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建政後[編輯]
進軍西藏與西藏文革[編輯]
1949年10月1日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當時其實際控制區域尚未及於西藏等地區，北京的廣播電台宣稱：「中國人民解放軍一定要解放包括西藏、內蒙、海南、台灣在內的中國領土」。同日班禪代表西藏人民致電中共領袖毛澤東和朱德，祝賀新中國誕生，並表示：「茲幸在鈞座領導之下，西北已獲得解放，中央人民政府成立……西藏解放指日可待，班禪僅代表全西藏人民，向鈞座致上祟高無上的敬意，並矢擁護之忱」。毛澤東和朱德覆電：「西藏人民是愛祖國而反對外國侵略的，他們不滿意國民黨反動政府的政策，願意成為統一富強的各民族平等合作的新中國大家庭的一份子。中央人民政府和中國人民解放軍必能滿足西藏人民的這個願望[10]」。
1950年10月1日，中共中央西南局、西南軍區、第二野戰司令部聯合發出「進軍西藏政治動員令」。10月19日中國人民解放軍攻克昌都，藏軍於10月21日投降，解放軍俘虜了包括多麥總管阿沛·阿旺晉美在內的軍官和2600餘名士兵，擊斃4000千餘名西藏士兵（另一說擊斃5700人[12]），同時對外宣稱「西藏和平解放」。印度副總理瓦拉拜·帕特爾給尼赫魯的信中：「中國政府試圖以和平表白來欺騙和愚弄我們，我個人認為，所謂以和平方式解決西藏問題的說法在如此關鍵時刻，讓我們的大使產生了夢幻般的信任。中國人無疑為了對西藏展開軍事行動而在集中力量，我認為中國的行為是一種背信棄義」[13]。中共則強調：「解放西藏人民驅逐外國勢力和影響，讓西藏人民擺脫壓迫，自由享受民族區域自治和宗教信仰自由的神聖義務」[14]。
1951年5月23日，以阿沛·阿旺晉美為首的五人代表團前往北京，同中央政府簽訂《和平解放西藏十七條協定》，其後解放軍進駐西藏地區[15]。中共政府與達賴達成協議，在西藏暫不進行政治制度的變更，與此同時，中共發動在西藏周邊的四川、雲南、甘肅和青海藏族傳統聚居區進行土地革命，鼓動人民對藏族地主進行階級鬥爭。
1951年中國人民解放軍進入拉薩後，流亡政府向外界表示中共違背原有承諾向拉薩徵用大半現有存糧，使拉薩面臨前所未見的瀕臨饑荒邊緣[16]，中共張經武將軍甚至向達賴喇嘛強索2萬噸大麥，但噶廈政府表示已無能為力[17]。要不是印度即時出口稻米，西藏情況可能早就失控[18]。
1953年開始，中共在安多與康等藏人聚集地強制推行「社會主義改造」，企圖消滅當地的藏族傳統文化與宗教信仰造成地方暴發反抗運動[19]。有反抗力的西藏人除了與解放軍打游擊戰，也聚集到尚未施行土改的西部避難，造成後來反抗人士在拉薩大集合[20]。
1954年在解放軍西藏軍區的協助下，「愛國青年文化聯誼會」、「拉薩愛國婦女聯誼會」等組織紛紛成立，有計劃性的開始對當地人民進行政治思想的改造；同年，中國頒布憲法片面取消原有《十七條協議》裡的西藏特殊自治狀態，與中華人民共和國其它地區一體化，並在西藏自治區籌備委員會下設的行政管理部門安插漢人來主導行政事務，西藏代表遭架空成了掛名官員[21]。
1956年，駐西藏十八軍參謀長李覺、後勤部長秦志植、政治部主任洪流等人曾上書毛澤東建議：「西藏一團人費用等於駐內地三師人，勞民傷財；鄰國印度獨立不久，不可能威脅西藏」被毛澤東認定為「思想叛黨」並冠上「有意誇大西藏地區艱苦」、「出賣祖國邊疆」等罪名，遭到集體整肅牽連400餘人[22]。夏季，中共在康區、安多等地強行推動政治改革與土地革命，密集對僧侶與寺院進行清算批鬥引發仇恨，拉薩人民經由西藏人民會議（西藏地下組織）組建游擊隊武裝反抗，中國青海、甘肅、四川藏區也發起串聯進行反抗，中藏關係日趨緊張。達賴喇嘛在參加印度釋迦牟尼佛入寂2500週年儀式上，於德里與尼赫魯[23]、周恩來[24]會談中表明對近期西藏局勢惡化的憂慮，並尋求政治避難[25]的可能。中國政府隨即宣布延緩「民主改革」，同時撤除西藏部份中國官員，解放軍則開始對「叛亂份子」進行清洗運動[26]。印度外交官事後質疑尼赫魯當時無法認清中國的野心[27]。
中共西藏工作委員會副書記范明（隨後在反右運動遭整肅）曾經自我檢討：「解放軍軍官與其他幹部很普遍出現大漢民族沙文主義比較優越的感覺，對西藏落後感到厭惡，歧視西藏，歪曲西藏，不能尊重藏族的宗教信仰自由與傳統風俗習慣，變得驕傲自大，具有特權思想[28]。」中共也以袈裟顏色來侮辱出家人，如「黃禿驢」、「紅賊禿」[29]。
1958年中國人民解放軍在青海展開鎮壓，直到1959年5月主要戰役早已結束後，解放軍部份軍隊才糾正了「我們是解放藏民，不是消滅藏民」、「多打死，少捉活」等錯誤思想，與使用藏語說「站住！不要跑！」[30]。但亦有投降的藏軍在交上所有武器後被要求聽取「社會主義」的演講，並且從解放軍手上得到小量金錢後被釋放回家的記載[31]。
1958年10月7日，中共統戰部副部長汪鋒在「喇嘛教問題座談會」上談到：「信仰藏傳佛教的少數民族中共有大小寺院五千多座，宗教職業者45萬人，其中西藏的喇嘛寺廟有3千多座，寺院並擁有龐大的土地、糧食、山林、牧場、現金與金銀質法器、珠寶」1958年展開大躍進後，中共認為不可避免的需要透過「宗教改革」清算喇嘛教的寺院財富，來解決資金缺口[32]。1958年，超過一萬五千戶藏族人跑到拉薩及其周圍尋求庇護[33]。解放軍鎮壓西藏前，曾要求達賴喇嘛的大哥圖登吉美諾布推翻達賴，加入他們。[34]
"種族屠殺"[35][36][37][編輯]
1959年3月10日，拉薩民眾舉行大規模遊行示威，西藏政府以一項噶廈為名的公告中，宣布不接受《十七條協議》，聲稱西藏是完全獨立的。隨後拉薩發生武裝衝突，葉蔭指出中國人民解放軍獲勝並公佈戰果一舉擊殺八萬七千餘西藏人，中共接著攻擊拉薩大召寺，擊毀神像，由浮圖中取出經典、聖物，澆上糞便穢物後丟入田野中[38]。中國共產黨稱其為「平息反革命叛亂」[39]。3月15日，中共中央決定利用拉薩事件在整個西藏進行「總決戰」[40]。達賴喇嘛與其125名精銳護衛在離開羅布林卡後，最初並沒有打算到印度[41]，而是在隆子縣宣佈成立西藏臨時政府，但隔天得知中共血腥鎮壓的消息，才流亡印度，此後大約有8萬藏民逃至印度、尼泊爾、不丹等國[42]。印度接受了主要的一批流亡人士。3月19日，解放軍開始連續四天對布達拉宮、羅布林卡和甘丹、色拉、哲蚌三大寺實施轟炸、炮擊。中共發表達賴喇嘛的信件宣稱：「達賴與此次的暴動無關，達賴是遭暴徒刧持到印度」。4月18日，達賴發表「聲明」，指責中共未遵守十七點協議，不斷干涉西藏政局，並將大批僧侶送往中國築路，也表示到印度是出於自願[43]。3月28日，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總理周恩來發布了解散西藏地方政府的命令，並由原以第十四世達賴喇嘛為首的西藏自治區籌備委員會履行西藏地方政府職責。第14世達賴喇嘛隨後於同年五月在印度北部的達蘭薩拉成立流亡政府。4月，中國人大通過「關於西藏問題的決議」。6月，在西藏實施「民主改革（土改分田）」、「三反雙減」，擴大軍事鎮壓與清算鬥爭。中國人民解放軍很有計劃的搜查每一戶「反動分子」，並將他們的財產充公，一部份遭到公開槍決，喇嘛則送到有中國古拉格之稱的勞改集中營[44]。林照真指出，中共在進入西藏後於迪康寺等寺廟對每位僧人都「配個女人」，強迫僧侶與民女、比丘尼性交來「破除迷信還俗」，有些官員更認為「西藏進行民主改革，使廣大僧尼獲得了解放和信教自由權，自願回家還俗」[45]。
1962年，班禪誤以為中共有心改革而向中央提出「七萬言書[46]」：「關於西藏平叛改革中的成績、缺點、分析改進意見書」其意見書得到中共統戰部長李維漢的認同，但中共卻以此為批鬥的目標。1964年，周恩來在「政府工作報告」上表示：「班禪有計劃的進行反人民、反祖國、反社會主義的活動[47]」開展對西藏的整肅鬥爭，指責班禪喇嘛是「從事破壞活動和復辟陰謀」。謝富治：「班禪代表西藏已經被打倒的農奴主階級，組織反革命集團...」[48]。他們所提出的證據不是誇大就是捏造，這些罪名在1988年獲得平反[49]。1965年成立西藏自治區施行「農業合作化（人民公社）」。另一方面，中共政策錯誤強迫藏族放棄傳統畜牧業與青稞作物，改種不適合西藏高原種植的小麥，導致飢荒，大批西藏人民淪落四川乞討。中共一時間不明白，漢人沒有因為大躍進哀鴻遍野而反抗，部分少數民族為何會發生大規模暴動[50]。哈薩克人、維吾爾族人（也發生暴動，中共為此封鎖邊界）、西藏人也無法理解為何漢人在面臨飢荒與迫害時不進行反抗（漢人例子如林昭、遇羅克、張志新等個案）。
文化大革命爆發後，傾共立場明確的班禪遭紅衛兵抄家毒打，監禁在秦城監獄（1968年至1977年，毛澤東去世後獲釋）。1966年、1967年，由漢人主導的西藏文革兩大造反派成立[51]，以「保皇有罪，造反有理」開始對西藏進行階級清算與屠殺。1967年7月22日江青下令「文攻武衛」 ，西藏兩大造反派展開真槍實彈的武鬥。1968年，「六七大昭寺事件」。1975年，整肅西藏到達巔峰，當年超過五萬民喇嘛被送入營改集中營。1978年，班禪「被迫坦承」：「自己犯下反黨、反人民、陰謀叛國的罪行」其重要親信恩久·洛桑群培（班禪經師，死於1974年）、頓吉·索朗多吉（死於1977年）、詹東·計晉美（死於1978年）未能熬過文革，進一步削弱日後中國對西藏的影響力。曾協助解放軍進軍西藏的邦達多吉也因「組織叛亂」、「反對改革」等「罪行」於1974年遭鬥死。亦有證據顯示文革期間大量無辜西藏人民遭中共系統性屠殺，導致人口銳減[52]。
中共官方曾總結西藏「四大資源優勢」：全國五大牧區之一、全國最大林區之一、世界屋脊旅遊勝地，礦藏非常豐富。鄭重言指出藏人並未因此受惠，以1980年貢覺縣為例，每人每年糧食僅分配到130斤，每人每年平均收入不足42元[54]。因為中共的錯誤政策而引起的赤貧和飢荒令百姓不滿而長期抗暴。
有文獻記載指出這些暴動並不是農奴和牧民發動的群眾起義，而是由部族的首領和富有的商人所挑起和領導的。同時指出就算這些人沒有暗地裡得到外界勢力的援助，那也一定受到了他們的鼓勵[55]。
中共政府在文革期間亦對西藏提供財政補貼，在「好大喜功」的心理下「異想天開」地在西藏興建大量不切實際的設施和工廠等投資，例如浪費1500萬元的玻璃廠和化肥廠，挖不出煤的向陽煤礦，盲目上馬又下馬且浪費2000多萬元的墨脫公路等。然而，以1976年間與1965年相比，西藏的糧食產量由29萬噸增加到47萬噸，牲畜頭數也從1701萬增加到2180萬，修建的公路﹑機場﹑輸油管為西藏後來的發展打下了基礎。1980年胡耀邦視察西藏時，發現藏農牧的生活水平較之民改前並無顯著改善，憤怒地質問任榮：「中央給西藏的錢都丟到雅魯藏布江裡去啦？」[56]。
毛澤東去世後[編輯]
1976年毛澤東去世，文化大革命正式結束。1980年5月胡耀邦去西藏後表示：「搞得你們相當窮，底子差，交通困難，科學技術、文化水平較低[57][58]9月，班禪在「五屆人大三次會議」指出：「中國應尊重藏族的風俗習慣，不該把民族服飾當成黑衣黑飾來批」。隨後重點式修復一部分寺廟﹐解除了全部宗教禁令，並將布達拉宮和大昭寺、札什倫布寺、哲蚌寺、薩迦寺、色拉寺等著名宗教活動場所列為全國或自治區的重點文物保護單位。[59][60]。
1980年3月，胡耀邦召開「西藏自治區黨委擴大會議」，發表「六件大事」，分別為：一、西藏要有自主權，西藏幹部要敢於保護自己民族的利益；二、對西藏農牧民實行免稅、免徵購；三、變意識形態化的經濟政策為實用主義的經濟政策；四、大幅度增加北京給西藏的財政撥款；五、加強藏文化的地位；六、漢人要把西藏的權力讓給藏人[61]。
1980年6月，西藏自治區委發出《在全區糾正劃分富農（牧）錯誤的通知》，對1970年以來農牧社會主義改造運動中的「反動富農」給予平反。並退回部份「非法佔用的寺廟和宗教人士的財產」。7月，恩久·洛桑群培、頓吉·索朗多吉、詹東·計晉美獲得平反[62]。
從1980年至1983年，中國中央政府和西藏自治區政府共撥款545萬元修復西藏各地寺廟，在1986年資助專款600多萬元以及黃金50407.6克維修西藏第一座佛教寺院桑耶寺，到1989年完工，工程總耗資1000多萬元。1989年，中國國務院做出了「保護大師法體﹐修建靈塔祀殿﹐尋訪轉世靈童」三項決定。第二年﹐中共撥出專款6406萬元﹐黃金614公斤，白銀275.022公斤，以及其他所需材料，修建班禪靈塔，1990年9月20日奠基開工，於1993年修成並取名為「釋頌南捷」。大殿總建築面積1933平方米，高為35.255米﹐為鋼筋水泥櫃架結構﹐用花崗岩石砌成。靈塔面積為253平方米﹐塔高11.55米﹐塔身全部用0.5-0.8毫米厚，純度為99.01金皮包裹，遍鑲珠寶，共有珠寶6794個﹐寶石袋868個。另外，從60年代起先後撥款維修，於1984年至1988年，中國國家文物局從本單位和北京、河南﹑四川等8個省文物單位抽調高級工程師及技術人員共34名，協同西藏文物專家一起對布達拉宮進行勘察﹐形成了維修布達拉宮的總設計方案，於1989年，中共中央撥專款5300萬元進行搶險維修並在該年開始動工，於1994年竣工。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中央和自治區政府先後撥出3.4億元，維修修復了千餘座寺廟，以及拉薩大小清真寺﹑芒康的天主教堂和一批苯教寺廟，1982年至1996年間﹐中國國務院確定了哲蚌寺、桑耶寺等為國家重點文物保護單位[63]。
1985年9月1日，中共慶祝「西藏自治區」成立二十週年時，8月9日十四世達賴喇嘛在「紐約時報」發表聲明：「中共將裝飾數以千計的僧寺和寺廟用的無價宗教雕像、塑像、聖經掠奪一空，送往內地。按記錄我們有五千七百個僧院和五百座寺廟遭摧毀，其中損失最大且無法彌補的是古梵文、巴利文及藏經被中共摧毀殆盡。[64]」而班禪在《七萬言書》裡寫道在西藏有各類寺廟二千五百餘座，民主改革後僅剩七十餘座。中共統戰部副部長汪鋒在1958年則談到中國藏傳佛教約有五千多座大小寺院。
自1980年代起，中國政府創辦了北京中國藏傳系高級佛學院，在西藏各寺廟開辦學經班，設立藏文印經院並出版各種宗教典籍、研究著作和學校教材[65]。西藏青壯年的文盲率從舊西藏高達95%，到2013年下降到0.8%。從1985年開始，西藏實施對接受義務教育階段教育的農牧民子女包吃、包住、包學習費用的「三包」政策，先後12次提高補助標準，惠及51.04萬人。2007年，西藏在全國率先實現9年免費義務教育，2012年又在全國率先實現15年免費教育，主要課程用藏語授課。至2013年間，西藏地區共有14種藏文雜誌、10種藏文報紙，西藏人民廣播電台開辦有42個藏語（包括康巴語）節目、欄目，藏語新聞綜合頻率每天播音達21小時，並在新聞媒體與教學內容中加入了許多「愛國教育」來強化對達賴喇嘛的鬥爭[66]。西藏人均壽命也1951年的35.5歲提高到2013年的68.17歲[67]。中國政府亦用了巨款去支持西藏的經濟和文化，而西藏政府百分之九十靠中央政府撥款，因為西藏人生活水平、醫療水平低，所以中國政府派了大量的漢族工程技術人員、經濟管理人員、文化工作者、醫療衛生人員到西藏大興土木，建造學校、醫院等基礎設施，並為藏語創造大量藏文科技詞彙，在學校用藏語教學。」美國國會對上述說法表示承認，但同時認為中國政府改變了西藏的傳統生活方式，毀滅西藏文化，亦認為中共大量移民到西藏，影響到西藏人的生存。[68][69]對此徐明旭作出了反駁[70]。
中國政府每年亦會給予西藏一定金額的補貼，於1997年，中共中央就給予了四億六千萬美元的補貼資助[71]。
藏族人口分佈[編輯]
地理上的西藏面積約120-130餘萬平方公里，國民政府時期中國藏族人口約有600萬人（除西藏外，包括四川、青海、甘肅、雲南等藏族人口）；1959年，中國〈人民日報〉公佈11月西藏人口普查：西藏自治區1273969人，西康省3381064人，青海甘肅省1675534人，共有633萬人；1982年中國人口普查時全國約有387萬藏族人口。[72]國民政府時期可分為三大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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