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密“革命”与“兴衰”
－－顾晓军主义：改变中国·之二千四百一十二
中共在纪念毛泽东，我不可能充耳不闻，也不可能不作任何思考；下面，我就把我思考的偶得、奉献给大家。
井冈山。井冈山，原本是袁文才、王佐占山为王的地方，这大家都知道。那么，为什么袁文才、王佐，能够容得下毛泽东呢？这，当然是因为毛泽东的怀柔策略。但，这只是其一。更重要的是，井冈山方圆275公里、有大小峰峦500余座……这，是能容纳两支武装的根本。
袁文才和王佐占山为王、打家劫舍，不可能不被当地民团及国民党地方政权视为敌人、企图剿灭；因此，毛泽东的出现、可与袁文才和王佐形成互为犄角之势。这是袁文才和王佐的最初的心理与动机，是容下两支武装的根本。
有了井冈山能够容纳得下两支武装的根本与袁文才和王佐试图与毛泽东形成互为犄角之势、这两个最基本的要点，毛泽东才能够在井冈山站稳脚跟。而有了这些，才谈得上“交朋友”与“接受改编”等。
在朱德上井冈山之后，“井冈山能够容纳得下”的这一基本事实没有太大的改变，且增加了防御力量，所以有“反围剿”的胜利。但，彭德怀再率人上井冈山之后，这个“容纳得下”改变了，所以就有井冈山“反围剿”的失败（井冈山的“反围剿”，与后来中央苏区的“反围剿”是两回事）与毛泽东率众撤离井冈山。
毛泽东带走熟悉井冈山的袁文才、留下不熟悉井冈山的彭德怀，是革命家的“雄才大略”。离开了井冈山，袁文才就什么也不是。结果也如此，袁文才后“被诬陷杀害”。而彭德怀，也不可能守得住井冈山；最后，在损兵折将的情况下不得不离开井冈山。事实上，彭德怀掩护了毛泽东的下赣南。
革命家，不比民主人士；革命家，是需要“雄才大略”的。民主政治，有革命的一面，也有“非暴力”的一面。“非暴力”的一面，未必需要“雄才大略”；而革命的一面，则也需要“雄才大略”。然，就总体而言，革命的民主政治与非民主的革命家，其实就是精英政治。从某种程度而言，革命家更具有精英政治的特点（虽然在革命的初期，他们还谈不上是精英，但，他们身上有精英的特质，是未来的精英。不过是、被当时的人们忽视了。也正因为被忽视了，所以这些具有“雄才大略”的革命家，才会有日后的成功）。
朱元璋，也是革命家。在人类社会的历史长河中、在民主政治没有出现之前，改朝换代的主要形式只有一种，这种形式、就是造反。在近代，人们习惯于把所谓有意识形态内容的造反、称之为：革命。其实，只要是造反、基本上都会有意识形态的内容。太平天国（“拜上帝会”）如此，白莲教（称弥勒教）如此，义和团（“扶清灭洋”）如此，水泊梁山（“替天行道”）如此，朱元璋（“反元”）也如此。
说到朱元璋，人们就会想起“炮打庆功楼”。其实，“炮打庆功楼”未必有什么不好。“炮打庆功楼”，既是非民主政治的必然结果，也是朱元璋这类革命家的“雄才大略”。毛泽东的成功，就在于“炮打庆功楼”；毛泽东的失败，也在于“炮打庆功楼”－－也就是说：毛泽东的“雄才大略”还不够炉火纯青，没有把“炮打庆功楼”运用的恰到好处与十分得当。
苏联的肃反运动，其实就是一种“炮打庆功楼”，是斯大林接列宁的班、做稳位子所必须的、另一种形式的“炮打庆功楼”。而传到中国后，就成了抓“AB团”。抓“AB团”，因杀的人太多，如今把它称作“左”倾教条主义路线错误。其实，这是不敢面对历史、不愿承认事实，忽悠自己、忽悠别人、忽悠民众，有意搞混事件的真相的行为。
革命的本质是什么？是前朝渐失人心，是反前朝的各路人才的大汇聚。而人才太多了，必然会形成“麻袋装洋钉－－个个想出头”的局面。而这种时候怎么办？就必须修理掉一批。
以上讲的是一般规律。那么，从中共的发展史讲呢？也一样。且，不这样就无法把最“雄才大略”的部分保存下来。30年代的瑞金是这样－－抓“AB团”，使毛泽东这一支得到重大发展。而在鄂豫皖也是这样－－抓“AB团”，张国焘发展成气势如虹的红四方面军。而西路军的失败、张国焘在中共党内遭到批判与不重用、及其后所谓的张国焘叛变投靠国民党与蒋介石等，都是“炮打庆功楼”、是人才太多而进行的客观与必要的修理。
民主政治，是选举政治，不需要“炮打庆功楼”。而非民主政治的、非选举政治的革命，都需要“炮打庆功楼”。不单革命成功后，需要“炮打庆功楼”，且在革命的过程中、革命的态势稍稍好一点的时候，都需要不断的、一次次地“炮打庆功楼”，以保留下最优质者。
这，也是毛泽东为什么喜欢斗的原因。其实，这是革命的这一特定形式、赋予毛泽东的特质，也是一个革命家、一个“雄才大略”者，必须具备的。如果他不具备“炮打庆功楼”的特质，那么，他就会被淘汰、被出局，就会被别人“炮打庆功楼”。
朱元璋的“炮打庆功楼”，其实就是干掉有功的众武将、改变官僚比例，在某种程度上实行文官统治。文官统治比武将干预朝政或军头分而治之等，肯定是进步，也肯定是一种文明。且，还便于封建帝王的子弟及家族的接班。
文化大革命，也是一种“炮打庆功楼”。不搞文化大革命，毛泽东就没有可能把班交到他信任、他愿意交的人手中。毛泽东的错误，一是“炮打庆功楼”太晚了，二是没有把他的同时代人都打掉。试想，如果他在杀刘青山与张子善时，有计划、有目的地“炮打庆功楼”，又会是一个什么局面？如果他把开国元勋、包括元帅和大将乃至上将及部长级和地方省级的，都统统列入“炮打庆功楼”的计划与对象的话，那么，他希望的、他所指定的接班人、还怎么可能不稳稳的接班呢？
革命，就是革命。在革命的过程中、尤其是在成功之后，怀柔的策略、是暂时的、一时的，而“炮打庆功楼”、才是必然的、长久的，甚至是衡定的；因，这是规律性的东西，是任何人都难以、甚至是不可违背与抗拒的。这，就是民主的选举政治、与革命和革命成功后不实行民主的政治之间的、最根本的区别之所在。
当然，“炮打庆功楼”的直接结果与后果，就是人才的匮乏、就是庸才当道。而这，也就是“革命”从“兴”走向“衰”的必然。纵观古今中外，概莫如是。
此外，中共的红二代、红三代的接班，其实就是今日朝鲜的“白头山血统”之举，也就是前清“八旗子弟”的做法。且不去说其他，单就其内在的人才的匮乏上，就如同“炮打庆功楼”的后果、是如出一辙的。其他，还需要我顾晓军再说些什么呢？
顾晓军 2013-12-31 南京
－－顾晓军主义：改变中国·之二千四百一十二
中共在纪念毛泽东，我不可能充耳不闻，也不可能不作任何思考；下面，我就把我思考的偶得、奉献给大家。
井冈山。井冈山，原本是袁文才、王佐占山为王的地方，这大家都知道。那么，为什么袁文才、王佐，能够容得下毛泽东呢？这，当然是因为毛泽东的怀柔策略。但，这只是其一。更重要的是，井冈山方圆275公里、有大小峰峦500余座……这，是能容纳两支武装的根本。
袁文才和王佐占山为王、打家劫舍，不可能不被当地民团及国民党地方政权视为敌人、企图剿灭；因此，毛泽东的出现、可与袁文才和王佐形成互为犄角之势。这是袁文才和王佐的最初的心理与动机，是容下两支武装的根本。
有了井冈山能够容纳得下两支武装的根本与袁文才和王佐试图与毛泽东形成互为犄角之势、这两个最基本的要点，毛泽东才能够在井冈山站稳脚跟。而有了这些，才谈得上“交朋友”与“接受改编”等。
在朱德上井冈山之后，“井冈山能够容纳得下”的这一基本事实没有太大的改变，且增加了防御力量，所以有“反围剿”的胜利。但，彭德怀再率人上井冈山之后，这个“容纳得下”改变了，所以就有井冈山“反围剿”的失败（井冈山的“反围剿”，与后来中央苏区的“反围剿”是两回事）与毛泽东率众撤离井冈山。
毛泽东带走熟悉井冈山的袁文才、留下不熟悉井冈山的彭德怀，是革命家的“雄才大略”。离开了井冈山，袁文才就什么也不是。结果也如此，袁文才后“被诬陷杀害”。而彭德怀，也不可能守得住井冈山；最后，在损兵折将的情况下不得不离开井冈山。事实上，彭德怀掩护了毛泽东的下赣南。
革命家，不比民主人士；革命家，是需要“雄才大略”的。民主政治，有革命的一面，也有“非暴力”的一面。“非暴力”的一面，未必需要“雄才大略”；而革命的一面，则也需要“雄才大略”。然，就总体而言，革命的民主政治与非民主的革命家，其实就是精英政治。从某种程度而言，革命家更具有精英政治的特点（虽然在革命的初期，他们还谈不上是精英，但，他们身上有精英的特质，是未来的精英。不过是、被当时的人们忽视了。也正因为被忽视了，所以这些具有“雄才大略”的革命家，才会有日后的成功）。
朱元璋，也是革命家。在人类社会的历史长河中、在民主政治没有出现之前，改朝换代的主要形式只有一种，这种形式、就是造反。在近代，人们习惯于把所谓有意识形态内容的造反、称之为：革命。其实，只要是造反、基本上都会有意识形态的内容。太平天国（“拜上帝会”）如此，白莲教（称弥勒教）如此，义和团（“扶清灭洋”）如此，水泊梁山（“替天行道”）如此，朱元璋（“反元”）也如此。
说到朱元璋，人们就会想起“炮打庆功楼”。其实，“炮打庆功楼”未必有什么不好。“炮打庆功楼”，既是非民主政治的必然结果，也是朱元璋这类革命家的“雄才大略”。毛泽东的成功，就在于“炮打庆功楼”；毛泽东的失败，也在于“炮打庆功楼”－－也就是说：毛泽东的“雄才大略”还不够炉火纯青，没有把“炮打庆功楼”运用的恰到好处与十分得当。
苏联的肃反运动，其实就是一种“炮打庆功楼”，是斯大林接列宁的班、做稳位子所必须的、另一种形式的“炮打庆功楼”。而传到中国后，就成了抓“AB团”。抓“AB团”，因杀的人太多，如今把它称作“左”倾教条主义路线错误。其实，这是不敢面对历史、不愿承认事实，忽悠自己、忽悠别人、忽悠民众，有意搞混事件的真相的行为。
革命的本质是什么？是前朝渐失人心，是反前朝的各路人才的大汇聚。而人才太多了，必然会形成“麻袋装洋钉－－个个想出头”的局面。而这种时候怎么办？就必须修理掉一批。
以上讲的是一般规律。那么，从中共的发展史讲呢？也一样。且，不这样就无法把最“雄才大略”的部分保存下来。30年代的瑞金是这样－－抓“AB团”，使毛泽东这一支得到重大发展。而在鄂豫皖也是这样－－抓“AB团”，张国焘发展成气势如虹的红四方面军。而西路军的失败、张国焘在中共党内遭到批判与不重用、及其后所谓的张国焘叛变投靠国民党与蒋介石等，都是“炮打庆功楼”、是人才太多而进行的客观与必要的修理。
民主政治，是选举政治，不需要“炮打庆功楼”。而非民主政治的、非选举政治的革命，都需要“炮打庆功楼”。不单革命成功后，需要“炮打庆功楼”，且在革命的过程中、革命的态势稍稍好一点的时候，都需要不断的、一次次地“炮打庆功楼”，以保留下最优质者。
这，也是毛泽东为什么喜欢斗的原因。其实，这是革命的这一特定形式、赋予毛泽东的特质，也是一个革命家、一个“雄才大略”者，必须具备的。如果他不具备“炮打庆功楼”的特质，那么，他就会被淘汰、被出局，就会被别人“炮打庆功楼”。
朱元璋的“炮打庆功楼”，其实就是干掉有功的众武将、改变官僚比例，在某种程度上实行文官统治。文官统治比武将干预朝政或军头分而治之等，肯定是进步，也肯定是一种文明。且，还便于封建帝王的子弟及家族的接班。
文化大革命，也是一种“炮打庆功楼”。不搞文化大革命，毛泽东就没有可能把班交到他信任、他愿意交的人手中。毛泽东的错误，一是“炮打庆功楼”太晚了，二是没有把他的同时代人都打掉。试想，如果他在杀刘青山与张子善时，有计划、有目的地“炮打庆功楼”，又会是一个什么局面？如果他把开国元勋、包括元帅和大将乃至上将及部长级和地方省级的，都统统列入“炮打庆功楼”的计划与对象的话，那么，他希望的、他所指定的接班人、还怎么可能不稳稳的接班呢？
革命，就是革命。在革命的过程中、尤其是在成功之后，怀柔的策略、是暂时的、一时的，而“炮打庆功楼”、才是必然的、长久的，甚至是衡定的；因，这是规律性的东西，是任何人都难以、甚至是不可违背与抗拒的。这，就是民主的选举政治、与革命和革命成功后不实行民主的政治之间的、最根本的区别之所在。
当然，“炮打庆功楼”的直接结果与后果，就是人才的匮乏、就是庸才当道。而这，也就是“革命”从“兴”走向“衰”的必然。纵观古今中外，概莫如是。
此外，中共的红二代、红三代的接班，其实就是今日朝鲜的“白头山血统”之举，也就是前清“八旗子弟”的做法。且不去说其他，单就其内在的人才的匮乏上，就如同“炮打庆功楼”的后果、是如出一辙的。其他，还需要我顾晓军再说些什么呢？
顾晓军 2013-12-31 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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