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元的批注并非囿于王先谦和杨树达的是非。一九〇〇年，敦煌藏经洞石室被打开，发现五万多件公元四世纪到十一世纪的珍贵文物，其中就有《汉书》的唐代写本。这一年，正是王先谦的《汉书补注》刊行之时，故其成书期间不可能看到敦煌遗书。杨树达所见的敦煌遗书也不多，因为五万多件文物中只有一万多件尚留国中，其余均被英、法、俄、日等国抢去。尔后，中国学者游学欧、日，逐渐以手抄本、影印件、缩微胶卷的形式，将敦煌遗书迎还故土。沈元所见巴黎国立图书馆藏品《汉书》唐代写本，就是北京大学教授王重民先生的手抄本。这是《汉书 . 刑法志》的残篇，仅存七十一行。沈元考证，此为晋人蔡谟的《汉书集解》版本。蔡谟之前，为《汉书》作音义集解，都是另行成书，转辗相承，多至二十四卷。
蔡谟将音义集解散入《汉书》正文，遂有第一个《汉书》注本。在《汉书》流行过程中，这是一个重要的版本。历来，以为初唐颜师古的《汉书注》已囊括前人的注释。沈元发现，并非如此。蔡本的注，颜本有所不采，故沈元在他的批注中特为“略举蔡本之善者”。又，伦敦不列颠博物院所藏《汉书 . 匡衡、张禹、孔光传》一卷，沈元认为与巴黎国立图书馆所藏的残卷同为一书。沈元精于考据。他指出，以上残卷为唐高宗时写本，而同为伦敦不列颠博物院的藏品《汉书 . 萧望之传》，则为唐高祖时写本；同为《汉书 . 萧望之传》，巴黎国立图书馆所藏者，又是不同的版本。总之，敦煌遗书中的《汉书》残卷版本，不但王先谦没有见过、杨树达未尝研究过、也是唐朝人颜师古忽略了的，因此沈元的批注具有比他们更广阔的眼界。
沈元还研究了汉简，用以补充和矫正历代的注释。二十世纪初，在敦煌地区和居延地区发现了边寨汉简。汉简保存了与班固同时代和早于班固的两汉的记载。上世纪七十年代以后，又发现大量的墓葬汉简。汉简的记载，其可靠性超过敦煌遗书中的《汉书》残卷。沈元曾据汉简就一些讹传的问题，作专门论述。汉代粮食的计量有大石、小石之分。学术界有一种说法：大石、小石只是同一的量在计算不同对象时所用的不同名称，大石指米，小石指粟（原粮）。沈元研究的结果，指出大石、小石确为两种不同的计量，而且算出大石与小石之比为5:3，小石一石合大石六斗。沈元研究了汉简中的牛籍（牛的户口簿），指出居延地区所养的牛，不是菜牛，而是耕牛，证明早在西汉时期，驻军屯田的边寨地区在农业生产中已采用牛耕。
沈元的批注又参考了甲骨文。甲骨文是一八九九年在河南安阳小屯发现的刻在龟甲和兽骨上的古文字，为汉字之源。汉代人已不知古有甲骨文。班固虽好用古义字，但不明自甲骨文之后的字义源流。以甲骨文为始点，可以对汉代的古义字作恰当的训诂。
沈元的批注广证博引，所用典籍不计其数。看来，他读书的方法不是一本接一本地读，而是同时读许多种书，以《汉书》为基本线索，广泛涉猎古代文献。北京图书馆的丰富藏书，为他提供了便利条件。如对《急就篇》的版本的考订，超过了前代大学问家王国维等人，因为王国维等人未必能接触如此众多的版本。
《〈汉书补注〉批注》的影印出版，有益于汉史的研究。沈元的治史精神、严谨学风亦应予当代的青年学人有所激励。 二〇〇七年十二月于哈佛大学
《动向》二〇〇八年一、二月号合刊
(一个奇才和一部奇书 全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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