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制度与大革命》

很多不关心政治不关心学术的人并不知道托克维尔，也不知道他的代表作是《论美国的民主》，2012年上半年开始，他的另外一本非知名代表作《旧制度与大革命》在改革的中国上下传阅。十八大之后，新上任的中纪委书记王岐山在反腐座谈会上正式推荐了这本书，王岐山说：“我们现在很多的学者看的是后资本主义时期的书，应该看一下前期的东西，希望大家看一下《旧制度与大革命》。

托克维尔是法国的政治思想家和历史学家，也曾是大革命的亲历者，他的名作《旧制度与大革命》著于1856年。在前言中，作者自述，“这部书绝非一部法国大革命史；……本书是一部关于这场大革命的研究”。这本书，其实是一个有关政治制度现实的普及。

悖论繁荣反而加速了大革命的到来

在对法国大革命爆发的时代背景进行回顾时，托克维尔观察到了一个令人惊讶的事实：大革命前二十年，社会财富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蓬勃增加。这种繁荣甚至也不停留在经济层面，托克维尔还发现：革命前夕的法国政府虽然依旧足够强大，但却不再单纯地实行专制，而是在“到处维持秩序”；法国民众则“每个人都能随心所欲地发财致富，可保住已取得的财富”。但就是在这看似欣欣向荣的大环境中爆发了革命。
    托克维尔的结论是：尽管法国政府在大革命爆发前已经部分转换了自己的角色，但它仍保留着许多专制政府的毛病。在革命爆发前的20年里，民众与政府之间的贸易关系以惊人的速度增长。但因为政府这些专制时代的毛病，民众对被政府盘剥的坏印象远大于政府放松专制的好印象。

贪腐贪婪之心横行无忌，统治阶级的成员醉心腐败

在这种“繁荣却引发革命”的悖论中，政府也并非是无辜的。伴随着经济的繁荣，法国社会处在金钱拜物教对传统关系的解构过程之中，而专制社会却以此为生存机遇。托克维尔描述为：几乎无人不拼命地攒钱或赚钱。不惜一切代价发财致富的欲望、对商业的嗜好、对物质利益和享受的追求，便成为最普遍的感情。
    当制度“使贪婪之心横行无忌，听任人们以不义之行攫取不义之财”时，统治阶级的成员自己也成为“以不义之行攫取不义之财”的一群。托克维尔说，“必须详细研究旧制度的行政和财政史，才能明白一个温和的但是没有公开性并失去控制的政府，一旦它的权力得到认可，并使它摆脱对革命人民的最后保障的恐惧，那种对金钱的需求会迫使它采用哪些粗暴而可耻的手法。”

反作用减轻人民的负担，反而激怒了人民

托克维尔在研究法国大革命的时代背景时还发现了另一个“悖论”：大革命是在人民对苛政“感受最轻的地方爆发的”：“大革命的特殊目的是要到处消灭中世纪残余的制度，但是革命并不是在那些中世纪制度保留得最多、人民受其苛政折磨最深的地方爆发，恰恰相反，革命是在那些人民对此感受最轻的地方爆发的。”
    托克维尔如此解释这一“悖论”：“革命的发生并非总因为人们的处境越来越坏。最经常的情况是，一向毫无怨言仿佛若无其事地忍受着最难以忍受的法律的人民，一旦法律的压力减轻，他们就将它猛力抛弃。被革命摧毁的政权几乎总是比它前面的那个政权更好，而且经验告诉我们，对于一个坏政府来说，最危险的时刻通常就是它开始改革的时刻。”

底层农民成了改革中被损害的阶层，却饱受孤立，无处发声

农民是法国大革命的主力，也是法国最大的底层社会群体。据托克维尔的调查，在革命爆发前夕，法国农民已“不再受那些封建小恶霸的欺凌；来自政府的强暴行为也很少涉及他们，他们享受着公民自由，拥有部分土地”。然而托克维尔又说“但是所有其他阶级的人都离弃他们，他们处境之孤单也许为世界上任何地方所仅见。这是一种新奇的压迫”。在当时的农村，不仅是贵族，所有稍有资产者都在逃离农村，进入城市。
    在国家的变革中，其他阶层都获得了或多或少的好处。唯独农民，在新时代没有得到任何好处。在大革命爆发的前夜，没有人关心丧失了与上层社会的沟通能力的农民，没有人在意农村的失语，而是任由他们生活在孤苦无助的深渊里。后来的结果众所周知：旧贵族被大革命碾得粉碎；曾一度将革命的锤子递交到农民手里的新资产阶级，则很快被农民用锤子砸碎了脑袋。

社会信任社会信任缺失，农民们仅因谣言就发动反抗杀死贵族

在法国大革命前夕，贵族、资产阶级和“第三等级”都递交了自己的陈情书。从贵族的陈情书来看，贵族已经非常开明，他们的要求可以说与第三等级的人几乎是一致的，贵族在个人权利、人身自由、财产自由、工商业自由、宗教自由、出版自由等问题上都提出了强烈的要求，要求这些自由和权利不受侵犯。
    然而这种开明的态度并不为其他阶层所信任，尤其是与他们有土地关系又得不到关怀的农民们。当时激起人们抗争情绪的主要是两个传言：一位议员认为贵族正试图破坏麦收，通过饥饿来报复革命;各市镇都采取了严密的保安措施，盗匪们现在都跑到乡下来了。农民们的恐惧转化成了万丈怒火。可想而知，他们纷纷拿起了武器，闯入城堡烧毁封建的契约文书，如遇反抗的贵族，农民们就烧毁他的城堡甚至绞死他本人。

谁该读官员和学者最需要读懂这本书

要理解作者托克维尔书中要表达的观点和立场，不可能忽视对作者身份。托克维尔出身在地主贵族家庭，早年热衷政治活动，1838年出任众议院议员，1848年二月革命后参与制订第二共和国宪法，1849年曾出任外交部长。作为“最后的贵族”阶层的成员，作者有别于普通社会学者，可以说《旧制度与大革命》阐述正是既得利益者，对社会变革的冷静观察。
    也就是说，这种视角，恰恰是改革者而非革命者的视角，中国改革，官员和学界作用必然在整个社会群体中更为突出，是最需要读懂这本书的两个群体，《旧制度与大革命》是权力执行阶层的启示录。

官员官员应从书中理解“不改革死路一条”的真谛

托克维尔在制度与革命的关系中指出，“革命并不是在那些中世纪制度保留得最多、人民受其苛政折磨最深的地方爆发，恰恰相反，革命是在那些人民对此感受最轻的地方爆发的；因此在这些制度的桎梏实际上不太重的地方，它反而显得最无法忍受”。以上结论似乎可以顺势推出，不改革反而利于维持社会的平衡。这其实是最容易误读的地方，实际上托克维尔正是在提醒社会变革的主导者，必须革新出一种能够替代革命的社会变革方式。
    官员必须认识到，“不改革死路一条”虽然已经是包括决策者在内的中国官方共识，认识到这一点其实远远不够。改革过程中，社会矛盾也会暴露，官员很有可能畏惧不前，力求保持现状，甚至退缩。《旧制度与大革命》警示制度的创新的重要作用时，虽然没有给出更具体的建议，但书中得出了促进社会真正进步的制度创新不是革命能达到的结论，正说明改革者必须直面制度创新。

学者学界应从书中审视社会变革关键期的前因后果

对于学界来说，虽然认识到当前中国正处在社会变革的关键期，但学界应从《旧制度与大革命》中认识到，对社会变革的研究不能脱离旧有制度体系，当前中国改革，是要解决发展中的矛盾问题，解决这些问题，不是对旧有体系的全盘忽略。托克维尔已经启发我们，旧有制度总会在变革中产生难以磨灭的印记。
    托克维尔对法国大革命的起因与后果提出了一种开创性的解释，打破了人们想象的那种“压迫愈重、反抗愈烈”的方式，得出悖论式的社会变革方式。学界更不应忽视这个重要结论。对资本主义包括革命在内的社会变革的研究，对于正处在现代化进程中的我们来说，尤为重要。

托克维尔的这本书用政治社会学的方法探讨了革命为何会发生，而处于和平盛世的我们为何要去读和读懂这本书？中国的当下和大革命前夕的法国很像么？并不尽然。

焦虑社会转型期，面对的是社会集体焦虑

正如德国经济学家兰斯多夫在《腐败与改革的制度经济学:理论、证据与政策》解释的那样：当一个社会开始改革，原有的信任机制被打破，而新的信任体系未建立起来时，那只“看不见的脚”会破坏参与改革者之间的信任。改革开放30年后进行反思之时，官员、商人、学者乃至学生面临着集体的焦虑，经常用“这是一个最坏的时代，也是一个最好的时代”来概括。与焦虑相伴而生的，是谣言的盛行和社会信任的透支，当一起起的食品安全事件以同样的理由发生，又在同样的“国标”下消解，当下的社会问题范式变得很复杂但是很直接：官员的贪腐会演变成对政府的不信任；收入的不平等会变成仇富，统治者和民众的之间的关系亟待新定位。高至于庙堂还是存乎于鱼水，是回应、应对还是主动寻求解决方式，其关系的处理，都可能成为佐证这个悖论的论据。

隐忧居安思危，是当政者更稀缺的思考

与之同样重要的，是对社会问题解决方式的再思考，繁荣背后总有隐忧。在改革时期，经济发展有速度，而从贫富差距上看质量，从群体覆盖上看温度，却都很难得出相匹配的结论。在社会问题渐趋集中的中国，也在问题不断渴求解决的时候，社会问题的解决方式却很难说是多样而充满智慧的。无疑，托克维尔的若干论述是可以提供映照的：托克维尔在书中想要极力去回溯的有关大革命前的国家的政治生活状态：由同样是法国人，是由于哪些事件，哪些错误，哪些失策，终于抛弃了他们的最初目的。没有什么东西是固定不变的，包括大革命会因为什么而到来，而旧制度的弊端必然成为种种反对的温床。

    托克维尔在书中说：“一方面是一个民族，其中发财的欲望每时每刻都在膨胀，全民都想发财，每一个老百姓都想发财，但是另一方面是一个政府，他不断的刺激这种新的热情，不断的从中作梗，点燃了又把他扑灭，就这样从两方面促使了自己的毁灭，这就是法国大革命。”

    路易十六在后来被认为是一位有能力也一定程度开明的君主，但这不能阻止大革命的发生。

    托克维尔最后反思时认为，法国大革命较多地忽略了自由，这也与之前旧制度对自由的漠视不无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