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虎雄鹰 

传播中美友谊，弘扬飞虎驼峰文化的使者 — 美中航空历史遗产基金会介绍

 九月 26, 2019 admin 1097 Views 抗战, 美国, 飞虎队

美中航空历史遗产基金会 Sino-American Aviation Heritage Foundation

美中航空历史遗产基金会于1995年开始筹备，在中美两国空军将军及飞虎队二战老兵的参与支持下，经过三年的运行筹备，于1998年正式在美国注册成立。作为前海军陆战队飞行员的杰夫格林先生义不容辞的承担起执行主席的重任。董事终生会员包括：二战期间在中国战场的 600多名中国和美国退役老兵和将军。他们包括➤美国飞虎队员协会、➤驼峰航线飞行员协会、➤第14航空大队协会、➤中华航空运输协会、➤第22战斗机组中队协会、➤中缅印战区老兵协会、➤ 美国空军协会、➤海军联盟、➤美国海军陆战队历史基金会等。其中还包括部分美国宇航员、参议员、国会议员等，是目前为止唯一一个与美国各种二战老兵协会有直接合作的组织。

基于这一特殊的因素，23年来，基金会与中国外交部、国务院新闻办、中国对外友协、中国航联、北京市、重庆市、湖南省、四川省、云南省、南京市、桂林市等政府有关部门建立了良好的合作关系，共同策划组织实施了一系列高层次的大型国际性活动、论坛、展览等，使500多位美国二战飞虎队老兵不仅实现了重返中国的梦想，还受到了中国三任国家主席江泽民、胡锦涛、习近平的亲切接见和宴请，同时受到了美国克林顿、布什两任总统的接见和赞扬，使飞虎队老兵们成为受中美两国人民尊敬的英雄，飞虎队历史已经成为中美两国历史上友谊与合作的最好见证！也是中国人民最热爱和追崇的历史之一！

1995年以来，格林先生数十次率领美国二战飞虎队老兵到中国考察与当年飞虎队历史有关的历史遗址，掌握了大量珍贵的史料，格林先生在美国军事频道时制作的许多关于二战历史及飞虎队的纪录片，已经被搬上银屏，分别在中国、俄国、乌克兰、英国、德国、法国、波兰、以色列的电视台播出，特别是1998年为配合克林顿总统访问中国时在中国中央电视台首播的《陈纳德与飞虎队》纪录片，使飞虎队的历史在中美两国和世界各国间得到了广泛传播，为传承和宣传二战中美友谊做出了积极的贡献，赢得了中国政府和人民的高度赞誉！

格林先生已被国际公认为中美二战历史特别是中美二战历史问题的最权威专家。由他撰写的《飞虎的咆哮》一书已经于2005年由中国政府部门出版，成为唯一一本较完整的介绍关于飞虎队员故事的书籍。他撰写的电影剧本《飞虎之路》、《飞越喜马拉雅–驼峰航线》、反映飞虎队飞行员与中国人民之间深厚情谊的剧本《回家路漫漫》等，已经分别与美国好莱坞二十世纪福克斯公司、澳大利亚AMPCO制片公司、好莱坞与中国电影公司等签约进入筹拍 。

目前基金会仍有100多位老兵成员，为延续历史，基金会目前还设立了“父辈的旗帜—讲述父辈的英雄故事”活动，以及“新一代小飞虎”航空飞行教育和培训及奖励计划，以促进中国青少年的航空航天教育与美国的航空航天教育之间开展交流与合作。

美中航空历史遗产基金会为非盈利性质的文化教育基金会，它的主要职能是在中美两国人民之间普及和宣传二战时期飞虎队、驼峰航线的历史遗产，其主要目的是在中美两国间策划并协调各类事宜，以便两国可以共同探寻、研究、纪念并实施各种富有重要意义的航空历史事件。创立后的基金会，一直致力于其促进中美两国相互理解，加强双边友好关系的初衷而努力工作，同时建立了广泛而稳固的人脉资源。23年来，基金会已经开展了大量的活动，协助中国政府、外交部门等在中美两国间开展了许多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外交活动，基金会已成为中国政府在中美合作二战历史项目中的重要合作伙伴

美中航空历史遗产基金会主席杰夫.格林

杰夫.格林撰写的“飞虎的咆哮”一书有可能搬上银幕

美中航空历史遗产基金会组织策划云南省政府向美国空军博物馆赠送石碾子

美中航空历史遗产基金会组织飞虎老兵2004年到驼峰航线的最前线机场云南驿机场废墟重温历史。

人间的真情，世事的沧桑，半个多世纪的悲欢离合，都变成了这开心的一笑—–

2004年3月29日上午，在原美国志愿航空队(飞虎队)作战指挥部旧址前，云南省人民政府举行向美国空军博物馆“石碾子捐赠仪式”。就在这次捐赠仪式上，母亲作为一位当年亲身经历了那场战争的历史见证人，出席了这个捐赠仪式。当捐赠仪式快结束时，美国驻中国大使馆公使衔新闻文化参赞裴孝贤、代表美国空军博物馆到昆接受捐赠的美国空军退役准将等人走到黄欢笑老人面前，亲切向黄欢笑老人问好，老人的儿子高德敏将精心制作的相册《驼峰天使——美国飞虎航空队中的中国女护士黄欢笑》送给了裴孝贤参赞。过了几个月，2004年7月27日，在出席中美二战友好国际研讨会上，裴孝贤先生又见到了黄欢笑，他高兴地说，“我很高兴又见到你，我们都知道飞虎队有位美丽的中国护士，我把你送给我的相册送到了美国空军博物馆了！”

第一排中间的这个弯腰驼背的老妪就是我的母亲，她身后是美国大使馆新闻文化参赞裴孝贤，照片左边第二人是当年飞虎队的飞行员查尔斯•R•邦德——美国空军退役少将，左边第一人是美国空军退役准将、前美国国防部驻中国空军武官雷诺兹先生，照片右边第一人是中国空军英雄高志航的女儿，手捧相册的则是美中航空历史遗产基金会执行主席杰夫•格林。

美中航空历史遗产基金会多年来组织了许多大型论坛

在2016年美国拉斯维加斯举办的第二届中美友谊论坛上，杰夫格林先生和黄欢笑的长子、《飞虎月亮花》作者高德敏在一起

美国飞虎老兵后人穿上我从中国带去的当年飞虎队飞行服

美中航空历史遗产基金会组织观看美国空军的雷鸟飞行表演，非常震撼！

2016年11月杰夫格林先生到云南寻甸天湖岛考察，一直想在云南建一个飞虎驼峰历史文化主题公园。

2015年8月1日，原第14航空队B-25重型轰炸机飞行员，曾服役于第22中型轰炸机中队和第341中型轰炸机中队的二战老兵大卫·海沃德，原美国空军空中运输大队C-46运输机驼峰航线飞行员、驼峰飞行员协会主席杰·温亚德与美中航空历史遗产基金会主席杰夫·格林共同署名，向昆明市委副书记、市长李文荣写来一封饱含深情的信件。他们在信中写道：“70年前，我们带着胜利的喜悦和捍卫和平的自豪，留下我们战友的生命和鲜血，留下我们的青春和友谊，离开了这片曾经战斗过的难忘土地。70年后，我们代表团荣幸地受到了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邀请，参加中国盛大的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阅兵纪念活动，并将接受习近平主席的接见和为我们二战老兵举行的授勋仪式。我们认为这是对当年为世界和平，我们无私奉献的一种认可。”信中，他们特别表达了对昆明的难忘之情，请求昆明市政府授予此次即将来昆的部分老兵“昆明市荣誉市民”称号。

昆明人民对于二战期间美国和其他国家对中国的帮助一直没有忘记，2005年，昆明市政府曾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60周年之际到访并在昆明战斗过的44名美国飞虎队老兵授予了“昆明市荣誉市民”称号。今年参加我国纪念抗战胜利70周年纪念活动的这些老战士中，年龄最小的已经90岁，最大的94岁。为了让中美两国的后代永远传承这一友谊，永远记得并共同捍卫当年两国人民以生命和鲜血捍卫的和平，他们非常渴望昆明政府能给这最后的一批二战老兵们授予“昆明市荣誉市民称号”。

在参加完北京举行的纪念活动之后，这15位美国二战老兵及莉迪亚·罗西等两位作出积极贡献的老兵遗属还将来到昆明等地访问。在昆期间，昆明市为这17名二战期间援华在昆明生活战斗过的老兵和遗属举行；了“荣誉市民”授予仪式。

颁发荣誉市民证书后，昆明市委书记程连元和杰夫格林等合影

基金会代表团团长杰夫率领的老兵出席习近平主席的欢迎宴会

国务委员刘延东接见杰夫格林

作者：高德敏

高德敏，毕业于北京中国人民大学。

高德敏创作了多部电影电视剧本，其中有反映二战飞虎队的电影电视剧《飞虎月亮花》；抗战爱情电影剧本《最后一张照片》；二战敌后侦察动作片，电影剧本《侦察报告》、抗战爱情电影剧本《我爱你》，东北抗战历史大剧、电视连续剧《索菲亚教堂的钟声》；魔幻电影剧本《睡美人》；当代情感故事、电影剧本《琴》；一个小人物下海创业的喜剧励志故事电视连续剧《四毛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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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日雙槍黃八妹 忠義巾幗豪傑

（中央社記者黃旭昇新北市7日電）對日抗戰期間的巾幗豪傑「雙槍黃八妹」（下圖右）提槍上戰場抗敵，隨政府撤退大陳島居民後來台，仍本著豪爽助人個性，照顧部屬鄉親，直到福壽雙全過世，更讓大陳義胞見證時代動盪的故事可歌可泣。

（照片由家屬提供）

中央社與大陳遷台60週年活動委員會、新北市政府共同主辦大陳遷台60週年紀念大會，及「亂世風雲起」渡海薪火傳影像展。

（中央社檔案照）

新北市永和區是大陳人遷台後的最大聚居區，等同是第二故鄉；選在當地舉辦，別具意義，副總統吳敦義應邀出席。這項紀念活動7日上午以紀念大會揭開序幕，影像展也在同場地開放，展期到3月20日止。

（中央社檔案照）

1955年2月8日元宵節剛過，國共內戰最前線的大陳列島因為戰局吃緊，最後由中、美兩國共同合作，將大陳軍民數萬人集體撤到台灣。大陳人在戰火餘燼下，撤離台灣，分散到全台35個地方安置。

（中央社檔案照）

翻閱著英姿煥發的黑白戎裝老照片，黃八妹的媳婦鄔春梅與孫子謝維克有著滿滿的記憶。

（中央社記者黃旭昇攝）

黃八妹原名黃翠雲，1904年出生於江蘇金山縣，父母有子女13人，她排行第八，叫「八妹」。後來改名百器。謝維克說，有人稱呼「雙槍王八妹」是因江浙鄉音黃與王類似，才會以訛傳訛。

金山與浙江平湖沿海盛產魚鹽，出沒江湖好漢。黃八妹家境不好，與父親一起從事私鹽買賣討生活，也歷練出一手好槍法，在一次搶航道火併的寡眾懸殊，幸其左右兼施的快槍才反敗為勝，「雙槍黃八妹」的雅號也因此在江湖上成為響噹噹的人物。

（照片由家屬提供）

抗日期間，傳說黃八妹以游擊部隊手持雙槍，重創日軍及擊沉敵艇，而聲名大噪，日軍卻恨之入骨。圖為民國38年12月7日台灣省婦女工作委員會暨省婦女會歡迎女英雄雙槍黃八妹，黃八妹致詞。

（中央社檔案照）

國共內戰末期，黃八妹軍隊加入國民黨後，在江浙淪陷區與共產黨對抗。民國44年1月下旬，政府決定撤退大陳全體軍民，「金剛計畫」行動，由中華民國與美國海、空聯隊共同執行。故事也曾列國民小學社會課本。

民國43年3月19日，大陳愛國女青年洪月嬌抵臺，她曾不顧危險送飯給前線游擊隊員。圖為黃八妹（右）挽著洪月嬌步出碼頭。

黃八妹打游擊出身，撤離大陳島，來台終老，仍相當豪氣。台灣早年還曾以她的傳奇故事，由漫畫家牛哥執導，拍過電影。黃八妹還與飾演她的女星合影。

雙槍黃八妹電影黃百器（前中）與演員合影。（照片由家屬提供）

在武裝部隊中打滾，黃八妹男子氣概十足，來台後，在婦工會照顧大陳鄉親。 離鄉背井帶著大陳鄉親到台灣，黃八妹不改四海的個性，成立繡花廠照顧大陳人，成品拿去義賣，讓大家養家餬口。

（照片由家屬提供）

鄔春梅說，追隨政府全部撤退來台的大陳與國軍遺孤、難童數百人極待救助，蔣介石夫人宋美齡本著抗戰時期撫育遺孤的仁愛精神，創設「華興」育幼院、幼稚園、小學。

（照片由家屬提供）

鄔春梅回憶「我婆婆很男性化、豪爽，但非常令我敬佩」。即使黃八妹家裡經濟不好，仍會請媳婦暗中籌措盤纏，提供給老兵度難關。春節家中更是流水席，忙壞了。

（中央社檔案照）

當年時局動盪、國家存亡，匹夫庶民有責，黃八妹在當時能以一介女流之輩，寄居一隅對抗強敵，值得後世敬仰。1040307

黄八妹(1906～1982年)

黄八妹(1906～1982年)，女，又名百器，闺名翠云。金卫乡扶王埭人。因双手能使枪，人称“双枪黄八妹”。民 国26年(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组织人员打击日伪军。次年，率部俘获日军驻乍浦炮兵队长。是年冬，黄部与浙江平湖谢友胜部游击队合编，在杭、 嘉、湖一带流动作战。曾担任过特务大队长，县自卫大队长、浙江省绥靖第一团团长、东南人民反共救国军海北纵队司令、“中华妇女反共抗俄联合总会浙江分会” 主任等职务。解放后移居台湾，于台湾病逝。

中文名黄八妹

别    名百器

国    籍中国

出生日期1906年

逝世日期1982年

闺    名翠云

目录

1. 1 个人简介
2. 2 人物生平
3. ▪ 1939—1942

1. ▪ 1944—1945
2. ▪ 1949—1982
3. 3 重要事件
4. ▪ 1937年

1. ▪ 1943年
2. ▪ 1945年
3. ▪ 1955年

个人简介

黄八妹(1906～1982年)，女，又名百器，闺名翠云。金卫乡扶王埭人(

上海金山人)。因双手能使枪，人称“双枪黄八妹”。

黄八妹，自幼家境贫困，到钱家圩八字桥吴家做童养媳，后解约回娘家，以贩私盐为生。浪迹于金山卫、乍浦一带及太湖周边地区，后投太湖盐霸李大汉子为门徒，以武装贩运私盐。受父影响，好枪术，能双手发枪。

民国26年(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在奉贤乡间收集枪支，组织武装队伍300人左右，打击日伪军。次年，率部俘获日军驻乍浦炮兵队长。是年冬，黄部与浙江平湖谢友胜部游击队合编，在杭、嘉、湖一带流动作战，由国民党军统局江南挺进军委任为特务大队长。

人物生平

《上海志鉴》杂志介绍关于黄八妹的咨询

黄八妹，生于1906年，1931年太湖地区遭国民党军队清剿，她去奉贤县投靠李天明。1938年六月，黄的队伍为国民党62师收编。不久，与平湖谢友生部合编，由军统局江南挺进军委任为特务大队长，此后，谢黄结为夫妻，组成“江南挺进队”。曾活捉日军米三均吉，枪决于新仓镇西首。次年，经过整训后，开赴武康上柏的京杭国道沿线，曾与日军遭遇展开激战，歼灭日寇数十名，黄自己膝部不幸中弹受伤。黄率部撤至天目山，转战在湖州、嘉兴一带与日寇进行游击战。

1939—1942

1939年11月7日，国民党62师冒着倾盆大雨，进攻嘉兴王江泾，日军二三百人，由苏州乘三列军用火车，沿苏嘉铁路开赴嘉兴增援。双方在王江泾附近的铁店港遭遇，开展激战。时民众抗卫队队长黄百器率三十余名战士，乘日军营地空虚，抄小路偷袭，收复了王江泾。旋回平湖，时国民党平湖县县长唐伯钧任命黄百器为国民兵团自卫大队队长。

1942年10月，日军开始清乡，黄带领部队横渡杭州湾，撤至余姚，参与“忠义救国军”反共活动，被新四军俘获，经教育后释放。回到平湖后，被委任为县自卫大队长，投入抗日反清乡活动。

1944—1945

1944年4月，黄部攻克平湖县虎啸桥、全公亭、金丝娘桥等东乡集 镇，并收编了驻全公亭的汪伪和平军。是年冬，在一次抗日战役中，俘获日军土田美奈义、曹川岛太郎等数人，黄亲自率部队押解日俘去浙西行署，交与行署贺扬灵 主任后，又通过国民党浙江省党部浙西办事处主任金越光引见，受到美国顾问白雷非赏识。1944年被贺扬灵委任杭州湾护航大队队长，获得一批美式武器装备和 无线电台一部。5月更名杭州湾护航总队，黄升为司令。

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后，黄百器被选为县参议员。1946年秋，她在乍浦五都元帅庙创办了乍浦镇第二完全小学。次年又在汤山西麓建造了新校舍26间。1948年她又创办了私立海风初级中学。同年任“江苏省第三督剿委员会第二督剿组组长”。不久，任“苏浙边区勘乱建国总队平湖县大队副队长”，在平湖、金山一带进行反共活动。后由汤恩伯委任为“浙江省绥靖第一团团长 ”。

1949—1982

1949年4月，参加毛森在沪召开的反共应变会议，被委任为“东南人民反共救国军海北纵队司令”。同年，平湖解放前夕，黄率部撤离大陆，盘踞大洋山。

1949年5月平湖解放后，黄多次派遣武装潜回大陆，收集情报，并充任国民党“平湖县县长”。1950年大洋山解放时，黄随军退至台湾。任“中华妇女反共抗俄联合总会浙江分会”主任。1955年一江山岛解放后，去台湾，定居台北市。

1982年5月4日病逝于台湾。1990年4月2日移灵故土，与丈夫谢友生合葬于乍浦“九龙山公墓”。

重要事件

黄八妹父母共有子女13人，她排行第八，她是家里唯一的女儿，从小就得父母兄长的宠爱，可是家境不好，因而幼年失 学，黄八妹为应付生活环境练得一手好枪法。有一次，遭另一帮私盐贩子抢航道，黄八妹被迫火拼，在寡众悬殊下，幸赖她一轮左右兼施的快枪才反败为胜。“双枪 黄八妹”的雅号因此在江湖上崛起，在太湖一带成为响当当的人物。

1937年

日军于1937年底席卷江浙边境一带，黄八妹的家乡亦告沦陷。那时，黄八妹在地方上经已颇具势力，眼见日军及在家乡 奸淫掳掠，胡作非为，激于爱国义愤，随即带了一部分人枪下乡打游击战。后来，她罗致了部分失散官兵和地方自卫武装分子，实力逐渐强大，并借着她的帮会关 系，得到部分武器供应和掩护，活动范围也越来越大，经常袭击下乡来骚扰的小股日军，常有斩获，使盘踞浦南海北一带的日军深感头痛，于是屡次下乡对她发动 “清剿”。

这时黄八妹已与谢友胜结婚，并接受浙江省政府浙西行署和忠义救国军的正式番号。他们夫妇虽然没有受过什么教育，但头 脑灵活，深明事理，另有一套带部队打游击的方法。在地方基层方面，谢友胜广收门徒，黄八妹广收干女儿，部属中大部分都是他们的门生子女，此时的“黄八妹” 三个字，老百姓视为传奇女英雄，日本人却对她恨之入骨。

1943年

1943年，黄八妹部队在平湖乍浦海口击沉一艘日本炮舰，日军大举“扫荡”谢友胜的家乡渡船桥，把他们的长子谢其昌 和老少村民数百人（大多为黄谢两家亲友）逮捕，要胁黄八妹谢友胜投降。日军派人往返谈判，结果黄八妹拒绝投降，只答应如果日军释放全村人质，她的部队不再 袭击当地日军。 然而，不顾人道和信誉的日本兽军，第二天就把三百多人质在渡船桥村头机枪屠杀清光，噩耗传到山区基地，黄八妹痛心欲绝，这一份血海深仇更加深了她对日军的 切齿痛恨。于是，指挥部队对日军各地据点大举进攻。

1943年夏天起的一年中，她把海北地区日军四十八个乡镇据点，攻克了三十六个，并在友军的支援下，攻进海北重镇乍 浦。 不久，她的部队又因抢救国军飞行员程百祥，得到上级嘉奖，委任为江浙护航纵队司令，以配合日渐接近的盟军反攻行动，日本军阀自此更视黄八妹为心腹大患，三 番两次调动大军对她进行“围剿”。

1945年

1945年6月，在平湖的一次战役中，日军没有出动战车重炮，只派遣两百多名骑兵包抄突袭，等到黄八妹的警戒线发现 情况不对时，已来不及向她通报。黄八妹于危急关头机警地越墙逃出，跳进一条傍村的河中。她游得精疲力尽，几乎葬身河底，幸得一位正在河畔采菱的李老太太搭 救，又把她藏在木桶之下，才避过日军搜查而脱险逃生。

日军无条件投降，八年抗战终获最后胜利。黄八妹的“护航纵队”番号结束了，部队改编为平湖县保 安总队。黄八妹则以地方士绅身分被选为平湖县参议员，参加地方复兴重建工作。由于她自己未受教育，深知失学的痛苦，于是，出资在地方创办了两所小学，造福 家乡。 战后，黄八妹因经营业务仍往来于平湖、乍浦、金山之间，常在激战过的地方凭吊，不时探望她的战时袍泽和阵亡将士遗属，加以慰问和救济，尤其是对救过她的李 老太太，更以“干娘”名义侍奉，足见黄八妹义胆仁心，忠孝两全，巾帼典范。

1955年

1955年1月18日中午，登岛部队在海军、空军和炮兵掩护下，分三路向一江山岛进攻。炮火连天，水柱腾空，枪林弹雨，陈龙岗和战友们抢滩登陆，冲击主峰。一时间爆炸四起，火海熊熊。战至15时48分，我登陆部队占领4个高地，击毙守敌519名，俘虏567名。捷报传到北京，毛主席说：“一江山岛登陆作战，打得很好！我军首次三军联合作战是成功的。”

帶領抗日游擊隊的雙槍女英豪

黃八妹原名黃翠雲，原籍浙江平湖，一九零四年出生於江蘇金山縣黃家埭，父母共有子女十三人，她排行第八，故稱「八妹」。她是家裏唯一的女兒，從小就得父母兄長的寵愛，可是家境不好，因而幼年失學，父親後因生計而從事私鹽買賣。 金山與平湖是沿海縣分，盛產魚鹽，該處也是江湖好漢出沒之區，所以販運私鹽的都得有一手看家本領，黃八妹為應付生活環境練得一手好槍法。有一次遭另一幫私 鹽販子搶航道，黃八妹被迫火拼，在寡眾懸殊下，幸賴她一輪左右兼施的快槍才反敗為勝，「雙槍黃八妹」的雅號也因此在江湖上崛起，在太湖一帶成為響噹噹的人 物。
日軍於一九三七年底席捲江浙邊境一帶，黃八妹的家鄉亦告淪陷。那時黃八妹在地方上經已頗具勢力，眼見日軍及漢奸在家鄉姦淫擄掠，胡作非為，激於愛國義憤， 隨即帶了一部分人槍下鄉打游擊戰。後來她羅致了部分失散官兵和地方自衛武裝分子，實力逐漸強大，並藉著她的幫會關係，得到部分武器供應和掩護，活動範圍也 越來越大，經常襲擊下鄉來騷擾的小股日軍，常有斬獲，使盤踞浦南海北一帶的日軍深感頭痛，於是屢次下鄉對她發動「清剿」。
這時黃八妹已與謝友勝結婚，並接受浙江省政府浙西行署和忠義救國軍的正式番號。他們夫婦雖然沒有受過什麼教育，但頭腦靈活，深明事理，另有一套帶部隊打游 擊的方法。在地方基層方面，謝友勝廣收門徒，黃八妹廣收乾兒女，部屬中大都是他們的門生子女，此時的「黃八妹」三個字，老百姓視她為傳奇女英雄，日本人卻 對她恨之入骨。
一九四三年，黃八妹部隊在平湖乍浦海口擊沉一艘日本砲艦，日軍大舉「掃蕩」謝友勝的家鄉渡船橋，把他們的長子謝其昌和老少村民數百人（大多為黃謝兩家親 友）逮捕，要脅黃八妹和謝友勝投降。日軍派人往返談判，結果黃八妹拒絕投降，只答應如果日軍釋放全村人質，她的部隊不再襲擊當地日軍。

然而，不顧人道和信義的日本獸軍，第二天就把三百多人質在渡船橋村頭用機槍屠殺清光，噩耗傳到山區基地，黃八妹痛心欲絕，這一份血海深仇更加深了她對日軍 的切齒痛恨，於是指揮部隊對日軍各地據點大舉攻擊，自一九四三年夏天起的一年中，她把海北地區日軍四十八個鄉鎮據點，攻克了三十六個，並在友軍支援之下， 攻進海北重鎮乍浦。
不久她的部隊又因搶救國軍飛行員程百祥，得到上級嘉獎，委任為江浙護航縱隊司令，以配合日漸接近的盟軍反攻行動，日本軍閥自此更視黃八妹為心腹大患，三番兩次調動大軍對她進行「圍剿」。

一九四五年六月在平湖的一次戰役中，日軍沒有出動戰車重炮，只派遣兩百多名騎兵包抄突襲，等到黃八妹的警戒線發現情況不對時，已來不及向她通報。黃八妹於 危急關頭機警地越牆逃出，跳進一條傍村的河中，她游得筋疲力盡，幾乎葬身河底，幸得一位正在河畔採菱的李老太太搭救，又把她藏在木桶之下，才避過日軍搜查 而忽脫險逃生。
日本無條件投降，八年抗戰終獲最後勝利，黃八妹的「護航縱隊」番號結束了，部隊改編為平湖縣保安總隊。黃八妹則以地方士紳身分被選為平湖縣參議員，參加地方復興重建工作，由於她自己未受教育，深知失學的痛苦，於是出資在地方創辦了兩所小學，造福家鄉。
戰後，黃八妹因經營業務仍往來於平湖、乍浦、金山之間，常在激戰過的地方憑弔，不時探望她的戰時袍澤和陣亡將士遺屬，加以慰問和救濟；尤其是對救過她的李老太太，更以「乾娘」名義侍奉，足見黃八妹義膽仁心，忠孝兩全，是游擊隊伍中的巾幗典範。

赵无眠：如果日本战胜了中国

赵无眠如果日本战胜了中国

 

一 九四五年八月十五日中午十二时整，日本所有的交通中止，全体人民停下手上的活计，静静地听一段广播讲话。那是一个断断续续、语气既坚定又无奈、比实际年龄 要苍老疲惫得多的声音，那是他们的天皇的声音。他宣布，接受盟国提出的波茨坦宣言。将他这份用文言文发表的「休战」书直白地翻译出来也就是，日本无条件投 降。

　

复杂的感情：仇日还是憎美
整个日本一片震惊，随后是伤心屈辱、惶恐茫然。一个又一个有泪无声或声嘶力竭捶胸顿足的武士，拔 出佩刀插进自己的肚腹，颟顸地倒在污血之中。在世界的另一边，尤其是中国，却鞭炮锣鼓一片欢腾。战争结束了，而且是中国赢得了最后的胜利，晚清以来一百年 民族失败的耻辱史终于画上了句号。这个自参与八国联军打下北京，就一直在庞然大物的中国面前凶恶、狂妄、刁蛮、残暴地跳来跳去闹腾个没完的小个子国家，乖 乖认输了！纵观二十世纪，如果说只有一件大事真正值得中国人骄傲和庆贺的话，那就是抗战的胜利。中国人站起来了，虽然他后来又站起来了好几次；中国掼掉了 扣在头上的「东亚病夫」的帽子，虽然他注定还要在贫穷、动乱和饥饿中继续熬过漫长的岁月；但毕竟不会再像以前那样任人欺凌宰割，毕竟与美苏英法一道跻身于 「世界五强」。
也许不是其他任何一个国家的人，能够体会得到中国人的心酸。民族的自尊和自负，民族的自卑和自 贱，多少年以来，而且还将不知多少年地左右著我们的情绪、观念、自我定位、心态和生态。在别的国家眼里，中国人真是难以理解。一方面，对战败国抱著「以德 报怨」的宽宏大量，将大批侵略军优先用军舰送返日本，只对极少数战犯提出起诉，放弃巨额战争赔款；另一方面，又为对方老是以怨报德、忘恩负义而激忿，什么 参拜靖国神社、拒不公开认罪、篡改历史教科书、钓鱼台岛纠纷、极端右派分子的言论和表演、电脑软件《提督的决断》的官司……每次都引起一番新仇旧恨。一方 面，大量回忆和描写抗日战争的出版物、影视作品，大屠杀纪念馆，慰安妇的控诉，民间索赔，提醒人们不要忘记惨痛的过去；另一方面，却多少表现得有些「馄饨 挑子一头热」地跟日本套近乎，发誓要和它「世世代代友好下去」。中国人的感情是复杂的—对广岛和长崎的原爆居然惺惺相惜；听到美国大兵强奸日本少女，心里 头又像听到邻村的二妞被洋鬼子糟蹋了一样不好受；满心信任和称赞日本商品的同时，打心眼儿里嘲笑蔑视它们的制造者：「小日本做的！」
学者余英时曾用一个词形容中国人对美国的民族感情，叫「羡憎交织」。其实，这个词用来形容对日本 人的态度更为确切。美国太遥远了。美国不管它有多好和有多坏，总不至于让中国人牵肠挂肚或是金疮迸裂。而日本就可以很轻易地做到，它就在你的隔壁，动不动 就能让你既惊且惧，既慕又叹，既恨还爱。你说不清他们到底是西方人还是东方人，是亲戚还是宿敌，是谦卑还是骄狂，是聪明还是蠢笨，是刻板还是滑头，是战争 还是和平。
说起对美国的「羡憎交织」，其实没有一个国家能比得上日本。日本打遍天下几无敌手，最终败在美国 人手上。二次大战后，占领军统帅麦克阿瑟主导了对整个日本社会的结构性改造，使日本得以迅速修复战争创伤，成为「坐二望一」的世界经济强国。美国是日本的 最大的克星，又是最大的救星，是主人、恩师又是竞争对手，不由得它不对之「羡憎交织」。「日本可以说不」，就是这种情结的最好注解。
当电视里面出现，西方七大工业国领袖济济一堂，规划著世界的经济版图和秩序时，一个头发梳得油光 发亮、个头比其他人矮去一大截的日本首相也忝列其中，我们总不免要多打量他几眼，—用所谓「羡憎交织」的目光。我们不会用这样的眼光去看德国人、意大利 人，更谈不上英国人、法国人、加拿大人，当然也不会这样去看美国人。历史上美国对中国是有恩的，谈不上有什么过不去的「仇」。美国从来没有侵占、分割过中 国的领土，相反却在抗战中给予中国最大的援助。中国军队在韩战和越战中与美军交过手，韩战可以说是打了个平手，而越战却是美国输了。有人说，韩战中中国志 愿军的被俘人员数十万，而美军只有上万，中方死伤数字也大大超过美方，怎么好意思称作「平手」呢？平手的意思，不是双方兵力消耗的相等，而是看战争的结 果。韩战的结果是回到战前的起点，参战四方以原有的「三八线」为停火分界。连美国将军也承认，板门店谈判是美国第一次，在结束一场没有打赢的战争的协议上 签字。

　

难以独立打赢的一场战争
如果不是以结果，而以双方被俘、死伤的数字作为衡量战争胜负的依据，岂不是可以这样说：中国的抗 日战争没有胜利，中国应该算是战败国，而日本是战胜国？这显然是荒谬的。中国抗战中死伤的巨大数字，无法做具体统计，一般认为当数以千万计，其中绝大多数 是平民。直接死于战场的军人，达一三二万四千多人。中国军队被俘或投降的数字也很大，仅被改编为伪军的就有几十万人。经济损失更极为惊人，三千万人丧失家 园，战前战后物价相差一千八百倍(重庆二千六百一十三倍，昆明六千八百九十四倍)。为战争花费的巨额款项，已经大大超过了中国人民的纳税能力。
谁都知道，中国是惨胜。中国只是理论上和道义上，赢了这场战争。日本是向盟军投降，而中国仅为盟 国阵营中的一员，耗时最久，代价最大，伤亡也最惨重。如果没有盟国的参战，中国要赢得这场战争几乎是不可能的。或者无妨这样讲，如果不是日本主动攻击同盟 国而引发太平洋战争的话，中国连这样的惨胜都会觉得奢侈。有人把中国的抗战，形容为一个羽量级对重量级的拳击大战。这位羽量级拳手，被那个重量级的家伙连 续打击了八年甚至更久之后，极度痛楚、疲惫地倒在绳栏上，忽然裁判一声口哨，将他的一只胳膊高高地举起，宣布是他「赢了」！情况就是这样。
日本投降后的第三天，在山西的八路军企图令驻沁县日军放下武器，遭到拒绝，于是发生恶战。日军仅一个大队(营级建制)守 城，而八路军出动一万馀人攻打，以死亡一千多人的代价仍未能拿下该城。沁县日军击退了八路军，转眼将地盘、武器交给了阎锡山的国军，八路军却又轻而易举地 从国军手里夺了过来。侵华日军总司令冈村宁次晚年尝撰写回忆录，承认八路军是他在中国作战时遇到的最有战斗力的一支军队。后来的国共内战也证明，由八路军 为主组成的人民解放军，能够势如破竹地击败数百万装备优良的国军。但即便是这支军队，在日落西山的日军面前也如此不经打。
一九四五年四月至六月间的湘西会战，是日本投降前在中国打的最后一次大的战役。中方投入十九个师，日方投入三个师团、一个旅团和一个联队(团级建制)。按史家的评说，这次战役以日方的失败告终，所谓「湘西大捷」。双方的伤亡数字是，日方死一五○○人，伤五○○○人；而中方伤亡一三七一三人，为日方的两倍。中方还特别提到，俘虏日军军官十七人，士兵二三○人，为七七事变以来俘虏人数最多的一次。日军以「强弩之末」在中国作「垂死的挣扎」，仍有这样战绩，八年抗战打的是怎样一种窝囊仗，可想而知。
曾有一个谜语：「日本投降的原因—打一中国古人名」。据说猜出来好几个谜底。一为「屈原」，屈服 于美国投掷的原子弹；二为「苏武」，苏联动武，向日本宣战；三为「共工」，即共产党指挥的八路军、新四军的战功。是不是还有一个「蒋干」，蒋介石干得好？ 不知道。《昭和天皇回忆录》中，对于日本最高决策层下决心接受波茨坦宣言之前那一段心理历程，做了较为细致的招供。日本投降的主因，还是屈服于美国。更直 接地说，还是怕原子弹。原子弹的威力，使得以凶顽著称的数百万皇军丧失用武之地，抵抗失效，只能给整个日本带来一片焦土，甚至种族灭绝。毛泽东说，决定战 争胜负的是人而不是物。事实上，战争胜负的决定因素往往就是物。
中国军民坚苦卓绝的八年抗战，是日本最终战败的一个重要原因。但战败不等于投降，投降则是承认战 败。如果没有美国参战，或者说如果美国没有发明和使用原子弹，日本绝不可能那样迅速和突然地接受波茨坦宣言，那样乖乖地放下武器。不要说日本皇军一直有视 投降、被俘为绝大耻辱的传统，即连日本历史上也从未有过对外投降的记录。纵使日军在各战场失利，向本土节节败退，其作战能力仍不可低估。美国估计，在日本 本土作战，盟军可能还要付出上百万人的牺牲才能取胜。从日本天皇的角度，原子弹的爆炸也给了他决定终战的最有力的藉口。因为军部领袖们一时方寸大乱，提不 出任何对付该武器的良策，当然更无力再阻止天皇作出决断。

　

二战完全可能有另一种结局
晚年旅居美国的李宗仁，在检讨八年抗战中中日双方的优劣成败时这样认为：「……日本既处心积虑要 征服中国，就应乘欧洲多事之秋，一举把中国吞下。日本平时国防军有二十个师团，稍一动员便可递增至四、五十个师团。如果芦沟桥战事发动前夕，日本便动员全 国，首批派遣三十个师团同时分途进犯用闪电战方式，主力由平汉、津浦两路南下，另以一路出西北，实行战略上大迂回，占领兰州，一举切断中、苏的交通，并与 沿陇海铁路西进的部队相呼应，夹攻陕西，占领西安，得陇望蜀，威胁成都。同时利用海道运输的便利，向长江、珠江两流域西进攻击，与其南下的主力军相呼应， 使西南各省军队不能调至长江流域作战，则占领淞沪、南京、武汉、长沙等战略要地，即无异探囊取物。然后右路越秦岭占成都；中路上宜昌，穿三峡，入夔门，占 重庆，左路经广西，向都匀，入贵阳。一举而占领中国各重要城市，将我方野战军主力摧毁，将零星游击队赶入山区，支解我们整体抵抗的局面，陷全国于瘫痪状 态，并非难事。到那时，我政府只有俯首听命。等到大势已去，纵使我们的极端主战派也只好钳口结舌。则以蒋、汪为首的反战派和三日亡国论者自将振振有词，率 全国人民屈服于暴力之下了。然后，一俟德、意向外侵略，欧战发展到顶点时，日本即可挟中国的人力物力向亚洲防卫力量薄弱的地区，进行狂风掳掠性的战争，则 南进北进，均可游刃有馀。如此，二次大战结束的面貌，恐将完全两样了。」(李宗仁口述、唐德刚撰写《李宗仁回忆录》)
李宗仁在抗战中担任第五战区司令官，指挥过台儿庄战役，为著名抗日将领，战后被选为国民政府副总 统，并在蒋介石下野后任代总统。他对于日本侵华战略的分析，应是全面和老到的，具有相当的权威性。他说得再明了不过：日本既然要侵略中国，就应倾全国之 力，一举摧毁中国的抵抗力，而不是几个师团几个师团地逐次增兵，一点一点地陷入泥淖。如果是那样的话，中国只有屈服一条路可走。也就是说，日本战败的主要 原因是在它自己身上，是它缺乏深谋远虑的大政治家，及气魄雄伟的大战略家。否则，中国实难取胜。日本在中国战场上的失败，是战略的失败，亦即它并没有达到 征服中国的目的。但就战争本身而言，它实在是相当成功的。李宗仁以行家的眼光，称赞昔日战场上他的对手：「日本陆军训练之精，和战斗力之强，可说举世罕有 其匹。用兵行阵时，上至将官，下至士卒，俱按战术战斗原则作战，一丝不乱，令敌人不易有隙可乘。……日本将官，一般都身材矮小，其貌不扬，但其作事皆能脚 踏实地，一丝不苟，令人生敬生畏。」(同上书)所 有与日军交过手的盟国军队，对此也有极为深刻的印象。认为这是一支卓越、顽强乃至伟大的军队。德国战败后，西方各国尚允许它重建武装部队。而日本，被占领 军下令解散皇军，永远不得再建军队。因为它太厉害了。如果日本按照李宗仁的战略，或者不管以什么战略和方式征服了中国，将会是怎样的一个局面？在日本投降 半个多世纪以后，提出这样一个问题，似乎有点「假设历史」的可笑。而事实上，在抗战之前和抗战之中，这种假设从来就没有停止过。正是这一假设，成为中国军 民奋起抵抗的动力。日本侵略军所到之处，犯下的种种罪行，令人发指，更加深了中国人的仇恨和危机感。「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把我们的血肉筑成我们新的 长城！」抗战打赢了，我们就是自己的主人；打输了，我们就成了人家的奴隶，就成了亡国奴。不做亡国奴，是任何国家和民族抵抗入侵者的最崇高、最正义和最强 大的一面旗帜。
正是时光的流失，正是在安然地度过了那场民族危亡的灾难之后，我们才有可能平心静气地坐下来，重新思考和推演历史，—相当于围棋的「复盘」。

　

轴心国与盟国不是单凭正义来划分的
首先，我们看看被征服的国家，一个是德国，一个是日本。这两个国家都是二次大战的战败国，长期遭 到异国军队的占领，成了亡国奴。国土被分割，巨额的战争赔款，工业设施被摧毁、劫掠殆尽，重要城市大都化为废墟。但它们都是战后经济成长最迅速的工业国 家，而今在世界经济舞台上扮演著举足轻重的角色。尽管它们仍被排斥在联合国安理会常务理事之外，一直未能进入「五强」，其实力足以排进前三名却是世所公认 的。这两个国家自然资源并不丰富，尤其日本，国土狭小，人口密集，几乎毫无资源可言。而日本的钢铁年出口量，长期超过除美国外七个工业强国的总和。日本还 是联合国的第二经济支助国，通俗点说，就是联合国的二老板。而且钱还出得不含糊，不像大老板美国那样总是拖欠大量款项，搞得不痛快。日、德两国战后的杰出 表现，说明和平发展比发动战争争取「生存空间」有效得多。也说明承认战败、被征服、甚至被占领不一定是件坏事。你可以说，幸亏这是盟国胜利了。如果是轴心 国胜利了，情况不会有这么好。盟国代表「民主阵营」，而轴心国代表「法西斯阵营」，一个是正义一个是非正义，一个是侵略一个是反侵略，意义是不一样的。
固然如此，却又是相对的。苏联谈得上什么民主？它的专制独裁，较纳粹德国有过之而无不及。按照一 般估算，死于斯大林「大清洗」的人数，要远远超过死于纳粹种族屠杀的犹太人。如果以种族决定人的存亡是人类不可饶恕的罪行，那么以意识形态和经济状态决定 人的生死又稍好在哪里呢？美国是种族歧视和种族隔离的大本营，在迫害「劣等民族」方面的记录，并不比德国逊色。对外而言，苏联侵略、占领和吞并的国家还少 吗？波兰亡国，是德苏两个恶邻合夥炮制的「杰作」。外蒙独立，是苏联出于「战略目的」威逼利诱中国政府就范的结果。盟军阵营中的英国和法国，都属于老牌的 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国家，在全世界以侵略他国为业，所占领的殖民地遍布「五洲四海」，岂是战时德意日三国可比。德国挑起两次世界大战，主要原因都是「发展 空间太小」，要与已将世界瓜分完毕的英法等国抢地盘。日本除了「生存空间太小」要抢地盘，还有一个动听的口号：把亚洲人从白人殖民者的奴役下「解放」出 来。如果没有英法等西方国家侵略在先，何来「解放亚洲」之说？
二战结束后，原来的盟国之间划分各自的势力范围，又开始了长达数十年的冷战。由「正义的、反侵略 的民主阵营」发动的战争，丝毫不见得要「温良」多少。韩战、越战就是明证。小小一个越南，美军投掷的炸弹就超过整个二战的总和。一九六八年以苏联为首的华 约出兵捷克镇压「布拉格之春」，一下开进六十万军队，五万九百辆坦克，八百架飞机，两千门大炮，而一九四○年希特勒进攻法国，仅用了两千五百辆坦克。二战 将结束时，盟国阵营的英苏就划分欧洲势力范围谈判，东欧社会主义集团就是主要战胜国私下交易的成果。苏联军队反击德军，攻克柏林，实施残酷的报复，其中也 包括杀俘和强奸。德军杀害苏联女烈士卓娅的那个团，整个都被苏军杀掉了。柏林大博物馆收藏的艺术品，也被尽情地运往苏联，半个世纪以后仍宣布永不归还。美 军占领日本，烧、杀、抢的事件倒至为罕见，唯强奸案多到不胜枚举，据说多时每天达上千起。这还是无条件投降带来的优待。日本人似乎没有中国人那种「宁死不 受辱」的羞耻心，或者说，没有机会给他们表现这种羞耻心。为了保护广大的一般的妇女，日本政府竟组织「慰安妇」，号召有「献身精神」、「爱国」的女人们去 当军妓。战犯东条英机这样宽解他的前部属、同事：他也有几个女儿，「她们肯定是被迫这么做的，如果没有黑市和这种赚钱方式，谁能够在我们的国家生存下来 呢？」德日两国遭到的战争报复也许不值得同情，看看他们的战争罪行，我们还会认为这种报应实在来的太晚也太轻了。我只是想说，幻想哪一方会出现所谓「仁义 之师」，是简单、幼稚和可笑的。像中国这样主动放弃战争赔款、礼送百万侵华日军出境、放弃起诉和关押大批日本战犯，并不合乎现代国际环境的「潮流」。

　

最大的运气：中国加入盟国
日本并非一开始就同德、意联合，直到一九四○年九月才正式结成三国轴心。而日本高层对此也有不同 意见，昭和天皇就屡次表示反对。美国成为盟国的主要成员，也犹豫和观望了很久，它甚至一度与亲德的法国贝当政府建交。一九四一年十二月珍珠港事件爆发，自 身遭到重创和奇耻大辱，才下决心向日本宣战。苏联也不是纳粹德国扩张的天敌，一九三九年它还签订了《苏德互不侵犯条约》，合谋瓜分波兰。直到一九四一年六 月遭到德军闪电式入侵，才慌慌张张开始卫国战争。中国加入盟国阵营，也晚至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十日，跟在美国的后面向德、意两国宣战。这之前，中国只有一个 敌人，那就是日本。如果还要算一个敌人，那就是苏联，它兵不血刃霸占了外蒙。蒋介石曾设想「联德抗日」，国民政府十馀年间聘用大量德国军事顾问，多时至百 馀人，由德前国防部长萨克脱任顾问团团长。德国长期向中国提供军火，为中国训练了数十个师，组建了第一个机械化部队。中国和意大利的关系也相当不错，德意 两国都帮助中国建立空军。意大利和德国还是西方国家中最早将驻华使节升格为大使的两个国家，分别为一九三四年九月(墨索里尼政府)和一九三五年五月(希特勒政府)。欧战爆发后，蒋介石遣使企图联合英、美、法，遭到拒绝，一气之下竟又转向德国。一九四○年十一月，德国外长里宾特洛甫约见中国大使陈介，希望中国能与日本议和，并加入轴心国。直至苏德战争爆发，德国希望日本攻苏，承认了汪精卫的南京政府，重庆政府才宣布与德断交。
二次大战是世界性战争，国与国之间的联合与反目，并不以政治理念、社会体制、意识形态来划分，而 是取决于国家民族的利益，有时甚至是眼前的利益。英国与日本都是君主立宪制国家，意大利与苏联都是「社会主义」独裁国家，它们却分属两个敌对的阵营。在盟 国阵营中，英、法、苏俄与中国均结有世仇。法国占据了中国的属地印度支那；英国占据了中国的属地缅甸，占据了香港，一定程度地控制了西藏。英国在中国抗战 吃紧的关头，将中国接受西方援助的唯一通道滇缅公路下令封闭三个月之久。法国有盟国阵营的戴高乐政府和轴心国阵营的维希政府，反而是前者而非后者，不愿放 弃在中国的法租界和印度支那。中国与维希政府建有外交关系，一九四三年八月才断交。沙俄前后侵占了中国数百万平方公里的土地，苏俄又控制并力图分离外蒙。 日本曾与美苏分别签订《美日谅解法案》、《日苏中立条约》，日美苏三国都不惜以出卖和损害中国的领土完整换取各自的利益。如日苏联合声明：「苏联保证尊重 满洲国的领土完整和不可侵犯，日本保证尊重蒙古人民共和国的领土完整和不可侵犯。」(一九四一年四月一三日于莫斯科)日 苏瓜分中国的计划，使中国陷于两难。联日抗俄，则失满洲；联俄抗日，则失外蒙。汪氏的南京政府主张前者，重庆的国民政府主张后者。手心手背都是肉，教人割 哪一块是好？日蒋之间一直酝酿谋和，一旦成功，最冠冕堂皇的理由乃是「抗俄」，兼而「反共」。也就是说，中国到底是加入轴心国，还是加入盟国，一是押宝， 二是契机。归根结蒂，中国把最后的希望寄托在美国身上，而美国加入盟国阵营，所以中国也就跟著加入盟国。
没有永远的敌人，也没有永远的朋友，只有各国的利益所在。利益永远是在道义之上的。当然相对而 言，美国还算是比较「讲道义」的，它没有英、法、俄那样沉重的历史包袱，战火也没有燃烧到它自己的国土上。对于中国的抗战来说，珍珠港事件是一个关键性的 转折。消息传到重庆的当天，整个山城一片欢腾，工厂、学校、机关、单位都上街抢购报纸，相互祝贺。而日本的首都东京，此刻也陷入偷袭成功的狂喜之中，民众 涌上街头，欢庆胜利。两个敌对交战国的都城，在同一时刻为同一件战事欢欣鼓舞，弹冠相庆，这恐怕要算是一大今古奇观。

　

侵略战争的另一面
侵略战争的性质是不义的，然而侵略的结果却要具体分析，不能一概而论。纳粹德国发动欧战，是不义 中的不义，但它动摇了英法在北非的殖民统治，导致战后埃及、阿尔及利亚等国的独立。日本发动太平洋战争，也极为不义，却使印尼得以脱离荷兰，缅甸、马来西 亚得以脱离英国，法国无法再在印度支那立足。战后东京大审判，印度许多人士包括甘地，就反对以战犯罪名惩罚侵日军将领，认为日本的侵略狠狠打击了英国的殖 民统治，有利于亚洲的解放。出席远东法庭的印度法官帕尔，在最后的审判时写下自己的保留意见，二十五名被告都应该无罪释放。日本侵华，是想独吞中国，不使 之落入西方国家之手，在一定程度上阻遏了西方列强的瓜分。一九○五年日俄之战，重挫俄国霸占东北的企图。如果当时是俄国赢了，我们想想对中国可有半点好 处？东北一直到斯大林时代都被认为「原本就是俄国的」，许多沙俄军官家庭甚至把旅顺当做他们的「家乡」。汪氏南京政府成立后，日本将北平、上海、广州等各 地的外国租界及治外法权一应废除。此举你可以说是「假惺惺的欺骗」，事实却是迫使各国先后向南京或重庆表示承认，从而结束了慈禧太后、袁世凯、孙中山、蒋 介石都莫可奈何的「国中之国」的奇观。李小龙在电影中怒砸租界门口「华人与狗不得入内」的牌子，还捎带把一旁的日本人痛揍了一顿。殊不知为中国人彻底端掉 这块牌子的，正是日本人！
有人说抗战胜利，租界自然会还给中国。此话是没有根据的。帝国主义势力就像灰尘，扫帚不到，灰尘 照例不会自己跑掉。自由法国的领袖戴高乐，就想赖掉维希政府放弃租界的承诺，但法租界已在日本人手里废除多年，重建不再可能，老大不情愿地拖到一九四六年 二月才勉强接受这一既成事实。英国在战后并没有把香港「自然地」还给中国，而是死皮赖脸地又占了半个多世纪。苏联眼见日本将要落败，赶紧策划外蒙完全独 立，更证明「自然归还论」之荒谬。倒是美国总统罗斯福曾提议，胜利后将法属印度支那交还中国，这是个顺水人情，不损失美国的利益，不要白不要，却为蒋介石 拒绝。
历史上，中国有过多次被侵略和被征服的经历。秦朝、元朝和清朝，都是外来侵略者建立的朝代。隋朝 和唐朝，也是外来民族的后裔所建立。其他还有许许多多入侵者建立的小王朝。中国至有今日版图之庞大，中国人和中国的民族至有今日之众多，没有侵略者的加入 是不可想像的。照道理，以中华文明领先世界的优势，应该是中国对外征服为主。事实并不如此。由中国发动的领土扩张，从来都费力不讨好，劳民伤财又功效甚 微。反而是外族入侵，往往大建奇功。每一次被大规模侵占和征服的结果，都扩展了中国的版图，同时给中华民族注入了新鲜血液。被侵略的规模越大，征服得越彻 底，中国的扩展就越迅速，越辽阔。这么说太不好听了，却是事实。(参见《侵略者与亡国奴共建的中国》)
世界上没有其他任何一个国家，建立过像英国那样庞大的跨越五洲、环绕全球的殖民帝国。按说它应该 是人类有史以来最大的侵略者，它发动的鸦片战争把中国带进了漫长的冤孽般的耻辱历程。但一百五十年后，它还给我们一个现代化的香港。一九○四年它入侵西 藏，西藏始推行新政，创办邮局、建发电厂印刷厂、成立警察局、开设银行，甚至试种茶叶，虽说是为了脱离中国做准备，毕竟给封闭落后的雪域打开了一扇窗口， 带来了新的气象。印度被英国统治百年，到一九四七年独立时，已有铁路五万馀公里，超过面积比它大差不多四倍的中国，直到四十年后才追上。英国人给许多国家 地区带来了工业革命的曙光，中国也是在跟这些鸦片贩子打交道的时候才受到的启蒙。

胜负乃国家之常事
那么我们是不是可以说，既然侵略战争有这么多「好处」，我们就应该肯定它，当外敌入侵时，不但无 须抵抗，还要打起旗子欢迎它呢？不是这样。外敌入侵，当然要奋起反抗。无论侵略的结果有多好，其过程给人民带来的灾难太巨大了，因此要反对，抵抗。这是一 个最简单不过的，无庸置疑的道理。但我们在观照和思考历史的时候，不能简单化。以八国联军的入侵为例，义和团保卫家园是对的，而它以愚昧疯狂的行为挑起事 端，又确实无法为国际公认的法则所接受。是不是有比八国联合出兵干涉更好的方式？比方不出兵，完全通过谈判？当时的情况是，拳乱四起，朝廷都无法控制，外 交使团连生命财产安全都不能保证，找谁去谈，谁说了算？何况还有中国将领僧格林沁撕毁两国停战协议，偷袭外国军队的前车之鉴。人家认定你是个不讲道理不讲 信义，狂妄自大顽固守旧的政府，跟你讲好的没用，就像今天的人们去看伊拉克总统萨达姆．侯塞因一样。总之，这是一场悲剧，而中国是这一悲剧中最大的受害 者。如果一个民族不善于从中接受教训，那么肯定地，悲剧还将一演再演。
就被侵略一方来说，一定要抵抗这是对的。不过要做好两手准备，即有可能赢，也有可能输。中国人都 知道，胜败乃兵家常事。既是兵家常事，那么也是国家常事。打赢了好说，打输了怎么办？尤其是彻底输了，亡了国，被征服，怎么办？在大敌当前之际，这样的讨 论或许太「低调」，太影响士气；但在远离硝烟的和平年代，在仔细观照历史的时候，这个话题就不仅不是多馀，而且还是必要的了。

如果「日本战胜了中国」，结果会怎么样？
根据历史的经验，可以推断，结果显然是：日本成为中国的一部分，还要加上朝鲜这个自古跟中国关系密切，而从未拥有全部主权的属国。中国的疆域将第一次越过日本海，囊括忽必烈当年两次都未曾征服的东瀛岛国。
有人说，历史不会如此简单地复写。问题在于，日本想要做的，恰恰是如此简单地复写历史。日本侵华 的决策者们，一直悉心研究中国被外族征服的历史，从中总结经验教训，有计划有步骤地采取行动。在发动太平洋战争之前，它所进攻的主要目标就是中国。日本入 侵时宣扬「日中一体」、「同文同种」，固然是为了掩饰其侵略罪行，但也是对其目的作了恰当的注解。那就是，实现十六世纪统一日本的领主丰臣秀吉的梦想， 「打到北京去当皇帝」，入主中原，成为中国的主人和一部分。

　

最接近中国文化的入侵者
日本人是从哪里来的？当然不会是从海里来的，也不是岛上固有的。最有根据的推测，是从中国东渡而 来。民族学家们认为，大和民族由来自西伯利亚及中国东北的通古斯人、南洋群岛的马来人、中南半岛的印支人、长江下游的吴越人，及汉人和朝鲜人混合形成。也 就是说，「中国人」是组成日本民族的主体。一九九六年开始，中国及日本的一些学者们组成「江南人骨中日共同调查团」，对中国江苏省发掘出来的春秋至西汉时 代(即公元前六世纪至公元一世纪)的人骨，及差不多同期出土的日本北九州及山口县绳纹至弥生时代的人骨，进行了三年的对比研究。经过DNA检验分析，两者的排列次序某部分竟然一致，证明两者源自相同的祖先。或者说，日本人的祖先为中国人。中日两国，不但同种，而且同宗。(日本《产经新闻》一九九九年三月十九日报道)
前文说到的李小龙是美籍华人，因好莱坞歧视亚裔形象，转向香港发展，终于「威震」国际电影界，成 为美国人心目中的英雄。当然中国人更是把他当做充满爱国精神的现代版的民族英雄。美国近年拍了一部李小龙的传记片《龙》，有一场戏颇是耐人寻味：李小龙与 他的白人妻子一起看电影，片中一个面容丑陋、动作古怪的日本人因其愚笨，引起台下所有的美国观众(包括他妻子)一 阵阵的哄笑，唯李小龙的表情越来越沉，终于起身拂袖而去。在西方人眼里，日本人和中国人是一样的，奚落一个日本人，也就是奚落中国人，中国人看了可能会比 日本人看了还生气。李小龙自己的电影里表现出的中华文化精神和民族性格，被美国人一解读，变成了反省「种族歧视」的最好教材。
不妨再说一部电影。以爱国著称的影片《火烧圆明园》中，蒙古将领僧格林沁率领骑兵一次次冲向英法 联军的枪炮阵，硝烟弥漫，浴血奋战。他们是在保卫自己的祖国，保卫家园，大凡中国观众都会被这一场景激动得热血沸腾。然而六百年前，僧格林沁的祖先，正是 比英法联军凶狠百倍的侵略者，铁蹄横扫整个中国，逼得南宋皇帝跳海，逼得民族英雄「零丁洋里叹零丁」。更不用说，代表中国共御外侮的满清政府，两百多年前 也是侵略者。鸦片战争，英国侵略者占据香港，一百年后，它却同中国人一道抗击日本侵略军。历史的复杂性，使一切简单化的思维与论断苍白无力。
比较中国历史上各主要入侵者，日本与中国的文化最为接近。从文化脉络上说，它应该最容易融入中华 民族。日本文字是汉字，字意基本同于中文原意，用不著像秦国统一中国后还得动一次「书同文」的大改革。日本长久为农耕民族，不像以游牧或渔猎为主的匈奴、 鲜卑、契丹、女真、蒙古和满洲人，无须对生活习俗作较大改变即能完成汉化。日本的文物典章多仿袭中国，就连宗教、服饰、习俗及民族特性、价值伦理也都受中 国影响甚久甚巨，超过任何一个「加入」中国前的其他民族。就是在今天，日本人也比藏人、蒙古人、回人、维吾尔人，乃至壮、苗、彝、瑶、傣……人，更像「中 国人」，—更像占中国百分之九十三以上的汉人。近年美国摄制的中国文化题材动画片《木兰》，很多人指责其服饰不像中国人而像日本人，是西方人轻视中国文化 的表现。殊不知日本人的民族服装，正是一千多年前从中国引进的，故和服又称「唐服」。倒是中国本土的民族服装一千馀年来多次发生巨大变化，尤其清朝入关， 汉人被强迫改成满装，后来旗袍、长衫、马褂、瓜皮帽反倒成了中国的「民族服装」。

　

比中国人还像中国人的日本人
以日本首先占领的「满洲国」来看，日本侨民的确是在迅速地中国化。所谓和、满(汉)、 蒙、朝、俄「五族共和」，且不论实行得如何，至少是一种冠冕堂皇的政治主张。比元朝的人分四等，比清朝的满汉不通婚，要好得多。日本控制东北才十几年，到 它投降之际，日本侨民绝大多数都会说中国话，适应了大陆生活，除了还保留一些民族服饰及饮食习惯外，与一般中国人已无二致。平民之间的民族矛盾也远不及 元、清初年那样激烈，中日联姻比比皆是，日本战败后，许多日侨宁可选择继续留在中国而不愿回日本，大量的日本遗孤被中国家庭收养，都说明这一点。
历代侵略者以武力征服中国，自身则为中国的文化所征服。这就是所谓「汉化」。中国文化的优劣与 否，是另外的论题；它所表现出来的强大的同化力，却是世人有目共睹的。同化当然也包括融合外来文化，有时甚至是大量融合外来文化，大量接纳外族的血统。与 其说是单向的同化力，毋宁说是一种巨大的包容力。这种力量在中国本土尤为厉害，海外也可以感受到它的能量。
华洋杂处的香港、澳门，是中国文化与欧洲文化较量、交流最为激烈的地方，中国内地通过这两扇窗口，吸收了多少西方的东西！遍布国外各主要都市的中国城、唐人街，又将多少中国的东西一点一点地渗透到那些陌生的土地上！
一种足以抵抗外来文化的文化是强大的，如印度文化；一种能迅速接受外来文化的文化是充满活力的，如日本文化。中国属于哪一种呢？
日本人对中国文化的理解与景仰，几乎不加掩饰。日本侵略军在中国杀人、强奸、抢掠，干尽了坏事，唯独对中国的文化不故意破坏和毁灭，有的还悉心保护。电影《霸王别姬》里，有一位酷爱京剧的日本军官青木，没有人会怀疑这个角色的真实性(据说其原型为高级文化军官长谷川)。 日本占领军尊重梅兰芳、齐白石、周作人等文化名人，请他们出来做官，不愿合作的也不加伤害。沦陷区的文学创作十分活跃，出现了张爱玲这样优秀的作家。有的 小说写到主人公出走参加抗日游击队，也居然能够在上海正式出版。相较于秦始皇的焚书坑儒，及雍正乾隆的大兴文字狱，乃至(咱们「自己的」)国共两党政权的暗杀和迫害作家、反右及文化大革命，显然「开明」得多了。
景仰是同化的第一步。日本人往往以对中国文化的熟知为自豪，在数不清的电影、文学作品中，许多日 本军官满嘴中国话，自诩为「中国通」，不是没有事实根据的。《红灯记》里的日宪兵队队长鸠山，原是一个日本医师，并不专门研究中国学，却精通中国的语言与 人情世故，搞一份密电码懂得要先「设宴交朋友」。可以想见，一旦日本征服中国成功，这些侵略者会比中国人还要中国人。至少，普通话就说得要比绝大多数的南 方人要溜。你让蒋介石、毛泽东及其他满口乡音的那么多国共两党的领袖与鸠山们站在一起，让初学汉语的西方人从口音去分辨，谁是中国人谁是外国人，他们准得 弄错。
日本自古受中国文化的影响甚钜，视汉学为「上国之学」，以为论政治国的根本。明治维新以后，固然 引进了西方的政治、经济体制，但加固皇权，群士号召「尊王攘夷」、「神州不灭」却更加中国化。甲午战争前，日本比较严肃的文学作品大都用汉文出版，这是为 了向读者保证，该书不是写给无知识的妇女或儿童看的。

　

日本对中国语言文字的巨大影响
长期以来，我们强调的都是这一面，而忽略了另一面：即中国文化，尤其是近现代以来的文化，深受日 本的影响。中日两国的文化交融，是相互的而不是单向的，是积极主动而不是被动的。这当然不是指中国人从抗日战争题材的电影中，模仿了几句「大大的」、「统 统的」、「米西米西」、「死了死了的」之类洋泾鬼子话。绝非那样简单可笑。中国的语言文字，政治军事，改革革命，科学教育……乃至风俗礼仪，无一不受日本 的巨大影响。一个多世纪以来，世界上还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在对中国文化的影响上超过日本。
早在一九一五年，一位署名「将来小律师」的作者在一本《盲人瞎马之新名词》的书中说，自戊戌变法以后，日文行于中土，列举流行的新名词五十九个。有少数除了历史题材的作品中还能见到，如支那、哀啼每吞书(哀地美敦书)之类，现在已不大使用。但绝大部分我们至今还广泛的使用著，并且早已成为现代汉语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试想，如果我们像「抵制日货」那样，拒绝使用这些日本词语，中文将会是一种什么样子？—取缔、取 消、引渡、样、手续、的、积极的、消极的、具体的、抽象的、目的、宗旨、权力、义务、当事者、所为、意思表示、强制执行、第三者、场合、又、若、打消、动 员令、无某某之必要、律、大律师、代价、让渡、亲属、继承、债权人、债务人、原素、要素、偶素、常素、损害赔偿、各各、法人、重婚罪、经济、条件付之契 约、从而如何如何、卫生、文凭、盲从、同化。
这还是民国初年的粗略统计，实际远不止五十九个。如果现在再来做这项工作，结果会更令我们惊叹。 如：干部、代表、压力、排外、野蛮、公敌、发起、旨趣、什么什么族、派出所、警察、宪兵、检察官、写真……简直俯拾皆是。「经济学」、「哲学」和「社会 学」，中国以前叫「资生学」、「智学」和「群学」，—听起来这倒是像「日文」，但它们却是地地道道的中文。这些「日」常用语，有些其实是中国古代既有的名 词，日本人将之赋予新意使用，遂成规范。而中国拿来，也易如反掌。孙中山发动反清起义，初始自称「造反」，陈少白拿了一份日本报纸给他看，云「支那革命党 孙文」，孙抚掌曰：「好，好！自今以后，但言革命，勿言造反。」还有「经济」一词，原意为治理国家；如今谁还用「经济」来「治理国家」呢？早就专门用「政 治」了！
小学读书时，孩子们就被教导不要生造名词、形容词，要保持中国语言文字的纯洁与规范。可想「新 词」的产生，不允许随心所欲和草率从事。词汇是一种概念工具，如此多的新名词，带来的绝不仅仅是语言表述方面的新意，而必然伴随著对社会结构、思想观念、 文化形态的巨大冲击和革新。当然并非所有「新」的都是好的。拿日本来说，它以「排日」为藉口，不断对中国施加「压力」，「从而」「发起」「野蛮」「侵 略」，终成为「世界」「公敌」(引号内为日本词汇)。
当年大量新名词涌入中国，一度引起一些人的不安，即使相当新派的人物也不能安之若素。大办洋务、 以思想开明著称的张之洞，曾在一份文件上批云不要使用新名词，他的幕僚辜鸿铭却告诉他：「不要使用新名词」中的「名词」二字便是一个新名词，来自日本。辜 鸿铭是一位学贯中西、享誉世界的大学者，爱中国爱到病态和盲目自大的地步。他也认为，继承了真正的中国文明之精华的是日本人而非中国人。汉唐时代形成的的 中国文明，被元朝及后来游牧民族的入侵给打断，给蹂躏糟蹋了，因而大部分失传了。日本则成功地抵抗了忽必烈的进攻，在海外保留了中国文化的真传。他甚至断 言：「应该说日本人是真正的中国人，是唐代的中国人」。(《辜鸿铭文集．中国文明的复兴与日本》，原文发表于一九二四年)

东渡扶桑：学生变成老师
辜鸿铭的言论，为日本在侵华战争中所「借鉴」和利用，成了共建「大东亚文化」的依据之一。这确是历史的悲剧。然而辜鸿铭的话并非一无道理。唐代以后，汉民族由极盛转向衰落，游牧民族的多次入侵，成为中国的主人。
虽然征服者承袭中国的典章制度，并最终都为被征服者部分乃至全部「汉化」，毕竟人为地打断了文化 发展的连续性，无法保持汉唐文明的「原汁原味」。元代是一次大的断裂，清代又是一次大的断裂。尤其是清代，连服装、发式都被迫改制，那里还有「中国人」的 影子！多次遭到亡国的不幸，民族的性格心理也发生深刻变化，强烈的自尊与自卑的微妙混合，往往使人陷于看似崇高、实则琐屑无谓的道义之争，而失去汉时的豪 放、唐代的恢弘。反观日本，从审美情趣到风俗礼仪、服饰器具，倒是保留了较多的汉唐之风。前面说到电影《木兰》的服装，即为一例。佛教从印度传入中国，发 展成中国特色的禅学，而后却在日本发扬光大。围棋是中国发明的，日本却能够将它形成制度和精神。茶是中国的特产，茶道却形成于日本，并且是「道可道，非常 道」。
有人嘲笑，日本学习中国文化只重形式不重精神，有买椟还珠之嫌。我以为这没什么根据。「珠和椟」 的比喻，本身就是世俗功利的。以商业价格论，当然椟不如珠；而从文化角度来看，椟的意义很可能胜珠十倍以上。文化的具体表现就是形式，连形式都没了，还侈 谈什么精神呢？在中国的大地上，宋代以前的土木建筑几乎都被焚毁一光，你要欣赏一千多年前的「中国建筑」，只能去日本看。我就不信，古希腊的文化精神，还 继续留存在雅典的古建筑废墟上。同样我也不信，汉唐那种气度飞扬的文化精神，能够在明清以后的房子里和谐地安居至今。椟之不存，珠将焉附？
甲午战争后，汉文在日本学校课程中的重要性大幅下降，不再被视为「上国之学」。这道理是很自然 的，别怪人家势利眼。这么大的国家，这么好的装备，打不赢人家，说明你的民族你的文化确有毛病。中国不也挺势利吗？以前瞧不起西方人，把人家当「夷」，说 什么「腿都伸不直」；被人家打败了，又赶紧派人去学，买人家的枪炮船舰。一直最瞧不起日本人，把人家当「奴」；被人家打败了，割地赔款之后，又赶紧派人去 学；人家投降了，又说人家是「小日本」，这不行那不行，摆出一副「大人不记小人过」的姿态放它一马，该赔的不赔，该罚的不罚，该杀的不杀，该要土地的不 要；人家经济搞上去了，成了世界第二强，这边又看得「羡憎交织」，一会儿要它道歉，一会儿要它赔款，一会儿要跟人家「世世代代友好下去」，私下里把人家骂 得猪狗不如，却对日本货表现出近乎狂热的信任和偏好……这还不势利吗？一个国家强大，一个民族强势，它的文化对世界产生足够大的影响，自然会成为世人羡 慕、学习和吸收的主流；反过来你不行，还一定要别人保持对你尊敬，一定要以你为师，这心理毛病就大了。
从一八九六年起，大量中国学生涌入日本学习，仅一九○六年就有大约八千六百人。这样大的数字，是 到当时为止世界史上规模最大的留学运动。有趣的是，大部分留日学生的目的不是学习日本文化，而是学习西洋文化。或者叫，学习日本人学习西洋文化的方法，当 然也包括从日本转手得到的，已经打上浓厚的日本色彩的西方知识。这些留学生集中了中国的有志之士和少年才俊，赴日本寻找科学救国、教育救国、文学救国、军 事救国……乃至改良和革命的方略。他们中有章太炎、陈天华、邹容、黄兴、蔡锷、宋教仁、汪精卫、蒋介石、陈独秀、李大钊、周恩来、鲁迅、周作人、郭沫若、 郁达夫、李叔同、胡风、周扬、田汉、夏衍、欧阳予倩……辛亥革命的先驱，国民党的绝大部分元老，共产党创始人「南陈北李」，三分之一的中共一大代表(李达、李汉俊、周佛海、董必武)，都曾东渡日本留学。
日本书籍的翻译也随之进入高潮。民国建立前十五年间，共有九五六本日文书译成汉文；同一时间内， 日本从汉文译过去的书只有十六本；民国成立后十五年间，日译汉的书有一，七五九本。日文以汉字构成，大量译书尤其是翻译教科书刊行中国，对文化和教育的影 响可想而知。中国新文化运动的主要内容之一，是白话文运动，而它的前身「文言合一」运动，则源于明治时代的日本。前面说到的大量新名词，实际上也就是吸收 了日本的这一文化资源，对于中国文体的演变，发挥了直接的作用。中国的新小说、新诗、新戏剧，也都受益于日本文学的启迪。郭沫若的第一本诗集《女神》在日 本写成；郁达夫的《沉沦》看得出日本私小说的印痕；周作人的散文明显带有日本茶道的形式之美；鲁迅的杂文里总有一个黑黑瘦瘦的影子，那就是藤野先生。

　

受日本影响的改良与革命
不但新文化运动从日本起步，中国的体制改革和社会改良，也以日本为楷模。对于西方势力的压迫，及 东西方文明的碰撞与冲突，日本人有著跟中国人一样深切的感受。美国炮舰以轰击港埠作威胁，强行捅开日本对外贸易的大门的经历，令中国人想起鸦片战争的炮 声。明治维新的成功，使日本「脱亚入欧」，跻身世界强国的行列，为中国树立了一个极佳的榜样。一八九八年戊戌变法，光绪颁布的改革诎令，大部分是从《日本 变政考》中照搬过来的。日本首相伊藤博文这一年也来华游历，打算为中国的改革做点事，帮忙出些点子什么的。当时有一种提议，要聘请伊藤当中国的首相，以推 行新政。不料政变骤发，葬送了维新派的理想和命运，伊藤只好怏怏南下。伊藤博文是日本明治维新的主要人物，最大贡献是起草明治宪法和组织两院制议会。由他 来中国推行变法，只要人际关系上不出岔子，方策上驾轻就熟，应该不会有什么问题。朝鲜拍过一部电影《安重根击毙伊藤博文》，把伊藤描写成一个贪婪、霸道、 专横的侵略者、暴君，终于被爱国者安重根一枪打死，大快人心。
其实伊藤是一个很开明的政治家，虽然也是一个侵略者。他派兵战败了中国，是日本本国的利益使然， 就像历史上中国皇帝「平定四边」一样；他在首相任上，还取消了英国在日本的治外法权。他出任朝鲜总督，一直采取温和、同情的态度，在五年中均阻止日本陆军 兼并朝鲜之议。一九○九年他被迫辞职遇刺，朝鲜才为日本完全兼并，继任总督寺内正毅随即实施严厉的高压统治，朝鲜人形容，「就像一股寒流来袭汉城」。
不但变法源于日本，中国的革命也从日本起步。孙中山足迹遍及各世界强国，最终选择以日本为革命的 大本营。他将日本看作中国的「天然盟友」，一八九五年第一次广州起义失败后逃到横滨，便剪掉辫子，穿上日本裁制的适合亚洲人体型的西服，蓄起小胡子。他回 忆道：「中日战争后，日本开始更受人尊重，因此当我留了发须后，就可以毫不费事地冒充日本人。」此后他终身都是这么一副「日本人」打扮，包括他那套著名的 「中山装」，也是从日本式学生装演变而来，后成为「两朝国服」即「民国服」和「毛服」的样本。孙中山本名「逸仙」，「中山」是他取的日本名字(全名「中山樵」)，读作Nakayama(那卡雅马)， 不料竟以此名传世。他创建的兴中会的宗旨是「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合众政府」。在孙中山看来，甲午战争中大败清军北洋舰队，迫使清廷签订马关条约，吞 并朝鲜和台湾的日本不必「驱除」，反而还得联合；倒是代表中国政府的满清皇帝，成了必欲首先驱除的「鞑虏」。为了达此目的，甚至策划招募日本军人参加他的 起义军，并以未来政府中安排日本人担任几个重要职位作为回报。此计划后为伊藤博文禁止才告落空。一九○五年成立同盟会，由孙中山、黄兴、宋教仁共同拟定六条政纲，其中第五条即为：「主张中日两国国民的联合」。孙中山的革命，得到日本政府外务省秘密资金的支助，已经不再是秘密。
从日本方面而言，主张「日中一体」、「共存共荣」，亦由来已久，而非中国革命家们的一厢情愿。甲午战争后，日本人多以「支那」称中国，而回避称「大清」国名，及汉文中通俗称呼的「中国」，具有含蓄的颠覆性的暗示：彼可取而代之也。「支那」一词即英文China的日本拼音读法，在中国人看来含有污辱之意，日本投降后正式作为战胜国的要求强迫其不得再行使用。支是「分支」，不再是「中央」；而「日出之国」正是蓬勃发展的后起之秀，可以带动中国共同繁荣。

两厢情愿的「中日亲善」
与辜鸿铭的论调一样，许多日本人也意识到，日本才是中国传统光辉的继承者。既然东方与西方，即黄 种人与白种人之间的最后对抗不可避免，因而日本显然需要与中国联合在一起。如果中国政府没有能力作出反应，或者对日本优越性的种种臆说毫不妥协，那么日本 人就必须考虑支持另一个政权来取代现政权。这「另一个政权」，或是孙中山，或是袁世凯，或是张作霖、张学良父子，或是溥仪、溥杰兄弟，或是蒋介石，或是宋 哲元，或是吴佩孚、唐绍仪，或是梁鸿志，或是汪精卫。
日本人中一些「有志者」，开始大胆深入中国、朝鲜进行活动，收集情报。一八九八年，日本首相大隈 重信提出「大隈主义」，他在一篇大量被人引用的文章中号召密切中日合作、联合，坚决认为西方侵略的根源是种族性的，日本除了加以反对和援助中国加以反对外 别无选择：「中国人民的生存决不只是事关他人的福利，它涉及日本人自身的根本利益。」为此，日本人必须研究中国，到中国旅行，与中国人交往。中国和中国 人，成了日本的热门话题。在当日本的通俗读物中，充斥著「到北京去」一类的流行口号。
孙中山身边的宫崎滔天，直接接受日本外务省的派遣和经费，渗透、影响、参与中国革命党的活动，向日本政要汇报中国的情报，利用反清势力牵制清廷的反日政策。而负责此项牵制策略的，正是外务大臣大隈重信的重要智囊犬养毅(后出任日本首相)。孙中山之外，其他著名革命党人也都有日本特务追随和施加影响，如黄兴身边的萱野长知，宋教仁身边的北一辉。兴中会最早见诸名单的一二九名会员中，即有犬养毅、宫崎兄弟、六原太琢、副岛、寺尾、山田兄弟、菊池、萱野等多名日本人参加。实际参与者远不止这几位。
据萱野记载，跟著孙中山积极活动的日本人，大约有三百人。仅惠州之役，参加暴动的日本人便有平山 周、山田良政、尾崎行昌、岛田径一、宫崎寅藏等六七人，其中山田战死。这些同情中国革命的「日本友人」，往好里说是帮助中国推翻专制王朝，往坏里说都是些 对中国深怀幻想的扩张主义分子冒险家，是土肥原贤二一类「对华活动家」的先驱。除了政界名人，还有财界人士。更多的是所谓「大陆浪人」，他们由山县有朋、 桂太郎等政党和军部首脑提供经费，同时也接受政党和军方的操纵。
一方面对中国进行侵略、渗透，一方面又希望中国强大以抵御西方势力；一方面歧视和嘲笑中国人，一方面又崇仰中国悠久的文化；一方面不无善意和诚意地拉拢扶植中国的革命党、反对派，一方面掩饰不住恩赐的傲慢及冷淡。
这些看来矛盾的态度，反映了日本人欲罢不能的中国情结：你不行，而我行，由我来经营中国，肯定不是你这个样子。
日本人究竟行不行，是否比中国人行，是另外一个问题。首先是，日本人有什么资格过问中国的事务？ 就算中国搞得一塌糊涂，腐朽透顶，就算中国专制不除，民主不彰，人权不保，内战不休，又干卿底事？当然日本人不这么看，他们有危机感，紧迫感，和使命感。 正像中国后来也以这种感觉出兵朝鲜，出兵越南，培训缅甸、柬埔寨的共产党丛林游击队。更早些，有两三百年前清兵入关建立外族政权的镜鉴。只要日本能征服中 国，就等于是中国再经历一次改朝换代，等于是番邦外族入主中原，最终能获得中国人的认同而载入正史。
孙中山为了筹措革命经费和赢得日本朝野的支持，曾不止一次地，甚至主动地向日本提出以东北、蒙古 作为交换条件。日本在有计划地对中国进行渗透的同时，不断地受到革命党和军阀的让步、许诺、暗示的鼓舞，逐步发展和完善了吞并中国的政治野心。一九一五年 一月一一日，日本驻华公使面交中华民国大总统袁世凯一份二十一条决议书，史称「二十一条」，要中方俱签。这部分原因是日本要求对当年支持中国革命的回报。 二月五日，中国政府刚刚与日本方面就签约一事谈判，讨价还价之际，孙中山却擅自在日本东京与日方秘密签订了一份「中日盟约」，共十一条。这份盟约，与著名 的卖国条约「二十一条」，竟有颇多相近似处。革命党人的作派，就是比封建王朝和北洋军阀要来得「前卫」。

　

日本治下的中国土地
日本先占朝鲜，再占台湾，再占满洲，再占华北、华东和华南。这些沦陷区，在大的战事结束，社会回 复到「稳定状态」之后，虽然游击队及地下力量的抵抗、骚扰未曾停歇，大多数的平民百姓却都抱持一种「看你怎么折腾」的态度。台湾割让了五十年，收复也超过 五十年，现在老一代的台湾人，竟有许多对日据时代的生活充满怀念。日本人讲法制，不像后来的国民党大搞白色恐怖。教师和警察，是日据时代最受尊敬的两种平 民职业。李登辉自称「二十二岁以前还是日本人」，对日本访客大套热乎，如果没有一点老台湾人的「民意基础」，早该被轰下台了。
日本治台时期，开始实行较为科学的数字化管理，设立银行，兴修铁路，不断扩建基隆、高雄两大港口，建立无线广播电台，铺设自来水及下水道，开发民用瓦斯(煤气)，开发制糖业(一度占台湾工业产值的六成)， 兴建电厂，兴修夸耀亚洲、集灌溉、排水、防涝于一体的嘉南大圳与桃园大圳，创立直接服务于产业研究的「台湾总督府中央研究所」，制定各项都市计划及各项法 规，不但对台湾的交通、卫生、治安、经济及生活品质的全面提升大有助益，也为光复后台湾的现代化建设制定了蓝图。有些软体建设，作为殖民地的台湾，甚至走 在「宗主国」日本的前面。一九四○年，台湾的工业产值已为农业产值１.４倍，实现了工业化。(杨永良《日据时代的台湾建设》)我们可以说，日本建设台湾的「出发点」是不好的，手段态度也过于专横、强制，结果却替台湾完成了近代国家的基本条件。用一位作家的话说：日本为了让台湾这只鸡生蛋，却把原本瘦弱的鸡给养肥了。(伊藤洁(刘明修)《谜之岛．台湾》)
满洲是清朝的发祥地，本以渔猎游牧经济为主，广袤的处女地长期吸引著内地农民「闯关东」去开垦种 植。日本投降时，东北已是重工业基地，份量约占中国的百分之八十，不但有中国数量最庞大和素质最好的产业工人队伍，还有较为合理的经济结构、生产布局。苏 联红军「解放」东北时将无数工业设备拆卸、劫掠一空，但无法拆卸密布全境的铁路线，其密度在今天仍远远超出其他地区而居中国首位。大连更是中国居住条件最 好的城市之一，布局结构上还能看出日本人数十年规划营造的痕迹。
海南岛是中国的「天涯海角」，自古蛮荒，是流放犯人之地。日本占领后，以为可以经营成第二个台湾，于是进行建设性开发，尤其是它控制较稳、将其当「自个儿地盘」经营的西线。日本人到村子里检查卫生，还给中国孩子糖吃(「满洲国」也一样，日本人惯使这种「小恩小惠」)。东线因中国游击队活动频繁，反倒处于「战时状态」，军民(中日)关系紧张恶劣。唯一的一条西线铁路是日本人修的，还兴建了一些矿厂设施。共产党接手以后，海南岛废省，几十年无甚建设，只对其资源作破坏性、掠夺性开发。好像那块地方本不是咱们的，随时都怕别人来争，捞一把算一把，采了赶紧运走，到大陆去加工。
这种情况，直到改革开放，海南成为大特区后才彻底改变。
法国作家都德的《最后一课》，是世界文学作品中的名篇，饱受过侵略之苦的中国人，读它时多会有深 切的感受。作品描写普法战争给法国人带来的失土之恨，—老师用法语给孩子们讲最后一堂课，因为从明天开始，占领者当局不许学校课堂上再使用法语，强迫使用 德语。从这点来说，中国的沦陷区算是幸运。日本占领者从未有过「不许用中文授课」的规定，在教育方面，甚至还表现出相当程度的宽容。以「求学」为目的的青 年学生，允许其离开日占区去国民政府控制的大后方。以八年抗战最先沦陷的北平为例，日本投降时，几所著名大学的设备、图书都有增长。抗战前的一九三六年， 中国高等学校是一百○八所；一九四五年抗战结束时，中国高等学校为一百四十一所。高等学校的教师，从七千五百六十人增至一万一千一百八十三人；学生从四万 一千九百二十二人增至八万三千九百八十四人，翻了一倍多。(屈儆诚：《现代物理学在中国率先发展的原因》，华夏文摘总第四○四期)许多新大学建于沦陷区，如上海的交通大学、上海医学院、德国医学院、雷士德工学院、上海商学院、上海音乐院等六所光复以后不为政府承认的「伪校」。照一些「爱国人士」观点，沦陷区应该不办一所学校，青少年没地方读书才有利于中国的复兴。张春桥的「宁要……不要……」论，其实既不是他的独创，也不是他的首创。

　

向日本学习「学习的方法」
固然这一切「业绩」，不足以抵偿日本侵华造成的破坏、损失之万一，但可以从中看出日本人的经营、 治理能力，看出他们确比我们行的一面。许多年以来，有许多出版物对于中日两个民族进行过文化上的比较。一般来讲，应该各有其优劣。一些文章带著偏激的民族 情绪，对日本民族进行嘲弄、辱骂，似乎不这样便不叫「爱国」。我是很不以为然的。无论是战场上的激烈较量，还是和平年代的实力竞争，恐吓和辱骂都绝非战 斗。我们去看看那些抗战名将写的回忆录，字里行间哪有这种市井屑小式的轻薄和鼓噪！
人类有自己的弱点，一个民族也有一个民族的积弊，在丑陋的中国人之外，还有丑陋的日本人、丑陋的 美国人、法国人、英国人、德国人、意大利人和俄国人，也应该有丑陋的非洲人、拉美人、阿拉伯人和犹太人。为什么丑陋？因为这世界总还有一个抽象的相对美好 的形象，为最多的人所公认。本世纪二十年代初，鲁迅为我们刻画了一个最具有代表性的中国人的形象：阿Ｑ。
说实话，这个形象够丑陋的了，却又确是「我们」的真实写照。稍微反省一下，如果我们不是这样糟 糕，何以人口只有几千万的一个蕞尔小国，打得我们难以招架、几乎亡国？同样的，日本人也坏得可以，不然何以如此张狂、穷兵黩武，到处开打，落得个无条件投 降的下场？不过坏归坏，它的另一面又十分优秀。日本人刻苦勤奋，积极上进，办事认真，讲究实际，绝不马虎苟且，对强手、先进的心服口服、虚心求教，善于模 仿与吸收，勇于牺牲，团队精神，勇于公战而怯于私斗，善于汲取教训……这些都是值得中国人好好学习的。日本人很像蜜蜂，组织结构严密，一丝不苟，高效率， 在狭小的夹缝中求生，自觉「生存空间」受到威胁时不惜对敌人进行自杀式攻击。除了最后一条，这些特点都非常适合现代社会的需要。日本能在那样短的时间内完 成它的工业革命，又能在战后迅速走进经济和科技强国的行列，其国民的总体素质是不可忽视的。
一个民族应该善于向其他民族学习，尤其要善于向敌人学习。古代中国是日本的恩师，而近代日本却是 中国的恩师。它打了咱们，把咱们家里搞得一塌糊涂，损失惨重，血海深仇，还能叫它恩师吗？是的，它还是恩师。恩是恩，仇是仇，不能抵销，也不能抹杀。即使 它干的坏事罄竹难书，我们还是无法否认，它教给我们的东西太宝贵了。我们为此付出了血的代价，如果轻易丢弃，那才是民族最大的不幸。
一个多世纪以来，我们学习过英国，学习过法国，学习过苏联，还打算过学习南斯拉夫、新加坡，现在 学得多的是美国，而学得最持久、最深入的还是日本。我也不愿承认这一点，但不管承不承认，它都是事实。学习英国，并没有使我们完成工业革命。学习法国，也 没有使我们的社会获得多少自由。学习苏联，我们跟著它栽进了覆辙。学习美国，发现距离太大，国情也差得太远。学习日本，我们却打败了日本。
日本自己就是一个极善于学习的国家，学什么像什么。学中国就尽量做得像中国人，学西方就力图脱亚 入欧，一点也不含糊，不在「为体」还是「为用」的论争上无休止地瞎耗工夫。现在我们打量打量它，发现其现代化的程度，可与世界上最现代化的国家媲美；其传 统文化的地道，足令我们这个历史悠久的国家汗颜。
同是向西方学习，早在甲午战争那场「考试」中，中日双方就交出了优劣悬殊的两份答卷。日本海军的 人数和装备皆不及中国，对同中国打仗并没有多少信心。战前北洋水师到日访问，日人登舰参观，见中国水兵懒懒散散，家属也住在舰上，到处晾晒著衣物，诧异之 馀心中窃喜：打这样的军队不成问题！中国在向西方学习失败后，从日本那里学习到了「学习的方法」，才逐渐向现代型社会转变。

　

接纳日本加入中华民族？
中华民族曾在长达上千年的时间里领先世界各国，并非毫无根据。接纳和融合外族的血缘、文化，以保 持本民族的活力，是一个重要原因。秦统一中国，实现各国民族、文化的大融合，遂有汉代的强大。鲜卑族拓拔氏入主中原建立北魏，由皇帝下令全国实行汉化，为 随后的隋唐盛世奠定了基础。清朝的入关更是如此。中国若果能如孙中山所期望的「联合」，接受整个日本的加入，从民族性来讲，其正面效果将显而易见。
中国人不是一个民族主义观念强烈的族群，这样才有历代侵略者与亡国奴共建「中国」的传统。宋代因 遭外族压迫、打击，特别强调忠节观念，但这一观念的核心是要求臣民「忠君」而非「爱国」。在忠节义士们眼里，最不能容忍的是「世受皇恩」却事二主。中国历 史上最有名的几位民族英雄，如岳飞、 文天祥、史可法、郑成功……主要也是因其忠君而流芳百世。当然，在一定的意义上，「忠君」也是「爱国」的表现之一，但二者毕竟是有本质区别的。岳飞镇压杨 么之乱，也是忠君的一部分。文天祥被俘至死不降，只能说明他「忠君报国」，也就是忠于赵氏皇帝和南宋小朝廷，并无忠于汉族、南人的「爱国情操」。他也不反 对他的兄弟文天祯仕元，因为他兄弟没做过宋朝的官，不会背上「贰臣」的罪名。抗清明将史可法死后，被清朝建祠祭祀，飨堂眉额大书「气壮山河」，以弘扬其忠 诚不贰的气节。清王朝对史可法精神的认同，在于他的「节操」，不在后人赋予他的「民族主义」精神。乾隆时，曾指定史官作《贰臣传》，将那些为清朝入主中原 立下汗马功劳的明朝降将叛官们尽列其中，也是为了警省后世为臣为民当忠诚不贰，绝非鼓励所谓「民族大义」。清朝入关既久，当初重名节绝不致仕，乃至图谋反 清复明的前朝旧臣和名士鸿儒们，也默许自己的第二代、第三代去和侵略者合作，做清朝的官。知识份子尚且如此，平民百姓更习惯于「胜者为王」，「打天下者坐 天下」，谁会在乎胜者是「本地人」，还是「外来户」呢？
日本军队侵略时犯下的种种罪行，会使中国人牢记这血海深仇，永远不可能从感情上接纳他们吗？几乎 可以肯定地说，不会的。中国人是最善于忘记仇恨，最宽宏大量的民族。战犯可以不予追究，赔款可以一笔勾销，钓鱼台岛的纷争可以留给聪明的后人去解决，只要 这阵子能关系正常化就行了，就可以「世世代代的友好下去」。这不还没成为咱们中国人呢，要是他们成了中国人，过去的一切岂不都是「兄弟阋于墙」，一笑而泯 恩仇？

关东军是怎么来到东北的

　前天我发了《再谈日本为什么侵华》一文，被几大门户网站同时推荐到首页，因而，我遭到了铺天盖地的谩骂。其实，我在文中已经说了：“由于篇幅所限，语焉不详，在所难免，具体的史料引证和论述，可参我的新书《日本为什么侵华：从甲午战争到七七事变》”，可是，许多网民根本没有去读我的书，就开始放嘴骂娘，其中的一个网民，还扬言要杀了我。

　　面对这一切，我面不改色，为什么呢？因为我所说的，都是事实。

　　今天，我再来谈谈“关东军是怎么来到东北的”。为什么要谈这个呢？因为我国的青年朋友，他们之中的绝大多数人，并不知道当年日本关东军是怎么样出现在东北的。他们一般会想当然地认为：关东军是1931年“九一八事变”时、突然从日本登陆到中国东北的。可是，事实的真相呢？

　　不弄清楚关东军的来历，看中日交恶史，始终是糊涂的。

　　这件事，要从1900年闹义和团运动说起。

　　1900年，中国北方闹起了一股暴力排外的运动，史称“义和团运动”，这个运动是好是坏，在此暂不评论。需要指出的是：在义和团运动中，驻黑龙江清军对俄军态度强硬，俄军以“保护中东铁路”为由，出兵侵占了中国东北三省全境。注意：是俄军，侵占了“中国东北三省全境”。从1900年至1905年，持续占领了五年之久。注意：是俄军，持续侵占了中国东北全境“五年”之久。

　　1904年，日本在征得清政府的同意之后，出兵到东北，发动了“日俄战争”。注意：是“征得清政府同意”之后。这一点，和青年朋友的历史认知有悖。但是，它是事实。不但这一点是事实，而且清军还派兵支援日军、共同抗击俄军。

　　闻所未闻吧？这些，都是事实。

　　经过一年半的战斗，在战死十万名日本兵之后，日本打胜了俄国。

　　日本军队将俄国军队从中国东北驱赶出去之后，日本将东北99%的土地，归还给了大清国。注意：在这里，日本将它所收复的99%的东北土地，归还了大清国。这个历史事实，与许多青年的认知相悖，但是，它是事实，铁的事实。

　　日本为什么要这样做？日本是活雷锋吗？

　　日本当然不是活雷锋。俄军败退之后，1905年，日本约了清政府，在北京经过了一个多月的谈判之后，清、日两国签订了一份《会议东三省事宜正约》以及附约，在这个附约里面，清政府割让给了日本以下几项主要的主权，以作为日本从东北撤军的条件，在日本方面，则视为此次出兵抗俄的政治报酬：

　　1、割让旅顺、大连两处租借地；

　　2、割让南满铁路的经营权以及沿线的林产、矿产；

　　3、允许日本在南满铁路两侧驻军。

　　依据这个条约，日本开始派人接管南满铁路、移民旅顺、大连，并且派了一支部队、进驻南满铁路两侧，这支部队，就叫做“关东军”，驻扎的依据是《会议东三省事宜正约》以及附约，理由是“保护日侨”。

　　换言之，日本关东军在“九一八事变”之前，已经在中国东北，驻扎了二十六年，而且在这二十六年当中，关东军无论与张家父子，还是与东北的中国居民，基本上都保持了相安无事。这个事实，也与我们青年的历史认知相悖，可是，它又是事实。

　　这就是旅顺、大连、南满铁路、林矿产主权流失的简要经过，以及“关东军”的来历。

　　事后，绝大多数中国人责备清政府“卖国”。但是事实上，当年在东北全境被俄国侵占的情况下，清政府只有以下的几项选择：

　　选项一、任由俄国侵占，奋发图强，期望有朝一日，与俄国决战，收复东北。（评：这个选项并非不可行，但是遥遥无期）

　　选项二、同意日本军队驱赶俄军，但是，不给日本报酬。（评：日本打仗死了十万条人命，奢望它不要报酬，是不现实的）

　　选项三、同意日本军队驱赶俄军，但是事后不与日本交涉，任由日本替代俄国、侵占东北全境。（评：这个选项没有意义，只是换了一个侵略者）

　　选项四、同意日本军队驱赶俄军，事后收复东北全境，然后割让小部分土地和主权，作为给日本的报酬。（评：这就是真实发生的历史）

　　冷静思考之下，我们可以发现：事实上，已经发生的历史，是清政府在当年所能选择的最佳方案、也是在木已成舟、米已成炊的历史条件下、符合当时大清国国家利益最大化的最佳选择。其他三个选择，都比这个选择更坏。

　　这就是为什么清政府甘愿签署《会议东三省事宜正约》以及附约、向日本割让小部分主权的原因。因为，当时只能这样办，除此之外，没有更好的办法。

　　中、日两国在20世纪的大打出手，归根结底，就是根源于这个条约、根源于日本依据这个条约，向旅顺、大连、南满铁路两侧移民、并开始“经营满洲”。而日本这个“经营满洲”的殖民行为，与中国后来突然兴起的民族主义，爆发了激烈的冲突。

　　浩如烟海的史料显示：国民政府从发动北伐开始，就喊出了“收回东北一切主权”、“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的民族主义激进口号，尤其是强行收回汉口英租界的成功，使国民政府斗志变得更加昂扬，在冒进的路上一路狂奔。不料，在东北，国民政府碰到了日本这只硬钉子，结果，出事了。

　　国民政府认为那些都是不平等条约，必须要废除。而日本则拿二十六年前的日俄战争说事，它指责中方忘恩负义、不守信用。中、日两国交恶的历史，就从这场“鸡同鸭讲”的争辩中，步步激化。

　　国民政府“铁腕救国”，在民族道义上，对不对？当然对。但是，在当时的具体历史条件下，这样做，是否符合国家的“利益最大化”。则未必。这就是我们平时所说的：“仁者见仁。智者见智”。

　　我写史的态度，是“只讲事实，不讲道理”。谁对谁错。读者可以自己去评判。我只负责还原事实。

　　这就是“九一八事变”爆发的主要历史背景和缘由。当然，要求我在这篇短短的介绍文里面，作充分的史料列举和论证，是不现实的，否则，我也不需要花两年时间、写一本20万字篇幅的书。

　　拙作《日本为什么侵华：从甲午战争到七七事变》，对这一切，讲得十分详细。

　　当然，有的人不读书，只骂人。他要这样才痛快。也就随他了。

　　西方人有一句话：it is neverwrong to tell the truth。意思是：只要讲的是事实，则永远都是对的。

　　冯学荣 2014年1月1日元旦写于中国香港

武漢會戰：中國傷亡25萬

武漢會戰是抗日戰爭中一場橫跨安徽省、江西省、河南省、浙江省及湖北省等廣闊地域大規模戰役。

武漢會戰中中國守軍向日軍猛射

　　武漢會戰

　　1938年5月至10月，中國軍隊在武漢地區同日本侵略軍展開大規模會戰，戰場在武漢外圍沿長江南北兩岸展開，遍及安徽、河南、江西、湖北4省，大小戰鬥數百次。

　　參加武漢會戰的中國軍隊總計14個集團軍、47個軍，總兵力近100萬人。日軍直接參加武漢作戰的共9個師，約25萬余人。

　　國民政府軍委會於10月24日下令放棄武漢。10月25日，日軍占領葛店。27日，日軍攻占武漢三鎮，武漢會戰宣告結束。

　　武漢會戰是抗戰以來戰線最長、規模最大、持續時間最長的一次大會戰，消耗了日軍有生力量，打破了其速戰速決、迫使中國屈服的戰略企圖，是中國抗戰最重要的轉折點，抗日戰爭從防禦階段進入戰略相持階段。

　　軍旅作家徐力的章回體紀實文學《1938保衛大武漢》去年出版，全書共81回，160多萬字，耗時6年完成。該書以時間為縱線，以各戰場為橫線，將碎片史實串成完整故事，重塑武漢會戰中抗日將士群像。

　　54歲的徐力以空軍上校軍銜轉業地方前，先後在蘭州軍區、廣州軍區空軍服役，其間在軍隊報刊頻發作品。

　　保衛武漢北部門戶：1.3萬中國軍人死守7天7夜

　　徐力說，武漢會戰是一個舉全國之力的戰役，深刻影響了中國抗日戰爭的進程。根據史料，整個武漢會戰，中國軍隊傷亡達25萬多人。他說，搜集史料的過程中，武漢會戰的故事令他震驚，堪稱「一寸山河一寸血」。

　　如田家鎮戰役，關係到保衛武漢的江北東大門，日軍飛機輪番轟炸，地面部隊步步進逼，中國守軍傷亡慘重。海軍少將、守備司令梅一平接到突圍撤離命令後告訴官兵，陣地上還有大批武器彈藥，絕不能留給日軍。全體海軍官兵追隨梅一平死守，日軍飛機轟炸，陣地上的彈藥被引爆，梅一平及所屬官兵犧牲於火海。

　　一次犧牲過萬人的戰役，在武漢會戰中也不鮮見。江北大別山麓的富金山戰役，為延遲日軍進攻信陽，掐斷平漢鐵路線、打開武漢北部門戶的圖謀，宋希濂的德式裝備整編71師1.3萬人，死守陣地7天7夜。日軍采用先飛機轟炸、後大炮猛轟、再步兵衝鋒的戰法，後面緊跟着的是面對面的肉搏戰。71師撤離富金山時僅剩800余人。日軍此役也傷亡慘重。

萬家嶺大捷：幾近殲滅日軍一個師團

　　徐力說，武漢會戰中，中國軍人浴血奮戰，取得萬家嶺大捷，極大振奮了全國軍民的抗戰精神。

　　日軍占領九江後，其106師團孤軍深入，中國軍隊第1兵團總司令薛嶽組織兵力包圍日106師團，雙方在萬家嶺一帶展開激戰，陣地幾度易手。第305團一支精幹部隊，從日軍疏於防範的後山絕壁上進攻，經過白刃格鬥，占領張古山主陣地。日軍拚力反撲，經五晝夜反複爭奪，日軍僅遺留在陣地上的屍體達4000多具，我305團牢牢紮住了日106師團逃脫的關口。

　　日軍為了挽回106師團全軍覆沒的敗局，向萬家嶺地區空投了200多名軍官，希望能恢複一線作戰部隊的指揮，但是沒有一個軍官活着見到106師團就被消滅。隨後薛嶽組織全線攻擊，各部組成敢死隊，光着上身，衝入敵營，摸到穿着衣服的日軍就是一刀。這一夜斬敵3000多人。日軍師團長最後在二三百殘兵的保護下，狼狽脫逃。

　　日軍106師團遭重創，消息傳出，震驚國際社會，全國賀電紛至遝來，舉國歡慶。

徐力：我為什麼要寫保衛大武漢

　　「從抗日戰爭勝利60周年時的中央領導講話，到今年全國人大通過了抗戰勝利紀念日和南京大屠殺死難者國家公祭日，都提到了當時中國抗戰正面戰場會戰之一的武漢會戰。」徐力說，由於種種原因，這場極具轉折意義的戰役並不為普通百姓，特別是年青人所了解。

　　寫一個抗日正面戰場的作品，要有駕馭這種作品的政治素質。徐力說，他確信民族利益高於一切，要為民族、為武漢這座城市留下一部應有的大曆史，這是他作為一個轉業落戶於武漢的軍人的責任。

　　書中所用的資料，有國內近年來對武漢會戰研究的成果，也有國民黨將領的回憶錄，還有日軍的一些日記。徐力說，最大可能地還原那段曆史的真實，其中的場景和人物對話，是他翻閱大量史料和國民黨將領人物傳記，揣摩人物心理，創作而成；采用章回體，則是為了通俗化，貼近讀者的閱讀習慣和心理。

　　徐力提到，他想通過這本書，讓讀者對曆史和人物有相對完整的認識和了解，還原一種人物曆史的真實。

　　他說，不少人對一些國民黨將領的認知，大都是來源於解放戰爭，這就形成了一個所謂「敗將」的印象，而對他們「北伐名將」、「抗日名將」的聲譽嗤之以鼻。比如西北軍的將領劉汝明，如果你到網上查一下，幾乎都說他是「逃跑將軍」，但從內容上看都是講他在解放戰爭中的表現。而據所看過的史料，劉汝明在整個抗日戰爭過程，從未有過沒有完成作戰任務的事。

　　寫武漢保衛戰讓徐力感觸很多，他說，我們這個民族在太平時代看起來，有些「小農」，有些隨遇而安，好像還有點「不思進取」。但當民族災難當頭之時，馬上就會凝聚為一種不可抗拒的強大力量，以及不甘屈服、不甘被人奴役的精神。

　　徐力，生於1960年，祖籍浙江諸暨，1978年9月入伍。2004年5月轉業，先後任職於武漢市廣播電視局、江漢區廣電、礄口區廣電。撰有小說、劇本多種，專題片20多部。參與話劇《信仰》的創作，此劇榮獲「五個一工程」獎、話劇「金獅獎」。

武漢市民「獻金」抗戰

　　1938年7月7日抗戰周年紀念日，由郭沫若任廳長的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政治部第三廳組織「獻金運動」，武漢市民素食禁屠，分別集會，全市主要街道設立6個獻金台。

　　連續3天，獻金民眾絡繹不絕，直至深夜。600余名人力車工人在漢口水塔獻金台獻出了當天的全部收入；礄口一家工廠的女工，集體節食一餐，將飯菜錢捐獻。

　　淪陷區跋涉來漢的受難同胞，變賣衣物，就連殘疾人也將艱難得來的一分一毛慷慨捐出。骨瘦如柴的逃難兒童，或組織「販報獻金救國隊」，或在獻金台旁幫人擦皮鞋，隨收錢隨捐獻。有老人將棺木變賣捐獻。

　　原計劃3天的獻金活動，因群眾愛國熱情高漲延長了兩天。5天裏，武漢市民獻金，包括獻物折合，總計超過100萬元。

　　沒有共產黨人，陣地難以守下來

　　武漢保衛戰中，第70軍軍長李覺主動通過郭沫若請共產黨員到他的部隊做思想政治工作。在廬山一帶的金官橋戰役中，李覺部在炎熱天氣的高山密林中與日軍激戰並堅守了40多天，在共產黨員的宣傳工作下，部隊始終沒有潰散，陣地堅如磐石。日軍毫無人性地釋放了大量的毒氣，也沒能達到奪下金官橋陣地的目的。戰後，李覺說：如果沒有共產黨人有力的政治工作，這個陣地是難以守下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