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窗夜读：世纪回眸的匡正

袁鹰

世纪回眸，温故知新，匡正谬误，迎接未来。这个题目太宏大，太凝重，应该是理论家、政治家和学者的大手笔，我却只想谈一点个人不成熟的感受心得，同这么大的题目很不相称。不过，对我来说，西窗夜读之中，游目骋怀之际，能在世纪结束以前走出一些长时期来思想观念上的误区，迷途知返，解开几个一直悬在心上的闷葫芦，无论如何该是心怀欢快的。“朝闻道，夕死可矣。”我很服膺这句古训的积极达观精神。这里举两件事为例。 　　一件事是对中国共产党主要创始人陈独秀的认识。陈独秀担任过从党的“一大”到“五大”五任总书记，“五四”时期创办《新青年》杂志，奔走呼号，传播新思想、新文化，强烈呼唤“德先生”民主和“赛先生”科学，像盗火者那样将马克思主义引进黑夜沉沉的中国，从此在这古老的大地上点燃了星星之火。当时盛称“南陈北李”，而“北李”的李大钊却对“南陈”推崇有加，毛泽东也曾一再说陈独秀是“五四”运动时期的总司令，是他的老师，“他对我的影响也许超过其他任何人。”对这样一位伟大人物，我们这一代或者加上比我们年轻的一代人，多年以来，从书本上读到的，只肯定他在“五四”运动前后的功绩和影响那是绝不能低估的，只提他的《新青年宣言》和《文学革命论》那也是无法否定的。历史翻到了二十年代，他的名字就逐渐变了颜色，被作为反面人物出现，甚至成为中国革命的共产党的罪人。我长大后读现代史、读党史，陈独秀的名字便同“右倾机会主义”、“右倾投降主义”、“投降主义路线导致大革命的失败”紧紧相连，贯彻始终，后来，又加上“托派”、“汉奸”、“叛徒”等等吓人的大帽子。于是几十年来，铁案如山，成为一代代革命者和共产党员从未动摇的观念。 　　然而，这会不会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最早的一桩冤假错案呢？ 　　经过现代史界一些有志之士二十多年来的艰苦努力（他们自己说实际上应该是七十二年），披荆斩棘，终于可以作出比较公正的评价。特别是随着苏联解体，原苏联共产党和共产国际绝密档案的开放，终于让人们看清原先所谓“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并不仅仅是作为总书记陈独秀个人的责任，也是当时整个党中央推行的路线，更主要的是当时共产国际硬加在中国革命者和中国共产党头上的结果。其主要罪责，应该由当时的第三国际实际上应该说是“联共中央”来负的，是他们的错误决策和瞎指挥，断送了中国１９２５—１９２７年轰轰烈烈的大革命。这是解密档案中记得清清楚楚，不容置疑地显现了的真实历史。仅举档案中表明的几个简单数字，就足以看出当时究竟是谁在领导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从１９２３至１９２７年的五年中，联共中央政治局为讨论中国革命问题共召开过１２２次会议，作出过７３８个决议，还不包括同一时期以共产党国际执委会名义作出关于中国革命的许许多多决议和决定。     这许多“决议”像雪片一样从遥远的莫斯科飞到上海和广州，指挥中国共产党的一举一动。“从大的决策如令中国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对待国民党、国民政府和国民革命军的方针，北伐战略的制订，到小的如何结束省港大罢工，何时发动上海工人暴动，如何向中国派遣在苏留学的中国学生，甚至什么时候找蒋介石谈话，应该找谁一起去谈，谈时要注意什么等等，可以说是无所不包。”（引自唐宝林著：《联共档案揭开中国大革命真相》，载《陈独秀与共产国际》一书，新苗出版社２０００年１０月出版）试问，在如此事无巨细而且必须遵行的遥控下，中国共产党和它的领导机构，还能有多少作为？ 　　而陈独秀作为一个党的总书记，根据许多资料表明，对联共中央和共产国际种种不符合中国实际的错误主张和错误决定，倒是一直采取怀疑态度，并未唯命是从，表现了一个马克思主义者的辩证唯物主义立场和一个现代中国学者追求真理、不苟同、不盲从的求实风格。他在三十年中被国民党政府逮捕，抗日战争中出狱，幽居重庆附近的江畔小城江津，直到抑郁以终，既未阿附日本侵略者，也未向国民党反动政权屈膝，黄花晚节，红叶斜阳，使人兴无限慨叹。前两年读《陈独秀诗选》（长春时代文艺出版社１９９５年４月出版），最感佩的是他１９３４年囚居南京狱中所作总题为《金粉泪》的一组共五十八首七言绝句，抨击揭露反动统治的顸腐朽淋漓尽致，末首云“自来亡国多妖孽，一世兴衰过眼明，幸有艰难能炼骨，依然白发老书生。”诵读再三，不禁肃然良久。 　　纠正头脑里一个错误观念要费却多少工夫啊拨乱反正从来不是那么轻而易举、一帆风顺的事，回想一下七十年代末期邓小平、胡耀邦等领导人为平反近些年的冤假错案耗费了多大精力多少心血，就可以想见要恢复陈独秀本来面貌，让他坐在应该坐的位置上，恐怕真比登天登月还要难。但我想，无论时间多么长久，工程多么艰巨，它迟早总是要解决的，因为这是历史，对历史是不能采取玩忽态度的。 　　另一件事是对被称为“近代史上伟大的农民革命——太平天国”的认识。我是在江浙长大的，从幼年时代就听到“长毛造反”的传说。读了些历史书、听到些有关故事和传说以后，便接受了“太平天国是我国近代史上的一次伟大的农民起义”的认识。他们“太平军的实际行动又向群众证明自己是代表被压迫被剥削者的利益的。”（《中国史稿》，郭沫若主编，第四册。）虽说也一直伴随着许多疑问，比如“拜上帝会”到底是个组织还是宗教？“天父天兄”究竟是迷信还是首领的别称为什么一群出身农村的起义者打下南京以后竟然会那么快就腐败崩溃等等。但是历来总是按同情和肯定农民起义（或曰农民起义是中国社会发展的动力）这个基本认识去理解。认为起义初期用宗教迷信的办法去组织农民也未尝不可，进入繁华城市后眼花缭乱、沉迷酒色也在所难免，最后被强大的清军击败自然是一场悲剧。如此这般，仍然长久地保持着同情和惋惜的情绪。六十年代初去南京、苏州，我都写过关于天京西花园和忠王府的散文，抒发追慕怀旧之感。 　　实在说，这是一个被虚幻光环罩盖下的误区。有些历史学家虽然对太平军的成败作出比较中肯的分析与研究，对太平军领袖们早期的荒诞和后期的腐败也作过深刻的谴责，但都免不了带着“哀其不幸”惋惜情绪，而且似乎一直成为历史学家们的共识。太平军在南方一些城市的遗址，至今还作为旅游景点保存着。近年被炒作得十分红火的大型电视连续剧《太平天国》，其阵容之浩大，场面之豪华，更充分渲染了英雄人物失败的悲壮，不能不使人发出一个根本性的疑问：“太平天国”果真是这样的吗？ 　　两年来，拜读了潘旭澜教授关于太平军的不少文章（他编为《太平杂说》一书，２０００年６月由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我对自己几十年来的观念动摇了。作者不仅内容翔实，有根有据，更重要的是观点鲜明，有胆有识。他努力纠正多少年来人们对太平军的误解，还它以本来面目。比如他首先提出要正名，即只能称为太平军，而不能称之为“太平天国”，因为他们虽然在攻下永安城时就先后称天王，封东、南、西、北诸王，后来也陆续册封丞相、军师等等官职，却始终并未成立一个与清政府抗衡对立的国家，没有固定的疆土，没有自己的政权，没有一套行政体制，那个《天朝田亩制度》实际上并未实行，所以严格说来并不能成为一个国家。当时外国政府和在中国的外国人，一律都称之为太平军。他们的著作中，也都称之为“中国的造反者”或《中国人及其叛乱》、《太平军革命亲历记》，译成中文后，才由译者按中国的习惯称呼称之为“太平天国”，而这个名称在原文中是没有的。 　　作者特别引用了马克思对太平军的评价，很有震聋发聩作用。马克思在太平军起义开始的１８５３年，确实曾经寄予期望，但到十年之后，即太平军攻下南京，他了解了事实真相后，这位伟大的思想家便冷峻地写道：“除了改朝换代外，他们没有给自己提出任何任务……他们给予民众的惊惶比给予老统治者的惊惶还要厉害。他们的全部使命，好像仅仅是用丑恶万状的破坏来与停滞腐朽对立，这种破坏没有一点建设工作的苗头。”马克思认为“太平军就是中国人的幻想所描绘的那种魔鬼的化身。但是，只有中国才能有这类魔鬼，这类魔鬼是停滞的社会生活的产物。”这段话，今天我们读来，仍不能不佩服一百五十年前在西欧的马克思对遥远的东方发生的事件能作出如此准确的判断和如此深邃的剖析。马克思说得很对，太平军实际上是“魔鬼的化身”。太平军首领洪秀全、杨秀清们十几年中始终一以贯之的迷惑百姓、推行愚昧、戕害人性、毁灭文化、暴虐专制。成千上万的贫苦农民、烧炭工人和向往翻身过日子的普通老百姓，糊里糊涂地跟着“天父天兄”走，不知为什么“造反”，大军过处，自然也就不大可能遇到沿途百姓“簟食壶浆，以迎王师”的热烈场面，最后悲壮的失败也是必然的。翼王石达开在风急波翻的大渡河畔全军覆没，更是一支只能使人扼腕长叹的悲怆交响曲。 　　如果冷静地回顾鸦片战争后的中国，也许会看到那正是一个既有耻辱和愤慨，也有思索和憬悟，既有严重挫败，也有崭新机遇的时代。“师夷长技”的新观念，发奋图强的情绪，不仅在林则徐、魏源这些有识之士身上出现，也在一定程度上出现于朝廷。社会急待发展经济，增长国力，百姓渴求安居乐业，这一切都被太平军的“造反”打乱了，中断了，十多年战乱，洪秀全、杨秀清除了穷奢极欲享乐腐化之外，没有给老百姓带来一丝好处，清政府也被弄得焦头烂额，五痨七伤。长江中下游诸省，更是经济凋弊，民不聊生。以前曾流传过一首据说是石达开的诗，末二句云：“我志未酬人亦苦，东南处处有啼痕。”诗未必真是翼王手笔，却反映了一些实情，供我们今天对这场“革命”进行认真的审视、寻觅它的本来面目。 　　我们有幸生在二十世纪，且已跨入二十一世纪。二十世纪是个大起大落、大悲大喜、天翻地覆、雨暴风狂的世纪。许多疑问、许多思索、许多难题，都是一言难尽，需要长久、冷静地思索探索的。但是我们毕竟走出了认识的禁区，丢掉了观念的桎梏，让思想的山泉能够自由流淌。“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那是什么力量也阻挡不住、限制不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