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亡政府[編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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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於印度達蘭薩拉的西藏流亡政府最初設有6個大臣職務：內政大臣、財政大臣、外交大臣、宗教與文化事務大臣、教育大臣、安全事務大臣。1960年，在流亡的西藏人中舉行了首次選舉，成立了「人民代表會議」，擬訂流亡政府的憲法大綱。1963年3月10日公布了西藏憲法，在西藏噶廈政府之下設立了內政委員會、宗教與文化事務委員會、教育委員會、財政部、情報部、衛生部、人事調配局和審計局。「全國代表大會」為立法機構，「最高法院」為獨立的最高司法機構。流亡期間，「人民代表大會」行使議會的職能。
達蘭薩拉政府在印度設立了各種文化機構，如西藏文獻圖書館、西藏醫療中心、西藏之家、西藏表演藝術劇院等。1970年成立的「西藏青年大會」為流亡政府中最大的政治組織。流亡政府沒有得到其他國家的承認，但達賴喇嘛曾訪問過泰國、日本、蘇聯（1979年入侵阿富汗之年）、蒙古國、美國和一些歐洲國家。西藏流亡政府的資金來源包括政府（包括美國、德國、英國和1980年代以前的蘇聯）與民間組織，西藏流亡政府也有海外西藏人的自願捐款。
西藏流亡政府宣稱自2009年2月起，西藏境內已有120名不滿迫害的藏人以慘烈的連環自焚抗議事件抗議中國當局對西藏實施的「領土殖民化政策」，其中103人死亡，境外自1998年至今有7名藏人自焚，4人死亡。[75]
傷亡與損失[編輯]
人員傷亡與有形無形財產損失目前並沒有精確的統計數字，現存資料顯示數十年來許多無辜西藏人民遭到監禁、處決、性侵[79]、餓死，比例之高造成藏族長期抗暴、尋求獨立。另一方面中國官方資料也經歷幾次「調整」，或對外宣傳與內部資料不同調的情況，讓外界難以釐清真實的原貌[80]。西藏分別於1961年至1964年與1968年至1973年發生大飢荒[81]。
在140多個藏區之中，不完全的統計數據：四川17縣沒收現金341萬元、黃金3,207兩、白銀20萬兩、銀元12.5萬、糧食160萬斤；青海天峻縣沒收綿羊12,695隻，山羊556隻，牛3,782頭，各種折價物資464,110元。甘南沒收9,433戶財產總計羊42.7萬隻、牛9萬頭、馬2.7萬，騾1千頭，黃金22.6公斤、白銀128公斤、銀元79.8萬枚[82]。中共花了三年的時間才清運完西藏「反動份子」充公的財產，與寺廟搜刮來的金銀寶物到北京。自1966年開始到1973年，大多數的西藏聖器、佛像、法器都被銷毀，金銀材質的不知去向，銅、錫或其他貴金屬則被送到金屬熔煉廠熔解。[83]
1957年甘肅省藏族人口為255,947人，至1961年共減少81,366人，佔1957年藏族總人口31.8%，再加上四川、青海、雲南迪慶州藏族人口減損的不完整數據，光這四區的藏族人口至少減少25萬人。青海果洛、玉樹兩州自1957年到1961年，藏族人口至少減少11萬人。1982年青海省委統計1958年藏人遭監禁、錯殺致死人數為18,176人[84]。
1074年創建，被世人譽為「第二個敦煌」的文化遺跡薩迦寺，除了南殿堂被中共用來養豬外，其他部份全數遭到摧毀。1409年由黃教祖師宗喀巴創建的甘丹寺於1966年8月19日，被認定為「社會主義的絆腳石」開始拆寺工程，至1969年達成目標完全摧毀。興建於雍正年間的惠遠寺，該寺特有的「色吉甲本」也在西藏文革時遭毀。哲蚌寺雖然後來重建，但西藏人依然習慣向原址的廢墟膜拜。中共將這些寺廟的建材拿來興建黨部或解放軍軍營。許多古老壁畫（如唐卡畫）則被漆上毛澤東像或紅衛兵標語[85]。
中國國家計劃委員會經濟所澳洲籍華裔人口學家嚴浩在《中國的藏族人口：迷思與事實的再檢驗》中以1953年至1964年人口統計落差來估計西藏「失蹤」人口數應該在768,000到152,000之間（包括7萬流亡人口）[86]。
1962年，班禪喇嘛（時任西藏自治區籌委會主任）在一份給周恩來的報告裡表明：「今日圖伯特人口明顯而大幅地減少了，許多人死於戰爭、監禁、饑饉」。1987年，班禪仁波切在一次演講中估計青海監獄之中藏族死亡人數約佔該地博巴人口總數百分之五（2萬至2萬8千），絕大多數的人都是完全無辜的[88]。
根據西藏流亡政府的統計和記載，1950年至1983年共有120萬西藏人非正常死亡，並形容西藏難民逃離故鄉的流亡過程相當危險，許多西藏人民為躲避中共的追捕，趁著嚴冬越過喜瑪拉雅山經歷幾個月的跋涉，部份逃亡團體抵達目的地時剩不到10%，有些人因凍傷截去四肢[91]，有些遭受槍殺，有些婦女被中國士兵強姦後才獲得放行[92]。
1998年，時任中共全國政協常委、大陸中國佛教協會副會長的阿嘉·洛桑圖旦·久美嘉措流亡美國尋求庇護。
統計與相關爭議[編輯]
美國自由亞洲電台西藏部主任阿沛·晉美表示對流亡政府宣稱的一百二十萬死亡人數數字有保留，認為受害者在整個藏區大概有三、四十萬人[93]。佛光大學教授謝劍以中國官方人口統計落差來統計西藏和全中國大陸的藏族人口變動，推算出1953年至1964年期間人口不增反減（他認為西藏人口因長期由於宗教原因而於兩百年間內都沒有明顯增長，甚至下降），西藏自治區從1,273,969降至1,251,225，而在全中國大陸為從2,775,622下降至2,504,628，並在1964年開始穩定增長。在其研究中，自治區的藏族人口在1982年至1990年的增長率遠高於全中國，認為達賴在1990年向外界宣傳「藏人正在走向滅絕」和西方媒體用誅族（種族屠殺）這類用詞指責中共「畢竟是誇大了」[94]。
藏學家和人類學家戈德斯坦（Melvyn C. Goldstein）認為西藏流亡政府「經常誇張失實地指控中國種族屠殺以及中國的人權狀況」[96]，亦指出毛澤東直到1959年暴動為止一直採取漸進主義政策，不在西藏強行社會主義改革。但在不受《十七條協議》約束的四川藏區（原西康省），李井泉（四川省委書記）的土改政策引發了血腥反抗。西康難民與叛軍進入拉薩，成為1959年暴動的重要原因，同時指出毛澤東的漸進主義政策是失敗的，當時支持改革的阿旺晉美也無力應付其他反對任何形式的改革的勢力[97]。但中國官方資料顯示西藏沒有積極改革的需求，中共積極推行的結果導致情勢迅速惡化。1956年中國政府特別指出：「事實證明西藏上層人士只有少數人支持改革改造，多數人存有疑慮，多數群眾也缺乏這種積極改革的要求。」中國政府並宣布對西藏的改革延遲推行。同時公佈〈停止進行民主改革的宣傳提綱〉，並聲言「人民解放軍會對叛亂份子嚴懲不貸」「解放軍會出手鎮壓」。[98]
旅居美國的華人學者徐明旭對西藏流亡政府聲稱的死亡人數統計數字提出質疑[99][100]。 徐明旭認為美國國會的說法並不客觀（見「兩個西藏爭議」），又引用了一位藏學家譚·戈倫夫的話：「達賴喇嘛一直譴責中共在學校裡面用漢語上課，但是這話讓人聽起來感到虛偽，因為達賴喇嘛在他自己的印度流亡藏人學校里用的是英語。」[101]。謝劍又對達賴喇嘛的七百五十萬漢人移民西藏說作出質疑，認為從漢人體質及西藏現有的交通體系來說是不可能的[102]。
歷史學家、藏學家譚·戈倫夫（A. Tom Grunfeld）指出，發表報告認為中國在西藏犯了種族屠殺的、專門收集共產主義國家侵犯人權的記錄以及進行反共宣傳的冷戰機構國際法學家委員會（International Commission of Jurists）並沒有深入往西藏了解實際情況，更加沒有像在1950年代西藏訪問過的70多名西方記者進行調查，並且指出該委員會僅僅聽取流亡藏人的一面之辭，而流亡藏人往往因為受過心靈上的創傷和心理上的需要而渴望得到同情，以及害怕被遣返而誇大其辭，同時指出委員會將一些荒謬的一面之詞作為可靠證據，例如當時從流亡藏人口中得出的「西藏不存在任何形式的農奴制」說、「幾乎所有窮人至少有五至六頭牛和三十隻羊」說和「絕育手術」說[103]。
藏族女作家唯色的同樣是作家的丈夫王力雄認為：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之下，西藏當地藏族青年熱情的參與了中共在當地的燒殺打砸[104]，並認為中共雖撥款給西藏，但多用於「表面建設」、「排埸心理」或「用在地方官員享受」，款項百分之九十九以上與西藏人無關，如「西藏體育館」最大的功能可能就是擺在大街上讓人們看[105]。
王力雄亦指出：「西方人不相信中共的話，那不奇怪。中共說的假話太多，所謂『假做真時真亦假』，即使它說真話時別人也不再相信它了。何況中共的本事僅是在國內控制輿論，操作國際輿論卻從來成事不足，敗事有餘。因此達賴喇嘛一方的消息就成為西方了解西藏主要來源。不難想像僅有一個消息來源肯定是難以保持客觀性的。」，同時除了在誇大死亡人數方面，也指出達賴喇嘛和西方流行的中共對藏人的迫害說法也有許多的誇張與離譜之處，包括「強迫西藏和尚與尼姑當眾性交」、「紅衛兵到處強姦婦女」、「小孩被驅迫為奴工」、「在西藏自治區漢人已多於藏人」等說法 [106]。也認為「藏人有崇拜強者的心態」[107]。但類似說法受到質疑[108]。
發展與影響[編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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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9年3月26日，蔣中正在獲悉西藏事件後發表「告西藏同胞書」：「中華民國政府一向尊重西藏固有的政治社會組織，保障西藏人民的宗教信仰和傳統生活。我鄭重聲明：西藏未來的政治制度與政治地位，在摧毀中共政權後，西藏人民能自由表示其意志之時，我政府當本民族自決的原則，達成你們的願望[112]。」
1959年3月28日，美國國務院發表聲明譴責中共[113]。聯合國也分別於1959年、1961年、1965年通過三項決議案，譴責中國侵害西藏基本人權、壓制西藏民族特性、剝奪西藏人民自決權。 1959年4月，澳大利亞外交部長李查.凱西（Richard Casey）在南韓訪問時表明應該在聯合國提出西藏問題；英國外交部則表示反對，擔憂西藏向聯合國提出請願會創下先例，進而影響到下轄的殖民地；中華民國駐聯合國代表蔣廷黼也表明反對，認為這個議題屬於中國內政，擔憂西藏問題會讓其他共產國家藉機提起聯合國中共代表權的問題。
1959年4月9日，印度尼赫魯在記者會上簡短表達立場：「最重要的因素是我國本身的安全，我們也願意繼續與中國保持良好關係，我們也強烈關注西藏的發展」。尼赫魯原本對藏族的遭遇表示同情，又不想得罪中共讓達賴喇嘛與其他國家有所接觸，直到5月16日，中共駐德里大使語帶威脅警告印度：「你們不能同時擁有兩條戰線吧？（同時與中華人民共和國、巴基斯坦為敵）」尼赫魯被此激怒，6月20日，第十四世達賴喇嘛獲准舉行記者會[114]。
1960年至1965年，聯合國大會上非共產國家代表均以西藏在1951年以前具有獨立地位，譴責外來勢力「侵略西藏」或「軍事入侵西藏」，並譴責以軍事力量強加的十七條協議。蘇聯與東歐各國則在1970年代末期逐漸放棄支持中國，改為支持西藏流亡政府[116]。
1979年起，聯合國蘇俄代表開始以「侵略行動」形容中共自1950年以來與西藏間的衝突。蘇俄東方研究所也開始研究中共是如何摧毀西藏民族、文化與宗教[119]。1980年4月30日，蘇俄宗教事務委員會斯契爾巴科夫（L.V. Scherbakov）在印度馬特拉斯進一步表明：「蘇聯將協助任何爭取獨立的國家」，但西藏流亡人士已注意到蘇聯動向（入侵阿富汗），因此對蘇聯願意軍援其建國表示婉謝[120]。
達賴喇嘛在許多國際場合發表演說，包含美國國會，澳洲國會，在法國舉行的歐洲議會等等，1987年-1988年，達賴喇嘛提出《五點和平計劃[121]》與《斯特拉斯堡建議[122]》等和平解決訴求（至今未被中共所接受）[123]，因而1989年獲得諾貝爾和平獎。近年訴求藏區的自治，1997年2月13日，第十四世達賴喇嘛在接受台灣自由時報專訪時表示，他並不主張西藏獨立，而是更傾向於「邦聯制」與中華人民共和國攜手下的真正自治，某種形式上鬆散的邦聯，台灣也可以加入，日本也行[124]。達賴喇嘛在過去四十年來獲得大部分西方政府組織的支持[125]，同時也帶動了數百個支持西藏獨立的團體與組織。對於達賴喇嘛在數個國家（包括蒙古國）獲得人權、人道、和平[126]獎，中華人民共和國認為這是西方反華勢力介入中國內政[127]。
達賴喇嘛的弟弟丹增曲嘉在接受董尼德的訪問時表示：「我們先求自治。然後再把中國人趕走！就像馬可仕被趕出菲律賓一樣，就像英國人被趕出印度一樣！我們是為世代著想，為著後代子孫著想。自治將是個起步」[128]。
1989年，西歐聯盟（U.E.O）譴責中國的西藏政策，表示：「中國人佔領西藏已有多年，並且剝奪西藏人享受人權的權利」。1995年3月8日，在日內瓦召開的聯合國人權大會，通過了有關西藏與中國人權狀況嚴重惡化的決議。[來源請求]1992年2月，立陶宛通過決議承認達賴喇嘛與西藏流亡政府是西藏民族的唯一合法代表，並保證在國際上支持西藏民族合理的願望[129]。
1992年12月15日，歐洲議會通過決議：「呼籲中國立即停止對西藏環境的破壞以及經濟的開採，立即停止鼓勵漢人大量移民西藏的政策，中國政府應立即與西藏流亡政府重新會談，並在會談中討論真正的民族自決問題[130]。」
但是在1997年4月17日時任駐華大使尚慕傑（James Ralph Sasser）在訪問拉薩時說，美國政府從孫中山的年代就承認西藏為中國的一部分[131]。1998年7月27日，美國總統柯林頓在北京出席與中國國家主席江澤民的聯合舉行記者招待會時說：「我同意西藏為中國的一部分，為中國的一個自治區之一。我能理解何以承認此點必須是與達賴喇嘛展開對話的先決條件。」[132]。
2000年2月4日，曾受到中共認證「心向祖國」的伍金赤列多吉（噶舉派第十七世噶瑪巴，又稱大寶法王），秘密逃到達賴喇嘛流亡政府所在地印度達蘭薩拉，並表示全世界的西藏民族都希望在達賴喇嘛的帶領下返回家鄉[133]。
中國流亡異議人士項小吉認為：「不尊重人權是中國的普遍現象，中共不僅迫害西藏，也迫害中國人，可能文化與民族上的差異，讓西藏對於這類迫害更加敏感」。中國流亡人士與西藏流亡者共同成立「漢藏協會」。還學文表示：「做為一個中國人有時感到很羞愧，共產黨做的事不是我們的錯。」[134]。
2004年4月，美國時代雜誌公佈世界最有影響力的人物，包含西藏領袖達賴喇嘛。
下列為部分社團與組織：
- 於1970年10月在達蘭薩拉成立的藏獨組織，分會遍及世界各國，尤其是西方國家，成員超過三萬人，是藏獨激進派的主要力量。有人質疑他們策劃並組織了2008年3月14日在拉薩發生的暴動，和在倫敦、巴黎和洛杉磯藏人攻擊奧運聖火的事件，聲稱該組織主張使用任何方式，包括恐怖主義方式，實現西藏獨立。
- 藏青會否認這種指控，稱自己這一代人堅持和平非暴力的鬥爭方式。[135]至於下一代人的鬥爭方式則只能由下一代人自己決定，[136]取決於共產黨政府未來如何對待西藏人民。達賴喇嘛自稱，他沒有能力完全控制藏青會的行動。
- 國際西藏獨立運動
- 為設在美國印第安那州的組織，於1995年成立。
- 總部設在美國首都華盛頓的組織。
- 於1994年成立於紐約市。
兩個西藏爭議[編輯]
中國政府與西藏流亡政府的看法有很大不同。中國西藏自治區政府認為在解放後，解放軍剷除了西藏封建農奴制度，使藏族享有高度的宗教自由，並興建了許多機場、公路、圖書館、博物館、漢藏語電視台，還提供當地財政補貼、人材支援、糧食援助等，並且列出了多處重點保護文物單位。1949年以前西藏問題是英國帝國主義所製造，而後由美帝所煽動製造。
西藏流亡政府認為解放軍不請自來，過去西藏是否存在農奴制度及其定義有所爭議，在流亡政府內部對此話題也有異議[137][138][139]（不過，現今中國依然存在龐大的奴隸人口[140]），認為西藏根本沒有宗教自由，而中共雖然宣稱對西藏「財政補貼」、「人材支援」，但「財政補貼」多受到中共腐化的官僚體系侵蝕[141] [142]，「人材支援」則成為內地漢人大量移入西藏的理由（漢化政策）[143]。西藏流亡政府亦認為，中共所興建的機場、公路多為戰略考量，或經濟利益（木材、黃金、礦物、石油、煤氣）的掠奪（根據中國官方說法：「儲藏有大量原油的羌塘盆地延綿藏北100多公里。預計原油儲藏量可能多達上億噸。」 [144]，另外亦有豐富的礦產資源[145]。），尤其1962年中印戰爭後往往是基於軍事目的而興建，核實驗基地也因此搬遷到西藏[146]。
西藏流亡政府與台灣的關係[編輯]
中華民國官方早期維持反共立場，同時以金錢收買藏人來提防西藏暗中獨立，一度讓流亡政府深惡痛絕。流亡議會曾決議禁止喇嘛來台灣傳教。1969年，台灣延攬了幾位流亡政府官員成立「噶倫辦事處」，使得台灣與達賴喇嘛之間的關係絕裂[147]。
1985年，達賴喇嘛在美國提出與台灣往來的基本主張。
1995年起，台灣海外學生社團與國際聲援西藏社團結盟。
達賴喇嘛於2001年及2009年亦有訪問台灣。
相關文藝作品[編輯]
記錄影片[編輯]
- 《達賴喇嘛》
- 《西藏之夢》(Dreaming of Tibet)：1998年
- 《西藏諜影》(The Shadow Circus : The CIA in Tibet)
- 《旅行者與魔術師》(Travelers and Magicians)
- 《真師之言》(Words of My Perfect Teacher)
- 《西藏瑜伽士》(The Yogis of Tibet)
- 《憤怒的僧侶》(Angry Monk)
- 《不再恐懼》
- 《當龍吞了太陽》
電影[編輯]
書籍[編輯]
- 《The Snow Lion and the Dragon: China, Tibet, and the Dalai Lama》, Melvyn C. Goldstein,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The Making of Modern Tibet》, Grunfeld, A. T., M. E. Sharpe
- the CIA's Secret War in Tibet, Conboy, Kenneth & Morrison, James, Univ Pr of Kansas, ISBN 9780700611591
- 《天葬：西藏的命運》王力雄
- 《喇嘛殺人西藏抗暴四十年》：1999年，林照真，聯合文學出版社有限公司，ISBN 9575222385，EAN 9789575222383
- 《殺劫》：2006年，澤仁多吉·唯色，大塊文化，ISBN 9867291840，EAN 9789867291844
- 《西藏記憶》：2006年，澤仁多吉·唯色，大塊文化，ISBN 9867291859，EAN 9789867291851
- 《1959 拉薩:達賴喇嘛如何出走》，李江琳著，聯經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2010，ISBN 9570836385
- 《當鐵鳥在天空飛翔:1956-1962青藏高原上的秘密戰爭》，李江琳著，聯經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2012，ISBN 95708406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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