人们开始示威的时间和 
地点以及示威活动的诉求目标和行动路线,而且告诉人们如何参加示 
威活动,如何对付当局的镇压,等等,甚至连如何集结、如何穿着、 
随身携带什么防身物品等都一一交代,好像是组织一次节日郊游。这 
一点很值得参考。 

二、组织工作——这次埃及革命的另一个奇妙的地方是它虽然有无形 
的组织,却没有有形的组织。事实上,参与活动的人员来自社会各阶 
层,并不属于某一个特定党派或组织,使得当局即使要镇压或者抹黑 
也没有地方下手。这一点也值得参考。 

三、诉求目标——埃及革命无形的组织者们事先把示威活动的诉求目 
标通告天下,简简单单几条,第一条就是解散穆巴拉克政府及其所有 
部委。有了一个固定目标,运动就有了方向,只要认同这一方向的都 
可以参与,不达目的誓不罢休。这也是一个不错的经验。 

四、内部团结——虽然参加埃及革命的人员来自埃及社会各阶层,有 
着不同的政治、经济、宗教、文化背景,但是他们团结一致,一点都 
不比参加八九民运的社会各界作得差。一个非常感人的事件是埃及基 
督教徒宣布他们将在穆斯林兄弟做祷告时承担保护他们的责任,而他 
们也的确这样做了。这对于未来埃及社会各宗教势力之间的团结很有 
助益。下一次中国民主运动一定会有基督教徒、法轮功友甚至毛主义 
左派人士参与,内部一定要团结。不论这个教那个教、这个派那个 
派,大家首先都是有着共同目标的同胞。一定要互相爱护,互相照 
顾。反对派内部不要互相攻击,矛头始终要对准独裁政府。因为最终 
由谁出任政府职位应该是在独裁政府倒台以后由全体公民来决定。所 
以只要愿意为打倒独裁政府出力,无论观点如何不同、人品有何缺陷 
都应该是盟友。 

五、军民关系——这次埃及革命中民众对待警察的态度和对待军人的 
态度明显不同。军人一进城,民众就给他们献花,对他们十分热情。 
相应地军人对待民众也相当友好。当然军人的态度最终仍然取决于军 
方上层的态度,但是尽量争取下层军人的人心对于避免把军人推向对 
立面还是十分重要。八九民运过程中北京市民对进城军人的态度总体 
来说不错,但是的确有戏弄士兵的情况存在,例如摘他们的军帽、摸 
他们的光头等。虽然不是普遍情况,但是对于后来某些军人的兽行未 
必完全没有影响。今后应该避免这种蠢事。 

六、破坏活动——独裁政权的一个老套路就是派出他们的走狗进行打 
砸抢等破坏活动,然后倒打一耙,归罪于示威民众。虽然这是小人伎 
俩,还是不得不防。对于博物馆、古迹、银行、商店乃至民宅和妇女 
儿童都应该事先制定保护措施。 

七、攻击目标——不允许破坏公物并不等于没有攻击的目标。埃及革 
命的攻击目标是执政党总部、警察局、内务部、电视台等。下一次中 
国民主革命也可以考虑占领各级党委、宣传部门、国安部门、公安部 
门、城管部门的办公地点。 

八、战胜恐惧——埃及人民受穆巴拉克独裁政权统治三十多年没有反 
抗的主要原因就是恐惧。这一次显然是受到突尼斯革命成功的鼓舞, 
明白了独裁统治貌似强大其实也是不堪一击的。一旦克服了心中的恐 
惧,大家就可以大胆地“向前走、不回头”了。仔细想想也是,防暴 
警察也是人,也要吃喝拉撒,我们的人数比他们多得多,十几个人对 
付一个,拖上几天,怎么也把他们拖垮了。这次埃及革命中训练有素 
不可一世的埃及防暴警察仅仅维持了一天就不见踪影了。这也是一个 
有益的经验。 

九、现代技术——这次埃及革命在短时间内取得相当重大的成果,不 
能不归功于现代通信技术的应用。下一次中国民主革命一定也离不开 
现代技术。有志之士一定要学习掌握这些技术,以便一旦需要就可以 
驾轻就熟。 

从推特上获取新闻是一种很奇妙的经历。全世界各国的人士都在同一 
个空间以各种不同语言讨论同一件事情,这也可以算是人类有史以来 
从未有过的一个奇观。很高兴的发现至少有几十个来自国内的推友一 
直积极发推报告事件的进展。潜水读推而不发推的推友应该更多。相 
信大家都可以在关注埃及事件的过程中学到很多有用的经验。当然, 
中共当局一定也在观察研究,试图从他们即将滚进历史垃圾堆的另一 
个朋友身上学到一点苟延残喘的伎俩。不过穆巴拉克的杀手锏也只有 
那么几个,一个也没奏效。剩下唯一还没用上的一着就是开枪杀人 
了。谅他没那个胆量。所以现在如果有人吓得尿裤子的话,一定是中 
南海里面那帮人。 

八九民运的主力是年轻人,埃及革命的主力是年轻人,下一次中国革 
命的主力一定也还是年轻人。我们这一代人经历过八九民运,经历过 
苏联东欧的巨变,又亲眼目睹中亚和中东地区一次又一次的民主革 
命。我们有责任把我们的知识和经验传授给我们的孩子们。千万不要 
以为现在的孩子们颓废无知政治冷漠,一旦他们行动起来,一定会让 
我们跌破眼睛的。这也是这一次埃及革命的一个经验之谈。 

先写这些。不足之处请网友们补充。 

2013年8月24日 星期六

埃及政治局势的“场景想定”

何清涟 发表 于 一月 31, 2011
这几天非洲地区的局势波云诡谲,但前景已隐然若现。只是这前景与国际围观者期望的可能不太相同。在此不妨来一个“场景想定”(Scenario,战略学用语)。
突尼斯局势现在已基本稳定,总理加努希在同所有政党和民间组织举行会谈后决定了新政府的阵容,他向世界宣布这个过渡性的临时政府只负责完成领导国家迈向民主的任务,在半年后完成选举并移交权力,届时他将退出政坛。突尼斯“复兴运动”的领袖冈努基在流亡国外22年后已于30日返回突尼斯。据研究伊斯兰运动的专家说,“复兴运动”的意识形态比埃及的穆斯林兄弟会要温和一些。对于突尼斯的各种政治力量来说,今后这半年就是他们集结力量、争取选民支持以获取执政权的关键时刻。
但埃及的情况却远比突尼斯混乱复杂。执政长达30年的总统穆巴拉克比本•阿里似乎更老练,他的一些举措使自己避免了在几天之内倒台。目前在埃及政治舞台上现身的政治力量有几种:

一是现任总统穆巴拉克。他的目的显然是想以有限的让步继续保留执政权力。比如他承诺要进行民主改革,但同时却竭力拉拢军方,让两位来自军方的人物担任副总统和总理,并把军队部署在街头,让战斗机在首都开罗市中心广场上空盘旋以示威慑。他还和军方最高指挥官一起出现在国家电视台的节目当中。所有这些发出的信号意在表示:他目前仍然掌权,仍然得到军方支持。
二是正在街头政治中扮演主角、似隐似现的一些政治力量。据说组织此次示威抗议的约有20个近五年内冒出来的组织,其主体都是年轻人。这些组织富有组织能力,善于利用互联网和手机等新型传播手段。过去被允许合法存在的政党目前似乎在观望,以至于有一段时期传穆巴拉克找不到谈判对手。目前,已经公开站出来的反对组织有穆斯林兄弟会与刚从国外返回埃及的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巴拉迪。巴拉迪曾任联合国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但在本国并无组织根基,西方社会在他返国之初曾认为他可能得不到多少支持。但1月30日,穆斯林兄弟会却宣布支持巴拉迪出面与当局展开谈判。这意味着巴拉迪与兄弟会暂时结成了政治同盟。不同的力量于是开始正式结合。激进的伊斯兰群众运动和其他力量新组成的反对派联盟请求巴拉迪组建全国团结政府,并与埃及军队接触。
据研究者介绍,埃及穆斯林兄弟会是活跃于埃及、阿拉伯和伊斯兰世界的一个影响最为广泛的原教旨主义派别组织,它成立于1928年,创始人为苏非派虔诚信徒哈桑•班纳。这是一个集宗教、政治于一体的社会组织,自成立以来,曾在埃及历史上产生过重大影响。它与埃及历届政府的关系时好时坏,甚至几度被解散。在当今埃及,兄弟会因倡导伊斯兰复兴,拥有很强的经济实力和广泛的社会基础,是埃及最强有力的反对派。与其他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组织和政权一样,兄弟会把国家伊斯兰化和宗教纯洁化作为人类全部生活的终极目标,反对伊斯兰教世俗化,反对西方文化。据研究者介绍,穆斯林兄弟会由于受原教旨主义的束缚,至今未能提出一个较为完备、行之有效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纲领。(注1)不过,在此轮革命中,为了争取本国世俗化的反抗者与西方世界的支持,这些伊斯兰政党已经策略地调整位置。
三是目前手握最大政治砝码的埃及军方,军队领袖现在是双方都要争取的重要合作者。由于资料缺乏,很难对军方实权人物的政治偏好作何猜想,但看得见的是埃及军方并非突尼斯军方。目前埃及军方的态度似在两可之间:既不积极阻止抗议者的行动,也未对穆巴拉克的呼唤完全不理,而是有限度地配合。我猜想,军方目前在观望,对以下几点的判断将决定他们的动向:一是穆氏的维稳能力;二是反对派能否成气候。三是通过与美国的外交管道获得的信息。军方如何行动将成为决定未来埃及政治的关键。现在唯一可以预测的是,“鹬蚌相争,渔翁得利”,埃及军方将是此次埃及革命的最大受益者,军方领袖正在盘算如何行动才能让自己获得最大利益。
美、英、德、法对埃及的态度一致。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表态,美国希望埃及各方保持克制,不希望看到埃及安全部队采取暴力手段;民主、人权、经济改革符合埃及人民的利益。希望权力交接能给埃及带来一个民主政府。英德法等也相继做了同样的表达。有伊朗的经验在前,我相信西方世界不希望看到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在埃及成为举足轻重的政治力量。
专制分为开明专制与黑暗专制两种。突尼斯的本•阿里是开明专制者,因此反对派有一定活动空间;黑暗专制下,反对派并无反对空间,只剩下冷嘲以自我解脱。历史经验告诉人们,反对独裁的人可以分为两大类,一是真正要求民主的人士,二是希望用民主口号消灭别人的独裁并取而代之、建立自己的独裁的人(中共即一例)。埃及革命此刻正处在三岔路口:民主、军政府与第二个伊朗,而且三种可能甚至不是一战定乾坤,要经历一个反复博奕的过程。

埃及风波:告诉和没告诉我们什么


埃及最近发生的事情令人痛心。6月30日,穆尔西总统上台刚一周年,世俗派对他展开了波澜壮阔的街头抗议,7月3日,他终于被军方赶下了台。正当我们以为秩序开始恢复,为之松一口气时,又轮到穆斯林兄弟会──也就是穆尔西的选民基础──不高兴了。他们涌上街头,也开始了旷日持久的抗议。8月14日,失去耐心的军方暴力清场,导致至少600人在冲突中死亡。
如果说之前热烈但相对和平的街头抗议还让人对埃及局势抱有希望的话,8月14日以来的冲突给埃及带来的创伤却可能需要几年甚至几十年的时间来弥合。
就在不久前,埃及还被视为民主“新秀”。虽然土耳其、印尼等国家已经显示了民主制度与伊斯兰文化之间的兼容性,但是当伊斯兰文化的腹地──埃及这样一个古老大国──出现自下而上的民主化浪潮时,整个世界还是感到了别样的振奋。尤其这些年阿富汗、伊拉克、叙利亚坏消息不断,埃及成了众望所归的对象。
然而,从穆巴拉克下台到今天,两年多过去,埃及就象穿行于暴风雨中的轮船,一个浪头接一个浪头,始终没有摆脱岌岌可危的状态。虽然今天还不能断言埃及的民主转型已彻底失败,但这些天的风波已经让全世界领教了这一过程的艰难。
这种艰难放在一个相对短的历史坐标里来看格外明显。从上世纪70年代中期开始,世界进入亨廷顿所谓的“第三波”民主化浪潮。在此之前,全世界只有三四十个民主国家,而今天全世界有了100来个民主国家(根据研究机构“自由之家”)。在这一过程中,近期的阿拉伯之春之前,除去个别国家的悲剧(比如前南斯拉夫),绝大多数国家的民主化是和平实现的,虽然大规模的街头抗议、吵吵闹闹的议会政治、低密度低烈度的政治暴力对几乎所有民主化国家而言都不少见,但是大规模的流血冲突却并不常见。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埃及──确切地说整个中东──民主化中的这种烈性冲突,就显得格外刺眼和令人痛心。
民主转型艰难的原因何在?原因在于:在任何社会裂痕巨大的国家,民主转型都将是艰难的,而当这个裂痕已使社会充分两极化时,民主甚至可能脱轨。这个裂痕可能是宗教的(比如伊拉克、埃及),可能是族群的(比如前南地区、南非、台湾、肯尼亚、尼日利亚),可能是阶级的(比如贫富悬殊的拉美),也可能是城乡之间的(比如泰国),还可能是意识形态的(比如魏玛德国)。但不管这个社会裂痕由什么引起,只要这个裂痕太大,那么由其引发的社会冲突就可能造成政治超载,民主机制就可能因难以承载这样的剧烈冲突而陷于瘫痪甚至崩溃。
更糟的是,民主化本身内置的社会动员机制,甚至可能在一个阶段内“激活”这种曾经被高压政治所掩盖的裂痕,恶化社会冲突。如果我们观察“第三波”民主化,会发现相对平稳过渡的国家(比如东亚、东欧以及南欧的多数国家),多是结构上──无论从经济还是族群角度而言──相对“同质”的社会。社会结构的相对“同质”意味着民主动员很难沿着那个社会裂痕进行甚至扩大那个裂痕,意味着冲突的可调和性。
深度社会矛盾冲垮正常的民主程序,正是埃及所发生的事情。在世俗派眼里,穆尔西及其支持者试图垄断权力,并推动埃及的伊斯兰化,这是他们万万不能接受的,于是他们为了阻止埃及“伊朗化”而斗争。在穆尔西及其穆斯林派支持者看来,世俗派对一个民选总统处处吹毛求疵、反应过激,最后不惜通过政变把穆尔西赶下台──他们才是破坏埃及民主的真凶。
我们常常认为政治的失败源于政治家的偏狭,却往往忽略政治家作为特定社会集团的代言人,其偏狭往往也是社会普通成员──即你我他──偏狭的反映。就埃及而言,固然,穆尔西和军方都有各自的重大问题,但双方各自“群众基础”表现出了的狭隘和暴躁也触目惊心。引发世俗派群众上街的,据说是穆尔西的专制倾向和他将埃及伊斯兰化的做法,但仔细分析穆尔西的作为,似乎常常是他这边刚抬起手,那边就大喊“杀人了!杀人了!”
穆尔西做法里最有争议的无非是去年11月制宪危机中的“总统令”。当时穆尔西和穆兄会控制的制宪会议试图推动制定新宪法,而世俗派及其核心政治力量──法院──则因为缺乏信任而试图解散制宪会议,相持之下,穆尔西11月22日发布了一个“总统令”。根据这一“总统令”,在新的宪法通过之前和新的议会选举出来之前,任何个人或机构不得废止总统上台之后的法令;司法机构无权解散制宪会议。
这些做法有些很糟糕,有些则明显是暂时的“防御性”措施,民众抗议固然可以理解,但穆尔西是否已经“倒行逆施”到需要民众通过杀人放火、甚至欢呼军事政变的方式被赶下台?在强烈的民意反弹面前,穆尔西其实已经做出了一定妥协,比如很快撤销了11月“总统令”,但世俗派仍然不依不饶,新宪法12月公投通过后更是“怀恨在心”。
显然,世俗派当初推动民主化的时候,似乎并没有做好“民主可能选上你不喜欢的人、通过你不喜欢的法律”的心理准备。将民主视为功利性而非程序性的事物,一旦偏好不能满足,本可以诉诸新的选举、总统弹劾、修宪和和平示威等民主程序来解决问题,却选择了暴力示威和军队镇压,只能说有很多埃及世俗派民众对民主制度的追求是叶公好龙。如果说有一天他们发现对穆兄会的斗争最后是“前门送走了狼,后门又迎来了虎”、导致穆巴拉克式专制回潮的话,也只能是他们自作自受。
同样,当穆尔西和穆兄会的政党以微弱优势当选后,他们首先关心的似乎不是如何“团结大多数”,而是急于推动一个党派的政纲政见。之前的承诺──不“夺取政治权力”,选择一个女性当副总统,加强基督徒的政治代表──纷纷被抛弃,变成了大力在各个权力机构部署“自己人”;他们坚持要在许多世俗派政治家“罢工”的情况下推动制宪和公投;在已经占据总统和议会多数之后,他们仍然试图侵吞世俗派最后的“堡垒”──法院的权力;在穆尔西被软禁之后,通过谈判解决问题的机会还没有丧失时,旷日持久地占据街头、使交通乃至经济陷入瘫痪──这些又何尝不是偏狭?
或许,每个专制的长期受害者都多多少少患有专制后遗症。毕竟,当一种游戏规则几乎一夜之间变成另一种游戏规则时,旧习俗的惯性不会在一夜之间消失。专制制度下,政治往往是你死我活的游戏,掌握权力意味着赢者通吃,暴力是万能的,“谈判”不过是用来争取时间……这些制度特点会在每个人的心里投射下长长的阴影。而转型过程中的大规模街头运动,往往会使很多民众迷恋上集体的力量、街头的力量和运动的力量,浑然不觉民主不仅仅是“斗争”和“激情”,而且是妥协、规则、程序、理性、组织化和制度化。
但是,能否因为埃及的遭遇,从此对民主化本身持悲观甚至否定态度?答案当然不是这么简单。如前所述,第三波民主化以来,大部分国家的民主化是以相对和平的方式实现的──如果埃及一个个案就可以说明“民主化之后就会天下大乱”的话,那么显然有更多个案可以用来说明“民主化之后不会导致流血动荡”:韩国、巴西、印尼、波兰、匈牙利……就近半个世纪的民主化转型而言,大规模流血冲突是例外而非常态。哪怕就埃及而言,流血冲突固然可悲,但是,至少在不少──甚至可能是多数──埃及人看来,世俗派和伊斯兰派之间的这次“决战”彻底斩断了“政治伊斯兰”在埃及的前景,是“为了变得更好而变得更坏”。
从更长的历史时段来考察政治制度转型,会发现第三波民主化之前,极少有政治转型是一帆风顺实现的。法国大革命、中国国共内战、红色高棉运动、朝鲜战争和越战……自不用说,即使是民主化方向的转型,在大多数国家也绝非一个线性过程,往往“一波三折”。那些我们今天看来相当成功的民主国家,民主化也常有“进两步、退一步”的插曲──如果我们站在1653年的英国(克伦威尔建立独裁的年份)、1792年的法国(雅各宾派当权)或者1861年的美国(南北战争爆发),更不用说诸多发展中国家的许多历史时刻,恐怕对这些国家民主化的前景也会无限悲观。从这个角度来说,出问题的不仅是埃及的民主转型,而且是我们对民主化进程本身过于浪漫的想象。
那么,既然民主化这么困难重重,建立或者维持专制岂不是更好?当然不是。首先,当社会裂痕巨大时,专制解决社会冲突的方式,其社会代价真的更小吗? 希特勒式的独裁自不用说,1970年代智利社会撕裂成左右两极时,皮诺切特试图通过“专制转型”来解决冲突,代价是3000左右智利人的“消失”,八万人左右被拘禁,四万人被施以酷刑;当苏哈托1960年代试图以“专制转型”来解决印尼的两极冲突时,代价是50万人丧生和150万人入狱。
从萨达姆到穆巴拉克,从金正日到穆加贝,我们看到专制制度在解决社会冲突方面不但没有什么优越性,往往会更加暴力。只不过,由于缺乏动员空间,专制下的暴力未必以大规模街头冲突的形式爆发,又由于信息封锁,即使爆发了外界也所知有限,但专制社会里,分散的、持续的、隐秘的暴力及其威胁却无处不在──只不过,我们很容易把没有发生在摄像机前的冲突当作和平,把没有成为国际新闻头条的镇压当作稳定。
其次,随着现代化和全球化加深,专制具有内在不稳定性。由于信息流通和观念传播、中产阶级的壮大和消费社会的兴起,世界无论从经济、信息还是观念上,都变得更加扁平。经济上的“大众社会”和政治上的独裁难以长期兼容,社会的流动性和权力的封闭性也难以长期兼容,观念的多元化更是使得意识形态的一元化难以为继。如果说专制的直接或间接社会代价使其不可欲的话,当代社会的特点也使其越来越不可行。事实上,以埃及为例,其民主化的原动力既非“美帝阴谋”,也非埃及的“公知蛊惑”,而是千千万万普通埃及人走上街头表达对自身权利的诉求。
那么,今天的埃及到底告诉了我们?又没有告诉我们什么?只能说,埃及颠簸的局势说明,在一个结构存在巨大裂痕的社会,民主化难以包治百病,也不大可能一帆风顺,但如果有人试图以埃及的情况证明专制的“优越性”,则显然患上了选择性失明。也许,与死死拽住既不可欲也越来越不可行的专制相比,对于还在民主化的门槛外徘徊的国家及民众,更有意义的是积极准备,在民主化的浪潮到来之前努力弥合社会的、经济的、价值观的裂痕,为这一浪潮的来袭打造一艘坚固的大船。
本文作者刘瑜是清华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政治学系副教授,哥伦比亚大学政治学博士。文中所述仅代表她的个人观点。

2013年8月8日 星期四

埃及民主革命的启示、思考和呼吁


2011年2月13日 转载
     中国民主党全国委员会秘书长;傅申奇
    公元2011年2月11日,信誓旦旦不放弃统治职权的埃及总统穆巴拉克,在12小时后宣布辞职,埃及人民大规模集结以非暴力抗争的方式结束威权统治,启动民主转型的民主革命取得了关键性的胜利。埃及是中东也是阿拉伯世界的大国,举足轻重,埃及人不仅改变了自己的国家,同时也改变了世界,埃及走向民主在世界民主浪潮第三波中无疑具有承前启后的巨大作用,自然就成了人类历史上重要的闪光点。
     我们除了庆贺之外,从中能得到什么启示呢?还准备做些什么呢? (博讯 boxun.com)

    对反对派对的启示:
    一、政治、文化、宗教和历史的因素都会成为民主的障碍,但绝不是不可逾越的障碍
    许多学者曾预言:民主基本上只适合西方文明和基督文化背景的国家,伊斯兰教和儒教将是民主不可逾越的障碍。
    中共津津乐道于这种假设,与李光耀、穆巴拉克、金正日等结为盟友,兴冲冲地在天安门广场树立起巨大的孔子雕像,指望在儒教的佑庇下,可以与世界性的民主大潮擦肩而过,可以万世长存。
    但是台湾、韩国等的民主实践早已撕破了这种幻想,而从突尼斯开始的中东民主革命,埃及的关键性胜利则充分证明:政治、文化、宗教和历史的因素都会成为民主的障碍,但绝不是不可逾越的障碍。因此反对派人士要象孙文广先生说的那样,坚定正义必胜,自由必胜,民权必胜的信念。
    二、民众大规模的奋起需要智慧的策划和准备,需要让一般民众克服恐惧
    埃及民众的聚集,选择了1月25日这个全国警察放假一天的“警察日”,
    发动者故布迷阵,最终成功的使其中一部分突破封锁,形成规模,让一般民众克服了恐惧,汇成浩浩荡荡的全民运动。因此当突发事件引发民怨高涨的时候,敢于行动的反对派人士要慎密规划,联合行动,把民众引向各大城市的广场,中心点是天安门广场。
    三、防止暴力事件、参与谈判消解暴力镇压的借口
    掌权者一定会制造暴力事件,为暴力镇压找借口。运动的中坚力量一定要镇定把握。参与谈判,部分力量甚至表示出相当弹性,使全面镇压缺少理由。
    四、两个关键因素:决策者放弃武力镇压、军队抗命甚至倒戈
    第一个环节:决策者放弃镇压不外乎三种情况,不愿、不能、不敢。
    先看一段朱学渊先生的话:邓小平用了五十天才做出屠杀的决定,而且没有人愿意分担他的恶名。可以预见,共产党下一次屠杀,只能是旷日持久的“集体决定”,没有这个“群胆”,谁也不愿意下这个命令……当今世界形势与二十年前也有了很大的变化,共产党用国家的名义拥有大量的美国债务,它的主要领导人的亲属大量移民西方国家,所有这些政治抵押也形成了制约共产党杀人的外部环境。当然,胡锦涛不同于其他人,他想当好汉,他或许会作出“果断的”决定……
    我相信在目前中共的最高“集体”里有“不愿”的,因此反对派的任务是赞扬这种“不愿”的,不要一锅煮。“不愿”份量的增加最后造成“不能”的局面。最后就是要使胡锦涛“不敢” 作出“果断的”决定……。制约因素主要有三,1、国际压力足够大;2、党内反对力度大;3、军队有可能抗命。
    反对派要做的准备:1、借着诺贝尔奖效应继续增加国际社会的压力;2、呼应党内改革力量,扩大分化程度;
    第二个环节,要使军队抗命甚至倒戈,那就要使军队“看到抗命成功的期望高于失败、抗命成功后的回报有利”(张晓刚语)。中国的军队是党军,单独掌控权力实施过渡的可能性较小,因此需要看到未来的方向,需要看到成局的力量。当年的28军军长不知道要到那里去,如果他看到赵紫阳站到坦克上了,或者心里相信有可以信赖的反对派力量,情况就不一样了。至于中共党内会不会有“叶立钦”我先不谈,我注重于树立反对派的旗帜,形成对军队的号召力量。我再次强调:最好的旗帜就是中国民主党。民主党是以千年徒刑的牺牲为铺垫的,是以可以申请被抓次数最多的吉尼斯记录的秦永敏,以在监狱门口宣告“不自由,勿宁死!”的何德普等一大批在国内长期抗争的勇士为中坚的。因此,在中国的民主革命即将来临的时候,我呼吁同意我以上看法的反对派人士,暂时放弃自己的好恶和恩怨,在中国民主党的旗帜下集结起来,把民主党做大、做好、做强,做到家喻户晓,做到军队有奔头、有指望。
    在此我请海外真诚的反对派人士以你的智慧来思索,以你的诚实来回答如下几个问题:
    1、在即将到来的民主革命中,有一个或数个强大的组织是否很重要(请设想一下如果埃及没有倡导劳动权利的组织,以及几十年累积力量的穆斯林兄弟会等,情况会怎么样?)?如果答案说不重要,我就不继续与他讨论了,他有权利做他任何想做的事。如果答案是肯定的。
    请继续回答 
    2、哪面旗子最合适?最现成?我的答案是:中国民主党。如果有更佳选择,希望听到实事求是、负责任的陈述和分析。
    如果你同意我的答案,请继续思索
    3、有什么障碍阻止你来做这件关乎中国民主转型的大事?
    我要承认,民主党本身有许多问题要解决,但最好的办法是由更多有这种共识的同人一起来解决。
    四、作好最坏情况的应对
    如果军队全面镇压而不是零星事件,
    似乎有几个做法
    1、以人海战术切割军队使其丧失镇压力;
    2、退居使馆区或事先选择好的有利区域,以全路障坚持尽可能长的时间,争取全国和全世界的援助;
    3、统一号令,及时、迅速全部撤离,使其镇压徒有形式。军管不可能长期维持,一有松动,卷土重来。再此期间,最高层和军队的分化会加剧,一而再、再而三,只要元气不伤,必定成功。
    4、风险最大、牺牲也可能最大的做法,夺取军队武器,武力反抗。
    对统治者的启示:
    一、是从政治、文化、宗教和历史的因素可以阻挡民主潮流的迷思中醒悟过来的时候了;
    二、我想把杨恒均先生的话送给胡锦涛和其他统治者,请他们自己去悟:三十年“这本来应该成为穆巴拉克你建功立业的好机会啊,你应该知道,民主大潮浩浩荡荡,顶多推迟几天,绝对无法阻挡,你为什么不在执政三十年的漫长岁月里的任何一个时刻改弦易辙、从善如流,利用你手 中的权力,同民众一起,让古老的文明焕发青春?你一味拖延、抵制,对一些原本可以为埃及带来光明、为你自己也带来出路的改革说绝不?最后等来的是被迫的黯然辞职?
    穆巴拉克,原本还可以承载埃及人更多的光荣与梦想的,如果他不是以这种方式下台,如果在他执政的三十年里,即便在他享受了三十年的绝对权力之后的 最后的岁月里实行政治体制改革;如果他能够顺应民意,抓住机遇从善如流的话,他不但可以风风光光走下政坛,甚至有可能会被知恩图报的埃及民众摆上圣坛供奉 起来,像美国人对待华盛顿一样。但这种可能性没有了,他犯的最大错误就在于忘记了艾森豪威尔说过的一句话:如果人民只要温饱就能够满足,他们还不如呆在监狱里。
    ……….
    对于一个八十多岁的老人,这十几天你依然挣扎着想保住权力,会不会是因为你心中幡然醒悟,你后悔了?于是,你想抓住最后一点权 力,为你的人民做一件小事,把自由与公正的选举权还给他们?也同时为你自己做一件大事:把梦想留给人民,让自己光荣离开,也让你名垂青史?
    但,太晚了!你有足足三十年的时间,可你都没有给埃及人民机会,这次,他们自然也不愿意再给你哪怕一天时间的机会,你不配了。
    埃及人民终于站出来,给你,也给全世界上了如何治理一个国家的最重要一课:不合法的政权,终究是不合法的,不管你拥有多么冠冕堂皇的理由,不管你如何花言巧语,不管你的军队如何强大。”
    我作为中国民主党全国委员会的秘书长深信:民众大规模奋起,以和平、理性的方式迫使专制统治者下台,实行民主转型,建立宪政民主制度,是世界民主浪潮第三波中民主节节胜利的基本事实,也是中国实现民主转型的基本路径。
    我呼吁全体民主党人:尽一切可能广泛宣传两个国际公约、零八宪章和蓝色革命的理念。
    我呼吁公开的民主党人,印制名片,向周边一切可以接触的人介绍自己的身份,参加各项行使公民权利的活动,例如:我要立案;我要司法公正;我要迁徙自由(取消户籍制);我要发展机会均等;我要合理补偿(拆迁补偿);我要选举(选举和被选举);我要出版;我要自由发表言论;我要信仰自由;我要结社;我要集会;我要示威;我要组织独立工会;我要罢工;我要组党等等。
    我非常赞成做所有人都能做的三件事:
    一、献花
    像上海大火期间,上海市民大规模的献花。在任何悲喜的时刻献花,一起献花!现在就向埃及人民献花!
    二、散步
    90年就有人提出散步的建议,非常好,但那时气氛还不到。从现在开始是散步的时候了,在重大事件发生时散步,在重大历史纪念日散步,等散步形成习惯时如果佩戴蓝色饰物更好!
    三、围观
    任何不公正的事情发生大家去围观,去声张正义,去帮助弱者。特别注重本地围观者的增加,这是成本最低的围观,对重大事件全国各地一起去围观。
    关键是大家一起做!
    奥巴马总统说:塔利尔这个词意为解放。它表达了我们呼喊自由的灵魂。它会让我们永远记住埃及人民,记住他们今天的所作所为是怎样不仅改变了自己的国家,同时也改变了世界。
    这个世界接下来应该被改变的就是中国!
    亨廷顿斩钉截铁地说:事件站在民主一边!奥巴马说:只有真正的民主才能在未来立足。
    因为:无论人们是信仰新教、天主教、穆斯林教还是佛教、儒教或其他任何教义,“我们可以由我们共享的人性来定义。”民主都适合我们的基本人性。
    奥巴马还说:在我们的生活中,能够有幸目睹历史性事件发生的机会是很少的。 
    我们要说:我们有机会能够目睹我们祖国历史性事件的发生,是我们最大的荣幸!
    感谢埃及人民!感谢突尼斯人民!

    附:
    21年前的一份传单--到天安门广场散步去
    --一群北京市民和学生
    1990年2月10日
    为了不忘过去,为了开创将来,让我们在今年的4月1日以及4月5日这两天,重新聚会在天安门。
    从波兰团结工会的上台组阁,到匈、德、捷、保、罗等国的连锁巨变,到苏联共产党宣布放弃一党专政:共产党专制政权的根本转变不再是不可想象,而是成为不可避免。这个大趋势,瞎子也看得见;这个大潮流,神仙也挡不住。在中国,残冬将尽,春潮暗涌,一个更加伟大的历史性变化正在酝酿、正在到来。
    现在,我们要迈出第一步。
    我们呼吁:一切追求自由民主的爱国同胞们,请在4月1日以及4月5日这两天,再一次相聚在天安门广场。
    我 们并不是要去天安门集会游行。我们只是要去散步游览。这不要批准,也无法禁止。我们可以一个人去,也可以三五成群地去,但不要集合整队地去。我们不要举旗帜标语,我们只需要在广场内自然地走动。我们可以交谈,可以歌舞,可以欢乐,可以悲伤。我们也可以仅仅是沉默,只要我们相视一笑,就情景交融;只要我们伸出两指,就心心相通,我们用无言交换深刻的情感,用含蓄表达明确的意愿,用平静展示强大的力量。只要有千千万万的人在天安门广场上一站,它就会成为全世界瞩目的焦点;所有的人,都能够从广场上平静的人群,充分领悟到它的全部内容和全部意义。
    那些害怕人民的人,一定会害怕这个行动。他们会威胁说:这是阴谋,天安门广场会有暴乱。不理它!用不着解释,也用不着争辩。我们只是默默地散步,我们只是平常的走路。任何人也对付不了这种千千万万的人民之间的心照不宣。
    为了成功地迈出这一步,首先,我们必须采用一切办法,把这个信息告知每一个有可能投入这一行动的人。其次,每一个参与者应当自觉地约束自己,不要急于把这次平静的展示力量转化为公开的抗议。要记住,有了扎扎实实的第一步,就会有更加扎实的第二步、第三步。我们务必要通过这一步一步的活动,把千千万万的民众凝聚成一支统一的、收放自如的整体力量。一旦我们做到了这一点,我们就会天下无敌!
    天安门广场是中国民主运动的圣地,是伟大历史事件的见证者。朋友们,到天安门广场散步去!
    
    首发《中国之春》第83期(1990年4月号),收入《中国之春文选》(1993年,纽约)
    中国民主党全国委员会 倡导《蓝色革命》
    中国民主党全国委员会郑重倡导,把二十一世纪中国人民结束中共党权专制,实现宪政民主的中华民族的振兴运动命名为 “蓝色革命”。
    让红色退去吧!代之以蓝色!蓝色体现着温和、善良、宽容。蓝色象征着天空,大海,浩瀚无垠。大海可纳百川,我们就是要把全世界所有的反对中共专制统治的力量汇集在一起。百年前兴中会先烈陆皓东制定的革命军军旗已经预告了民主革命的基本颜色-----蓝色。
     红色政权意味着不需要人民选举和授权的一党独裁,意味着不需要法律和监督的暴力统治和血腥镇压。
    而蓝色政权意味着要由人民选择的多党竞争,意味着宪法和法律的至高无上,意味着和谐社会的真正降临。
    对,就是蓝色,结束党权专制的“蓝色革命”。我们看到,不久的将来,成百万成千万中国人涌上各个大城市的街头和中心广场,他们佩戴着蓝色袖章,身着蓝色衣服或衣饰(丝带),手中挥舞着蓝色的旗帜,汇成一片蓝色的海洋。他们的怒吼声像海啸一样将冲破北京中南海的红墙,最终要摧毁人类社会最大、也是最顽固的党权专制体制。
     同胞们,请在抗争中展示你们的蓝色标语和蓝色标志,给中共一点“颜色”看看。
    结束中共党权专制,把自由,民主,公平,正义还给中国人民。
    中国的红色江山变成蓝色江山是中华民族真正振兴的开始。。。。
    蓝色革命万岁!
    
    赞同蓝色革命理念的活动主要特征:
    一、标语、横幅蓝底白字
    二、穿戴蓝色服饰,头上围蓝色带子、颈上挂蓝色带子的胸牌等三、唱团结就是力量和国际歌
    国际歌新歌词
    由傅申奇改写
    (一)
    起來被侮辱践踏的公民,
    起來全世界受害的人!
    滿腔的熱血已經沸騰,
    要为正义而斗爭!
    舊制度打个落花流水,
    公民們起來起來!
    不要說我們一錢不值,
    我們要做自己的主人!
    (副歌)
    這是持续的鬥争,
    團結起來到明天,
    自由、民主、公正
    就一定要實現。
    這是持续的鬥争,
    團結起來到明天,
    自由、民主、公正
    就一定要實現。
    (二)
    從來就沒有恩赐的民主,
    也不靠英雄豪杰。
    要实现公民的权利
    全靠我们自己!
    我们要分享劳动果实,
    让公平普照大地。
    快把那爐火烧得通紅,
    趁火打鐵才能够成功!
    (副歌)
    這是持续的鬥争,
    團結起來到明天,
    自由、民主、公正
    就一定要實現。
    這是持续的鬥争,
    團結起來到明天,
    自由、民主、公正
    就一定要實現。
     (六)
    是谁创造了世界财富?
    是所有劳动大众。
    一切归劳动者共享,
    哪能容得下寄生虫!
    最可恨那些贪官污吏,
    侵吞了我们的血汗。
    一旦把他们扫除干净
    光明的世界温馨和睦!
    (副歌)
    這是持续的鬥争,
    團結起來到明天,
    自由、民主、公正
    就一定要實現。
    這是持续的鬥争,
    團結起來到明天,
    自由、民主、公正
    就一定要實現。

2013年3月10日 星期日

纽约时报:美国团体帮助培育阿拉伯起义


纽约时报2011年4月14日
由Ron NIXON
华盛顿 - 美国倒了数十亿美元的外国军事计划和反恐怖主义活动,美国政府资助的组织的一小部分核心促进民主独裁的阿拉伯国家。
在这些项目上所花的钱是分钟的带领下,五角大楼的努力。但是,美国官员和其他回头看看阿拉伯之春的起义,他们所看到的,美国的民主建设活动起到了更大的作用,煽动抗议活动比以前已知的,与主要领导人的变动被训练美国人在竞选活动中,组织通过新的媒体工具和监督选举。
许多在席卷该地区的叛乱和改革,其中包括埃及,巴林人权中心和基层活动,如青年领袖Entsar Qadhi,在也门4月6日青年运动的个人和团体直接参与,接受培训国际共和研究所,全国民主研究所,自由之家,一个非营利性的总部设在华盛顿的人权组织,根据最近几周的采访中,维基解密获得的美国外交电报等团体和融资
这些团体的工作,经常挑衅美国之间的紧张关系和许多中东领袖,他们经常抱怨说,他们的领导被破坏了的电缆。
共和党和民主党的机构松散地组织在一起的共和党和民主党。他们由美国国会创建并通过国家民主基金会,成立于1983年的渠道资助在发展中国家推动民主的融资全国捐赠接收约100万美元,每年从国会。“自由之家”也得到了它的大部分资金来自美国政府,主要来自于国务院。
没有人怀疑阿拉伯起义是土生土长的,而不是从“外国的影响,一些中东领导人”所指称的。
“我们不资助他们开始抗议,但我们确实帮助支持他们的技能和网络的发展,”斯蒂芬·麦金纳尼表示,中东民主,总部设在华盛顿的宣传和研究组项目执行董事“这种培训确实发挥了作用,最终发生了什么,但是这是他们的革命。我们也没有启动它。“
一些埃及青年领袖参加了2008年技术会议在纽约,在那里他们被教导要使用社交网络和移动通信技术促进民主。在那些赞助会议Facebook,谷歌,MTV,哥伦比亚大学法学院和美国国务院。
“我们学会了如何组织和建立联盟,说:”Bashem•法帝,青年运动的创始人之一,最终推动了埃及的起义。•法帝,“自由之家”参加了培训,先生说,“这肯定有助于在革命”。
在也门,也门青年活动家,Qadhi女士出席了美国培训课程。
“它帮助我,因为我认为,变化只发生在以武力和武器,”她说。
但现在,她说,这是明确的,效果可以达到与和平的抗议和其他非暴力手段。
但是,各激进组织的一些成员在接受采访时抱怨,美国是虚伪的,帮助他们在同一时间,它支持的政府,他们试图改变。
“虽然我们赞赏我们的训练收到通过由美国政府资助的非政府组织,它确实帮助我们在我们的斗争中,我们也知道,政府也培养了国家安全调查服务,这是负责的骚扰和监禁我们很多人,说:“先生•法帝,埃及活动家。
采访官员,民间团体和评论维基解密的外交电报显示,美国和许多阿拉伯国家的政府之间的紧张关系的民主程序是恒定的来源。
的电缆,特别是在中东和北非地区的领导人如何看待这些团体深表怀疑,并试图削弱他们。今天,这些团体的工作的原因之一,是政府动荡,西方插手起义的背后,一些官员指出,领导女士一样Qadhi的训练和资助美国。
美国官员经常向持怀疑态度的政府,培训的目的是改革,而不是促进革命外交电报报告。
例如,去年,巴林全国大选前几个月,那里的官员被禁止进入该国的国家民主研究所的代表。
在巴林,官员们担心,该集团的政治训练“不成比例的受益反对,”根据2010年1月电缆。
在也门,美国已花费数百万美元的反恐计划中,政府官员抱怨说,美国的努力,以促进民主为“在内部也门事务的干扰。”
但无处强于在埃及的美国人团体的反对。
埃及,政府每年收到$五十亿美元从美国的军事和经济援助,努力推动政治变革的深刻的怀疑,甚至愤怒。
埃及总统胡斯尼·穆巴拉克,然后是“美国推广民主的作用深感怀疑,说:” 一个外交电报的日期为2007年10月9日在开罗美国大使馆。
在一次美国通过埃及政府资助的政治改革组窜钱。
但在2005年,布什政府的倡议下一个本地组给予直接补助,埃及官员非常懊恼。
根据2006年9月的电缆,马哈茂德·Nayel,与埃及外交部官员,美国大使馆官员抱怨美国政府的“傲慢的战术在埃及在推进改革。”
埃及的投诉的主要目标是共和党和民主党的机构。外交电报显示,埃及官员抱怨说,美国为“非法组织提供支持。”
在10月20日,电缆,前总统的儿子贾迈勒·穆巴拉克,描述为“肠易对美国直接民主和治理的埃及非政府组织的资金。”
埃及政府甚至呼吁停止工作,与当地的政治活动家和人权组织自由之家(Freedom House)等团体。
“他们不断地说:”你为什么要与这些组织的工作,他们都。他们的口号,“谢里夫·曼苏尔说,在”自由之家“中东和北非的埃及活动家和高级项目官员。
当他们呼吁美国政府失败后,埃及当局作出反应,限制美国非营利组织的活动。
酒店举办培训课程,关闭整修。随访组的工作人员,和地方积极分子的恐吓和监禁。国有报纸指责美国情报机构的钱活动家。
挂靠自己与美国的组织可能会在自己的组内有污点的领袖。根据一个外交电报,4月6日在埃及青年运动的领导人告诉美国大使馆在2009年,本集团的一些成员曾指责艾哈迈德·马希尔,1月起义的领导者,和其他领导人“叛国罪”的模拟试验与自由之家(Freedom House),更激进的运动描述为“犹太复国主义组织的成员。”
知名博主,电缆,扬言要运动领袖“自由之家(Freedom House)在他的博客上发布的信息。
有没有证据证明这个不断发生,稍后的电缆显示,该集团被推翻的成员抱怨Maher和其他领导人。
面对政府的反对,一些团体把他们的培训课程,友好的国家,如约旦和摩洛哥。他们还派遣美国的积极分子进行培训。

资料来源:纽约时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