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18日，酒店方面以3萬5千元的代價要求家屬承認死者是自殺，否則將強行把屍體送殯儀館火化，同時警方也催促儘快火化。塗遠高家屬堅持疑點被解開之前拒絕火化。
6月18日，警方開始試圖強行搬運屍體，遭到死者家屬及現場民眾的阻攔而撤退，同情死者及對石首市警方不滿的民眾聚集數量增多。隨後當地政府又數次試圖搶屍，從周邊城鄉調集大批警察，武警及數輛防暴車，消防車等重型裝備，試圖平息事件。結果導致更多民眾則自發聚集起來與警方示威對峙，並發生多次大規模衝突，雙方各有人員受傷。聚集的民眾數量一度達到7萬，警方多次搶屍未果，衝突直至21日清晨。
评论：石首事件与2009年的贵州瓮安事件、2011年的贵州安顺事件、2012年的广东增城事件，2014年的浙江苍南事件一样，都是自发的群体性事件，起因都是因为执法机构滥用权力侵犯人权，激起民愤。 这些事件说明一个问题，就是民众对当局非常怨气非常大。也说明对政权不满的民众只要有个偶然的机会聚集在一起，就会开始反抗。
由于这种事件的起因都是突发性，很难事先策划。民主阵营的人士和团队能够做的，就是平时注重发展策划、动员和组织能力，当这种事件爆发时或者直接介入，领导事件扩大规模，或者在外地动员民众声援，形成四方呼应的局面。突尼斯城管施暴，小贩不堪受欺压引火自焚，引发茉莉花革命很少中东多个专制政权。中国城管警察施暴随处可见，民众反抗也时有所闻，为什么不能形成革命浪潮？最重要的一个原因是我们的民间反抗阵营没有形成社会动员的能力，所以当一个地方人民自发起来反抗的时候，尽管其他地方群情激愤，由于民间缺乏组织基础和动员能力，不能互相呼应，最后只能在网上发泄情绪，难以把全国人民引上街头。对此，民间志士团队应当有充分的认识，不要把团队变成清谈俱乐部，不要营造一个毫无动员能力的封闭小圈子。 一个民主团队不接地气，就不能有效推动民主进程。
6月20日，湖北省省委書記羅清泉、省長李鴻忠親赴石首市處置。
6月21日凌晨，警方衝散人群，與家屬多次協商，死者家屬同意將屍體運至殯儀館，進行屍檢[5]。群眾陸續散去，事件逐漸平息。
6月21日，國內權威專家對屍體進行了第一次屍檢。
6月22日，當地有傳言指在燒燬的酒店內地底發現三具身份不明的骸骨，群眾懷疑受害人是因揭發酒店販毒等非法行為而遭殺害滅口，故又有群眾到事發酒店圍堵；數千武警一度在酒店戒備，禁止群眾聚集，市內氣氛十分緊張；網民指事件中近70人被拘留，公安拒絕證實拘留人數。後石首市政府新聞發言人指酒店再現屍體純屬謠言，經有關部門證實並組織部分群眾代表於現場查看，未發現屍骸屍體。而造謠者已在荊州市某網吧被查獲，為一在外讀書學生，該學生已承認造假，並表示悔過。在酒店後面發現有注射器，有人說是用來吸毒的工具，也有猜測是來自酒店對面的石首門診部（但是門診部工作人員的否認注射器來自他們）。死者親屬在拒絕記者翻拍死者筆記帳單，跪下聲淚俱下的說天天被（地方）政府跟著，如果東西給記者會被黑社會報復。
评论：群众第一次聚集在6月18日，最后被驱散在6月22日。在哲天时间内，如果有团队愿意承担群众的领导责任，则可以对临时聚集的人群进行组织化，迅速形成可以统一行动的大部队。一般来说，同一个城市的民众聚集之后，可以按照居住的城区来划分人群，由团队的成员担任每群的临时指挥者；没群中再把民众根据不同街道来分成小队，每个小队由一至三名自愿者做临时指挥。然后，事件领导者要利用群情激昂的气氛，号召大家订立攻守同盟，分工协作，进退有序，互相照应。这样的人群就不容易被打散，事件才有持续发展的可能。
6月23日，荊州市委書記承諾，由省公安廳指導督辦，荊州市公安局成立專班辦理案件，由國內最權威的專家主持屍檢，查明塗遠高死因，並公布結果；查明永隆大酒店事發原因及塗遠高死亡原由；由省調查組直接組織調查，查明永隆大酒店背景，及其所有相關問題。同日的中國日報報導，死者家屬已經獲得了30萬元人民幣的賠償。同日上午11時，第一次做屍檢的華中科技大學同濟醫學院教授，還有石首市人民醫院的人員，對屍體進行了第二次屍檢，現場發現了折斷的幾根肋骨，並記錄位置，具體屍檢結果尚待公布。而此後對於屍體的火化問題，相關部門與家屬及家屬之間又產生分歧，死者父親拒絕火化。
6月24日下午，政府與死者家屬就賠償問題和屍體火化等問題進行談判。
6月25日凌晨，死者家屬在協議書上簽字，協議書中表明：「經市6·17事件善後協調小組與死者家屬代表達成協議……死者家屬在『6·17』整個事件過程中所發生的非組織、參與打砸燒的其他行為（如拉橫幅、買東西的行為），市政法機關免予處理……若死者家屬未參與永隆大酒店縱火，則不負擔責任。」
6月25日，石首市政府新聞發言人稱公安部和華中科技大學同濟醫學院權威法醫專家認定塗遠高系「高墜死亡」（法醫稱是否自殺不是法醫鑒定的範圍），但荊州市公安局則認定「高墜自殺死亡」。湖北省公安廳和荊州市公安局刑事技術部門文字檢驗鑒定其宿舍所提取的遺書為塗遠高本人所書寫（但死者家屬否認死者曾有自殺傾向），屍體已火化。
7月22日，死者塗遠高的家屬5人被刑事拘留，28名涉嫌群眾被關押，另外約30人在逃，100多人被帶走調查，被媒體視為當地政府的「秋後算賬」。代表政府在當時免責協議書上簽字的郭子信表示「我們是不願追究你們的責任，但法律會追究你們的責任。」
评论：绝大多数群体性事件平息之后，组织策划者都受到当局的无耻报复。不要相信当局“绝不秋后算账”的鬼话。要想不遭到报复，最佳办法是把事情做大，把事件变成运动，把运动变成革命，把政权彻底颠覆。如果不能发展到这一步，就学习乌坎经验，让当局难以报复。乌坎经验有两条，第一是参与者组织化，民众接管村委会和村党委。组织化之后全村一万多人就能够齐心。当局如想打压其中任何人，就要冒群体性事件再起的风险，所以不会轻举妄动；第二是在海内外媒体充分曝光，形成舆论关注焦点。当局若想报复，就会受到海内外舆论的谴责。对舆论的顾忌会降低他们作恶的机会。
群体性事件案例之三：东莞裕元鞋厂罢工事件
2014年4月14日东莞市裕元鞋厂工人开始罢工開始，26日結束，參與人數約3萬人。這次罷工也被視为1949年成立以來最大的罢工行动。
涉事工廠——東莞裕元鞋廠是廣東東莞最大的鞋廠，是多個世界名牌運動鞋的最大的生產基地，為全球30多家著名品牌鞋類產品公司進行代工。
裕元鞋廠一員工15日接受媒體採訪時稱，這次停工維權緣於裕元鞋廠未足額為工人購買社保，按照東莞社保局的規定，工人的社保應包括工傷、養老、醫療、失業及生育保險，社保繳費率規定企業需繳納員工總收入的11%，員工個人承擔8%，而他前不久查了自己的社保繳費，發現工廠只幫他交了他自己所交的部分，但沒有繳納企業應該繳納的那一部分。而部分工人陸續請假去社保局查詢自己的社保繳費情況，紛紛發現裕元鞋廠繳交的社保額度不足，繳交的標準很混亂，還有員工發現鞋廠與其簽訂的是無效勞動合同。
部分員工因為上述原因與裕元鞋廠多次交涉，交涉無果下曾於2014年4月初進行抗議維權，當時裕元廠方稱寶成集團台灣董事會已經知曉此事，且承諾在4月14日與工人代表進行最終解決方案的協商。之後廠方公告顯示，新方案在今年5月1日將全面鋪開，屆時該公司的社保、住房公積金覆蓋率將達到100%。公司方承諾，預計在2015年前完成全員足額投保。然而部分工人並不因此感到滿意，提出要求公司支付更多補償、加薪、重新簽訂勞動合同等要求，並引發裕元鞋廠多個廠區停工。
评论：在正常的法治国家，因为劳资纠纷而引发的罢工与政治无关。但是在中国，只要有人群聚集，就是破环政治稳定，因此中国当局就一定想法设法平息甚至镇压罢工。当局的这种“稳定压倒一切”的心态，也让罢工组织者有机会把罢工诉求从经济层面提升到政治层面。
在珠江三角洲地区组织罢工行动尤其具有政治含义。该地区聚集了近5千万来自全国主要是南方各省农村的青壮年民工。他们被户籍制度强制留在社会底层，经济上受剥削，尊严受损害，生活与居住的权利被剥夺，长期生活在社会的边缘，生活没有出路。相对与其他社会阶层，组织和动员这个人群相对容易，对未来中国的政局具有不可估量的潜力。能够帮助这个人群组织和动员起来的阵营和团队，在未来的群众运动中就不仅能影响广东的局势，而且对全国尤其是周边各省局势都有不可估量的影响力。
希望民主阵营的有志之士一定不要忽视这个群体的潜力！
裕元於4月17日早上發出通告，表示因應員工訴求，決定依據相關地方政府政策，調整鞋廠員工的福利金，下月1日起生效。但現場有工人質疑通告是否有效，要求公司再澄清。有工人表示，資方還在會上表明曠工三天可被無償革除，但他們會繼續罷工。
罷工發生後，為維持治安，東莞警方在裕元工業區增派了警力，但工人維權過程中與警察發生衝突，4名工人受傷，隨後被120送醫；另有20多名工人被警察帶走。並引發警民衝突，有20餘人被警方拘捕，另有4至5人受傷。
评论：如果组织者能够把诉求转移到抗议当局无理镇压罢工，帮助资方剥削工人，并通过互联网和海外媒体向全国各地的工人发出求援号召，展开同情罢工，共同反对官商勾结剥削和镇压工人，罢工行动就开启了走向群众运动的可能性。
当然，这需要组织者具有非常强的政治操作能力，比如用工友被捕和受伤的事实来激发参与者的正义感和责任感，抵制人性中的自私和懦弱的一面，调动起大家对当局镇压的不满、对整个户籍制度的不满、对民工群体生存状况的不满，由此激发起他们强烈的改变现状的决心。
走出这一步，也需要组织者有破釜沉舟的魄力，一旦开启战端，就要决战到底，不能瞻前顾后，心存侥幸。 很多人有打擦边球的幻想：只要我们不直接与当局冲突，只要我们不针对制度，当局就不会对组织者进行强力打压。实际上任何大型的群体性事件只要平息之后，就会想方设法对组织者进行秋后算账。在现在变局已经临近的情况下，只要事件平息，组织者被判刑的轻重几乎没有什么区别，因为最多都只会坐几年牢。
6月18日，警方開始試圖強行搬運屍體，遭到死者家屬及現場民眾的阻攔而撤退，同情死者及對石首市警方不滿的民眾聚集數量增多。隨後當地政府又數次試圖搶屍，從周邊城鄉調集大批警察，武警及數輛防暴車，消防車等重型裝備，試圖平息事件。結果導致更多民眾則自發聚集起來與警方示威對峙，並發生多次大規模衝突，雙方各有人員受傷。聚集的民眾數量一度達到7萬，警方多次搶屍未果，衝突直至21日清晨。
评论：石首事件与2009年的贵州瓮安事件、2011年的贵州安顺事件、2012年的广东增城事件，2014年的浙江苍南事件一样，都是自发的群体性事件，起因都是因为执法机构滥用权力侵犯人权，激起民愤。 这些事件说明一个问题，就是民众对当局非常怨气非常大。也说明对政权不满的民众只要有个偶然的机会聚集在一起，就会开始反抗。
由于这种事件的起因都是突发性，很难事先策划。民主阵营的人士和团队能够做的，就是平时注重发展策划、动员和组织能力，当这种事件爆发时或者直接介入，领导事件扩大规模，或者在外地动员民众声援，形成四方呼应的局面。突尼斯城管施暴，小贩不堪受欺压引火自焚，引发茉莉花革命很少中东多个专制政权。中国城管警察施暴随处可见，民众反抗也时有所闻，为什么不能形成革命浪潮？最重要的一个原因是我们的民间反抗阵营没有形成社会动员的能力，所以当一个地方人民自发起来反抗的时候，尽管其他地方群情激愤，由于民间缺乏组织基础和动员能力，不能互相呼应，最后只能在网上发泄情绪，难以把全国人民引上街头。对此，民间志士团队应当有充分的认识，不要把团队变成清谈俱乐部，不要营造一个毫无动员能力的封闭小圈子。 一个民主团队不接地气，就不能有效推动民主进程。
6月20日，湖北省省委書記羅清泉、省長李鴻忠親赴石首市處置。
6月21日凌晨，警方衝散人群，與家屬多次協商，死者家屬同意將屍體運至殯儀館，進行屍檢[5]。群眾陸續散去，事件逐漸平息。
6月21日，國內權威專家對屍體進行了第一次屍檢。
6月22日，當地有傳言指在燒燬的酒店內地底發現三具身份不明的骸骨，群眾懷疑受害人是因揭發酒店販毒等非法行為而遭殺害滅口，故又有群眾到事發酒店圍堵；數千武警一度在酒店戒備，禁止群眾聚集，市內氣氛十分緊張；網民指事件中近70人被拘留，公安拒絕證實拘留人數。後石首市政府新聞發言人指酒店再現屍體純屬謠言，經有關部門證實並組織部分群眾代表於現場查看，未發現屍骸屍體。而造謠者已在荊州市某網吧被查獲，為一在外讀書學生，該學生已承認造假，並表示悔過。在酒店後面發現有注射器，有人說是用來吸毒的工具，也有猜測是來自酒店對面的石首門診部（但是門診部工作人員的否認注射器來自他們）。死者親屬在拒絕記者翻拍死者筆記帳單，跪下聲淚俱下的說天天被（地方）政府跟著，如果東西給記者會被黑社會報復。
评论：群众第一次聚集在6月18日，最后被驱散在6月22日。在哲天时间内，如果有团队愿意承担群众的领导责任，则可以对临时聚集的人群进行组织化，迅速形成可以统一行动的大部队。一般来说，同一个城市的民众聚集之后，可以按照居住的城区来划分人群，由团队的成员担任每群的临时指挥者；没群中再把民众根据不同街道来分成小队，每个小队由一至三名自愿者做临时指挥。然后，事件领导者要利用群情激昂的气氛，号召大家订立攻守同盟，分工协作，进退有序，互相照应。这样的人群就不容易被打散，事件才有持续发展的可能。
6月23日，荊州市委書記承諾，由省公安廳指導督辦，荊州市公安局成立專班辦理案件，由國內最權威的專家主持屍檢，查明塗遠高死因，並公布結果；查明永隆大酒店事發原因及塗遠高死亡原由；由省調查組直接組織調查，查明永隆大酒店背景，及其所有相關問題。同日的中國日報報導，死者家屬已經獲得了30萬元人民幣的賠償。同日上午11時，第一次做屍檢的華中科技大學同濟醫學院教授，還有石首市人民醫院的人員，對屍體進行了第二次屍檢，現場發現了折斷的幾根肋骨，並記錄位置，具體屍檢結果尚待公布。而此後對於屍體的火化問題，相關部門與家屬及家屬之間又產生分歧，死者父親拒絕火化。
6月24日下午，政府與死者家屬就賠償問題和屍體火化等問題進行談判。
6月25日凌晨，死者家屬在協議書上簽字，協議書中表明：「經市6·17事件善後協調小組與死者家屬代表達成協議……死者家屬在『6·17』整個事件過程中所發生的非組織、參與打砸燒的其他行為（如拉橫幅、買東西的行為），市政法機關免予處理……若死者家屬未參與永隆大酒店縱火，則不負擔責任。」
6月25日，石首市政府新聞發言人稱公安部和華中科技大學同濟醫學院權威法醫專家認定塗遠高系「高墜死亡」（法醫稱是否自殺不是法醫鑒定的範圍），但荊州市公安局則認定「高墜自殺死亡」。湖北省公安廳和荊州市公安局刑事技術部門文字檢驗鑒定其宿舍所提取的遺書為塗遠高本人所書寫（但死者家屬否認死者曾有自殺傾向），屍體已火化。
7月22日，死者塗遠高的家屬5人被刑事拘留，28名涉嫌群眾被關押，另外約30人在逃，100多人被帶走調查，被媒體視為當地政府的「秋後算賬」。代表政府在當時免責協議書上簽字的郭子信表示「我們是不願追究你們的責任，但法律會追究你們的責任。」
评论：绝大多数群体性事件平息之后，组织策划者都受到当局的无耻报复。不要相信当局“绝不秋后算账”的鬼话。要想不遭到报复，最佳办法是把事情做大，把事件变成运动，把运动变成革命，把政权彻底颠覆。如果不能发展到这一步，就学习乌坎经验，让当局难以报复。乌坎经验有两条，第一是参与者组织化，民众接管村委会和村党委。组织化之后全村一万多人就能够齐心。当局如想打压其中任何人，就要冒群体性事件再起的风险，所以不会轻举妄动；第二是在海内外媒体充分曝光，形成舆论关注焦点。当局若想报复，就会受到海内外舆论的谴责。对舆论的顾忌会降低他们作恶的机会。
群体性事件案例之三：东莞裕元鞋厂罢工事件
2014年4月14日东莞市裕元鞋厂工人开始罢工開始，26日結束，參與人數約3萬人。這次罷工也被視为1949年成立以來最大的罢工行动。
涉事工廠——東莞裕元鞋廠是廣東東莞最大的鞋廠，是多個世界名牌運動鞋的最大的生產基地，為全球30多家著名品牌鞋類產品公司進行代工。
裕元鞋廠一員工15日接受媒體採訪時稱，這次停工維權緣於裕元鞋廠未足額為工人購買社保，按照東莞社保局的規定，工人的社保應包括工傷、養老、醫療、失業及生育保險，社保繳費率規定企業需繳納員工總收入的11%，員工個人承擔8%，而他前不久查了自己的社保繳費，發現工廠只幫他交了他自己所交的部分，但沒有繳納企業應該繳納的那一部分。而部分工人陸續請假去社保局查詢自己的社保繳費情況，紛紛發現裕元鞋廠繳交的社保額度不足，繳交的標準很混亂，還有員工發現鞋廠與其簽訂的是無效勞動合同。
部分員工因為上述原因與裕元鞋廠多次交涉，交涉無果下曾於2014年4月初進行抗議維權，當時裕元廠方稱寶成集團台灣董事會已經知曉此事，且承諾在4月14日與工人代表進行最終解決方案的協商。之後廠方公告顯示，新方案在今年5月1日將全面鋪開，屆時該公司的社保、住房公積金覆蓋率將達到100%。公司方承諾，預計在2015年前完成全員足額投保。然而部分工人並不因此感到滿意，提出要求公司支付更多補償、加薪、重新簽訂勞動合同等要求，並引發裕元鞋廠多個廠區停工。
评论：在正常的法治国家，因为劳资纠纷而引发的罢工与政治无关。但是在中国，只要有人群聚集，就是破环政治稳定，因此中国当局就一定想法设法平息甚至镇压罢工。当局的这种“稳定压倒一切”的心态，也让罢工组织者有机会把罢工诉求从经济层面提升到政治层面。
在珠江三角洲地区组织罢工行动尤其具有政治含义。该地区聚集了近5千万来自全国主要是南方各省农村的青壮年民工。他们被户籍制度强制留在社会底层，经济上受剥削，尊严受损害，生活与居住的权利被剥夺，长期生活在社会的边缘，生活没有出路。相对与其他社会阶层，组织和动员这个人群相对容易，对未来中国的政局具有不可估量的潜力。能够帮助这个人群组织和动员起来的阵营和团队，在未来的群众运动中就不仅能影响广东的局势，而且对全国尤其是周边各省局势都有不可估量的影响力。
希望民主阵营的有志之士一定不要忽视这个群体的潜力！
裕元於4月17日早上發出通告，表示因應員工訴求，決定依據相關地方政府政策，調整鞋廠員工的福利金，下月1日起生效。但現場有工人質疑通告是否有效，要求公司再澄清。有工人表示，資方還在會上表明曠工三天可被無償革除，但他們會繼續罷工。
罷工發生後，為維持治安，東莞警方在裕元工業區增派了警力，但工人維權過程中與警察發生衝突，4名工人受傷，隨後被120送醫；另有20多名工人被警察帶走。並引發警民衝突，有20餘人被警方拘捕，另有4至5人受傷。
评论：如果组织者能够把诉求转移到抗议当局无理镇压罢工，帮助资方剥削工人，并通过互联网和海外媒体向全国各地的工人发出求援号召，展开同情罢工，共同反对官商勾结剥削和镇压工人，罢工行动就开启了走向群众运动的可能性。
当然，这需要组织者具有非常强的政治操作能力，比如用工友被捕和受伤的事实来激发参与者的正义感和责任感，抵制人性中的自私和懦弱的一面，调动起大家对当局镇压的不满、对整个户籍制度的不满、对民工群体生存状况的不满，由此激发起他们强烈的改变现状的决心。
走出这一步，也需要组织者有破釜沉舟的魄力，一旦开启战端，就要决战到底，不能瞻前顾后，心存侥幸。 很多人有打擦边球的幻想：只要我们不直接与当局冲突，只要我们不针对制度，当局就不会对组织者进行强力打压。实际上任何大型的群体性事件只要平息之后，就会想方设法对组织者进行秋后算账。在现在变局已经临近的情况下，只要事件平息，组织者被判刑的轻重几乎没有什么区别，因为最多都只会坐几年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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