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露、袁殊、胡均鹤助潘汉年 勾结日伪出卖国府军情
中共三谍关露（中）、袁殊（右）、胡均鹤（左）在抗日时期帮助潘汉年勾结日伪出卖国府军情。（网络合成图）
近日，港媒揭露中共八年假抗日真通敌的真面目。毛泽东部署联合日伪瓜分神州大计，并与日本缔结共军、日伪军“互不侵犯”叛国同盟，即共军向日伪提供国军部署机密，日伪军则在共军围剿“顽军”时牵制国军增援，从而在三百万国军将士为国捐躯的同时，两万中共军队膨胀成一百五十万夺权大军。事后毛泽东怕被揭露，凡经手者不仅不可记功，更是全数灭口——潘汉年等不仅无份享受高官厚俸，更一个个重囚终身，若挺不到九月九日毛归天，至死休想见天日。
谍战片歌颂中共 露通敌马脚
《前哨》4月号发表署名文章称，近年中共关于抗战历史的陈述，出现了一个怪异格局。一方面承认国军在抗战中的牺牲和贡献，一方面又煽动民族主义，转移民怨，在大量推出的抗日题材影视中，英雄主角仍然是共产党。但苦于实在没有什么辉煌战例可演绎，于是大量“钻进日寇心脏”的历史谍战剧铺天盖地。
虽然惊险神奇属胡编乱造，但收视不俗。始料不及的是，由此激起了一股考证热口——藉助网络资讯，一些网民，尤其是较少思想束缚的年轻网民，疑窦油然丛生——日本佬就这么弱智？你不帮他他会帮你？是不是中共出卖国军情报联手反蒋掠地？国难当头，卖国资敌，岂非不折不扣汉奸党？
御用学者忙不迭跳出来辩解，称这类情报工作为了利用日寇、统战汪伪，终极目标是“把侵略者赶出中国领土”。然而这实在有悖情理，越描越黑。稍微动动脑子，就可得出相反的结论——分明是日伪特工充分利用了中共汉奸集团，换取中国战略情报、分化中国抗日力量，从而达到集中军力打击抗日国军、准确粉碎国府情治系统的目的。
最有说服力的证据是：岩井英一、李士群等日伪情报头子从未拿过中共一分钱，而潘汉年等“谍战英雄”，反而定期领取日伪巨额特务津贴。没有真材实料的情报，没有对国军造成立竿见影挫伤的验证，这大把大把的真金白银，给了一次还有下次吗，遑论月月出粮？
共谍靠汉奸名人接近日伪核心
文章称，题中三“功臣”不包括潘汉年，一则因他是中共卖国战略的领军人物，再则与魔猷进行罪孽交易时，虽改名换姓为“胡越明” ，但其身份打正旗号就是延安密使，接待他的日伪大员心知肚明。
不要说死忠天皇的岩井，就是心存狡兔三窟、有留后路之念的李士群和周佛海辈，若无“导游”引路，何能接近爱国口号震寰宇的“抗日核心”一寸？这批“导游”才是毛共联日灭蒋卖国伟业的大功臣，实至名归。
“卖国导游”们与潘汉年不同者，无论男女，都是以真名实姓的真面目活跃于政坛、文坛的真汉奸，其中以关露、袁殊、胡均鹤最具代表性。个个头衔闪亮：
关露是李士群秘书、上海日人主办汉奸杂志《 女声》 月刊主编、东京“大东亚文学代表大会” 中国代表团团长；胡均鹤为汪伪特工总部南京区副区长、上海“七十六号” 丁默村手下特工总部第二处处长，同时兼任李士群担纲的特务组织“海社”书记；袁殊就更是吓死人了：汪记国民党中常委、汪记和平政府宣传部副部长、江苏省教育厅长，还有负责清乡扫荡的忠义救国军纵队总指挥！
毛部署联合日伪瓜分神州大计
众所周知，毛泽东曾为抗日定下十六字真言：“一分抗日，两分应付，七分发展，十分宣传。”其实这仍属以“国军强大我军势弱理应如此”为由，在党众面前说得出口的文宣，而实施的则是勾结日伪瓜分国府地盘的“联吴击魏”策略，能干不能说。所以，抗战烽火甫燃，便紧锣密鼓地积极部署与日伪高层联络合作。
除了汪精卫是出了名的国民党左派外，几乎所有顶级大汉奸都是前共党，或因理念或因人事纠葛而愤然叛离。汪府二号人物、行政院长陈公博和三号人物周佛海更是资格远超老毛的中共“一大”代表，李士群也是留苏的喝过洋水的资深党徒。于是勾结对象自然是从这些“前同志”下手。
汪府的四大金刚，陈公博、周佛海、李士群和“七十六号”魔窟洞主丁默村中，陈似乎是唯一坚信日可助华免“共祸”而尽忠职守、甘领污名者。“苍蝇”钻不进无缝鸡蛋，不仅全无“通共”之嫌，对国府的感召反应也欠积极，以致胜利后无处藏身，一九四六年四月被蒋公以叛国罪枪决于苏州监狱。刑前一年余曾写下狱中自白，揭露日军势危后联共抗蒋的尝试，并表明为了制止赤祸荼毒中华，不惜与东京决裂。
陈公博丁默村铁心反共 难收买
他写道：一九四四年是中国最危险的时期。因为东条内阁末期，东京已有和中共妥协的动议——……日本参谋本部有派人赴延安商议的情报•——……共产党的代表在上海公然活动，且公然住在沧洲饭店。大使馆的书记官池田，以托派名义为之掩护——……谷正之大使公然对我说：共产党并不坏，较国民党进步•——……汪先生赴日治病，军事委我负责，我不得不替中国前途打算——……尤其不得不为中国、陕西（指中共）统一后打算。因此我决心如果日本一定和共产党妥协，只有和日本破裂。
《色戒》中梁朝伟演绎的丁默村，则从未加入共党，至多可算个国民党左派愤青，中共同样无从落手。而且虽然残杀了大批国府情治特务，一九四一年已开始接受党国元老陈立夫招降，扮演敌营内应。曾通过戴笠向蒋公保证：“决心以原样浙江归还中央，决不让共党抢去。”
中共布局拉拢贪财贪色周佛海
文章称，剩下的二人周佛海和李士群，就成了毛共别无选择的收买“团结”对象。周佛海一九二一年参与中共建党，三年后退党，是一个私欲膨胀的现实主义者。叛共后一度加入汪精卫阵营，“宁汉对立”时深受重用。但汪蒋一合作，又立即投效委员长，从总司令部训练主任、蒋公侍从室副主任当到中宣部部长。权倾一时。
抗战爆发后与汪认同契合，痛感国际声援口惠而实不至，中国国力又远逊日本，“所以我自己对抗战也没有信心” ，于是随汪氏夫妇于一九三八年九月投向日本。沦陷区国民最为痛恨的，是他早于邓朴方们四十年的“官倒” 贪腐：成立伪中央储备银行后，强令以二兑一的比价从市民手上兑换国府银行的法币，再利用得来的法币区外购物，从中牟取暴利。
贪财岂能不惜命，于是中共下手。派出的是周太太杨淑慧未嫁时的干妹妹和刘少奇的表外甥女杨宇久。周佛海明知杨女是苏北新四军，不仅热情接待，尚且尽情倾诉对日蒋的不满、“曲线救国”无望的失落，以及对中共的难忘旧情。摸清了底，男的来了。
一九四三年三月，新四军参谋部情报科长冯少白奉刘少奇命出马，先通过任职伪政府的亲戚传话，想面见周佛海、陈公博商谈。周急嘱勿扰陈后欣然邀约。冯派了“无论过去做过什么，只要今天同党合作都如何如何”定心丸，然后提出三点要求：一、交换日本人和国民党的情报；二、运些急需物资到苏北；三、双方部队互不攻击。
八年假抗日真通敌：缔结共军、日伪军“互不侵犯”叛国同盟
周佛海允诺认真考量，但送走客人后并无实质跟进，因为他早已在重庆买足了保险，兼且根本不信土共能成大事。冯后来回忆道：“由于周已死心塌地跟国民党走，再加上一些具体原因，没有成功。”这个冯先生后来虽曾代表新四军与日军洼田司令谈判，但同为密使身份，当然也不属题中的“功臣”。
其“解放”后的遭遇倒是同样惨不忍睹：日本士官学校第一名荣誉生、内战中共军师参谋长，只因那段见不得光的谍战史，一进城即被赶出军队，充当一名文化小官，旋即又开除党籍，数度入狱。文革时密囚“高干炼狱”秦城，为逼其承认奉刘少奇之命叛国，严酷毒刑逼供，幸存已半残，一九七八年始平反，一九八○ 年即病卒。
综上所述，八年假抗日一直在扩张中，真正落实了毛的罪孽部署者，并非想当没当成大汉奸的苏北新四军刘少奇，以及他所委派的道行不深的冯少白辈，而是旷世汉奸毛泽东，及其麾下延安的“钦差谍王”潘汉年。
只有潘统率的“华东南情报局”，用尽人世间一切最卑劣的手段，出卖国家民族利益，成功缔结了共军、日伪军“互不侵犯”、互通有无的叛国同盟——共军向日伪提供国军部署机密，日伪军则在共军围剿“顽军”时牵制国军增援，从而在三百万国军将士为国捐躯的同时，两万土共残匪膨胀成一百五十万夺权大军。
瞄准叛共又叛蒋特务头子李士群
文章称，毛泽东的成功建基于通敌卖国，又怕被揭露，所以凡经手者不仅不可记功，更须全数灭口——潘汉年等不仅无份享受高官厚俸，更一个个重囚终身，若挺不到九月九日毛归天，至死休想见天日。
潘汉年之所以成功，是他善于利用一众名声远播的汉奸名人、镇守要津的汉奸干员，从而不仅获得了趋近于日伪核心的捷径，而且轻易建立了牢固互信的基础。而被他选中充当“导游”的还有一个必备特点——都与中共有着千丝万缕联系——或忠贞党徒，或“迷途知返”的前党徒。篇前所列三大功臣——关露、胡均鹤和袁殊，均完全符合上述条件。（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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