铁流：民国学运领袖袁永熙的右派人生

如果说原浙江省省长沙文汉是中共党内的最大的右派分子，那么原清华大学党委书记、当年赫赫有名的中国学运领袖人物袁永熙，就应是中共党内第二个大右派分子。他们两人无论是原有的高贵出身和对中共争霸天下所做的贡献，都相近相似，堪称有功之臣。而得到的回报都是革命胜利的“贱民”。沙文汉夫妇是双双“榜上有名”；袁永熙不仅当了22年的老右，相亲相爱的夫人陈琏还和他“划清界线”，断然离异。为此，由不得让人深思：他们那一代知识分子是“走错了房间，还是这房间本身就是错的”？   　　袁永熙的公子陈必大，在纪念父亲的文章《欲辨真火已忘言》中写道：我们“袁家的祖籍在贵州修文，是个渊源久远的官宦世家。400多年前袁家的祖上中了武举，后官至明朝的贵阳守备。自此以降，这个家族代代有功名，鼎盛时期曾连出了三位进士。袁家子弟通过科举而做官，竟绵延了十八代之久。清朝末年，我的曾祖父袁照黎中举，先在贵州某地，后到河南确山当知县，以后又升任观察使，负责督办黄河水利工程。到我爷爷袁祚廙这一辈，科举考试在 1908年被废除了。虽说生不逢时，但官总还得有人做。袁家世代官宦，联姻不乏公卿豪门（我的两个姑奶奶一个嫁到清朝“盛京将军”赵尔巽家，一个嫁到军阀徐世昌家），自有做官的门道。加上爷爷精通文墨，又“一笔写不出两个袁”，在小站练新军的时代就进了袁世凯的幕府，不久又捐了一个营口道台的官职，也算是不辱没祖先了。”此后，“辛亥革命，风云色变，武昌起义，清廷倾覆。爷爷在道台的太师椅上席未暇暖，就只得挟裹公帑私囊，挂冠而去，躲进了天津的租界。随着北洋军阀攫取了辛亥革命的果实，爷爷利用他的“原始积累”和与军阀政客们的关系，开始“二次创业”。他先是摇身一变，成了北洋政府凤阳盐关的总监，后来又当上了山东枣庄中兴煤矿的董事长和北京（电）报（电）话局的局长，同时还在北京经营房地产和当铺，开了面粉厂和油坊，全然不见前朝遗少的颓唐，俨然一个长袖善舞、颇思进取的“官商”（应该说是亦官亦商，不同于直接利用官的职权来经营的”洋务派“、孔宋家族和“官道”这一类官僚资产阶级）。”   　　袁永熙的出身可谓显赫高贵，而他自幼又十分聪明。在他周岁的照片上爷爷袁祚廙以他那手严谨秀逸的小楷题了首小诗：“浑浑元气，双目瞳瞳，握拳擦掌，盼顾自雄，人皆愿子聪明，我独愿子如痴如聋。”但人生的命运总是和历史的命运、国家的命运联在一起，而有 “报国愿，为民情”的有志男儿均是热血青年，理想与冲动常常交织在一起，稍不注意就会带来不可挽回的灾难。1935年正是民族危机逼在眉梢的岁月，日寇铁蹄践踏着华北平原。因病未能与兄长袁永辉、同学朱彩芷（清华大学教授朱自清女儿）、姐夫孙国梁（清华大学教授孙国华之弟）一起投入抗日救亡的“12·9” 运动，但其救国之心已和时局连在一起。不久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天津沦陷，北平沦陷，他不得不和朱自清一家撤到大后方的昆明，紧接着考入西南联合大学攻读经济，很快参加了原北平中学中共秘密党员力易周等筹办的抗日宣传活动，并推选为“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云南总队”的组织干事，不久吸收为中共党员。由于云南省主席是反蒋势力的地方军阀龙云，所以中共在那里发展很快，仅西南联大就有80多个党员，占云南党员人数的三分之一。袁永熙是个热血青年，不但有组织才干而且智勇双全。当时他们所接受的教育，都是蒋介界“不抗日，专打内战”，对此深信不疑。却不知道诺大一个国家四分五裂，军阀混战，争夺地盘；红色割据，占山为王；内忧外患，民不聊生。蒋介石先生为了统一中国，既要用兵削藩，又要对付“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苏维埃政权”，不然何以能巩固孙中山创建的国民政府？但是，这里中之苦一时难为热血青年理解，所以他们均站在对立面拼死反抗。袁永熙便是这方面的带头人，多次出面组织学生进行反蒋斗争，并与陈布雷的女儿陈琏成为亲密战友。   　　1945年抗日战争获得胜利，他已是联大中共的第一支部书记，很快和第二支部书记马识途联手，策动、组织、发起联大、云大、中法、英专四所高等学生联合会近6000名师生，举行声势浩大的反对蒋介石先生的所谓“假和平，真内战”的大游行，并亲自草拟“罢课宣言”。在大批全副武装的军警面前，他面不改色，镇定自若，终酿成五十余师生受伤的“一二。一”惨案。自此，他成了全国有名的学运领袖，也促使他走上职业革命家的人生战旅。   　　1946年蒋毛“双十协订”破裂，中原逐鹿内战全面打响，袁永熙奉中共央南方局之命，率领五十多名地下党员赴北京担任北平学委书记，紧密配合中共南京地下市委发动的“五二0”运动，组织北平、天津数万名学生进行“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的示威游行，但国民党只知他身分是北平金城银行的职员，叶公超（国民政府外交部长）的内弟。1947年8月10日，为适应革命的需要，经中共上海局组织部长钱瑛同意，与时为蒋介石先生文胆陈布雷爱女陈琏在北京六国饭店举行婚礼。陈布雷公务繁忙不能前来参加，特派时任上海《申报》社长的胞弟陈训畲前来主持，并请北京市长何思源证婚。国民党北平要员和社会各界名流，手持陈布雷署名的请贴纷纷前来祝贺。在婚礼后的一个月，因民主同盟章程收藏不严而夫妻双双被捕。被捕后他坚不吐实，国民党特工人员也不罢休，遭到竹签刺手指、往鼻子里灌辣菽水、火烧皮肤、坐老虎凳等重刑，袁水熙均未招认自已是共产党员，当然更未出卖中共组织。国民党特务机关无计可施，于1947 年12凡1日，连同陈琏等共23名要犯，用飞机送往南京宁海路19号国防部保密局看守所关押，后来在一分不关紧要的悔过书上签了名，才为陈布雷出面保释，并为他安排了一个美差，中国敌伪资产处置科科长，学历史的陈琏到国立编译馆工作。1948年11月12日，辽沈战役结束后，陈布雷感到国民党大势已去，在决心服毒自杀前与袁永熙谈了一次话说：“我一生最大的错误，是从政而不懂政治，投在蒋先生手下，终至不能自拔。”又说“政治这个东西不是好弄的，你和怜儿（陈琏乳名）像现在这样，凭自已本事做点对社会有益的事情，不是很好吗？千万不要再卷到政治中去了。千万！个万！”   　　当然，他和陈琏没有接受长辈这个遗训，抱定“解放全中国，消灭旧世界，为人民谋福利的共产主义伟大信念”，很快逃离南京去到“苏北解放区”，再后去到“和平解放”不久的北平，也回到了梦寐以求多年向往的革命“大家庭”，以为拥抱了阳光，得到了自由。谁知因他被捕而没有死去的原因为组织怀疑，再加之还写有与民青没有关系的“悔过书”而被开除党籍，但组织上还是本着“宽大为怀”的处理原则，在结论上写有：“准其重新入党，不影响使用”。在共青团中央成立时，他担任了一个普通的职务学生部秘书主任、副部长。1952年新政伊始，中央青委书记蒋南翔调任请华大学校长，因蒋是“一二九”学运领袖，大概是惺惺惜惺惺吧，蒋提名他作党委书记并获批淮。自此他一头扎入工作，广交知识分子的朋友，除星期日回家和妻儿团聚外，平时连家也不回，过上了一段“用彩色缨络编织起来的日子”。   　　但是，好景不长，近似春梦。坐上紫禁城龙椅的毛泽东总是杞人忧天，老是担心有人要推翻它，感到四处都是暗藏的反革命和反对他的人。为了巩固权力，强化独裁，只能不断发动政治运动和阶级斗争。1950年大杀国民党“残渣余孽”，纵是乡、保、甲长也不能幸免；1951年大杀地主、恶霸，流泯、小偷均在此例； 1952年肃整贪污腐化，毙了张子善、刘青山，吓得广大资本家和工商业者跳楼的跳楼，上吊的上吊；1953年推行“统购统销”，自此管住农民肚皮，全国人民吃粮也要按定量标准；1954年大搞“农业合作化运动”，把分给广大农民的土地逐步收归“国有”；1955年借整胡风傲骨和自由化知识分子不，全国开展了轰轰烈烈的“肃反”审干运动。   　　一言以蔽之，共产党要把全国变成一个铁桶子，不准许任何人有自由的思想与活动的空间，要专政又专政，极权又极权。纵观中共几十年的发家史，无论是“打土豪，分田地”的红色革命，还是“占山为王”的苏维埃政权；也不论是抗日战争的敌外扩展，还是挥师百万的中原大战，莫不是以血淋淋的人头祭旗庆功。在打倒国民党蒋介石先生后，剩下的“敌人”就是自已营垒中的反对派。你要想不被打倒，要么做大大小小专政的“皇帝”，要么充当大大小小“皇帝”的帮凶，再不去做帮凶的奴才，或做没有脑袋没有嘴巴的木头人！否则只能当新政的贱民或去坐监。   　　在这伟大的 “肃反”运动中，袁永熙因有被捕“变节”一事，立即由清华党委书记降为常委、校长助理，又因他不支持校长蒋南翔治校的家独霸作风，在1957年的“整风运动”中划为极右分子，开除党籍，降职降薪七级，被送到昌平县长城脚下的一个劳改农场去劳动改造。接着，相交相爱16年的妻子陈琏，为了三个孩子的前途和自已的饭碗，不得不站隐立场和他划清“政治界线”而离婚，孩子也异姓随母而去。自此，他“茕茕孑立，形影相吊”，孤灯冷衾，零丁度日，晨与霜剑为伍，夜和冰刀共眠，饱尝“革命温暖”的滋味。他在农场“改造”整整五个年头，艰难困苦非言可表，总算活了下来。好不容易熬到1962年摘去右派分子的“帽子”，分配到河北省南宫县一家中学教书。1965年邢台发生大地震，学校食堂难以开伙，无法煮饭的他三餐成了问题。在好心人的撮合下，才与同校化学教师张兰芬重新组织家庭。张是个虔诚的天主教徒，原矢志终身不嫁，但袁永熙的不幸遭遇和诚实为人的君子之风，深深感动了她。历史真的有趣，无神论和有神论成为连理，而昔日 “革命夫妻”却分道场镳！洋胡子马克思、恩格斯，该怎么来解释这个奇怪有趣的问题？   　　“一枕黄梁再现”，“军阀重开战”。袁永熙新组织起来的家庭还不足一年，“伟人”决心“要扫除一切害人虫”，发动了“始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他作为“刘少奇、彭真安在南宫的定时炸弹”、“卖国贼袁世凯的孝子贤孙”、“没有改造好的右派分子”、“叛徒”，被那些当年和他一样年龄的红卫兵和造反派抄家批斗，打得他，口吐鲜血，遍体鳞伤。天主教徒的妻子张兰芬没有“划清界线”离他而去，更没有“分清敌我”去楚归汉，而是为他敷药疗伤给予陪安慰。她惟恐丈夫自杀日夜守候身旁。天主教徒的善良，人性真诚的温暖，妻子的百般体贴，女人特有的无微不至的关怀，使得袁永熙顽强把活了下来，熬过了比反右斗争更大的一劫“文大革命”。22年后的1979年，他和全国 55万多名右派一样获得了当年反右领导人邓小平的“改正”，但年已六十三岁的他，还能做什么呢？仅管也担任了几天北京新建的经济学院院长和全国政协第六、第七届委员，可失去青春、年华、家庭，再也不能回来了！1999年12月13日他走完了人生最后一段路，安静地离开了这个世界。不知他临死前是怎么想的？心路历程又是什么？   　　我也是右派，也是一个被关押23年家破人亡的右派，但没有为革命去坐过蒋介石的监狱，也没有为共产主义事业去领尝国民党残暴的酷刑，相形见绌，深感忏悔，但贡献特殊的他却受此荼毒，能不有恨有怨么？可能他在死前还不知道一个不可更改的历史事实：国民党和蒋介石先生是抗日的！为抗日，国民党牺牲了三百多万壮士，224位将军。自1937年7月至1945年8月之间，中华民国政府发动大型会战22次，重要战斗1117次，小型战斗28931次。陆军阵亡、负伤、失踪321万1419人。空军阵亡4321人，毁机2468架。中共只死去两个将军级人物，左权和杨靖宇，红军战士却从三万人增至百万之众。孰是孰非，我想谁也篡改不了！袁永熙难友好好的安息吧！你走错房间了！

来源: 读者推荐 | 责任编辑：徐书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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