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具理性，關注成敗；價值理性，關注是非。光津津樂道毛澤東贏是不够的，還得看他怎麽贏，爲什麽贏？建國和治國並不是互相割裂的兩件事
《名星》高伐林 專稿
毛澤東去世37年，一直沒有退出民衆視野。中國新領導人接班之後，隨著毛澤東120年冥誕臨近，毛澤東在經歷過他的時代的人和“70後”“80後”“90後”中重新升溫。最近我收到國內一位年輕晚輩專談毛澤東評價的來信，便覆信與他商榷，有了下面的文字。
××，收讀你評說毛澤東的信。在你這樣的年齡、又並非專業從事政治和歷史研究的人當中，對毛澤東與中國大陸的歷史走向竟如此認真思考；從你的信看，你潛心研讀，獨立思考，尤其是你力避極端，兼及功罪，而不是像當前一些人那樣，重新神化或一味妖魔化毛澤東。這些，都讓我十分贊同。
這裡，我也就單刀直入，談談你的信中我不認同的觀點。
工具理性與價值理性
你認爲，應該將毛澤東的建國和治國分開來評價，說“在打天下的過程中，毛澤東贏了，就證明他用的戰略、戰術、計謀是正確的，他具備的優點是他的對手所不具備的——所謂‘適者生存’，這是大自然的競爭法則”。
你的看法，在“工具理性”這個層面，能說得通。所謂“工具理性”，就是通過精確計算功利、最有效達到目的的理性。簡而言之，就是研究怎樣去贏的理性。毛能贏，說明他主觀制訂的策略符合客觀實際，是合理的。
但是，“工具理性”之上，更有“價值理性”：一項舉措本身所能代表的價值，是否實現社會的公平、正義、忠誠、榮譽等，它所關注的，是從某些具有實質的、特定的價值理念的角度，來看行為的合理性。
工具理性，研究手段的有效；價值理性，研究目的的合理；
工具理性，關注成敗；價值理性，關注是非；
工具理性，注重如何贏；價值理性，注重贏什麼，為什麼贏？
我們要從歷史的高度，而不是從軍事學的單一維度來評判這位黨和國家的創始人——即使是軍事學，至少是中國傳統的軍事學如《孫子兵法》，也不是光講克敵制勝的戰略戰術，而也要強調戰爭的正義性，是由“不爭”出發而談“爭”，反覆說“慎戰”“非戰”“爭者有道”“師出有名”。那麽我們如今又怎麼能認同“成王敗寇”、“為達目的、不擇手段”這種思路呢？
若一個江洋大盜籠絡駕馭了一批人才，百折不撓，建立了販毒、走私軍火、販賣人口的黑幫體系，在他覆滅之前，也可以說，他在“工具理性”上是成功的；若一個不良商人，鑽研透了厚黑學，以次充好，偽造數據，打擊對手，騙取了消費者的信任，在市場上成為龍頭老大，在他被揭露之前，也符合你所說的，他“贏了，那麼他用的戰略、戰術、計謀就是成功正確的”——我們該推崇這樣的成功麼？
建國與治國不能分開
毛澤東的建國和治國，這兩者是連續的。毛澤東爲了奪取政權，對農民許願說，耕者有其田，要得土地就跟我們走啊！農民信了，參軍支前交公糧，支持他打下天下。經過土改，農民分得了土地，但是高興了三四年，土地又從農民手裡弄走了！而他對工商業者、對知識分子，也無不如此，高舉新民主主義旗幟許了各種願贏得民心——1949年前後他有多麼高的口碑！——但拿到政權之後卻不僅不兌現，食言以肥，反過來收拾那些要求、懇求、哀求他說話算話的人，這個時候，因為他掌握了暴力機器，發動一次次政治運動，各界受騙者再有不滿，都不能改變他們被奴役的命運了。若一個人將錢財騙到手，再反過來將被騙者惡整一頓又一頓，我們能將其分開來評價，只批評後者而稱讚前者嗎？
你說，兩軍對壘要用策略，“打仗靠誠實、誠信能勝利嗎？”沒錯，《孫子兵法》也說“兵以詐立”。但這裡的問題有兩個，第一個問題太大：“毛澤東堅持要用武力推翻國民黨政權究竟對不對？”這裡姑且不論；第二個不太大，一句話就能說清楚：如果說跟國民黨兵戎相見之際，要靠計謀，騙敵人是題中應有之義；那麼，並不是從一開頭就是天生的敵人吧，不是還一塊兒磋商和平建國麼？更何況，對自己的黨員、自己的群眾和自己的同盟者，該不是你死我活打仗的關係吧？
再說，談取勝不能不將代價的因素考慮進去。一只iphone再好，如果標價100萬元，你就是拿得出這筆錢，也不會買吧？僅從“工具理性”層面來看，也要儘量投入少、產出多才對。毛澤東則不惜民力、不計人命，釀出多少巨禍！1957年到莫斯科演講時，他說“核大戰也沒有什麼可怕，中國六億人，就算最多死一半，但帝國主義也完了，剩下的人將在廢墟上建成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將赫魯曉夫和其它紅色國家的領袖們驚嚇得目瞪口呆！這就是毛澤東，為實現他的理想社會藍圖，花上幾百萬、幾千萬、幾億人命的代價，都可以不在乎。
他不在乎，我們這些評說毛澤東的後人，也不在乎麼？
中國大陸一位著名學者劉小楓最近稱毛澤東是“國父”，引起海內外激烈爭辯。從創立中華人民共和國這層意義上講，稱毛澤東為“國父”，似也有理。但是我們從來沒有稱秦始皇為秦朝“國父”，稱朱元璋為明朝“國父”，稱努爾哈赤為清朝“國父”。這一次改朝換代的領袖就算是“國父”，在歷史上他是一個多麼糟糕、多麽惡劣的“國父”！
評價毛澤東這樣的領袖，是應以他創立的國為本位，還是應以民為本位？孟子說，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這是中國傳統文化的精髓。我們不應該從中共、也不應該從共和國的角度看他，而應該從中華民族、從整個人類的視野看待他。他的軀體躺在天安門廣場的紀念堂裡，他的影響則廣泛地存在於現實，制約著未來。用年輕人中現在挺流行的名詞來講，他的“正能量”不能說沒有，但他的“負能量”則更極其巨大，在今後相當長一段時間恐怕還不會消退，甚至還可能繼續加劇。（《名星》第2期）
《名星》高伐林 專稿
毛澤東去世37年，一直沒有退出民衆視野。中國新領導人接班之後，隨著毛澤東120年冥誕臨近，毛澤東在經歷過他的時代的人和“70後”“80後”“90後”中重新升溫。最近我收到國內一位年輕晚輩專談毛澤東評價的來信，便覆信與他商榷，有了下面的文字。
××，收讀你評說毛澤東的信。在你這樣的年齡、又並非專業從事政治和歷史研究的人當中，對毛澤東與中國大陸的歷史走向竟如此認真思考；從你的信看，你潛心研讀，獨立思考，尤其是你力避極端，兼及功罪，而不是像當前一些人那樣，重新神化或一味妖魔化毛澤東。這些，都讓我十分贊同。
這裡，我也就單刀直入，談談你的信中我不認同的觀點。
工具理性與價值理性
你認爲，應該將毛澤東的建國和治國分開來評價，說“在打天下的過程中，毛澤東贏了，就證明他用的戰略、戰術、計謀是正確的，他具備的優點是他的對手所不具備的——所謂‘適者生存’，這是大自然的競爭法則”。
你的看法，在“工具理性”這個層面，能說得通。所謂“工具理性”，就是通過精確計算功利、最有效達到目的的理性。簡而言之，就是研究怎樣去贏的理性。毛能贏，說明他主觀制訂的策略符合客觀實際，是合理的。
但是，“工具理性”之上，更有“價值理性”：一項舉措本身所能代表的價值，是否實現社會的公平、正義、忠誠、榮譽等，它所關注的，是從某些具有實質的、特定的價值理念的角度，來看行為的合理性。
工具理性，研究手段的有效；價值理性，研究目的的合理；
工具理性，關注成敗；價值理性，關注是非；
工具理性，注重如何贏；價值理性，注重贏什麼，為什麼贏？
我們要從歷史的高度，而不是從軍事學的單一維度來評判這位黨和國家的創始人——即使是軍事學，至少是中國傳統的軍事學如《孫子兵法》，也不是光講克敵制勝的戰略戰術，而也要強調戰爭的正義性，是由“不爭”出發而談“爭”，反覆說“慎戰”“非戰”“爭者有道”“師出有名”。那麽我們如今又怎麼能認同“成王敗寇”、“為達目的、不擇手段”這種思路呢？
若一個江洋大盜籠絡駕馭了一批人才，百折不撓，建立了販毒、走私軍火、販賣人口的黑幫體系，在他覆滅之前，也可以說，他在“工具理性”上是成功的；若一個不良商人，鑽研透了厚黑學，以次充好，偽造數據，打擊對手，騙取了消費者的信任，在市場上成為龍頭老大，在他被揭露之前，也符合你所說的，他“贏了，那麼他用的戰略、戰術、計謀就是成功正確的”——我們該推崇這樣的成功麼？
建國與治國不能分開
毛澤東的建國和治國，這兩者是連續的。毛澤東爲了奪取政權，對農民許願說，耕者有其田，要得土地就跟我們走啊！農民信了，參軍支前交公糧，支持他打下天下。經過土改，農民分得了土地，但是高興了三四年，土地又從農民手裡弄走了！而他對工商業者、對知識分子，也無不如此，高舉新民主主義旗幟許了各種願贏得民心——1949年前後他有多麼高的口碑！——但拿到政權之後卻不僅不兌現，食言以肥，反過來收拾那些要求、懇求、哀求他說話算話的人，這個時候，因為他掌握了暴力機器，發動一次次政治運動，各界受騙者再有不滿，都不能改變他們被奴役的命運了。若一個人將錢財騙到手，再反過來將被騙者惡整一頓又一頓，我們能將其分開來評價，只批評後者而稱讚前者嗎？
你說，兩軍對壘要用策略，“打仗靠誠實、誠信能勝利嗎？”沒錯，《孫子兵法》也說“兵以詐立”。但這裡的問題有兩個，第一個問題太大：“毛澤東堅持要用武力推翻國民黨政權究竟對不對？”這裡姑且不論；第二個不太大，一句話就能說清楚：如果說跟國民黨兵戎相見之際，要靠計謀，騙敵人是題中應有之義；那麼，並不是從一開頭就是天生的敵人吧，不是還一塊兒磋商和平建國麼？更何況，對自己的黨員、自己的群眾和自己的同盟者，該不是你死我活打仗的關係吧？
再說，談取勝不能不將代價的因素考慮進去。一只iphone再好，如果標價100萬元，你就是拿得出這筆錢，也不會買吧？僅從“工具理性”層面來看，也要儘量投入少、產出多才對。毛澤東則不惜民力、不計人命，釀出多少巨禍！1957年到莫斯科演講時，他說“核大戰也沒有什麼可怕，中國六億人，就算最多死一半，但帝國主義也完了，剩下的人將在廢墟上建成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將赫魯曉夫和其它紅色國家的領袖們驚嚇得目瞪口呆！這就是毛澤東，為實現他的理想社會藍圖，花上幾百萬、幾千萬、幾億人命的代價，都可以不在乎。
他不在乎，我們這些評說毛澤東的後人，也不在乎麼？
中國大陸一位著名學者劉小楓最近稱毛澤東是“國父”，引起海內外激烈爭辯。從創立中華人民共和國這層意義上講，稱毛澤東為“國父”，似也有理。但是我們從來沒有稱秦始皇為秦朝“國父”，稱朱元璋為明朝“國父”，稱努爾哈赤為清朝“國父”。這一次改朝換代的領袖就算是“國父”，在歷史上他是一個多麼糟糕、多麽惡劣的“國父”！
評價毛澤東這樣的領袖，是應以他創立的國為本位，還是應以民為本位？孟子說，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這是中國傳統文化的精髓。我們不應該從中共、也不應該從共和國的角度看他，而應該從中華民族、從整個人類的視野看待他。他的軀體躺在天安門廣場的紀念堂裡，他的影響則廣泛地存在於現實，制約著未來。用年輕人中現在挺流行的名詞來講，他的“正能量”不能說沒有，但他的“負能量”則更極其巨大，在今後相當長一段時間恐怕還不會消退，甚至還可能繼續加劇。（《名星》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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