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08年4月24日
继1957年—1959年整个藏区发生藏人武装反抗中共政权被镇压之后，文化大革命期间，中共军队又在西藏各地大开杀戒。
当时，首先是杀“叛乱分子”。如1969年3月起，西藏昌都地区、拉萨市郊县、日喀则地区、那曲地区等地相继发生暴力事件。这一系列事件被称为“反革命暴乱事件”，在当时被定性为“再叛”（1957年—1959年的反抗被认为是第一次“叛乱”），虽然有说法认为这不是“再叛”，而是文革当中造反派组织之间的武斗，但军队是以“平叛”名义镇压的。所谓平息“再叛”实则屠戮的军事行动结束之后，便是大规模的逮捕、关押和处决。领导尼木县藏人进行抗争的尼姑赤列曲珍成为西藏人人皆知的“反动分子”。大概是1970年2月上旬，当天拉萨人几乎倾城而出，全被带往公审大会的现场“拉萨体育场”和位于南郊流沙河的刑场，去接受触目惊心的“阶级教育”。身穿暗红色氆氇藏袍的赤列曲珍，身体瘦弱，被公审批斗，随后她与17名藏人被第一批公审处决。这批照片正是当时被公审和处决的现场。
名为“拉萨体育场”的“波林卡”，其大片空地成为可以集合上万人的公审大会会场。而杀人的刑场则有好几处，如色拉寺天葬台附近、献多电厂旁边的天葬台附近、蔡公塘天葬台附近、古扎拘留所旁边的天葬台附近、南郊流沙河一带。要说明的是，在天葬台附近实行死刑，并非可以将死者按照西藏传统葬俗就地天葬，因为天葬的习俗属于“四旧”，早已被禁绝。在解放军军人的枪声中，一个个“现行反革命分子”一头栽倒在早给他们草草挖就的坑中，而后被盖上尘土算是埋葬于泥土之下，有的人甚至脚掌还露在外面，被野狗撕咬。
当时，除了杀“叛乱分子”，还要杀“叛国分子”。当时由于不少人因不堪文革的恐怖与贫困而逃往邻近周边国家，有些人不幸被抓获便以“叛国分子”的罪名予以严惩。有一个叫图登晋美的年轻人，是拉萨中学高66班的学生，他与他的女朋友华小青（半藏半汉）在逃亡时被捕。华小青在监狱里遭到管制人员强奸，当晚自杀。图登晋美被公审处决。他的一位同学至今忘记不了当时惨不忍睹的情景：“枪毙图登晋美那天，我们看见了。把他游街的时候，我们亲眼看见他五花大绑，背上插一块牌子，脖子上捆着绳子，人已经快被勒死了。其实人已经勒死了。到刑场的时候，他已经死了，脸肿得很大，惨白。那时候他可能才20岁的样子”。
曾与中共合作却在文革时沦为“牛鬼蛇神”的贵族官员桑颇·才旺仁增的小儿子，也因“叛国”之罪而被枪毙。他是个瘸子，约20岁。与其一起逃亡的两个年轻藏人也被枪毙。也是先在“拉萨体育场”召开公审大会而后被处决。据说他在被枪毙之前已经被打死，有的人说他是自杀的，但就这样，他的尸体还是被枪毙了。
在所谓的“叛国分子”中，甚至只因有外逃的打算也会招致杀身之祸。如在山南加查县与曲松县之间的波塘拉山修公路时，几个家庭出身成份属于“领主”或者“代理人”的年轻人，不堪生活艰难和精神压抑，言谈中流露出越境逃往印度的想法，被一位同伴告密，修路队的领导立即上报，从拉萨派来解放军军人将这几个年轻人全部逮捕。不久，16岁的东觉和14岁的次多被公审枪毙；18岁的索朗勒扎在狱中被打死；1950年代期间，被中共盛赞的“爱国上层人士”擦珠活佛的外甥约16岁，被判刑20年，后来获释之后还是去了印度，从此不归。
为了起到杀一儆百的作用，当时盛行的作法是，一是将宣判死刑的布告到处张贴，被处决者的照片或名字上画有一个醒目的红叉；二是举行群众性的公审大会，被处决者的亲属必须站在最前列，公审之后便由警察和士兵押上卡车沿街展示，再赴刑场予以枪毙，有些人还未到达刑场就已被拴在脖子上的绳子活活勒死。其亲属既不允许收尸，还要上交子弹费，而且还要公开表态感谢党消灭了“阶级敌人”。很多人在狱中不堪折磨而自杀，也有很多人受酷刑而死。
1970年和1971年被枪毙的人之多，据我曾经采访过的前西藏造反派“造总”司令陶长松说，其中只是因1969年的所谓“再叛”被法院判决枪毙的就有295人。后来这295人中，有些人被认为杀错了，予以平反，并先后给其家人“安慰费”200元和800元，对此，前“造总”司令陶长松讲了一句令人难过的话：
“藏族人太老实了，枪毙他们的时候说‘托几切’（藏语，谢谢），给他们200元的时候也说‘托几切’，给他们800元的时候还是说‘托几切’，这些藏族人实在是可怜啊。”
而我采访过的曾经在调查“再叛”工作组担任负责人的多吉认为远不止这个数字。他说，1970年办“毛泽东思想学习班”时，杀了一批人，“光是边坝、丁青两个县就有100多人……第一批杀了，本来还要两批、三批的杀，杀它个几百几百的，因为都已经判了死刑，但第一批杀了后，第二批就不准杀了，可能发现有扩大化的趋向。73年我们去边坝落实政策时，准备要杀的、已经关在监狱里面判了无期徒刑的、判了15年、18年至少也是10年以上的，光是我去的那个乡就有好多人。”另外一位曾在当地工作的藏人也说：“说边坝再叛，一次公审枪毙就是90多人”。
但绝大多数被枪毙的人至今没有获得平反。一位历经当年“红色恐怖”的藏人感叹道：“这么多的血案啊，让我们藏人寒透了心。我们受到的伤害太大了，已经对共产党失去信任了。所以87年和89年的所谓‘骚乱’，其实是跟这些伤害有关的。”
继1957年—1959年整个藏区发生藏人武装反抗中共政权被镇压之后，文化大革命期间，中共军队又在西藏各地大开杀戒。
当时，首先是杀“叛乱分子”。如1969年3月起，西藏昌都地区、拉萨市郊县、日喀则地区、那曲地区等地相继发生暴力事件。这一系列事件被称为“反革命暴乱事件”，在当时被定性为“再叛”（1957年—1959年的反抗被认为是第一次“叛乱”），虽然有说法认为这不是“再叛”，而是文革当中造反派组织之间的武斗，但军队是以“平叛”名义镇压的。所谓平息“再叛”实则屠戮的军事行动结束之后，便是大规模的逮捕、关押和处决。领导尼木县藏人进行抗争的尼姑赤列曲珍成为西藏人人皆知的“反动分子”。大概是1970年2月上旬，当天拉萨人几乎倾城而出，全被带往公审大会的现场“拉萨体育场”和位于南郊流沙河的刑场，去接受触目惊心的“阶级教育”。身穿暗红色氆氇藏袍的赤列曲珍，身体瘦弱，被公审批斗，随后她与17名藏人被第一批公审处决。这批照片正是当时被公审和处决的现场。
名为“拉萨体育场”的“波林卡”，其大片空地成为可以集合上万人的公审大会会场。而杀人的刑场则有好几处，如色拉寺天葬台附近、献多电厂旁边的天葬台附近、蔡公塘天葬台附近、古扎拘留所旁边的天葬台附近、南郊流沙河一带。要说明的是，在天葬台附近实行死刑，并非可以将死者按照西藏传统葬俗就地天葬，因为天葬的习俗属于“四旧”，早已被禁绝。在解放军军人的枪声中，一个个“现行反革命分子”一头栽倒在早给他们草草挖就的坑中，而后被盖上尘土算是埋葬于泥土之下，有的人甚至脚掌还露在外面，被野狗撕咬。
当时，除了杀“叛乱分子”，还要杀“叛国分子”。当时由于不少人因不堪文革的恐怖与贫困而逃往邻近周边国家，有些人不幸被抓获便以“叛国分子”的罪名予以严惩。有一个叫图登晋美的年轻人，是拉萨中学高66班的学生，他与他的女朋友华小青（半藏半汉）在逃亡时被捕。华小青在监狱里遭到管制人员强奸，当晚自杀。图登晋美被公审处决。他的一位同学至今忘记不了当时惨不忍睹的情景：“枪毙图登晋美那天，我们看见了。把他游街的时候，我们亲眼看见他五花大绑，背上插一块牌子，脖子上捆着绳子，人已经快被勒死了。其实人已经勒死了。到刑场的时候，他已经死了，脸肿得很大，惨白。那时候他可能才20岁的样子”。
曾与中共合作却在文革时沦为“牛鬼蛇神”的贵族官员桑颇·才旺仁增的小儿子，也因“叛国”之罪而被枪毙。他是个瘸子，约20岁。与其一起逃亡的两个年轻藏人也被枪毙。也是先在“拉萨体育场”召开公审大会而后被处决。据说他在被枪毙之前已经被打死，有的人说他是自杀的，但就这样，他的尸体还是被枪毙了。
在所谓的“叛国分子”中，甚至只因有外逃的打算也会招致杀身之祸。如在山南加查县与曲松县之间的波塘拉山修公路时，几个家庭出身成份属于“领主”或者“代理人”的年轻人，不堪生活艰难和精神压抑，言谈中流露出越境逃往印度的想法，被一位同伴告密，修路队的领导立即上报，从拉萨派来解放军军人将这几个年轻人全部逮捕。不久，16岁的东觉和14岁的次多被公审枪毙；18岁的索朗勒扎在狱中被打死；1950年代期间，被中共盛赞的“爱国上层人士”擦珠活佛的外甥约16岁，被判刑20年，后来获释之后还是去了印度，从此不归。
为了起到杀一儆百的作用，当时盛行的作法是，一是将宣判死刑的布告到处张贴，被处决者的照片或名字上画有一个醒目的红叉；二是举行群众性的公审大会，被处决者的亲属必须站在最前列，公审之后便由警察和士兵押上卡车沿街展示，再赴刑场予以枪毙，有些人还未到达刑场就已被拴在脖子上的绳子活活勒死。其亲属既不允许收尸，还要上交子弹费，而且还要公开表态感谢党消灭了“阶级敌人”。很多人在狱中不堪折磨而自杀，也有很多人受酷刑而死。
1970年和1971年被枪毙的人之多，据我曾经采访过的前西藏造反派“造总”司令陶长松说，其中只是因1969年的所谓“再叛”被法院判决枪毙的就有295人。后来这295人中，有些人被认为杀错了，予以平反，并先后给其家人“安慰费”200元和800元，对此，前“造总”司令陶长松讲了一句令人难过的话：
“藏族人太老实了，枪毙他们的时候说‘托几切’（藏语，谢谢），给他们200元的时候也说‘托几切’，给他们800元的时候还是说‘托几切’，这些藏族人实在是可怜啊。”
而我采访过的曾经在调查“再叛”工作组担任负责人的多吉认为远不止这个数字。他说，1970年办“毛泽东思想学习班”时，杀了一批人，“光是边坝、丁青两个县就有100多人……第一批杀了，本来还要两批、三批的杀，杀它个几百几百的，因为都已经判了死刑，但第一批杀了后，第二批就不准杀了，可能发现有扩大化的趋向。73年我们去边坝落实政策时，准备要杀的、已经关在监狱里面判了无期徒刑的、判了15年、18年至少也是10年以上的，光是我去的那个乡就有好多人。”另外一位曾在当地工作的藏人也说：“说边坝再叛，一次公审枪毙就是90多人”。
但绝大多数被枪毙的人至今没有获得平反。一位历经当年“红色恐怖”的藏人感叹道：“这么多的血案啊，让我们藏人寒透了心。我们受到的伤害太大了，已经对共产党失去信任了。所以87年和89年的所谓‘骚乱’，其实是跟这些伤害有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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