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者刘小枫曾在1980年代提出“四五”一代的概念，“四五”一代作为历史文化事件来看待，其含义远远超过作为政治事件的“四五”运动本身。当年在天安门广场上满腔热血的一代人，如今又何在？本篇“肖像中国”将向你讲述“四五”一代的故事。
1976年4月，民众自发前往天安门广场悼念周恩来
本文原刊于《人物》杂志2013年4期，作者赵涵漠、张卓，摄影时会理
像许多60岁上下年纪的人一样，当这些人聚在一起的时候，他们谈论着子女的近况、白内障手术、怎样避免伤害膝关节，以及朋友刚刚渡过的癌症难关。
只有在很偶尔的情况下，他们的对话里才会透露一些过去的特别经历。比如，当《人物》摄影师请他们以斜线站成一排合影时，忽然有人笑起来，“就像我们在里面跑操似的，周为民喊的‘向右看齐’”。
监狱生活曾是他们人生的一部分。1976年清明节前，数十万民众以悼念刚刚去世的周恩来为由，走上天安门广场。4月5号夜里，工人民兵手持棍棒封锁天安门，逮捕示威者。当时，这一事件被定性为“四五天安门反革命事件”，北京共有388人被捕，据传其中有49人曾被列入死刑名单。同年，毛泽东去世，“四人帮”随即被粉碎。被捕者先后出狱、获得平反。后来，这些广场运动的参与者，被称作“四五英雄”。
他们曾在历史上留下浓重的一笔，可时间过去了37年，如果不是因为这样的聚会，他们甚至很少跟身边人讲起这段经历。
“多少年了，我从没这么倾诉过，聊它干吗？37年了，谁还记着它？”此前在接受《人物》记者采访时，毕谊民先生曾经这样说。他的表情似乎显得很平静。
但在3月24日夜晚的聚会上，他激动地举杯致开场词：“前两年有一个学生问，老师，你们这代人还有理想吗？我想了想告诉她，还就是有理想。历史不能忘记，历史也不会磨灭，我们那批人的理想，永远是青春的！”
听者寥寥。当年被捕的388人如今大多失去音讯。作为这次聚会的组织者，毕谊民本想找到十几位四五运动参与者，可因各种事由，除家属外，最终只有4人参加。
当年的英雄们正在老去、死亡。过去几年，常常是因为某个人的讣闻才将他们重聚在一起。2008年，曹志杰去世，他是当年第一个在广场上贴出悼词并提出“血战到底”的抗议者。毕谊民试图联络他的家人，但他发现，就连曹家的电话都已经成为空号。
总得应该有一批人站出来吧？
坐在圆桌前，这些1949年后的第一批广场抗议者总是强调，历史具有偶然性。也正因如此，他们更愿意将自己定义为“运动参与者”，而非“英雄”。
陈吕蒙
那一天，陈吕蒙（化名）本来打定主意做一名旁观者。“天安门事件”发生3天前，他刚刚因反“四人帮”而被开除团籍、学籍，并将在4月7日被遣送农场劳改。他难得获得几天自由，当然要到广场上亲睹这历史性场面。“但是，在广场上，我一直十分谨慎。我深知，如果我再次被捕，等待我的将是什么。”
但这种“谨慎”被轻而易举地击破了。当陈吕蒙站在广场西南角的汉白玉栏杆前时，他面前贴着第一篇点名批判江青的檄文。他正在看，后面有人喊：“请前面的同志念一念！”于是，一只手在陈吕蒙肩膀上拍了拍。
他回忆起那个时代特有的革命激情：“我当时早已是个‘反革命’了，但那位不知名同志的轻轻一拍和群众焦急的请求声，使我从犹豫中醒过来。我是一名受过‘伤’的战士，但我决不能以此为借口当一名看客，人民需要我挺身而出。”
他和身边的一个年轻人齐声朗诵起来。可声音还是太小了，于是便由他念一句，周围的十几个人齐声重复一句，用人声组成了广场上的“扩音器”。
此后，他还与孙庆祝等人作为谈判代表，与官方在广场上的联合指挥部进行谈判。离去时，他们被要求留下名字，但已经经历过政治风波的陈吕蒙没有留名，由此免于被捕，按原定计划被遣送到农场劳改。
同样偶然被写进历史的还有刘迪。那时的青年往往更熟悉他另外一个名字——“小平头”。在当时的广播里，他被称为“几个理着平头的家伙”、反革命行动的组织者。可在现场时，他本来也只是普通一员。一个戴黑边眼镜穿蓝衣服的青年正拿着话筒喊话，刘迪发现有警察逼近，他一把夺过话筒，让蓝衣青年赶快跑。之后，他才承担起组织现场秩序的责任。
自1976年1月周恩来去世，广场上以悼念为名的抗议就开始了。清明前夕，《北京日报》发文称“清明是鬼节，悼念是四旧迷信活动”。一夜之间，官方将广场上所有花圈、悼词和祭品没收。这激怒了抗议者。
当时的清华大学工农兵学员周为民与几位同学一起，用十几张白纸扎了一朵白花，粘在一个竹架子上。这朵并不起眼的白花，是当天广场上唯一一个来自“左派大本营”清华大学的花圈。“当时我们的落款就是：清华几名工农兵学员。”周为民笑着回忆。
他亲笔写下一篇悼词，贴在花圈下。“当时我们在纪念碑前宣誓，要与反对周总理的人血战到底。4月3号、4号是周末，我们不用上课，整整两天不吃不喝，就在那里游荡。我们的花圈放下以后十几分钟，那里就变得人山人海起来，大家都在朗诵那篇悼词。”
说到这里，他一直很平静的情绪变得高昂起来。直到今天，他还可以背诵悼词的一些段落：“敬爱的周总理，我们向您献上这朵表达我们心意的白花，我们把我们全部的爱、全部的恨、全部的怀念之情、全部的愤怒之心全扎在这朵白花中。”
工人贺延光也带着花圈和80多名青年工人组成的队伍前往天安门。在悼词里，他将江青称作“穿着资产阶级奇装异服的野心家”。围观的人们向他鼓掌、欢呼，最后，几百人一起在广场上唱起《国际歌》。
那时，贺延光已经是崇文区工业局党委委员，组织重点培养的年轻干部，但即便在党委会上，他也不愿意说违心的话，“长时间中国就是这样，两面人，这是一件事、两件事培养的，一个运动接着一个运动培养出来的。‘四五’那时候我就想，总得应该有一批人站出来吧？那我就要做这一批人”。
脑子里所有的理想都被现实击碎
如今，他们可以在饭桌上谈起毛泽东，谈一些回忆录里写到的“四五”运动对毛的影响，谈毛晚年的心理状态。但在“文革”年代，这一切不可想象。
“文革”初期，贺延光、周为民、毕谊民、陈吕蒙都是红卫兵中的普通一员。贺延光曾和同学去天津“破四旧”，他们抄了一座天主教堂，把“象征腐朽生活方式”的一柜子高脚酒杯砸得粉碎，还抱着一堆教袍在院子里焚烧。
己过花甲之年的毕谊民也曾参与过抄家。他还记得出发前的兴奋劲儿，他们将整栋房子翻得乱七八糟，还在地上刨了个大坑，可仍旧一无所获。最后，红卫兵们就往坑里扔了根电线，随口诬告这家是“敌特”，藏有电台。
陈吕蒙对政治的热情源于毛泽东。“他教导我们是早上八九点的太阳，推动我们关心政治，这个应该是很小就打下基础了。‘文化大革命’那年，我14岁，但是我非常关心政治，当时毛泽东号召长征，所以我经常到八大院校步行转一圈，一天转一圈。”
贺延光、毕谊民、陈吕蒙、周为民都曾当过知青，当他们回忆起上山下乡前的心态，没有人会感到自己“被迫远离学校与故乡”，相反，他们斗志昂扬，带着一箱子行李和铺盖卷，计划从此扎根农村。当毕谊民到达黑龙江福利屯火车站，看到广阔的黑土地时，他冲着接站的干部一挥手臂，“我一定要把这里建设成新的北京”！
不少运动参与者都来自干部家庭。当贺延光想起父亲17岁就跑去延安，自己17岁到黑龙江建设兵团就显得再正常不过了。去之前，他曾对北大荒充满向往，课文《可爱的草塘》里就写过，“棒打狍子瓢舀鱼”，“心里就想，北大荒肯定是个特别浪漫的地方”！
“到了之后一看就傻了，脑子里所有的理想都被现实击碎。”贺延光说。他还记得，团里的一个北京知青大姐嫁给了当地一位脸上长满麻子的农工。
毕谊民下乡时曾遇到大风雪，本来这样的天气不应该上山伐木，可是指导员为了让知青锻炼“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精神，硬是把大家轰上山。风一刮，树倒的方向变了，粗壮的树干砸死了一名北京知青。追悼会上，指导员赞其死得其所，家人甚至不敢公开流泪。下葬的时候，他们还把半导体放在死者手中，要让他听到来自北京的声音。
这场长达10年的“革命”中没有永远的胜利者。曾经的干部很快就受到冲击。王洪文曾带人软禁周为民的父亲，连续8天不让他睡觉。绝望的母亲走进公用厨房，打开所有煤气，试图自杀。但她还是被救醒了。孩子们去医院看她，其中最革命的一位兄弟并不同情她，反而质问她：“你怎么能自绝于人民，自绝于党呢？”那个兄弟还要与母亲划清界限。
插队后期，周为民已经不害怕谈起对江青的不满。他在呼和浩特当工人的一位朋友还曾集结枪支，组织暗杀江青，结果险些被枪毙。但即便是在那样激进的小圈子里，他们也尽量避免谈论中国的最高领袖，只有在不得已的情况下才会用“那个人”代替。
陈吕蒙是知青中较早产生思想变化的一批。他的朋友曾经回忆，知青的蒙古包里大多放着“雄文四卷”，最时髦的也不过《法兰西内战》或《哥达纲领批判》，可陈吕蒙的书架上却“赫然放着一本孟德斯鸠的《论法的精神》”。或许也正因如此，在“四五”发生一年前，陈吕蒙和朋友就以“反革命小集团”的罪名被捕入狱。
但对大部分人来说，决定性的转变发生在1971年的“林彪叛逃”。那年9月14日，贺延光所在的兵团接到一级战备命令，睡觉时不能脱衣服、铺床，还要一直抱着枪。贺延光每晚兴奋得睡不着，“养兵千日，用兵一时，他妈的，总算要和苏联社会帝国主义动真格了”！
战备状态延续了20多天，却丝毫没有开战的动静。终于，团长传达了林彪叛逃、坠机的消息。空气瞬间凝固。就在大家突然一愣神儿的当口，贺延光和战友们坐的这一侧通铺“哗啦”一下塌了，几十个人随着铺板一屁股坐到了地上，顿时人仰马翻。可由始至终，没有一个人敢说话。
后来，一位北京四中的知青悄悄与他议论：“你说，不会是林副主席被人绑架了吧？”贺延光记得，这是他人生中第一次对政治产生怀疑。
随后，贺延光、周为民、毕谊民等分别以办理“特困”、工农兵学员、“病退”等渠道回到城市。
在他们回到北京后，邓小平曾短暂复出，生产恢复，反对“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的极左路线。可没过多久，邓再次被打倒。1976年1月8日，周恩来逝世，官方压制悼念。这一决定成为“最后一根稻草”，人们最终走向广场。
陈吕蒙后来回顾，认为那时的勇气来源于绝望，大家实在“想象不到有什么更差的局面了”。
“后来想，在中国不坐牢，人生不完整”
几十年后，当这些人重聚时，那段监狱生活是最经常的话题，就像大学同学谈论当年的寝室生活。他们将4月5号之后一段日子被捕的人，称作“大拨儿”。
“小毕（毕谊民）什么时候进去的？”餐桌上，有人问。
“他比大拨儿进去得晚，他七七年一月进去的。”旁人代答。
毕谊民笑起来，他总是将此称为“搭了末班车”。“四五”那天他也在广场，但因为封锁前离开，虽遭审查，并未被捕。第二年周恩来忌日，他又去天安门写诗，呼吁为“四五”运动平反，这次他进了监狱。
毕谊民
甚至直到进了陶然亭附近的半步桥监狱，他们彼此也不认识，平反大会后才知道。当年的政治犯大多住进了二层“王八楼”——狱警待在中央，四周有6条放射性通道，通道里是一个个小隔间。
令人窒息的牢房大概只有六七平方米，贺延光按对角走个“8”字形，大概只能迈上8小步。毕谊民曾在这样的牢房里想起波兰革命者伏契克的狱中书简，“从这里到这里只有7步”，而自己的牢房，只能走上3步。
两个月里，贺延光被提审了40多次。他出狱后才知道，警方想从干部子弟里找到黑手，一直查到中央。但走上广场是他的自发行为，警察实在问不出什么。即使如此，他与另外两名同事也被定成“贺、孙、陈反党小集团”。
他完全无法预测自己的结局，生怕在寂静的牢房里“待傻了”，就趁每天看报纸的20分钟时间，背新华社字头。“布宜诺斯艾利斯，我背了百十多个国家的首都。”他哈哈大笑起来，“后来想，不要有什么怨言，在中国不坐牢，人生不完整！”
毕谊民当时则是个浪漫主义型的革命者。小时候看《红岩》，所受的教育是进监狱的革命者都是英雄，都在为实现共产主义事业而奋斗。他还记得，当自己被提审的时候，他穿着军大衣，像电影里的革命者一样昂首挺胸，做出大义凛然的姿态。在叙述“犯罪动机”时，他甚至还认为会感动审问者，“悼念敬爱的周总理，声讨万恶的‘四人帮’，要求为‘四五’事件平反”。
他还没说完，对方一拍桌子：“对天安门反革命事件的定性，是什么性质的问题？是毛主席定的，你翻得了吗？”
他当即哑口无言。
与毕谊民的乐观不同，周为民自从被捕后就没有打算活着离开。按照一个由当时中央警卫团派驻清华的领导的说法：“给周为民判无期都是轻的！”
“不害怕，不准备活着出去了，所以他问我任何东西都承认是我的，但是我绝不牵连任何朋友、亲人。”周为民回忆。
在这些普通人失去自由的日子里，中国的政府高层正在进行激烈的角力，直至粉碎“四人帮”，华国锋宣布“文革”“胜利结束”，1978年，“四五”运动才获平反。
可在很多经历“文革”的人看来，自己并没能真正走出那段历史。周为民形容自己，“一生都受到‘文革’话语系统的影响”。而当贺延光出狱，要给父亲发电报，报平安时，他字斟句酌地写下了这样一句话：
“华主席给了我新生命！”
这是一种赎罪的过程
如今，人们不大提起这场运动了。据陈吕蒙的观察，“四五”运动3周年时，《人民日报》刊登了一篇《人民万岁》，是对这场运动的最高评价。此后，这段历史被搁置在书架角落的《天安门诗抄》里，图书馆几本在香港出版的繁体文献里，以及这场聚会上参与者们讲述的故事里。
“300多人还健在多少人？还能不能找到他们？”席间，有人问，“工人代表韩志雄在哪儿呢？”
当年，《中国青年》复刊后第一期就将韩志雄的故事作为“四五英雄”的典型。但另外几个人几乎同时回答，“一直都找不到”。
他们同样找不到王立山，他既是“001号反革命案件”的主犯，也是《天安门诗抄》中最著名的一首诗的作者，“欲悲闻鬼叫，我哭豺狼笑。洒泪祭雄杰，扬眉剑出鞘”。这几年，只有一家北京媒体报道过他，其中写道：“他的人生在平凡中前行。只是卧室墙上依然挂着那首广为流传的诗。”
席间，他们谈论起“小平头”刘迪。“天安门事件”结束后，他错过了考研时间，此后一直没有工作。他总是穿着蓝色的、洗得发白的劳动服，骑着自行车往来；当他说喜欢一本书，他会微笑着形容：“看完你的手稿后，特别饿，总想吃饭。”
刘迪的姐姐说，刘迪很少跟家人谈论过去，他也很少找朋友帮忙，因为“去哪儿都是给人添麻烦”。陈吕蒙记得，刘迪的表达很少，更极少成文。一次陈托朋友去采访刘迪，整理后仅有 4页。在其中，他提到自己参与“四五”时并不抱乐观看法：“当时许多参加运动的人他们把自行车的车牌都摘掉，这种行为本身就表明了他们意识到这种抗议行动是要失败的，如果要认为是会胜利的话那还摘车牌干什么？”
他一生没什么物质要求，除去追求阳光和氧气。他曾赞叹过一个朋友家里明亮的、宽大的窗户，感叹“屋里空气充足，不缺氧”。没多久，人们就听说他其实得了肺癌，常常感到憋闷、缺氧。
他一直住在一间阴暗的屋子里，像个隐士一样活在世界上。直至2011年因病去世。他的朋友曾说：“虽然我一直认为，大手笔当是写在人心中和山河上，而不是在纸张上。但刘迪，如果我们不写，他就真的消逝了。”
关于刘迪的很多问题都是无解的。那位朋友最终也没能说清，刘迪为什么一直选择隐身，那成了“一个巨大的问号”。
在现在能够找到的“四五英雄”里，几乎无人从政——尽管他们曾经有过这样或那样的机会。
根据时任中组部部长胡耀邦的指示，粉碎“四人帮”后，共青团第一次恢复活动，召开“团十大”，一定要有一批反“四人帮”的年轻人参加进来。贺延光、周为民等人被选为共青团第十届中央委员。20多岁的周为民还回到清华任团委副书记、校党委委员，作为“第三梯队”培养。
他被政治推到这个位置，也同样被政治拽了下来。1980年代初，由于参与一次政治活动，他的副书记职务被免。后来，蛇口工业区的总指挥、改革家袁庚来到北京，骑着自行车到清华，亲自将周为民等一批青年游说到蛇口去。
但即便在远离内陆的蛇口，周为民也无法免于政治对其的影响。他当时是“内控对象”，不能到深圳这样的边境地区，深圳市委的一名官员几次要求袁庚将周为民遣回原籍。
1984年，胡启立视察蛇口，袁庚带着周为民一起去见他。周为民还记得，袁庚当时说：“周为民到蛇口没有问题，他无非就是过去那些事情。所谓年轻人在当时的那种背景下，对党犯错误的历史背景了解得不深，说了一些过头的话，哪怕是做了一些过激的行动，都不应该把他推到敌方去。”胡启立为此事批示，周为民最后得以留在蛇口。
周为民在蛇口曾任职蛇口工业区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招商局港务有限公司总经理，直至1997年离开蛇口。如今他在一家投资公司做职业经理人。此后有关他的新闻大多与商业有关，比如2008年的一条：他所在的公司“正在筹备一个大概10亿至15亿人民币的产业基金投资清洁能源”。
对贺延光来说，远离政治是主动的选择。进入团十大后，他成为北京市青联副秘书长。但那时不少参与镇压“四五”的人仍在岗位上，贺延光感到自己就像个政治舞台上的“花瓶”。
他便申请到《北京青年报》当摄影记者，两年后进入《中国青年报》。在“文革”中听到了太多谎言，因此他格外向往真相。可那时的新闻摄影，“为政治服务”才是原则。1983年暑假，他要拍一张胡同里学生的照片。去之前，还特意在办公室里画了张图。到了现场，就按照草图找几个孩子，“你往这边站站，你往那边站站，就这么拍，天经地义”。
“那时候摄影记者为了达到宣传效果，可以不惜任何代价。像拍解放军的战鹰飞长城，战鹰飞过去，那都是靠专门调度的。我们的新闻照片都是这么拍的。在照片的拍摄过程中你都可以看到，权力无所不在。”他大声说。
其后，西方新闻摄影观进入中国，摄影记者开始意识到真实的力量。“胡同里的学生”是他职业生涯中唯一一张假照片。
在过去62年的人生里，他意识到“一次又一次的运动会使人分化”。有一次，他在路上遇到了“四五”运动里相当有名的一位代表。他下自行车与对方打招呼，跟他说了几句有关时局的话。可对方变得很害怕，连说，“算了，咱们不提这个话题”。此后，这个人也再没有出现过。
“可能有很多事情我们不能改变，但是你不能说你没有历史，哪怕影响一个人。我觉得这是我们这些人的责任。”贺延光说，“所有政治运动所付出的代价，我们每个人都有责任。我们现在坚定地推崇普世价值的信念，对我们这一段有经历的人，这是一种赎罪的过程。你明白吗？”
这群人是上帝赐予人生的礼物
如今回顾“四五”，周为民觉得那个时候人们的“民主水平并不高”。“包括现在我自己说话动不动就启用毛主席语录。那就是我们熟悉的语言体系。我们这代人，带着太多那个时代留下的痕迹。我们这代人要翻过去，不要期望。”
现在他不大谈政治，不过，他对现在的年轻人感到乐观，“还有80后、90后，好一些70后，我是挺看好这批人。这个社会一定属于年轻人，不属于老年人，社会就是这么发展，像我们年轻时所受的迷信教育，他们身上更少”。
从左到右分别是陈吕蒙、毕谊民、孙庆柱、周为名
两年前，周为民开通了微博，而他的第一条微博里写道：“年过五十仍然对世界充满好奇，理想主义因此想看到世界变得更好。”
贺延光是极少数活跃在公众视野里的“四五”运动参与者之一。因为常在微博上对公共事件发言，他被一些人称作“老愤青”，对此他并不开心：“不会吧，什么叫愤青？我就觉得他这个评价不准，我挺讨厌愤青这个词的，我是多温和一个人。微博上表现的，不认识的人以为我多严肃，一天到晚的愤世嫉俗，全错了，我是太快乐的一个人。”
他将“四五”前自己的动机看作“常识的判断，就是社会不能再这么下去了”。可那场运动之后，他开始意识到，“制度其实比人更重要”。
学者刘小枫曾在1980年代提出“四五一代”的概念。在陈吕蒙看来，“四五一代”从总体上说是民主的拥护者和推进者。这一代的主体是那些还在初高中、思想未定型时期就经历“文革”和插队的人。“插没插过队的差别很大，插过队的等于都是端着泥饭碗的。这期间你没有依靠，将来怎么吃饭都是问题。所以思想活跃程度就高。中国现在的最高领导人也经历过这样的时期。”
而今，毕谊民经营着一家从事节能环保业务的企业，同时还在进行“三农”问题研究，他把精力主要放在推进农村经济合作组织的发展上，比如，如何将农户组织成小经济体，帮他们进行市场营销、深加工。
他总是精力充沛，喜欢和80后、90后一起爬山，正准备征服7500多米的慕士塔格峰。在拍照片时，他会秀秀自己的肌肉。当摄影师请他表情更放松一点时，他立刻活泼起来：“明白，明白，Smile！”
在“四五英雄”的种种聚会上，他总是热心的组织者，他称这群人对自己而言是“上帝赐予人生的礼物”。他说：“在走上广场之前，我是独自一人；可是离开广场后，我融入了一个群体。”
在接受《人物》采访时，毕谊民毫不犹豫地表示，“四五”影响了他的一生。1976年时，他只是凭着一腔热情和对体制内一些坏人的反感，走上广场，可这样的诉求并未被接受，他还因此进了监狱。“从那时开始，我不再只是控诉一些坏人，而是开始思考整个制度架构。”他也认为，体制改革与制度设计，不能只靠讨论理论，更要靠解决实际问题。
即便在聚会里，他也不大谈论“四五”往事，只是热心地张罗。出门喜欢穿户外装、戴着顶礼帽的他，笑起来像个孩子似的，“我来做联络人，因为我就是这样的性格。你看，大家都叫我‘小毕’，我就是小帅哥的性格”。
聚会临近尾声，有人点起了一根烟，问道：“其实这么多年来，我一直在想，推进民主应该是渐进式的，像‘四五’这样走向广场来产生这种突变，到底对中国历史有多大意义？”
没有人回答，这个问题带来了一段长长的沉默。
毕谊民曾告诉《人物》记者，他极少花费时间谈论什么“主义”或“意识形态”。他一直参与乡村建设的研究，只想关注社会存在的现实问题，寻求其解决的路径并为之努力。“与其泛泛空谈，我还不如实实在在做点事，只谈‘三农’问题。”
但对于那人提出的问题，其实他早就给出过自己的答案。在一篇回忆‘四五’的文章末尾，他曾写道：“我们回忆‘四五’，是为了不能忘记历史。我们反思‘四五’，是为了不再走向广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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