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多文物付之一炬？── 一九六六年「破四旧」简记（2） 丁抒

文稿史料大灾劫

　　许多珍贵书稿、史料未及出版就被焚毁，损失无法计量。
　　《人民文学》主编秦兆阳在战争年代作了十几年笔记，约一百万字，在行军打仗最艰苦的日子里，曾托老乡埋在地下，保存下来。而今他是「大右派」，文稿全被抄走，一把火成了灰烬。
　　河南修武县有个出生于祖传世家的老兽医李荫香，年近七旬了。从医五十年，救治牲畜无数，有「活马王爷」之称。他积几十年心血总结、创制的验方及亲手抄录的药书全被付之一炬，气得他当场晕倒在地，一病不起，不久辞世。[83]
　　江苏士绅杨芷江是盐城、阜宁地区的诗词名家，人称「滨江才子」。抗日战争期间，中共陈毅领导的新四军在当地活动，曾得杨帮助。一九四七年底中共搞土改时陈毅特给盐阜地区的领导人写信说「不要把杨芷江列为斗争对象」。可惜信到时杨已被处死。次年中共阜宁县委为他平了反。他有《晚成轩诗文集》六册，一直由一位医生收藏着。到了文革，六册文集全被付之一炬。[84]
　　法学教授徐恭典退休後，在家乡浙江常山县潜心著书，十年间写的文稿全被烧毁。小说《红旗谱》的作者梁斌被关进了「牛棚」，其小说《战寇图》的手稿从此下落不明。人民出版社编辑牛汀曾被打成「胡风分子」，是当然的抄家对象。他的一部长篇小说、一部中篇小说的书稿被抄走，就此失踪。
    作家兼教师褚同庆立志将《水浒》改写成《水浒新传》，自一九三七年开始着手，到六六年已写成十卷。他被勒令交出手稿、关进「牛棚」，五年後方获自由，而其书稿早就没下落了。文革後他重新拿起笔，又写了十几年，才完成《水浒新传》出版。湖南淑浦县第一中学老教员陈伦研究古汉语方言，积累了四十年的手稿、卡片及藏书全部被抄、焚毁。他不得不靠老伴拣烟盒拆开抚平为纸，继续写作。二十年後才完成《古汉语方言词典》出版。
　　中国科学史专家胡道静专攻中国古代最重要的科学著作、宋人沈括的《梦溪笔谈》。日本同行推他为「当今中国研究《梦溪笔谈》的第一人」。日人翻译此书时就以他的《梦溪笔谈校证》和《新校证梦溪笔谈》为参考依据。六六年春，他的新作《梦溪笔谈补证》已写成四十多万字，科学院副院长竺可桢为之题了封面、写了序。可是未及出版，那本书稿就被烧成了灰烬。[85]
　　中国新闻事业的先驱邵飘萍一九一八年创办《京报》时，是北京大学新闻研究会的导师。青年毛泽东曾数次登门拜访，并接受过邵氏金钱上的接济。因《京报》言论开罪军阀，邵于一九二六年被奉系军阀杀害。如今革命革到邵飘萍，《京报》馆旧址和邵氏住宅内的藏书、手稿、资料图片，全部被抄走。邵的发妻汤修慧则按当时「地、富、反、坏、右」遣送回籍的原则，被赶回浙江金华。直到第二年汤女士致书毛泽东、毛批示同意後，她才获准回到北京。
　　一九二一年加入中共，二六年退出後长期在国民党政府担任要职、包括驻苏联大使的邵力子，家中古董字画被烧毁砸烂不说，他的尚未出版的《使苏日记》的文稿也抄走。该书稿记录了当年国民政府与斯大林、苏外交部长莫洛托夫等在外事交涉中的秘辛，佚失後再也无处寻觅。[86]
　　江苏省如皋县中学的学生从老师俞竹筠的家中抄出四封作家老舍给俞竹筠的信。那是十年前俞在扬州中学读书时将自己的习作寄给老舍请教後老舍的回信。那四封他一直珍藏着的老舍信札，如今成了学生的战利品，被一一撕得粉碎。[87]
　　一九四四年翻译大师朱生豪因病三十二岁早逝，其「要让《莎士比亚全集》早日问世」的遗愿未能实现。一九五四年出版的《莎士比亚戏剧》尚缺莎剧六种。任杭州商校教师的朱妻宋清如家在朱的胞弟协助下译完其中五种时，文革爆发。「破四旧」时，一个女红卫兵从她的床下拖出装着朱生豪部分手稿及她的莎剧五种译文的藤条箱。「烧了 ！」宋哀求道：「求求你们还给我吧，这是我的生命啊！」可是红卫兵不理会她，强行烧毁了全部文稿。
　　中山大学老教授粱宗岱二三十年代在诗坛风云一时，曾被法国文学家罗曼·罗兰称为「天才的中国青年诗人」。他珍藏了二十多封罗曼·罗兰和瓦来里写给他的信，如今被抄家者发现，全部被毁。罗曼·罗兰的《战斗十五年》，除自己珍藏的一本外，在二战中被德国占领军悉数销毁。文革前，罗曼·罗兰夫人慷慨地将那孤本借给了中国学者罗大冈。罗小心翼翼地收藏，度过红色恐怖，於文革後将书归还给了她。[88]
　　一九五五年入狱的潘汉年是中共历史上一个不寻常的人物。一九三○年三月，他主持成立左翼作家同盟。一九三三年底，他作为中共的代表与在福建成立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的第十九路军谈判。红军长征时他是红军总政治部的宣传部长。一九三五年一月遵义会议後，他到苏联向共产国际汇报。一九三七年初，他陪周恩来到杭州，与蒋介石秘密谈判。抗日战争後期，他奉命与日本、汪伪集团秘密谈判反蒋事宜。一九四九年，他在香港主持工作，将大批文化界人士和「民主人士」秘密送到中共控制的地区。他脑子里存有大量中共的史料。文革开始时，他已写了几十万字的自传。可是审讯者说他写的自传是「变天帐」，当着他的面下令烧毁。他被两条大汉钳住，祗能绝望地喊道：「你们不能烧啊，要烧，烧死我吧！」文稿被烧光後，潘汉年至死没再动笔，他脑子里的无数史料便与他的躯体一道火化，永远堙没。[89] 
　　因怕惹祸而自己关门烧掉、毁弃的珍贵物品不知凡几。画家李可染藏有一幅齐白石所赠的画，上有齐题的几个字：「可染弟子书画可以横行天下。」李氏无处藏画，又怕「横行天下」惹祸，只好采取笨法，用剪子剪去了这几个字。[90]
　　同任何外国人联络都可能引来杀身之祸，曾经到过外国的学者无不胆颤心惊。著名的物理学家黄昆是美籍华人、诺贝尔物理奖获得者杨振宁的老同学、老朋友。几年前，他曾收到杨辗转托人送的一本《基本粒子──原子物理上一些发现的简史》。杨振宁在扉页上题了词：「给黄昆：纪念我们共同了解现代物理秘奥的时日。当时形成的热情的友谊没有随时空的隔离而消失。」现在，黄昆舍不得毁掉这本老朋友的著作，又怕杨的名字惹来横祸，思量再三，不得不撕去毁掉了杨振宁题字的那一页。[91]
　　曾经是名记者的萧乾，四十年代为研究英国二十世纪伟大作家摩根·福斯特〖《印度之旅》的作者〗，曾同福斯特频繁通信，存有福斯特给他的八十多封信，其中有四十多封从没复制过。在「红八月」的恐怖中，他的妻子文洁若被扣上一顶写着「现行反革命分子」的高帽，跪在机关大院的一辆平板三轮车上示众。萧乾身为「右派分子」，知道若一旦让红卫兵抄出那些「外国人」的信，他们断无生路。他无计可施，当晚看着姐姐将爱·摩·福斯特的八十多封信一一送进了火堆。一代大作家福斯特的珍贵史料就这样消失在了北京城的火堆之中。[92]
    出生于传统年画之乡天津杨柳青镇的《美术》杂志编辑王树村住在齐白石画室旁的单身宿舍里，被抄家者忽视。他一生收集了数万件民间艺术作品：版画、剪纸、年画、碑帖、灯画、泥塑，侥悻逃过「破四旧」的第二年，他偷偷运回老家，藏在一个柴禾堆里，全部保存了下来。
　　原北京大学校长马寅初虽已八十五岁，其子女仍耽心抄家者会从马的文稿中找出毛病斗他，于是将马的书信、手稿，包括他多年撰写的《农业经济学》手稿，全部连夜烧毁。而由于周恩来指示过保护马氏，他的家後来并没有被抄。
　　自从一九五四年起就担任毛泽东专职医生的李志绥有写日记的习惯，为毛工作十几年，积累了十几本日记。因恐惧红卫兵抄家，他在一个晚上将日记全部付之一炬。[93]
　　沈从文保存了四十年的书信存放在他大哥处，全部被烧；几十年间康濯给孙犁的信，一直一捆捆地放在书橱中，如今也交给了一把火。[94]作家巴金存有其大哥给他的信，珍藏保存了几十年，如今巴金知道自己是革命对象，「不得不偷偷地烧掉」了。[95]
　　上海女昆曲演员岳美缇保存有上海戏剧学校校长、恩师俞振飞的一百五十多封信。文革一开始，上海市文化局派人找到岳，说：「ｘｘ已上交了俞振飞给他的五十多封信，你也和他通信，马上回去拿。明天一早交到文化局来！」岳不得不从俞的信中挑出十馀封不会给俞惹出麻烦的信上交，将其馀的信烧掉。她记述道：「我一个人躲在二楼晒台的角落里，划着一根火柴，一边流着泪，一边把那一封封弥足珍贵的信件扔进火苗中……」[96]
　　曾经参与组建中国共产党、出席中共第一次代表大会的包惠僧，二十年代末脱离共产党後，在国民党政府里作过官。一九四九年底，他从澳门到北京，重回中共怀抱。周恩来给了他一个国务院参事室参事的职位。他与中共创始人、第一任总书记陈独秀(号仲甫)关系密切，他出席中共第一次代表大会，就是陈指定的。他收存有陈独秀自一九二○年起先後给他的一百多封信。几十年间他走南闯北，一直带在身边，精心保存。後又一一裱糊装订成册，写了前言，题以《陈仲甫先生遗墨》，以图永久收藏。可是「红八月」的抄家风刮来，他挨了一顿棍棒後，吓朦了，竟让子女将那一百多封信全送进了火堆！[97]
　　当时在上海居住的的画家林风眠家被抄家、画被焚烧，又在风声鹤唳中自己将留存的作品浸入浴缸、倒进马桶、沉入粪池。
　　中央文史馆副馆长沈尹默是名满天下的上海书法名家。年届八十四岁的沈老怕「反动书画」累及家人，又担心焚烧时让外人看见告发，罪加一等，老泪纵横地将毕生积累的自己的作品，以及一批明、清大书法家的真迹一一撕成碎片，在洗脚盆里泡成纸浆，再捏成纸团，放进菜篮，让儿子在夜深人静时拎出家门，倒进了苏州河。
　　著名的木刻家刘岘(中央美术馆馆长)被勒令将全部「四旧」交到机关後，默默地把他多年来的木刻原版摞在冬季取暖的大炉子旁，然後点着火炉，任儿子在一旁放声大哭，默默地将木刻版一块块地投进火炉，全部烧光！
　　前中共湖南省委第一书记周小舟一九五九年庐山会议被定为反党集团成员後，于一九六二年到中国科学院中南分院任副院长。文革一来，他是当然的牛鬼蛇神，日夜批斗。他在十二月间自杀身亡之前，将自己毕生珍藏的历史文物全部烧掉。他一边烧，一边放声大哭：「这才是真正的有罪啊!」[98]

　　　　　　想尽方法丢掉金子

　　当时中共领导人康生说：「天津呀、北京呀、上海呀、武汉呀，抄了资本家的家，光抄出黄金就是一百二十万两，就是六十吨；白银十二万吨，这还不包括银元。……据说有些红卫兵拿过来一看，不知道这个是美元，就烧掉了一些……成绩是伟大的。」[99]
　　因为多年兵荒马乱，中国人凡家中有点积蓄的都存些金子，防备动乱年月衣食无着。但在革命小将看来，金子是资本家或地主或任何反动派的象徵。许多人在抄家被抄出金银首饰，因而被活活打死。
　　北京有位叫何敏的女子，自己没有金子，可是她母亲有一些金子，母亲误以为子女没有问题，偷偷地将金子藏在了女儿女婿的箱子里，没有告诉他们。何敏不知道箱子里有母亲偷放的金子。红卫兵抄家时发现了金子，当场将何敏的丈夫打死，就地挖个坑埋了。何敏则被送进监狱，判了十年徒刑。在关押了九年半之後，她在狱中悬梁自尽。[100] 
　　命都没有了，要金子何用。一时间人们都闻金丧胆，唯恐因被抄出金银而送命。凡家中有金银首饰的，想尽一切不显眼的方法丢掉了事。最多使用的方法是扔进公共厕所的粪坑里，因为这样做最安全。只有一个例外：天津一对刘姓夫妇乘抄家者还没光顾他们家时，先将金锭、金镯子和金戒指装进一只信封，没封口也没署名，乘夜色投进了邮筒。红卫兵在他们家抄家时没什么收获，他们也庆幸没因黄金惹祸。但十六年後家庭经济拮据，他们想到了当年扔掉的黄金。怀着问问无害的心情去邮局一问，竟发现当年的邮递员张大同取到那个信封後，在邮局的《拾物登记簿》上作了详细记录。该夫妇领回了一笔现款，比将金银扔进公共厕所的粪坑的人不知幸运了多少。 
　　有些四出抄家的红卫兵，特别一些干部子弟，借「破四旧」的名义中饱私囊。所以，当时的江苏省公安厅长洪沛霖认为红卫兵「破四旧」就是抢劫。他对副厅长顾亭说：「现在还要偷吗？只要有个红袖套，到人家拿就是了。」公安部要各省公安厅汇报红卫兵的战果，他却说：「趁这个机会，把红卫兵抄家中的问题报上去，叫中央也知道知道。」[101]　
　　其实，下面不报告，中央也知道。当年八月十八日在天安门城楼上受到毛泽东接见的高干子弟红卫兵，有的裤袋里就装着抄家得来的金条。正如叶剑英元帅所说：「有些青年，特别是中学生，对于经济很有兴趣，这是极端危险的事情啊！在抄家时，有的把金条装起来了，半导体收音机在他屁股後头挂起来了。那次在天安门开大会时，就(在城楼上)拾到一些金条。」[102]当时他们祗是贪点小便宜，并没有想借此发财。十几年後中共对外开放，港、台商人进入大陆收购文物，他们才发现国宝级文物可以使他们终生享用不尽。中国的国宝大量流失海外，祸始于一九六六年「红八月」的抄家运动。

　　　　　　宗教界的「破四旧」

    宗教界的「破四旧」，不是从一九六六年开始的。中国人皈依洋教、变成半生不熟的洋教徒後，对土教从来就比洋人还凶恶。「天王」洪秀全是一例；基督将军冯玉祥又是一例。二十年代冯在河南当政时，把开封的千年古迹相国寺和城内城外的庙庵、道观全都拆除，连中华民族祖先大禹的铜像也毁了去造铜元。中共一九四九年控制政权以後，拆庙庵、赶僧尼，更是变本加厉。譬如，浙江建德县「一九四九年有寺五十五座，庵五十一座，僧尼九十四人。建国初期，寺庵大部分被拆除或改作他用，僧尼相继还俗。」辽宁台安县，「各寺庙在解放後均被徵用或分给群众用，现庙宇已无存。」[103]
　　五十年代有部电影《古刹钟声》，编造了一个国民党特务隐藏在一座古刹里伺机搞破坏的故事。四川丹棱县委书记看了电影，连想到该县有个千年古刹竹林寺〖五代时诗僧可朋在此住过，又称可朋祠〗，怀疑它会成为特务潜伏的据点，下令拆除，并强迫寺僧全体还俗。那个千年古寺由是平毁无遗。
　　到文革前夕，全国的宗教场所及教徒已残存无几。文革「破四旧」，无非是来一次总清理、赶尽杀绝而已。相比之下，唐武宗李炎以佛事「於百姓无补，於国家有害」为由勒令僧尼还俗、没收寺院田产、毁寺庙四千六百座，真是一场小儿科运动。
　　一九六五年六月，国务院宗教事务局办公室编了《基督教、天主教的反动本质》和《伊斯兰教的历史及其反动本质》两本小册子，对基督教和天主教是这样定性的：「基督教是阶级压迫的产物」，「基督教维护反动统治和剥削制度，反对劳动人民革命」，「圣经是维护剥削阶级利益、毒害劳动人民的反动工具」，「上帝(天主)形象是反动统治者的化身」，「耶稣形象是一个典型的奴才样板」，「圣母是又一块奴才样板」，「基督教宣扬『彼此相爱』，磨灭劳动人民的阶级仇恨」，「教会是控制和压迫劳动人民的组织」，「传教人员是剥削阶级奴役劳动人民的走卒」。[104]
　　一九六六年一月，国务院宗教事务局办公室又编印了一本《伊斯兰教的历史及其反动本质》，指伊斯兰教「维护奴隶制度」、「维护剥削阶级和私有制」，「反对社会主义制度、妄图破坏祖国统一和民族团结。」[105]
　　一九六六年八月，红色风暴从天而降。河南遂平县，「被认为是染有『四旧』或信主、信教的都揪出来，戴上高帽子，挂上大牌子游街示众。全县游街示众。全县者达七百六十五人。」[106]
　　在八万五千多「地、富、反、坏、右」被赶出北京[107]的同时，原属罗马天主教的一所圣母院的修女也全被勒令还俗、驱逐出境。

　　　　　　「消灭伊斯兰教！」

　　台安县回民作礼拜的清真寺完全被毁，阿訇被批斗，家产被抄没。宁夏回族自治区在全区范围内大拆清真寺。譬如海原县，仅三四天时间内就拆除清真寺六十七座、庙宇十七座。[108]
　　宁夏最大的清真寺因一九三六年曾被中共红军徵用，红卫兵看到门前写着「陕甘宁省豫旺县回民自治政府旧址」的牌子，知道那是党的「革命圣地」，因而未在该寺搞破坏。
　　回族不吃猪肉，当然是「四旧」。历来汉、回就有民族纠纷，但从未弄到汉人强迫回民吃猪肉的程度。北京清华大学的激进学生张贴大字报要求关闭回民食堂，祗算一个小小的波澜。中共青海省委强行规定回民每户每年上交两头猪才是真正的革命。历来汉、回就有民族纠纷，但从未弄到汉人强迫回民吃猪肉的程度。如今共产党不信邪，命令回民农家和清真寺养猪，连清真寺的阿訇也有交购指标、不得例外。清真寺成了养猪场，回民农家盖起了猪圈。穆斯林们忍气吞声，有的不得不买来猪上交。
　　如果这仅仅是「内政」，灭回运动恐怕就要彻底推行下去了。问题是这个世界有许多伊斯兰教国家，灭回运动牵涉到中国的外交政策和中国力图拉拢的亚、非国家，有损反美统一战线。周恩来及时果断地煞住了这场运动。九月十二日，外交部长陈毅见到一张《行动起来，消灭伊斯兰教！》的传单，觉得非同小可，立即交给了周恩来。周发现「破四旧」出了格，召集国务院宗教事务局和中共中央统战部负责人开会，要查出是哪个地方发的传单，可是传单已经传遍全国。他不得不再三对红卫兵表明立场说：「北京大字报贴了很多，有的我们是不同意的，例如《彻底消灭伊斯兰教而斗争》的大字报，这怎么可能呢？」「有人在王府井贴传单，要彻底消灭伊斯兰教，发了十万份。这能行吗？……全世界(信伊斯兰教的)有四亿人口，能消灭吗？」「有人提出要消灭伊斯兰教。世界上有四亿人信伊斯兰教，中国也有一千四百万。这些人是帝国主义争夺的对象，不能现在提出这个问题。」「有人说，要彻底打到伊斯兰教，那还行？我到亚、非跑的国家多是伊斯兰教的国家。」「有人提出消灭宗教，让伊斯兰教都吃猪肉……这都是胡闹。」[109]
　　在北京，灭回运动告一段落。但外地余波仍在。
　　一九六七年四月，因甘肃临夏回族自治州广河县强迫回族农民养猪，三甲集「永红农民赤卫队」起而反对，被打成「现行反革命组织」，其负责人被游斗后投入监狱。[110]

　　　　　　周恩来鼓励灭喇嘛教

　　西藏事务是中国的「内政」，喇嘛教不像伊斯兰教那样牵涉诸多国家，不怕外国人指手划脚。西藏的喇嘛教文物便遭到了灭顶之灾。
　　早在一九五八年青海部分藏民以「为民族、保宗教」作口号发动叛乱後，中共即乱捕乱杀，「把当地寺院基本摧毁扫光」，两万多藏民冤死狱中[111]，几占当时全国藏族人口的百分之一。结果导致一九五九年更大规模的叛乱。
　　叛乱平定後，中共完全无视藏族人民的宗教信仰，在各藏区大肆拆寺院、斗喇嘛、毁菩萨、烧经书。许多僧尼被迫还俗，连藏人的精神领袖班禅十世的家也被抄，班禅的父母也被批斗。一九六二年，班禅乘全国政治气氛较为宽松的机会，给中共中央写了一封信，要求中共纠正。但恰逢毛泽东以「阶级斗争」为缘由反击刘少奇，班禅成了送上门的靶子。毛泽东骂他「尾巴翘得比Ｕ─２型飞机还高」，拿他作「阶级敌人」的样板公开批判。所以文革一来，班禅是头一批批斗对象。八月下旬，班禅喇嘛西藏日喀则的家和青海的旧居被抄光。〖文革後，西藏自治区拟折价五十万元赔偿他在日喀则的家被抄的损失，他未接受。〗
    中央民族学院的红卫兵借用外语学院的操场召开万人大会斗争班禅。会中曾强迫他吃屎，理由是藏人迷信活佛的一切都有神力，有人曾用活佛的粪便做过药丸，给人治病。
　　「破四旧」中，西藏的喇嘛教文物遭到了灭顶之灾。仅以青海海南藏族自治州贵德县为例，八月间，「摧毁了建筑艺术水平较高的文昌庙、南海殿、贡巴寺等四十五座寺庙。烧毁宗教用品及经卷六十八万部(件)……」[112]
　　出於国际关系的需要，周恩来煞住了那场灭回运动。可是西藏事务属中国「内政」，中共自可以关起门来革命。
　　十月间，周恩来先後几次讲话，肯定红卫兵的行为：
　　「西藏地区经历了三次大解放：第一次是一九五一年人民解放军进驻西藏，西藏回到了祖国大家庭；第二次是一九五九年的农奴解放……取消了农奴制度；第三次是文化大革命，喇嘛获得了解放。全西藏有十几万喇嘛，百分之九十已还俗。」「这次文化大革命是思想大革命，就是要把喇嘛制度彻底打碎，解放消喇嘛。……现在，西藏正在破四旧，打庙宇，破喇嘛制度，这都很好。」
　　周恩来对西藏学生说：「达赖叛国……班禅其实和达赖一样，但有区别，(当时)要反达赖就得利用班禅。现在农奴的逐步解放，不能不触及到他们的利益。他就不干了，写出了万言书，反党。」「最近你们对他进行了三次斗争，很好。」「这次文化大革命是思想大革命，就是要把喇嘛制度彻底打碎，解放喇嘛。……现在，西藏正在破四旧，打庙宇，破喇嘛制度，这都很好。」
　　「庙宇是否可以不打烂，作为学校、仓库利用起来。佛像，群众要毁可以毁一些，但也要考虑保留几所大庙，否则，老年人会对我们不满意。」[113]
    实际上西藏众多庙宇都是在打烂毁坏後才作为学校、仓库利用的。只不过红卫兵为图省事，对大部分佛像仅斩首了事，胸部以下部分皆留下未砸。
　　西藏觉拉寺有个藏王松赞干布〖公元６１７～６５０〗死後由文成公主亲自主持塑造的他们二人的塑像，一九五六年四月西藏自治区筹委会成立，陈毅副总理率中央代表团前往祝贺时，曾参观该寺并嘱咐寺内喇嘛好好守护。但现在松赞干布成了「大农奴主」，文成公主是唐朝皇帝的女儿，都是牛鬼蛇神。于是那对已有一千二百年历史的塑像就被砸了。

　　　　　　全国佛寺大清扫

    一九二七年国民党北伐的队伍开到杭州时，曾有人提议灭佛。已削发为僧、在杭州隐居的大学者李叔同上书政府，才有幸保住了杭州的古迹。如今连杭州弘一法师李叔同的纪念塔亦被捣毁，还有什么能逃过此劫？
　　相传中国第一个佛教寺院是坐落在古都洛阳城东的白马寺，建于整整一千九百年前。有白马驮梵文佛经。现存白马寺为明代重修，迄今也有近五百年的历史。「破四旧」时它自然也是洗劫对象。寺院旁边有个白马寺生产大队，党支部书记率领农民去革命，乱砸一通，一千多年的辽代泥塑十八罗汉被毁，两千年前一位印度高僧带来的贝叶经被焚。稀世之宝玉马被砸烂。几年後，柬埔寨流亡君主诺罗敦·西哈努克指名要朝拜白马寺，周恩来赶紧下令将北京故宫里的贝叶经和京郊香山碧云寺的清代十八罗汉运到洛阳，来个冒名顶替，才解决了外交难题。[114]
　　洛阳城外龙门石窟价值连城。大型石雕佛像红卫兵砸不了，便朝小佛像革命，无数小佛的头颅就这样被敲了去。
　　陕西安塞县樊庄石窟、石寺河石窟均为宋代石窟，窟内各造像的头、手都被破四旧者砸毁。陕北第一石刻大佛在安塞县滴水沟。安塞县中学数百名师生集合扫四旧，咸扫荡了龙泉寺的神像，又砸毁了滴水沟的大石佛。[115]
　　山西代县有个天台寺，建于一千六百年前的北魏太延年间，塑像、壁画甚为珍贵。虽然地处远离县城的山沟，「破四旧」者不畏艰险，前去将塑像、壁画一扫而空。[116]
　　山西绛县华山脚下，始建于唐、元代重修的太阴寺的壁画，「其绘画艺术之高超可与永乐宫壁画相媲美，可惜毁于十年内乱。」[117]
　　湖北新洲县始建于唐代初年的报恩寺，规模宏大，占地百亩，毁于「破四旧」。湖南宁乡县密印寺，有唐宣宗御题寺额「密印禅寺」。一九三四年重修时以「鎏金佛像砖一万二千一百八十二块嵌诸四壁。」「破四旧」时「遭到严重破坏」。文革後，日本佛教史迹参观团欲前往访问，湖南省政府赶紧斥资维修，方为中国挽回了一点颜面。[118]
　　陕西省镇巴县建于宋代的篙坪寺，经历代屡次修建，保存至今，毁于一九六六年。惟寺内的大钟重达六吨，红卫兵欲破不成，得以幸存，是迄今中国现有的最大的古钟之一。
　　唐朝名僧鉴真东渡日本前，曾往浙江湖州一寺院讲经，并嘱咐该寺主持铸一尊铁观音。宋天圣三年，铁观音铸成。九百多年来，因天灾、兵祸，有一半的时间立在风雨之中。可是它不蚀、不锈、不裂，完好如新。近代化验，含有钛、锰、铬等元素，堪称不锈钢。这是中国古代科技文明一大实证，其制作远在西方不锈钢诞生之前。红卫兵欲打倒这尊铁观音，用铁锤敲、石块砸、大火烧、钢锯锯，都不成功，小将们祗好作罢。事後，几位工人将它藏进煤堆，度过这场浩劫。不幸八年後「批孔」，一个六六年时的小学生发现铁观音的双手是另铸成後装上去的。那个愚昧的青年将双手搞下，送到废品收购站，换了几块钱。那铁观音就从此成了无臂残废。
　　位于陕西乾县的唐高宗与武则天合葬的乾陵，陵园前六十一尊双手合十的石像的头颅均被敲坏。
　　四川乐山背靠乌尤山面对青衣江的大佛，高近七十米，无人砸得了。大佛背後乌尤寺的五百罗汉个个堪称雕塑精品。泥塑罗汉一砸就破，红卫兵砸得如此彻底，笔者1971年前去参观时，只见五百罗汉全部都是无头佛。
　　新津县在成都去的红卫兵的帮助下，「将川西名胜『纯阳观』的所有塑像捣毁。全县……绝大多数庙宇的塑像、壁画被捣毁。」[119]
    什邡县始建于唐代的龙居寺，山口至寺前的山道，本来古柏参天，一九五一年中共为修铁路征集枕木时，已将道旁古柏悉数砍去。如今「破四旧」，目标只在寺内。「寺内神像全被捣毁，门前大狮子被掀入溪涧中，所藏经书全部收缴，殿内器具无存，寺宅为之一空。」[120]
　　宋朝末年，蒙古侵略军打到四川，宋人在今合川县嘉陵江、涪江、渠江三江会合处构筑钓鱼城，作为全川防御中心。十万军民同仇敌忾，抗击侵略军，坚守了三十馀年。公元一二五八年，蒙古大汗蒙哥(元宪宗)中矢死于钓鱼城下。钓鱼城遂成一历史名城。七百年来，积有不少文物。千佛岩上有两千七百多尊三寸高的佛像，「红八月」中全部被毁。[121]
    山东济南市南郊玉函山佛峪有九十五尊隋代石窟佛像，除佛身尚完好外，面部全都在文革中破坏。[122]
　　九月，山西大学的学生到山西五台县佛教胜地五台山去扫荡四旧，除了砸庙宇外，将大多数和尚、尼姑斗争了一通。学生们闹完就跑，并没撵走山庙的主人。倒是尚握有政权的党官下令，将二百八十九名僧、尼、喇嘛逐出山门，强制遣送回了原籍。[123]
    老尼姑白银珍(蒙族)已九十六岁，被赶出五台山後，无处落脚，不得不回到内蒙古草原，与几个亲人相依为命。她大难不死，过了二十年，竟成了内蒙古自治区第一号老寿星。
　　五台山曾有一位和尚刺指咬舌，以毛笔蘸血，化了四年时间写下了一部七十五万字的《华严经》。抗日战争期间日本人曾借到东京展览过半年，并按期原物归还。而今开到五台山的红卫兵将它劫走，这部人间难得的血写的经书就从此消失，再也无人知其下落。
　　八月十三日，安徽休宁县的齐云山的众多庙宇被本县学生捣毁神像两千馀尊。九月初，由屯溪县开来数百红卫兵，将剩下的神像捣毁殆尽。[124] 
    佛教圣地皖南九华山，僧、尼全被勒令还俗，成为当地公社佛教大队的社员。香火既绝，谋生不易，政府补助还俗僧、尼每人每月五元生活费。一些僧、尼则配对成了家。
　　安徽凤阳县是明代皇帝朱元璋的家乡。朱曾在於皇寺出家为僧。朱登基后重建於皇寺，并改名为龙兴寺。破四旧时，该寺被彻底扫荡。寺内有一古建筑大雄宝殿，「文化大革命初期，殿内文物皆毁，仅存空殿。」寺内另有朱题「第一山」碑、朱撰《龙兴寺碑文》，寺内释伽牟尼铜像高四米、重两吨。「破四旧」时，「第一山碑、龙兴寺碑被炸毁，朱元璋画像、佛经、字画、铜佛、碑刻及其他珍贵文物、佛门法器被扫荡一空。」[125]
　　陕西周至县境内，有两千五百年前老子(哲学家李耳)讲经授学并留下传世之作《道德经》的楼观台。这道教圣地是中国最古老的道教宫观。两千年来，道家一直尊老子为「太上老君」。以他当年讲经的「说经台」为中心，方圆十里之内，散布着五十多处古迹，包括唐太祖李渊为他修的、迄今已有一千三百多年历史的「宗圣宫」。如今楼观台等古迹被破坏，道士们则全都被迫离开。按教规，道士出家後永不得刮胡子、剃头。现在则被迫剃头、脱下道服，成了人民公社社员，有的还成了当地农家的上门女婿。
　　福建省南平市郊佛教寺院明翠阁，始建于南宋。四十年代，自空和尚到东南亚各国，一边募缘，一边博览各国寺庙建筑，归来後将该阁修得独具一格。时隔仅二十年，这座名阁就被毁殆尽了。〖八十年代按原设计重修。〗福建德化县的千年古刹灵鹫岩寺，十六世纪重修後成福建的佛教中心，「破四旧」中被毁。〖一九八八年海外华人佛教徒捐巨款修复该寺〗[126]
　　哈尔滨市最大的佛寺极乐寺，全部铜制、木制、泥塑佛像，还有汉白玉石狮子和古文物铁鼎，通通被毁。寺内珍藏的佛经被付之一炬，极乐寺塔本是哈尔滨一景，被「红卫兵捣毁塔身罗汉浮雕八尊，塔内壁画二十四幅，佛像七尊。」该市圣尼古拉大教堂，是世界上仅有的两座同样的俄国东正教大教堂之一，是哈尔滨市的地标建筑。教堂建筑连同经卷、器皿，全部毁之一旦。大教堂被夷为平地。[127]
　　山东崂山道家圣地，太平宫、上清宫、下清宫、斗姆宫、华严庵、凝真观、关帝庙等，「神像、供器、经卷、文物、庙碑全被捣毁焚烧。」[128]
　　八月二十四日，上海县「龙华寺山门、七百尊佛像、藏品被十七个单位千余名红卫兵砸毁殆尽，焚烧持续三天。」[129]
　　云南瑞丽县地处边疆，与缅甸接壤，迟至一九六七年一月才开始「破四旧」。但其猛烈程度不亚于内地：「全县百馀座奘寺佛像被毁，二十馀万册经书辈焚……十一个宗教上层人士全部外出(缅甸)。」「全县十二个大佛爷跑了七个。」[130]
　　一九七二年，长期在中国避难的柬埔寨原国家元首西哈努克五十岁生日时，周恩来指示请五十位和尚诵经。可是全国的和尚被驱赶四散已六年，总共仅找到五位。「只好改由五位代表五十位……」[131]

　　　　　　周恩来保护了一批文物

　　千百年来，为保护民族文化、保存文物古迹出力最大的城乡士绅，在一九四九年的「土地改革」运动中不是被肉体消灭就是被扫地出门，作为一个阶级已不存在。只有共产党政权的官员有力量制止破坏。在杭州红卫兵马上要去灵隐寺革命时，浙江大学学生急电周恩来要求保护。周紧急指示杭州驻军与浙江大学的红卫兵合作，围住灵隐寺，使之安然渡过「破四旧」狂潮。可惜派往浙江奉化蒋介石老家的部队晚了一步。队伍开到时，从宁波去的中学生已经用炸药完成了他们的革命。蒋母墓地被炸平不说，早年蒋介石常去游玩的古刹也被平毁，庙里的和尚则都被勒令还俗去种田，成了人民公社社员。
　　被称为中华民族「文化长城」的「四库全书」，其中一库即杭州文澜阁。抗战期间，为免落入日本人之手，库书曾先後抢运至浙南、贵阳、重庆，胜利後才运回杭州。六六年以前，每年翻晒并重点整修。「破四旧」风一起，杭州大学教授宋云彬、王驾吾等与校长陈建功联名电请周恩来总理下令保护。周即刻命令封闭文澜阁，全部库书躲过一劫。可惜的是，十年後开封时，库内霉气扑鼻，许多藏书结成了饼块。全杭州的装裱工人加以抢救，协力工作了一年多，方得恢复旧观。[132]
　　周恩来还派兵保护了敦煌莫高窟。但就全国而言，能保护下来的文物相当有限。大多数政府官员怕被攻击为「反对文化革命」，不敢出面制止「破四旧」中的疯狂行径。少数有心保护文物的官员也权威不灵。湖南衡山县县长得知红卫兵要上南岳衡山去「破四旧」时，抢先赶到，跪在山下，苦苦哀求青年们不要破坏那些千年的文物古迹。但没人听他的。衡山大小一百多座寺庙里的各种珍贵的雕塑品，除了刘备、关羽、张飞三尊恰在部队施工范围内，被苫布遮盖而幸免外，全部被砸毁。那位县长因而活活气死。[133]

　　　　　　保护文物的无名英雄

　　红卫兵「破四旧」所向披靡，无人敢阻挡，稀世文物能否保存下来，端视当事人聪明与否。安徽安庆市迎江寺有一部明代皇帝赐给的全部经文用金水写成的经书，五百年来为寺内的传世之宝。在那「毛主席著作字字闪金光」的时代，如被抄出，绝无可能幸免。因当家和尚及早布置密藏，金书安然度过劫波。
　　山西平遥县城，保存有中国最完好的古城墙，城内成片的保留有明清风貌与格局的古民居，也属中国绝无仅有。红卫兵破坏前，全城居民发动起来，用黄泥将古城与老屋上的木雕、彩画、装饰全部封涂，使红卫兵无旧可破，古迹遂完整保留。三十年後，平遥县城被联合国列为世界文化遗产。
　　江西铜鼓县，有一铜鼓石，「屹立数丈，形如铜鼓……宛如剑劈」，石壁上刻有古人题词多幅，该县亦以此命名。红卫兵开到前，有心人将晋代保存至今的石刻仔细用水泥涂盖，文革後铲去水泥，刻字完好如初。[134]
　　在孔子故乡曲阜，乡亲们把孔府、孔庙里档案、文书，以及元、明、清代的服装、出土文物、稀世碑碣等等抢救出来，藏匿在各处。孔府前的那对大石狮子四面围上木板，外面贴上「毛主席语录」。红卫兵们不敢承担撕毁毛语录的罪责，大石狮子因此未被砸坏。
　　北京前门外「都一处」饭馆，乾隆赠送的形似虎头的门匾，油漆底料乃猪血和绿豆面制成，异常坚硬，红卫兵劈不开，砸不烂，只得扔到锅炉房当柴火。烧锅炉的工人将其藏进柴火堆中，保存了下来。
　　上海玉佛寺的两尊巨大的玉佛，一坐一卧，都是无价国宝。为免遭砸毁，和尚及工作人员将玉佛用红纸封住，再将毛泽东的像片贴满佛身。这样，玉佛就因为革命小将不敢碰毛像而得幸存。该寺所藏的唐代以降的经书也预先转移至仓库而被保存。
　　玉佛寺是上海惟一幸免于难的寺庙。宗教局干部老黄维护正义，与住持苇舫巧作安排，将重要文物装箱封存，全寺上下自行贴满革命标语。又率领寺内和尚去书店请来一批红彤彤的「宝书」，购置大量红布制成红旗。待红卫兵小将来攻时，全寺和尚大开山门，欢迎小将光临本寺，批评指导。红卫兵进寺一看，和尚的革命毫不逊色，只好悻悻离去。不久，北京红卫兵挥师南下，纠集上海几路红卫兵，发誓「砸烂玉佛寺，踏平玉佛楼！」为防不测，寺里预制几块红袖章，让年轻和尚乔装红卫兵。当红卫兵人马杀来，狠砸寺门之际，假红卫兵出门对抗，喝斥对方：「不许胡来，这是我们的地盘」对方以为哪路红卫兵抢先入寺造反，便不敢造次。不料，一和尚戴的军帽被风吹起，露出秃顶上的香斑。红卫兵窥破和尚真面目，大发雷霆，感到自己神圣的革命感情遭到亵渎，重整兵马，不论男女，均以血肉之躯撞击山门。后觉蛮力不行，又找来木柱撞门。寺内和尚汇聚门洞内，结成人墙，堵住山门。门外小将久攻不破，暂时撤去，扬言次日斧劈火攻。当晚，干部老黄外出求援，请来国棉一厂的工人，连夜冒雨将寺内文物转移。又将巨型玉佛用红纸四面糊裱，正面贴一张巨幅「宝像」为玉佛护法。[135]
　　八月二十四日红卫兵大肆砸毁上海县龙华寺山门、佛像时，「有人企图用绳索、拖拉机拉倒龙华塔，群众里外数层围塔保护，塔幸免于难。」[136]
　　甘肃治郡已两千多年的汉代重镇武威，即古凉州所在，为重要文物出土之地。城内博物馆存有精美的道教壁画。当局在得知革命小将可能动手时立即行动，用巨型木板将壁画覆盖，再贴上「毛主席语录」，珍贵文物遂得保存。
　　福州鼓山涌泉寺为闽刹之冠，是全国重点佛寺之一。破四旧前夕，福州市委领导打电话给福州市文物主管部门询问「各佛寺有哪些重要文物，需要力加保护？」市文物主管部门即通知市委指挥的红卫兵「东海兵」以上鼓山「破四旧」为名，把涌泉寺藏经殿里的佛经全部贴上封条进行保护，并告诉其他红卫兵，不得翻动。但是，为了表示革命或为了掩人耳目，「东海兵」把各殿堂、僧房中的零散佛经查抄出来，集中焚烧，包括法堂的特藏品珍贵佛经《延枯藏》。[137]
　　湖北黄梅县有个闻名于世的五祖寺。该县其他寺庙、道观全被砸烂之际，县历史博物馆和文物保管会为保护五祖寺，用盖有「黄梅县文物保管会」印章的封条将各殿封住；「正法眼藏」匾用写有「破除迷信」的纸盖住；梁柱上的「阿弥陀佛」覆盖上「革命到底」。墙上的花窗、雕砖均糊上白纸，写上革命标语。在附近农村生产大队的协助下，庙里的住持法师将寺院几十箱重要文物用拖拉机运走，无法搬运的玻璃柜中的弘忍禅师(即五祖)的真身佛像则用毛泽东画覆盖，两旁的玻璃则配以「敬祝毛主席万寿无疆」和「紧跟毛主席永远革命」。寺门紧闭，和尚们打扮成红卫兵模样，又在墙头打出工厂和学校红卫兵的旗帜，吓退了前去「破四旧」的红卫兵，方将这已有一千三百年历史的佛教禅宗的发源地完好地保护下来。[138]
　　陕西扶风县已有一千七百馀年历史的法门寺，寺内宝塔内珍藏着印度佛祖释伽牟尼的手指骨(佛舍利)。唐僖宗登基後，将佛骨连同上千件各种稀世珍宝深埋塔下地宫石室。明万历年间修塔时曾开启地宫，善男信女恭览而未指染。一九三九年，笃信佛教的国民党退休将军朱子桥集资修缮法门寺宝塔时曾发现地宫的石门。他怕宝藏出土後将落到已占领华北的日本侵略军手中，便对人谎称内里青蛇盘绕，不可闯入。他将甬道封土复原，此後地宫宝藏果然无恙。六六年九月，红卫兵开到法门寺「破四旧」，将地上文物捣烂之後犹嫌不足，又动手挖掘「美蒋特务」的「电台」。当挖到接近地宫夯土层时，该寺住持梁新法师引火自焚以示抗议，红卫兵们方才罢休。一九八七年重修法门寺，在考古学家指导下发掘地宫，埋没一千一百年的宝藏全部出土，完成中国近代收获最大的一次考古发掘。[139]

　　　　　　当朝权贵无意间保存了部分文物

　　说来可笑的是，由於当朝权贵从抄家风中捞了一票，许多珍贵文物竟得以保存。
　　中共领导人康生是抄家物资的搜罗者。他曾在邓拓家做客，赏玩过邓拓收藏的善本书和字画。当「红八月」的抄家高潮尚未波及邓拓、前副总理龙云、名画家齐白石等上层人士家中时，他就先下手了。他将一个心腹召去，指示他带领人把上述名人的家「抄一遍」。当十几卡车抄出的文物送到文物管理委员会之後，他就成了那里的常客。开始是白拿，後来象征性地付点钱，比如汉朝蔡邕书写的石经的宋代拓本，他付十元，宋代诗人黄庭坚的真迹付五元。另一幅宋画，他看了爱不释手，于是掏出一毛钱，说「这幅画我买了」，就拿走了。
　　陈伯达也是个趁火打劫的高手。作家阿英(钱杏村)藏书甚丰，五十年代曾捐了八十多本明、清两代的书给文化部文物管理局。他的书房，副总理陈毅、科学院院长郭沫若去看过，陈伯达、康生也去看过、借过书。抄家风一起，中央文革小组的戚本禹就宣布陈、康二位的「指示」：「封存阿英的书房，任何人不准动。」这样，阿英的藏书未被毁掉。但到了六八年，阿英全家被扫地出门，「紧接着，陈伯达以『审查』为名，亲笔手谕，抢掠了阿英的全部图书收藏。」[140]
　　当朝权贵从抄家中捞了一票。一天正要下班时，文管会整理文物者奉命将所有东西摊开陈列後，被关进一间屋子，直到半夜才解禁。他们闻声辨人，得知是江青、林彪、康生等人在挑东西。
　　一九七○年秋，江青还约了康生去文物管理处挑选珍品。她选了一只十八开金的法国怀表，表上镶有近百颗珍珠、宝石，并配有四条金链，仅付了七元钱。[141]
　　文革後中央美术学院画家叶浅予获平反，文化部决定将当初抄家物资归还给他。但不少珍贵字画、墨、砚、石章早被当时的「中央首长」拿走，文管会只给他开了一张清单，说明「去向」：陈伯达(九件)、林彪(十一件)、康生夫妇(八件)、江青(三件)、汪东兴(一件)、李作鹏(一件)。[142]
　　一九九○年，康生搜刮的文物被移到故宫作「内部展览」，人们才知道康生将大批国宝据为私有，他得到一册《大唐三藏圣教序》後，竟盖上了自己的印章。从三千年前的青铜器到两千多年前西汉大将韩信的图章，从《红楼梦》最早的刻本到到人称「诗、书、画三绝」的郑板桥的印章，被康生掠入私囊的无价之宝竟多至上千件。[143]
　　其实，只要还留存在人间，总还有完璧归赵的一天。康生搜罗国宝，祗是在他那个大得「足可以办一所大学」的公馆〖康生语〗里把玩，毕竟没毁掉它们。曾被他掠入私囊的宝物现在又都回到了国家博物馆。而被一九六六年「红八月」的烈火吞噬的珍贵文物，则永远消失，再也不会回到人世间了！

注　释
1 二○○○年十月二十二日美洲《世界日报》周刊。
2 慕湘《阿英的晚年》，见《钟山》一九八六年第六期第77页。
3 《新华文摘》一九八四年四月号第182页。
4 同上。
5 《学习资料(1962～1967)》(北京：清华大学，1968)第151页。
6 温济泽《第一个平反的右派》(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1999)第303页。
7 一九六六年八月二十九日人民日报。
8 一九八六年第一期《文汇》月刊。
9 佚名《江青最后十年》，2003.9.15华夏文摘增刊《文革博物馆通讯(一九一)》。
10 《当代中国的北京》(1989)第一卷第168页。
11 1966.9.25周恩来接见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革命造反司令部主要负责人时的讲话，《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参考资料》(北京化工学院等汇编，1966)第二册第9-79页。
12 中共广西壮族自治区委员会整党领导小组办公室编《广西「文革」档案资料》(第六册)，1987年12月。
13 《川沙县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第38页；《嵊县志》(1989)第29页
14 《黃岩县志》(上海三聯書店，1992)第27頁。
15 重庆市公安局史志办公室编《重庆公安大事记(1９4９年8月—1９９7年3月》130页，见何蜀《一份抄家物资处理价款清单》，二○○五年五月二十三日华夏文摘增刊第四三三期，原载山东画报出版社《老照片》第40辑。
16 《威海市志》(1986)第20页。
17 《江宁县志》(南京：档案出版社，1989)第38页；《青村志》(1984)第11页。
18 《人物》杂志一九九五年第五期第133页。
19 丁力编《风起雨落几鸿儒》第三○九页。
20 《瞭望》周刊一九八四年第四十七期第四十二页。
21 陆健东《陈寅恪的最後二十年》(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6)第41页。
22 《瞭望》周刊一九八七年第十四期第4２页。
23 《瞭望》周刊一九八六年第二十五期第3９页。
24 《海上文坛》一九九二年二月号第91页，《世纪丹青朱屺瞻》。
25 陶洛诵《张大千杨宛君伉俪轶事》(下)。
26 《勉县志》(1989)第454页；《鹤山镇志》(1982)第９3页；《广西文革大事年表》第七页。
27 《江城哈尼族、彝族自治县志》(1989)第２65页。
28 《人物》(北京：人民出版社)一九九四年第四期第38页。
29 《钟山》(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一九八六年第六期第八十页。
30 《通渭县志》(兰州大学出版社，1990)第419页。
31 香港《明报》月刊一九九一年二月号第44页。
32 引自本文作者保存的该文影印件。
33 《宣汉县志》(1994)第968页。
34 《江城哈尼族、彝族自治县志》(1989)第２65页。
35 《当代中国的宁夏》(1990)第154页；《神木县志》(1990)第410页。
36 1966.10.5陈毅在全军军队院校文化大革命动员会上的形势报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参考资料》(北京化工学院、北京经济学院等汇编，1966)第二册第10－15页。
37 《历史在这里沉思》(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1989)第六卷第186页。
38 一九六六年八月二十六日人民日报；《人物》杂志一九九四年第四期第71页。
39 1966年12月16日李先念接见全国工艺美术工作者的讲话，北京化工学院编《参考资料》第四册第12-92页。
40 陈再道《浩劫中的一幕：武汉七二○事件亲历记》第19页。
41 《安阳县志》(1990)第89页。
42 《新华文摘》一九八六年九月号，艾湘涛《通天人物》。
43 《宁乡县志》(1995)第一二九页。
44 1966.10.21周恩来接见半工半读学校部分革命师生时的讲话，，《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参考资料》(北京化工学院、北京经济学院等汇编，1966)第二册第10-44页。
45 《宁乡县志》(1995)第129页；《安远县志》(南京：新华出版社，1993)第587页。
46 《当代》一九八六年第四期第17页。
47 萧延中编《晚年毛泽东》(北京：春秋出版社，1989)第229页。
48 《瞭望》周刊一九八五年第三十五期第45页。
49 《瞭望》周刊一九八五年第２7期。
50 《崇义县志》(海口：海南人民出版社，1989)第511页。
51 《遵义县志》(贵州人民出版社，1992)第43页。
52 《霍邱县志》(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2)第676页。
53 《莱阳县志》(1995)第597页。
54 《含山县志》(合肥：黄山书社，1995)第20页；《宿松县志》(1990)第34页。
55 《定远县志》(合肥：黄山书社，1995)。
56 《滁县地区志》(北京方志出版社，1998)第1059页。
57 《平湖县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第37页；《台州地区志》(1995)第877页。
58 《莱阳县志》(1995)第597页。
59 《崇义县志》(海口：海南人民出版社，1989)第513页。
60 《通城县志》(通城县志编撰委员会，1985)第25页。
61 一九八六年十一月二十六日《人民日报》海外版。
62 《芷江县志》(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3)第44、57页。
63 一九八六年八月十七日《人民日报》海外版。
64 《文汇》月刊一九八六年第十二期第60页。
65 《滁县地区志》(北京方志出版社，1998)第1059、33页。
66 《人民文学》一九八八年第三期第116页。
67 《钟山》杂志一九八六年第二期第二一六页。
68 《宝山县志》(1992)第920页。
69 《延津县志》(1991)第577页。
70 《肥城县志》(1992)第30页。
71 1966.12.16周恩来接见大连铁道学院代表时的讲话，，《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参考资料》(北京化工学院、北京经济学院等汇编，1966)第四册第1２-85页。
72 《通城县志》(通城县志编撰委员会，1985)。
73 《人物》杂志一九九四年第五期第118页。
74 《新文学史料》(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一九九一年第一期第41页。
75 《文史资料选辑》第９２辑第38页。
76 新华社一九九二年一月五日电。
77 一九七八年五月中国文联全委会扩大会议发言简报，贾芝发言第五页。
78 一九七八年五月中国文联全委会扩大会议发言简报，贾芝发言第六页。
79 一九七八年五月中国文联全委会扩大会议发言简报，万里云发言第3页。
80 《新华文摘》一九八二年二月号。
81 陈再道《浩劫中的一幕—武汉七二零事件亲历记》第17页。
82 《上访通讯》编辑室编《春风化雨集(下)》(群众出版社，1981)第201-202页。
83 《修武县志》一九八六年版第730-731页。
84 《人物》(北京：人民出版社)一九九五年第一期第162页。
85 《新华文摘》一九八七年第三期。
86 香港《百姓》杂志第六十六期陆铿的文章。
87 《三月风》(北京：中国残疾人杂志社)一九九五年第十一期第23页。
88 一九八三年十二月五日《人民日报》。
89 张重天《共和国第一冤案》(华艺出版社，1989)第52、230页。
90 见香港《中报》月刊第２４７期。
91 香港《明报》月刊一九九一年八月号第62页。
92 《人物》杂志一九九○年第二期。
93 李志绥《毛泽东私人医生回忆录》(台北：时报文化出版企业有限公司，1994)第205页。
94 《新文学史料》(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一九九二年第一期第57页。
95 《新文学史料》(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一九八八年第三期第15页。
96 《人物》杂志一九九四年第五期第33页。
97 叶永烈《名人沉浮录》(桂林：漓江出版社，1992)第39页。
98 南光编《毛泽东和他的四大秘书》(贵州民族出版社，1993)第207页。
99 1966.11.15康生在乌鲁木齐市对新疆革命少数派的讲话，《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参考资料》(北京化工学院、北京经济学院等汇编，1966)第三册第11-108页。
100 《钟山》一九八八年第二期，戴晴、洛恪《女政治犯》。 
101 《打倒洪沛霖！打倒洪家店！》(南京：江苏省公安厅革命造反联合总部，1967)第八页。
102 1966年9月25日叶剑英接见首都十三个艺术院校师生时的讲话，，《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参考资料》(北京化工学院、北京经济学院等汇编，1966)第二册第9-91页。
103 《建德县志》(1986)第502页；《台安县志》(1981)第389页。
104 一九六五年六月国务院宗教事务局办公室编《基督教、天主教的反动本质》第三至四页。
105 一九六六年一月国务院宗教事务局办公室编《伊斯兰教的历史及其反动本质》。
106 《遂平县志》(郑州：中洲古籍出版社，1994)第138页。
107 一九八九年版《当代中国的北京》第１６８页。
108 《台安县志》(1981)第133页；《当代中国的宁夏》(1990)第154页。
109 1966.9.14陈毅在外文出版局全体职工大会上讲话；1966.9.15周恩来接见西安同学时的讲话，《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参考资料》(北京化工学院、北京经济学院等汇编，1966)第二册第9-56、9-61页。一九六六年九月十五日周恩来接见西安同学时的讲话，同上，第9-61页；一九六六年九月二十五日，周恩来接见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革命造反司令部主要负责人时的讲话，同上，第9-79页；周恩来十月三日在中南海对全国红卫兵代表的讲话，十月四日接见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三个团体同学的谈话和十月二十二日在国务院接见红卫兵代表时的讲话，同上，第三册第10-6、10-10、10-57页。
110 《临夏回族自治州志》(甘肃人民出版社，1993)第59页。
 111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件汇编(下)》(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第960页。
112 《贵德县志》(1995)第27页。
113 1966.10.3周恩来在中南海对全国红卫兵代表的讲话；1966.10.15周恩来接见中央民族学院干训班的西藏学生时的讲话，《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参考资料》(北京化工学院等汇编，1966)第二册第10-5、10-81、10-82页。
114 美洲《民主中国》一九九三年七月月号第22页。
115 《安塞县志》(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93)第628、629、747页。
116 《代县志》(1988)第378页。
117 《运城地区简志》(1986)第512页。
118 《宁乡县志》(1995)第486页。
119 《新津县志》(四川人民出版社，1989)第735页。
120 《什邡县志》(四川大学出版社，1988)版第21-31页。
121 美洲《世界日报》一九九三年四月二十一日。
122 《历城县志》(1990)第三九四页。
123 《五台县志》(1988)第711页。
124 《休宁县志》(1990)第31页。
125 《滁县地区志》(北京：北京方志出版社，1998)第1055页、《凤阳县志》(北京：方志出版社，1999)第666页。
126 一九九○年十一月六日美洲《世界日报》。
127 《黑龙江四十年》第375-376页。
128 《崂山县志》(1990)第735页。
129 《上海县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第56页。
130 《瑞丽市志》(成都：四川辞书出版社，1996)第45页。
131 《百年潮》(北京：中国中共党史学会)一九九九年第二期第38页。
132  一九九二年十一月二十三日美洲《世界日报》。
133 《开放》月刊(香港：冲天有限公司)一九九二年一月号第67页。
134 《铜鼓县志》(1989)第578页。
135 武俊平《「文革」中的「破四旧」闹剧》，2003.8.21华夏文摘增刊《文革博物馆通讯(一八八)》。
136 《上海县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第56页。
137 http://www.verylib.com/QiKan/66006S/200102/22125208.htm, 胡善美〈福州鼓山涌泉寺的佛经〉(作者工作单位为福建科学技术出版社)。
138 一九九八年四月二十六至四月三十日美洲《世界日报》。
139 一九八七年八月七日《人民日报》海外版。
140 《历史在这里沉思》(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1989)第六卷第140页。
141 《百年潮》(北京：中国中共党史学会)一九九九年第二期第六十七页。
142 叶浅予《十年荒唐梦》。
143 《历史在这里沉思》(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1989)第六卷第14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