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破真正的邪恶轴心：如何在 2025 年之前推翻世界上最后的独裁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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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破真正的邪恶轴心：如何在 2025 年之前推翻世界上最后的独裁者是前美国驻匈牙利大使马克·帕尔默( Mark Palmer ) 于2003 年出版的一本书。在这本书中，帕尔默讲述了世界上剩余独裁者的生活史、他们的弱点，以及通常通过非暴力手段将他们赶下台的策略。他断言，世界独裁者是中东和非洲恐怖主义和贫困的根源，是“[美国]、他们的邻国和世界的主要安全威胁”。^[1]

四十五个最不想要的人[编辑]

在这一章中，帕尔默描述了他所看到的世界上剩余的 45 位独裁者，并将他们分成几组。他认为这份名单应该类似于联邦调查局的十大通缉犯，而且应该每年更新一次。^[2]

参考文献[编辑]

1. ^ “真正的邪恶轴心：通过外交推翻世界的独裁者。” 2003 年 11 月 5 日在国务卿公开论坛上发表的演讲的节选抄本，美国外交出版社 2004 年 2 月 2 日出版。2006 年 11 月 20 日访问。
2. ^ 打破真正的邪恶轴心的目录：如何在 2025 年之前推翻世界上最后的独裁者 / 马克·帕默。 国会图书馆。

赵迩珺：《2014大崩溃》正在逼近

2013年1月1日在香港出版的《2014大崩溃》，援引中共中央应急小组提交的党内“绝密报告”，称“共产党必将倒台”，中国社会将在2014年全面崩溃。该报告描述了预估的崩溃情景：经济崩盘、企业倒闭、鬼屋林立、盗贼四起，社会发生剧烈动荡，街头革命随时发生。

2014年以来，大陆各地成交量大幅度下跌。近日，经济学家吴敬琏更直言称不担心房价降不下去，更担心楼市崩盘。图为暴风雨来临前的深圳。（Getty Images）

从现在的情况来看，导致共产党倒台的大崩溃，其端倪已显，也就是愈演愈烈的楼市危机。

今年2月下旬以来，由杭州引发的“降价潮”至今已有席卷全国之势。上周北京甚至出现“零首付”、“一成首付”等分期首付。江苏省苏州市在5月份的“降价潮”中，相城区的西湖君庭，出现打出6折优惠的现象。

近日，经济学家吴敬琏在接受专访时表示，中国的经济发展，是靠投资拉动、大量耗费资源来实现经济增长的，从宏观的角度来说就是靠货币超发，从而增加通货膨胀压力。

在中国房地产问题上，吴敬琏表示，他担心的不是房价降不下去，而是楼市崩盘，并说，日本当年崩盘以后到现在还没有起来。

亚信峰会之后，5月23日至24日，中共总书记习近平在中共上海市委书记韩正和市长杨雄陪同下，“考察”了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

5月26日，习近平在中共政治局再次谈到经济问题，称要让市场“看不见的手”和政府“看得见的手”都发挥作用。

5月22、23日，中共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内蒙古进行调研期间表示，中国经济面临下行风险，针对实体经济，特别是小微企业融资难、融资贵等问题“需要适当调整政策”。

5月28日下午，李克强会见世界经济论坛主席施瓦布时表示，需要继续实施“稳健”的货币政策，适时适度预调微调。

习近平“关注”经济，李克强不提“刺激”，表明当前的楼市危机已经刺激到中共当局的中枢神经，但中共政府却又一筹莫展。

截至到4月末，中国大陆广义货币(M2)余额为116.88万亿元，而2013年GDP为56.8845万亿元，广义货币(M2)余额已经超过2013年GDP的两倍。如果继续超发货币，不一定能化解楼市危机，很可能会引发严重的通货膨胀。这是让中共当局最感到为难的地方。

中共的独裁体制决定了任何的经济改革首先养肥的是中共权贵阶层，中国大陆楼市危机出现的根本原因是底层民众享受不到经济发展的成果，手中无钱，无力购买昂贵的房产。就算超发再多的货币，这些钱也流不进底层民众的口袋。只要中共的独裁特制继续存在，楼市危机就不可能从根本上得到化解。因此，中国大陆的楼市必然会崩盘，从而触发整个经济崩盘，进而导致社会大崩溃的出现。

那么，如果出现大崩溃，中国大陆会不会发生大动乱呢？这倒不一定。上个世纪发生“大饥荒”后，中国大陆活活饿死了3千多万人，但是在中共的严密控制之下，并没有出现大动乱。

虽则如此，大崩溃一旦出现，广大的大陆民众一定会加速抛弃中共，这将是导致中共倒台的根本原因。中共将在大陆民众的唾弃声中灭亡。

《粉碎邪恶轴心》(12)驱逐最后四十五个独裁者(四)

强制退位

我们需要直接针对独裁者本身进行强有力的制裁，包括盯住并最终扣押独裁者及其主要支持者的资产。在这方面，民主国家在塞尔维亚等国有过最早的经验，米洛塞维奇及其支持者的资产和业务被鉴别及冻结起来。辛巴威的独裁者也有同样的弱点。一位专家报导：“根据不动产这种最容易追查的资产，财务调查机构认为，辛巴威非洲民族联盟（Zanu-PF），穆加比党（Mugabe's party）的成员极有可能在长达二十年的时间里，挪用国库所得，在英国、美国及其他地方购置房屋等不动产。”二○○一年十一月十三日的一份联合国报告指出，“穆加比的亲密同盟、高级军队将领们在刚果之战中，利用木材、铜、钻石等捞取私利；军人们拿着成捆成捆从刚果搜刮的钞票，在辛巴威首都哈拉雷购买房屋及商业地产。……追踪这些钱很困难……；国际调查机构，经由伦敦和瑞士的金融机构，追查到奈及利亚前任独裁者撒尼．阿巴查（Sani Abacha）的十六亿美元；辛巴威非洲民族联盟的很多元老及其家庭成员——以穆加比的妻子格莱思（Grace）为首——往返穿梭于住地和伦敦、纽约之间，忙于购物旅程。正因为这个原因，在一定范围内，辛巴威航空公司的六架飞机，被公认为‘辛巴威非洲民族联盟的计程车’，飞机往往会提前几个小时才被通知、强行募征为半官方生意所用。在财力等方面施压，能击中这些头号人物的致命弱点：舒适地带。也会惩罚有子女在国外留学的高官们。曼噶瓦（Mnangagwa）（辛巴威非洲民族联盟贸易活动的设计者、国会发言人）和司法部长赤纳马撒（Chinamasa）均有子女在美国留学。”（注21）因此，对穆加比的有力制裁，应该包括辨认及冻结该独裁者及其亲信，包括军政府的海外资产，并禁止独裁者及其亲信、家属外游，使其财源枯竭、无法自由行动，并最终将其驱逐。

在我们进行调查并经由特别法庭采取法律行动的同时，也要明确告知独裁者，如果他们不尊重为自由选举和自由媒体而设的国际法律，他们将在海牙法庭被起诉。大家应该公认，独裁本身就是一种反人类罪。法庭将出具传票。无论独裁者是否出庭，他们都将被判有罪。他们若不是出庭受审，就是被全球通缉。即便某些情况下捉拿归案并不实际，或缺乏采取更强硬措施的国际共识，一个被国际宣判有罪的独裁者已经失去了其合法性，脆弱不堪，最终将被驱逐下台。当然，我们还是需要促成采取更强硬措施的国际共识。

这样的制裁，需要有一套更得力的措施。只要有可能，我们亦须采取办法随时随地把独裁者绳之以法。在某些环境下，这可能比一开始时将诉讼案公诸于众还容易。显然，如果众志已定，一旦独裁者出访他国时就可将其投入监狱。即使在其本国，如果本地民主人士和外国大使巧妙配合，还是能以和平方式让其下台。更上一层来说，一个旨在执行法庭判决、以情报机构为后盾的多国特别军队组合，可以确认独裁者身在何处并将其绳之以法，或许还能获得不愿为独裁者效力的该国军队协助。如果这些方法都不成功，就可以采用更强力更直接的办法，高精度导向性军事装备使得在避免伤及无辜的情况下击毙独裁者成为可能。处决一个谋杀他人、使国家陷于贫穷及奴役，并危及邻国安全的人，在道义上和政治上都是合理的。当今社会还有人会惊讶于处决希特勒吗？毋庸置疑。

另一种有力的制裁是，独裁政权内部的民主人士和全球支援其民主的政府及个人团结一致，号召并发动一场非暴力运动，驱逐独裁者。

这需要强大的资源来支援独裁国家内部的民主力量。因此也就需要在宏观层面上操作，建立民主机构及预算，针对四十五个独裁者中的每个人制定方案。如果独裁者做出异乎寻常的举动，可以相应地增设特殊行动并筹募资金。

如果我们切实发挥才智和金钱的作用，就能落实制裁。最好的办法之一就是直接体现民主力量的团结，前教宗若望．保禄二世（Pope John Paul II）访问共产波兰，产生了震撼人心而根本的影响，我们应该向独裁国家输送形形色色的民主人士。民主领袖们亲自到中国、北韩、缅甸、沙乌地阿拉伯、伊朗、卢安达及古巴等国，在各种公众及私人场合提倡民主和自由选举，是非常有力的方式。政界及商界领袖也可这样做，虽然有风险，但会收到同样好的效果。如前所述，这样做虽曾导致两位捷克民主人士二○○一年在古巴被监禁了六个星期，但也引发了欧洲对此的关注及支援，向古巴的民主人士表示他们并不孤独。

我们应该在更广泛更坚实的基础上考虑制裁措施，我们应该组成一个全球整体——一个全球民运学生组织，培养成员的非暴力运动技巧，然后他们到中国及其他独裁国家去和当地民主人士并肩作战。并非每个人都会赞成这种想法。但这种方法在美国南方起过作用，也会在其他地方起作用。的确，这是需要做牺牲的，当地的人们远比我们更明白其风险。这也是有回报的，那些愿意付出的人们应该得到帮助、展开活动。

类似的运动已蓬勃发展了。例如二○○一年十一月，来自澳大利亚、欧洲和北美的三十五位法轮功学员来到天安门广场，展示他们平和超俗的功法，表明他们和中国法轮功学员心连心。截至二○○二年夏，已有一百多位外国法轮功支持者到中国请愿。和中国被强大政权关押及迫害的法轮功学员不一样的是，这些外国人在数天之内被释放。虽然这样的事并非经常发生，但这说明了重要的一点：在促进自由民主方面，外国人士面临的危险相对较少，而带来的公众影响却比当地的人士要大。（这些法轮功学员的行为，肯定了我最初对这种团结之旅的建议，也突出了各种运动之间经验交流的重要。）

新联合基础：民主商业共同体

正如早些所提及的，我们必须联合民主力量，使制裁行之有效。一个关键的因素便是组织。重要的第一步是，建立民主共同体，形成二十一世纪的新体系。在类似联合国这样的国际实体中，民主人士并肩工作，可促成具体制裁行动背后的国际共同体及国际法律的重要化与合法化。非政府组织的联合也同样重要。“世界民主运动”（World Movement for Democracy）及民主共同体的“非政府组织民主论坛”（NGO Forum on Democracy）就是很好的开端。

也有很多事是我们不能做的，以免削弱或偏离了我们的目标。在制裁方面，我们的民主人士往往见解不一。举个例子，专政内外的民运积极人士认为，商人不在乎民主与人权，甚至还支援独裁者、觉得独裁者比民主人士更容易打交道。这些民运积极人士奋力争取大面积的经济制裁。但是传统的外交官们、现实政治的奉行者们以及商界领袖们却认为，追求民主是不切实际的、有碍稳定的、欲速则不达。他们力推增进与独裁政府的关系。

依我来看，两者皆不对。对于民主人权斗士来说，我觉得我们应该孤立独裁者，而不是从经济上和其他方面孤立和惩罚整个国家。我一直深信，如果美国尽早积极推进古巴的开放和内部改革，卡斯楚早就被驱逐了。缅甸也是同样，我们应该从内部积极进攻军事独裁者，不是隔离整个国家，从而有意无意地配合了独裁政府。

而且，传统的外交和双边关系也不对。国家利益和国际和平要求我们驱逐独裁者，而不是和他们合作。从双边关系的角度来看，如果没有了独裁者，一切都变得容易了。对于投资者和商家来说，更是如此，他们需要有一个可预知的、透明的、能够保护私有财产、消除腐败的法律体系。在独裁国家，这一切都不可能。

所以民主人士应该并肩作战，并立基于这个为共同目标奋斗的信心：驱逐独裁者，建立民主。我们应该制裁独裁者，而不是制裁整个国家；我们应该制定一系列在本书中提到的政治制裁；我们应该采取经济制裁，直接戳伤独裁者及其支持者。我们应该达成共识：不应采用更广泛的贸易制裁，如针对整个国家的投资及贸易禁令；但可允许针对那些支援独裁者的具体公司或行业进行制裁。我们应该各尽其职。对于商业人士来说，只是争论商业有助于发展、现代化和改革是不够的。他们也应积极明确地支援民主，驱除独裁。这意味着他们应利用其资源和国内的代表，来推动民主。 要达到这个目标，商业界应采取一个新的手段。我建议主要的跨国公司和他们的协会成立民主商业共同体，来与民主阵营的政府单位和非政府组织的民主论坛配合。这个由世界上最大、最成功的企业所组成的新组织，将认同民主和法治是商业正常运作与成功的必要保障。这个组织的所有成员，应同意支援四十五个独裁国家的非暴力组织和运动，于二○二五年之前在这些国家实现民主。这将建立一个百亿美元全球民主基金，来帮助四十五个独裁国家内部的民主人权组织以及所有在国外能够协助他们的民主人权组织。组织成员不能参与腐败行为，尤其不能对独裁者及其家属提供财政资助。该组织成员应配合追踪及揭露独裁者的财产和腐败行为，并在国际法律机构要求时，冻结独裁者的财产。该组织成员公司应在这四十五个独裁国家雇用民主人士，为当地雇员提供民主培训。他们将游说这四十五个国家的企业界驱逐独裁者，建立自由市场和民主的政府体系。当地的企业界，从定义上讲，都是与独裁者为伍，是独裁者生存的重要因素，但是他们之中很多都希望更加合法，希望有一个更少独裁、更多法治的体系，从而保护及扩展他们的利益。

民主人权人士们也必须各尽其职。他们不仅仅要写作，开会和批评，他们必须致力于驱除所有的独裁，建立民主，而不只是揭露独裁者的人权劣行。他们必需不怕被视为有政治倾向，而这似乎就是区分民主和独裁的因素。大多数民主和人权组织在那些正在民主化或已经民主化的国家工作会感到较安心。许多民主人权人士致力于攻击本国民主政府和商业巨头，却忽视了那些人权恶棍和独裁者本身。没有多少人权人士愿意置身第一线、直接参与组织非暴力活动。国家特赦组织美国分部的威廉．舒尔慈（William Schulz）提到：“新的现实主义……应该把人权问题看做不仅仅是释放良心犯或停止迫害，而是一种全面的诉求，以期建立一个民主权利的共同体，和平相处、公平交易、共同合作保护环境。”（注22）

也许，最重要的是，美国应该在寻求更巧妙的制裁方式方面起主导作用。这种主导应该极大地推动欧盟、日本、印度和其他民主国家参与驱逐独裁者的行列。目前，对独裁政权是采取“结盟”还是“牵制／孤立”政策，这些国家都是各自为政，甚至有些麻木。但最有力的方式是两者并行：和人民／国家结盟，孤立／牵制／驱除独裁者。当然，书面上的共识是不够的。合作方必须围绕本书提出来的一系列新的制裁措施和方案，拿出具体的行动来。

如果在民主中起带头作用的国家和人士能达成共识，就会为全球民主化进程，开辟全新的领域，并且会消除独裁者对抗民主国家的能力，如中国、古巴、苏丹、利比亚以及其他国家，他们在二○○一年和二○○二年联合国人权委员会上如此嚣张，利比亚甚至在二○○三年人权会上成为主持国。

我们的目标在于帮助被压迫的人民鼓足勇气，团结起来驱除独裁者。如果民主国家能够加强各种方式的参与和联系，民主进程就会容易得多。导致交换学生、专业合作和其他“开放”专案减少的传统制裁方式所起到的作用反而是负面的。当独裁者光天化日之下践踏人权的时候，民主国家理应知道如何采取行动。但是最好的回应是增加、而不是减少和独裁国家人民的联系。总的来说，我们应该在所有四十五个独裁国家迅速开展这些项目。让这些国家更加开放，会是民主阵营中最有力量的“制裁”方式。

注1：“对这些资料所使用的方法学之解释”，见二○○一～二○○二《自由世界报》 （纽约：“自由之家”二○○二年版）。

注2：〈世界人权宣言〉请见联合国网址，http://www.un.org/Overview/rights.html.

注3：“阿贾克斯行动仍刺痛着伊朗对美国的看法”。见苏珊．希亚瓦西着，《伊朗的自由民族主义：失败的运动》（卡罗拉多圆石城，一九九○年西景出版社）。

注4：《防御前线：大使，大使馆和美国海外利益》。（华盛顿特区：美国外交学院二○○○年版）。

注5：《二○一五年全球趋势：与非政府专家展望未来的对话》，国家情报委员会，NIC2000-12，二○○○年十二月（华盛顿，D.C.：美国政府印刷局二○○○年版）。

注6：彼得．菲恩〈德国汉堡员警关押七人〉，《华盛顿邮报》二○○二年七月四日。

注7：罗斯．特瑞〈中国──不稳定的盟友〉，二○○二年二月十九日《纽约时报》。

注8：波兰外交部长沃兹米奇．西蒙赛维奇（Wlodzimiercz Cimoszewicz）的评论，二○○二年九月十日于华盛顿特区的“自由之家”

注9：《圣雄甘地的杰作》（艾哈默德巴德，印度：那瓦金出版社），10：41.

注10：这段托雷多秘史来自作者当时与会的一些私人对话。

注11：威廉．舒尔慈《为我们最佳利益着想：保卫人权如何有益于我们整体》（二○○一波士顿：灯塔出版社）。

注12：安君．瑞驰《谎言，秘密，和沉默：精选散文》一九六六至一九七八（纽约：诺盾，一九七九）。

注13：路柏特．梅铎，二○○○年五月二十三日演说被援引在丹尼．谢特（Danny Schechter）着《法轮功给中国带来的挑战—是精神修炼还是“邪教”？》（纽约：阿卡思书局，二○○○）。

注14：伊莉莎白．罗森塔尔〈中国火花迷眩来访的卡斯楚〉，《纽约时报》，二○○三年二月二十八日。

注15：“穆加比和红色地毯”，《欧洲新闻回顾》，二○○一年三月七日BBC监视，http://www.bbc.co.uk/1/hi/world/europe/1206598.stm.

注16：杰克逊．迪尔〈沉默的信号〉《华盛顿邮报》，二○○二年八月五日。

注17：“国务卿欧布莱特推动人权”《华盛顿邮报》，二○○○年三月十七日。

注18：理查．霍布鲁克《结束战争》（纽约：兰登书屋，一九九八）。

注19：张良（译音）与安德鲁．南森（Andrew J. Nathan）及佩里．林克（Perry Link）合着《天安门真相》（纽约：公共事务出版，二○○一）。

注20： 乔琦．安．基尔〈古巴的卡斯楚仍在思考〉《华盛顿时报》，二○○二年一月二十九日。

注21：“辛巴威领导人面对财政调查”，BBC新闻，二○○二年一月二十三日。

注22：舒玆《为我们最佳利益着想》。

《粉碎邪恶轴心》(11)驱逐最后四十五个独裁者(三)

武力的使用

和采取武力相比，虽然我们更倾向于有外援的内部非暴力民主变革，但常常事与愿违。有时候，我们不得不使用军事力量驱赶独裁者，为民主铺平道路。举个例子，二次世界大战盟军打败了纳粹德国和日本，并驻守军队，监视这两个国家完成民主转型。正如美国企业学院李丁（Michael Ledeen）所说：“最好的民主方案就是美国的军队。”科索沃又是一个很清楚的例子，鉴于米洛塞维奇在克罗埃西亚和波士尼亚所犯下的大规模屠杀暴行，当他在一九九八年把目光瞄准了科索沃时，人们没有理由相信和他谈判会得到任何结果。米洛塞维奇采用了一个非常经典的办法“边谈边打”，拖延军事介入，使必要的军事干涉经费和风险日增。

历史已经说明，当社会大部分人留意到，一个嗜好群体灭绝和侵略别国的独裁者发出煽动民族情绪的指令时，外部军事力量介入是必不可少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和前南斯拉夫的战争也已经说明，武力不应该总是被当做最后的选择。拖延会让军事干涉变得更加困难，因为这让独裁者有更多的时间来巩固势力、进一步生产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而造成更可怕的浩劫。独裁者掌权越久，那些受害的人们就会积压更多的怨恨，也使得社会重建和复兴的成本大增。在伊拉克我们看到了同样的事实，如果我们在一九九一年就把海珊驱逐，民主转型会容易很多。国际上“不到最后不诉诸武力”的想法，在卢安达失败了——这种错误的想法导致数以百万的人死亡，而一九九四年大屠杀的后遗症，使得要实现民主变得极度困难。

大多数的独裁者，是被受压迫的人民经由非暴力抵抗推翻的。但是有一种保守思想，阻碍着我们发扬民主，这种思想认为暴力和非暴力界限分明。事实上，这种界限在现实世界中很快就变得模糊了。民主领袖们并没有创造性地去思考：暴力和非暴力如何互相促进、相互补充，比如，稍微使用军事力量甚至威胁使用武力，都可能促成非暴力抵抗的成功。民主领袖们也没有仔细想想，如何恰到好处地利用国际法的强制执行和军事力量驱除暴君。我们需要更加清楚、并充分掌握暴力和非暴力因素之间的相互作用。

制裁独裁者，而不是制裁人民

与此相关的是，民主国家如何实施经济、军事及其他制裁手段。制裁一般都被施加于那些违反规定的国家，给该国每个人都带来极度的困难——除了那个独裁者之外。据报导，在国际对伊拉克制裁的十年间，海珊仍然大兴土木为自己建造宫殿，使原本就不少的宫殿数目增加为四倍。现在民主人士和政府该反思和改变制裁方式了。他们需要问自己两个简单的问题：（一）我们的目的是什么？（二）什么方式可以起作用？换句话说，他们需要把愚钝的制裁手段变为巧妙的武器。

独裁者在位期间，无时无刻不在对其人民犯罪，对其他国家犯罪。他们是系统地在违反国际法，他们的违法偶尔能够引起世界其他地区人们的注意，人们觉得应该反击、应该惩罚，于是便对整个国家进行广泛制裁。但是往往事与愿违的是，制裁使得独裁者的统治更加巩固，而且制裁常常会在民主国家之间制造出裂痕、暴露他们的弱点、以及拖延民主成功的到来。

暴君在广泛经济制裁的环境下反倒是越来越兴盛，正如缅甸军人政府、卡斯楚、米洛塞维奇及很多其他暴君一样，在伊拉克，海珊仍然生活得非常奢华（编注：伊拉克特别法庭在二○○五年七月十七日正式起诉海珊，十月十九日开始审判，现年六十八岁的海珊面临死刑判决。海珊在一九八二年巴格达北方四十公里的杜杰尔村一批居民行刺未遂后下令军队攻击该村，当场枪决十五人，另有约一千五百人在未被指控任何罪名的情况下遭到监禁，一百四十三人在象征性的审判后遭处决）。由于制裁所迫，导致了走私和其他形式的腐败行为，恰恰符合了独裁者的犯罪心理及手段。制裁中特别允许伊拉克用石油换取伊拉克人民所需要的粮食和药品。海珊却把以此获得的收入用于自己私人和镇压的用途，然后指责民主国家的制裁使伊拉克人民受苦。对伊拉克的制裁，也暴露了一个不可避免的问题：就是曾经联合支援制裁的民主国家们开始分裂。民主国家和那些被压迫的人民，就处在了一种绝对赢不了的处境中；如果在独裁者没有退让的情况下，制裁被取消了，那么独裁者就得到了胜利，民主人士则看起来软弱无能。另一方面，维续制裁则会伤害其人民、并同时分裂民主国家的制裁者们。

要有一个新的、更好的和更大胆的方法，就要认清一个简单的事实：除非独裁者被驱逐，否则违反人权的行径和对和平的威胁将会一直存在；因此，一切制裁的根本目的一定是要把独裁者驱逐。我们采取的战略与战术，应该是要基于那些已被证实有效的方法，而不仅仅是让我们因“做了点什么”而感觉舒服的方法。我们应该记住，无效的制裁只会腐蚀对民主的期盼。

正如“国际特赦组织”美国分部的执行主管威廉．舒尔慈（William F. Schulz）写道：“提起经济制裁，成功的纪录显然是成败混杂的。单独的经济制裁往往不能推翻一个政府，反倒带来人道的大灾难；但是如果把制裁做为一个更大的战略中的一部分，有针对性的制裁则可能带来有益的影响。”（注11）

一般而言，我们知道什么方法可行，什么方法可以驱逐独裁者、带来民主。首先，由人民决定他们承受极限的时刻，从而开始努力以一种和平但有力的方式除掉独裁者。民主国家公开参与、支援该国人民的民主努力是一个可行的方法，就像我们在塞尔维亚、菲律宾和智利所做的。要使巧妙的制裁行之有效，不能仅靠几个人或几个政府来实施，也不能只持续一两个月或一两年。我们首先需要集中所有民主政府和个人的力量，团结才能保证成功。然后我们需要在独裁国家内外的民主斗士中、在民主政府中、国际商业及其他组织中，就新的战略与战术达成共识。

全世界民主力量被分裂的一个关键原因是，无法建立和阐明一个有创造性、有力以及和平的战略来对付独裁者。缺乏这样的战略，民主力量往往终归四分五裂，而且往往互相伤害。

要求下台

最有力的单项制裁是迫使独裁者下台，这必须是在宏观层面上完成的。我们必须保证，二○二五年绝对是所有独裁者下台的最后期限。但是，每个独裁者退位的最后期限，必须视其具体情况而定。有些时候，最后期限显而易见，比方说在选举到来之际。而无一例外的是，在国外民主力量的合力支援下，独裁统治下的民主人士将成为设定最后期限者。

对于独裁者极其残暴的行径，境内外民主人士应该高声且持续地强烈要求独裁者退位或将其驱逐。在民主政体中，一旦领导人疏于职守，按规定他要立即辞职或在下届选举之际被撤职，民主选举产生的总统及总理很少有执政超过一或两届任期的，而独裁者们通常在位几十年，大多数人希望永远保有特权。人民必须限制暴君的势力。除非煽动性的言论被用于合法化暴动，否则是不会血洗首都的。事实上，记录和解释事件的人总是那些亲历者，否则这些事件无法被公认与铭记。这么说来，美国诗人安君．瑞驰（Adrienne Rich）是正确的，她说“在我们的生活中，言论就像街道、水管、电话、微波炉、放射能、生命复制实验室及核电厂等一样真实的。”（注12）如果说思想是动力，那么言论就如武器。独裁者们深知这一点，而现在则是让民主人士认识到这一点的时候了。

当媒体大亨梅铎（Rupert Murdoch）寻求中国政府批准他的卫星电视频道在中国开播时，应“主人”的要求，他这个异国“客人”同意把某些西方新闻频道从节目中拿下去（注13）。但梅铎觉得，看到这些未经审查的西方新闻会惊慌失措的，并非中国老百姓，而是共产党独裁政权。然而梅铎以“国家”及其独裁者是互通性概念这一说法为幌子，逃避了这样一个事实：他俯首于暴君。结果，民主社会的媒体及政府谄媚于独裁政权的例子源源而来，“中国认为”，“伊拉克认为”，“埃及认为”……最近的一个例子是，《纽约时报》驻上海记者于二○○二年七月十五日写道：“大部分中国人‘继续支援共产党，维护统一，反对全体中国人民都惧怕的动乱。’”

民主对于中国的商家或农民并无危害，感到危害威胁的只是中共当局。民主对独裁政权的威胁在于，民主为政治权力提供了更高度的合法性基础：而非民选的领导人只会反对或诋毁“受人民之讬进行统治”这样一种观念。虽然和前苏联的冷战已成为过去，残余的共产势力及其他独裁政权和人民自治愿望之间的战争仍未结束。我们形容中国政权的这句话——“当今世界仅存最大的共产国家”，必须能让我们时刻不忘这一事实。就连“共产主义者”一词也不再被民主世界的上流社会用来形容中国、北韩、越南、寮国及古巴的体制，只有共产独裁者们还在翻来覆去地用它。二○○三年二月，新任中共总书记胡锦涛告诉来访的卡斯楚：“同样是由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中国和古巴的意识形态及理念相同。”（注14）

我们宁愿胆小地用“专制”这个词，也不用“独裁”。

当中国共产党开始用“邪教”一词来形容被其残酷镇压的法轮功时，西方网路及报纸很快跟着拾起这一用语，并广为传用，从而不公平地在千百万人们的头脑中扭曲了这一精神运动的形象。最近，中共也开始用“邪教”一词来称呼那些不愿接受共产政府的控制而被迫转入地下活动的基督教派。

从一方面来考虑，西方国家那些编辑与制定新闻的人士，采用了独裁者的欺世之言，并不令人惊讶，他们都是些鹦鹉学舌的外交家，向来擅长以花俏而委婉的言辞讨好敌对势力。虽然表面的外交意图是避免对抗，但是随着全球化媒体的发展，其结果却产生了一种迁就性语言。描述及解决与独裁者之间的问题，并不需要用像“非常有才智的”、“有洞察力的”及“我的朋友”这样的辞汇，而这些辞汇却在二○○一年三月被法国总统席哈克（Jacques Chirac）用于描述穆加比（辛巴威独裁者）（注15）。

生活在这种政府领导之下的人们对他们的处境不抱任何幻想：他们没有自由，这一事实无法掩盖。除非全世界哪怕是口头上团结一致来强调事实，否则，“民主对于人类安宁而言并不重要”的谎言就会得以强化。在过去半个世纪中，对于每一个最终推翻专制政权的民众运动，世界其他地区的人民和政府都发挥了重要作用，他们长年反对专制政权，支援专制政权下的民主运动。然而，当伊拉克人民看见法国外交官将海珊描述成双边关系中文明的合作者，当联合石油公司不愿意批评有生意往来的缅甸军人政府——每当民主国家的领导人及机构不去谴责无视个人自由和人权的政府——饱受暴君压迫的人们也没有勇气采取策略、反抗暴政，因而也就无法改变现状。相反的，专栏作家迪尔（Jackson Diehl）写道：“如果美国更常向苦难中的民众提供真诚的帮助，反抗极权政府，让极权政府在抗议声中越来越痛苦不堪，美国的声望和影响力就会更大。”（注16）

肯定自由前景的语言和如实报导独裁者罪行的用语同样重要。但是，当我们的领导者终于站出来为民主直言时，媒体往往轻视了语言的力量。二○○○年三月，欧布莱特（Madeleine Albright）成为第一位在联合国人权委员会发言的美国国务卿，她点名指出中国是不尊重基本人权的政府之一。然而，《华盛顿邮报》却指称她的表现仅仅是象征性的而已（注17），十分恶劣地回避了问题的实质。如果“象征”意味着没有影响力，那么纽约港口就不会有自由女神像，而挑战中共暴政的中国学生们更不会在天安门广场树立起一个同样的女神雕像。

被暴君囚禁的人们足以给在精美红木桌边和暴君谈判的人好好上一课了。美国大使霍布鲁克（Richard Holbrooke）在他关于巴尔干半岛的文集中，把塞尔维亚总统米洛塞维奇描述成一个彬彬有礼、魅力焕发的人，然而，那几年他和西方外交官尝试容忍这个暴君在巴尔干半岛的暴行，但最终失败（注18）。塞尔维亚非暴力学生运动“抵抗组织”（Otpor）的领导人之一波波维克（Srdja Popovic）称米洛塞维奇为“死亡的鼓吹者”，斯尔迦和其他异议人士组织起来反抗，直至他们铲除了这个暴君。

对于美国视为对战略有益但暴政横行的地区，美国外交政策制定者愚昧地努力抑制这些地区的不稳定因素，而常常忽视了这些区域伙伴在本土的罪行。美国国务院对亚洲和中东这些暴政国家的无视人权表示绝望，却不去鼓励及引导帮助这些国家中的独立社团、地下媒体或非暴力运动。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那些极权政府却更清晰地表述了他们所面临的政治挑战。一九八九年六月九日，面对着共产中国有史以来最大的公众反对声浪，邓小平指称天安门的抗议者们企图“推翻共产党、国家和社会主义体制，代之以亲西方的资产阶级共和国。”（注19）他也许一定程度上歪曲了学生抗议者们的行为，但并没有委婉其词。

我们不愿明讲：我们到底想要什么。我们不愿告诉中国、沙乌地阿拉伯及其他国家：我们想要多党民主、自由选举、独立贸易社团，以及独立的商业电视台、电台和报纸。相反的，我们总是委婉地泛泛而言“尊重人权”或者着重于某个单独的虐待案例。我们没有表示独裁者必须下台，我们只谈论着改革。我们没有表示我们支援以非暴力的策略和方式驱逐暴君、迎来民主。我们应该表达我们的想法，名符其实地称呼世界上仅存的独裁者们为“死亡的鼓吹者”、“自由体制的敌人”及“历史的失败者”。

我们不应该羞于使用奚落的方式。二○○二年一月，乔琦．安．基尔（Georgie Anne Geyer）在《华盛顿时报》发表文章，提到了卡斯楚对她写关于卡斯楚一书的回应（注20）。最让卡斯楚恼怒的是基尔在他一张没穿衬衫的照片下写的说明：“一个毫无活力的卡斯楚在打枱球。”他不喜欢“毫无活力”这个词，它在西班牙语中意味着体力上、精神上衰弱——最糟糕的是——性功能衰竭。“很偶然地，我击中了所有的所谓独裁者、元首、强人、至高无上的统治者、领袖、全面蛊惑人心的政客或土生土长的超凡领导者的主要弱点：极度自负。很有意思的是，当记者竟敢逼近这种自负时，得到的回应是如此强烈的愤怒，比我们对这些人的政策及其愚蠢和野蛮的任何批评所得到的回应更甚。从本质上而言，在政治上他们就像歌剧中的女主角一样，总是最大限度地使他们的私生活、他们真实的政治个性——甚至是他们大腹便便的肚子——保持远离公众的视线。”

当然他们这种担心并非无理性的，独裁者很清楚他们的权力是建立在民众的畏惧之上。一旦他们的真实面目被奚落并曝光，从而削弱了民众的畏惧心理，他们便时日无多了。对于民主人士和政府，获取每一个独裁者的内幕消息并广为传播相当重要。其他政府用自己便利的方式对独裁者表示不敬，也是十分有效的方法。

粉碎邪恶轴心》(10)驱逐最后四十五个独裁者(二)

如何在二０二五年之前消灭世界上最后的独裁者

作者：马克．帕玛
现代社会的力量

这种全球安全情况的根本变化，却几乎不被民主国家的外交界所理解。所谓的专家仍无视刚刚发生的例子，一再掉入老套思想的框框中。比如，他们相信，国防经费的增加和星战计划导致了苏联的解体。这种自我安慰的陈旧思维方式，倒是使这些专家省得去认识和预测全球变化，但是这种想法忽略了另一方面：正是政治力量，促使苏联放弃共产主义，而走上了民主的大道。

这种思维模式在美国中央情报局二○○○年十二月发表的一份报告《全球二○一五年趋势：与非政府专家谈论未来》中也可以看到，这份报告乃立基于内外部专家所谓的“最佳化”思考（注5）。虽然报告中认为中国有可能出现民主，但它主要的资讯却是，在现存的独裁统治国度里，现状恐怕还是难以改变的。这份报告忽视了社会基层大众对改变现行制度的深层力量，更糟的是，这份报告对独裁政权是否走向民主化并没有提供任何分析基础。

对于像沙乌地阿拉伯和埃及这样的国家，美国与其他西方国家仍然支援、维系、甚至赞扬那些完全腐败的独裁者。然而，沙国和埃及穆巴拉克政权只关心如何维持统治和中饱私囊，他们长年扼杀民众表达不同政治观点及反对意见的途径。随着民众的不满情绪与贫困日益增加，沙乌地阿拉伯和埃及的社会激进因素也在升高。由于来自基层的威胁变得如此明显，两国政府近年来都在努力安抚那些扭曲回教且不断壮大的煽动政客。两国政府都运用媒体来进行狂热的宣传运动，试图把国内人民的愤怒转嫁到美国头上。二○○一年九一一恐怖袭击时，我们看到了这样的结果。这次攻击就是来自沙乌地阿拉伯和埃及，十九个恐怖分子中的十五个是沙乌地阿拉伯人，头目阿塔（Mohamed Atta）是埃及人，事件的一切经费来源是沙乌地阿拉伯；而在联邦调查局的二十二个首要通缉犯中，就有七个是埃及人。

即使沙国和埃及的独裁政权越来越不稳，西方仍然固执而短视地大量增援、并在政治上帮助这些摇摇欲坠的独裁者。这两个政权都被认为是“战略上的盟友”：以沙国而言，美国主要的考量是其在当地的军事基地、沙国重要的战略位置以及巨大的石油储备；以埃及而言，因为它被认为是一个亲西方的、“温和的”阿拉伯世界发言人、苏伊士运河之乡。要从根本上改变对这些关键国家的政策，从而促使其循序渐进地发生变化是需要技巧的，过于急速的变化可能会导致损失惨重的结局。例如，如果马上要在沙国推动选举，将会导致一个激进的反西方政府，从而切断了美国的石油供给；而在埃及，回教激进分子正蠢蠢欲动，那里有如一个充满反对期望的火药桶，如果西方的援助骤减，将会立刻使它爆炸。

相反的，如同阿富汗的后神学士政府正在进行的一般，政策上的改变可能会更容易造就出一个现代社会的政府。我们必须克服困难找到一个取中的办法，来帮助这些受够了独裁和腐败之苦的沙国人民建立起民主的一角。我们可以从向沙国法赫德（Fahd）政权施压来着手，促使它开始民主改革，也可以从加速伊拉克和伊朗的民主化来进行。两伊是主要的石油生产国，两国石油产量的增加能够降低全世界对沙国石油的依赖，而两伊的民主化也将会改变中东地区人民的心理气氛，促使沙乌地阿拉伯的改革者更大胆地迈向现代民主。无论如何，我们急需针对该地区展开新的策略，因为现有的传统策略已无法再维系了。从二○○二年底，布希政府开始较为积极地在该地区促进民主，但仍显胆怯；至于欧洲及其他民主国家则更是谨慎。

在现代社会中，众人仍旧无法把握到权力的本质。在过去四分之一世纪里，许多国家的政治制度从专制走向民主，从而造成了权力的转移。举例来看，匈牙利、波兰和捷克从华沙公约成员国，变成了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成员国，因为他们已经成为民主国家。同时，维持民主国家强大的国防力量，则是确保和平与驱逐独裁者的绝对前提。因此，所有支持民主传播的国家，都应该力推健全的国防预算。然而军事开支主要随着政治原因而变化，而来自回教极端主义等方面的威胁，主要是政治上和意识形态上的。德国员警报告了他们在二○○二年七月三日所逮捕的一群摩洛哥、埃及、阿富汗和德国人：“这群人致力于建立一个全球性的宗教国度，并且不接受民主宪政的体制。”（注6）另外一个我们所面对的主要安全威胁来自共产中国。正如罗斯．特瑞（Ross Terrill）教授所描述的一般：“共产国家将美国视为敌人来确保其政权的正当性。”（注7）

最近的历史已经证明，外交家们有一种观点极其愚蠢。他们坚信，积极提倡民主和人权听起来很好，但其与保护自身的“国家利益”、“稳定”及“安全”不但无关，甚至是冲突的。就像在东欧和中欧发生的那些国家转型一般，让中国成为一个民主国家、让中东主要国家成为民主国家，对全球的和平与安全将有深远而有益的影响，这一点应该是显而易见的。显然，除了亲身经历过的人们，其他人并不这么认为。属于“欧洲新生代”的波兰外交部长最近表示：“民主是在中东实现和平必不可少的条件。”（注8）以下的这些等式，将更能帮助那些“老欧洲”们认识这个事实：

●发扬和悍卫民主，就等于是在维护国家安全。

●民主国家之间的联盟势力越强大，我们能影响世界的力量就越大。若独裁国家的势力越强大，我们能影响世界的力量就越小。

身在民主国度，我们首先需要让自己从过往的观念包袱中跳脱出来。在这个全球民主国家占大多数、显然具备进一步根本改变的潜力、具备完成全球民主化潜力的大环境中，我们需要对权力、国家利益和国家安全有一个新的认识。我们需要明白，世界并非依据文化、宗教或经济来划分的，划分的标准就是民主与独裁。

这对于生活在独裁统治下的人们是非常重要的，因为他们是真正来完成这个艰巨任务的人。卸任后的前总统柯林顿在香港发表关于中国和民主的演说，谈到了今后的五十年，却只字未提世界需要中国成为一个完全民主的国家。对于中国国内那些希望中国能像台湾或其他先进国家一样民主化、希望民主领导中国的人们来说，这传达了一个错误的讯息。而布希总统二○○二年二月二十二日在北京清华大学的演讲则是一个相当大的进步。布希强调了民主所带给美国的强大国力，赞扬了中国政治制度中一些适度的改革，比如不记名投票和乡镇层级的竞选制度，还提到他盼望着这样的民主选举能扩大到国家层级。但即使是布希总统，也没有能够充分而坦诚地谈及中国的民主未来，并为此切实安排一个方案，来帮助中国达到目标。

缺乏创造性和新的思考，也往往使我们自己陷入纷扰。当某些独裁者的极端暴行被披露于世时，所有的民主国家都想做出回应。但是很多回应方案，不是不适当就是有损我们推行开放和民主变革这一更高目的。决策者只能选择一些无法打动人的方案：军事行动、经济制裁、孤立，或是完全不采取行动。军事行动对于拥有核武的独裁者具有局限性；经济制裁也没能给缅甸和古巴带来民主；在非洲，我们事实上毫无建树。很清楚地，我们不仅需要在策略上大胆创新，我们也需要更好的手段。这些手段大多是使用非暴力抗争、罢工和联合抵制，以及过去被称为消极抵抗的方式。在独裁国家的内部，民主力量需要在最前线战斗，全力促使国家开放、协助抵抗阻碍势力、对抗独裁者。有时候，民主化的手段也需要一些军事支援，以增加非暴力方案的效力。我们需要不断扩大声势，以促使独裁者下台，或是将他们驱逐。

发扬民主：国家安全的首要任务

试想一下，如果现有的民主国家都终止支援所谓“友好”的独裁者，并不再容忍“不友好”的独裁者，全球民主化将能得到多大的推进！那么，把这个不支援、不接受（独裁者）的新政策和广泛帮助并鼓励本土民主运动的努力结合起来，就绝对可以在一个世代的时间里，把世界最后的独裁者清除掉。

独裁统治国家境外的民主人士，第一步是应该去鼓励那些在独裁统治国家内部的民主人士；阐明没有独裁者的美好世界愿景，说明它所带来的和平、繁荣和自由等好处；并确立一个驱逐所有独裁者的最后期限。正如前文提到的，二○二五年是一个合理的时间。下一步是在此愿景和最后期限的基础上，形成广泛的国际舆论共识，并开始建立必要的组织机构、方式和资源。

这种策略性典范转移的一个重要部分，就是把发扬民主提升为国家安全、外交政策和国际关系的首要任务。再怎么无限制的国防开支或是贸易往来，都不如让中国、巴基斯坦和阿拉伯世界成为民主阵营的一部分更能根本改变民主国家的安全和福利。要形成对这种战略的舆论共识，就需要大量的教育、说服、领导和组织。尽管不会轻易或迅速达成共识，但我们必须从现在开始为此努力。

我们也有一些有力的基础。二○○○年六月，世界上的民主国家史无前例地聚集在一起讨论民主，同意成立民主共同体，并一起做为核心小组在联合国及其他国际组织中发挥作用。参加建立核心小组的国家形成了坚实的领导基础，包括世界上最大和最老牌的民主国家：印度、美国，以及最年轻有活力的民主国家中的波兰、捷克、葡萄牙、南韩、马利、南非、智利和墨西哥。所有这些国家，包括美国在内，都离完全采纳本书所描绘的策略、战术尚有一段距离。就连这十个创立核心小组的民主国家，都在不同的程度上担心被指“干涉他国内政”。例如，印度曾不断声明，不干涉别国的内部事务是其外交政策的重要原则。当然了，她经常干预邻国的事务。然而她并没有成为公开倡导民主的带头人。

印度崇敬由甘地开创并领导的非暴力不合作运动，甘地认为任何地方的不公正都应受到全世界的关注。“如果一个英国人献身于保卫印度的自由、抵抗暴政并服务于这片国土，”他说，“我将如同对待一个印度人一样地欢迎他。”（注9）波兰的团结工会运动（Solidarity movement）、捷克的丝绒革命（Velvet Revolution），南韩的金大中（Kim Dae Jung）以及南非的曼德拉（Nelson Mandela）都有着共同的理念。和那些积极参与美国民权运动的美国人民一样，他们都明白，这种非暴力的冲突，用甘地的话来说是“一种更强大的力量”。如果我们策略的重点之一是支援人们以非暴力抗争来获取自由，那么在这十个核心民主国家中达到共识，并最终在所有的民主国家中达到共识是可能的。

如果不仅仅是由职业外交官推动，资深的民主政治家们也能够参与的话，那么这种可能就更容易实现了。举个例子，对于印度在民主共同体中担当领导角色这一点，印度总理瓦巴依（Atal Bihari Vajpayee）可比外交部的官员们要游刃有余得多了。同样的现象在华盛顿首府也存在：国会议员们总是领先于国务院、五角大厦和中央情报局的工作人员。距离本土民主进程最接近的人，更能理解那些在其他国家为建立相似的体制而奋斗的人们。选举产生的政治家们，往往更接近、更能够回应他们的选民对其他国家的民主斗士普遍的同情。而外交官们则更接近、也更能回应其他的政府——其中有些是独裁政府。民主选举的政治家们明白，只有民众选举产生的政府才是合法的。然而外交官们却趋向于认为，存在的政府就是合法的，哪怕它的当权是完全背离其人民意志的。

因而，真正的推动力必须是来自选举产生的政治家或由其任命的官员，以及非政府组织。动员民主国家和民主人士也有一部分是非政府组织（NGO）的任务，往往以“民主共同体”及“世界民主运动”的民主论坛形式出现。来自民主社会非政府组织的支持者，将全世界非暴力抗争的力量汇集在一起。“世界民主运动”第一次会议于一九九九年在印度新德里举行，受到了印度领导人的温馨欢迎和支持。“非政府组织民主论坛”第一次会议，接着在二○○○年于华沙举行，也为秘鲁的异见人士托雷多（Alejandro Toledo）提供了一个寻求支援反对秘鲁总统藤森（Alberto Fujimori）的机会。然而，美国国务院迫于秘鲁藤森政府的压力，公开反对邀请托雷多去华沙，并威胁此论坛的美方筹办者“自由之家”取消其以后的举办权（注10）。然而正如我们都知道的，在一次非暴力运动中，托雷多和秘鲁的其他民主人士设法驱逐了藤森，托雷多被选举为秘鲁总统

《粉碎邪恶轴心》(9)驱逐最后四十五个独裁者(一)

如何在二０二五年之前消灭世界上最后的独裁者

作者：马克．帕玛
第二章 驱逐最后四十五个独裁者

如果不怀抱梦想，就不会拥有成果。

——奥斯瓦多．帕亚（Oswaldo Paya）古巴乌勒拉计划（Varela Project）

这些政治领袖们对待世事的不同观点，正如同刺猬和狐狸之间的区别一样：狐狸知道许多琐事，但刺猬知道一件大事。

——以赛亚．柏林（Isaiah Berlin）

我们所知道的一件大事就是，世界上仅存的独裁暴君正逐渐在消失，自由民主社会明显的优越性，使他们面临灭绝的命运。而我们在短短一世代的时间中，就证实了这一点。自一九七二年到二○○二年，全球“完全自由国家”的数量就增加了一倍。二○○二年自由国家有八十九个，加上五十六个“部分自由”的国家后，约占全世界总国家数的百分之七十五以及总人口数的百分之六十五。

从葡萄牙、西班牙到波兰和俄国，再从智利到南非，以及菲律宾和印尼，一个悄然无声且出人意料的非暴力革命，正在横扫全球，并持续发展壮大中。在二○○二年，就有二十九个国家于民主自由化方向获得进展，然而也有十一个国家在追求民主自由上受挫。今日世界上大多数回教徒都生活在民主选举的环境中；甚至连笼罩在顽劣暴力的反对势力阴影下的伊朗人民，也一次次在投票箱和街道上表达了他们对民主制度的普遍渴望；台湾证明了民主同样可以在华人文化中生根发芽；东欧亦已抛弃那曾存活半世纪之久的共产主义。

过去四分之一世纪的进展，让我们有信心在二○二五年之前，完成全球民主化的任务。那些仍生活在专制下的人们，没有理由不融入民主自由的主流社会中，来选举他们自己的领导者、阅读独立的报纸、加入独立的贸易联盟，以及在和平与包容下实践他们的宗教信仰。

根据“自由之家”的〈世界自由〉年度报告，截至二○○二年底，世界上仅存四十七个不自由国家，以及四十五个独裁国家——其中黎巴嫩被归类为不自由国家，因为它被叙利亚占有，并被叙利亚的巴夏尔．阿塞德（Bashar al-Assad）控制；虽然阿富汗进步明显，但由于在首都喀布尔外问题不断，它仍然被列为不自由国家，不过显而易见，其总统卡赛（Hamid Karzai）并不是独裁者（参见表格2.1）（注1）。

正是这四十五个独裁者（而且皆为男性），阻碍了超过二十亿人民来获取他们应得的自由！这些残存的少数独裁者必须被消灭，并且以符合〈世界人权宣言〉的体制来取代：定期自由选举、自由媒体、自由贸易联盟，以及独立的司法─—此宣言是经联合国成员国大会全数通过的（注2）。现在我们必须坚持让那些独裁者们兑现他们对人权宣言的承诺，但这也仅是个开端，紧接着我们必须准备好因应可能发生的困难和危险。

首先，无论在专制铁幕之内还是其外的人们，都必须大立建构这个信念：民主不但可成，也是必成的。第一个战略目标就是加强这种信念，历史是站在自由这一边、普通人民有能力摆脱压迫者，这是一个简单明了的事实。

其二，民主人士必须被组织起来，以联合发挥其在专制内部、在民主国家中，以及内外力量连结上的作用。独裁者看待这些民主人士的反对势力，会比看待我们这些“专家”更认真，因为他们明白，如果民主人士能坚持奋斗到底，独裁者终将失去权力。

其三，民主人士必须发展政治及经济上的手段和技巧，以达到非暴力推翻压迫者的目的。最近二十几年就有许多成功例子：印尼学生走上街头游行抗议，反对苏哈托（Suharto）；主要由青年组成的波兰团结贸易联盟运动推翻了耶尔左斯基（Wojciech Jaruzelski）；匈牙利学生剪断了匈奥（奥地利）边界带刺的铁丝网；东德的年轻人推倒了柏林围墙。藉由这些案例，我们可以从中学习到许多经验。

对于生活在暴政下的人民来说，铲除独裁者将是该国民主政治的首要任务。在过去二十多年中，我们不断地见证了这样一个事实，就是独裁国家内部的认知觉醒、策略组织、有协调且非暴力的行动等方面的变化，将会带来势如破竹的民主成功。然而国际社会所起的作用，相较之下却显得不太明显。事实上，境外民主势力只要稍做努力，就能带来相当重大的影响。不难想像，如果能有个创造性的策略，辅以资金和决心做为当后援，境外势力将能颇有作为。

然而是什么使我们退却了？坦率地说，我们局部停滞不前，是因为国家安全、国际关系、外交政策、情报等领域，甚至连新闻界都仍受早期的陈旧思想所束缚。这些领域的观念架构，是在一个与当今都截然不同的时空环境下（甚至早至上个世纪初期）所发展的。他们或许比其他领域更少经历变革的冲击而显得陈旧不堪，因此根本性的重大改变总是姗姗来迟。他们所愿意承认的基本行动者，就是由这些独裁者所统治的“国家”及“政府”。

“实力”的定义，首重其军事力量，然后是经济力量。“关系”则是指政府之间透过外交部门建立的关系。“良好的关系”意味着和那些与自己利益相关的人相处良好。“稳定”一词备受青睐，但它同时也意味着缺乏变革。

这样的心态恰好说明了为何影响国家和国际安全的重大发展，几乎总是让外交部、国防部、智库、学术机构和媒体感到诧异万分。每一个民主健全国家的国安及外交政策体制，都是在过去四分之一世纪中从诸多个别的民主发展或策略发展下所权衡出来的。讽刺的是，独裁者通常对此根本不感到讶异。

当然，单单把民主高度理想化宣扬是不够的，也应确实地判断那些棘手且一触即发的现实安全威胁。另一方面，专家们经常藉“现实”来当他们长期短视的藉口，这使得民主的根本价值大打折扣。其实在真正的“现实”社会中，民主的传播才是最能保障人道，以及最能保证我们自身安全的方式。简而言之，我们在道义上对民主的关注支持，也将与我们所要追求的安全与繁荣目标完全符合。

然而，最近四分之一世纪的民主化变革虽然没有出人意料，但是变革的阻力却常常来自那些民主化的国家，而且人们也没有因此从中汲取教训。不论是华盛顿、巴黎、柏林、东京或是其他地区国家安全体系中的保守分子仍坚信，在中东、非洲和亚洲的许多国家，是不可能在中短期内能有显著的民主进展。这些保守观念认为，在这些地区大力推行民主反而有碍稳定、欲速则不达，甚至是有悖自己国家利益的。大多数观点认为，我们应该致力于避免新兴民主国家的倒退，打击那些光天化日之下严重违反人权的独裁者，并大力且温和地鼓励逐步迈向民主的运动。

这种误导的普遍保守观念，一而再、再而三地造成冷战时期的许多重大失误，并影响至今。一个经典的例子是：美国中央情报局在一九五三年帮助推翻伊朗民主选出的领导者，把巴勒维（Shah Mohammad Reza Pahlavi）树立为华盛顿的反共产主义独裁者（注3）。正如所有的独裁者“盟友”一样，巴勒维更热中于自我利益的保护，而非以维护美国利益为优先，包括在一九七三年的石油危机期间也是如此。美国对伊朗民主运动的反对，却塑造了一个恶意反对美国、忠于恐怖主义的政权。而以民主途径反对巴勒维腐朽政权的方式被否决，就成为一九七九年革命后寻求广泛公众支持的关键因素，而这一机会反过来又被何梅尼（Ayatollah Ruhollah Khomeini）劫持利用，形成了回教基本教义派的专政。错上加错的是，为了寻求一个足以和德黑兰恐怖新政权抗衡的力量，美国专家在伊拉克物色了一个人：海珊（Saddam Hussein）。

那些习惯外交政策思维的奉行者们，试图把美国的安全建立于世界其他地区暴政的基础上，这样做不仅十分失败，而且破坏了美国在全世界的信誉。每当提及人权和民主，美国人往往嘴上说得都很漂亮，但对于那些在美国支援的独裁统治下受苦的人民，如伊朗和伊拉克人民，我们却成了胆小的伪善者。今天，在伊朗，绝大多数人都已经从回教基本教义派中觉醒，进而开始支持民主。伊朗人民两次以压倒性的多数票选出改革派总统默罕默德．哈泰咪（Mohammad Khatami），而现在他们则公开抗议他对独裁者哈米尼（Ali Khamenei）的妥协。美国现在有第二次机会可以改正来把事情做好，就是在伊朗人民反抗其独裁政权时积极鼓励伊朗的民主运动。但是我们必须清楚知道我们支持的是谁、支援的是什么，而不仅仅是我们不喜欢什么。

大使们经常发现，他们会陷入本国老套思想与其所得的第一手政治现实之间的两难境地。举个例子：尽管葡萄牙在萨拉查（Antonio de Oliveira Salazar）独裁统治四十年后，左翼的军事力量，即越来越多的共产主义势力成功夺取了政权，于一九七五年来到葡萄牙的美国大使佛兰克．卡路斯（Frank Carlucci）却敏锐地觉察到了一个非常现实的民主化可能性。当时的美国国务卿季辛吉（Henry Kissinger）建议卡路斯大使按照美国的操作常规行事：共产统治的存在已是一个既定事实，我们应该仅致力于牵制它即可。然而卡路斯仍旧依循他的民主直觉，和葡萄牙民主人士配合，经由选举击败了共产党（注4）。

我自己也曾经历过类似的情形，那是在一九八九年的匈牙利首都布达佩斯，我是当时的美国驻匈牙利大使。由于大使馆积极地支持匈牙利国内的民主改革，以致外交部长霍恩（Gyula Horn）向当时的国务卿贝克（James Baker）抱怨，我也因此被华盛顿召回，并迫切要求我减缓这种举动。在接下来的一九八九年夏天，老布希总统在匈牙利访问期间，我安排了这个国家的一些民主运动领导者和老布希总统在我的客厅里见面。后来，国务卿贝克告诉我：“马克，我知道他们是你的朋友，但是他们永远统治不了这个国家。”这是美国式的老套思想。那时，匈奥边境的铁丝网已经被剪断。四个月后，柏林围墙也倒了。我的“朋友们”很快赢得了大选。他们中的一个，维克多．欧邦（Viktor Orban），后来成为了匈牙利总理。在一九八九年的时候，他是“费德兹”（Fidesz）学生运动的领导者，这个学生运动在驱逐共产主义最前线战斗，然而他们却几乎被西方完全忽略。

一九九九年，印尼学生成功地推翻苏哈托和苏卡诺的腐败独裁统治，此举震惊了西方的外交官、媒体和专家们，一切尽在不言中。

《粉碎邪恶轴心》(8)未来与独裁者的关系 (三)

在非洲，发展的最大障碍不是外债，而是绝对的腐败和独裁者的无能。扭转这个颓势所需的初始条件，便是良好的国家治理机制，而只有民主政体才能提供这种机制，因为只有民主政体才能保证独立的司法、自由且具批评性的媒体以及反映民意的声音。

如图1.1所示，自由国家贡献了全世界89％的经济产出，而独裁国家仅仅产出了6％。那些在西雅图、魁北克和华盛顿所举行的示威抗议，旨在反对全球化、世界银行和跨国公司，他们实在是选错了目标。落后和战争的真正原因是独裁统治，这才是他们应该抗争的目标。非洲的民主国家如迦纳、波札那和南非的光芒照亮了刚果、赖比瑞亚以及安哥拉等国的未来之路，这些国家必须被引导走上民主之路。

正如一些优秀的阿拉伯知识份子认识到的，中东地区之所以在这么多项社会、教育和经济指标上都落后，主要根源是那些独裁者的存在和公民社会机构的空缺。收回那些老板、将军、国王和神职人员的绝对权力，将会释放出这些国家中潜藏的巨大天赋和活力。同样重要的是，这个邻国相残地区的安全形势，也将会有巨大的改观，在那里，战争中的伤亡大都发生在回教国家之间或国家本身内在的冲突中。而中东地区的国家获得安全的唯一途径，就是民主化。其中包括以色列的安全，而以色列的部长对安全问题一直束手无策，前苏联的人权斗士夏兰斯基（Natan Sharansky）说，他发现“阿拉伯国家民主化的深度，直接影响我们彼此的友善程度”。

在南亚，我们面临同样的情形（注41）。激化的矛盾符合统治巴基斯坦的将军们的既得利益，只要他们在位，巴基斯坦和印度的对立就没有彻底解决的希望。虽然神学士在阿富汗的失败给这个地区创造了新的机会，但只有胜利者乘胜前进使阿富汗和巴基斯坦民主化，这些机会才有实现的希望。

在亚洲，最大的危险是由共产党独裁统治并一直以武力威胁台湾的中国。这个巨大的国家将其共党独裁的准则一直延伸到印尼（注42）。一个民主的中国将会是其周边邻国的和平伙伴，并对民主台湾有巨大的吸引力。

不过，完全民主化的真正意义是超越地缘政治和国家的，它最终影响到个人的命运。独裁暴政使很多北韩母亲眼睁睁看着她们的孩子饿死在自己的怀抱里，然后她们自己也丧生于饥饿，而在仅仅一线之隔的民主南韩，食物却充足无虞；在印度成为民主国家之前，饥荒像季风一样频繁地吹遍印度大陆，但在一九四七年印度获得独立以后，一次饥荒都没有再发生；在史达林和毛泽东的暴政下，这两个国家各有两千万国民死于饥饿，贫困的程度令人难以理解。而这样的事情在一个由人民管理的国家里绝不会发生。

暴政毁掉寻常的生活，导致非同寻常的艰辛和绝望。独裁统治的一个古怪副产品是顽固地针对妇女的沙文主义。在最近一趟飞离迈阿密的班机上，我和一位年轻的沙乌地阿拉伯女士开始聊天。她刚从迈阿密大学毕业，我问她将如何运用她所受的教育？她回答说：“看看走道那边，你猜坐在那里的是谁？还有他为什么来这里？”原来那是她哥哥，从沙乌地阿拉伯被派来确保她回去。这位沙乌地阿拉伯女士辛酸地告诉我，她不会被允许利用所受的教育做任何事情——她正在回到一个性别歧视的监狱。

在阿富汗，女律师阿曼德（Nabila Ahmad）几乎被完全禁锢在位于喀布尔（Kabul）的住所达五年之久，被神学士统治下所实行的男性沙文主义制度禁止工作。当她冒险出门时，当局的宗教员警要求她用黑袍把自己完全包裹起来（注43）。

神学士的下台，给阿富汗的妇女带来了新的希望，她们很多人扔掉了黑袍，开始回去工作，并将女儿送去上学。目前全世界回教徒的女人，有一半生活在民主国家中，她们在追求宗教信仰的同时可以工作，并公开争取她们的权利。

现代社会对独裁暴政的容忍度已在逐年缩小，我们现在正有个独特的机会能将它完全减到零。这些独裁者年纪越来越大，他们所压迫的物件也越来越难控制，是到全球彻底民主化的时候了。只要我们给这个目标多些鼓励，上个世纪最后四分之一时间里席卷全球的民主化浪潮，就可以在这个世纪的前四分之一时间内完成它的使命。

那么，民主国家的人们，让我们下定决心，在二○二五年之前，帮助这个世界铲除最后四十五个暴君！

接下来，让我们来考虑一下，该如何达到这个目标。

注1：赫伯特．弗德林〈法国批评美国简单对外政策〉，BBC新闻，二○○二年二月七日，http://news.bbc.co.uk/hi/english/world/europe/newsid_1805000/1805341.stm.

注2：迈克．鲁宾〈苏里门尼亚报：食品战争〉，《新共和国》，二○○一年六月十八日，www.tnr.com/061801/rubin061801.html.

注3：据不完全统计，韩战期间大约有两、三百万人死于战争，更多人沦为难民。美方战亡人数达三万三千六百二十九人以及二万零六百一十七人死于他难。南韩军方阵亡人数大约为四十万人。大约有一、两百万共产党部队在战争中死亡。韩战总死亡人数达三百四十万至五百四十万。

见罗丝玛丽．福特《胜利的代价：朝鲜停战谈话政见》（爱斯卡，纽约：一九九○年康乃尔大学出版社）。

注4：国际战略研究院《军事平衡》，二○○○年～二○○一年（牛津：二○○○年牛津大学出版社）。

注5：“伊朗对伊拉克战争约有四十万人死亡（约四分之一是伊拉克人，四分之三是伊朗人），大约有七十五万人受伤”。从“走向边缘”到“伊拉克：动荡的历史”，BBC新闻，一九九七年十一月十二日。http://news6.thdo.bbc.co.uk/hi/english/events/crisis_in_the_gulf/road_to_the_brink/newsid_29000/29099.stm.

注6：“平壤强化一个中国政策”，Stratfor.com，二○○○年三月七日。

注7：〈遏制计划在亚洲被抵制〉，《华盛顿邮报》，二○○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注8：〈中国在被镇压的回教地区拘捕著名的女实业家〉，《华尔街时报》，一九九九年八月十八日。

注9：美国国务院，“全球性恐怖主义的模式——二○○一：国家恐怖主义回顾”。

http://www.state.gov/s/ct/rls/pgtrpt/2001/html/10249.htm。有证据证明中国与这些国家有秘密军火交易，如：对南苏丹战争的支援：“石油与苏丹劣迹的联系”，BBC新闻，二○○一年三月十五日。

伊拉克的防空建设，“伊拉克拒绝承认与中国的防空联系”，BBC新闻，二○○一年二月二十一日。及“分析：美国‘流氓政权’的能力”，BBC新闻，二○○二年五月十五日。http://news.bbc.co.uk/hi/english/world/americas/newsid_1988000/1988810.stm
“伊朗追求核专案”，BBC新闻，二○○一年九月八日，http://news.bbc.co.uk/1/hi/world/middle_east/1531953.stm

注10：〈伊拉克声明准备发展与中国的关系〉，《人民日报》，二○○○年六月二十六日。《人民日报》无意地全面记载了独裁者们相互支援勾结的内容，包括报导不直接牵扯中国在内的独裁者们的相互沟通事实，共产党的喉舌广泛报导有关其他独裁者联手无视世界民主，这是中共一贯支援独裁者们的另一个例子。《人民日报》英文网址http://english.peopledaily.com.cn.

注11：“伊朗追求核专案”，BBC新闻，二○○一年九月八日。
http://news.bbc.co.uk/1/hi/world/middle_east/1531953.stm

注12：〈江倡议联合一致反恐怖主义〉，《南华早报》，二○○一年九月十五日。

注13：美国对外政策委员会，《中国改革观察》，二○○一年十月二十一日。

注14：美国对外政策委员会，《中国改革观察》，二○○一年十月二十一日。

注15：〈鲁卡申科对中国在联合国人权会议上获胜感到欣慰〉，《人民日报》，二○○一年四月二十二日。

注16：〈中国领导人与白俄罗斯领导人会谈〉，《人民日报》，二○○一年七月二十日。

注17：〈中国领导人与白俄罗斯领导人会谈〉，《人民日报》，二○○一年七月二十日。

注18：〈中国向辛巴威捐献农耕设备〉，《人民日报》，二○○一年四月十日。

注19：〈辛巴威维护一个中国政策〉，《人民日报》，二○○一年七月六日，和〈中国和辛巴威领导人会集北京〉，《人民日报》，二○○一年十月二十三日。

注20：〈李鹏谴责霸权主义〉，《人民日报》，二○○二年六月十四日。

注21：〈伊拉克，南斯拉夫建立战略的联系〉，《人民日报》，二○○二年七月二十七日。

注22：〈何梅尼和卡斯楚会面，反对美国霸权〉，《人民日报》，二○○一年五月十日。

注23：〈何梅尼和卡斯楚会面〉。

注24：道格拉斯．费拉〈以格达费为轴心的连系：在利比亚受训的领导人使用战争保障自己的财富〉，《华盛顿邮报》，二○○一年十一月二日。

注25：道格拉斯．费拉〈来源于钻石交易的盖达组织资金：据悉，狮子山共和国反叛军的宝石销售达数百万美元〉，《华盛顿邮报》，二○○一年十一月二日。

注26：费拉〈盖达组织〉。

注27：“辛巴威在刚果民主共和国的资源殖民主义”，人权团体“环球见证”，二○○一年八月二十六日，http://www.globalwitness.org/

注28：“辛巴威的军队到底有多忠诚”，BBC新闻，二○○二年一月十日， http://news.bbc.co.uk/1/hi/world/africa/1754063.stm

注29：尚未撰写的一部书是关于平壤与非洲的联系。北韩军队训练了辛巴威第五纵队，这与反对辛巴威的恩德贝勒族人（Ndebele）在八○年代初期遭屠杀有牵连。另外，北韩在非洲大陆训练数以万计的军事和内部安全人员。有几篇文章报导了这一鲜为人知的现象。艾丹．福斯．卡特（Aidan Foster-Carter）在他的〈平壤观察：走出非洲〉一文中报导，据悉因为外交工作必须自行筹款，北韩政权的外交官素以犯罪行为而著称。本文可见《亚洲时报线上版》二○○一年六月九日，http://www.aitimes.com/koreas/CF09Dg01.html 戴安．赫门二○○一年七月二日在《基督教科学箴言报》中报导，北韩外交官是象牙贸易商中最恶劣的一群。（http://www.save-the-elephants.org/Elephant％20News％20items/former_straydogs_join_fight_to.htm）

注30：斯德潘．梅席奇〈通向战争之路〉，《克罗埃西亚和波士尼亚赫塞哥维纳战争》，一九九一至一九九五，布阮卡．梅格斯和艾沃．扎尼克（伦敦：法兰克．卡斯，二○○一），十一至十二页。作者现已当选为克罗埃西亚总统。

注31：阿马提亚．沈：《饥饿的政治经济学》，（牛津：克里瑞敦出版社，一九九○）。

注32：约翰．诺顿．摩尔〈民主和平之外〉（尚未发表的文章，二○○一）。摩尔〈趋向一个新范例〉，《佛吉尼亚国际法学报》三十七期八一四页（一九九七）。

注33：占姆士．郭特尼和罗伯特．劳森：《世界的经济自由》，（温哥华：佛雷撒研究所，一九九七）。

注34：《二○○二年国际透明组织的腐败认识指数》（柏林：国际透明组织，二○○二）。

注35：鲁迪．拉梅尔：《政府致死》（萨莫塞特，新泽西：交易出版商，一九九四）。

注36：摩尔〈民主和平之外〉。

注37：拉梅尔《政府致死》。

注38：摩尔〈民主和平之外〉。

注39：〈用总统的话说：自由民众将维护世界的和平〉，《纽约时报》，二○○三年二月七日。

注40：每日进口量以油桶计算。美国能源部，能源资讯管理局：《二○○○年石油供应手册》，第一章七十页，表二十九，并参照二○○○年“自由之家”国家调查表。

注41：奈田．萨然斯基〈为和平而民主〉，《精典杂文》第一册（华盛顿特区：美国企业学院，二○○二版）。

注42：“中国否认军舰驻扎南沙群岛”，BBC新闻，二○○一年六月二十六日
http://news.bbc.co.uk/1/hi/world/asia-pacific/1408519.stm

注43：〈喀布尔的妇女从掩藏中走出来〉，《华盛顿邮报》，二○○一年十二月九日。

《粉碎邪恶轴心》(7)未来与独裁者的关系 (二)

看到这里，有些读者可能会要摇头了，以为我忽略了现实政治的课题，那就是：民主政体有时得在不同程度的危害中，艰难地抉择。但是在我看来，现实政治一次又一次地告诉我们，“两害相权取其轻”的权宜之计解决不了根本问题。清除问题的核心，才是根本解决之道。问题的核心通常不是整个国家，而是那些控制这些国家的暴君。我的论点来自于多年的经验和坚定的信念，而不是天真和幼稚。

暴君们的罪恶罄竹难书。成百上千万人在德国和日本暴君的暴行下死去。前苏联、中国、北韩和伊拉克等国家相信，只要投入足够多的生命和资源，就可以赢得他们所挑起的战争。如果没有前苏联的独裁者和他们所操纵的傀儡，就不会有冷战；如果没有古巴独裁者，就不会有一九六二年的飞弹危机；如果没有伊拉克那个独裁者，就不会有第一次和第二次波湾战争。讲起这些事情常会让人听起来像天文数字般——数以百万计的生命、数以兆亿计的金钱，以及古老土地上的文明整个被摧毁。

如果没有大幅度的改变，我们这个新的世纪只会更糟。现在的独裁者不再像上一代一样依赖弯刀、步枪和地雷等来维持统治。随着独裁者所统治的国家在技术上越来越成熟，他们的能力也在悄悄地增长。用来制造致命化学武器的化学工业；用来培养剧毒微生物的医药研究设施；一个有能力运行核反应炉和提炼铀工厂的国家，离拥有核武器仅有咫尺之遥；而用来携带常规武器的飞机和导弹，随时都可以转换为发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平台。举个例子来说：伊朗和北韩是否将会拥有核武器已经不是问题；问题是何时，甚至于他们是否已经拥有。

实际上，生化武器和核武器还不是独裁者们所掌控的所有利器，还有自杀炸弹所引起的令人毛骨悚然的恐怖。

所有支援恐怖主义的国家都是独裁政权，而且他们都得到其他独裁者的支援。但是那些不在美国国务院名单上的独裁政权，也已经变成滋生恐怖的温床。在沙乌地阿拉伯、埃及、阿尔及利亚、乌兹别克以及巴基斯坦这样的国家，腐败的独裁者们一直在试图扼杀所有的合法不同政见，但实际上只是把不同政见赶到地下而已。这些政权的不良统治所导致的失业和贫穷，引发广泛的挫折感，形成一个极易受到极端主义者煽动的群体。在沙乌地阿拉伯和埃及，社会不满一直在不断激化，直到对该国政权及地区乃至全球安全构成威胁。而沙国和埃及穆巴拉克（Mubarak）政权的应对措施，却是试图和这些极端主义的传教者合作，给予极端分子重要的媒体管道。为了转移大众的不满，这两个国家中腐败的精英阶层让极端分子怒斥西方国家的“罪恶”，并纵容极端分子进一步招兵买马。而西方国家却在支援这些政权和他们腐败残酷的统治方式，从而使整个情形变得更糟，并使自己与这些腐败和残酷的统治难脱关系。如果希望有一天这些政权开始有民主人士的空间，来对抗极端主义独裁者，那么西方社会的政策就需要一个大转变。但在这一天来到之前，暴政只会不断制造出更多的恐怖主义。正如布希总统在二○○三年二月二十七日所说，“民主价值观的广泛传播将使全世界受益，因为稳定自由的国家不会成为滋养谋杀的温床。”（注39）像沙乌地阿拉伯和阿尔及利亚这样的国家，是美国和其他民主国家的主要石油供应国，他们广大的石油生产设施包括油井、管线、运输通道和炼油厂等等都极易受到恐怖分子的袭击。这些恐怖分子希望藉此来削弱他们本国的政府，同时打击依赖石油的美国经济。在二○○○年，美国原油及石油产品净进口量的27.8％来自于那些被“自由之家”划为“不自由”的国家（注40），而美国经济对这些脆弱的不自由国家的实际依赖比这资料还要高。比如说，虽然美国和利比亚及伊朗没有直接经济往来，但利比亚和伊朗的石油出口却直接影响世界石油价格，而反过来影响到美国经济。

导致油价急剧上升的原因，除了那些美国支援的出产石油的独裁国家（如沙乌地阿拉伯）可能的恐怖袭击外，还有这些国家的内战，比如阿尔及利亚和安哥拉的内战。如果这些独裁者的统治一直持续，就有可能导致世界石油市场的极大不稳定性。

以一个悲观主义者的眼光来看，全球政治体系中的独裁成分，正在增加而不是减少。从前苏联分离出来的国家，如乌克兰和俄罗斯正处于脆弱的转型期，印尼和奈及利亚也是如此。在这些转型中的民主政体成熟稳定之前，走回头路的风险是一直存在的，因为对这些国家来说，自由体制经常需要面对令人畏缩的挑战，而他们所熟悉的极权主义统治相对来说简单多了。所以，塞族人试图创建一个“大塞尔维亚”，俄国人试图再造苏联，这些都不难理解。在一个独裁政权处于上升期的世界上，中国有可能感到有更大的机会对台湾、甚至在西伯利亚获得军事成功。而爆发于独裁者之间的冲突，通常会不可避免地将世界上的民主国家也卷入其中。

即使没有另外一场世界大战，独裁暴政的进一步扩散也会令民主世界付出巨大成本。恐怖分子会获得更多的庇护和支援，以及更容易取得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世界贸易将会受到打击，各国经济会被扭曲，被迫负担更多的国防成本，而不是满足基本的社会需要，比如医疗、教育以及环保等等。世界上的自由将会越来越少，民主政体将会衰落到如同独裁政权的镜中映射。

一个民主的世界

幸运的是，在我看来，这个令人沮丧的悲观预言完全不着边际，世界发展的潮流是与暴政相对立的。一九七二年世界上共有四十三个“自由”国家，而二○○二年有八十九个。再加上那些“部分自由”的国家，就占了全部国家的四分之三。而且，在那些仅存的独裁者中，除了有几个精神萎缩且已届中年的儿子外，很多都没有明显的继承人。

我们注意到独裁者们喜欢在他们周围扶植类似的政权。希特勒支援他在意大利、匈牙利、克罗埃西亚、斯洛伐克和法国占领区这些国家的意识形态伙伴；前苏联坚持需要一个由他们的傀儡共产党独裁政权组成的保护屏障；种族隔离时代的南非费尽心机在现在的辛巴威扶植伊兰．史密斯（Ian Smith）的种族主义政权，但这是一把双刃剑。在这些国家中，只要有一个走上民主化的道路，就会使类似的独裁化意识形态在非民主的邻国中失去说服力，从而进一步孤立和削弱剩下的独裁政权。就像在一九八九年的东欧和中欧一样，只要有一个独裁者倒下，其他的就会像骨牌一样纷纷倒下。现在是让他们倒下的时候了。

在刚刚过去的四分之一世纪中，民主之花在全世界盛开，而且很多独裁者年纪越来越大，我觉得现在我们遇上了难得的机会，同时也是我们的义务，来扫除世界上所有暴政的污点。按一九七四年以来世界民主化的平均速度计算，也就是每年三个独裁政权结束统治，十五年以后这个世界上就不会再有暴君了。即使是按这个速度的一半来计算，二○二五年之前所有的暴政也都该结束了。

一个没有暴君的世界并不意味着没有竞争和紧张关系，但很可能成为一个没有国与国之间战争的世界。欧洲到处都是这样的例子。曾经是死敌的法国和德国，边境上再也没有大量的军队和战车。在共产党独裁政权民主化之后，冷战在欧洲造成的分割以极快的速度就愈合了。罗马尼亚和匈牙利似乎也正在解决生活在邻国的两百万名匈牙利族裔的问题。一九八九年之后，欧洲所剩下前南斯拉夫的贝尔格勒（Belgrade）和札格拉布（Zagreb）两个独裁政权只是暂时的例外罢了而这两个独裁政府现在也已经成为历史。欧洲很有希望成为一个全民主的地区。现在只有白俄罗斯还处在一个人的统治之下，但是那里将来的变化也几乎是一定的。这些转变之所以能够成为现实，都是因为民主体制拥有和平解决种族、宗教及历史问题的机制，而独裁体制却没有。

在一个想像中的没有独裁者的世界上，将没有一个国家是由大权独揽的总书记、阿亚图拉（编注：ayatollahs，回教什叶派的领袖称谓）、国王或是老板来统治的，但这并不意味着将完全没有人权虐待，也并不意味着民主国家之间将放弃竞争。世界走向完全民主化，毕竟并不意味着历史的尽头。这些年轻的民主政权，毕竟是由人组成的，会说错话、办错事。但是开放社会终会导致开放的边界和开放的心灵。一个民主政体，即使还不成熟，也比它所取代的暴政要好得多。

在一个民主的世界上，很多我们看起来似乎无法解决的问题，根本也就不成为问题了。一个民主的中国将不会去威胁台湾，不管他们之间的关系最后如何。民主的阿拉伯国家们，将对以色列更加宽容；更重要的是，阿拉伯国家彼此之间也会更加宽容。民主或许也将能够消除非洲大陆上永无休止的纷争。

从中欧和东欧的转变，我们知道，民主化以后国家安全态势也会转型。这些以前的独裁国家及其西欧邻国，以及美国的国防预算将降低一半以上。中欧和东欧那些独裁国家的威胁已烟消云散，匈牙利、波兰、捷克以及其他前华沙公约组织成员国已经加入了北约，与世界上其他民主国家在安全、环境和其他议题上开始进行合作。在这些国家中对个人的威胁也已经消除。经济上，经过一个混乱的开端后，转型已经全面展开，并且最终会使这些国家与世界经济整合在一起，使他们的每人平均收入达到西方国家的水准。

如果中国、越南、伊拉克、乌兹别克、埃及、刚果以及古巴这些国家，也加入民主世界的话，一个和欧洲剧变同等重要的变化，也会在这些国家发生。有些人可能会说，变化的过程本身会导致不稳定，比如中国有可能陷入内战甚至四分五裂；比如埃及穆巴拉克风格（Mubarakstyle）的独裁统治，可能会被回教基本教义派政权代替；还有非洲人可能就是没有能力实行民主。我们以后再来反驳这些担心，现在，让我们来想像一下，假如这些残余的独裁国家成功地完成了民主化的转变，这个世界将会怎样。

《粉碎邪恶轴心》(6) 未来与独裁者的关系 (一)

布希政府的“邪恶轴心”理论起源于二○○一年九月十一日恐怖分子对纽约和五角大厦的攻击。事实上，这种恐怖虽然骇人听闻，其实不过是在独裁的深层阴影下发芽的一堆毒瘤之一；饥荒、难民、贫穷、环境破坏、腐败、战争、群体灭绝及恐怖主义，一切都在那里盛行。

让我们从饥荒开始，一一列举这些个毒瘤的清单。诺贝尔奖得主、剑桥大学教授阿马特亚．库马．森（Amartya Kumar Sen）发现饥荒与独裁统治密切相关。尽管自然因素无疑地也起作用，但一个政府对其百姓的命运，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民主与有效对抗饥荒之间的相关性，是显而易见的：森教授发现，媒体独立的民主国家里饥荒极其罕见（注31）。

甚至在他的出生国印度，虽然那里贫穷遍布，很多人营养不良，而自从独立以来，却从未发生过饥荒。相反的，中国自从一九四九年共产党执政以来，连同先前数次，已经发生了多次灾难性的饥荒。每一次，政治因素都起了决定性的作用，不论是“大跃进”般的愚行、人为造成的饥荒，还是因自然环境恶化的原因，政府都视意识形态为胜过照顾人民福祉的基本责任。八○年代衣索匹亚（和三○年代前苏联时期乌克兰）的情况显示，食物常被独裁者用做对付人民的武器。而像索马利亚那样无政府的国家，人们得到食物的唯一保证是透过枪杆子，而不是耕种。

美国维吉尼亚大学的摩尔（John Norton Moore）教授估计：77％的难民来自非民主国家（注32）。

如果排除正被非民主国家攻击的民主国家，仅8％的难民来自广泛定义的“民主选举国家”。调查显示，世界上难民与国内人民流离失所危机最严重的地方，阿富汗和刚果居首。而虽然喀布尔（Kabul，编注：阿富汗首都）的民主才刚要艰难地开始，逃难的人群已经在逐渐回流。

虽然经济和政治自由，并非必然步步紧密相连，但其中之一若明显不足，终究会影响到另一方。这两方面的自由是互相强化的，当政治自由和经济自由都达到极高程度时，将会产生明显的效益。“自由之家”最近发现民主自由程度最高的几个国家，创造了89％的全球经济产值。而相反的，政治自由程度最差的那些国家，虽占世界人口的36％，却只产出了全球6％的财富。郭特尼和劳森（Gwartney and Lawson）在一九九七年所出版的《世界的经济自由》（注33），极有信服力地证明了经济自由与每人国内生产毛额（GDP）实际增长的密切相关。经济自由最好的前五分之一国家，经济年增长率平均达2.9％，而名列经济自由最差的后五分之一国家，经济实际上每年萎缩了1.9％。他们二○○○年的报告中表明，经济自由也与寿命、庄稼收成，甚至与收入水平成正比。过去的研究中，如传统基金会（Heritage Foundation）和加拿大弗雷撒研究所（Fraser Institute）的研究中都显示了专制主义与低经济成长相关连。过去几年里，世界银行已注意到了这些因素，尽管我认为关注还很不够。在政治权力集中的国家，经济权力也趋向于集中，而在民主政治体系中，经济也趋向民主。

东欧和欧亚国家的共产主义制度，对生态的浩劫是众所周知的；一个不计算市场投入成本的经济体制，对资源的利用肯定是低效率的。这种发展失误所带来对人民的危害，只会发生在无需征得公众允许，且有关风险的资讯被严格控制的共产主义制度里。自从苏维埃社会主义联盟解体、民主体制引入俄罗斯以来，虽然苏维埃式的思维仍将环境资料视为重要的国家安全机密，但已经正在受到挑战。民主国家里，虽然也有许多丑闻，但却有民主权力的人民和严厉的自由新闻媒体，会监督公司和政府里的违规者。

尽管腐败不只出现在独裁者和他们的同伙中，但是毋庸置疑，在自由社会中昭昭天日下搞腐败比较不易实现：自由媒体会将腐败曝光，公众也会要求惩处腐败者。德国的非政府组织“国际透明组织”（Transparency International）证明：经济自由愈少，腐败的机会则愈大。在“国际透明组织”列出的最廉洁的社会中（注34），只有新加坡一国为非民主国家；而军人统治的巴基斯坦经常被“国际透明组织”评为最腐败的国家之一。

独裁统治也是导致战乱日增的元凶。据夏威夷大学的拉梅尔（Rudy J. Rummel）教授统计，一八一六年到一九九一年间发生的所有三百五十三次“国际主要战役”中，交战者至少有一方或以上为非民主国家；没有一场战役发生在两个民主国家之间（注35）。尽管民主国家和非民主国家都参与了战争，不需要民众支援的独裁社会对外侵略的可能性因此高出许多。摩尔（John Norton Moore）教授研究了一九四五年以来的二十场主要战役，发现只有一例是民主国家侵略别国引起的，那就是一九五六年英、法、以色列入侵埃及引发的苏伊士战争（Suez War）（注36）。绝大多数民主和非民主国家之间的战争，由非民主国家侵略别国挑起，目的是为了反对被卷入战争的民主国家或反对其他国家。民主国家一旦受到攻击，她能够依赖源源不绝的公众支援，所以不易输掉战争。同样的，冷战期间一些大西洋沿岸民主国家经由“北约”组织（NATO），为人类历史竖立了一个最为有效的遏制体制。

独裁者不仅对外发动战争，他们还将矛头指向自己的百姓。拉梅尔在一九九四年出版的著作《政府致死》（Death by Government），首次用“大屠杀”（democide）来表示政府屠杀自己的人民。在二十世纪，大约有一亿六千九百万人死于政府的屠杀或是政府的恶性失职，这约是此一期间因战争而死亡战士人数的二至四倍之多，而这个人数必定还在增加中。拉梅尔进一步发现，“屠杀百姓”的发生和非民主政府之间有直接关连（注37）。导致这如此可怕程度受害人数的最大凶手是那些极权统治者，包括希特勒、史达林、毛泽东、赤柬的波布（Pol Pot）、北韩的金正日、衣索比亚的马里安（Mengistu Haile Mariam）以及乌干达的阿敏（Idi Amin）。另外一些较小的独裁者，也杀了数以千计的人，例如塞尔维亚的米洛塞维奇、赖比瑞亚的查理斯．泰勒（Charles Taylor），还有七○年代阿根廷的军人政府。

在美国国务院列出的七个支援恐怖活动的国家中，没有一个是民主国家。伊朗总统哈泰咪（Mohammad Khatami）的两次上台经过了类似民主选举的过程，但他无法涉入掌握真正权力的“护国议会”（Guardian Council）和安全机构，而另外六个国家的政体中则没有任何类似民主的成分。

与这种病态社会问题和独裁政府之间的关连正好相反的是，一些杰出的学者指出了良好的经济和社会指标与自由民主之间是紧密相关的；也就是说，自由选举、法治社会和其他基本因素决定了民主的形式。一个民主体制，无论多么不完善，都要求政府要对人民负责。
因此，反恐战争绝不足以成为与独裁者媾和的藉口（注38）。类似的其他问题——比如人权问题、环境保护条约或经济困境等，也同样不能成为藉口。我认为，民主国家应该将独裁政权摧垮当成主要事务来处理，唯有当独裁者垮台时，独裁政权下的恐怖恶草才会枯萎和灭亡。

《粉碎邪恶轴心》(5) 第一章 真正的邪恶轴心(二)

就在恐怖的二○○一年九月十一日那天（编注：美国 911事件），一份巴基斯坦报纸报导一中国代表团刚同阿富汗的神学士（Taliban）政权签署了经济与技术合作备忘录（注12）。后来的报告还揭示，两家中国国营公司已为喀布尔（Kabul，编注：阿富汗首都）的神学士政权建立一套通讯系统，而神学士政权长期以来一直在宾拉登的主导下对中国维吾尔族极端主义分子进行培训（注13）。一位元据说是盖达组织（Qaeda）的高层官员告诉英国《卫报》（Guardian）说，中国支付给宾拉登大笔金钱来购买一九九八年八月美国原本要攻击阿富汗恐怖分子首脑所在的训练营而发射但并未爆炸的巡弋飞弹（注14）。

第一枚“穆斯林核弹头”和发射它的导弹技术，归功于中国和北韩的共产党独裁者对巴基斯坦军队独裁者的协助。

除了支援那些赞助恐怖主义与追求或已拥有核武器的独裁国家，中共还给予相当数量的小国暴君在外交上大力支持。江泽民和欧洲末代独裁者白俄罗斯（Belarus）的鲁卡申科（Aleksandr Lukashenko）发展了非常紧密的联系，并在二○○一年举行两次热烈而诡秘的高峰会。第一次高峰会时，鲁卡申科为了证明自己对中共有用，向中共当局严密控制的新华社表白说：“白俄罗斯始终支援中国在人权事务上的一贯立场，我赞赏中国在最近联合国人权会议上的成功，并恭喜你们粉碎了美国所提出的一项反对中共的动议。”（注15）《人民日报》报导了七月在明斯克（Minsk，编注：白俄首都）的高峰会，“江泽民说中国感谢白俄罗斯在台湾、西藏和人权方面对中国的支持。”（注16）为了表示回报，在鲁卡申科透过选举舞弊窃取独裁地位前两个月内，江泽民即表达了对鲁卡申科处理白俄罗斯“内政和外交政策”的尊敬。《人民日报》紧接着报导：“中国支持白俄罗斯在反对任何外国干涉及保卫国家主权与领土完整方面的努力。”（注17）

当辛巴威在穆加比的错误统治下陷入独裁统治时，中共起到了火上加油的作用。当时穆加比把白人农民赶出他们的土地，实际上掏空了南非人的经济来源，这时中共却为其非法占用的农场提供了农业设备（注18）。穆加比因此称中国是“辛巴威的第一号朋友”。因天安门屠杀而恶名昭彰的李鹏，感谢穆加比的“一个中国”政策和对中国在国际事务上的支援（注19）。

二○○○年六月，李鹏会见当时的南斯拉夫联邦共和国总统米洛塞维奇，中共的屠夫和贝尔格勒（Belgrade，编注：塞尔维亚首都）的屠夫热情地相聚，纵然有来自塞尔维亚、中国和西方民主力量的批评和压力，此次会见仍然得到了双方预期中的相互允诺与支援。李鹏还发表了一项对北约干预科索沃的正式谴责。据《人民日报》报导，米洛塞维奇对中国政权表示敬意。“中国是提倡国际社会多元领导和反对霸权主义的主要力量，”他说“南斯拉夫支持中共解放台湾的努力和坚持一个中国的原则。”（注20）

虽然北京是一个重要的中心点，但并非所有的独裁者联系都会在那里汇聚。多年来，米洛塞维奇伙同鲁卡申科的白俄罗斯政权为海珊的军队提供防空技术。在二○○○年七月与米洛塞维奇的高层领导会晤时，海珊必不可少地对北约干预科索沃做出了谴责（注21）。

二○○一年五月伊朗的哈米尼（Ayatollah Ali Khamenei）与古巴的卡斯楚（Fidel Castro）会晤，哈米尼解释双边互利关系时说，“我们对美国霸权主义的抵抗，是基于回教的信仰让伊朗认为，对世界上任何自大与傲慢者的抵抗，都是正确的行动。”（注22）伊朗伊斯兰共和国新闻社，即哈米尼和其他伊朗强硬派的喉舌，进一步解释道：“伊朗和古巴拥有强大的友好关系，古巴始终支援伊朗在国际事务上的立场。”（注23）

在非洲，利比亚的独裁统治者格达费（Muammar al-Qaddafi）几乎支援了那片大陆上的每一个暴君。他的政府不仅为赖比瑞亚的独裁者查理斯．泰勒及其犯罪同伙山克（Foday Sankoh）提供训练，并与他们建立友好关系。法得．山克是狮子山共和国恶名昭彰的革命联合前线的领导（注24）。经由资助西非大屠杀，格达费打开了利润丰厚的非法军火贩售管道，并从受其保护的狮子山共和国童子军开采的钻石矿中攫取大量利润（注25）。据《华盛顿邮报》报导，宾拉登（Osama bin Laden）的盖达恐怖组织，也经由格达费及独裁者俱乐部西非支部介入了狮子山共和国充满血腥的钻石财富（注26）。

在这种盟友的帮助下，非洲的独裁统治者能在不受任何惩罚的条件下，时常派遣他们的流氓军队越过国境，挑起群体灭绝性的争端，在一九九四年一年就屠杀了超过百万的人民。穆加比对辛巴威民主反对力量的残酷镇压得到了利比亚在政治、石油、经济乃至军队的援助。穆加比公然与自己的人民为敌，派遣数千人的军队支援刚果民主国的金夏沙（Kinshasa）独裁者，造成金夏沙的战争灾难。英国非政府组织“环球见证”（Global Witness）发表一项报告，披露了刚果政权和辛巴威之间的一项协定，该协定保证辛巴威继续卷入无谓的战争，并许诺穆加比政权大笔财富，这项协议将导致刚果丧失相当于美国加州大小的全部森林（注27）。这项协议资助了穆加比在刚果的战争及其政党，同时给辛巴威的反对派制造更大的麻烦，加深了刚果人民丧失土地的灾难。

非洲之外的独裁统治者，也插手延长这块土地上残存的暴君统治。北韩的金日成曾在八○年代给穆加比发生在马塔贝里兰省（Matabeleland）的大屠杀提供训练与设备，穆加比在那里利用种族恐怖来巩固其政权（注28）。今天，金正日可能是非洲独裁统治者内部安全部队最大的培训者（注29）。

这些人都是实用主义者。沙乌地阿拉伯、阿拉伯联合大公国和巴基斯坦的独裁者，都是仅剩的承认最近被推翻的神学士独裁政权为阿富汗合法政权的国家。当西方攻打神学士时，他们同样很快地撤回了他们的承认。当塞尔维亚总统米洛塞维奇与克罗埃西亚的领导人杜子曼（Franjo Tudjman）举行秘密会谈时，他们的国家却因这两位独裁者法西斯式的言论，而走向分裂（注30）。暴君通常在朋友，有时甚至敌人的帮助下生存。

奇怪的是，这些政权都能使用他们最恶劣的本质进行交易，如利用一丁点的人权改善就可以加入世界贸易体系成为完全会员（full partnership），或允诺约束武器销售而得到高科技技术。民主国家总是被“敌人的敌人一定是朋友”这种幻想所蒙蔽，而总愿意与独裁者坐下来达成某种暂时且非民主的协定。

《粉碎邪恶轴心》(4) 第一章 真正的邪恶轴心(一)

粉碎邪恶轴心》(4) 第一章 真正的邪恶轴心(一)
如何在二０二五年之前消灭世界上最后的独裁者

作者：马克．帕玛
在这一点上我们是一致的：我们都憎恨任何形式的独裁专政。

为了和平与正义，让我们朝向这样一个世界努力，

最终所有的人民都能自由地决定自己的命运。

——前美国总统雷根（Ronald Reagan）

二○○二年元月，当美国总统布希首次发表国情咨文演说时，美国人学到了一个新辞汇：“邪恶轴心”（axis of evil）。布希总统用它来描述三个与美国死对头的国家：伊拉克、伊朗和北韩。这三个国家中没有一个喜欢被这样单独称呼，或是放在一起称呼。而世界上大多数国家则视这个新辞汇是导致麻烦的一种轻率之举，如法国外长弗德林（Hubert Vedrine）等认为这只是把问题过分“简单化”，言下之意似乎指这种邪恶联盟在新世纪里是不可能出现的（注1）。

然而，在我看来，这种邪恶联盟不仅是可能，而且正是今天世界的问题所在。不同的是，我认为仅提这三个邪恶轴心事实上远不能充分描述当今世界实际存在的巨大专制弧圈。这个专制弧圈，让世界上三分之一的人口被控制在少数的几十个人手中。

这个连贯的弧圈，西起中国与北韩，经过哈萨克，到达叙利亚和阿尔及利亚，再往南直到安哥拉。本书封面里的地图用黑色来表示出这个弧圈。亚洲有八个专制国家：中国、北韩、越南、柬埔寨、寮国、汶莱、不丹和缅甸。撒哈拉沙漠以南的中部非洲地区存在着十一个专制国家：安哥拉、蒲隆地、喀麦隆、刚果、赤道几内亚、几内亚、利比亚、卢安达、史瓦济兰、多哥和辛巴威。另外共有二十三个专制国家是位在中东或其周围地区，占全世界四十五个专制国家的一半以上。而在这块连自由都不准生长的大沙漠外，是最后三个专制国家：白俄罗斯、古巴和海地。

在民主国家里，我们有时会轻率地把专制政权，想成如同古代的铁甲暴君或是骑着马的小人一般，但当今在邪恶轴心中扮演重要角色的暴君，根本不只是如此而已。中国的独裁者，控制了地球上五分之一的人口，把持了巨大的天然和工业资源，更豢养了一支拥有核武装备的强大军队。世界上大量的石油（约50％）蕴藏在中东地区独裁者所控制的土地下，而在那块土地上，恐怖分子也获得大力支援，蠢蠢欲动地发展大规模杀伤力的化学、生物和核武器。

虽然这些独裁者的宗教信仰、政治观点、种族背景和国籍可能不一样，他们却有许多共同之处。例如，他们都喜欢随意使用手中拥有的任何武器，无论是大砍刀或是致命的化学子弹，来对付所有的敌人，包括真正的敌人和假想敌、外国人和本国人。在他们的统治下，数以百万计的人民丧失了性命，巨大的难民潮横扫全球，原本有希望的国家被带往贫穷、饥荒与绝望。

这些暴君根本不把他们自己人民的利益当一回事。海珊把伊拉克人民所处的绝境归罪于一九九一年二十二国联军把他们赶出科威特后，联合国对他们实行制裁的结果。然而，所有的证据却都表明了伊拉克遇到的困境完全是海珊胡作非为的结果：在获准变卖石油以换取食物和其他人道物资后，这个独裁者却把钱用于发展武器，并为自己建立了许许多多的宫殿，这些宫殿很多都是在制裁期间建造的。

而在英美空军保护下的伊拉克北部库德族人（Kurdish），虽然也必须接受和其他地区同样的制裁，但那里用石油换取食物的方案得以按计划实施，生活水准因而稳步上升，婴儿死亡率也下降了（注2）。

在伊朗，哈米尼（Ayatollah Ali Khamenei）有系统地监禁、酷刑折磨和谋杀争取民主的伊朗人，藉以恐吓伊朗人民来忍受他未经选举的统治。并且持续密切支持对以色列所进行的恐怖活动。而当伊朗民选的议会和政府领导人希望与国际上的和平民主力量保持更开放的关系时，哈米尼及其特勤党羽却背道而驰，不失时机地实行独裁专政。

在北韩，金正日继续步其父亲（即一九五○年发动韩战的金日成）（注3）恐怖统治之后尘。在跃居北韩共产党宝座前就已亲自参与恐怖活动的金正日，正继续制造南北韩之间的紧张关系，而且不顾自己国内的百姓已有数十万死于饥饿，他还是尽全力来维持一支百万人的全球第四大军队。金正日对大规模杀伤武器具有异常的高度兴趣，同时北韩也正大量供应其他独裁国家可携核弹头的导弹（注4）。

事实上，这些独裁者对彼此帮助都是毫不迟延，有时甚至是不经意地就帮助了对方。海珊在一九八○年入侵伊朗时，并不是为了巩固何梅尼的权力，但事实上却造成了这样一个结果，以及伴随的几十万人民死亡（注5）。而虽然金正日普遍被认为是有恐外症，但他却与伊拉克的独裁者海珊合作，也与伊朗的哈米尼、古巴的卡斯楚、辛巴威的穆加比（Robert Mugabe）、白俄罗斯（Belarus）的鲁卡申科（Aleksandr Lukashenko）等其他人有生意往来。

然而，这些事与中国共产党独裁者江泽民铺天盖地的毒网相比，也只不过是小巫见大巫。中国，做为北韩这个封闭国家的长期保护者和五○年代韩战的参战国，仍与金正日政权保持密切的联系。当中国进行攻打台湾的攻击性军事演习时，很明显地与北韩在南韩水域的挑衅行为互相呼应（注6）。近年来，虽然中共试图在朝鲜半岛问题上扮演一个和平的仲裁角色，但其动机很可能不是要促进和平谈判，而是阻碍，拖延北韩的民主化与现代化。因为如果北韩推翻他们的共产独裁者，中国的共产独裁者将会惶惶不可终日。正如一个中国官方机构的代表所说的“如果那样的话，朝鲜半岛就会完全被美国及其盟邦所控制。北韩的存在，能使中国免于美国的军事垄断。”（注7）虽然这种合作使平壤和中共的独裁者互相受益，但对北韩和中国两国的人民却是毫无帮助。曾经号称是萌芽中的社会主义乌托邦，已沦为饥荒不断、残酷镇压和荒芜的一片恶土。

虽然看似放松控制，事实上中国毫无意愿改善其人民的个人自由。如一九九九年八月，江泽民下令逮捕热比娅．卡德（Rebiya Kader），一位中国企业家新星。控告的罪名呢？只因这位名叫热比娅的新疆维吾尔族人，正准备交给美国国会研究服务访问团成员一份关于员警骚扰的报告（注8）。逮捕卡德是江泽民继续镇压大量新疆回教少数民族政策的一部分，但结果只是更加强分裂主义者的情绪和极端好战分子的冲动。江泽民一方面不分青红皂白地打击维吾尔族人中“回教基本教义派”和所谓的“恐怖分子”，另一方面却继续支援那些领头滋长恐怖主义的国家。透过出售导弹和其他武器技术，以及利用其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地位，中共独裁者藉由政治合作以及经济援助等手段，近年来不断地对伊朗、伊拉克、利比亚、叙利亚、苏丹、古巴和北韩提供援助，而这七个国家正是美国国务院登记在案的支援恐怖主义国家（注9）。而前五个国家更被列为支援回教基本教义派有关的恐怖分子，但这次却都成了素以反宗教著称的中国政府的亲密伙伴。例如，二○○○年六月，一名中共中央委员会成员访问巴格达，以促进中共独裁政府与海珊党派之间的关系。中国代表团正式谴责了联合国对伊拉克的制裁并期望两国执政党之间的关系更为密切。据北京《人民日报》报导，伊拉克副总统拉马丹（Taha Yassin Ramadan）如此回应：“同中国发展关系符合伊拉克政府及阿拉伯社会复兴党的利益。”（注10）

虽然伊拉克是中共向国际流氓兜售军火的主要受益者之一，但是其死敌，伊朗的哈米尼，也同样是中共扩建其军火店铺的座上客。据报导，中国涉入给伊朗建造一套先进的防空系统，并恢复销售核武及化武技术给伊朗的独裁者（注11）。这些军售除了明显的影响和平安全外，中共的行为加强了哈米尼及其他强硬派的实力，而牺牲了大多数愿意接受民主方式的伊朗人民利益。

《粉碎邪恶轴心》(3) 致谢 前言

《粉碎邪恶轴心》(3) 致谢
如何在二０二五年之前消灭世界上最后的独裁者

作者：马克．帕玛
彼得．艾克曼（Peter Ackerman）和马克斯．卡伯曼（Max Kampelman）鼓励我仔细思考一个战术策略，把这个世界变成百分之百的民主社会。杰克．杜沃（Jack DuVall）提供了很多理论建议，给予原稿批评意见，并且为“使用非暴力”一节做出了贡献。克特．巴苏恩内（Kurt Bassuener）和艾瑞克．卫特（Eric Witte）对整部书提供了意见，帮助做研究和修改文字。克瑞斯汀．奎达（Kristin Guida）和查理斯．哥瑞波（Charles Graybow）为“四十五个最不受欢迎的独裁者”补充资料。德安．考宛（Dean Cowan）运用他出色的电脑技术输入了原稿。最后，卡尔．泊西（Carl Posey）使得这本书变得更加可读。

我的大使朋友们，海瑞．巴恩（Harry Barnes），麦克．阿姆克斯特（Michael Armacost），史蒂夫．波斯沃斯（Steve Bosworth），豪沃德．沙佛（Howard Schaffer），史密斯．哈姆斯顿（Smith Hempstone），温和蓓蒂．罗德夫妇（Win and Betty Lord），罗杰．克尔克（Roger Kirk），以及其他大使均分享了他们的意见和经验。民主斗士朋友们，包括肯．沃拉克（Ken Wollack），麦克．勒丁（Michael Ledeen），约翰．苏利文（John Sullivan），约翰．福克斯（John Fox），卡尔．格什曼（Carl Gershman），芭芭拉．海格（Barbara Haig），马克．泊拉特纳（Mark Plattner），基尼．夏普（Gene Sharp），鲍勃．海勒威（Bob Helvey），珍妮．文瑟（Jennifer Windsor），爱德壬．卡拉特尼凯（Adrian Karatnycky），史塔特．澳巴赫（Stuart Auerbach），瓦特．瑞蒙德（Walt Raymond），以及许多其他朋友们分享了他们的经验和建议。 我十分感谢罗曼与雷特夫德（Rowman & Littlefield）出版社的杰得．里昂（Jed Lyons）和约翰森．斯斯克（Jonathan Sisk），他们决定发表我的宣言。我也十分感谢朱丽．克什（Julie Kirsch）帮助编辑、校对和印出我的作品。

我的父母，美国海军上校罗比．艾利斯．帕玛（Capt. Robie Ellis Palmer,USN）和凯萨琳．虎克．帕玛（Katherine Hooker Palmer），来自于缅因州和佛蒙特州。他们的潜移默化给我灌输了强烈的新英格兰独立思考和个人自由主义意识。我记得在佛蒙特州由我父亲主持的西敏寺城镇会议的大厅后座上，母亲站起来大声地宣布：“罗比，这简直是你所做的决定中最愚蠢的一个。”这种对权力（和男人）的态度是民主的精髓；我在世界各地的乡村和城市都看到了它的存在。

在新德里（New Delhi），一个印度学生意外地被年轻的美国外交官请去西藏修道院吃晚餐，这是我们的第一次约会，坐在地板上边用餐边和僧侣们谈论发生在中国的镇压。在我们三十多年的婚姻中，妻子苏什玛（Sushma）逐渐理解并愿意分享我对于持不同政见者和民主的激情，且逐渐发展出她的思想，最终在这本书的孕育和成形中，从主题到结论，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前言

一九八二年六月八日，美国雷根总统曾经在英国国会表达对各种独裁形式在这个时代引发的诸多非人道行为的憎恶。他号召人们把所有共产主义以及其他独裁者们投入历史的“垃圾堆”。他表现了美国加州人的乐观：“善良的力量必然会战胜邪恶。”在全球争取自由的运动中，我们需要的仅是坚强的领导、时间，再加上一点希望。当时，他的预言遭到了普遍的怀疑。但自此以后，全球的极权政府却一个接一个地倒台了，大片的区域出现了和平与自由。

雷根总统的那次讲话稿是由我起草的。我对人类追求争取自由的信仰来自我个人的生活经验。在六○年代初，我以主修“俄国研究”的学生身分到过前苏联。我相信我所遇到的每一个俄国学生都和我一样追求相同的生活目标。我还记得一个女学生告诉我，“我多么希望能去看看巴黎、伦敦和纽约啊！”

马丁路德．金的“我有一个梦想”演讲阐述了他的愿景。在六○年代初，做为千百名北方白人学生中的一员，我来到南方和美国黑人一起静坐、祈祷、游行，这样的经验告诉我用非暴力策略反对不平等待遇的巨大力量。

在一九六三年夏天，我和基督教“贵格会”的教徒在一个穷苦的墨西哥村庄里一同生活，那一段经历使我亲身体验了受压迫的感觉。自从一九一九年以来，“制度革命党”（PRI）在墨西哥一直是一党独政，这个政府的官员被腐败严重侵蚀。每次他们来到我们居住的村庄都是荷枪实弹，因为他们相信只有威胁和恐惧才能使他们的权力得以维持。当人民恐惧心减弱，起而推翻了这个一党专制政权之后，墨西哥的历届政府成为在国际、国内支援民主和人权的一股强劲力量。

在一九六四年到一九九○年期间，我的外交生涯集中在莫斯科、贝尔格勒和布达佩斯。在共产主义制度从僵死的状态向民主制度全面转化的历史舞台上，我扮演一个第一线上的小演员。无论是七○年代在莫斯科大剧院鼓励编剧、导演和演员们演出推陈出新的剧作，还是做为美国驻匈牙利大使参加一九八九年匈牙利的民主（反对派）游行，我们证明了独裁是可以被推翻的。这是要经由坚持不懈的努力和外来的支援，尤其是要帮助人民获得取胜的自信心。

我是亨利．季辛吉的首席讲演撰稿人，他当时是尼克森的国务卿。我曾陪同季辛吉在全球揭露专政的邪恶；也曾在布里兹涅夫当政的前苏联和铁托政权掌权的南斯拉夫工作过六年；在卡特总统执政期间，我在美国国务院主持战略，核武及传统武器控制办公室。在雷根总统执政期间，我被任命为副助理国务卿，主管美国与苏联及东欧以外的外交关系。

我还记得一九八五年在莫斯科准备雷根和戈巴契夫的首次会议时，国务卿舒兹（George Shultz）教我如何让独裁者参与对话。当他和戈巴契夫及苏联外长交谈时，我注意到他喜欢离开议题去探讨现代民主社会和市场经济。在那个时间，我还提醒他遵循议程。但后来我看到雷根在日内瓦与戈巴契夫的会谈中采用了同样的策略。

观察了两位出类拔萃的外交家的行为，我于一九八六年出任美国驻匈牙利大使，进驻布达佩斯。在对付最后一位匈牙利共产主义独裁首领，哥什（Karoly Grosz）的时候，我采用了从舒兹那里学来的经验。在那里，我理解并运用了这样一个公理：一个民主国家的大使馆必须是暴政孽海中的一个平稳小岛，她是这些微妙到并不十分微妙的政治变革中的指导者。

自从一九九○年我离开外交工作转向私人企业，我对传播民主的重要性和可行性有了更强的信念。在共产主义制度瓦解之后，我是美国进入东欧的首批投资人之一。在那里，我看到前所未有的新兴而稳定的民主制度与市场经济的结合，并体会到我们做为“他山之石”可以扮演的重要角色。

我同合伙人一起在八个国家建立了政治上独立的电视台，在“查理观测台”（Checkpoint Charlie）的地段上盖了一座现代化的办公大楼。这是一个标志，显示一个封闭的社会成功地走向开放：共产主义系统的压制→冷战交锋→最后的解放。

我把我毕生的精力、事业和资金都投入到建立一个全面民主化的世界中。二○○○年六月，我在华沙发起并建立了民主阵营，这里包括了来自一百零七个国家的代表。二○○二年十一月，我们成立了一百一十个国家参加的同样团体。我还是“自由之家”（Freedom House）、民主体制社区理事会和通讯、健康与环境中心的董事会成员。

没有民主的变革，后果是不可想像的。我们只需要回顾过去的一个世纪，就可以预测下一个世纪的前景。血淋淋的事实展现了史达林、希特勒、毛泽东和其他独裁者在人类历史上所犯下的无数反人性的罪恶。二○○一年六月二十四日，前教宗若望．保禄二世（John Paul II）参观了在基辅城外的树林，那里秘密埋葬了近二十万犹太人与其他希特勒统治下的受害者（注）。无独有偶，几天之内，科索沃（Kosovo）传来消息，在塞尔维亚独裁者米洛塞维奇（Slobodan Milosevic）的命令下，成千上万的人被秘密杀害并埋葬。

这本书的目的是为了展示未来，而不是重述过去。我相信未来不会是过去的翻版。看看过去的二十五年，专制制度在全球的崩溃情形，我们肯定有能力在二十年到二十五年之间全面消灭专政。我们可以对目前仅存的专制者设定最后期限，并在下一个二十五年之内，一步步完成这个历史使命。

这是一本关于阿拉伯世界的书，那是世界上唯一没有一个领袖是民主选举产生的地方，而当地民意测验却表明了公众对民主制度和民主价值观的强烈支持。三十个著名阿拉伯学者在一份研究中阐述了这样一个观点：阿拉伯地区是可以加入到民主革命中来的。他们提出了这个地区的三个根本性的短缺：自由、妇女的权利和知识。我曾用了两年的时间试图在阿拉伯世界建立第一个政治上独立的电视台，显而易见，人民是希望有这样的电视台，但是独裁者却极力阻止这一行动。一九九二年十月二十一日，“自由之家”在埃及集会，纪念埃及民主思想家和民运人士伊布拉辛（Saad Ibrahim），我当时站在伊布拉辛的妻子旁边，她正在读伊布拉辛在狱中所写激励人心的宣言，他号召埃及以及全阿拉伯世界的人民为民主而战。二○○三年初伊布拉辛被释放出狱的时候，民主运动已经以史无前例的声势进入中东。

这也是一本关于中国的书。一九八九年，当柏林墙被推倒，当匈牙利于奥地利边界的铁丝网被剪断，中国也曾经如此地靠近民主。二○○二年六月二十三日，我参加了在美国国会山庄前举行的法轮功集会，这次集会的资讯十分明确：中国人民要求，并终将得到他们做为人民的权利。法轮功是一个源于中国古老的信仰和修炼法门，江泽民及其幕僚曾推测有七千万人修炼法轮功。就在此刻，数千名法轮功修炼者在中国被江泽民政权迫害致死，几年来法轮功的抵制迫害运动前仆后继、英勇不屈、坚持不懈和把握分寸各方面，都可与甘地领导的非暴力运动相媲美。

归根结柢，这本书是关于行动的书。在二○○二年六月《纽约时报》评论员罗森泰（A. M. Rosenthal）在“自由之家”一场集会上，回忆了一九六四年在纽约的吉诺维斯（Kitty Genovese）谋杀案。他问道，什么时候见死不救会成为犯罪？当这谋杀发生在百尺之内吗？当他发生在更远一点的地方吗？当人们被血腥屠杀，饥饿而死，饱受迫害，但你并不身临其境吗？这是当时在他即将获得“总统自由奖章”的前夕所提出的疑问。

我的回答是，当人们被统治着他们的独裁者残杀时，隔岸观火是错误的。我们知道由于金正日，上百万的北韩人民在饥饿中挣扎；我们知道独裁者是恐怖主义和战争的根源。我们必须现在行动。这是一本关于最后的四十五个独裁者的书，这里描述了怎样推翻他们的战略和战术。这里也描述了怎样授权于民，让这些国家的人民最终掌握他们自己的命运和国家前途。

注：阿里珊．斯坦利，〈教皇的艰难之路〉，《纽约时报》，二○○一年六月二十五日。(http://www.dajiyuan.com)

伍凡 草庵评马克．帕玛新书"粉碎邪恶轴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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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庵：各位观众好，现在是独立评论时间。今天我想给各位介绍一本新书，这本书就是我现在手中的这本书，中文名字叫：“粉碎邪恶轴心”，英文名字叫：“Breaking the Real Axis of Evil”。伍凡：这本书的作者是“马克．帕玛”。作者非常的有名，是雷根总统在一九八二年六月八日，在英国国会表达对各种独裁形式在这个时代引发的诸多非人道行为的憎恶。他号召人们把所有共产主义以及其他独裁者们投入历史的“垃圾堆”，“善良的力量必然会战胜邪恶。”的那次讲话稿的起草者。在一九六四年到一九九○年期间，我的外交生涯集中在莫斯科、贝尔格勒和布达佩斯。做为美国驻匈牙利大使参加一九八九年匈牙利的民主（反对派）游行。
草庵：他还是雷根总统执政期间的副助理国务卿，主管美国与苏联及东欧以外的外交关系。是目前美国国务卿莱斯女士的老上级和导师。他当时是尼克森的国务卿亨利．季辛吉的首席讲演撰稿人，曾陪同季辛吉在全球揭露专政的邪恶；也曾在勃列日涅夫当政的前苏联和铁托政权掌权的南斯拉夫工作过六年；在卡特总统执政期间，在美国国务院主持战略，核武及传统武器控制办公室。
伍凡：他是一位资深望重的外交家，也是非常有性格的一位政治家。是里根政策的代表人物和制订者之一。几乎参与了东欧共产主义灭亡的没没一个时刻。这本书在出版之后，受到了西方各界非常广泛的重视，中文版也由博大出版社出版发行。台湾的政治学教授明居正先生为这本书写了一个非常好的序。称之为“全球民主化行动指南”及“对于这个历史性的发展会发挥它重大的作用”。
草庵：作者本人也为中文版写了一个专门的序，他称：“其中最需要特别关切的国家就是中国，因为一旦成功的话，将能为近二分之一现今仍生活在独裁统治下的人民，带来民主自由。而且中国人民曾经距离民主只有一步之遥。”同时他还说：“如果当时的中国人民与赵紫阳辖下的大部分政治局委员，都能坚持立场而不被年老的邓小平镇压成功的话，中国可能已经名列在民主阵营中的先进国家长达十六年了。并且，中国、亚洲与全世界也将会更安全、更自由、更充满正义；中共与民主台湾之间的紧张关系亦将不复存在，一个自愿性的统合也可望促成；向来倚靠北京独裁兄弟撑腰的北韩独裁者金正日会走入历史，而一个统一且稳定的民主韩国将能实现；中国也将可成为受欢迎的强权国家，而不是如同现在遭其邻国与世界各国反对。”
伍凡：非常有意思的是，他还在中文版序言中说：“中国人在人类历史上曾拥有最先进的文明，现在目睹大批近乎文盲的阿富汗人民得以运用投票权选举他们的总统 ，这是亿万中国人民到目前为止仍被剥夺的权利”。同时他也列举了一些推翻中共的手段，诸如他就提出了：“一种方法是把焦点集中于胡锦涛的犯罪行为并要他亲自负责。一个由国际法律学者和律师组成的小组正在运作，以进一步列举其“专政独裁罪行”，并设法收集证据以及对犯行的独裁者提起诉讼。包括胡锦涛在内，每位独裁者都违反了自己国家法律和宪法所保障的各种政治与民权。胡锦涛并且违反了中国必须遵守的国际协定和条款，如〈世界人权宣言〉、二○○五年〈促进民主法案〉提供收集证据并最终审判那些违反人性的独裁者的法律基础，其中并包括一些列举“专政独裁罪行”的工作。当这个过程进行时，中国律师和民主行动人士可以开始收集胡锦涛的罪刑证据，并促使其受审。甘地（Mahatma Gandhi）教导我们，当人民开始不合作时，非法和不公正的政权就要垮台了。鼓励不合作的一个主要方式就是宣示独裁者的不合法性。这是有先例可寻的。赖比瑞亚独裁者查尔斯．泰勒（Charles Taylor）被联合国任命的法庭控告，当时他还是赖比瑞亚的总统。国际刑警组织对他发出拘捕令，于是他出逃到了奈及利亚，在本文撰写此时，法院正试图将他引渡受审。南斯拉夫和卢安达的前任独裁领导也被带到国际法院受审。胡锦涛也该当如此，除非他扭转路线，与中国的民主人士组织一个全国圆桌会议，并考虑自由和公正的选举。受审和遭受拘留的威胁，对于这样的路线逆转是很重要的激励”。
草庵：这是一个非常好的办法，既符合法律也符合国际社会的和平抗争要求。马克．帕玛确实是位非常好的反共政策谋划大师。不过，这位谋划大师在理论上有创造，但在英文上的创造力却不如小布什总统。邪恶轴心的英文翻译是：“axis of evil”在中文很好理解，但在英文中，过去并没有这个单词。这是一个最近几年新创造的单词。说起来普通人可能不相信，这个单词的创造者是被大家称之为弱智的美国小布什总统。二○○二年元月，当美国总统布希首次发表国情咨文演说时，小布什首次使用了这个新创造的词组来称呼三个与美国死对头的国家：伊拉克、伊朗和北韩。从此，这个词组就逐渐在国际社会流行起来。
伍凡：所谓的邪恶轴心，指的是四十五个独裁者统治的国家，这些国家西起中国与北韩，经过哈萨克，到达叙利亚和阿尔及利亚，再往南直到安哥拉。亚洲有八个专制国家：中国、北韩、越南、柬埔寨、寮国、汶莱、不丹和缅甸。撒哈拉沙漠以南的中部非洲地区存在着十一个专制国家：安哥拉、蒲隆地、喀麦隆、刚果、赤道几内亚、几内亚、利比亚、卢安达、史瓦济兰、多哥和辛巴威。另外共有二十三个专制国家是位在中东或其周围地区，占全世界四十五个专制国家的一半以上。而在这块连自由都不准生长的大沙漠外，是最后三个专制国家：白俄罗斯、古巴和海地。
草庵：中共在这些邪恶轴心国家中起到了极为重要的作用．美国 911事件），一份巴基斯坦报纸报导一中国代表团刚同阿富汗的神学士（Taliban）政权签署了经济与技术合作备忘录（注12）。后来的报告还揭示，两家中国国营公司已为喀布尔（Kabul，编注：阿富汗首都）的神学士政权建立一套通讯系统，而神学士政权长期以来一直在宾拉登的主导下对中国维吾尔族极端主义分子进行培训（注13）。一位据说是盖达组织（Qaeda）的高层官员告诉英国《卫报》（Guardian）说，中国支付给宾拉登大笔金钱来购买一九九八年八月美国原本要攻击阿富汗恐怖分子首脑所在的训练营而发射但并未爆炸的巡弋飞弹．第一枚“穆斯林核弹头”和发射它的导弹技术，归功于中国和北韩的共产党独裁者对巴基斯坦军队独裁者的协助。
伍凡：除了支援那些赞助恐怖主义与追求或已拥有核武器的独裁国家，中共还给予相当数量的小国暴君在外交上大力支持。江泽民和欧洲末代独裁者白俄罗斯（Belarus）的鲁卡申科（Aleksandr Lukashenko）发展了非常紧密的联系，并在二○○一年举行两次热烈而诡秘的高峰会。第一次高峰会时，鲁卡申科为了证明自己对中共有用，向中共当局严密控制的新华社表白说：“白俄罗斯始终支援中国在人权事务上的一贯立场，我赞赏中国在最近联合国人权会议上的成功，并恭喜你们粉碎了美国所提出的一项反对中共的动议。”（注15）《人民日报》报导了七月在明斯克（Minsk，编注：白俄首都）的高峰会，“江泽民说中国感谢白俄罗斯在台湾、西藏和人权方面对中国的支持。”（注16）为了表示回报，在鲁卡申科透过选举舞弊窃取独裁地位前两个月内，江泽民即表达了对鲁卡申科处理白俄罗斯“内政和外交政策”的尊敬。《人民日报》紧接着报导：“中国支持白俄罗斯在反对任何外国干涉及保卫国家主权与领土完整方面的努力。”当辛巴威在穆加比的错误统治下陷入独裁统治时，中共起到了火上加油的作用。当时穆加比把白人农民赶出他们的土地，实际上掏空了南非人的经济来源，这时中共却为其非法占用的农场提供了农业设备（注 18）。穆加比因此称中国是“辛巴威的第一号朋友”。因天安门屠杀而恶名昭彰的李鹏，感谢穆加比的“一个中国”政策和对中国在国际事务上的支持。
草庵：二○○○年六月，李鹏会见当时的南斯拉夫联邦共和国总统米洛塞维奇，中共的屠夫和贝尔格勒（Belgrade，编注：塞尔维亚首都）的屠夫热情地相聚，纵然有来自塞尔维亚、中国和西方民主力量的批评和压力，此次会见仍然得到了双方预期中的相互允诺与支援。李鹏还发表了一项对北约干预科索沃的正式谴责。据《人民日报》报导，米洛塞维奇对中国政权表示敬意。“中国是提倡国际社会多元领导和反对霸权主义的主要力量，”他说“南斯拉夫支持中共解放台湾的努力和坚持一个中国的原则。”虽然北京是一个重要的中心点，但并非所有的独裁者联系都会在那里汇聚。多年来，米洛塞维奇伙同鲁卡申科的白俄罗斯政权为海珊的军队提供防空技术。在二○○○年七月与米洛塞维奇的高层领导会晤时，海珊必不可少地对北约干预科索沃做出了谴责
伍凡：媒体大亨梅铎（Rupert Murdoch）寻求中国政府批准他的卫星电视频道在中国开播时，应“主人”的要求，他这个异国“客人”同意把某些西方新闻频道从节目中拿下去。但梅铎觉得，看到这些未经审查的西方新闻会惊慌失措的，并非中国老百姓，而是共产党独裁政权。然而梅铎以“国家”及其独裁者是互通性概念这一说法为幌子，逃避了这样一个事实：他俯首于暴君。结果，民主社会的媒体及政府谄媚于独裁政权的例子源源而来，“中国认为”，“伊拉克认为”，“埃及认为”……最近的一个例子是，《纽约时报》驻上海记者于二○○二年七月十五日写道：“大部分中国人‘继续支援共产党，维护统一，反对全体中国人民都惧怕的动乱。”民主对于中国的商家或农民并无危害，感到危害威胁的只是中共当局。民主对独裁政权的威胁在于，民主为政治权力提供了更高度的合法性基础：而非民选的领导人只会反对或诋托毁 “受人民之进行统治”这样一种观念。虽然和前苏联的冷战已成为过去，残余的共产势力及其他独裁政权和人民自治愿望之间的战争仍未结束。我们形容中国政权的这句话“当今世界仅存最大的共产国家”，必须能让我们时刻不忘这一事实。就连“共产主义者”一词也不再被民主世界的上流社会用来形容中国、北韩、越南、寮国及古巴的体制，只有共产独裁者们还在翻来覆去地用它。二○○三年二月，新任中共总书记胡锦涛告诉来访的卡斯楚：“同样是由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中国和古巴的意识形态及理念相同。”
草庵：面对这种情况，作者对西方国家提出了几个解决方案：
１． 发扬和悍卫民主，就等于是在维护国家安全
２． 武力的使用
３．最有力的单项制裁是迫使独裁者下台
４．直接针对独裁者本身进行强有力的制裁，包括盯住并最终扣押独裁者及其主要支持者的资产。
５．民主商业共同体
伍凡：他还推出了一个建议：推翻独裁者的两阶段运动
１．第一阶段：交流和组织，初期的议题和组织可以是非政治性的，而且对政权不构成威胁??比如健康和环境问题。
２．第二阶段：面对和推翻．制造无所不在的感觉。比如，塞尔维亚的“抵抗运动”在街道上贴了一百五十万个标语和小册子。
．争取外界支援。
．经由各种非暴力策略向独裁者施加压力，包括罢工、演讲、地下媒体或电台、游行、公众集会、联合抵制和社会、经济、政治和法律等方面的不合作。
．寻求法律手段，以便经由竞选、法律或国际章程和条约来挑战政府。在智利，皮诺切特号召全民投票为反对运动提供了一个理想的机会。
．试图拉拢政权的重要支持者，尤其是政府的镇压工具，包括军队、警察和公务员。在塞尔维亚，曾有一个周密的计划，确认哪些警力在非暴力运动的后期能帮助并保护示威者免受暴行，并把独裁者赶下台。
在这一阶段，外在因素能为运动的成功扮演关键角色。当抵抗运动在进行中时，国际团体可经由以下方式推动运动的进程：
．提供物资援助。此时，运动应已形成一套连贯的战略和具体战术，但它可能缺乏必要的财力来推动。此时如果国外能提供符合需求的援助，可能会成为运动成功的重要因素。
．培训非暴力战术的领袖。在塞尔维亚，由“国际共和协会”（International Republican Institute）、“自由之家”和其他组织提供的培训人员，在帮助像“抵抗运动”这样的团体从事非暴力运动方面，取得了巨大的成功。
．从国际上向专政施压。当反对派获得力量时，国际团体能经由有目标的制裁和公开指责，来协助迫使独裁者做出更具体的让步（比如公平竞选）。也可组成针对某独裁者的“世界同盟”。
．建立游戏规则。国际团体可建立一套规则，以使和平解决成为可能，并经由国际条约、法律和法庭追究独裁者的责任。
．为民主运动提供支援。国际团体还可提供民众监票、投票的教育，或用经济支援鼓励民众“出去投票”。
．破坏支撑政权的基础。民主国家应建立起与独裁者的军事、警察、情报和其他安全部门之间的联系。他们应该利用他们的影响力说服这些部门拒绝接受独裁者向民主人士开火的命令。做到这一点是符合非暴力过程的关键。
能否发现问题和事件之间的关系是重点。非暴力行动可由许多原因引发。所有专制中普遍存在的不满，以及对独裁者及其盟友的普遍对立的态度，都可能因某一具体事件而引发行动。起因可以是拘禁或谋杀一位著名人士，来自国际社会的质询能帮助揭穿事实并引发行动。有时是经济问题，外界可在独裁者采取某种行动的前提下提供声援帮助。或将察觉到的独裁者弱点小题大作，导致其在世界上失去立足之地。这些机会可被利用来激化专制政府内部的危机，为反对派提供更大的政治空间。
草庵：这些建议非常重要，在目前，中国包装总公司内部的维权人士和法轮功的朋友们几乎都在使用这些手段，对中共的压力非常的大．对促进中国民主也非常有意义．在书中，作者还提出了近二百个行动方案，这些都是非暴力的建议。
伍凡：作者认为：很显然中国是最需要关注的国家，一部分原因是因为在一九八九年中国差一点就变成了民主国家。而且如果中国成功了，十三亿人民将从此生活在民主制度之下；这数目也就是地球上人口的五分之一，或目前还在独裁统治下人口的一半。如果中国继续在独裁统治之下，中国和这个世界将会怎么样？而如果中国成为民主国家，又会怎么样？很多严肃的军事分析专家认为中国是对美国和全世界安全的最大威胁。而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人的眼里，美国和西方国家是他们的敌人。中国问题专家罗斯．特瑞（Ross Terrill）说过“共产党国家需要把我们当作敌人，以支持其合法性。”（注1）中共已拥有能够袭击美国西海岸的战略性导弹。在上海执业的章家敦（Gordon G. Chang）律师在《中国即将崩溃》（注2）一书中说：中国是目前“将其核武器瞄准美国的唯一国家”，此外北韩也有攻击美国的一点有限能力。对于周边邻国来讲，中国也是一个越来越严重的威胁。如果中国成为一个民主国家，则情形会完全不同。它与民主台湾的统一也可以和平的方式达成。中国也会把美国和其余的民主世界看做盟友，而不是敌人。当共产主义垮台了，亚洲的政治势力也会像欧洲一样得到平衡。
草庵：作者对法轮功作出了极高饿评价，还特别批评了美国政府及西方其他政府．作者说：令人遗憾的是，民主世界的反应，就如丹尼．谢特所说的：是再一次的“冷漠”，并且独裁者再次将此视为对其继续进行镇压的默许。在一九九九年十一月，当镇压进一步升级时，在纽西兰的一次双边会议期间，美国柯林顿总统和江泽民互相微笑着聚在一起。江泽民送给了柯林顿一本中共政府反对法轮功的小册子，而当地法轮功学员送给了柯林顿总统一本法轮功创始人李洪志先生的著作，柯林顿没做任何表示。谢特写到：在这次会议期间，江泽民延迟三个小时，直到大厅外面的法轮功展板被取走，才出席国家首脑的正式晚餐。同样在英国和法国，安全警卫人员阻止了抗议者，保护了前去旅行的中国独裁者。没有一个民主政府的首脑，包括最近的两位美国总统，曾会见过流放在美国、居住在纽约的李洪志先生。白宫没有欢迎这位和平精神的领袖，一部分原因是由于共产党诬法轮功是“邪教”，另一部分原因是担心独裁者江泽民的反应。所以这位也许是民主中国的最大希望、在中国最受欢迎的运动的领袖，仍然不被接纳。而美国不是唯一怀有这种担心的国家。
伍凡：他针对这个问题，提出了一个非常好的建议：我们必须联合并组织民主团体和民主人士帮助中国境内的民主人士，协助和组织民间民主人士帮助中国相对来说容易一些。已经有一些外国人为了表示对中国人权的支持而去中国，并且遭到拘捕。成千上万的中国海外留学生，许多就读于美国大学，他们具有很大的潜力。尽管许多人不愿意谈论政治，这些学生应该由美籍华人与之联系并且加入我们的民主、人权组织。有些学生也许考虑学成归国后实行改革。对中国的年轻一代进行非暴力对抗的教育非常有意义，因为他们可能是中国未来变革的主力。中国还有许多重要的政治人物散居在亚洲各地，这些人也应被视为促进中国民主化的力量。台湾在最近几十年来的全面民主化，对新加坡李光耀的“亚洲价值论”中所谓的：民主只是外国人的事，无法在中国社会立足的观点迎头一击。经常出入中国的中外商人可以在中国鼓励非暴力对抗，以及公开争取基本的民权和人权。“自由之家”将香港和澳门两个现已受中国控制的特区列为部分自由地区，由于两地沿用了以前的民政结构，民主机构应该帮助两地的公民维护并监督自由权。如果共产党及其地方傀儡违反了协议，民主机构应该大声抗议，直接抗议到北京。这两个特区是中国自由的象征，那里的党派应该很活跃。其他的非政府组织，如第十七条文和其他有关新闻自由和 “美国劳工及产业工会联合会”（AFL-CIO）等有关劳工权益的组织，应该能够正常运作，并且得到强有力的支援。
草庵：他还认为：民主国家的公民也能帮助中国实现民主自由。外籍人士可藉旅游之际，从事一些风险小的实施民主的行动。二○○一年底和二○○二年，国外法轮功学员与中国大陆学员一起在天安门广场炼功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我们应该成立“推行民主志工”组织，有计划地在中国行动；这就是提出“学生民主运动”的目的。例如“绿色和平组织”（Greenpeace）以及中国环保运动会组织在三峡大坝上举行示威活动，这将会是媒体的重大新闻，能引起中国其他地区的仿效。八○年代后期匈牙利的民主改革就是由环境保护学家抗议一个水坝而引发的。这类的公众抗议示威，外国使馆人员可以参加、保护和支援。非政府团体或政府还可以经由在全世界褒奖、庆祝每年一度的“中国民主日”（China Democracy Day）。这时各国总理、总统、国会议员和其他民主领导人可以发表声明，公开支持并且帮助实施许多具体计划。最重要的是，这将会促使人们质疑共产党独裁统治的合法性。在中国推行一个大规模的民主计划是必要的，而且将会有很好的结果，但这些计划需要费用。在原已经费不足的促进民主基金中，只有不到百分之五的基金用于中国。但中国人口占全球受独裁统治人口的一半，而且中国是美国及其邻国的最大安全威胁。美国国会应该通过一个中国民主化特别法案，就像对塞尔维亚一样。我们整个民主阵营必须共同努力，以应付这项挑战和机会。大力增加促进中国民主的项目，包括国家民主基金会（National Endowment for Democracy）、美国劳工及产业工会联合会（AFL-CIO）所属的美国国际劳工团结会（ American Council for International Labor Solidarity）、“自由之家”以及其他民主促进组织的帮助，都会起到很大的作用。国际共和协会（International Republican Institute）十年前就提出了中国农村进行选举的计划。我们应该力促江泽民和胡锦涛允许进行省级领导的选举，并且协助设置相关的机构。
伍凡：这些确实是非常好的建议．其中有很多的内容，中国海内外的民运人士和维权人士一直在参与行动．有些是需要更进一步的进行．马克．帕玛作为一名西方人，对中共能有如此深刻的人士是非常的不简单．写的书也非常详细，美容丰富，非常值得大家一读，特别是对推翻中共独裁统治有着非常好的指导意义．这本书大约有二十七万字，网络上有，博大书店也有，非常欢迎各位购买并推荐给国内的朋友．因为时间的关系，今天我们就聊到这里，谢谢各位的收看．再见．
草庵：再见．(http://www.dajiyuan.com)

3/6/2006 3:20:16 PM

《粉碎邪恶轴心》(2) 中文版序

《粉碎邪恶轴心》(2) 中文版序
如何在二０二五年之前消灭世界上最后的独裁者

作者：马克．帕玛
最需要关切的国家是中国

在这本诉求以和平方式来推翻世界上最后四十五个独裁者的书中，我写到：“其中最需要特别关切的国家就是中国，因为一旦成功的话，将能为近二分之一现今仍生活在独裁统治下的人民，带来民主自由。而且中国人民曾经距离民主只有一步之遥，因为根据中国国家安全部的消息，一九八九年五月十五日（编注：六四事件前夕）在中国各省共有一百三十二个城市同时发生示威活动。

如果当时的中国人民与赵紫阳辖下的大部分政治局委员，都能坚持立场而不被年老的邓小平镇压成功的话，中国可能已经名列在民主阵营中的先进国家长达十六年了。并且，中国、亚洲与全世界也将会更安全、更自由、更充满正义；中共与民主台湾之间的紧张关系亦将不复存在，一个自愿性的统合也可望促成；向来倚靠北京独裁兄弟撑腰的北韩独裁者金正日会走入历史，而一个统一且稳定的民主韩国将能实现；中国也将可成为受欢迎的强权国家，而不是如同现在遭其邻国与世界各国反对。

自从本书付梓后，中国的民主进程已成为更急迫与现实的目标。这确实应该是国际社会与中国人自己的当务之急。

中国社会正以惊人的步伐加速改变中，对于腐败的痛恨已经转为一连串由工人、农民与其他百姓在全国爆发的示威抗议行动，在二○○四年有纪录的就有上千件。当越来越多的中国人旅行海外时亲眼目睹自由社会的实况，以及在层层压制下仍广泛地在内部传播的资讯，对于中国共产党一党专政的憎恨情绪也正日渐扩散。在没有公平自由的选举下，江泽民将统治衣钵传给了胡锦涛，并且直到今天，对于新闻自由、作家、学生与修炼者的镇压未曾稍歇，他们是中国年轻一代的菁英与人民的良知，却仍大量地被拘禁与刑求折磨。香港人民选举特首的权利，甚至仍未被北京当局认可。与廿一世纪社会的快速现代化、教育水准提升与资讯需求孔急相比之下，监控网际网路、掩盖SARS疫情与害怕改变的这个腐败堕落的专制独裁政权，更显得僵化与无以为继，其基础与上层架构正在逐渐解体之中。

中国的持续专政，与世界各国民主进展对比，是更加明显了。在本书中我提过，另一急迫需要民主化的主要区域是大中东地区。但从吉尔吉斯共和国（当我写这些句子时）到阿富汗、伊拉克、黎巴嫩、埃及及摩洛哥，我们见到这些国家在过去二年为民主进程所做的努力，甚至多过其过去整个历史期间总合。确实整个地区现在有热烈的讨论，并决定抛弃曾阻碍个人与国家发展的老旧系统制度。

中国人在人类历史上曾拥有最先进的文明，现在目睹大批近乎文盲的阿富汗人民得以运用投票权选举他们的总统——这是亿万中国人民到目前为止仍被剥夺的权利。

不只是中东，全世界多数现在都专注着民主发展，将其视为达成全球和平、根绝恐怖主义、维持正义、自由与法治社会的成功之钥。布希总统在第二任就职演说中所揭露的外交政策重点提到：“美国的政策是根除每个国家的暴政。支持自由的一方，我们就支持你，你们就是自己国家未来的领导者！”德国总理施若德接着表示：“我很热切地听了布希总统的发言，并感受到他对于所有国家达成民主化的热切期望，我十分赞同他的看法！”

联合国秘书长安南也在联合国救济提案中强调民主化的重要性，他特别提出废止联合国人权委员会的主张，因为该委员会长期以来已被一些主要违反人权的国家用来掩饰其罪行，而应另成立一个小型的人权会议，只有誓言促进人权的国家才可以加入会员。民主联盟的成员，全世界一百九十四个国家中的一百二十个，将在联合国体制内外一起行动。世界银行的新总裁渥夫维兹（Paul Wolfowitz）也一直是推动民主化的强力推手之一。

本书最后列出的行动计划正引起大家的注意，支持并将其实现的行动正在展开。二○○五年三月三日，美国参众两院的领头委员（马凯恩．莱伯曼参议员与渥夫．蓝托司众议员）提出二○○五年〈促进民主法案〉（Advance Democracy Act of 2005），其中就包括许多本书所提出的提案。匈牙利政府开始带头创立一个多国的民主转变中心，来进行专制独裁转换到民主制度过程的研究，并将研究成果与经验应用在那些刚刚起步的国家。

中国越来越像是在民主海洋中一个不合时宜的专政小岛，“自由之家”在二○○五年的报告里，再度将中国列入全世界前二十名高压统治的国家之列。然而中国却被蒙古、日本、南韩、菲律宾、印尼、澳洲、纽西兰、泰国、孟加拉、印度，甚至可能包括吉尔吉斯共和国在内的民主国家所包围着。由于俄国在二○○四年从部分自由倒退为不自由国家，中国现在有一个机会可领先俄国成为民主国家，并领先其邻国越南、寮国与北韩。当然中国会希望因其伟大而获致光荣，而非以“政治落后国家”班上的最后一名为傲。中国当然无法容忍沙乌地阿拉伯在二○○五年春天，举行了市政选举而超越她。这是一场中国不能输的奥林匹克比赛。

如果这场竞赛正严肃地进行中，那么有愿景与勇气的中国人民该怎么做呢？

这本书专注于以人民的力量作为主要战略来和平地清除独裁者。我被基尼．夏普（Gene Sharp）所著《从独裁到民主》（From Dictatorship to Democracy）这个主题的工作所吸引。大家可以在http://www.aeinstein.org网站找到这本书的中文翻译。如前文所述，中国人民在一九八九年差点就成功了，也就是同一年，中欧的共产主义被推翻了。过去的两年内，有许多同样的成功例子持续发生，那都是由一般寻常老百姓，没有使用武器，只靠着勇气与组织能力就成功了。乔治亚共和国的玫瑰革命，乌克兰的橘子革命，以及其他本书先前提到的例子都指引着大家前进。本书中利用完整的一章用来介绍如何在中国达成这件使命。

以下是在本书中介绍过的一些方式，在大多数最近的人民革命行动中也再次展现其力量。

在每年数以千计的示威行动中，中国人民展现了无比的勇气。乌克兰、乔治亚与其他国家的经验告诉我们，以国家范围为基础的组织是有需要的。这是一个重要的中心目标。对于偶尔零星出现的示威抗议活动，独裁者是很容易将它处理解决的，但是对于全国性、同时发生的示威活动，将会产生动能促使更多的人加入行动，当镇压的机器由于施行范围过大而显得无力维持时，独裁政权也将难以维系。

中国人民也需要一个聚集群众的理由。在乌克兰、乔治亚、吉尔吉斯共和国与其他国家中，大多有着共通的理由，就是要从当权者手上夺回选举权。但是所有这些事件的背后真正原因是反对腐败与滥权。在中国则还有其他即将面临的情况，一些未能预知其发展而造成全国性灾难的事件，例如处理SARS、矿灾、银行系统崩溃或其他类似的事件。事先准备好并利用这些机会是很重要的，要有一个具可见度与吸引人的平台，来诉诸所有人民，并向他们再次保证政权的稳定转移是可能的。这个平台可以专注于因一党专政、大权独揽所造成的腐败贪污；也因此必须有独立的新闻媒体来揭发所有发生在乡村、城市、省及全国各阶层的腐败人物；有独立的司法机构来对这些人予以审判并加以求刑；有自由贸易工会来争取更合理的工资及工作环境，这是马克斯也会欣然同意的条件；有自由公平的选举，可让人民透过选举罢黜乡镇与全国的腐败官员。

从最近和早期的人民力量所展现的成功案例中，我们学到了另一件事——那就是需要赢取武装安全部门人员的支持，而不要把他们视为敌人。他们也是中国人，而且大部分相当年轻。他们也是爱国的，并且也看到了腐败的状况。在有关二○○五年二月二十八日黎巴嫩的事件报告中，美联社报导描述道，虽然政府禁止示威，这些抗议者仍然整天向前来镇压的士兵和员警递送红色玫瑰，有一些士兵最后反而告诉抗议者怎样逃避安全封锁线。在乌克兰、乔治亚、吉尔吉斯与其他国家中，人民设法说服维安部队退出并允许示威者进行关键的行动。

最重要的事是：集中力量于二或三个重要地方，以打开通向民主之门。在迄今所有案例中，几无例外。这表示必须对议会大厦、总统办公室和全国电视台采取行动。如果以中国来说，这表示要把民主进入人民大会堂、中南海和中央电视台（CCTV）。

当解放运动完全由中国人民自己启动运作之后，外国人就能帮忙了。年轻的塞尔维亚人是在贝尔格勒二○○○年运动成功的中坚分子，并将他们的经验与年轻的乌克兰人分享，进而影响了二○○四年在基辅的运动成功。他们教导了举办街头剧场的技巧，藉由嘲笑执政者的方式来减少一般大众的恐惧心理，并且建立与民兵的连系。国际选举教练员和观察员也扮演了关键角色，把一场原是欺骗性的选举，藉机转变成展现人民力量的示威集会运动。

对于个别的独裁者予以关注也是非常重要。在黎巴嫩，叙利亚独裁者阿塞德（Bashar al-Assad）的巨大广告牌与相片被黎巴嫩人撕毁，其实是受到许多伊拉克人在巴格达将海珊（Saddam Hussein）的雕像拉下的影响。然而必须为超过二千万人民饥饿和死亡直接负责的毛泽东画像却仍然控制着天安门广场。他和他的继任者胡锦涛都必须被除去。

其中一种方法是把焦点集中于胡锦涛的犯罪行为并要他亲自负责。一个由国际法律学者和律师组成的小组正在运作，以进一步列举其“专政独裁罪行”，并设法收集证据以及对犯行的独裁者提起诉讼。包括胡锦涛在内，每位独裁者都违反了自己国家法律和宪法所保障的各种政治与民权。胡锦涛并且违反了中国必须遵守的国际协定和条款，如〈世界人权宣言〉、二○○五年〈促进民主法案〉提供收集证据并最终审判那些违反人性的独裁者的法律基础，其中并包括一些列举“专政独裁罪行”的工作。

当这个过程进行时，中国律师和民主行动人士可以开始收集胡锦涛的罪刑证据，并促使其受审。甘地（Mahatma Gandhi）教导我们，当人民开始不合作时，非法和不公正的政权就要垮台了。鼓励不合作的一个主要方式就是宣示独裁者的不合法性。这是有先例可寻的。赖比瑞亚独裁者查理斯．泰勒（Charles Taylor）被联合国任命的法庭控告，当时他还是赖比瑞亚的总统。国际刑警组织对他发出拘捕令，于是他出逃到了奈及利亚，在本文撰写此时，法院正试图将他引渡受审。南斯拉夫和卢安达的前任独裁领导也被带到国际法院受审。胡锦涛也该当如此，除非他扭转路线，与中国的民主人士组织一个全国圆桌会议，并考虑自由和公正的选举。受审和遭受拘留的威胁，对于这样的路线逆转是很重要的激励。

在二○○四年九月中共的十六大会议之后，中共的高层领导人提出“党的生与死”植基于“改进治理”。根据他们的定义，改进治理是让党的官员较少腐败并提高对民众关心事务的敏感性。如同《纽约时报》所报导的，温州的一位搬运工说：“当官比当富翁更好！”，一个汽车机械师说：“官员藐视平民百姓。”我们从其他遭受共产主义之苦的国家中学会了，共产党必须真正地“死去”才有可能减少腐败和改进治理。北京的独裁者和所有地方上的独裁者其庞大的既得利益透过组织架构层层紧密结合，致使改革几乎不可能运作。中国可以成为一个完全现代化的国家。只要透过一群具有勇气和愿景的志士，结合所有志同道合的大多数群众，发起一场展示人民巨大力量的抗争，将可扫除所有旧的腐败，为中国全体人民带入平等、正义与民主。

推荐马克·帕玛新著《粉碎邪恶轴心》胡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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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荐 马克·帕玛新著《粉碎邪恶轴心》胡平 
　　马克·帕玛的新书《粉碎邪恶轴心》的副标题是“如何在2025年之前消灭世界上最后的独裁者”。
　　有专家预测说：到2030年，中国的经济实力将超过美国，雄居世界第一。这就引出一个严重的问题：如果在今后二三十年内，中国并未走上民主之路，中国依然处于一党专制之下，但同时却拥有了全球第一的经济实力，那将会出现什么局面？

　　所以马克·帕玛说：“21世纪给我们两种选择：独裁者继续存在或独裁者被消灭。我们需要加深对以下这一情况的理解：独裁者会使 21世纪比20世纪更加腥风血雨。”对于这一点，我们只要想一想中共国防大学朱成虎将军的讲话就够了。

　　最近，美国的博大出版社出版了《粉碎邪恶轴心》一书的中文本。原著是英文，书名是《Breaking the Real Axis of Evil —— How to Oust the World's Last Dictators by 2025》。作者马克·帕玛（Mark Palmer），被《纽约时报》誉为“西方最活跃的经济与政治自由化推手”。作者具有丰富的政府公职经验，包括担任四年的美国驻匈牙利大使、美国国务院主管苏俄事务的副助理国务卿、三位美国总统和六位国务卿的讲稿撰稿人。在柏林墻倒塌后，作者带头进入中欧和东欧投资，还在六个国家建立了独立的全国电视台。帕玛先生在推动全球民主化的活动中表现非凡，包括担任美国最悠久历史的人权组织“自由之家”（ Freedom House）副主席。

　　翻开《粉碎邪恶轴心》一书，读者首先看到的是一幅2002年全球自由程度分布地图。【按：“自由之家”每年都要公布一项世界各国自由情况调查，调查内容有两条，一是个人自由，一是政治自由。评分标准是， 1分是最高分，表示最自由，7分是最低分，表示最不自由。得分是1、2分的属于自由国家，得分是 6、7分的属于不自由国家，得分是 3、4、5分的属于部分自由国家。这幅全球自由程度分布地图就是根据“自由之家”的这项调查绘制而成，其中，自由国家涂蓝色，不自由国家涂橙色，部分自由国家涂黄色。】马克·帕玛告诉我们，在1972年，全世界共有43个自由国家，而到了作者写这本书的 2002年，自由国家已经增加到89个，再加上那些部分自由国家（如俄罗斯、土耳其、印度尼西亚等），已经占了全部国家的四分之三。

　　作者宣称，在过去的四分之一世纪中，民主之花在全世界盛开，而很多独裁政权则气息奄奄，“我觉得现在我们遇上了难得的机会，同时也是我们的义务，来扫除世界上所有暴政的污点。按 1974年以来世界民主化的平均速度计算，也就是每年三个独裁政权结束统治，十五年以后这个世界上就不会再有暴君了。即使是按这个速度的一半来计算，2025年之前所有的暴政也都该结束了。”

　　民主国家应成为独裁国家人民反抗独裁者的坚强后盾

　　不少中国民运人士认为，自由国家——首先是自由国家的政府——没有对专制国家的民主化运动给予足够的支持。在这一点上，帕玛也所见略同，深有同感。帕玛批评那些自由国家政府里的保守派，他们总是低估独裁国家内部要求民主化的力量，也总是低估自由国家作为一种外部力量所能给与的帮助和推动作用。

　　帕玛讲到自己的例子。1989年，帕玛是美国驻匈牙利大使，由于大使馆积极支持匈牙利国内的民主改革，以致匈牙利共产党政府的外交部长向当时的美国国务卿贝克抱怨，而帕玛也被华盛顿召回，并要求他减缓这种举动。在这一年的夏天，老布什总统访问匈牙利，帕玛安排了老布什和匈牙利民主运动领导者在他的客厅见面，事后国务卿贝克对帕玛说：“马克，我知道他们是你的朋友，但是他们永远统治不了这个国家。”结果，几个月后匈牙利就变了天，帕玛的朋友们很快就赢得了大选，其中一位后来还当上了总理。

　　帕玛还讲到中国的八九民运。帕玛认为，中国的八九民运失败的原因之一是没有得到美国和其他民主政府的有力支持。邓小平等强硬派之所以能在权力斗争中战胜赵紫阳等改革派，“其中部分原因是，中南海领导人认为民主世界，特别是美国政府在敦促布什小心从事。国务卿贝克说，美国不希望看到中国或苏联发生大的变动。当被问及美国为什么没有支持中国学生，贝克回答说，‘美国支持民主及言论和集会自由，但是在当前的情况下，美国认为维护政治安定更重要。’”

　　帕玛批评了许多西方外交家的一个错误观点，这些外交家认为，提倡民主和人权听上去很好，但其与保护自身的国家利益、稳定和安全不但无关，甚至是冲突的。帕玛指出：只有让独裁国家变成民主国家，世界的和平与安全才有保障。帕玛斩钉截铁地指出：“我们需要明白，世界并不是依据文化、宗教或经济来划分的，划分的标准就是民主与独裁。”帕玛说：“试想一下，如果现有的民主国家都终止支援所谓 ‘友好’的独裁者，并不再容忍‘不友好’的独裁者，全球民主化将能得到多大的推进！”

　　在后记里，帕玛引用伯克的名言：“邪恶获胜的唯一必要条件是好人袖手旁观。”作者讲到自己儿时的一段经历。十岁的小帕玛挨家挨户送报纸，可是有不少顾客却拖欠报纸的款项，有人还用暴力威胁他这个催款的报童。在绝望中，帕玛向他的父亲——一位海军军官——请教，父子俩共同采取行动。下次收款时，帕玛的父亲身穿海军军官制服，袖子上装饰着有上尉标志的四条金杠，胸系绶带，面目严峻地站在小帕玛身后，很快地，拖欠报款的人就都付清欠款了。由此，帕玛写到：“我深知自由和强大的力量若站在被剥夺权利和被压迫的一方，会产生什么变化。”帕玛的意思是，以美国为首的民主国家应该成为独裁国家的人民反抗独裁者的坚强后盾。

　　全球民主化的行动指南

　　正如台大教授明居正在为这本书写的序言里指出：“与别的书最不同的是，本书不只是理念的探讨与咀嚼，它更是行动的指南。”帕玛从三个方面提出了推进民主的行动方案：独裁国家内部的民主人士应该做什么？境外的民主人士（也就是我们说的海外民运）应该做什么？民主国家的政府和组织应该做什么？另外，这三方面的力量如何配合？

　　帕玛指出，首先，我们必须取得观念的突破，坚信在下一代所有的独裁者能被铲除；从而确立目标：在2025年前铲除独裁者。为达此目标，必须建立一种新的国际力量体系，要为每一个独裁统治设立民主发展的计划，应该有一套以民主为中心的外交政策。帕玛强调，独裁必须被定为是对人道的一种犯罪，独裁者必须受到国际法庭的起诉，独裁者就是独裁者，他们不代表国家，犯罪就是犯罪，那不是什么某国特色某国文化。

　　帕玛非常关注中国。他说，在残存的45个独裁国家中，最需要特别关切的国家就是中国，因为一旦成功的话，将能为近二分之一现今仍生活在独裁统治下的人民带来民主自由。帕玛相信，如果中国走上民主之路，大陆和台湾的紧张关系将不复存在，向来靠北京撑腰的北韩独裁者金正日会走入历史，中国将会成为受欢迎的强国，而不是像现在这样遭到邻国与世界的提防与反对。

　　帕玛坚决主张民主国家应该在促进中国民主化上更积极有为。他认为，民主国家的驻华使领馆应该成为自由堡垒，提供不受限制的资讯，在必要时提供避难所，可以设立网吧，定期举行民主沙龙。大使在社交活动中邀请的客人不应只限于官方的人物，还要邀请非官方的人物，包括异议人士、罢工领袖、私人企业家、法论功、天主教徒和基督教徒及其他受迫害的宗教人物，释放的劳改犯、学生以及其他各界人士都应该有出席的机会。

　　帕玛建议，民主国家的外交人员可以采访例如罢工的工厂，从而给中国民众这样一个印象：他们对滥用职权的抗争已得到认可；外交人员还应该介入对法论功成员的政治审判，公开地在天安门广场和其他公众场合参加法论功成员的练功。帕玛认为，大使和领事绝不能成为纯粹的贸易促进者，他们也应当成为民主的促进者。他们需要准备向中共当局提出尖锐的、“不客气”的问题。帕玛肯定小布什总统在清华大学讲演时对民主价值的阐扬，不过他认为小布什还可以讲得更多些，更有力些。帕玛主张美国总统和大使必须和中国的独裁者直接打交道，要和对方直接地讨论自由民主的问题。他们应该让中国的独裁者明白，如果他们愿意接受民主改革，他们就会在历史上留下正面的形象；如果他们拒绝民主改革，则必将产生不良后果；如果再次发生天安门式的血腥镇压，那就会导致在海牙的特别法庭受到反人类罪行的审判。

　　其实，上述有些建议在早先就曾经实行过，例如当年的美国驻华大使罗德及夫人包柏漪就曾经在大使官邸多次接待过许多有自由派色彩的知识分子和艺术家，前往北京大学给学生们讲演，邀请方励之出席老布什总统的宴会；罗德的后任李洁明大使曾经为方励之提供庇护。这些做法当然激怒了中共当局，以后的美国大使在这方面的行为就小心多了。如今，帕玛重新提出这些建议，并进一步提出了更多的更有进取性的建议，想来会有很大的争议。但无论如何，作者对于促进中国民主化的满怀激情与进取精神不能不给人留下难忘的印象。

　　如何支持中国民运

　　《粉碎邪恶轴心》一书的中心思想是，以人民的力量作为主要战略来和平地清除独裁者。作者对中国民运提出了很多建议，他向我们介绍了著名的非暴力抗争问题专家基尼·夏普（ Gene Sharp）、皮特·艾克曼（Peter Ackerman）和贾克·杜瓦（Jack Duvall）的研究成果，介绍了世界各国非暴力抗争的成功经验。作者对中国的非暴力抗争的状况也比较熟悉，他不止一次地提到了中国民运人士和法轮功所采取的非暴力抗争。作者写道，对于零星出现的分散的示威抗议活动，独裁者很容易处理解决，但是对于全国性的、同时发生的抗议活动就很难对付了。因此我们需要建立全国性的联系网络，需要有一个聚集群众的理由，需要有一个具备可见度与吸引人的平台，需要由利用各种机会的事先准备。作者还提醒我们，需要争取武装安全部门人员的支持，他们也不是铁板一块，以及如此等等。

　　帕玛认为，到目前为止，民主国家的政府和非政府组织还没有付出足够的人力和财力去帮助中国的民主。作者告诉我们，2001年美国的国家民主基金会的政府拨款数额大约是3700万美元（民间募集的资金仅相当于此数字的零头），还不如一架现代化战斗机的造价（台湾采购的幻象2000－5型战机，每架造价超过5000万美元）。这对世界各地的民主运动所需的资金简直是杯水车薪，而且其中的大部分还是用于资助已经具有部分自由国家中的民主活动。

　　帕玛呼吁，民主国家应该花更大的人力和财力支持中国的民主运动。他提议由联合国的“民主政体联盟”（Community of Democracies ）建立一个“从独裁到民主推动中心”（Dictatorship-to- Democracy Center）。如果近期内不能建立这个中心，有此意的政府与非政府组织应该联合起来先采取行动。作者建议，成立“推行民主志工”组织，有计划地在中国行动。非政府团体或政府还可以经由全世界褒奖、庆祝每年一度的“中国民主日”，各国政府首脑和其他民主领导人发表声明，公开支持并且帮助实施许多具体计划。应该为中国专门设立一个大型计划，帮助策划全国运动，技术培训和资助。帕玛说：那些愿冒风险为民主而奋斗的人士需要资金操作，而当他们被捕或在地下活动时，他们的家庭也需要经济支援。对他们来说，以有创新性、非官僚的方法把资金送到他们手里是很关键的。

　　帕玛为他这本书的中文版专门写了一篇序言，题目就是“最需要关切的国家是中国”。他指出：“中国的民主进程已成为更急迫与现实的目标。这确实应该是国际社会与中国人自己的当务之急。”作者告诉我们，他这本书最后列出的行动计划正引起大家的注意，支持并将其实现的行动正在展开。2005年3月3日，美国参众两院的领头委员提出的2005年促进民主法案，其中就包括了本书所提出的许多提案。匈牙利政府开始带头创立一个多国的民主转变中心，来进行专制独裁转换到民主制度过程的研究，并将研究成果与经验应用到那些刚刚起步的国家。

　　把好书送进国内去

　　《粉碎邪恶轴心》一书厚达447页，内容十分丰富，短短一篇文章不可能介绍周全。毫无疑问，这是一本关心中国民主前途的人们应该高度重视的著作。它不但为我们提供了一整套可操作的行动方案的建议，而且也为我们加强和民主国家的相互合作提供了有益的思路。海外的民运人士、自由信仰者以及人权活动家们应该认真看一看这本书，同时尽量把这本书送进国内去，带给国内的民运人士和自由派知识分子以及其他各种关心中国前途的朋友，包括体制内的官员。帕玛说得好：“在这个资讯时代，有时人们容易忘记，最主要的自由媒体仍然是指印刷媒体。”虽然有了广播有了电视有了互联网，书和杂志的作用仍然是不可取代的。在电脑上读新闻读快讯乃至读短评都很适宜，但若是读长篇大论，读大部头著作，网上阅读就不合适了，广播和电视更不适合。就此而论，印刷物的作用无可替代。这些年来，海外出版了不少有关中国民主化的好书，我们除了自己买来看之外，还可以送给国内的亲友，这本身就是为推动中国的民主化尽一份力。 


粉碎邪恶轴心 目录
序
中文版序
致谢
前言


第一章 真正的邪恶轴心
未来与独裁者的关系
一个民主的世界


第二章 驱逐最后四十五个独裁者
发扬民主：国家安全的首要任务
制裁独裁者，而不是制裁人民


第三章 民主政体和民主人士的联盟
国际权力的新构架


第四章 打开封闭的社会
总统的领导


第五章 民主进程规划和实施计画
民主进程阶段
谁来主导：让独裁向民主转化的国际中心
为什么要参与其中


第六章 大使馆是自由之家 大使是自由战士


第七章 非暴力力量的使用
推翻独裁者的两阶段运动
人民的力量：两个战场
菲律宾共和国
把米洛塞维奇赶下台
附录：非暴力行动方法


第八章 最不受欢迎的四十五个独裁者
个人主义独裁专政
萨达姆·海珊（伊拉克）

Saddam Hussein,Iraq
伊赛阿斯·阿夫瓦基（厄利垂亚）

Isaias Afwerki, Eritrea
特奥多罗·奥秉昂·恩圭马·默巴索哥（赤道几内亚）

Teodoro Obiang Nguema Mbasogo, Equatorial Guinea
伊德里斯·德比（查德）

Idriss Deby, Chad
纳辛贝·艾雅迪马（多哥）

Gnassingbe Eyadema,Togo
保罗·毕亚（喀麦隆）

Paul Biya, Cameroon
查尔斯·泰勒（赖比瑞亚）

Charles Taylor, Liberia
兰萨纳·孔德（几内亚）

Lansana Conte, Guinea
罗伯特·穆加比（辛巴威）

Robert Mugabe, Zimbabwe
穆阿迈尔·格达费（利比亚）

Muammar Qaddafi, Libya
约瑟夫·卡比拉（刚果民主共和国）

Joseph Kabila, Democratic Republic of the Congo
木萨·苏得·亚拉侯（索马利亚）

Musa Sude Yalahow, Somalia
伊斯兰·卡里莫夫（乌兹别克）

Islam Karimov, Uzbekistan
穆拉德·尼雅佐夫（土库曼）

Saparmurad Niyazov, Turkmenistan
努尔苏丹·纳札巴耶夫（哈萨克）

Nursultan Nazarbayev, Kazakhstan
埃莫马利·拉克莫诺夫（塔吉克）

Imomali Rakhmonov,Tajikistan
亚历山大·鲁卡申科（白俄罗斯）

Aleksandr Lukashenko, Belarus
洪森（柬埔寨）Hun Sen, Cambodia
穆蒙·阿卜杜勒·盖约姆（马尔地夫）

Maumoon Abdul Gayoom, Maldives
君主独裁者
军事独裁者
共产主义政党的独裁者
统治党独裁者
神权独裁者


第九章 二○二五出局
亚洲
中国
北韩
缅甸
中亚、中东与北非：黑暗的专制中心
巴基斯坦
乌兹别克
伊朗
伊拉克
巴勒斯坦与黎巴嫩
埃及
阿尔及利亚
亚撒哈拉非洲
辛巴威
刚果民主国（金夏沙）
欧美州最后的独裁者
白俄罗斯
古巴


后记及行动日程
书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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