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歹托邦（dystopia）是乌托邦的反义词，希腊语的字面意思是“不好的地方”。与理想中那种完美的境域完全相反，歹托邦乃指极端恶劣的社会形态。西方作家创作了很多有关歹托邦的虚构作品，多是描绘反人性的极权政府和高科技畸形发展所导致的生态灾难。此类作品的故事背景多设定在未来，旨在警示世人关注现实世界中有关社会制度、环境保护、道德伦理和科学技术方面的问题。1868年，约翰·密尔（John S. Mill）在英国下议院发表演讲时首次使用了“歹托邦”一词，他指责政府的爱尔兰土地政策说，“把它称作乌托邦也许过于褒奖，我看称其为歹托邦才恰如其分。我们常用乌托邦指称某些太美好而难以实现的事情，但这个现行的政策实在不好，它根本是行不通的。”1
我在本文开始即援引密尔这个正名性的措词，首先是要纠正某些反思文革言论中的人云亦云之谈。毛泽东发动文革至今已五十年之久，他本人的劣迹举世有目共睹，所推行的暴政为害至今，但还是有不少人习惯用“乌托邦”或“理想”这类字眼强调毛泽东发动文革的动机。他们常说，毛强调走社会主义道路，是为了打击官僚，消除特权，实现社会公平。还说毛建立制度的出发点是“善”，只因推行强制性的政策来实现虚幻的“善”，最终酿成了空前的“恶”。2 因此仍坚持认为，毛是好心办了坏事，包括他那些美好的动机，仍可作为正面的文革遗产予以继承和发扬。
毛发动文革的动机是否美好，他的理想是否可嘉，容我缓后详析。他发动文革，制造了一系列闹剧兼惨剧，把国民经济破坏到崩溃的边缘，则是不容否认的事实。实证法告诉我们，目的即使正义，也难以证明手段正当，只有手段正当，才有可能保证目的正义。从毛泽东当年阅读泡尔生《伦理学原理》所写的上万字批语即可看出，他年轻时便无视这个实证法的道理。比如他那句“我是极高之人，又是极卑之人”的牛话，便给他一生的意向和作为作了精确的自我定位。他的卑首先卑在早年备受父亲压抑，耽误了学业，直到十七岁才入读新式高小。随后到长沙换了很多学校，才落脚到省立师范。无论是旧学还是新学，他的基础知识都不够充实。
若论他早年的知识结构，大体上可归结为通过泛览报刊，吸收了当时在某些读书人圈子内传播的杂乱思潮。做“极高之人”的志向滋长了他好高鹜远的心态，比如在写给黎锦熙的一封长信中，毛即以“大气量人”自诩，大发他改造国民思想的空疏高论。他把当时社会改良过程中出现的议会、宪法、内阁、军事、实业、教育等新生事物统统贬低为“细枝末节”，而对育婴、修桥、补路等传统习俗所奉行的公德，以及孝友睦邻的规范，一律视为愚人的盲目行动。他期待找到某种终极真理，满以为掌握了此万能钥匙，即可重组社会，改造人心，打造出他所理想的世界。3 由此可见，毛当时对传统向现代转型过程中可继承和可拿来的东西均持轻率的否定态度。
毛泽东不屑在细枝末节的具体事务上下功夫，他除了作文出类拔萃，其他各门功课都学得很差。因此他既很自负，又缺乏自信，常对当时的学校、教师和教育体制发泄不满的言论。如在写给友人的信中抱怨说：“我一生恨极了学校，所以我决定不再进学校。自由研究，只要有规律，有方法，未必全不可能。”“我希望至今存在的一班造孽的教育家死尽”，“希望学生自决”。4 这两个当初未能实现的希望后来居然噩梦成真，文革中由着他纵容红卫兵从校内闹到校外，打死逼死了无数的教师和学者。
走出他痛恨的学校，毛泽东在夜校打起义工。他批评当时的学校与社会相分隔，在为《夜校日志》所写的卷首语中，倡议打通学校与社会之间的壁垒，以期造就“社会之人皆学校毕业之人，学校之局部为一时之小学校，社会之全体为永久之大学校。”5 毛此类反知识精英的精英姿态（anti-elitist elitism）直欲取消学校这一教育机构相对的独立性和专门性，造成教育的无政府状态。由此不难看出，早在发表荒谬的“五七指示”之前，年轻的毛泽东已对西潮东渐中初步发展起来的现代教育持抵制和取消的态度。他不喜欢正规学校文理兼重的教学内容，常把更多的兴趣转向校外的各类社会活动。他先是组织工读学会，后来又创办湖南自修大学，向外界挂出“大学”的空牌子，实际上只是为活跃党团活动而举办了几期补习班。
毛泽东此类反知识精英的实验活动均以半途而废告终，几番折腾后，他最终发觉教书和做学问并非己之所长。在致罗学瓒的通信中，他即抱怨“专用口用脑的生活是苦极了的生活”。6 毛开始认真考虑更为现实的生活出路，在生财之道上动起脑筋。为把他“极卑”的“小我”扩张成“民众大联合”的“大我”，毛热心投入湖南自治运动。按照陈小雅书中的破案侦探，毛泽东积极参与驱逐张敬尧运动，因支持谭延闿主政“革命政府”有功，谭经章士钊之手，把颇有“政治贿赂”嫌疑的两万大洋捐赠给毛泽东及其同伙。毛仅从那笔巨款中拿出少部分资助留法学生，留在他手中的余款此后就再无明确交待。正是在此时，唯一知晓捐款内情的彭璜突患神经失常，毛泽东头一天送彭住进医院，次日彭即突然失踪。彭从此活不见人，死不见尸，给那笔捐款事件划下了十分可疑的句号。7
毛泽东这一“向恶转”的行为并非一时胡涂，就他的《伦理学原理》批语和他在彭璜失踪前写给彭的信件来看，他显然自信，只要目的纯正，即使做了恶，也有做恶的理由，甚至将恶手段完全目的化也未尝不可。这就是毛泽东“以事实论恶”之谈要伸张的道理。至于对“恶人”应持什么态度，他劝导因卷入捐款是非而烦恼不堪的彭璜说，最好还是放宽评判恶人的尺度，不必攻其一点而不及其余，因为做恶者并不自认为恶，更何况“恶在究竟，仍不为恶”。8 往事如烟，彭璜已矣。毛泽东几经调整，总算为他“向恶转”之后再“向左转”的飞跃铺垫起富有弹性的跳板。
二
留法的蔡和森等人既学不好法语，也不安心在工厂打工，落魄的勤工俭学生活把他们一个个都煎熬成憎恶资本主义的愤青。其中愤青得最激烈的就是蔡和森其人。后来经周恩来牵线，他们与俄共在法的特派员接上头，从中领取活动经费，建立起中国旅欧留学生的共产党组织。蔡在写给毛泽东的信中大发职业革命家的酷论，他鼓励毛要拿出“与鸡鹜争食，与猪狗同槽”的勇气，去“说恶话，行恶事，打恶战，争恶权，夺恶位，加入恶界，”投身“公然为恶”的事业。9 经蔡和森频频从法国传回有关马列主义纲要的文字，毛泽东才拖着无政府主义情绪的尾巴，初步投入阶级斗争的活动。1921年7月，毛以湖南代表的身份出席了维京斯基一手操办的中共“一大”会议。会后，他与诸位代表都获取每月三十元大洋的“生活费”补助，成为吃上了布尔什维克饭的职业革命家。
在国共合作的年代，尚有一与之鼎足三立的政党，名曰中国青年党。青年党并不认同国共两党“打倒帝国主义和军阀”的口号。在他们看来，国共的做法实际上是“联此军阀以倒彼军阀”，“联赤帝国主义以倒白帝国主义”。这个“赤帝”所指的就是苏俄。青年党提倡联合农工商学各界实行民主革命，造成“全民福利”的国家，不偏向任何阶级。他们在外交上持独立自主的政策，对欧美苏俄诸国，既不依赖任何一国，也不采取一律敌视的态度，而是以中国的国家利益为中心。青年党特别警惕苏俄，他们已明显看出，莫斯科对华推行革命输出，旨在利用中国的民族主义运动来反对欧美的帝国主义势力，进而推翻当政的北洋政府，最终“建立一个有工农社会基础的、将发展成布尔什维克意义上的社会主义国家的亲苏政权。”10
受共产国际强行差遣，中共始跨党与国民党合作。按照莫斯科的安排，跨党成员寄生在国民党内，一面从事分化国民党的活动，一面趁势壮大他们自身的力量，促使国民党积极执行莫斯科指定的反帝路线。受中共策动，国民党急剧左倾，两党成员中义和团式的排外暴力倾向恶性膨胀，暴徒们在不少城市制造烧杀抢掠的事件，最后导致在华列强采取野蛮的军事报复。短暂的国共合作从此破裂，一变而为两党的互相残杀，本来主要是在城市策动罢工和暴动的中共成员再也难以容身城市。他们遵从共产国际的指令，急速撤退到穷乡僻壤搞军事割据，开始执行其分裂国家，武装夺权的革命路线。
早在毛泽东鼓动的湖南农运“势如暴风骤雨”之时，梁启超已警觉到这一股“莠民社会之乱暴的势力”对“改良政治”的威胁。在写给他女儿的信中，梁指出了两点险恶的趋势：一是中共在乡间纠集无业游民和地痞流氓做农运先锋，把士绅阶层一律打翻在地，污名为“土豪劣绅”，整个地颠覆了传统的价值阶级序，为杀人劫财的乱暴势力加冕上革命的旗号。二是这股势力全由共产国际掌控，所做的都是有利于苏俄而有害于国家民族的事情。梁在信中预言，这股势力如若得势，将来会把中国搞到土地沙漠化，饿殍遍野的地步。11 梁的担忧果然在中共夺权后成为事实，面对“革命复革命”的乱局，他孤立的呼吁已无力挽狂澜于既倒。
列宁关注农民问题，并非出于改善农民的生活，而是看中了农民对布尔什维克革命的利用价值。毛泽东早就领悟到这一列宁主义的革命道理，从他在湖南乡间掀起农民运动，直到在苏区大搞暴力分田，真正的目的就是要从农民手中索取充足的补给，同时征集大量的农民子弟壮大红军的兵员。农运从头到尾都是一场对农民的生命和财产肆意剥夺的运动，它不但从未树立改善农村经济和造福全体农户的建设性目标，反而把苏区所在地变成了红色恐怖与白色恐怖反复厮杀的屠场。毛泽东带兵一到井冈山就把“打土豪筹款子”列为重要的革命任务，其打家劫舍的暴行在苏区造成了“匪来如梳”的灾难。称他们为“共匪”，可谓名副其实，绝非外界的诬蔑之词。毛那篇著名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就是他为发展“匪运”撰写的经典读物，在把梁启超所谓“莠民社会之乱暴的势力”打造成“革命行动”的运作上，毛所起的作用恶力昭著，危害至深。
说什么文革中的暴力史无前例，史无前例的暴力早在红军肆虐苏区时已初具形态。诸如在湖南农运中搞过的抄家、游街、批斗、私刑和阶级灭绝性的屠杀等种种抢劫私人财产和残害无辜良民的施暴方式，即为后来土改中迫害地富，文革中横扫一切牛鬼蛇神提供了可资效仿的样板。这类有组织、有计划的革命暴力此后逐步升级，不断扩大打击面，贯穿接二连三的政治运动，恶化到文革年代，所累积的迫害能量遂至恶贯满盈。唯一不同的只是，文革之前，历次运动总是由各级当权派发号司令，文革中的整人形势在毛的操控下突生逆转，历来整人的老革命纷纷挨整，一时间让造反派打成落水狗。他们吃尽了请君入瓮之苦，事过境迁后余悸在怀，始以“史无前例”的怨诅定性那一场浩劫。
针对官方文革话语的偏解误导，余英时在为宋勇毅主编《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光盘》所写的序言中强调说：“我们决不能把文革孤立起来，看作是中共‘革命’进程中一个偶然的‘意外’或‘偏差’”，更不能把文革轻描淡写成毛泽东的“晚年错误”。余因此特别指出，研究文革，一是要追讨毛泽东这个绝对独裁者都从列宁、斯大林和希特勒那里师法了哪些害人的手段。二是要超出仅在文革十年内就事论事的局限，穷究文革暴力的历史根源。余明确告诉我们，“它的近源是1949年的巨劫奇变，远源则是1917年的俄国革命。”12
毛泽东曾盛赞十月革命给中国送来了马列主义，而对送来的马列主义，他说他从中只取“阶级斗争”四个大字。13 毛一向缺乏钻研理论的兴趣，他觉得“经典著作读起来没味道”，更认为“马克思可用的东西不多”。14 他所谓把马列主义理论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创举，做起来其实很简单，那就是把有权势、有财产、有知识的人群全部划入打击对象，同时组织和鼓动一切可用以打击敌人的“莠民社会之乱暴的势力”，构成敌我对立的两大阵营。在这两者之间的人群，则属于可敌可友的对象，他们可拉拢时即为友，拉拢不成便是敌。
阶级斗争的观念更被毛引入历史论述，按照他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一文中的说法，整个的前现代中国社会被定性为封建社会，地主、皇族和皇帝属于封建的统治阶级，广大农民则为受剥削压迫的被统治阶级。农民阶级和地主阶级的矛盾构成封建社会的主要矛盾。统治阶级的剥削压迫引起农民起义，贯串历代王朝的农民战争正是中国历史发展的动力。毛泽东如此界定历代统治阶级与被统治阶级之间的敌对关系，就是为了把当前的地主、官僚资本家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与历代的统治阶级划上等号，把中共的武装夺权解释成领导劳苦大众推翻统治阶级的革命，把他们抗战胜利后为了抢先“摘桃子”而挑起的内战美其名曰“解放战争”。这个偷梁换柱的历史论述极具蛊惑视听的效果，让刚打进城的解放军广受箪食壶浆的欢迎，一下子刷新了他们在民众心目中原有的共匪形象。尽管那时候共产党还没做出多少让民众看好的事情，只因腐败的国民党政府太不被看好，老百姓——特别是那些“进步的”知识分子——便都把盼好的眼光转向了内战获胜的共产党。共产党说他们解放了全国人民，老百姓也就满以为获得了解放。
三
老百姓哪里会料到，暴力夺取的政权势必靠暴力维持。早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毛泽东即发出警告说，“人民民主专政”就是“人民民主独裁”；说这个专政“对于反动派和反动阶级的反动行为，决不施仁政”；说“拿枪的敌人消灭以后，不拿枪的敌人依然存在”；还说对所有这些敌人，“能消灭者一定消灭之，暂时不能消灭者将来消灭之。”为尽快完成毛泽东“一定消灭”的既定数额，整人杀人的运动势如滚滚洪波，从共军打进城涌起，一直持续不断。土改杀地主富农二百万，镇反杀反革命二百万，“三反”、“五反”及伴随着的工商业改造，造成非正常死亡人数近十四万，再加上反右运动把五十五万人打成右派，估计其中至少有五、六万人死于非命。这一连串运动与杀人数字无疑为文革的恐怖局势铺垫起做恶有理的前奏，造成威慑的声势，其惨绝人寰的实况绝非近年来网络上某些“五毛”文字所怀念的五十年代那么美好。
通读《资治通鉴》多达十七遍的毛泽东并没读通中国历史，也谈不上有探求历史真实的学术兴趣。他划分出绝对对立的统治阶级与被统治阶级，完全是为中共的武装夺权制造理论根据。毛的阶级划分过分简化了前现代中国社会中不同的阶层和利益群体之间复杂交错的关系，其间有朝廷与民间的对立，官府与地方豪绅的对立，更有全体农户与流寇盗贼的对立。在无论贫富都靠土地出产来养家活口和纳税官府的农业社会中，贫富之间的对立远小于官与民、本分农户与无业游民之间的对立。在此对立的关系中，地方豪绅及其宗族势力一直都起到缓冲官府暴力和抗击盗寇的积极作用。就备荒救灾和守望相助以求全体农户互济共存所担当的大任而言，士绅阶层一直都是维护公共安全体系的中坚力量。即使其中存在着个别的为富不仁之徒和称霸一方之辈，从整体上看，也绝非毛泽东所说的“有土皆豪，无绅不劣。
”毛之所以必欲消灭被污名的“土豪劣绅”，就是为了夺取他们的财产，分给贫穷农户，把农村地区占人口多数的农民纠集到中共的红旗之下。他们的子弟先是被征集入伍，为中共卖命打天下，等到夺权成功，这支农民军中的成员便都论资排辈，按功行赏，被安排到各级政府和大小单位中当了领导。所谓打天下，坐江山，就是这么一回事情。经过土改镇反中阶级灭绝的屠杀，自古以来行之有效的乡村自治被彻底摧毁，华夏族群中血性刚烈的人口成分遭到毁灭性的清洗，乡土中国悠久的民德保障体系从此被连根铲除。由党团员和积极分子充实的基层组织吸纳大批投机取巧之徒，他们在新的权力体系中呼风唤雨，形成了至今仍是小人得志，无赖逞凶的政治气候。
土改完成后，毛泽东早年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一文中所作的阶级划分，终得以从纸上论述落实到全中国每一个家庭及其成员的身上。地主和富农被划归阶级敌人，贫下中农则悉数纳入党所依靠的对象。这种对立的阶级成分最初本是按各自的经济状况划分的，土改后家庭成分一经固化，便形成新中国特有的“政治种姓”制度。地富已失去土地和财产，他们的子女仍得背上地富成分的黑锅。贫农已分得地富的土地和财产，他们的子女依旧承袭贫下中农的荣名。唯成分政策进一步扩大到城市人口，革干革军以及产业工人的成分处于优等级别，资本家、小业主、曾在国民政府供职的人员及其家属均处于受歧视遭践踏的地位。红卫兵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暴行之所以无法无天到杀人不眨眼的地步，其邪恶的根源即这一“政治种姓”制度。家庭成份早已把一部分人界定为非人，文革中种种群体暴力都是以毛共的语言暴力为依据的。
这一“政治种性”制度与摩尔（Thomas More）《乌托邦》一书中全体公民在经济、政治权力上一律平等的理想社会根本对不上号，也丝毫看不出张博树教授一再嘉许给毛泽东的这理想那理想。15 它反倒令人联想到歹托邦系列的代表作《美丽的新世界》一书的极权社会。该歹托邦中的人口由统治阶层到被统治阶层共分五种，各阶层成员的身份与生俱来，全由生物工程预制而成。这个社会表面上似乎公平有序，实际上受到全方位的管控。国民没有表达自由，政府控制的宣传机器把他们的体制美化为理想社会，而对反抗者则一律严厉制裁。两相对照，中共统治下的新中国无疑与歹托邦同宗同类。用安居乐业的乌托邦理想国形容这样的社会，正是密尔所说的“过分褒奖”。
四
中共之所以历经围剿而得以幸存，且能在国难时期投机发展，壮大实力，最终打胜内战，成功的军事动员体制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古人用兵，连“杀敌一万，自损三千”的事都不愿贸然去做，毛泽东却一反传统的武德，在与国民党争天下的内战中，他总是下令指战员，不惜重大伤亡，也要更多地歼灭敌人。这就是他著名的人海战术：把千百万解放区分得土地的农民子弟送上战场冲锋陷阵，以不惜大量减员的战术运作磨损疲软的国军；再加上依靠地方党组织全面发动群众，有效地调动战争所需要的物资和人力，使前方得到及时的补给，最终才赢得了胜利。为赢得战争胜利而对农村资源和农民的生命进行非人化的榨取，这就是中共军事动员体制的实质。
这样看来，中共的获胜，实质上是前现代农村的反现代化逆流对发展中的现代都市文明造成了全面破坏。通俗地讲，就是流寇打进城，变成了政府。正如费正清所说，“若不是日本倾全力侵略，南京政府本来可以逐步引导中国走向现代化。事实却不然，抗日战争给了毛泽东和共产党机会，他们在乡村奠定了新的独裁势力，却排除了国府统治下刚开始发展的都市文明社会（civil society）。”16 军事动员体制尽管打胜了内战，但进城后能否继续靠它治理国家，还是个有待实践检验的问题。因此在中央机关从西柏坡迁往北京的路上，毛泽东与周恩来才有了“进京赶考”和“希望考个好成绩”那一段戏剧性的对话。17 毛那句不太自信的戏言——“退回来就失败了”——不幸而言中，他和他领导的中共集团后来并没考到好成绩，党国体制下的中国社会全面大倒退，退到了前所未有的野蛮、失常和变态。
自从红军随毛泽东在苏区“打土豪筹款子”闹起暴力革命，中共所搞的一系列阶级斗争无不以他们的掠夺经济为终极目标。消灭私有制，说是为了实现社会公平，其实只是为了把民众的私产尽可能多地没收为党所控制的“公产”。毛泽东急着“进京赶考”，是急于把他们的掠夺经济推行到城市。毛进城不久与黄克诚曾有一次谈话，在谈到今后城市工作的重要任务时，黄认为“当然是发展生产”，毛却严词纠正黄说：“是阶级斗争，要解决资产阶级的问题。”18 果然土改一结束，中共的打击对象立即转向城镇私营工商业者，提前终止了新民主主义施政纲领中保护私营工商业的承诺。截至1956年，包括个体小商贩在内，全都在公私合营的大潮冲击下纳入党国体系。
与此同时，刚分得土地不久的农户旋即在合作化运动中失去土地，无论贫下中农还是地主富农，都被纳入红朝编户，当上了为党国生产农作物的社员。官方推行合作化的说辞是，放任农民单干下去，势必出现贫富两极分化，为防止贫下中农再吃二遍苦，必须组织农民走共同致富的社会主义道路。实际的情况是，国家为维持物价平稳，保证城市工薪阶层低收入的生活水平，更为了大量出口农产品，向苏联及东欧各国换取工业设备，开始推行统购统销政策，强行以低于市价的统一价格征购农民本可用以自给或以优惠价格出售的余粮。这项再次剥夺农民的政策遭到强烈抵制，在不少地方引起骚乱。毛泽东力促合作化运动，紧接着掀起公社化高潮，全是为一劳永逸地解决征收公购粮的麻烦。贫下中农土改时跟着共产党斗地主，分财产，也曾得意一时，得意的结果却是让中共牵住鼻子，走上了通往奴役之路。
跟随毛“进京赶考”的各级干部及其家属，进城后都得到妥善安排，他们不只充斥政府机关和国营企业，也被派往各公私合营的单位占据领导地位，从城市的街道办事处到农村的人民公社，每一个管理人的位置上都配备了大小不等的干部，以党政军利益集团为核心的公有制大锅饭从此不断扩大，党国的行政权力覆盖了整个社会。毛泽东是这一官僚制度的缔造者，也是官僚群的大统领。在五十年代的一次内部讲话中，他曾直言不讳，向他的群臣宣告这个政权的权力及其功能。他说：“一千一百万干部组成一个统治集团，统治六亿人民。干部就是官，官者，管也。我就是红色皇帝。领导就是干预，要对一切进行干预。”19原来政府强行改变生产关系，并不是为了促进生产力的发展，而是要极大化地实现权力的分配，好把军事动员体制中的有功之臣全都摆平到应有的位置上。毛泽东急于实现公有制，实现的结果就是把全民的私产没收为党产，让他的各级干部把持有效的干预权力，并通过他们实现他这个红色皇帝的意志。
五
毛泽东平生参加中共党代会，每逢双数，多少都有些挫折的经历。在1945年“七大”预备会议的讲话中，他就曾自嘲地说：“我是‘一三五不论，二四六分明’，逢双数的大会，我都没有参加。”截至那时，中共已开过六次党代表大会，毛泽东只出席过其中的第一、第三和第五三次代表大会。在中共“三大”会议上，毛因紧跟主持会议的国际代表马林而获选中央局五成员之一，除此以外，他一直都处于中共核心领导圈之外。
朱毛井冈山会师后，毛泽东担任红四军前敌委员会书记。毛是个一朝权在手，便把令来行的人物，他仗着“党指挥枪”的既定原则，好在职业军人面前发威逞能，常插手军队本身的管理和指挥。毛这种“家长制”作风在红四军内部激起强烈的批评。后经过多次较量，毛在古田会议上最终占得上风。从此确立了党对红军绝对领导的原则，红军这支“农民军”始被正式建制为中共的党军。后来以博古为首的党中央从上海迁至苏区，毛所蔑视的“洋房子先生”掌握党权，让毛受尽了被排斥在核心领导圈外的闷气。直到红军西窜至遵义，毛利用突围转移过程中军队领导的不满情绪，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挑起与会者围攻以博古为首的“三人团”，始得入围政治局。毛从此逐步攀升，到达陕北后，遂掌握了整个红军的军党大权。
苏德战争中，共产国际解散，莫斯科放松了对延安的控制。毛泽东消极抗日，延安边区与日军相安无事，毛趁此良机大搞起整风运动。对毛这类山沟里出身的土共来说，国际派让他感到压抑的不只是他们从莫斯科方面获得的权势和信任，另外还有他们在苏联所受的教养，特别是他们较高的马列理论水平，常弄得毛相形见绌，心里很不好受。来自上海等大城市的文化人和青年学生在文化品位上更是后来居上，他们在延安造成的自由民主风气活跃了边区的工作学习及日常生活，同时也反衬出毛泽东及其农民军的粗陋和贫乏，因而也全被划入审查和“抢救”的对象。毛曾蛮横地扬言，“只要为我所用，哪怕乌龟王八蛋。”20他放手任用康生之类的恶人做打手，对国际派实施无情打击，对党内外的干部进行全面清洗，在延安制造了长达两年多的整风恐怖。
整风运动整倒了国际派，削平了各路人马组成的党内山头，同时也整得投奔延安的知识分子一个个低头驯服，最终为中共第七次党代会的召开铺平了道路。经过二十多年的斗争，毛泽东克服诸多险阻，直到第七次党代会，他才当选为中央委员会、中央政治局主席。党棍与党奴的双重人格从此遍及全党，通过塑造中共的卑劣党性，毛泽东树立了他在党内不可挑战的权力。按照韦伯的定义，权力就是“社会关系中某个成员在其他成员的抗拒下，仍能遂行其意旨”的影响力。毛泽东自入伙中共以来，使尽各种权术操纵，至此才将他渴求的影响力追求到手。
中共夺权后迅速建立起党天下的官僚机构，各司其职的重量级人物越来越专守他们各自权限内的业务，插不上手的毛泽东日渐觉察到自己被闲置起来的状态。特别是受到苏联批判斯大林个人崇拜的影响，中共第八次党代表大会上修改了党章，主事者顺势删去“七大”党章内“毛泽东思想”的提法。在大会修改党章的报告中，邓小平“强调党的集体领导原则，反对个人崇拜，反对突出个人，反对对个人歌功颂德”，并明确表示，全党同志都“厌弃对个人的神化”。21 大会决议提出“保护和发展社会生产力”的重要任务，明显有扼制“冒进”和淡化“政治挂帅”的用意。面对这些有所针对和限制的新规则，毛泽东大势所趋下只好勉强接受。他无可奈何地看到，自己从“七大”以来组建的毛共山头已明显出现分化，而眼前的这批官僚要比延安时期王明那一伙教条主义者更难对付。
毛泽东的私人医生李志绥会中会后都在毛身边，他说他当时即从毛的表情和言谈明显地看出，“‘八大’是毛与刘、邓两人关系的转折点。毛觉得中央领导是有意排挤他，并且想削减他的权力。”22 像以往多次在路线斗争中遭遇挫折后的反应，毛回到他那张大床上卧病不起。他咽不下这口气，开始赖在病榻上摒绝内外，谋划如何将失去的权力重新夺回。毛的病倒是他发动政治攻势前暗中磨刀的备战姿态，据李医生的观察，“毛往后所有的政治行动——共产党整风、大跃进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文化大革命——全是为了推翻‘八大’所制定的总路线而做出的出击。直到1969年第九次全国大会时毛的思想成为全国指导纲领，毛的报复才算落幕。”23
注
1、See https://en.wikipedia.org/wiki/Dystopia
2、杨继绳的《天地翻覆 ——中国文化大革命历史》一文即持此论点。
3、参看《毛泽东早期文稿》（1912.6—1920.11），湖南出版社，1990，页84-90。
4、同上，页478、555。
5、同上，页97。
6、同上，页562。
7、陈小雅：《中国“废片”——毛泽东的命案》，明镜出版社，2006，页128-137，139-148。
8、《毛泽东书信选集》，人民出版社，1983，页17-18。
9、《新民学会文献汇编》，湖南人民出版社，1980，页16-17。
10、张玲：《变奏——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的影响》，页15。
11、参看梁启超：《与令娴女士等书》，见《梁启超文集》，燕山出版社，1997。
12、见《北京之春》， 2002年2月号。
13、毛在延安时说过：“记得我在1920年，第一次看了考茨基著的《阶级斗争》，陈望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和一个英国人作的《社会主义史》，我才知道人类自有史以来就有阶级斗争，阶级斗争是社会发展的原动力，初步地得到认识问题的方法论。可是这些书上，并没有中国的湖南、湖北，也没有中国的蒋介石和陈独秀。我只取了它四个字：‘阶级斗争’，老老实实地来开始研究实际的阶级斗争。”见《毛泽东农村调查文集》，人民出版社，1982，页21-22。
14、见李锐：《毛泽东秘书手记》，南方出版社，1999，页5。
15、中国研究院编：《红色帝国》，2014，页308-310、378-385。
16、费正清：《中国新史》，薛绚译，正中书局，2001，页356。
17、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传》（1893—1949），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页917。
18、黄克诚：《黄克诚自述》，人民出版社，1994，页217。
19、参看康正果：《出中国记——我的反动自述》，允晨文化，2005，页273。
20、见高华：《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延安整风运动的来龙去脉》，中文大学出版社，2000，页454。
21、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传》（1949-1976），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页534。
22、李志绥：《毛泽东私人医生回忆录》，时报文化，1994， 页175。
23、《毛泽东私人医生回忆录》，页173-174。
——转自民主中国网
《中国人权双周刊》第188期 2016年7月22日—8月4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