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灝年：中共在抗日戰爭中做了什麼
前六年共產黨在幹什麼？
自1931年9.18事變至1937年7.7日本發動全面侵華戰爭，這六年中，中國共產黨一共幹了這麼幾件大事：
第一件，就是在9.18後兩天，即9月20日，中共中央即根據斯大林和共產國際的命令，起草並通過了“關於執行共產國際緊急任務案的緊急任務案”。公然聲稱：“9.18是帝國主義進攻蘇聯的導火線”，從而再次提出“武裝保衛蘇聯“的方針，而再次“武裝保衛蘇聯”的方法，就是“紅軍要奪取中心城市，以實現一省、數省勝利和在白區普遍實行武裝暴動;”乘國難而將“武裝暴動、土地革命和建立蘇維埃政權”推向了一個高潮，從而大大地擴展了紅軍的力量，從原來只佔據五個縣發展到了二十個縣;。
第二件，就是918事變之後兩個月，在共產國際的直接命令之下，於1931年11月7日前蘇聯國慶日，在中國江西瑞金篡立了偽“中華蘇維埃人民共和國”，不僅意在分裂中國，製造兩個中國，為日本製造第三個中國偽滿洲國做出了榜樣，而且頒布“憲法”，號召“中國境內的各少數民族和各個地區的人民都脫離中國、獨立建國”(第十四條)。為此，共產國際東方部部長米夫立刻於前蘇聯《真理報》攥文說：“當此日本佔領滿洲和帝國主義瓜分中國之際，這次蘇維埃代表大會，顯示了一個革命中國的存在!”
第三件，1932年1月28日，就在第一次著名的淞滬抗戰開打、全國人心振奮之際，中共非但沒有派一人一槍支持上海抗戰，卻大派他的地下黨員混入正在上海積極抗日的十九路軍軍中，號召下級官兵造反，起來奪取軍隊權力，並成立革命軍人委員會，審判和處決正在與日寇殺得血肉橫飛的“國民黨反革命軍官”(請大家參閱北京師範大學主編的“中國現代史””;。
第四件，1933年春，因蔣介石離開江西親自指揮長城抗戰，中共不僅再一次高呼“第四次反圍剿勝利”，而且進一步擴大了武裝叛亂和武裝割據，從5萬紅軍發展到三十萬，從佔據20座縣城擴張到佔據四十五座縣城，將贛東至閔西的所有白點、即所謂“白區”全部“拔除”。也正是在這一期間內，中共在它已經佔據的“蘇維埃國土上”，對所謂改組派，托派AB團大開殺戒，將整個“蘇區――即前蘇聯在中國的革命佔領區”，殺得愁雲慘霧。其間，僅毛澤東一人所發動的“富田事變”，就殺了十萬人。
第五件，1933年，中共又勾結曾在上海抗敵的十九路軍陳銘樞部叛變南京國民政府，篡立所謂“福建人民革命政府”，甚至篡立“福建人民共和國”，以進一步分裂中國。
第六件，1934年10月21日，在江西的中共中央紅軍――即“前蘇聯紅軍的中國支隊”，雖然一邊聲稱“反對第五次圍剿失敗，南下突圍”，但卻在同一時間內，“宣布長征，北上抗日”，從而製造了紅軍北上抗日的第一大人間謊言。但是，他們先向南逃跑至湘西，後再南逃至貴州東部，因先後想在湘西和貴東建立蘇維埃政權的目的破滅，只好再西上逃跑到川北的懋功，並在此與從大別上西逃五千里而來的紅四方面軍、從原湘鄂川黔根據地逃跑而來的紅2、6軍團會合。1935年9月12日，中共中央在甘肅俄界會議上，決定放棄川、陝、甘方針，策定經過甘肅東北和陝北，以游擊戰爭的方式打通國際路線，到接近蘇聯的地方去建立根據地，以便在不測之時，能夠逃入前蘇聯。後因於無意中發現陝北還有一支劉志丹帶領的共產黨紅軍，於是，中共中央遂在1935年9月28日，於榜羅鎮召開會議，決定留在陝北，會合劉志丹。1935年10月下旬，毛澤東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上，遂發表講話稱：要在陝北來領導全國的革命!請大家注意，不是“要在陝北領導全國的抗日”。
第七件：紅四方面軍張國燾部，因與毛的中央紅軍內訌分裂，其一部遂接受斯大林的命令“西進”企圖佔據甘肅和新疆;一部則南下，企圖另立“革命根據地”，實際上是為斯大林吞併我國土的野心“作前驅”，結果，幾乎被我國民革命軍全部殲滅，只剩下數百人逃亡到了蘇聯。請注意，他們也是西進和南下，而不是北上或東進打日本。
第八件，就是已經逃至陝北並插腳在劉志丹地盤上的中央紅軍殘餘，就在他們在一邊在毛澤東的帶領之下、以紅軍將領的名義，要求向國民政府投降的同時，又利用軍閥殘餘楊虎城和少不更事的張學良，特別是利用了楊的陰險和野心，張和東北軍失土懷鄉的情緒，策動了西安事變，以至於連斯大林都誤以為是日本間諜所為。並且要不是斯大林的命令，蔣介石則險為為共產黨借楊、張之手所殺。
朋友們，我還用再說下去嗎?自9.18事變到7.7事變的六年中，從我僅僅舉出的這八件事來看，那一件可以稱作是抗日之為?實際上又有那一件不是在乘國難以造反、甚至乘國難來加緊出賣祖國、分裂中國?日本侵佔的是我國的東北，可中共自始至終逃跑的前方都是西南和西北，可謂“風馬牛不能相及”。就不說他的那些“赤裸裸的革命言詞而非抗日行為”了!特別是中共雖然將“逃跑”換成了“長征”，將“西上”說成了“北上”，將“革命”說成是“抗日”，但是，歷史終究是歷史，事實總歸是事實。那被中共及其御用文人年年歲歲都要大吹特吹的“北上長征抗日”，也終於有被戳穿而為人所不恥的這一天!
後八年共產黨是怎麼乾的？
現在我終於能夠講到“中國共產黨是怎樣領導全中國人民堅持八年抗戰直至最後勝利”這一“史無前例的偉大歷史謊言”了!
一、是要日蔣火併，不是要擁蔣抗日
7.7事變發生，日本全面侵華戰爭打響，當國民黨軍隊的浴血抗戰已經震動全國震憾世界、特別是山西國民革命軍的抗戰已經打得血肉橫飛之際，已經歸順了國民政府和中華民國國民革命軍、並已經兩次向蔣介石立下了“四項保證”的的毛澤東及其中共，還想繼續拖延八路軍不上前線，已經再也找不到理由了。於是，8月20日至25日，中共就在離延安五十公里的洛川縣召開了一次會議，中共黨史即稱它為“洛川會議”。
在洛川會議上，中共名義上的總書記張聞天在開場白中就已經“引證列寧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曾採取使沙皇政府失敗的政策為根據，認為中共在抗戰中的基本策略應該一箭雙鵰;使日本和蔣介石都因戰爭而瓦解”。毛澤東立即支持張聞天的見解。他認為“日本的軍事勢力遠勝中國，抗戰絕無僥倖之理;他警告不要為愛國主義所迷惑，不要到前線去充當抗日英雄，要知道日本的飛機大炮所能給予我們的傷害，將遠過於蔣介石以前所給予我們的危害;”。
蘇聯《塔斯社》記者、共產國際駐延安聯絡員彼得;富拉基米若夫曾在他的《延安日記》中記述道：“據他看(指毛澤東)戰爭有利於奪取政權，因為戰爭能削弱和破壞重慶政府的力量;中共領導把國民黨看成是主要的敵人，不遺餘力地要奪取中央政府所控制的地盤，用各種手段來達到目的。”
毛澤東的前秘書李銳在他已經出版的中共八屆十中全會回憶錄中，已經對此明確地證明說：毛要和日寇夾擊國民黨，還說：“一些同志認為日本佔地越少越好，後來才統一認識：讓日本多佔地才愛國。否則變成愛蔣介石的國了。國內有國，蔣日我，三國志。”
洛川會議之後，毛澤東即命令林彪的115師潛入晉察冀山區，賀龍的120師潛入晉西北山區，劉伯承的129師向魯冀平原發展。其目的，均在繞到敵後，以謀擴張。因為毛澤東一再指示“八路軍應避開與日軍的正面衝突，避實就虛，繞到日軍後方去打游擊，主要任務是擴充八路軍的實力，並在敵人後方建立中共所領導的抗日根據地。”
歷史的事實是，“毛澤東曾在九月十二日致彭德懷電;九月十六日致林彪電;九月二十一日致彭德懷電;九月二十五日致朱德、彭德懷、任弼時、周恩來電;同一天致周恩來、劉少奇、楊尚昆電等一系列指示中，反覆強調了我軍;應該把工作重心放在放手發動群眾;深入敵後，建立根據地，獨立自主地發展和壯大革命力量。”
歷史的事實是：一九三七年九月二十一日，平型關戰鬥發起前，毛澤東在給彭德懷的指示電中曾說：“;仍應適時把工作中心轉向群眾工作為宜。”
這就是毛澤東制止八路軍抗日的“五封電報”，也是中共黨內、軍內曾盛傳八路軍參加平型關戰鬥是違背了中央指示的由來。至於中共在1937年8月對內發出的兩個秘密指示，是如何命令它的地下力量變成地上力量，如何繼續打正在抗日的國民黨，以及怎樣利用抗日這頂大帽子來發展和擴張的，我就不說了;
二、是游擊革命，不是游擊抗日
大家都知道，在八年全面抗戰中，毛澤東及其中共，曾將“共產黨的抗日游擊戰”吹噓成了他們領導全中國人民走向抗戰勝利的“法寶”。但是，毛澤東制定的中共抗日游擊戰，只是毛澤東及其中共在中國人民艱難萬分的反侵略戰爭中，乘機為共產黨奪地擴張的一個“法寶”，而絕不是中國人民賴以戰勝日本侵略的一個“法寶”。因為毛澤東就在他的“毛選第三卷”中坦率地承認說：“抗日戰爭的命運取決於運動戰;”;毛還更承認說，共產黨在全面抗戰之前為前蘇聯所命令和指揮的“武裝暴動打的就是運動戰”;他甚至說，“將來要打倒蔣介石奪取政權，還是要打運動戰”;但是，他卻說，“共產黨在抗日戰爭中只能打游擊戰”。直至強調說：“我黨的軍事戰略方針，由國內戰爭後期的正規戰爭轉變為抗日戰爭前期的游擊戰爭，是何等的重要和必須。”
這到底是為什麼?就是因為毛澤東在1938年11月6日所寫的“戰爭和戰略問題”一文中，說打游擊戰有“十八條好處”。其中第二條：“擴大了我軍根據地”──就是擴張了共產黨的地盤。第四條：“相持階段;有利於正面整軍”──就是有利於訓練將來打內戰是能打運動戰的正規軍。第六條：“能最迅速、最有效地擴大軍隊”──就是在抗日的旗號下能夠最迅速、最有效地發展共產黨革命造反軍隊，為打江山做準備。第七條：“能最普遍地發展共產黨，每個農村都可組織支部”──就是為發展共產黨和建立、擴張共產黨的農村獨裁政權大大有利。第八條：“能最普遍地發動民眾運動，全體敵後人民，除了敵人的據點以外都可組織起來”──就是將敵後日寇管不到的廣大地方全部統治在共產黨之下，以便於發動打倒蔣介石的革命運動。第九條：“能最普遍地建立抗日民主政權”──就是在實際上建立中共敵後獨裁分裂政權，借國難而進一步分裂中國，將從前公開的“中華蘇維埃人民共和國”變成隱形的、卻得到了更大發展的偽中華蘇維埃人民共和國。第十七條：“能最迅速、最有效地創造出大批領導幹部”──請注意，是領導革命而非領導抗日的中共幹部。第十八條：“最便利於解決給養問題”──就是用抗日的名義來取之於民，用之於共產黨擴張、奪權打天下;。顯然，毛澤東所說的這許多“好處”，對於不打日本、卻要借抗日而進行革命擴張的中共及其軍隊來說，實在是好得“不同凡響”，但也將中共假抗日真擴張的陰謀伎倆暴露得一乾二凈。
等到中共藉抗日而招兵買馬而終於發展壯大，膽子也大了起來時，毛澤東終於敢講出他只准中共軍隊打所謂游擊戰的底牌了。1939年，他首先說在《共產黨員》發刊詞上將中共的武裝鬥爭定性為：“中國共產黨的武裝鬥爭，就是無產階級領導下的農民戰爭。”然後他才對中共武裝鬥爭和“中共游擊戰爭”的性質及關係，作出了這樣的分析：“游擊戰爭是什麼呢?它就是在落後的國家中，在半殖民地的大國中，在長時期內，人民武裝隊伍為了戰勝武裝的敵人(這個敵人可不是日寇而是國民黨!)，創造自己陣地所必須依靠的因而也是最好的鬥爭形式。”毛澤東甚至更明白的說道：“離開了武裝鬥爭，離開了游擊戰爭，就不能了解我們的政治路線，也就不能了解我們黨的建設。我們的政治路線的重要的一部分就是武裝鬥爭。;在中國，離開了武裝鬥爭，就沒有無產階級的地位，就沒有人民的地位，就沒有共產黨的地位，就沒有革命的勝利。”
請注意，1939年，毛澤東就已經對他的“抗日”游擊戰對於奪取共產黨革命勝利、而不是中國人民抗日勝利的特別性質和特殊功能，作了上述赤裸裸的說明。大家總該明白毛澤東共產黨的抗日游擊戰爭是個什麼東西了吧!而中共抗日游擊戰的精華戰略──“農村包圍城市”，可是中共曾大吹特吹的，然而，遍布敵後、“包圍”了一座座城市的中共八路軍和新四軍，卻為什麼在抗戰中，連任何一座城市、哪怕是一座小小的縣城都沒有解放過呢?卻非要等到日寇投降之後才發動內戰來“解放”呢?
三、是專打國軍，不是打擊日軍
如果說，在全面抗戰剛剛開始時，毛澤東及其中共還不敢過份地“冒天下之大不韙”，公開地不抗日、假抗日，八路軍甚至還局部地參加了抗日、毛澤東甚至還寫下親筆信歌頌蔣委員長說“先生領導全民族抗戰，凡我國人無不景仰”;，對外做足了團結抗戰的宣傳。但是，到了1939年，當大中華民國的衛國戰爭已經進入艱苦的相持階段，特別是毛澤東及其中共已經發展到了五十萬人馬時，毛澤東要不抗日和假抗日的陰謀，便開始迅速地暴露出來了。中共軍隊終於敢於專打國軍、而對日軍卻是“游而不擊”了!
對此，彼得;弗拉基米若夫曾在他的《延安日記》里寫道：“中共軍隊放棄前線陣地，向與國民黨軍隊接界的地區調動，這種政治醜聞突然在重慶傳開了。中國的很多組織要求把特區和中共軍隊無條件地移交給中央政府主席管轄，重慶氣憤地談到了共產黨的出賣，把國土拱手讓給了侵略者。”
然而，毛澤東則反而藉此機會，以“反對國民黨第二次反共高潮”的名義，將共產黨一心要乘機擴張的心機暴露無遺。從來沒有上過前線的毛澤東，就在他延安的窯洞里，製造了“國民黨頑固派”的概念，稱“國民黨頑固派就是今天的大地主和大資產階級，雖然他們今天還在抗日，但是將來他們一定會投降”。毛因此而進一步製造了反對“國民黨頑固派”的“革命理論”。第一就是毛澤東強調要在各方面對正在領導抗日的“國民黨頑固派”進行針鋒相對的鬥爭。第二就是毛澤東強調要以軍事進攻及軍事發展來壓迫和打擊正在領導抗日的“國民黨頑固派”。第三則是毛澤東強調要同時以陰陽兩謀的慣技對外“高喊團結抗戰”，以繼續欺騙輿論。
一九四零年五月四日，毛澤東在向中共中央東南局寫出的指示信中說：“中央曾多次給你們指出;所謂發展，就是不受國民黨限制，超越國民黨所能允許的範圍;獨立自主地放手擴大軍隊;獨立自主地發動群眾，建立共產黨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政權，向一切敵人佔領區域發展。例如在江蘇境內，應不顧顧祝同、冷欣、韓德勤等反共分子批評、限制和壓迫，西起南京，東至東海，南至杭州，北至徐州，儘可能迅速地、並有步驟有計劃地將一切可能控制的區域控制在我們手中，獨立自主地擴大軍隊，建立政權，設立財政機關，徵收抗日捐稅，設立經濟機關，發展工農商業，開辦各種學校，大批培養幹部。中央前要你們在一年內，在江浙兩省敵後地區，擴大武裝至十萬人和迅速建立政權等項，不知你們具體布置如何;”
在同一封指示信里，毛澤東還指示說：“在國民黨統治區域的方針，則和戰爭區域、敵後區域不同。在那裡，是隱蔽精幹，長期埋伏，積蓄力量，以待時機，反對急性和暴露;利用國民黨一切可以利用的法律，命令和社會習慣所允許的範圍，穩紮穩打地進行鬥爭和積蓄力量;”
毛澤東的指示信證實了《延安日記》的作者所揭露的歷史真相：“;中共軍隊只能在表面上服從南京，實際上必須服從延安指揮。南京任何命令，必須先報告延安，以保持獨立的黨，獨立的軍隊，獨立的指揮系統，並且主要是擴張地盤。”
大家都知道所謂“皖南事變”，知道周恩來曾矯情地寫下過“千古奇冤，江南一葉”的“悲憤之詞”，共產黨更將“皖南事變”是國民黨不打外戰專打內戰的陰謀，宣傳得全世界、全人類都知道。然而，皖南事變就是在我剛才講的、毛澤東對東南局的指示信背景之下，因新四軍絕不服從最高統帥部的命令，一向專打國軍、不打日軍、甚至是專打我台兒庄大戰的抗日主力韓德勤部，才終於造成的悲劇。誠如當時的《大公報》所報導的那樣，“蘇北方面，新四軍陳毅管文蔚等部，於七月擅自由江南防區渡過江北，襲擊韓主席(德勤)所屬陳秦運部，攻陷如皋之古溪蔣霸等地後，又陷秦於黃橋及泰縣之蔣堰曲塘，到處設卡收稅，收繳民槍，繼更成立行政委員會，破壞行政系統，並截斷江南江北補給線。統帥部雖嚴令制止，仍悍不遵命，復於十月四日向蘇北韓主席部猛攻，韓部獨六旅十六團韓團長遇害;五日又攻擊八十九軍，計划去該軍三十三師師長孫啟人，旅長苗端體以下官佐士兵數千人，五日晚又繼續襲擊，致李軍長守維翁旅長秦團長等被沖落水，生死不明，其它官佐士兵遇害者不計其數。現韓主席部已繼續撤至東台附近，而該軍尚進攻不已”。
《大公報》的這篇報導，道出了事變的真相，也道出了事變的前因後果，但悲劇仍然在於，當總參謀部向延安反映新四軍的惡跡時，他們並不知道，新四軍執行的正是延安的命令，特別是毛澤東對東南局的指示。所以，《大公報》記者亦曾感慨說道：到二十五年冬西安事變以後，共產黨取消了建制，共軍改編為國民革命軍，軍令統一了，最高統帥權確立了，國家的統一規模才算告成。我們必須切記，國家這點統一規模，是經過二十八年的內戰，流了無量的血，付了無數的犧牲，才產生出來的。我們更須切記，假使我們國家沒有這點統一的規模，我們根本就沒有發動這次民族自衛戰爭的資格。這樣艱難得來的國家統帥權，我們全體國民必然要堅持擁護，業已統一了的國家，我們全體國民必不讓它分裂!”
然而，共產黨從1920年八月蘇共為他創建的那一天起，他就從來沒有停止過分裂我們的大中華民國，從來沒有停止過要顛覆我們的大中華民國。全面抗戰開始前，它利用國難來分裂中國，顛覆民國;全面抗戰開始後，它就乾脆乘國難來分裂中國和顛覆民國了!這正是它準備奪權打天下的機會所在，它如何能夠放棄呢!
四、是罌粟花香，不是麥棉花香
大家都知道，有一首歌頌中共開展大生產運動的著名歌曲──名叫南泥灣，唱的是“花籃里花兒香;”，曾在長達半個世紀的歲月里，唱遍了我們的中國大陸。然而，幾代中國人卻根本不知道，那花籃里飄出來的竟是罌粟的香味，就是鴉片花香!因為八路軍第三五九旅的“大生產運動”和中共吹了六年的、為抗日而開展的八路軍大生產運動，不是種糧食，而是種鴉片!這對我們大陸的幾代中國人來說，乍一聽到，簡直有石破天驚之感。這是真的嗎?是真的。在今天中國大陸民間的歷史反思成就中，這就是它最重要的成就之一;而毛澤東所寫下的那一篇光輝著作――《為人民服務》裡面所表揚的那位“張思德”，就是“熬鴉片”的，而不是燒碳的!
對此，《延安日記》對它予以了徹底的揭露。彼得這樣寫道：“到處在做非法的鴉片交易。例如，在茶陵，遠在後方的120師部，撥出一間房子來加工原料，製成鴉片後就從這裡運往市場;政治局已經任命任弼時為鴉片問題專員。因為當尤任問及毛澤東‘特區的農民往往由於非法買賣鴉片受到懲辦，而現在甚至是共產黨領導的軍隊與機關也在公開地生產鴉片──這到底是怎麼一回事?’毛澤東沒有吭聲。鄧發(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代毛澤東回答說：‘從前特區只是把鹽和鹼運往國統區。我們一掛掛大車滿載著鹽出去，帶回來的錢袋卻是癟的，而且還只有一個錢袋!現在我們送出去一袋鴉片，就能夠帶回滿滿的一車錢。我們就用這些錢向國民黨買武器，回頭再用這些武器來收拾他們!’;中共政治局甚至批准，要加強發展公營的鴉片生產和貿易;要在一年內為中央政府所轄的各省的市場(叫作對外市場)至少提供一百二十萬兩的鴉片;鴉片的事情，就是說罌粟的種植與加工，大部分將由部隊來做管。賀龍的120師所在地是最主要的提供鴉片的地區(這個師已長期做這項生意);毛澤東同志認為，種植、加工和出售鴉片不是件太好的事情。可是毛澤東同志說，在目前形勢下，鴉片是要起打先鋒的、革命的作用，忽視這點就錯了，政治局一致支持中共中央主席的看法。”此外彼得還憤怒地說道：“解放區出現了一片怪現象。中共的部隊同樣也出現了這種怪現象。他們全部在儘可能地與淪陷區的日軍做生意;實際上晉西北各縣都充斥著五花八門的日貨。這些日貨都是由淪陷區日軍倉庫所直接供應的。
這就是中共大生產運動的真正內容，就是那一曲“花籃里花兒香”的創作源泉，更是一曲“靠種鴉片發財、賣鴉片禍民，和“賺鴉片錢來專打國民黨、卻絕不是去打日寇”的“中共抗日絕唱”!
五、是通敵賣國，不是抗日救國
中共在“9.18”至“7.7”的6年當中，曾鐵定的賣國、裂國事實，我們已經說得很清楚了。然而，就是在後來大中華民國的八年全面衛國戰爭中，中共除掉和佔領了我們國土的日本軍隊“通商”、“互通有無”和通過日本佔領者向敵占區的中國人出售鴉片、毒害自己同胞之外，我還想告訴大家的是，今年已經在北京再版的《延安日記》一書，揭露了比中共種植和販賣鴉片更要嚴重的事實。這個事實，就是中共最高領導層曾直接通敵賣國。該書作者寫道：“我無意中看到一份新四軍總部的來電。這份總部的報告完全清楚地證實了：中共領導與日本派遣軍最高司令部之間，長期保存著聯繫;電報無疑還表明與日軍司令部聯繫的有關報告，是定期送到延安來的。”因為，“葉劍英告訴了毛澤東，我已經知道了新四軍發來的電報內容。中共中央主席跟我解釋了很久，說明共產黨領導人為什麼決定與日本佔領軍司令部建立聯繫。”“中共領導人中只有幾個人知道此事，毛的一個代理人，可以說一直隸屬於南京的岡村寧次大將總部的，什麼時候需要，他都可以在日本反間諜機構的嚴密保護下，暢通無阻地往返於南京與新四軍總部之間。”
其實，1984年大陸出版的《南京志史》早已披露了中共當年賣國通敵的事實。該書揭露：新四軍聯絡部長楊帆居然能夠直進直入南京崗村寧次司令部，並受到禮遇。事因則是：;太平洋戰爭的爆發，使日本陷於戰線過長的困境。中國戰場上，國軍仍頑強抵抗。為了挽救這種極其被動的局面，至1945年6月，岡村寧次向新四軍軍部發出了議和信息;新四軍接報，因感到事關重大，立即報請中共華東局請示中央。延安立即密電答覆說，“可以和日方秘密接觸”。於是，六月初，日軍便派出了以日本天皇的乾兒子、日軍總司令部參謀部對共工作組組長為首的使團，向中共提出了“局部和平”的方案，並建議中共方面派出負責官員前往南京與日軍總部首腦直接談判;經中共中央迅速批複，新四軍聯絡部長楊帆便啟程赴南京。抵寧次日，日本中國派遣軍總司令部副參謀長今井武夫和楊帆開始正式談判，並提出‘局部和平文本草案’，除雙方停止軍事行動以之外，日方還答應讓出蘇北的八個縣城給新四軍，新四軍需保持中立，也可以將來和日方合作，共同對付蔣介石的國軍和美、英方面;同時還協商好了保持秘密接觸的級別、方式、地點、時間，為進一步談判做好了準備工作;而這一系列賣國勾當便是弗拉基米若夫在一九四五年八月發現的秘密;”
六、是繼續製造兩個中國，不是建立抗日根據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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