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许,有着苦难的经历,让她对一切自己可以援手的事,都富于同情和热心,截然不同于她对某些事的固执和不容劝说。给还在劳教中的难友的孩子织毛衣;给邻居李燕平细致周到地介绍婚事;果敢地帮助遇罗克发表文章;耐心给邻里绣友们讲解绣图;认真帮助街道主任办黑板报,这些既可看到民间的同情给她以支撑,又可看到她热情善良的助人本能。她总说,我的朋友很多,农影厂有自己的朋友圈;劳教回来的是一个朋友圈;当年的“右派”又是一个圈;支持她帮助过她的老作家康濯、赵树理等,更是她精神上念念不忘的友情之圈。“归来”的梅娘在朋友圈中发挥着她的能量。八十年代,她着手翻译一本日本学者写的《赵树理评传》,2000年才出版。她表示:不是为了扬名,也不要稿酬,只是为了“偿还思念”。我相信“相濡以沫”的感情世界。她帮助着朋友,朋友们也在帮助她。有一次,我问她,是否有人给您介绍过老伴,她大笑:“介绍过一个,那是什么人啊!那是什么价值观啊!根本谈不到一起。”见了一面,她就否定了。当然,她也有过心心相印的人,那人为她“遮挡过冷风”,种种原因,让他们没能相携成伴。
随着年龄的绵延,我感觉梅娘老年性的衰弱在增多。一度,她那里的保姆仅仅是白天的小时工。我们曾介绍一个当编辑的女孩和她相识,请她考虑是否可让女孩晚上住在她那里,一来女孩不必专门租房,二来晚间是个伴儿,对她有个照应。她们相识了,女孩没有去住,但她很喜欢女孩的淳朴与好学。后来女孩考上人民大学研究生,经常看望她,以至于女孩毕业后参加了NGO工作又结婚的消息,还是梅娘告诉我们的。
有一年,梅娘去温哥华与女儿、外孙女团聚,大约住了半年。她给我们来过两封信。每当读到:“亲爱的小群、丁东:你们好!”我都感到非常的亲切温暖。来信谈到她在那边的观感、谈到给华人报纸写的散文并抄给我一阅,如《牙行博士》,谈到与我弟弟的交往。我弟弟移民温哥华,一直找不到合适的工作,婚姻也解体了。事前我也给弟弟去了信,让他去拜访梅娘。我弟弟大学中文系毕业,出国前曾在某省社科院文学所工作。这个文学出身的人在温哥华一直打零工、开出租,心情颇郁闷。后来,梅娘和我弟弟成了望年交。大概是弟弟在温哥华总算找到一个可以谈谈文学的长者。他还把自己写的小散文拿给梅娘看。梅娘后来告诉我,她不客气地批评我弟弟堆积辞藻多,人生感悟不够。但没有妨碍梅娘对我弟弟的关心。弟弟还和她探讨过,再去读个研究生怎样?后来我弟弟在北京找到一份教汉语的工作,也几次去看望她。弟弟常感慨地对我说:“梅娘身上有一种我们时代少见的贵族气质。”贵族气质不是财富铸成的,是教养形成的。可惜我们所处的时代,几近绝迹。
柳青操心着母亲的身体,多次接她到加拿大居住,并动员她在那边终老,她不愿意,一定要回来,忙这忙那。后来,我们搬到昌平,离她越来越远,过了很长时间去看望她,还遇到她胳膊骨折,正在恢复期。她几乎没有主动来过电话,我们的节日问候,她也从来不说自己的难处,和那些总爱说自己有这病那病的老太太们比,梅娘真是要把坚强进行到底。
梅娘健在时,我没有主动提出给她做口述历史,说实话,我怕她会很挑剔。张泉先生研究她最早最深入,是最合适的人选,似乎也遭到婉拒。后来,柳青感到时不我待,做了一些录音工作。口述历史作为史学研究,挖掘带有时代感的人生细节最为重要。梅娘的一生,何曾不是现当代中国女作家和知识分子的一个缩影?好在,她自己写的家世、经历、遭遇,以及大家的回忆,已经有了一个传记的模样。
难忘梅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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