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必大在文章中说，他曾问过他的父亲， “当年你为什么要革命？”他说：“如果天下清平，谁都想有一个稳定的职业，过体面的生活。我们家祖祖辈是为读书做官，如果日本鬼子没打进来，我们兄弟完成学业后，也许有人会走这条路，我的姐夫叶公超、表哥杨继增后来都成了国民政府的部长。”他又说“问题不在当年的理想是对是错，问题在于为什么后来就不能照当初的理想去做？”这也是很多革命的知识分子至今还想不通的事情或者根本不敢想的事情，凡是马列主义共产主义的国家，都是说一套做一套的。用今理想打倒昨天誓言，明天追求又否定今天的保证，这叫“需要”。他们总是在“需要”中发展，在“需要”中变化。为了“需要”，卖妻轼父的事都干得出来。
出身钟鸣鼎食之家的袁永熙，在赤色幻梦的鼓动下，总想改变这个贫富不均的世界。他的哥哥袁永辉，曾是八路军山东纵队参谋处作战科科长，一位智勇双全的指挥员。令人难以相信的是，1941年在山东解放区的“抢救运动”中被当作潜伏敌特被枪决，他的另一个追求革命的兄弟也和他一样被打成右派，前妻陈琏在“文革”中被迫自杀。对于这段惨痛的历史家史，陈必大似有所悟地说：“从主观上说，象我父母这样的革命者，都受过教育，具有独立人格和侠义心肠，所以能超越阶级局限去追求为理想献身的那份崇高。可叹的是，并非所有的革命者都理解这种崇高，特别是当革命所建立的社会不再需要理想而只需要服从的时候，［另类］革命者总是最先被怀疑、被清算的。我父亲兄弟三人参加革命，都曾出生入死，结果一个被错杀，两个后来成了右派，加上我妈妈在文革中的惨死，简直是无一幸免！
现在回过头来看，中国人口的大多数是农民，中国革命的主力是农民，它不可避免地带有浓重的农民革命的色彩。农民的理念是［均富］，大家都一样，凭什么你们比我过得好，凭什么你们比我懂得多，凭什么你们有一种我没有的品质，所有不是由革命而得到的东西都应该被革命［革］掉，为了成为彻底的无产者，你们就特别应该被不断革命、不断修理、不断折腾。在这种理念指导下的革命，无法产生具有生产性的制度安排，又无法包容和学习多样化的世界，只能关起门来，愚弄群众，运动群众，甚至是胁迫群众去进行内斗，通过内斗，在非常低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上，靠人们被斗出来的［觉悟］建立乌托邦社会主义。这是一条错误的路，失败的路，但却不是一条不可避免的必由之路。邓小平先生能在30年后将中国从这条路上拉回来，就证明了这一点。30年的弯路使真正的革命志士也跟着一起蒙羞！我的六舅舅陈遂，上海交大的毕业生、建设中学的教师就是这样当的右派。他被送到宁夏去劳改后就音信杳然。直到文革结束后，家人才得到通知，六舅舅已在大饥荒的1962年死去。当时劳改队让饥肠辘辘的劳改犯自己去挖野菜充饥，六舅舅误食毒草，不治身亡，享年36岁，连家都没成。爸爸曾不无悲哀地自嘲说：为什么我成了右派？两条：一是被捕而没有英勇牺牲；二是［被使用］而没有意识到要报答蒋南翔的［再造之恩］。”
他只说对了一些，更重要的却未说到。在我看来，马列主义这个崇尚暴力的理论本身就是错误的、反人性的。凡是用这个错误理论武装起来的革命政党，不论它怎样乔装打扮自已，必然是想尽一切办法掩盖事实与历史的真相，用尽一切卑劣的手段制造出最无耻的世界性谎言，再使用暴力去推翻原有的合法政府，建立起一个属于自己意志与利益的极权国家。为了维护这个极权国家，必然要不断地搞革命、搞斗争，清洗自已营垒中所谓意志不坚定的分子，也就是真正为人民谋福利的追求民主与自由的知识分子。袁永熙一家就是这样的人，当然悲剧就不可避免。但愿今日的中国政府能善意地对待它的子民，少一点极权多一点民主，少一点专横多一点善良。少一点凶狠多一点人情。极权与专横是走不通的死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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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 读者推荐 | 责任编辑：徐书鸣 |
2014年1月18日 星期六
铁流：民国学运领袖袁永熙的右派人生(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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