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克：制度的进化不能仅依靠一种势力
已有十三亿人口之多的现今中国里，仍然有一些没有羞耻的党亲家戚虽然知道党天下体制乃是亡国、亡族、亡党、亡种的万恶之源，但依然顽固地行使着一党专制的独裁机制，直接或间接地给社会造成的人为灾害早是罄竹难书，面对问题多多的体制，当权者自己也没有什么好办法加以解决。也是依样画葫芦地在人类历史长河中，一难紧接着一难、不离窠臼地导演着自然悲剧。
在中国，孙中山先生第一个推行的民主机制是在上个世纪初，而美国华盛顿倡导的民主机制比孙中山要早一百年。这充分说明，杂居新地与祖居老地的人们的思想主意思的根本区别就是杂居新地的人们更知道更好地适应环境，依靠众人，为众人利益设想，而祖居老地的却总是依赖传统的生存方式是依靠自己，为自家服务。即使这样，中国民主体制比人家美国晚了百年到了没多少年、也被后继者蒋介石给破坏了——祖居老地的狭隘主意思的恶果。
作为后人，我们都能看到，假如孙中山多活三十年地当家作主，国民党就不会败得这么惨，更不会有共产党独裁统治五十余年的尴尬事。
新的制度建立，门庭更替，在任何独裁国家，要么传种接代地非用上与自己有血缘关系的近亲——哪怕近亲是一群猪猡；要么非有一些人流血牺牲还闹腾的更多的生灵涂炭以后才能成功，也是中国政治迟缓进化、至今不能彻底灭绝独裁者、所拥有的弱肉强食的法则的根本症结。
为什么，独裁者不能与本国人民共商国是地非要自相残杀呢？大家心平气和地来共谋发展多好啊？因为，在自诩有几千年文明史的中国中，传统礼教大大地影响了、毒害了中华民族的思维原则，仿佛弱者都该是奴才、强者必须是主子才符合天理。而又有种人没有主子就不能活似的，又确实愿意做奴才，才导致了许多的流氓无赖更愿意做主子，好奴役更多的必须做奴才方能生存的人。
在中国社会里，权威者尽管嘴巴是追求和谐，由于自身上的行为十分低劣下作，也就影响了和谐的存在与进程。大家都已看到，中国这么多的不安定因素并不是平民百姓制造的，实在是那些利益集团招惹是非，巧取豪夺、强奸民意，不论公理，做起事来又没有底线，还受不到有效地约束而收敛，才出现了这样那样的动乱与血腥。
但我还是认为，中国实现全面民主只有全国各种势力都能参与协商考量，才能产生最佳绩效。况且，真正的民主制度不是仅给哪种人服务，还不影响中国内部的稳定与发展，否则，仅有那些利益集团执着血淋淋的刺刀随意刺杀反抗者地在上边忽悠，欺骗，杀戮，不能听取人民的建议，又总觉得自己是贵族，人民是蝼蚁般的贱类，那么，所制造出来的社会制度无法利于社会群体的正常生活；不利于社会更好地进步；不利于稳定和平发展；不利于消灭已经产生的社会矛盾。
在2004年，美国总统大选在电视画面上辩论的时候，其中有一位候选人说：“人可以经常改变他对某些问题的看法，但不能总是转变他看问题的原则，否则这个人便不是一个可以信赖的人。”
我觉得这就是中国人相反，也是一大通病，因为中国人看问题的原则不仅不只是“总是”变更，反而一层不变地吸取传统文化即祖制地大大影响了自己的视角，例如习近平就引用过东汉荀悦的名句指“善禁者，先禁其身而后人”。这位读书不多的习总表面上的正确使其洋洋自得地以为真的没有什么大错。其实，作为一个“寡头皇帝”，由于制度的落伍无法使所有的“大臣”懂得“先禁其身”的含义，甚至是懂得也不会先禁其身的人们更多的原因就是禁欲不爽。
垃圾人士在独裁国家才能进入官吏阶层，而在民主制度国家里，当前即使是垃圾人士他也要为了私利而变得文质彬彬，不像中共里面的那么多的官吏粗鲁无度，因为西方的民主制度已约束住了西方人的垃圾心。而身为心动的人们由于权衡利弊的过程中看到了危害后就会在迈步前决定了如何做了。
而在独裁制度里，多数的垃圾人士根本就不用权衡利弊地选择了刺激感官。要这样的人们去“先禁其身”，不如说是放纵他们更加巧妙伪装地干更多的卑鄙事。也是说，再不变通机制的话，仅靠官吏自身觉悟，即使扫除一窝再一窝的贪官污吏，也改变不了中国官吏中的恶行。尽管现在正在抓捕不靠公平竞争、乃用不正当手段起家发财的“有钱权的大小老虎”，反而遏制不住更多的尚没有贪腐的官吏源源不断地作为新的后继群，还更能使中国的财富更多地朝海外流失，使那些能贪污腐化的官吏懂得不能在国内收钱，或者是收钱收物的方式改为国外交易，或在国内进行黑市交易，有条件的，便使资产自然而然地转移到国外囤积。
在中国，尽管有点文凭的社会垃圾（人越垃圾就越贪婪）都源源不断地进入利益集团的匪巢，我们作为弱势群体再不转变看事物的原则，那么，只是憎恨贪官污吏而不能想到怎样制造出约束贪官污吏的实际方略，就是继续间接怂恿着他们发迹、或倒掉地恶性循环，所给国家、人民和我们每个人造成的损害就无法从根本上杜绝。
解决中国的社会问题，不如说当务之急的应该改变的是中国管理体制问题。任何国家，制造贪官污吏的制度不排除，也就不能停止一波换一波的恶性循环。当然，在中国，想改变体制也不要只想着怎么用武力对付或是怎么让对方消失，应该切合实际、尽可能的使对方不得不容忍、不得不妥协、不得不接受，才是最高的攻心为上的境界。要想到，只要是在一个大家庭里，就更需要妥协，做到又能做好公平的交易与适局的平衡。
那就需要我们拥有硬件势力。
当然，我们也看到了，作为我们这种没有实力的小良民，想让利益集团与我们平起平坐地妥协，没有硬件势力，不是现实的事，他们一边非法捞取民财，一边玷污人民的智商——没羞地代替人民做主外，还很蔑视或歧视无权无势的人民。其结果，贫富悬殊越来越大，越不把人民当着强势人看，越会践踏他们自己的森林法则，或任意宰割人民时还会恬不知耻地道：“人民需要被强奸的快感”。
有个号称为选票民主而战、不为钱权而战的民主信仰的先生，告诉我叶飞上将的儿子到过缅北，见到过军中大佬，他告诉他“缅北那些当地军头根本就不推行民主，而是搞军阀统治。”
我不知道叶飞将军的儿子是否真的去没去缅北，或假设去过更不清楚他有没有考虑过真的想在缅北扎根？怎样扎根？因为我接触到缅北的军头大佬有几个，与他们交流，知道他们的信仰就是毛左。但有一点也可以肯定，那就是缅北的任何军官都希望摆脱穷困，摆脱被缅甸政府军的威胁。而“叶飞将军的儿子”他看到的是表象，不足以设想在缅北立足。
对智者来说，表象的东西是能改变的，因为不可能落后的不能被先进的所取代。只要能够正确地决策，落后的岂能有不被先进的所取代的道理？不同的还需要有个过程。
任何新的事业的建立，关键就在于如何实行过程，和在对“过程”如何进行处理的工作，只有具备大智慧的人才能看准下手的间隙，才能打破不能进化的僵局。而一味受现成的事业那是常人的心态，不足以做开拓的先锋，更不能决策纲领性的路线。
眼下，中国到了十分危机的关头，就象戴旭在“论中国必有一战”的文中畅谈的中国迟早必有大战，国内的，国外的，难免出现军事对决，因为中国内部两极分化到了不有战争就解决不了实际问题的程度一样，美国布鲁金斯学会中国问题专家李成也认为：“习近平无法完成有效的政治改革将导致革命，但对外战争的可能则来自于习近平‘成功地’巩固了手里的权力。这倒不是因为他会运用战争来转移国内矛盾，而是通过对抗性的外交策略来撇清对他的指责。”
李成还认为：“引发国内革命的因素有：放缓的经济增速、日益蔓延的群体性事件、泛滥成灾的腐败、高层的恶性内斗以及对平民百姓的自由歧视等；而酿成对外战争的无疑是中国与日本、菲律宾、越南等国在领海问题上的争端。”
在这方面，我们也希望中共高层具有大智慧化解这些危机，因为一旦战争迭起，最后受害的还是平民百姓。至于来至美国的威胁，只要中国人能够化解内部矛盾，就不怕美国的挑衅。再说，苍蝇不叮无缝的蛋，没有缝隙的中国，美国再阴险，再邪恶，也是机关算尽无所获的事。
问题是，我们中国内部能不能团结一致呢？凭着现在官吏的邪恶行径，就连高智晟、刘晓波、吕家平这样的和平诉求人士都不能容忍，岂不影响了中国的和谐进步？从现状的中国官体演变来看，如果官吏们不改邪归正，到头来，受害的依然是我们中国自己。
我说，习总最明智的抉择第一件事就是大赦政治犯，从新估量民主人士的诉求。
眼下，我们作为民间的民主人士，知道了在缅北发展的政治意义，也清楚了整个缅北的存在，须完全依靠我们中国的暗地支持，才能站住脚跟。所以，他们必须与中共当局步调一致地仰中共鼻息。
可悲的是：现在，缅甸政府军在克钦邦军事打击占了上风，连中国主持的在瑞丽和平谈判会议都不在意，总想着用武力先解决克钦再说。也就自然把武力放在了第一位了。而中国的强人尴尬的位置就是没有震慑力，不能让缅甸政府军高度重视——还不就是那个石油管道的问题？
如今，中国能够在巴基斯坦接手瓜达尔港口，完全可以不要那个出海口，只要缅甸不与中国友好，甚至找些借口决不可以让中共支持缅北，那么中共政府就没有义务做那没有长远利益的打算。
再就是，打铁还要自身硬！解决中国管理制度所存在的实际问题到了刻不容缓的时刻了，也是割除万恶之源的上乘之方。不同的就是要必须平等、依靠各种各样的人，各种各样的势力，共同协商，方能改变国内不同心的现状。
2013-2-5
已有十三亿人口之多的现今中国里，仍然有一些没有羞耻的党亲家戚虽然知道党天下体制乃是亡国、亡族、亡党、亡种的万恶之源，但依然顽固地行使着一党专制的独裁机制，直接或间接地给社会造成的人为灾害早是罄竹难书，面对问题多多的体制，当权者自己也没有什么好办法加以解决。也是依样画葫芦地在人类历史长河中，一难紧接着一难、不离窠臼地导演着自然悲剧。
在中国，孙中山先生第一个推行的民主机制是在上个世纪初，而美国华盛顿倡导的民主机制比孙中山要早一百年。这充分说明，杂居新地与祖居老地的人们的思想主意思的根本区别就是杂居新地的人们更知道更好地适应环境，依靠众人，为众人利益设想，而祖居老地的却总是依赖传统的生存方式是依靠自己，为自家服务。即使这样，中国民主体制比人家美国晚了百年到了没多少年、也被后继者蒋介石给破坏了——祖居老地的狭隘主意思的恶果。
作为后人，我们都能看到，假如孙中山多活三十年地当家作主，国民党就不会败得这么惨，更不会有共产党独裁统治五十余年的尴尬事。
新的制度建立，门庭更替，在任何独裁国家，要么传种接代地非用上与自己有血缘关系的近亲——哪怕近亲是一群猪猡；要么非有一些人流血牺牲还闹腾的更多的生灵涂炭以后才能成功，也是中国政治迟缓进化、至今不能彻底灭绝独裁者、所拥有的弱肉强食的法则的根本症结。
为什么，独裁者不能与本国人民共商国是地非要自相残杀呢？大家心平气和地来共谋发展多好啊？因为，在自诩有几千年文明史的中国中，传统礼教大大地影响了、毒害了中华民族的思维原则，仿佛弱者都该是奴才、强者必须是主子才符合天理。而又有种人没有主子就不能活似的，又确实愿意做奴才，才导致了许多的流氓无赖更愿意做主子，好奴役更多的必须做奴才方能生存的人。
在中国社会里，权威者尽管嘴巴是追求和谐，由于自身上的行为十分低劣下作，也就影响了和谐的存在与进程。大家都已看到，中国这么多的不安定因素并不是平民百姓制造的，实在是那些利益集团招惹是非，巧取豪夺、强奸民意，不论公理，做起事来又没有底线，还受不到有效地约束而收敛，才出现了这样那样的动乱与血腥。
但我还是认为，中国实现全面民主只有全国各种势力都能参与协商考量，才能产生最佳绩效。况且，真正的民主制度不是仅给哪种人服务，还不影响中国内部的稳定与发展，否则，仅有那些利益集团执着血淋淋的刺刀随意刺杀反抗者地在上边忽悠，欺骗，杀戮，不能听取人民的建议，又总觉得自己是贵族，人民是蝼蚁般的贱类，那么，所制造出来的社会制度无法利于社会群体的正常生活；不利于社会更好地进步；不利于稳定和平发展；不利于消灭已经产生的社会矛盾。
在2004年，美国总统大选在电视画面上辩论的时候，其中有一位候选人说：“人可以经常改变他对某些问题的看法，但不能总是转变他看问题的原则，否则这个人便不是一个可以信赖的人。”
我觉得这就是中国人相反，也是一大通病，因为中国人看问题的原则不仅不只是“总是”变更，反而一层不变地吸取传统文化即祖制地大大影响了自己的视角，例如习近平就引用过东汉荀悦的名句指“善禁者，先禁其身而后人”。这位读书不多的习总表面上的正确使其洋洋自得地以为真的没有什么大错。其实，作为一个“寡头皇帝”，由于制度的落伍无法使所有的“大臣”懂得“先禁其身”的含义，甚至是懂得也不会先禁其身的人们更多的原因就是禁欲不爽。
垃圾人士在独裁国家才能进入官吏阶层，而在民主制度国家里，当前即使是垃圾人士他也要为了私利而变得文质彬彬，不像中共里面的那么多的官吏粗鲁无度，因为西方的民主制度已约束住了西方人的垃圾心。而身为心动的人们由于权衡利弊的过程中看到了危害后就会在迈步前决定了如何做了。
而在独裁制度里，多数的垃圾人士根本就不用权衡利弊地选择了刺激感官。要这样的人们去“先禁其身”，不如说是放纵他们更加巧妙伪装地干更多的卑鄙事。也是说，再不变通机制的话，仅靠官吏自身觉悟，即使扫除一窝再一窝的贪官污吏，也改变不了中国官吏中的恶行。尽管现在正在抓捕不靠公平竞争、乃用不正当手段起家发财的“有钱权的大小老虎”，反而遏制不住更多的尚没有贪腐的官吏源源不断地作为新的后继群，还更能使中国的财富更多地朝海外流失，使那些能贪污腐化的官吏懂得不能在国内收钱，或者是收钱收物的方式改为国外交易，或在国内进行黑市交易，有条件的，便使资产自然而然地转移到国外囤积。
在中国，尽管有点文凭的社会垃圾（人越垃圾就越贪婪）都源源不断地进入利益集团的匪巢，我们作为弱势群体再不转变看事物的原则，那么，只是憎恨贪官污吏而不能想到怎样制造出约束贪官污吏的实际方略，就是继续间接怂恿着他们发迹、或倒掉地恶性循环，所给国家、人民和我们每个人造成的损害就无法从根本上杜绝。
解决中国的社会问题，不如说当务之急的应该改变的是中国管理体制问题。任何国家，制造贪官污吏的制度不排除，也就不能停止一波换一波的恶性循环。当然，在中国，想改变体制也不要只想着怎么用武力对付或是怎么让对方消失，应该切合实际、尽可能的使对方不得不容忍、不得不妥协、不得不接受，才是最高的攻心为上的境界。要想到，只要是在一个大家庭里，就更需要妥协，做到又能做好公平的交易与适局的平衡。
那就需要我们拥有硬件势力。
当然，我们也看到了，作为我们这种没有实力的小良民，想让利益集团与我们平起平坐地妥协，没有硬件势力，不是现实的事，他们一边非法捞取民财，一边玷污人民的智商——没羞地代替人民做主外，还很蔑视或歧视无权无势的人民。其结果，贫富悬殊越来越大，越不把人民当着强势人看，越会践踏他们自己的森林法则，或任意宰割人民时还会恬不知耻地道：“人民需要被强奸的快感”。
有个号称为选票民主而战、不为钱权而战的民主信仰的先生，告诉我叶飞上将的儿子到过缅北，见到过军中大佬，他告诉他“缅北那些当地军头根本就不推行民主，而是搞军阀统治。”
我不知道叶飞将军的儿子是否真的去没去缅北，或假设去过更不清楚他有没有考虑过真的想在缅北扎根？怎样扎根？因为我接触到缅北的军头大佬有几个，与他们交流，知道他们的信仰就是毛左。但有一点也可以肯定，那就是缅北的任何军官都希望摆脱穷困，摆脱被缅甸政府军的威胁。而“叶飞将军的儿子”他看到的是表象，不足以设想在缅北立足。
对智者来说，表象的东西是能改变的，因为不可能落后的不能被先进的所取代。只要能够正确地决策，落后的岂能有不被先进的所取代的道理？不同的还需要有个过程。
任何新的事业的建立，关键就在于如何实行过程，和在对“过程”如何进行处理的工作，只有具备大智慧的人才能看准下手的间隙，才能打破不能进化的僵局。而一味受现成的事业那是常人的心态，不足以做开拓的先锋，更不能决策纲领性的路线。
眼下，中国到了十分危机的关头，就象戴旭在“论中国必有一战”的文中畅谈的中国迟早必有大战，国内的，国外的，难免出现军事对决，因为中国内部两极分化到了不有战争就解决不了实际问题的程度一样，美国布鲁金斯学会中国问题专家李成也认为：“习近平无法完成有效的政治改革将导致革命，但对外战争的可能则来自于习近平‘成功地’巩固了手里的权力。这倒不是因为他会运用战争来转移国内矛盾，而是通过对抗性的外交策略来撇清对他的指责。”
李成还认为：“引发国内革命的因素有：放缓的经济增速、日益蔓延的群体性事件、泛滥成灾的腐败、高层的恶性内斗以及对平民百姓的自由歧视等；而酿成对外战争的无疑是中国与日本、菲律宾、越南等国在领海问题上的争端。”
在这方面，我们也希望中共高层具有大智慧化解这些危机，因为一旦战争迭起，最后受害的还是平民百姓。至于来至美国的威胁，只要中国人能够化解内部矛盾，就不怕美国的挑衅。再说，苍蝇不叮无缝的蛋，没有缝隙的中国，美国再阴险，再邪恶，也是机关算尽无所获的事。
问题是，我们中国内部能不能团结一致呢？凭着现在官吏的邪恶行径，就连高智晟、刘晓波、吕家平这样的和平诉求人士都不能容忍，岂不影响了中国的和谐进步？从现状的中国官体演变来看，如果官吏们不改邪归正，到头来，受害的依然是我们中国自己。
我说，习总最明智的抉择第一件事就是大赦政治犯，从新估量民主人士的诉求。
眼下，我们作为民间的民主人士，知道了在缅北发展的政治意义，也清楚了整个缅北的存在，须完全依靠我们中国的暗地支持，才能站住脚跟。所以，他们必须与中共当局步调一致地仰中共鼻息。
可悲的是：现在，缅甸政府军在克钦邦军事打击占了上风，连中国主持的在瑞丽和平谈判会议都不在意，总想着用武力先解决克钦再说。也就自然把武力放在了第一位了。而中国的强人尴尬的位置就是没有震慑力，不能让缅甸政府军高度重视——还不就是那个石油管道的问题？
如今，中国能够在巴基斯坦接手瓜达尔港口，完全可以不要那个出海口，只要缅甸不与中国友好，甚至找些借口决不可以让中共支持缅北，那么中共政府就没有义务做那没有长远利益的打算。
再就是，打铁还要自身硬！解决中国管理制度所存在的实际问题到了刻不容缓的时刻了，也是割除万恶之源的上乘之方。不同的就是要必须平等、依靠各种各样的人，各种各样的势力，共同协商，方能改变国内不同心的现状。
2013-2-5
沒有留言:
張貼留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