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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1月24日 星期一

湘西女教师李田田离开家乡:身心俱疲,只想着逃离!

 湘西女教师李田田离开家乡:身心俱疲,只想着逃离!

湘西女教师李田田日前发文说,自己已离开家乡,她表示:“我身心俱疲,只想着逃离!”李田田因声援上海教师宋庚一,而一度被关进精神病院。



1月23日下午,李田田在微信公众号“山花诗田”发文,《写给家乡:离开是为了有尊严地活着!》该文随后被删除。

李田田在文中说:“我已经离开了湘西,离开了那座我生活了27年的小县城。我与爱人拖着几袋行李、一箱书籍,还有身心俱疲的灵魂,在异常寒冷的冬季、在阖家团圆之际,踏上了‘背井离乡’之旅······”。

“我身心俱疲,只想着逃离!原谅我的不够坚强,只是实在遍体鳞伤!”李田田表示,无论是2019年的新闻事件还是最近的事,至始至终,家乡都没有一个人肯站出来为她说话,甚至连亲人也变相出卖她。

李田田是知名作家和诗人,在永顺县一所小学任教师。2019年10月,李田田在微信公众号发文《一群正被毁掉的乡村孩子》,披露她任教的小学频繁迎检,教育形式主义,引发舆论关注,中共央视也报导此事。

2021年12月,怀孕4个月的李田田又在微博发文,声援因质疑“南京大屠杀”被开除的上海震旦职业学院教师宋庚一,随后被永顺县官方强行关进精神病院。

李田田用藏在内裤的手机向外界发出求救信息,她透露,永顺县教育体育局、公安局和医院人员登门威胁,以她精神有问题为由,要求她住院打针接受治疗,又称“我已被迫得走投无路,如果真是死了,那就是一尸两命”。

李田田事件引发舆论广泛关注,海内外发起联署,要求当局释放李田田。最终,她平安回到家中,但仍然受到当地政府的监控。

自由亚洲电台12月27日引述匿名知情人士的消息说,湖南省永顺县警方初步将李田田事件定性为“境外反华势力操纵”,李田田将失去当老师的资格,其编制也从事业单位贬为乡镇普通职员。

李田田在离开家乡的文中写道,自己这一生,本可以不这样“颠簸”!“我只要傻傻的,一定是岁月静好,还有拣拾不完的六便士!可我偏偏喜欢《有只狐狸看月亮》,偏偏只想做自己最想做的事,生活在自己喜爱的环境里,朴素简单、有尊严地活着”。

(记者罗婷婷综合报导/责任编辑:文慧)

相关链接:写给家乡:离开是为了有尊严地活着!

2021年12月30日 星期四

五月花號400年與獨特美國

 民報新聞


今年是《五月花號》(Mayflower)抵達美洲400周年。1620年這船英國移民對美利堅合眾國的建立,對美國成為世界唯一超強具有極為特殊的意義。今天美國應對疫情災禍,400年前這條船已預示,美國將再次戰勝危機、領銜世界!

為什麼說《五月花號》對美國這麼重要?因它帶來的三樣東西奠定了美國的根基和方向:1,聖經和基督教文明(保守主義);2,個人發財致富的拼搏冒險精神(個人主義和資本主義);3,法治和選舉(憲政民主)。

之前在人類歷史上還從未有過一條船、一群人懷著這樣的使命,要在一塊人煙稀少的廣袤土地上建立一個神的國度,把信仰、道德、正義等放在第一位。《五月花號》上41個成人男性簽署的公約,代表著後來被《論美國的民主》作者托克維爾首先說的「美國例外論」(American Exceptionalism),一開始就從思想和精神層面要建立一個不同於歐洲及其它地方的嶄新家園。

在那裡建立神的國度

《五月花號》船上乘客本身就是「例外的」,他們被稱為「新教徒」(清教徒)。他們認為歐洲以天主教為主的基督教已經腐敗,而他們要追隨《聖經》的精髓,到北美「朝聖」。而且當時就決定,這不是旅行一次返回的朝聖,而是永久生活在那裡,永遠的朝聖,在那裡建立神的國度。對於那些背叛了基督教原則的歐洲人來說,這些新教徒就是「例外的」。由例外者建立例外的國家,建立獨一無二的美國。

英國思想家約翰·洛克的《政府論》提出人有三大權利:生命、自由、私有財產權。這被視為現代民主的奠基。傑弗遜起草美國《獨立宣言》時幾乎把它照搬。洛克的政府契約思想從哪裡來的?就是最早得益於五月花契約的啟迪。當代英國歷史學家保羅.強生(Paul Johnson)在他的巨著《美國人民的歷史》中說 「五月花號契約不同尋常的特殊之處是,訂立契約的各方,不是僕人與主人,也不是人民與國王,而是一群志趣相投的個人,他們結伴去美洲,發誓要創造一種完全不同的集體人格。」

這種獨特的「集體人格」從美國初始建立直到今天都起到關鍵性作用。按說,那些源源不斷湧入的移民,幾乎都帶著夢想和激情來跑馬占荒、發財致富。如果沒有《五月花號》的信仰標尺制約,沒有精神層面的平衡,那會是怎樣一場占山為王、弱肉強食的爭奪之戰啊!人性的貪婪、自私、佔有欲等,會導致一片血肉搏殺。但這一切都沒有發生。德國學者韋伯在《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評論說,是《五月花號》新移民帶來的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競爭相平衡,才建立了一個有強大道德感的強盛美國。韋伯認為,這兩者缺一不可。

美國開拓者以創造財富為榮

美國人的冒險精神、樂觀主義、發財致富意識等,從這船最早的《五月花號》移民中就開始體現。那條船上帶來的不僅有《聖經》,還有凱撒的《高盧戰記》(Gallic War)等書籍。耶穌說,凱撒的歸凱撒,上帝的歸上帝。但在《五月花號》上兩者都有。凱撒的《高盧戰記》代表著要像戰爭那樣征服北美的不毛荒野。新教徒們不是純精神主義,而是同時信奉和追求個人自我奮鬥、發財致富。船上運來的不僅有床、桌椅,還有狗、山羊、綿羊、家禽,香料、燕麥、乾魚、乾肉、蘿蔔等等。有個教徒帶了126雙鞋和113雙靴子。乘客中有木匠、細工匠、鐵匠等等;情景很像是《聖經》中的諾亞方舟。

美國的創業者不拒絕金錢,反而以創造財富為榮。美國歷史學家麥卡洛(David McCullough)在其《紐約時報》暢銷榜新書《開拓者:把美國理想帶入西部的拓荒英雄的故事》(The Pioneers)中描述,當初從美國東部去俄亥俄開拓的第一批48個美國人,領頭的就是牧師,他們去那裡開發,也要發財致富,因每個拓荒者可獲最少8英畝土地。組織開拓公司的這位領頭牧師投資的股份可分到土地4,692英畝。有這種可以「淘金」的吸引力,才有大量移民的湧入。最早抵達俄亥俄時不到50人,短短28年後,那裡就有了50萬人口,那是幾百年前的廣袤荒蕪的美國!

保羅.強生他的書中感歎,在《五月花號》抵達美洲310年後(1930年),「美國僅占世界人口和土地面積的6%,卻在出產著全世界70%的石油、將近50%的銅、38%的石墨、各占42%的鋅和煤、46%的鐵,此外還有54%的棉花和62%的玉米。」

政府基於『被管理者』同意而成立

新教徒給北美大陸帶來的不僅是宗教信仰、個人主義、資本主義精神,更有法治和選舉制度(後來形成美國的憲法政治)。五月花號公約確立了這樣偉大的原則(那是400年前啊):政府是基於『被管理者』的同意而成立的,而且將以法治國。英國思想家洛克17世紀提出的「政府權威只能建立在被統治者同意的」社會契約論,對近代民主政治影響巨大,其來源就可能是《五月花公約》。

《五月花號》移民和後來者都選擇了自治和法治。就像法國思想家托克維爾1931年到美國考察時看到的,美國沒有歐洲那種王公貴族的森嚴等級,美國人最強調平等,因為有法治保障,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麥卡洛在《開拓者》中描述說,當時北美殖民地沒有專業司法人員,連拓荒區的法官也是義務的,很多是農民,上午種田,下午作為法官去判案;陪審團也同樣由平民組成,他們憑常識、常理判案,這個制度一直延續到今天。保羅.強生在《美國人民的歷史》中說,「在馬里蘭創建40年之後,總督們總是抱怨,許多被選為法官或縣治安官的人甚至連自己名字都不會寫。」但新移民們「尊重法律,一般也都遵守法律。但前提是,他們必須自己制定法律。」

當時雖然名義上北美是英國的殖民地,當地有英王認可的總督,但天高皇帝遠,英國基本上不怎麼管理,這被史家稱為「有益的疏忽」。殖民地的總督基本都是率船來北美的牧師。牧師不由武力產生,而是信徒信任的結果。北美人民實行的自治,實際上是一種代議制政府,由每個小鄉鎮派出代表選舉總督。1630年率船隊來北美的英國清教徒船長約翰.溫思羅普(John Winthrop)是麻塞諸塞海灣殖民地首任總督,但當了四年後被當地民眾罷免了(副總督接任),那個時候的美國人就實現了「人民做主」。保羅.強生說,「它的實現,不是憑藉武器的力量,而是依靠辯論和演說,所依據的是法治。」法治的背後還有教育——在努爾哈赤的繼承者皇太極稱帝、清朝正式建立的1636那年,美國建立了哈佛大學(由牧師哈佛創立)。在中國建立強大封建王朝時,美國在建立偉大的大學,中美的不同歷史之路,在這裡就可分野。

「山上閃亮的城」引導人類

新教倫理、個人主義、資本主義競爭、法治和民選,再加上興旺的報紙等新聞言論自由,使美國迅速成為「山上閃亮的城」,吸引了全世界的移民。1700年,美洲大陸的產值只有英國總產值的5%;而到美國獨立前一年的1775年已經是英國的五分之二。隨後每十年的擴張速度大約都在40%左右。當時美國一個普通家庭擁有的土地很少低於60英畝,經常超過100英畝。對歐洲人來說這就是富人了。美國獨立之前,人們的生活水準就遠超過歐洲:男性每年要吃掉200多磅肉,高蛋白食物使他們長得要比英國同齡人高出兩英寸以上。1746年《倫敦雜誌》的一位撰稿人認為,美國人「享受的生活讓各國的王公貴族和市民們豔羨不已。」

前面提到的約翰·溫思羅普被歷史學家譽為「第一位偉大的美國人」,他在1630年率船來北美時就確立了建立「神的國度」(山巔之城)的全球意義:「將像一座山上的城一樣,所有人的眼睛都會看著我們。」為世界提供樣板,引導人類前程。

保羅.強生說,他寫這本《美國人民的歷史》,就是要研究探討:《五月花號》所代表的那種「完美社會的理想主義、利他主義」與「人的利欲和野心」(強生認為「沒有這些,一個生氣蓬勃的社會根本不可能建立」)能不能融合在一起?

他的1088頁英文巨著結論是肯定的:「美國的獨特歷史產生了這個世界上最非凡的民族。我愛他們,向他們致敬。」他認為美國「設計的是一個將成為全世界典範的共和國。」 400年後的今天,美國成為全球公認的經濟、軍事唯一超強,尤其是自由世界的領袖!

——原載台灣《看》雜誌2020年4月號 專文屬作者個人意見,文責歸屬作者,本報提供意見交流平台,不代表本報立場。

2021年12月7日 星期二

删逾千万份判决书 疑图谋抹去不光彩记录、毁灭犯罪证据

 中共删逾千万份判决书 疑图谋抹去不光彩记录

中共当局日前移除了官方数据库中约1,100万份法院判决书,其中多数是包含死刑判决在内的刑事案件。官方声称,这只是数据“迁移”并将在几日内完成。然而,法律界人士担心,这可能是中国司法的一大倒退。

据《南华早报》6月26日报导,中国裁判文书网(China Judgments Online)是最高人民法院管理的官方裁决数据库。报导指出,截至上周五约有1,100万份判决书被移除。

网站通知称,“因技术原因,目前部分案由裁判文书正在迁移中”,并补充说将“努力在近日内完成相应技术工作”。

法律界人士对这一事态发展表示担忧,认为这可能是中国司法透明度的一大倒退。

北京律师王飞(Wang Fei,音译)说:“我对此事非常关注。”

他表示,在网上提供判决书是中国司法部门近年来最重要的改革项目,“对维护司法公正非常重要”。

王飞指出,同样由最高法院管理的“中国庭审公开网”上的部分审判程序视频,从本月初开始即不再提供。

中共官方6月公布的统计数据,截至2021年4月,中国裁判文书网已发布超过1.19亿份裁判文书,访问量达607亿人次。

“如果不再提供这些判决书,这将对我们的工作产生重大影响。该数据库是我们研究的一个重要来源”,王飞说,“我希望‘迁移’真的只是技术问题。”

最高法院没有回应《南华早报》置评请求。

另一位北京律师魏如九(Wei Rujiu,音译)相信,部分判决书可能已从数据库中删除,因为北京当局担心它们会引发公众关注。

他表示,死刑案件被认为是敏感案件,其中许多案件本来不会公布在网上。

事实上,由于邻近建党100周年,中共正在抹去官方错误和不光彩党史,同时删除各种记录。

外界怀疑,中共很可能正在大规模地屏蔽打压异议的法庭记录。批评人士认为,这无异于对自由言论和记忆的进一步打压,希望控制中国人的思维,甚至抹去个人的历史。

上周四(6月24日),美国《洛杉矶时报》报导指出,2019年6月4日三名中国九零后青年,因试图在现场纪念“天安门大屠杀”遭到中共拘禁。最近,中共也把这些青年被拘禁的历史记录抹去。

《洛杉矶时报》记者向最高法院以及其它11个法院打电话,询问为什么这些曾经公开在线的案件现在都不见了。工作人员证实这些案件仍在册,但没人能解释不公开的原因是什么。

其中一名工作人员说:“如果我们想它被看到,那它就会被看到,如果我们想它不被看到,我们就把它拿掉。”

2021年10月13日 星期三

不怕导弹,就怕蛋炒饭

 

罗昌平被刑拘后 再有网民因言论遭抓捕

近日,大陆接连发生公民表达言论、被指侮辱烈士而遭处罚的案例。

本月7日,中国知名媒体人罗昌平因6日评论韩站电影《长津湖》被三亚警方抓捕、刑事拘留。而在被抓前,罗昌平已被禁言,还遭中共官媒接连批评。

7日,一位网民“左右的佑佑”在罗昌平账户下留言:“寒战最大成果就是蛋炒饭,感谢蛋炒饭!没有蛋炒饭,我们就跟曹县一样没区别。当然,可悲的是现在也区别不大。”

“左右的佑佑”的留言。(网页截图)
10月7日,“左右的佑佑”的留言。(网页截图)

8日,南昌市公安局新建分局,以“左右的佑佑”发布“蛋炒饭”等文字,而将其行政拘留十天。

据悉,韩战期间,1950年11月25日, 毛泽东儿子毛岸英在朝鲜境内遭遇美军空袭死亡。大陆流传一个版本指,当时毛岸英未理会禁令,在营地点火做蛋炒饭,导致美军侦察到营地位置。

2021年8月21日 星期六

徐光:中国民主党是一个什么样的政党!

 今天是中国民主党公开组党23周年纪念日!有人说,中国共产党成立28年,从1921年到1949年,就打下江山,赢得胜利了,而中国民主党,目前中国最大的在野党,从1998年到现在,也已经有23年了,取得的成绩根本就无法跟伟光正的党相比较,差得十万八千里还不止!

    

    中国共产党,从历史上来说,是一个由西方苏俄扶植、支持、援助的革命党,他们创立政党的目的就是要革命,颠覆当时的中国政府,建立一个亲苏俄的新政权,是苏俄输出革命的一部分,他们的目标很明确!
    
    中国民主党,不是一个革命党,创党之初就没有把自己定位为革命党。这从中国民主党的《党纲》,《党章》的内容都可以看出来;从中国民主党的首义之地,浙江委员会的机关刊物《在野党》杂志所发表文章的内容也可以看出来;从中国民主党的理论家祝正明先生的著作《政治民主》就可以看出来。
    
    当年筹备成立中国民主党的时候,经历过广泛,充分的讨论,本人有幸也参与过几次。以我的亲身经历告诉大家,创建中国民主党,不是为了搞革命,不是为了造反,颠覆国家政权,建立一个新政权,而是在中国现有宪法框架之下,建立一个中国公开的反对党!
    
    什么是反对党?在宪政的体制下面,政党与政党之间是平等的,反对党与执政党都是宪法之下的政党,都必须遵守国家的宪法与法律。执政党与反对党,其实就是一个硬币的两面,没有反对党,就没有执政党,没有反对党的合法性,就没有执政党的合法性,只有统治政党的强迫性,只有殖民政党的奴役性!
    
    从思想文化根源来说,西方殖民输入,中国历史上本来根本没有马列极端主义,以革命的手段,颠覆了中国的本土政权,建立了新的政权,这就是一个革命党的路径,也是一个文化殖民党的路径!
    
    一个受西方苏俄思想殖民输入,依靠革命起家,最终获得了革命成果的政党,需要转变思想,转变观念,需要放弃西方人的思想,放下革命胜利者的姿态,全心全意地为中国人民服务,为中华民族服务,为中华大地服务。这样才能脱胎换骨,从西方文化殖民的工具变成真正代表中国人民真正代表我们中国的执政党。
    
    只有真正代表了我们中国,才能真正获得所有中国人民的拥护,才能有资格带领中华民族实现伟大的复兴,才能在中华民族源远流长,光辉灿烂的几千年的历史上书写上自己的篇章。否则的话,我们的这段历史,其实就是我们民族无数苦难史的一部分,是被外来的,西方来的极端落后思想所奴役的时期。任何的所谓辉煌都不是我们中国人的辉煌,任何的所谓荣光,都不是我们中华民族的荣光,而是殖民者的荣光而已!
    
    我们不希望这样的事情继续发生,我们希望洗干净中华民族百年来的耻辱,我们希望他们能够放弃西方的思想殖民,放弃殖民统治者的心态,从革命党,殖民党,统治党的思维转变成一个正常的中国执政党的思维。
    
    中国民主党的建立,就是希望中国出现公开的反对党,从而也推动中国共产党成为一个中国真正的执政党!
    
    反对党的使命不是造反搞革命,更不是受外部势力所控制,所利用。反对的目的是为了这个国家,为了这个民族。对于关系到国家民族的命运与前途,对于关系到亿万人民的福祉与利益等一系列的问题发表独立与执政当局的不同思想,不同意见。反对的目的,是为了这个国家,为了这个民族,不是为了我们自己,不是为私利,为个人为家庭谋利益。心底无私天地宽,只有放下私心杂念,为国为民才能无所畏惧!
    
    提出反对意见,提出不同政见,执政者可以听到,也许听了会有思考,会有改进。对于睿智的执政者来说,有不同意见对执政不是不利,其实也许是有利的。更重要的是,国家的主人是国家的人民,是国民,政党只是管理者而已。所以对于一切有关于国家人民利益的问题,人民有权利听取各种不同的意见,正确与谬误,做何种抉择,最终的权力在人民不在政党!
    
    中国民主党,是一个反对党,区别于任何革命党,不要用革命党的标准来看待中国民主党,所以说,拿中国民主党与中国共产党的历史来比较,那是在不同的时空,不同的轨道,不同的方向进行的比较。
    
    中国民主党不是结党营私而是立党为公,这个公就是为国家,为民族,为人民,国家与人民的利益高于政党的利益,更高于个人的利益!参加中国民主党,不是为了做官,更不是为了发财。有人认为民主人士参与中国的民主运动,组建或者参加中国民主党是为了个人的前途,是为了未来有一天可以“居庙堂之高”,这是完全的误解,或者是别有用心的造谣污蔑,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
    
    不忘初心,当年之所以公开组建中国最大的反对党___中国民主党,是希望中国共产党也能够放弃殖民、统治、革命党的思维,转变成为中国真正的执政党。中国民主党是承认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地位的,只是希望他们能够尊重中国真正的主人,就是中国人民的授权,用人民投票的形式获得合法的执政地位而不是用国家暴力强迫人民拥护他们!
    
    执政党所做的一切,只要是符合中国人民的利益,只要符合中华民族的利益,中国民主党都会拥护。也许有人会说,为什么中国共产党做了这么多有利于国家有利于人民利益获得人民拥护的事情,中国民主党为什么不表达拥护呢?那是因为反对党的主要责任就是反对,不表示反对,其实就是一种拥护。拥护的声音,执政党一直都会自己表达,自己制造,自己宣传,这样的声音,在当今之中国,已经丝毫不缺少。中国缺少的是反对的声音,是反对者的勇敢,是反对者的坚持,这就是中国民主党的责任与使命!
    
    中国民主党是一个反对党,它不同于八个所谓的民主党派,他们是参政党,他们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只是中国共产党的附庸而已。中国民主党与中国共产党的关系不是斗争关系,中国民主党的存在不是要消灭中国共产党取而代之。但是中国民主党与中国共产党也不是一种合作关系,中国民主党不是附庸,而是一个独立的政党。中国民主党不为任何政党背书,不为任何政党服务,中国民主党的唯一服务对象是中国人民。
    
    有人说中国民主党是一个非法的政党,这一点中国民主党绝不承认,因为政党与政党之间是平等的,只有一个国家的人民,在完全自由的前提之下,用民主的方式才能决定政党的合法与非法。一个由政党把持的政府无权认定另外一个政党的合法与非法,就像当年国民党认为共产党是非法一样,都是无效的!
    
    中国民主党与中国共产党的关系,是一种竞争关系,竞争的是为中国人民服务的机会。这就像两家物业公司竞争一个小区的服务一样,决定哪一家服务资格的是小区的业主,如果一家物业公司独霸了小区的服务,不允许其他所有物业公司的存在,其实伤害的是整个小区的业主。
    
    所有参加中国民主党的人,也许不是中国人当中最聪明的人,最有能量的人,却是一群正直的人,一群无私的人,一群勇于奉献,勇于牺牲的人。正是这样的一群人,所以才是无畏的人,为国家为民族,义无反顾,无惧迫害,无惧坐牢,无惧被迫害之死!用中国民主党的卓越领导人陈树庆先生的话来说,“坐牢就是中国民主党人的工作!”如果没有这样的精神,就不是真正的中国民主党人!
    
    中国民主党,就是由一群这样的人组成的政党,这个政党已经在中国大陆坚持了二十多年了,屡战屡败,屡败屡战。中国民主党人,牺牲一切个人利益,包括自由与生命,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为了国家民族,为了理想,坚持不懈,前赴后继。高举起反对党的大旗,迎接中国走向民主的那一天!
    
    中华民族走向自由民主,谁都无法阻挡。那一天也许会迟到,但是正确的方向永远不会改变,那一天终究是会到来。中国民主党一定会坚持走下去,直到走过黑夜,走向黎明!
    2021年6月25日

2021年2月19日 星期五

揭苏维埃黑幕 帕切帕(Ion Mihai Pacepa)的传奇人生

叛逃西方最高级别苏维埃军官去世

2017年,布兰奇特(Brenchley)蒙克顿家族的第三子爵,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的前顾问克里斯托弗‧蒙克顿(Christopher Monckton),称伊万‧米哈伊‧帕切帕(Ion Mihai Pacepa)是“20世纪甚至可以说21世纪初,最有影响力的人物”。

正是他,揭开了苏维埃集团的重重黑幕,让他们的谎言大白于天下。然而,帕切帕的名字和事迹却鲜为人知。

2月14日凌晨,伊万‧米哈伊‧帕切帕,这个被朋友们称为“麦克”的传奇人物与世长辞,魂归故里。他逃过了罗马尼亚政府两百万美金悬赏的追捕和两支暗杀队的追杀,却败在了冠状病毒(中共病毒)手上。

帕切帕1928年出生于布加勒斯特(Bucharest)。他原本在当地的政治大学学习工业化学,毕业前被招入罗马尼亚社会主义共和国秘密警察局,即Securitate。他最初被分配到反破坏部门,1955年调到外国情报部门。

1957年,帕切帕被任命为罗马尼亚驻西德法兰克福情报站站长。两年后他又升任新成立的工业间谍部门主管,并在这个职位上一直做到他叛逃西方。从1972年起,他还兼任罗马尼亚外国情报局副局长、工业和科技发展顾问等职位,同时也是当时的领导人齐奥塞斯库的得力助手。

帕切帕利用职务之便,游走于世界上各个共产国家,和那些处在权利顶峰的人结交来往,如苏联的赫鲁晓夫、中国的毛泽东、古巴的卡斯特罗,当然还有本国的齐奥塞斯库。他还会见过西方的领导人,包括美国总统卡特。

然而在1978年,他抛下了苏维埃共产世界的高官厚禄,冒着生命危险跑到了美国。他的任务就是警醒西方认清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必然带来的压迫。至今他一直是叛逃西方的最高级别的苏维埃军官。

因为帕切帕曾经利用虚假情报欺骗过卡特总统,使他相信齐奥塞斯库是个值得信赖的盟友。所以卡特开始并没有信任帕切帕,甚至还想把他遣返回罗马尼亚,那是必死无疑了。现在帕切帕完全换了一个人。

最后,中央情报局说服了卡特总统,并且帕切帕为西方情报机构提供了非常宝贵的信息。更重要的是,帕切帕揭穿了苏维埃特工的各种手段,如何利用散布虚假情报,欺骗西方政府和首脑,破坏对历史、学术领域尤其是教堂的信仰。后来当帕切帕获得美国公民身份时,中情局致函他,感谢他对美国“重要而独特的贡献”。

齐奥塞斯库在罗马尼亚国内成立了一个特别行动队,唯一的任务就是暗杀帕切帕。他还两次重金悬赏帕切帕的人头,每次赏金都是一百万;并先后两次派出杀手执行任务,其中打头阵的就是臭名昭著的“狼人卡洛斯”(Carlos the Jackal)。

他们差点得手了。帕切帕的隐藏身份两次被识破,他不得不做了整容手术,和身为中情局特工的妻子开始改头换面的新生活。

帕切帕把掌握的情报都写进了著作《红色地平线》(Red Horizons),书中披露了齐奥塞斯库政府和苏维埃/共产世界的腐败和残暴(里根总统称这本书是他与“独裁者打交道的圣经”)。

这本书经翻译、压缩,又偷偷流传回罗马尼亚境内,成为激励人民推翻政府的催化剂。后来齐奥塞斯库和妻子埃琳娜被捕,经过庭审后被执行死刑,其中很多为他们定罪的证据都是出自这本书。

帕切帕和妻子在美国以伪造的身份生活,但是他一直实名撰写文章和出书,包括2013年与我联手出版的《虚假情报:前间谍头子揭秘破坏自由、攻击宗教、煽动恐怖主义的秘密策略》(Disinformation: Former Spy Chief Reveals Secret Strategies for Undermining Freedom, Attacking Religion, Promoting Terrorism)。他想弥补过错,把他当年在苏维埃情报界呼风唤雨时编造的谎言都纠正过来。

在帕切帕揭露的那些虚假情报中,最重磅的包括:中情局是暗杀肯尼迪总统的幕后策划;教皇皮乌斯十二世(Pope Pius XII)二战期间是亲德国的;中东的恐怖主义是源自本土的(而非克里姆林宫煽动的)。

在帕切帕曾经效力的那个时代,苏维埃集团情报机器炮制了各式各样的谎言。他的遗作《龙行动:克里姆林宫对美国的秘密战争》(Operation Dragon: Inside the Kremlin’s Secret War on America)(与詹姆斯‧伍尔西合著),刚刚由Encounter Books出版公司发行。

美国最近与社会主义打得火热,这让帕切帕十分忧虑。当年作为罗马尼亚的外国情报机构的主管,他利用特工、手段和骗术成功地欺骗了美国民众,让他们怀疑政府参与越南战争的立场。

帕切帕注意到这类的虚假信息现在在美国又大行其道了,假新闻和各类故事(有时事后被抹掉)把美国的境况说得一塌糊涂。

帕切帕经常谈到媒体,更准确地说,是媒体背后的资金主导著新闻报导。他当年身处苏维埃情报高层时,就是专门研究这种新闻运作的。60年代和70年代美国人民的观念发生了变化,帕切帕在其中起了很大的作用。他看到当今又有人耍同样的伎俩,导致人民对政府的态度非常负面,反倒对社会主义非常积极。

帕切帕去世后,留下相濡以沫四十多年的妻子和一个成年的女儿。

原文:Ion Mihai Pacepa: 1928–2021刊登于英文《大纪元时报》。

作者简介:

罗纳德‧里奇拉克(Ronald J. Rychlak)是密西西比大学法律和政府系Jamie L. Whitten主席。他有多部作品问世,其中包括《希特勒,战争和教皇》(Hitler,the War and the Pope),《虚假信息》(Disinformation)(与伊万‧米哈伊‧帕切帕合著),《中东对基督徒的迫害和种族灭绝》(The Persecution and Genocide of Christians in the Middle East)(与简‧阿道夫合著)

2020年7月25日 星期六

蔡霞:因言获罪株连九族必须终止——为任志强再辩

任志强曾担任北京市大型国企华远集团董事长。(资料图/Public Domain)
任志强曾担任北京市大型国企华远集团董事长。(资料图/Public Domain)
今天得知消息,习黑帮团伙发表所谓公告,将任志强开除出党,并指任志强违法犯罪,送交检察院审查起诉。消息传来,尽管不出意外,但依旧愤慨难平。这是习黑帮团伙公然迫害任志强、残酷打压党内不同意见的又一罪恶行径!   
任志强刚正不阿,从不屈服于权势淫威,始终坚持真话直言,赢得中共党内外所有正直人士的高度尊敬与信任。2020年3月初,任志强的一篇文章揭露习隐瞒疫情、封锁消息,在武汉疫情失控后,非但不思己罪,相反谎言欺世,四处甩锅、嫁祸于人,习就是一个不穿衣服还不许人说其裸的小丑!任志强的文章犹如炸雷,撕开了习道貌岸然“伟光正”背后的邪恶嘴脸。 

任志强文章流传出去不到一周,习黑帮团伙立即对任秘密拘捕非法关押,并将任志强先生儿子也抓进去所谓“留置”审查,同时先后抓了阿拉善协会主要负责人,以期罗织罪名迫害任志强。在长达三十天时间内,任志强音讯全无生死不明,致使他的多名好友满世界呼唤,追寻任志强下落。迫于全球多国政府与民众高度关注任志强被“神秘消失”的强大压力,习黑帮集团不得已对外承认他们非法拘捕的事实。   

为了掩盖他们的残酷迫害,他们开动大陆内外各种造谣机器,以所谓经济问题污名任志强。事实上,任志强早在2011年就因年届退休而离开华远集团高管职位。当时,中共北京市西城区委就曾对任志强进行过离职审计,宣告任志强无任何经济违纪违法问题。2016年2月,任志强公开批驳中国中央电视台的“央视姓党、绝对忠诚、请您检验”的无耻谀奉,得罪了习。习黑帮邪恶势力随即谋划,对任志强展开全国范围、全网发动的文革式围剿攻击。尽管这场攻击随后暂停,但接着就是以党的纪检委名义再次对华远集团展开“地毯式”清查。据知情人说,习视任志强为“眼中钉”,“睚眦必报”。从2011年至今年3月,借反腐为名对任志强清查了4遍。以牵连家人子女来绑架要挟党内不同意见,是习黑帮邪恶势力的一贯做法。他们为了迫使任志强闭嘴沉默,习黑帮打手于2016年就曾经把任志强儿子抓进去过一次,2020年3月,他们再一次非法拘禁了任志强的儿子。此次所谓“经济问题” 的罪名再用,只能表明习黑帮团伙的黔驴技穷与穷凶极恶。

任志强3月初被习打手部门秘密拘捕的消息传到海外,习的大外宣势力发动五毛和小粉红,以所谓任志强是既得利益者来抹黑抵消他揭露习的强大影响。这种抹黑极其邪恶。由中共党的一党专政体制与利益分配机制所决定,许多战争年代加入中共革命的老中共党人的孩子确实享受过既得利益。但是,他们中一些人反思中共执政后中国人民的灾难与动荡,特别是经过反思文革之祸、经历改革开放的实际锤炼、吸收人类现代文明的思想营养……,这些深刻地改变着任志强与相当部分老共产党人孩子的认知,让他们能冲破既得利益一己之私的羁绊,真诚地追求民主法治,坚决反对一党专政、反对一人独裁,致力于变革中共统治的极权体制。任志强是站在推进中国政治变革最前沿,致力于推进宪政民主事业人群中最醒目、最坚定的一员,他代表了体制内反体制的声音。

正因为如此,习黑帮集团恨透了任志强。这些年来,他们千方百计对任志强施于恐怖打压。任志强被全面监控、被全网攻击、被限制出行、被事实上软禁,被以绑架儿子来要挟威胁……,但任志强始终没有屈服。此次习黑帮团伙捏造罪名,非要降任志强于牢狱之灾,充分暴露出他们反宪政、反民主、反人类的黑恶本质。 

在不到二十天时间内,习黑帮团伙先后以诬陷手段迫害许章润、任志强,消息一出全球舆论哗然,引发许多网友、自媒体与全球著名媒体高度关注热评。尽管明知无论是构陷许章润“涉嫌嫖娼”,还是以经济犯罪污名任志强,他们都骗不了世人,但习黑帮团伙却又一意孤行,这究竟是为何?说到底这既是他们的凶残本性所决定,又暴露了他们内心恐惧的末日疯狂。他们以毁人声誉、羞辱人格、剥夺工作权利、断人生计来迫害许章润,公开恫吓中国体制内外的所有学界人士。他们以开除任志强出党并提起检察院公诉为手段,公然威逼9200万中共党员俯首甘为习奴。美国著名教授黎安友先生曾经评论习黑帮团伙对许章润先生的迫害,“表明中国政府已经不在乎国际社会对其破坏人权的观感”,今天习对任志强的迫害亦是如此。黎安友先生还曾说道:“中国政权会如此严酷让我感到震惊,……这是中国当局变得多么极权的一个迹象”。同样,著名汉学家林培瑞先生最近评论说:不仅是美国政府,美国的报界、商界、学界最近几年看准了中国政权是怎么一回事,看准了中共党的真实性质,美国商界对中共党的 认识完全改变了。

中共中央党校前教授蔡霞(网络图片)
中共中央党校前教授蔡霞(网络图片)
是习八年的倒行逆施,让美国政府和美国社会各界对中共有了清醒的认识与判断,并且把习绑架和控制的中共与中国人民区分开来,在反对中共、支持中国人民反抗极权暴政问题上,达到了两党一致、朝野一致。在此,我要呼吁美国政府与美国人民再做一区分,把习黑帮团伙与极权统治中的几十万中共作恶官员与9000万普通党员分割开来,支持一切反对习黑帮集团、反对极权暴政体制的中共党内变革力量,促进中共党内变革力量与中国人民的团结合作,帮助中国人民结束习黑帮团伙恐怖统治及中共极权暴政。

习及其团伙上台以来,完全背离了1978年以来中共党改革开放的基本方向,抛弃了几十年中国艰难改革的成果,使整个中共党急剧地倒退返祖,呈现出完全黑帮化的状态,使整个中国急剧地向毛时期倒退。在思想领域,习团伙悖逆现代文明、否定普世价值,大搞个人崇拜,再抓阶级斗争、严酷打压党内外言论自由。在政治领域,习个人集权达到无以复加的地步,党政军权力完全集中于一人之手,将军警统统变成习家军;并通过2018年修宪恢复终身制,事实上改共和国性质为帝制国性质。在经济领域,他要做大做强做优国企,搞农业合作化,通过直接接管、公私合营等各种明抢暗夺手段侵吞民企资产来维系政权,实现其帝国梦。在国家体制层面,习通过2018到2019年所谓深化改革,正式建立起中共党并吞政府、高居于国家之上、以一人意志控制全党、以一党绑架全社会的党国体制。在组织用人方面,习先以从严治党为名,一边反腐败一边清洗党内对手势力;继而以所谓改革为名,“拆庙搬菩萨”,撤换党政军官员,换上习的故旧部属以及清华同学帮,以帮派圈子成员占据党政军所有重要职位,将1949年以来的党天下中国大陆改换成习王朝习天下。在党内关系上,习以“不许妄议”、“定于一尊”、“绝对忠诚”,以中纪委和国家监察委对党内实行恐怖控制,使整个党变成政治僵尸。在党政关系上,习破坏和废除政党执政、政府施政的正常国家政务事务运转机制和运行秩序,成立各种名目的小组,搞小组治国。习以宠信近臣、重用佞人、以言废制、架空“相权”等手法,宠用“内廷”小圈子杀伐决断、操控“外廷”,而使国家重大决策一错再错。今年以来,致使武汉疫情失控、经济基本瘫痪、人群大规模失业、底层社会出现改革开放40年以来前所未有的民生灾难。习控制下的中共党与政府严酷镇压一切反对和有不满情绪的社会民众,他们在新疆实行反人类的类种族灭绝政策,将数百万维族和其他各族民众投进监狱;在内地大肆抓捕敢于维护人权主持正义的律师、教师和一切反抗极权统治者,实施大规模精准监控和镇压,整个中国笼罩着高压恐怖气氛。
当下,中共党已成政治僵尸、中国社会已是一盘散沙;外部世界联合孤立中共,中共所处的国内国际环境急剧恶化,由此中共党曾经有过的改革自救的一线机会已经丧失;中国社会实现民主政治和平转型之可能几乎为零。并且,当下中国大陆没有力量可以约束、制止、消除习的肆意妄为,习与中共党国极权制度给中国人民带来的灾难不断加深,习与中共党国极权制度对世界和平、人类文明秩序所产生的威胁日益严重,不灭习黑帮团伙及党国极权制度,全球绝无宁日。

我希望中共党内一切有良知、有正义感的党员和干部,希望一切期望国家好、人民好,期望我们的孩子、孙子不再遭受极权统治苦难的体制内外的中国人,在各自的具体环境条件下,都以各自合适的方式、做我们所能做的一切,声援任志强和许章润、声援许志永和丁家喜,声援一切遭受习黑帮团伙极权迫害的人们,投入这场正义与邪恶的殊死搏斗!
历史潮流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向往自由、维护人权、实现宪政民主,就是人心所向,就是未来中国的方向和出路!让我们这代人在历史大变革的关头,做出我们自己的努力,无愧于先人、无愧于子孙、无愧于历史。                                                                                          

蔡   霞
中共中央党校退休教授
2020年7月25日

(文章只代表作者个人的立场和观点)

2020年6月29日 星期一

王友群:致9千万中共党员的一封公开信

前中共政治局常委、中纪委书记尉健行的撰稿人王友群博士(大纪元资料室)

9千万中共党员:

7月1日,是中共确定的“党的生日”。实际上中共不是7月1日成立的,这个“党的生日”是假的。鉴于中南海最大的奸臣、中共政治局常委王沪宁,可能又要搞出个为中共歌功颂德的东西来,特写此信。
由中共隐瞒疫情等导致的大瘟疫,仍在全球188个国家蔓延,已感染953万人,死亡48万人。因中共的数据是假的,实际感染和死亡人数更多。这是二战结束以来全中国、全世界遭遇的最大灾难之一。
大灾大难当前,中共不顾香港各阶层人士的坚决反对,不顾6亿中国人月收入仅1000元,许多人吃不上饭、看不起病、上不起学、买不起房、养不起老,不顾美、英、法、德、意、日、加7国集团,欧盟,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强烈反对,非要强推港版国安法不可。中共到底想干什么?
中共说是为了反对“港独”,“维护国家安全”。这都是借口。客观事实是,中共才是“港独”、“台独”、“藏独”、“疆独”的始作甬者。1931年9月18日,日本出兵强占中国东北三省。1931年11月7日,国难当头之际,中共在中华民国境内的江西瑞金,成立了一个“国中之国”——中华苏维埃共和国。这是公然在中华民国境内搞“共独”。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第14条规定:“中华苏维埃政权承认中国境内少数民族的民族自决权,一直承认到各弱小民族有同中国脱离,自己成立独立的国家的权利。”这是鼓动中国境内的西藏人、维吾尔人、蒙古人、回族人、壮族人、满族人、朝鲜族人等搞独立。
至于“维护国家安全”,也是骗人的鬼话。
香港最早是什么时间被割让给英国的?是清朝政府在第一次鸦片战争战败后,1842年8月29日,与英国签订《南京条约》时割让的。黑龙江以北、外兴安岭以南60多万平方公里的中国领土,是什么时间被割让给俄国的?是1858年5月28日,在沙皇俄国的强迫下,由清朝政府的黑龙江将军奕山签定的《瑷珲条约》割让的。《瑷珲条约》被认为是“俄罗斯迫使中国签订的一个中国历史上最大的不平等条约”。
1982年9月24日,邓小平会见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时说:“(香港)主权问题不是一个可以讨论的问题”。“如果中国在1997年,也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48年后还不把香港收回,任何一个中国领导人和政府都不能向中国人民交代,甚至也不能向世界人民交代。如果不收回,就意味着中国政府是晚清政府,中国领导人是李鸿章!”“任何中国政府都应该下野,自动退出政治舞台,没有别的选择。”
1997年7月1日,中共从英国手中收回香港。但是,到1999年,“中共国”成立50周年,中共“改革开放”21周年,苏联解体、苏共亡党8周年时,中共不仅没有收回黑龙江以北、外兴安岭以南60多万平方公里中国领土中的1寸领土,而且,这些神圣国土全部被当时的中共独裁者江泽民,无条件送给俄罗斯了。
1999年12月9日,江泽民与俄罗斯总统叶利钦在北京签署《中俄国界线东西两段的叙述议定书》,将上述60多万平方公里的中国领土,乌苏里江以东40多万平方公里的中国领土,唐努乌梁海地区17万平方公里的中国领土,相当于两个台湾面积的库页岛,共100多万平方公里的中国领土,全部送给俄罗斯。
按照邓小平的话说,中共政府是不是晚清政府?中共领导人江泽民是不是李鸿章?中共政府是不是应该下野,自动退出历史舞台?答案无疑是肯定的。更确切地说,中共政府是全世界最大的卖国政府,江泽民是全世界最大的卖国贼。
江泽民与叶利钦签署的边界协议,是经过中共全国人大常委会批准的。也就是说,中共全国人大常委会最终为江泽民“危害国家安全”的卖国行为,盖上了合法的法律图章。更进一步说,中共全国人大常委会,是全世界最大的“危害国家主权、领土完整和安全”的犯罪组织。中共全国人大常委会有什么资格以“维护国家安全”为借口,制定港版国安法?
中共要求所有党组织和全体党员,“必须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跟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江泽民的卖国决定,是代表“党中央”作出的。中共所有党组织、全体党员都必须与之保持高度一致。也就是说,江泽民卖国,中共所有党小组、党支部、党总支、党组、党委都必须跟着卖国,全体中共党员都必须跟他一起当卖国贼。
根据中共宪法,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是“中共国”的最高权力机关,它通过的法律,“中共国”的所有公民都必须遵守。据此,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的卖国法律,14亿中国人都必须遵守。江泽民卖国、全国人大常委会卖国,不仅要绑架所有党组织、全体党员一起卖国,还要绑架14亿中国人一起卖国,一起当卖国贼。
中共作为全世界最大的卖国政党,是中国“国家主权、领土完整和安全”最大的破坏者,怎么可能“维护国家安全”?
维护国家安全,首先要维护每一个公民的安全。举一个具体例子。被誉为“中国的良心”的高智晟律师,是当今中国在全世界知名度最高、受褒奖最多的人权律师。2017年8月13日上午9点多钟,高律师的家人到他住的房间——陕北的一个窑洞,喊他吃早饭,推门进去,没见到人。从此至今,高律师的家人,全世界所有关心他的人,都不知道他在哪里,是死是活。
一个中国公民,一个大活人,一个以法律为武器维护人权的人,一个香港人、台湾人、海外华人高度关注的人,一个世界各国关心中国法治建设的官员、律师、学者等高度关注的人,一个丈夫、父亲、基督徒,在中共的统治下,一夜之间,仿佛人间蒸发了一样。
在高智晟律师“被失踪”600多天时,他的妻子、身在美国的耿和女士,接受自由亚洲电台采访时说:“(中共)当局不告知家人高智晟到底被关在哪里,也不给家人逮捕证之类的东西,更不让家人去看望他。当地派出所还老踢皮球,一会儿说高智晟被关在榆林,一会儿又说被关在佳县,一会儿又说被关在北京。”
“中共国”有宪法,刑事诉讼法,这个法,那个法。从1997年中共十五大提出“依法治国”方略至今,“依法治国”、“依法行政”、“依法办事”的口号,中共官员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一直讲到2020年的今天。但是,高智晟律师被中共依据什么法?弄到什么地方去了?是否还活着?至今2年零10个月过去了,除中共内部的极少数人之外,全世界其他人都不知道。请问9千万中共党员:如果高智晟是你家的兄弟,你会作何感想?
高智晟律师“被失踪”了,他的妻子、儿子、女儿能“安”吗?他的兄弟、亲戚、朋友、老师、同学能“安”吗?当年他帮助过的那些当事人,当事人的家属,亲朋好友,能“安”吗?全中国像高智晟一样忧国忧民、希望中国走向法治、希望中国人的基本人权得到尊重和保护的人,能“安”吗?那些无权无势的工人、农民、军人、学生、小商小贩,能“安”吗?个人不“安”,家不“安”,国能“安”吗?
2019年6月,香港爆发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反“送中条例”运动。中共之所以要在香港强推“送中条例”,是因为香港与大陆之间没有引渡协议,中共在香港抓的犯罪嫌疑人,押送到中国大陆受审,没有法律依据。中共强推这个法规,就是为了方便中共在香港抓人,然后送到中国大陆受审,因此,这个法规被称为“送中条例”。香港人为什么反对“送中条例”?就是因为担心高智晟律师的命运发生在他们身上,“被中共失踪了”,却找不到任何救济方法。
2019年6月16日,200多万香港人,扶老携幼,上街游行,提出的“五大诉求”是:第一,撤回“送中条例”;第二,成立独立调查委员会;第三,撤回612暴动定性;第四,释放所有被捕人士;第五,林郑月娥下台。当时,天气非常严热,游行的秩序之好,香港人的公德意识之强,令全世界为之惊叹,以至于有人提议香港人应获诺贝尔和平奖。
这“五大诉求”,是香港主流民意的表达。其中,哪一条是“港独”?哪一条“危害国家安全”?但是,从去年6月12日起,中共就开始对香港反送中运动进行野蛮的暴力镇压。从此,香港陷入中共不断升级暴力镇压的血雨腥风中。
据香港电台去年12月9日报导,6个月内,香港警方发射弹药29,863枚,其中催泪弹15,972枚。11月18日,围攻香港理工大学,一天发射各类弹药7647枚。至12月9日,共抓捕6022人,最小的11岁,最大的84岁。香港抗争者被中共黑警抓住后往死里打的血腥画面,黑警随意开枪杀人的画面,无数被失踪、被自杀、被强奸、被轮奸、被毒打的案例,真是惨不忍睹,令天地为之震怒,人神为之共愤。仅半年时间,一个好端端的香港,曾经光彩万千的“东方之珠”,被拖入了有史以来最黑暗时期。
到2019年12月24日,香港举行区议会选举。这是香港人用“一人一票”的民主权力,表达诉求的唯一和平渠道。香港人万分珍惜这最后的权力,最后的机会,能出来投票的,都出来了。12月25日,选举结果揭晓:支持反送中运动的民主派大胜,获388席;支持中共的建制派大败,获59席。这个选举结果是香港主流民意的反映。
任何一个正常的政府,正常的政党,面对这样的选举结果,必定会对自己的施政进行深刻反思,顺应香港主流民意的要求,接受香港人的“五大诉求”。然后,对为什么香港会发生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反送中运动进行全面、深入、细致的调查研究,找出问题的症结所在,有针对性地改进工作,如此这般,一顺百顺。
其实,香港问题非常简单。按照中共在《中英联合声明》和《香港基本法》中的承诺,在香港实行“一国两制”50年不变,中共只管国防与外交,其他事务,“港人治港,高度自治”,中共不在香港瞎折腾。果真能这样,香港老百姓就谢天谢地了。这也是以美国为首的整个自由世界所希望的。
内因是万事万物变化的根本原因。香港反送中运动的爆发,错不在香港抗争者,不在美国,不在台湾,不在所谓“国内外敌对势力”,而在中共自身。
香港问题发生的关键,是1997年7月1日以来,中共管了许多国防与外交之外不该管的事,一点点蚕食香港的自由与自治,矛盾日积月累,到2019年达到一个极点,香港人实在忍无可忍,来了一个总爆发。
2020年,由于中共的人祸,导致一场大瘟疫,从武汉传到全中国、全世界,给全中国、全世界造成空前未有的大灾难。中共不仅不反省自身的问题,而且继续按照“错的都是别人,对的都是老子”的极左思维,将香港问题归结为所谓的“港独”,所谓的“国内外敌对势力”搞破坏,开出了由全国人大强推港版国安法的“药方”。
历史和现实的经验教训反复告诫大陆人、香港人、世界各国人:中共对“国家安全”的定义是非常随意的。任何中共不高兴的言行,即便是“维护国家安全”的言行,都可能被中共认定为“危害国家安全”。
如果实施港版国安法,香港人的“信仰自由、言论自由、免于恐惧的自由,免于匮乏的自由”都可能被剥夺,“一国两制”将变成“一国一制”。香港的司法独立将丧失,香港的国际金融中心地位将失去。习惯了在自由、法治、人权得到基本保障的情况下生活的香港人或外国人,很多会离香港而去。香港的生机与活力将被窒息。
因此,港版国安法,是比“送中条例”坏百倍、千倍、万倍的恶法。它是要从根本上毁掉香港。
如上所述,中共强推港版国安法,反对“港独”是假,“维护国家安全”是假。那么,中共到底想干什么?
有人说,中共主要担心9月香港立法会选举,会再现去年香港区议会选举那样的结果。港版国安法出台后,中共可据此将民主派候选人,以“危害国家安全”的罪名,或取消候选人资格,或直接抓起来,进而为亲中共的建制派,在立法会占多数,铺平道路。
中共控制了香港立法会,就控制了香港政府,进而控制了香港。香港立法会失守,中共就会失去对香港的控制。台湾已失守,香港再失守,大陆也将失守。因此,香港是中共的命门。控制香港,就保住中共政权了。这种说法有一定道理。
但是,中共控制香港,就真的能保住政权吗?去年香港反送中运动喊出的最响亮口号是“天灭中共”。面对中共黑警黑洞洞的枪口,香港人高举的是“天灭中共”的标语牌。“天灭中共”就是“神灭中共”。神要灭中共,中共还能保住政权吗?绝对保不了。看一看今天中国大陆的天灾人祸吧。瘟疫、洪水、火灾、蝗虫、地震,一个接一个,没有消停过。
从6月11日北京疫情再次爆发到今天,7位中共政治局常委的公众活动急剧减少。中共政治局常委、中纪委书记赵乐际的公开报道,停留在5月29日,6月的25天里没有任何报道,以至于有人怀疑:赵乐际感染了“中共病毒”。
“中共病毒”会不会攻入中南海,或其他中共高层藏身之地?现在都很难说。有人预言,今年秋冬之季,还会有一场更大的、死更多人的大瘟疫爆发。7位中共政治局常委能躲过这一劫吗?那些强推港版国安法的中共高官能躲过这一劫吗?老天爷会放过那些不惜一切代价也要毁掉香港的中共高官吗?
在“天灭中共”的大背景下,中共强推港版国安法,唯一合理的解释就是:“不作不死”。中共如此逆天叛道,如此疯了一样的折腾,最终结果必然是:自取灭亡。
孟子讲:“无是非之心,非人也。”
中共是全世界最大的卖国政党,中共还要绑架9千万中共党员跟它一起当卖国贼,一起泯灭良知、道德、正义与人性,做“无是非之心”的“非人”。
每当遇到大灾大难的时候,人们常常会祈求神的保佑。神会保佑“无是非之心”的“非人”吗?绝对不会。做回一个明辨是非的有良知的人,才可能得到神的保佑。
这里,我再次诚恳地奉劝9千万中共党员中良知尚存者,立即退出中共党、团、队组织,抛弃党性,回归人性。这样,在神最后淘汰中共时,才能得到神的护佑。
2020年6月25日于美国纽约

2020年5月11日 星期一

发出致全国人大公开信后,宪政学者张雪忠被警察带走

据悉,宪政学者、华东政法大学教师张雪忠在发出致全国人大公开信后,5月10日凌晨,在所住小区被警察带走,至目前为止没有任何消息。





图片来自社交媒体。



2020年3月28日 星期六

任志强:习近平就像一个被剥光了衣服也要坚持当皇帝的小丑(全文)

那里站着的不是一位皇帝在展示自己的“新衣”,而是一位剥光了衣服也要坚持当皇帝的小丑。尽管高举一块又一块的遮羞布试图掩盖自己根本就没穿衣服的现实,但丝毫也不掩饰自己要坚决当皇帝的野心,和谁不让我当皇帝,就让你灭亡的决心!

任志强,习近平,被剥光了衣服,也要当皇帝,小丑

任志强最近的文章,炮轰习近平

三月 06, 2020

2月18日落笔了“记忆与反思”,本想就此罢手了,尤其是不愿再碰触2月19日的伤疤。
四年前的2月19日,我在转发“央视姓党”的微博照片时,加上了“当所有媒体都有了姓,并且不代表人民的利益时,人民就被抛弃到被遗忘的角落了。”的一段评论,于是引发了“十日文革“式的全网大批判和留党察看一年的党的组织纪律的处分!因此,每年的2月19日我都坚决的放下手中的笔,以守护曾经的这一天。
但此次中国武汉肺炎疫情的暴发,恰恰验证了“当媒体都姓党”时,“人民就被抛弃”了的现实。没有了媒体代表人民利益去公告事实的真相,剩下的就是人民的生命被病毒和体制的重病共同伤害的结果。
几天之后媒体上、网络上疯传着2月23日中央召开全国上下约17万人参加的大会,被称为中国历史上参加人数最多的中央大会。且远胜于当年七千人的庐山会议的规模,有着比七千人大会更重要的现实意义,也被称为是一次伟大的会议。
网上许多人在用各种方式吹嘘和吹捧这次大会的伟大意义,并且格外的强调这次会议中最重要的党的主席的长篇讲话,是一个鼓舞人心、英明正确的战略部署,为世界指明了防治疫情的方向,号召用举国体制的力量,应对大考,战胜疫情,并取得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伟大胜利。“体现了”党中央对疫情形势的判断是正确的,“彰显了中国共产党领导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显著优势。”
一时之间,举国上下都在为伟大领袖的讲话而欢呼雀跃,似乎中国又进入了那个曾经伟大的大跃进时代,又进入了四处红旗飘舞,高举红宝书,三呼领袖“万岁、万岁、万万岁”的时代。更有许多人在从各个角度解释自己从2月23日讲话中发现的精华,以为中国又进入了一个新时代。


我也好奇并认真的学习了这篇讲话,但我从中看到的却与各种新闻媒体和网络上报道的“伟大”完全相反。那里站着的不是一位皇帝在展示自己的“新衣”,而是一位剥光了衣服也要坚持当皇帝的小丑。尽管高举一块又一块的遮羞布试图掩盖自己根本就没穿衣服的现实,但丝毫也不掩饰自己要坚决当皇帝的野心,和谁不让我当皇帝,就让你灭亡的决心!
讲话分为一、二、三、四和最后,我也来个一、二、三、四和最后吧!


一、 第一部分是“关于前一段疫情防治工作”
这里讲的是表彰自己的伟大成绩,包括1月7日的批示。“亲自指挥、亲自部署”要有正确的战略策略,要靠统一领导、统一指挥、统一行动,举国体制的医疗物资和生活用品的保供和维护社会稳定、防止社会失序,以及加强宣传教育和舆论引导。总之都是一尊亲自靠“巨大政治勇气”做出的决策和亲自指挥而取得的重大成绩。
网上有位名为李锦的专家,出版过国企政策的书籍多本,被媒体誉为“我国国企政策与新闻第一解读人”。专门写了篇《“17万人大会”的抗疫历史传奇》的长文,将历史上的“七千人大会”与“17万人大会”并列称为党史上空前的事情,必将载入史册。对此次会议大肆吹捧,已到了无耻之极了!


中国历史上的“七千人大会”可谓是党内执政的一次危机,并提出了“不怕批评,敢于接受批评,敢于自我批评”的信息。对“反右倾”和“大跃进”及瞒产、瞒报等问题进行了批判和对真相的追查,最终刘少奇用“三七”开承认了七分人祸的错误。毛则在大会上终于作了检讨:“凡是中央犯的错误,直接的归我负责,间接的我也有份,因为我是中央主席。我不是要别人推卸责任,其他一些同志也有责任,但是第一个负责的应当是我”,同时也做了自我批评,事后还做了一些平反的工作,这才让危机渡过了。


这次的大会,也许同样面临的是党内执政的危机,但人们没有看到大会上有批评的意见,没有对事实真相的追究与批露,没有查清疫情暴发的原因,更没有人检讨责任和承担责任。却在试图用各种伟大的成绩掩盖事实的真相,好像这个疫情是从1月7日的批示才开始。那么去年12月发生了什么?为什么没有及时公布信息?为什么会发生1月1日中央电视台追究8名谣言者的新闻?为什么会有1月3日的训诫?为什么会有1月3日对美国通报的疫情信息?为什么不提1月7日之前已发生的各种危机?为什么1月7日的批示未向社会公布?至今也未公布!为什么1月7日之后还会召开了各种聚集性的全国大会?为什么还出境访问?为什么在云南敲鼓庆春节?……


这所有只用1月7日和1月20日来试图终止与斩断国民与社会对疫情发生原因和扩散原因的追究。不再提为何没有及时公布疫情等等的原由,正是掌握权力者不想承担任何责任,也拒绝社会追究这些责任。只想用伟大成绩来为自己遮羞,同时动用各种党所控制的媒体,用所谓的宣传教育和舆论引导,规范和完善信息发布机制,宣传党中央的决策部署,迷人感人的事迹,引导舆论的正能量等方式坚决堵住各种追查事实真相的言论。坚决堵住追究造成这次疫情责任的言论,坚决不承认吹哨人的作用,不承认体制与决策无能的事实!
但这种遮羞式的宣传,大约只能欺骗那些愿意被你欺骗的人,却无法欺骗那些只相信事实与真相的人。
无论目前的防控取得了多大的成绩,都无法挽回那些失去了的生命和失去了欢乐的节日,失去了亲人的破碎家庭。也无法挽回因疫情而造成的重大经济损失和家庭对幸福生活的追求!
满篇的讲话中根本不提造成疫情的原因,不提疫情扩大化的失控原因,全社会没有看到“早发现,早报告,早隔离,早治疗”的情况。同时不提党的领导的统一体制之下的弊病;不提谁应对疫情的扩大化承担责任;更不会检查和检讨自去年12月以来出现各种问题的原因和责任。历史上的皇帝尚有“罪己诏”,七千人大会尚有检讨、自我批评和认错,但这伟大的“十七万人”的大会,却只有表扬和功劳,并无原因、真相与责任。
这哪里是“七千人大会”啊,这只能是天安门上招手接见红卫兵啊!
不提原因、真相与责任的自我表彰,都是些傻瓜也知道的“马后炮”。伟大与英明正确的战略策略,本应都是防御疫情发生和扩大的工作,但却都发生在钟教授的严重警告之后,而非发生在钟教授的呐喊之前。这也敢称是英明?也敢自吹为成绩?也敢自吹是“及时制定和打响了疫情防控的人民战争”?明明是在事后不得不进行的各种挽救,是在补漏洞、堵窟窿,却被吹成了“该出手时,必须出手”,真是不知天下还有“无耻”二字了!
皇帝可以骗自己是穿了衣服了,但连孩子们都知道皇帝是光着屁股的,那些不敢说皇帝没有穿衣服的人,都知道什么是穿着新衣,什么是没穿衣服。齐奥塞斯库以为人民仍然会相信他的谎言欺骗时,却不知道船已调头了!


二、 关于当前加强疫情防控重点
这段讲话的核心大约在“对借机恶意攻击的舆论坚决依法制止”上!
疫情防控的部署是在告诉社会,目前的情况全党、全国都纳入了一体,是在同一条船上。将疫情发生的原因和责任下放到各级政府的头上,告诉全党和社会,必须团结一致,共同努力去取得胜利。取得的所有成绩都是我领导的,没我你们都不行。如果不能取得全面胜利,则我死就会中国共产党死,中国共产党死,中国也就死了!
因此必须保住湖北、保住武汉、保住北京,用举国体制支援重疫灾区,并切实维护社会稳定。尤其是防控的重点要提高新闻舆论工作的有效性。让全国人民都知道,做好防控工作,没有我不行,没有党不行,没有统一指挥不行,没有所有人共同为维护核心的努力不行。
皇权意识的传统是国为君天下,臣为君命,故同船同命。没有了君,就没有了国,也就不会有臣的地位与权力了。因此只能是同船同命运,要先共同保住这条船,保住这个君,才能保住臣与民。
当一个现代的国家中,民为天下之主时,则并非是同船同命的概念,也并非都与执政党和执政党的领袖同命运。如果是个民主制的国家,民主制度可以选择谁当船长,也可罢免和撤换船长。同样不但可以撤换船长,还可以撤换整个管理体系中的大副和水手们。
即使是现代的中国也同样,可以没有一尊,也可以没有执政党,但绝不能没有人民的权利和利益的保障。
这次疫情中可以看到的现实是,党在维护党的利益,官在维护官的利益,君则只是在维护一尊的核心地位与利益。正是这种体制造成了,只听君命而不顾民情的情况。当疫情已经发生时,却不敢在没有君令的情况下,向民众公布疫情。不敢公布事实与真相,反而用抓批“谣言”的方式,限制和阻止真相的传播,才造成了不可控制的传播。
此时所有人并非站在一条船上,各自严守着各自的利益,却将一国之民抛弃于后。但当疫情发展到失控时,皇帝却变成了英明的指挥与部署者,让全党全国都被捆绑于这个指挥和部署的船上,成为了必须和只能为皇帝承担责任的人。皇帝可以随意的撤换任何不为维护皇权而献身的臣子,也可以用同船同命的方式要求所有人为了党的利益去打好这场保卫战,迎接此次大考。
如果没有上命之错,又何来危机与大考?既然党中央已对疫情形势有了准确的判断,既然亲自指挥已采取了有力有效的举措,既然各项工作部署都是及时的,那么为什么会有疫情全国性、全球性的传播呢?这些并非事前、事中的举措与预防,而是造成了事后的补救。当疫情失控的大量传播时,也才出现了危机。如果是事前的预防,又何来的大考?
当前的所有举措都是在失了先机的情况之下的补救,是在掩盖与纠正错误的不得已和不得不采取的措施。全世界都知道如能提前预告与预防就不会有武汉500万人的流动,不会有武汉各种的聚会,不会有几十万人的密切接触,不会有几万人的确诊,也不会有几千人的死亡和全国不得不居家隔离的春节,更不会有不能营业与开工的各种经济损失了!
防控的重点不是在那些具体的工作上,而在于不改变这种体制上的弊病,则无论用什么样的举国体制,能解决了此次的疫情问题,也还会再出现下一次的灾难。十七年前的教训,并没有让这个体制发生彻底的改变,也才有了今天的疫情再次暴发。此次不解决根子上的问题,下次也一定会再出现更大的灾难。
疫情发生的原因也许尚未查清,但疫情出现之后,未能及时让国民知情,则在于“上无令则下不行”。同时也在于“媒体姓党”,没有了新闻和言论的自由,如今又加了个“对借机恶毒攻击”要严惩的罪名!
真相并不会造成社会秩序的不稳定,反到是没有真相才会造成社会的混乱。
当问题已经出现,社会要求查明真相时,执政党却将所有人的命运试图用捆在一条船上的方式,让所有人都共同努力来救这条船。并试图用同为一条船而堵住要查明真相、追究罪首责任的那股力量的嘴,试用用以法制止借机恶毒攻击来扼杀可能对圣君不利的言行。
即使是同在一条船上,各级的责任也各有不同。船长本就应承担船长的责任,这是大副及水手们无法替代的。想用同船一体的概念掩盖船长应承担的责任则是幕后的真实目的。
“同舟共济”是当今必须共同努力解决疫情的必要,但却不能用此来掩盖船长的责任。


三、 关于统筹推进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
新中国执政党的文化是习惯于将两种完全对立的情况统一于一个命题之下。如宪法中的“人民民主专政”,“民主”与“专政”本是完全对立的两种体制,却能合并为一个特殊的无法合理解释的词。在汉语词典中的解释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前,它担负民主革命的任务;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它实质是无产阶级专政,此时已经没有了民主而只剩下专政了!
中央的文件中经常可以看到的是“既◊◊◊◊,又◊◊◊◊”的用语,每当“既”和“又”连在一起时的两个定义通常是相对的,这大约就是一种两面开刀的艺术。
讲话的前者是强调防控的重点,后者则是强调经济社会发展的重点工作,于是就有了既要重点防控疫情,又要抓好经济发展工作的部署与安排。
如果一个民主制的国家,信息是完全开放与公开的,经济是由市场化的方式自我调节的,那么任何时候与任何情况之下,这个小政府都无法用非市场化的手段去调控经济与人们自由选择的生活方式。即使是在疫情有危险的情况下,政府可以提出对疫情防控的要求,却无需为人民选择的市场行为提出限制。


但在一个专政的国家,一个非市场化的国家中,极权的宏观政策调控则成为市场经济的障碍。这个统一指挥的调控中,既包括了要服从于疫情防控的一切严格的要求,同时又要精准复工,却又难以获取疫情防控的真实信息,还要由企业承担重点防控的疫情控制,要保证不发生病情的出现,这就更难上加难了。疫情并不能将企业家们变成神仙!
疫情是一种关系人情、生命和难以防控的风险。企业经营同样是有各种风险的,也涉及员工、股东和上下游等。在完全市场化的情况下,企业家会在这两种不同的风险中做合理的评估和防预的对策,并做出适当的选择。


但非市场的情况下,则难以进行合理的安排。也许上下游并不能因疫情和各种规定给以配合,也许你的生产复工也因各种规定而无法满足上下游的要求。尤其是当政治排在第一位时,任何人都不再以市场的需求和信息做出判断而只能服从于政治的责任。又有谁敢跨越雷池呢?在这种连完全复工正常生产都难以兑现时,又何谈扩大与维护就业呢?
两面开刀则必然会出现左右为难的局面,但这已成为执政党文化的特征。因此才有了冲在第一线的医务人员,本是为挽救生命的主力军,却大量的被感染而变成了被救治的病人。失去了许多的生命,失去了优秀的医学界人才。


为什么浙江也出现了全国病人第二多的地区,但却没有一例医务人员染病呢?原因与差别正在于一种是按完全行政管理的方式,下级绝对服从于上级,政治第一且信息无法公开。另一种则是市场化的方式,将信息公开并各有灵活性,首先尊重人民的利益与权利!
经济社会发展确实面临着巨大的压力,停工与延长假期本就给社会带来许多的问题,但试图用举国体制的计划经济的方式并不能有效解决这些问题。这也正是为什么会前武汉发出了17号令,会后则撤消了17号令的原因。前者也许是想增加复工的可能,后者则重在疫情的防控,导致了朝令夕改的再次冲突。


靠中央或国家统筹,还是靠市场自我调节,仍是中国经济发展中的主要矛盾。个别省市敢政府付费用专车、专列、专机去迎接农民工入境,支持企业复工,这也许是市场化的需要,政府给以支持和补充,但绝不是统筹防疫和发展的安排。
原本,防疫的事是政府应尽的责任,而企业的事是市场的自我调节,但双面开刀的统筹则将两种责任关系混为一谈了!企业也成为了防疫的责任主体了,承担了本应由政府承担的责任,也被政治第一捆住了手脚!
新加坡、日本、韩国等周边国家都出现了疫情,但各国却采取了适合于本国国情的措施。政府承担政府的责任,社会承担社会的义务,企业负责企业的经营,各司其职让国家在没有统筹之中,也并未影响国家的发展和国民的正常生活。
虽然疫情尚未结束,无法认定疫情后续的变化,但分工与职责的承担,则十分清楚。这些国家并不会追求领导者的伟大胜利,只追求人民的生活幸福,也绝不会让人民用鲜血与生命为代价去换取胜利,并承担本应由决策者承担的错误责任。
国家为复工出台了一系列的减税、减息、减费等政策,以支持中小企业自救与发展,许多人将此认为是一种上天的恩惠。但却不知如果疫情被有效的在初期被公布于众,并相应防治,又岂会有如今的各种损失与困境,又何需靠各种政策支持才能活下去?与其说这是政府对企业的恩惠,不如说这是政府不作为造成的恶果,是理应承担的赔偿。


在武汉的疫情防治中,更多的看到的并非是党与政府走在了前面,而是各种民间组织与私人企业走在了前面,并无私的奉献了许多。为了人的生命在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如果没有这些民间的支持和支援,则政府早已走不到今天了!
虽然中央下达了上千亿的资金以支持疫情防治,但如没有此前不负责任的隐瞒疫情的错误,又岂会有后续的发展与不得已的投入?政府的投入是在补救自己决策的失误,而民间的投入则是为了保护人民的利益免受政府失误的侵害。这是两种完全不同的内涵,不能并列与同解,更不能将政府的责任与民间的奉献混为一谈。
但在一尊的眼中则所有的一切都来自于伟大的亲自指挥与亲自部署!
这种认识上的差别,更重要的体现出的是人格上的素质差别!


四、 加强党的领导
这才是所有讲话中最重要的部分,引用唐太宗“疾风知劲草,板荡识诚臣。”之言,一语道破了圣心之意。重不在我为上,重在各级组织要落实圣谕,让党旗高高飘扬,尤其是用此疫辨诚臣。
你若冲在前,必被我所用,你若退于后,必被我所杀之“决不容忍”!关键时刻要冲上去,并用关键时刻来考察干部,委以重任。


此疫的责任在于重大疫情防控机制、公共卫生应急管理体系的短板,而非党的领导的失责失职,以此来推卸党的领导的相关责任。正是一边高喊加强党的领导,高喊此次“两个亲自”的功劳,一边却在加强党的领导的同时,将责任推给了党的领导之下的短板,似乎这样就能回避社会对疫情未能及时发布与公告真相的责任追究了。但这恰恰揭穿了这个体制的病根。所有在讲话中存在的这些党的组织中的问题,其根源都来自于一个不受人民监督,一个不受法律约束的执政党,只忠于皇权与维护核心的体制,来自只讲对党负责在前,而将人民于后的责任关系的必然结果。


中国的改革最成功的是“党政分开,政企分开”。承包制首先要打破的正是党的领导,党决定一切。承包制就是要让人民自己说了算,自己对自己负责,同时对人民负责。先交国家的,再交集体的,剩下的是自己的。如果坚持党的领导,又如何承包呢?这里最简单的道理正在于如果你要领导,你就必须承担责任。就像这次疫情的暴发正是在“东西南北中,一切服从于党的领导”之下发生的,那么这里所有的责任就不是哪一块短板的问题,而是党的领导的责任。而承包切割了党的领导,却明确了承担责任的人,也因此才有了改革的成功。
当这个国家再次回到了党领导一切,但党绝不对出现的问题承担责任管理体制中时,那么不但会出现本不应出现的疫情暴发,也会让疫情扩大到影响经济发展和人民安康幸福的地步,也许还会在党的领导中出现更严重的其他问题。


从彻底否定邓的一系列讲话精神到修改宪法都证明了,这个执政党在试图重新建立一党专政的党国体系。这个一党专政也违背了宪法的精神,将人民踢出去,由党代替了人民民主。此后看到的正是纪委领导着监察委、党的网信办领导着国家的体系B,并可任意的制定超越国家法律的相关规定。因此这个国家早已不是党的领导的问题,而是只有党的国家,而无人民的利益与权利了!
这段话还告诉所有的党员,你们今天都同在一条船上,但如果你不去努力的救这条党国的船,那么我就将你扔到船下去,让你死无葬身之地!另想当“逃兵”,没门!加大问责的刀已经架在了你们的脖子上了!


讲话的最后提出了三点要求,并引用了著名的古诗来鼓励全党下定决心冲向第一线,落实再落实这些党领导一切的指示。


我只好奇的是皇上重提了2018年1月就提到“像非典那样的重大传染姓疾病,也要时刻保持警惕,严密防范”,要“时刻保持如履薄冰的谨慎,见叶知秋的敏锐……第一时间提出意见和建议”。但这次为什么这句话没有用在自己身上?皇上自称今年的1月7日就做出了批示,说明早已知道了疫情的特殊性和危险性,否则又何需批示?但为什么这个见叶知秋的敏锐却未能让这个批示公示于众,甚至没向社会透露丝毫疫情的公开消息?中国已于1月3日向美国通报了疫情情况,为什么如履薄冰的谨慎,却未能将在1月3日向美国通报的信息也同时向中国人民公告呢?


从全文的开始到最后,我所能看到的都是在用各种谎言来当遮羞布,试图掩盖自己根本就没穿衣服的事实。在试图证明自己的英明伟大时,却已将自己置于无法自圆其说的困境之中。越是吹则让遮羞布飞的越高,越是露出了其内心的恐惧和赤裸裸的维护皇权地位的野心。也许这些口号与古诗会让许多人倍受鼓舞,但聪明的人都能看到这些美丽装饰的背后,是其绝不为此次疫情暴发和领导失误准备承担任何的责任,反倒准备用全国人民的努力与生命的代价换来的疫情防治的“胜利”为自己庆功,准备迎接全国人民欢呼“万岁”的战果。


中国执政党用隐瞒前期疫情暴发的原因,靠后续封城的举国之力,骗取了世卫组织的信任,并赢得了国际的称赞。但身历其中的中国人却难以再次欺骗。生活在言论自由的民主国家的人,也许并不知道没有新闻自由与言论自由的痛苦,但中国人知道这次疫情的暴发和所引发的一切本不应出现的痛苦,都来自于这个严禁新闻自由与言论自由的体制。


不管中国的管理体系上有多少的短板,但如果有了言论自由,那么国民在提前知道事实真相时,就会主动的采取各种自我保护,也不会发生这么严重的失控和传播。比如被当成谣言者的李文亮的微信,不正是在告诫朋友和亲属们要严防疫情的传播吗!如果这不当成谣言,而变成政府对社会警告,那么又何需1月7日的批示和后来发生的一切呢?或许仅靠民间的言论自由的传播就早已取得了防治疫情的伟大胜利了,也根本就不会有后来的巨大代价的付出!


无论如何去吹嘘党的领导和“两个亲自”,都无法向中国人民解释1月1日的中央电视台的抓批“谣言”的广播,都无法改变整个社会对疫情暴发现任的追究。也许不是今天,但迟早这些政党对人民欠下的债,都是要还的!


我无法为2月23日的讲话欢呼,反倒从中看到了更大的危机,这种危机会在那些为讲话而欢呼的声音中更快的发酵。当无耻和无知的人们试图甘心于伟大领袖的愚蠢中生存时,这个社会就会在乌合之众中难以发展与维持了。也许不远的将来,执政党也会在这种愚昧中清醒,再来一次“打倒四人帮”的运动,再来一次邓小平式的改革,重新挽救这个民族和国家!


24日公安系统学习2月23日讲话的大会上,给出的信号是政治第一。全国的公安系统要为了“政治第一”而行动起来。拿起刀,扛起枪,坚决消灭一切借机恶毒攻击的势力,为维护社会稳定而不惜一切代价!
你愿意成为这个代价吗?代价能让你从梦中清醒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