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建抗战时期日常生活的细节——读《抗战北平纪事》

北平，一九三七—一九四五。

　　刺眼的军刀和太阳旗。这座沦陷的都市，在承受怎样的屈辱。翻开那些大场面，历史的烽烟之下，是不甘亡国的芸芸大众。由于种种原因，他们未曾被好好记录，正在被时间遗忘。
除却记录了北平抗战有功的几位知名人物外，本书还着笔记录了一些小人物隐忍、逃亡、抗争与期盼的故事。

　　有了这些故事，紫禁城的历史才不会在那八年间显得模糊。

　　有了这些故事，紫禁城那八年变得清晰起来。

　　以报章体的朴实语言重绘历史场景是近年来中国历史文学新创造，这样的历史作品较之“纯历史”的教科书更好读，更有趣，因而也更吸引读者。《抗战北平纪事》通过普通人的口述展示了北平人在抗战八年的悲壮历史片段，没有像《四世同堂》那样讥讽市民阶级的封闭守旧、苟且敷衍、麻木落后的所谓阴暗面，而是时刻展现出中国人昂扬的斗志和异族统治下生活的艰辛、无奈、屈辱、仇恨与愤怒。这显然是时代赋予作者尤其是那些口述者的特殊记忆，其价值是为历史学的描写提供了难得的素材，从而有可能使抗战时期中国人生活情景的描述更加具体和丰满。像书中描写的“共和面”、天桥艺人对日本侵略者的“软抵抗”、慈善机构的舍粥活动、1943年的霍乱以及百姓日常生活中的吃穿住行、婚丧嫁娶等，都是很好的社会史资料，如果能够有其他的相关文献予以佐证，这些论题自然可以成为新文化史、社会史的研究对象，而这些描述也就成为宝贵的口述史料。

　　不过，由于时代的制约和讲述者、记录者的条件限制，《抗战北平纪事》显得“太阳光”。事实上，当卢沟桥事变发生后，中国军队略作抵抗，就退出了北平，仅仅一个月的时间，日军在几乎没有遇到怎样抵抗的情况下就进入了北平，留在北平的中国民众也就开始了梦魇般的亡国奴生活。 在日伪统治的初期，北平民众还期待着中国军队的反攻和收复，中国军队在正面战场的抵抗也确实打得很顽强，很惨烈，无奈随着时间的推移，中国军队和中国政府逐步退守西南一隅，整个沦陷区的民众诚如周作人所说的那样，成为中国政府的“弃儿”和日本人的“俘虏”。他们对于中国政府与军队何时能够收复故土并没有多少信心。如果不是太平洋战争爆发，美国参战，仅仅依靠中国军队与日本军队对决，恐怕结果并不会如此顺利。汉族人刚刚从满族人的“殖民统治”下解放二十余年，而满族人入关之初的势头和实力根本无法与日本人相比。留在北平的中国人不能不生存，不能不继续繁衍。因此，我们看到，在北平沦陷的八年中，除了极个别的大知识分子、艺术家如陈垣、齐如山、梅兰芳等人闭户不出，坚守民族立场，誓死不与日本人合作外，更多的中国人为了生存，只能苟且地活着，只能重复着他们的每天生活，哪怕这种生活是一种“隐忍的勉强”，但生活必须继续。他们可以暂时不与日伪合作，只是随着战事的发展，他们看不到光复的希望。经历过大清王朝三百年异族统治的汉民族不可能与日本殖民者持久地对恃下去，特别是随着汪伪政权的建立，那毕竟也是汉族人的统治，至于说到他们受到日本人的支持，那重庆的政权何尝没有美国人的背景？于是经过一段时间的磨合，不仅周作人这样的“新派文人”下水了，即便连多年不问政治的老一代知识分子傅增湘等也无一例外地受到日本占领者的骚扰，有的也禁不住下水了。

　　对政府的失望深刻地影响着沦陷区人民的生活与精神，通过《抗战北平纪事》中当事人的口述，我们看到北平人当时日常生活的细节，他们既痛恨日本人，也不能不与日本人打交道，有时甚至觉得他所直接的接触的在北平的日本居民，并不像日本军队那样可恶，有的甚至与在北平的日本老百姓建立起深厚的感情（069页）。他们在接受日本的殖民统治和奴化教育的时候，并不如我们后来所想象的那样愤怒，直到抗战胜利后才知道自己学了八年的日语，原来受的是奴化教育（081页）。他们的吃穿住行在《抗战北平纪事》中也有非常细致的描写，甚至连那时的娱乐方式，在书中都有很多细致的记载，像天桥的艺人们为了生存，在八年间并没有终止他们的卖艺生涯，而是透过自己的艺术向老百姓传递着艰涩的微笑和黑色的幽默（110-113页），鼓励人们生存下去的勇气。 被迫留在沦陷区的中国人是无论如何也没有想到仅仅八年的时间就结束了日本的殖民统治，否则那些落水的汉奸们至少会有相当一部分无论如何也不会轻易地加入伪组织为日本人服务。不过设身处地替他们的生活及处境着想，身在沦陷区的老百姓之所以供敌人驱使更多地是因为饥寒所迫，还不能说是他们的本质不良，甘心从敌。因此当抗战胜利，时机一到，他们还是热烈地回到祖国的怀抱。

　　《抗战北平纪事》对北平抗战时期日常生活的描写为我们提供了新的阅读视角，只是还应该指出的是，由于时间已经久远，回忆者大多年迈，有些记述如果没有相关文字或文献进行佐证，总觉得不太可靠。顺便举一个例：书中第50页“日本人全城搜索暗杀者‘麻子脸’”与第219页“亲眼见麻子脸射杀日本人”，两段记载似乎说的是同一个故事，都是说一个“麻子脸”中国人出于义愤射杀了一个日本兵，然后日本统治当局全城搜索，将所有能够找到的“麻子脸”全部逮捕，但并没有抓到真正射杀日本兵的那个“麻子脸”。这个“麻子脸”为了防止日本人滥杀无辜，遂向日本统治当局自首。两段描述虽为同一个故事，但一说1937年，一说是1944年秋；一说发生在西皇城根，一说发生在西直门。这样的描述显然已经添加了许多后来的理解乃至附会，如果没有更加精致的学术手段进行处理，似乎只会以讹传讹。

马勇，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
原载《中华读书报》2006年2月2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