虾批：共产党从苏俄得到的枪杆子，能让绝大多数汉人屈服，甚至在被投入大牢之后还要感激涕零，但却不是万能的。1949年起，共产党对安多、西康、西藏，动用了第一野战军[现在的兰州军区]和第二野战军[现在的成都军区]，驻藏部队最多时达到50万人。遗憾的是，50年下来，图博人仍未屈服。
在全中国以至全世界，对狂妄残暴的共产党，只有图博人仍然坚持抵抗，直到今天。他们一方面决不放弃武力，一方面坚守自己的宗教文化，这让美国、苏俄、中华民国...包括我们汉人流亡者，都该感到汗颜。西藏问题成了中国的痔疮。
共产党及其爱国者为何动则恼羞成怒？甚至还把自己装扮成受害者？因为无论玩硬的还是玩软的，都无法征服一个贫瘠荒凉的冰山佛国，这才是西藏问题的实质。
[以下摘自《雪域境外流亡记》]
1960年中期，西藏抵抗力量的首脑人物，选定面积为七百五十平方英里的木斯塘王国，作为重新组织行动的最佳地点。木斯塘与周围地势相比，如同鹤立鸡群，海拔一万五千英尺，就像插入西藏西部的楔子，自从十九世纪初叶以来，它一直是附属於尼泊尔的仆从国。但是，由於木斯塘与世隔绝，距加德满都有一个多月的行程，所以它除了给尼泊尔政府付给不过一百美元的年税之外，与尼泊尔政府没有任何联系。从南面进入这个王国的主要通道，是极为狭窄的卡利甘达基峡谷，它是世界上最深的峡谷(由於它处于安纳普纳和道多拉吉里之间，这两座山在地球上最高的山峰之列)，如果在此设防，几乎无法通过。但木斯塘的最大战略价值，就在於它距离新疆至拉萨的公路很近，这条公路是西藏的两条主要的大动脉之一，它始於康区，沿著喜马拉雅山脉东段全线的悬崖陡坡，修到了拉达克的阿克赛钦地区，从这里它再朝西北方向蔓延进入新疆，再往前走就是中苏边界。这条泥土公路和唯 一的电报线路，将这条长达一千五百多英里的敏感边界线上的中国边防军连接了起来。木斯塘还有一个优点，它是现存为数不多的原始西藏文化的小块地区之一。因此，它就成了康巴人的根据地，既可以从这里安然无恙地袭击中国军队和附近兵营，又可以作为藏南和藏东仍在进行活动的游击队的至关重要的後方基地。
1960年后期，国防自愿军的部队开设来到木斯塘。虽然後来小股的游击队从西藏直接来到这里加入了这支部队，但最先来到这里德，却是随同贡布扎西将军从山南地区撤退下来的藏人。国防自愿军部队这些人来自各个筑路营，他们先前往大吉岭和甘托克，然後在这里分为四十个小组，朝西行进，偷偷越过边界，进入尼泊尔南部的茂密丛林，然後沿著卡利甘达基峡谷的寒带山地朝上走，最後出现在木斯塘。这里已属于西藏高原，乾燥贫瘠，狂风阵阵。藏人在这里受到了这个王国第二十三代土王的欢迎----他最害怕附近的人民解放军，其次就是自己领土上不受约束的军队。西藏人在这里组成了连结成网的基地：有些就是设在前沿的帐篷营，只有一二百名官兵；另一些则是建在已有的城镇和寺院附近的给养仓库。总部设在後方，木斯塘的南部边缘，在靠得最近的尼泊尔焦木桑镇的北面，相距一个半小时的路程。後来，在一条深谷到森林茂密的尼尔基里山麓之间，盖起了二十五幢房屋，里面设有五个部队---给养、运输、弹药、情报和内部训练。木斯塘司令巴巴益西的办公楼位于这些房子正中----这是一座三层楼房，四周有围墙；大门前拴一条凶恶的大藏狗，西藏旗在院中飘扬。除了这里的地理环境之外，还有那些拴在木桩上的藏马和身著缴获的人民解放军上衣和子弹袋的康巴军队，所有这些使这里染上了「粗犷的西方色彩」，这是一位老战士回忆时说的原话。但是，由於这里环境十分乾燥，岩石遍地，所以开始创建木斯塘基地时困难重重。在足够的给养空投进来之前，四千创业战士当中的大多数人，只得煮靴子和马鞍来充饥度日。据一些人说，有些人还越过边界进入西藏，他们并不是去攻打中国人，而是偷盗牲学畜，求得生存。
随著空投给养而来的，还有几乎四十名黑尔营的毕业生。从他们身上，国防自愿军学到了迫切需要的现代战斗知识。这些毕业生带来了M1步枪、斯普因菲尔德冲锋枪、八十毫米无后座力重炮、二英寸迫击炮、供隐藏式无线电用的太阳能电池、发电报时用的扰频器、机枪消声器和用於间谍活动的「毒药片」及微型照像机。由他们担任教官，全部换上了卡叽制服，日常生活更为严格。每天早上五点起床，接著是做体操，唱西藏国歌，干农活，在山里进行生存训练和演习他们是自1958年的起义高潮以来，西藏萌生的第一线真正的军事希望。
国防自愿军恢复元气之後，他们就从木斯塘这块高原向东面、北面和西面出击。一般的出击由几十个人进行，他们插入西藏，待上一个月时间，埋伏袭击人民解放军的一支队伍之後就撤回来。由於西藏很荒凉，只要军队大致相等，无论游击队在哪里进攻，他们保证可以获胜。1966年派了一支小队伍去骚扰新疆至拉萨公路的运输线，结果他们消灭了一支中国人的部队，直到战斗结束之後，游击队才在尸首堆中发现了人民解放军西藏西部军分区司令员及其全体参谋人员。这些人民解放军带上了他们的全部档案材料，结果这些东西成了宝贝，不仅对西藏人是如此，而且对中央情报局也是如此。通过这些材料，得到了有关刚刚开始不久的文化大革命的实贵情报；其中还有一份价值不寻常的文件，在这份文件中中国自行透露，在1959年的叛乱中大约有八万七千名藏人丧生，而北京一直将这次叛乱说成是一场小小的骚乱。
木斯塘最成功的一点，是他的间谍网。在很短的时间内，国防自愿军成功地在西藏各地建立了地下联络点，得到的情报不仅范围广泛，而且质量很高，这就使得这项情报工作极为有用。虽然中国人对所有的藏族都持怀疑态度，但中国共产党的自治区委员会却不得不起用一些少数民族干部，让他们干行政工作。在这项藏人对中，有很多人似乎是中国人的合作对象，而实际上随著他们在地方的官僚阶梯上慢慢爬了去时，他们就给国防自愿军提供情报。夜间，国防自愿军的信使从一个地方走到另一个地方，从间谍那里收取情报，他们不仅要负责汇集整理中国在沿喜马拉雅山脉一线大量的集结军队的情报，而且还报告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主要核试验基地从新疆的路帕路③迁移到距离拉萨北面一百六十五英里的那曲的重要情报。
尽管木斯塘有这麽多优点，但它却存在一个关键性的弱点。它距离中国人活动的主要场地太远，正如一位游击队战士在描述西藏抵抗运动第二阶段的情况时所说的那样，这是「一支在与世隔绝的领土上的孤军」。此外，虽然康巴人千百年来生来就骑马，但现在这些康巴战士却失去了坐骑。由於在翻越这块高原四周的崎岖山口时，困难重重，因此整个部队只保留了六十匹藏马。这次退却所带来的伤亡最大，伤兵通常只好任其死亡，木斯塘总部没有药品，没有外科设备，木斯塘所辖的前线军营就更不用说了。然而，随著时间的推移，战士的死大多数不是由於战斗，而是由於衰老。有一位年轻的游击战士，以前是西藏青年大会成员，应徵派到木斯塘是为了替换那些已达四、五十岁的人，他回忆说：「真是可悲！人们并不是死于枪弹，而是往返打一次仗就一命鸣呼。中国人只要一知道藏人又在进行袭击，他们就会马上派出巡逻队切断藏人的退路。人民解放军精神十足，而我们的战士却连续奔波了几个夜晚，因此这些上了年纪的人也就精疲力竭了。他们就拿出一罐咖啡，倒在碗里，与汤汤水水搅拌在一起喝了下去。但这样干过一两次之後，他们的心脏都直往外蹦。」
从七十年代初期开始，内外压力危及到了木斯塘的继续存在。1971年7月，亨利•季辛吉秘密飞往北京，为美中关系走向友好铺平道路。接著，中央情报局突然中断了对西藏游击队的援助。由於特种边境部队已经成熟，印度也没有必要保持与以前同样多的援助。特别糟糕的是，尼泊尔也不再像六十年代初期那样担心中国人进攻了，现在它丝毫不担心，而希望通过进一步发展与北京的关系，来抵消新德里在这一地区的影响。因此，加德满都於1972年采取了驱逐康巴人的第一个步骤，它发起了一场宣传攻势，指责藏人抢劫、强奸、杀人；而在过去的十二年，加德满都则对这些康巴人的存在视而不见。
国防自愿军也发生了内讧。1969年，贾乐顿珠在那些中央情报局培养的年轻军官长期怨声载道的影响下，免除了巴巴益西将军的司令员职务，让甲多旺堆将军取而代之。甲多旺堆将军是已故贡布扎西.安珠昌的侄儿，也是美国训练的第一批藏人当中的唯一幸存者。巴巴益西开始还若无其事，他来到达兰萨拉，作为补救措施，他应邀出任令人瞩目的安全局长，这个职位相当於副噶伦，但他却拒绝担任这一职务。不久之後他又回到了木斯塘，巴巴益西将他手下近二百多部落藏人集合在自己身旁，率领众人脱离了国防自愿军，公开指责贾乐顿珠滥用资金，并在木斯塘东面占领了芒芒游击营，他就从这里公开攻打部队的主力，实际上成了一个竞争派别。旺堆将军包围了这支分裂队伍的据点，直到後来，加德满都得知这一自相残杀的内乱，它迫使巴巴益西前往尼泊尔首都。接著他跟以尼泊尔的内政秘书为首的尼泊尔人进行了为时三个月的私人谈判。根据一位目击者提供的情况，当他们的谈判达到高潮时，巴巴益西放声大哭，恳求保护，然後以获得政治避难为交换，向尼泊尔人提供了国防自愿军的军力、给养、武器和布防情况。
这时，这场动乱已经传播到了印度的西藏难民营。有十三座难民营的难民主要来自康区和安多，这些难民营的著名领导人，在这场争端中站在巴巴益西一边，确信贾乐顿珠解除巴巴益西的职务，是达兰萨拉的西藏政府剥夺他们权力的一致努力的结果，而政府主要是由来自西藏中部的人士组成的。
在很大程度上，地区性不和(它一直是来自西藏内部的最大威胁)的起源，得归咎於国民党的挑拨。藏人的流亡生活刚开始时，国民党的特务技艺企图争取难民中的一派为其事业服务。他们在所谓的十三集团的一些藏东人士身上获得了最大的成功；虽然这些藏东人并没有亲台湾的同情感，但他们却乐於接受大笔财政援助，以作为对达兰萨拉支援的另一渠道。国民党利用国防自愿军的分裂局面，竭力进一步离间十三集团和达兰萨拉之间的关系，而使十三集团与国民党的关系更为密切。国民党通过大肆煽动分离主义情绪，在这方面获得了成功。十三集团企图改善与达兰萨拉的关系，但努力归於失败。十三集团与流亡政府的关系恶化。十三集团中的一些成员停止向政府缴纳税款，多数藏人每月每人要向自己的政府缴纳一个卢比。
1974年初，各种压力汇合一起，要摧毁木斯塘。毛泽东1973年11月在北京会见尼泊尔国王比兰德拉时，当面威胁国王，如果国王不关闭西藏游击队基地，他将直接采取行动。比兰德拉在威胁面前屈服了，他宣布尼泊尔西北部全境为限制性区域，并开始将王家陆军、警察以及廓尔喀人组成的部队一万人大批调入这个地区，那些廓尔喀兵是从国外调回的，他们作为联合国的维护和平部队在国外执行任务。由於只有在卡利甘达基峡谷西坡上才有一条狭窄的通道，从波克拉朝北通向焦木镇，因此即使只是到达木斯塘这块地方，也是非凡之举。虽然这些尼泊尔人比康巴人多一倍，但一旦进入交战状态，他们取胜的可能性仍然微乎其微。西藏人在这里的山地待了十五年之後，他们对于这里地形的了解无与伦比，而他们的储备也够他们支撑两年。因此，尼泊尔与中国秘密协调策划，如果康巴人企图撤退进入西藏，人民解放军则从康巴人的左翼驱赶他们。
在军事上做好了打一仗的同时，尼泊尔政府於1974年3月采取了第一个政治性步骤。加德满都派使者来见旺堆将军，提出了交换性的解决办法：如果康巴人彻底投降，并解散各个营地，尼方将提供近五十万美元的「复兴」援助，并保证让这些康巴人享有土地权和房产权。当康巴人拒绝後，尼泊尔就企图动武。4月19日，国防自愿军驻新德里的首席官员拉姆次仁前往木斯塘途中经波拉克时，他却被逮捕。他被作为人质扣押，以迫使藏人投降，但这还是试探性的行动。拉姆次仁只是遭到软禁，因为尼泊尔人十分担心，如果采取任何更为强制性的行动，他们会激怒康巴人(这些人只有一星期路程之隔)，康巴人会下山，「见人就杀」，这是一位观察家的原话。此外，拉姆次仁还是设法带出一封信，他在信中命令，无论出现什麽情况，木斯塘基地都不屈服於尼泊尔人的要求。尼泊尔在大不情愿的情况下将其军队布置就绪，并要求藏人在7月3日前同意五点投降条件，否则就面临著被驱逐出境的前景。当形势在朝著对峙急剧升级时，达赖喇嘛亲自进行了干预。他作了二十分钟的录音讲话，要求国防自愿军和平解除武装，他还派遣达兰萨拉负责安全局的噶伦P.T.达卡拉前往加德满都。达卡拉抵达加德满都之後，要求尼泊尔释放拉姆次仁，并准许他与这位游击队领导人带著达赖喇嘛的录音带前去见旺堆将军及其下属军官。尼泊尔人同意了这一建议，准许达卡拉在波克拉与拉姆次仁随同前往。他们两人从波克拉乘坐直升飞机来到了焦木桑镇的斯托尔机场，机场的另一侧有一个尼军平房兵站，周围集结了数千名士兵。拉姆次仁被扣留在附近的一座房子里，而达卡拉则骑马朝北奔跑了一个半小时，来到了国防自愿军的指挥部，一大群康巴军官已经得知达克拉的使命，他们在司令部等候。
接下来的情况是可悲的。P.T.达克拉呼吁投降，他首先说尼泊尔将拉姆次仁扣压在焦木桑镇，如果游击队希望他能够得到释放，游击队就必须解除武装。这些康巴指挥官几乎毫无希望地打了二十年的游击战，与地球上最大的国家作对，他们认为达克拉的推理实在可笑。他们开玩笑，说达克拉带来了好消息，而不是坏消息，因为那天晚上，他们就打算去袭击那个兵站，解救他们的同志。直到这时，达克拉才播放了达赖喇嘛的录音。立即出现了一片混乱，人们暗暗叫苦。帕村站起来要讲话，他是内训处处长，是最受尊重、最为冲动的领导人之一。他说：「我从来未向中国人投降过，我又不能违背达赖喇嘛的命令。此时此刻，我们应该全部返回西藏，宁可在那里的战场上战死，也不在耻辱中贪生。」不过，旺堆与其他高级官员的意见一致，他决定服从达赖喇嘛的命令投降。几天之後，帕村自刎倒地。其他两名军官随後效法，自杀身亡。他们宁可自杀，也不接受那些自相矛盾的失败条件。
达赖喇嘛的讲话录音带，从一个营地转到了另一个营地，在高音喇叭里多次播放，因此一队队驮畜，驮著武器朝南而去。当尼泊尔得知康巴人的决定之後，它立即推翻了实行交换式解决办法的诺言。尼泊尔派兵进入木斯塘，开始了「搜捕」行动。全部自动解除武装的游击队都遭逮捕，被押送到焦木桑镇，而他们的土地和财产则遭到没收。这种两面派手法的消息，很快传到旺堆将军的耳里。
旺堆带上四十名精锐的警卫部队和游击队的文件跑了，他骑马奔向西面，奔波於尼泊尔与西藏之间，他企图最後跑到二百英里之外的印度边界去，人民解放军已经在等候他。在两个星期的时间里，中国人两次出击，将康巴人撵回了尼泊尔；而尼泊尔人的一次伏击，又将康巴人赶回了西藏。接著，游击队再次遭到了叛徒的破坏。刚逃跑时，一天晚上他们在夜行军，一头驮粮食的驴子丢了，旺堆将军派了两个人去找驴子，其中一个却没有回来。他去焦木桑镇，报告了这些藏人的逃跑路线，而他得到的交换条件是缓刑。对立派巴巴益西的队伍已经被尼泊尔徵用，让巴巴益西的人给尼军带路，来到了木斯塘。巴巴益西队伍当中的四十个人，立即派到了旺堆的右翼，而尼泊尔人则在距印度边界二十英里的地方设下了一个大包围圈，这里有朱姆拉县境内高达一万七千八百英尺的定克山口，它是这位游击队领袖的目标。
旺堆於八月下旬抵达定克山口，他命令停止前进。他手下的士兵个个精疲力尽，他们下了马，坐在山坡上，从这里可以看到附近的一处人民解放军兵营，无人主动提出要给马匹寻找饲料和水，旺堆亲自率领五个人，顺著小路前去侦察。不一会儿，将军和他率领的侦察队，就消失在山口前的一条小小的冲沟里。又过了一会儿，那些留在原地的人们，听到了一阵激烈的枪声，子弹是从四面八方射来的。但他们朝自己的坐骑奔去时，看到了侦察队的五匹马朝他们奔跑回来，马上没有人。他们跃马扬鞭赶去参加战斗，正好看到旺堆一人在独自朝附近一座山坡上的尼军阵地发起攻击，他中弹倒地，其他四人除一人之外都已被击毙。接著就是一场对射，持续了整整一天。据说，这场战斗致使尼军死亡几百人，由於藏人在数量上居劣势，最终他们只好丢弃坐骑，利用绳索爬上了周围的悬崖峭壁，绕过山口，几个小时之後逃越边界，进入印度，受到了正在等候的印度军队的欢迎。
定克山口战斗结束一天之後，巴巴益西从加德满都乘坐直升飞机前往山口辨认旺堆的尸体。证实之後，在王宫举行了一次正式的仪式。比兰德拉国王亲自向参加木斯塘战斗的几十名尼军官兵颁发了奖章和奖金，宣布了晋升令。在加德满都市中心的洞尼克尔广场，支起了一个大帐篷，里面陈列了旺堆的护身符、手表、戒指、步枪、茶碗，好奇的尼泊尔人在这里排队数日，就是为了观看这位游击队领袖的遗物。在这些物品旁边，还陈列著来自木斯塘各个藏军营地的许多其他东西，有望远镜、无线电和轻武器。在洞尼克尔广场的南边，也就是中心邮局的正对面，是加德满都的中心监狱，这里关押著拉姆次仁和服从达赖喇嘛投降命令的六名康巴领导人，他们在这里度过了七年萎糜不振的时光，直到1981年国王大赦，他们才终於获释。虽然国防自愿军设在新德里的办事处逃过了游击队的这场灾难，但从五十年代后期以来，它在西藏费尽心血建立起来的地下工作体系，却也被尼泊尔人出卖了。尼泊尔人将巴巴益西的供词转给了中国人。在中国入侵二十五年之後，为西藏自由而进行的战斗，似乎在一场悲剧性的灾祸中全毁了。
在全中国以至全世界，对狂妄残暴的共产党，只有图博人仍然坚持抵抗，直到今天。他们一方面决不放弃武力，一方面坚守自己的宗教文化，这让美国、苏俄、中华民国...包括我们汉人流亡者，都该感到汗颜。西藏问题成了中国的痔疮。
共产党及其爱国者为何动则恼羞成怒？甚至还把自己装扮成受害者？因为无论玩硬的还是玩软的，都无法征服一个贫瘠荒凉的冰山佛国，这才是西藏问题的实质。
[以下摘自《雪域境外流亡记》]
1960年中期，西藏抵抗力量的首脑人物，选定面积为七百五十平方英里的木斯塘王国，作为重新组织行动的最佳地点。木斯塘与周围地势相比，如同鹤立鸡群，海拔一万五千英尺，就像插入西藏西部的楔子，自从十九世纪初叶以来，它一直是附属於尼泊尔的仆从国。但是，由於木斯塘与世隔绝，距加德满都有一个多月的行程，所以它除了给尼泊尔政府付给不过一百美元的年税之外，与尼泊尔政府没有任何联系。从南面进入这个王国的主要通道，是极为狭窄的卡利甘达基峡谷，它是世界上最深的峡谷(由於它处于安纳普纳和道多拉吉里之间，这两座山在地球上最高的山峰之列)，如果在此设防，几乎无法通过。但木斯塘的最大战略价值，就在於它距离新疆至拉萨的公路很近，这条公路是西藏的两条主要的大动脉之一，它始於康区，沿著喜马拉雅山脉东段全线的悬崖陡坡，修到了拉达克的阿克赛钦地区，从这里它再朝西北方向蔓延进入新疆，再往前走就是中苏边界。这条泥土公路和唯 一的电报线路，将这条长达一千五百多英里的敏感边界线上的中国边防军连接了起来。木斯塘还有一个优点，它是现存为数不多的原始西藏文化的小块地区之一。因此，它就成了康巴人的根据地，既可以从这里安然无恙地袭击中国军队和附近兵营，又可以作为藏南和藏东仍在进行活动的游击队的至关重要的後方基地。
1960年后期，国防自愿军的部队开设来到木斯塘。虽然後来小股的游击队从西藏直接来到这里加入了这支部队，但最先来到这里德，却是随同贡布扎西将军从山南地区撤退下来的藏人。国防自愿军部队这些人来自各个筑路营，他们先前往大吉岭和甘托克，然後在这里分为四十个小组，朝西行进，偷偷越过边界，进入尼泊尔南部的茂密丛林，然後沿著卡利甘达基峡谷的寒带山地朝上走，最後出现在木斯塘。这里已属于西藏高原，乾燥贫瘠，狂风阵阵。藏人在这里受到了这个王国第二十三代土王的欢迎----他最害怕附近的人民解放军，其次就是自己领土上不受约束的军队。西藏人在这里组成了连结成网的基地：有些就是设在前沿的帐篷营，只有一二百名官兵；另一些则是建在已有的城镇和寺院附近的给养仓库。总部设在後方，木斯塘的南部边缘，在靠得最近的尼泊尔焦木桑镇的北面，相距一个半小时的路程。後来，在一条深谷到森林茂密的尼尔基里山麓之间，盖起了二十五幢房屋，里面设有五个部队---给养、运输、弹药、情报和内部训练。木斯塘司令巴巴益西的办公楼位于这些房子正中----这是一座三层楼房，四周有围墙；大门前拴一条凶恶的大藏狗，西藏旗在院中飘扬。除了这里的地理环境之外，还有那些拴在木桩上的藏马和身著缴获的人民解放军上衣和子弹袋的康巴军队，所有这些使这里染上了「粗犷的西方色彩」，这是一位老战士回忆时说的原话。但是，由於这里环境十分乾燥，岩石遍地，所以开始创建木斯塘基地时困难重重。在足够的给养空投进来之前，四千创业战士当中的大多数人，只得煮靴子和马鞍来充饥度日。据一些人说，有些人还越过边界进入西藏，他们并不是去攻打中国人，而是偷盗牲学畜，求得生存。
随著空投给养而来的，还有几乎四十名黑尔营的毕业生。从他们身上，国防自愿军学到了迫切需要的现代战斗知识。这些毕业生带来了M1步枪、斯普因菲尔德冲锋枪、八十毫米无后座力重炮、二英寸迫击炮、供隐藏式无线电用的太阳能电池、发电报时用的扰频器、机枪消声器和用於间谍活动的「毒药片」及微型照像机。由他们担任教官，全部换上了卡叽制服，日常生活更为严格。每天早上五点起床，接著是做体操，唱西藏国歌，干农活，在山里进行生存训练和演习他们是自1958年的起义高潮以来，西藏萌生的第一线真正的军事希望。
国防自愿军恢复元气之後，他们就从木斯塘这块高原向东面、北面和西面出击。一般的出击由几十个人进行，他们插入西藏，待上一个月时间，埋伏袭击人民解放军的一支队伍之後就撤回来。由於西藏很荒凉，只要军队大致相等，无论游击队在哪里进攻，他们保证可以获胜。1966年派了一支小队伍去骚扰新疆至拉萨公路的运输线，结果他们消灭了一支中国人的部队，直到战斗结束之後，游击队才在尸首堆中发现了人民解放军西藏西部军分区司令员及其全体参谋人员。这些人民解放军带上了他们的全部档案材料，结果这些东西成了宝贝，不仅对西藏人是如此，而且对中央情报局也是如此。通过这些材料，得到了有关刚刚开始不久的文化大革命的实贵情报；其中还有一份价值不寻常的文件，在这份文件中中国自行透露，在1959年的叛乱中大约有八万七千名藏人丧生，而北京一直将这次叛乱说成是一场小小的骚乱。
木斯塘最成功的一点，是他的间谍网。在很短的时间内，国防自愿军成功地在西藏各地建立了地下联络点，得到的情报不仅范围广泛，而且质量很高，这就使得这项情报工作极为有用。虽然中国人对所有的藏族都持怀疑态度，但中国共产党的自治区委员会却不得不起用一些少数民族干部，让他们干行政工作。在这项藏人对中，有很多人似乎是中国人的合作对象，而实际上随著他们在地方的官僚阶梯上慢慢爬了去时，他们就给国防自愿军提供情报。夜间，国防自愿军的信使从一个地方走到另一个地方，从间谍那里收取情报，他们不仅要负责汇集整理中国在沿喜马拉雅山脉一线大量的集结军队的情报，而且还报告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主要核试验基地从新疆的路帕路③迁移到距离拉萨北面一百六十五英里的那曲的重要情报。
尽管木斯塘有这麽多优点，但它却存在一个关键性的弱点。它距离中国人活动的主要场地太远，正如一位游击队战士在描述西藏抵抗运动第二阶段的情况时所说的那样，这是「一支在与世隔绝的领土上的孤军」。此外，虽然康巴人千百年来生来就骑马，但现在这些康巴战士却失去了坐骑。由於在翻越这块高原四周的崎岖山口时，困难重重，因此整个部队只保留了六十匹藏马。这次退却所带来的伤亡最大，伤兵通常只好任其死亡，木斯塘总部没有药品，没有外科设备，木斯塘所辖的前线军营就更不用说了。然而，随著时间的推移，战士的死大多数不是由於战斗，而是由於衰老。有一位年轻的游击战士，以前是西藏青年大会成员，应徵派到木斯塘是为了替换那些已达四、五十岁的人，他回忆说：「真是可悲！人们并不是死于枪弹，而是往返打一次仗就一命鸣呼。中国人只要一知道藏人又在进行袭击，他们就会马上派出巡逻队切断藏人的退路。人民解放军精神十足，而我们的战士却连续奔波了几个夜晚，因此这些上了年纪的人也就精疲力竭了。他们就拿出一罐咖啡，倒在碗里，与汤汤水水搅拌在一起喝了下去。但这样干过一两次之後，他们的心脏都直往外蹦。」
从七十年代初期开始，内外压力危及到了木斯塘的继续存在。1971年7月，亨利•季辛吉秘密飞往北京，为美中关系走向友好铺平道路。接著，中央情报局突然中断了对西藏游击队的援助。由於特种边境部队已经成熟，印度也没有必要保持与以前同样多的援助。特别糟糕的是，尼泊尔也不再像六十年代初期那样担心中国人进攻了，现在它丝毫不担心，而希望通过进一步发展与北京的关系，来抵消新德里在这一地区的影响。因此，加德满都於1972年采取了驱逐康巴人的第一个步骤，它发起了一场宣传攻势，指责藏人抢劫、强奸、杀人；而在过去的十二年，加德满都则对这些康巴人的存在视而不见。
国防自愿军也发生了内讧。1969年，贾乐顿珠在那些中央情报局培养的年轻军官长期怨声载道的影响下，免除了巴巴益西将军的司令员职务，让甲多旺堆将军取而代之。甲多旺堆将军是已故贡布扎西.安珠昌的侄儿，也是美国训练的第一批藏人当中的唯一幸存者。巴巴益西开始还若无其事，他来到达兰萨拉，作为补救措施，他应邀出任令人瞩目的安全局长，这个职位相当於副噶伦，但他却拒绝担任这一职务。不久之後他又回到了木斯塘，巴巴益西将他手下近二百多部落藏人集合在自己身旁，率领众人脱离了国防自愿军，公开指责贾乐顿珠滥用资金，并在木斯塘东面占领了芒芒游击营，他就从这里公开攻打部队的主力，实际上成了一个竞争派别。旺堆将军包围了这支分裂队伍的据点，直到後来，加德满都得知这一自相残杀的内乱，它迫使巴巴益西前往尼泊尔首都。接著他跟以尼泊尔的内政秘书为首的尼泊尔人进行了为时三个月的私人谈判。根据一位目击者提供的情况，当他们的谈判达到高潮时，巴巴益西放声大哭，恳求保护，然後以获得政治避难为交换，向尼泊尔人提供了国防自愿军的军力、给养、武器和布防情况。
这时，这场动乱已经传播到了印度的西藏难民营。有十三座难民营的难民主要来自康区和安多，这些难民营的著名领导人，在这场争端中站在巴巴益西一边，确信贾乐顿珠解除巴巴益西的职务，是达兰萨拉的西藏政府剥夺他们权力的一致努力的结果，而政府主要是由来自西藏中部的人士组成的。
在很大程度上，地区性不和(它一直是来自西藏内部的最大威胁)的起源，得归咎於国民党的挑拨。藏人的流亡生活刚开始时，国民党的特务技艺企图争取难民中的一派为其事业服务。他们在所谓的十三集团的一些藏东人士身上获得了最大的成功；虽然这些藏东人并没有亲台湾的同情感，但他们却乐於接受大笔财政援助，以作为对达兰萨拉支援的另一渠道。国民党利用国防自愿军的分裂局面，竭力进一步离间十三集团和达兰萨拉之间的关系，而使十三集团与国民党的关系更为密切。国民党通过大肆煽动分离主义情绪，在这方面获得了成功。十三集团企图改善与达兰萨拉的关系，但努力归於失败。十三集团与流亡政府的关系恶化。十三集团中的一些成员停止向政府缴纳税款，多数藏人每月每人要向自己的政府缴纳一个卢比。
1974年初，各种压力汇合一起，要摧毁木斯塘。毛泽东1973年11月在北京会见尼泊尔国王比兰德拉时，当面威胁国王，如果国王不关闭西藏游击队基地，他将直接采取行动。比兰德拉在威胁面前屈服了，他宣布尼泊尔西北部全境为限制性区域，并开始将王家陆军、警察以及廓尔喀人组成的部队一万人大批调入这个地区，那些廓尔喀兵是从国外调回的，他们作为联合国的维护和平部队在国外执行任务。由於只有在卡利甘达基峡谷西坡上才有一条狭窄的通道，从波克拉朝北通向焦木镇，因此即使只是到达木斯塘这块地方，也是非凡之举。虽然这些尼泊尔人比康巴人多一倍，但一旦进入交战状态，他们取胜的可能性仍然微乎其微。西藏人在这里的山地待了十五年之後，他们对于这里地形的了解无与伦比，而他们的储备也够他们支撑两年。因此，尼泊尔与中国秘密协调策划，如果康巴人企图撤退进入西藏，人民解放军则从康巴人的左翼驱赶他们。
在军事上做好了打一仗的同时，尼泊尔政府於1974年3月采取了第一个政治性步骤。加德满都派使者来见旺堆将军，提出了交换性的解决办法：如果康巴人彻底投降，并解散各个营地，尼方将提供近五十万美元的「复兴」援助，并保证让这些康巴人享有土地权和房产权。当康巴人拒绝後，尼泊尔就企图动武。4月19日，国防自愿军驻新德里的首席官员拉姆次仁前往木斯塘途中经波拉克时，他却被逮捕。他被作为人质扣押，以迫使藏人投降，但这还是试探性的行动。拉姆次仁只是遭到软禁，因为尼泊尔人十分担心，如果采取任何更为强制性的行动，他们会激怒康巴人(这些人只有一星期路程之隔)，康巴人会下山，「见人就杀」，这是一位观察家的原话。此外，拉姆次仁还是设法带出一封信，他在信中命令，无论出现什麽情况，木斯塘基地都不屈服於尼泊尔人的要求。尼泊尔在大不情愿的情况下将其军队布置就绪，并要求藏人在7月3日前同意五点投降条件，否则就面临著被驱逐出境的前景。当形势在朝著对峙急剧升级时，达赖喇嘛亲自进行了干预。他作了二十分钟的录音讲话，要求国防自愿军和平解除武装，他还派遣达兰萨拉负责安全局的噶伦P.T.达卡拉前往加德满都。达卡拉抵达加德满都之後，要求尼泊尔释放拉姆次仁，并准许他与这位游击队领导人带著达赖喇嘛的录音带前去见旺堆将军及其下属军官。尼泊尔人同意了这一建议，准许达卡拉在波克拉与拉姆次仁随同前往。他们两人从波克拉乘坐直升飞机来到了焦木桑镇的斯托尔机场，机场的另一侧有一个尼军平房兵站，周围集结了数千名士兵。拉姆次仁被扣留在附近的一座房子里，而达卡拉则骑马朝北奔跑了一个半小时，来到了国防自愿军的指挥部，一大群康巴军官已经得知达克拉的使命，他们在司令部等候。
接下来的情况是可悲的。P.T.达克拉呼吁投降，他首先说尼泊尔将拉姆次仁扣压在焦木桑镇，如果游击队希望他能够得到释放，游击队就必须解除武装。这些康巴指挥官几乎毫无希望地打了二十年的游击战，与地球上最大的国家作对，他们认为达克拉的推理实在可笑。他们开玩笑，说达克拉带来了好消息，而不是坏消息，因为那天晚上，他们就打算去袭击那个兵站，解救他们的同志。直到这时，达克拉才播放了达赖喇嘛的录音。立即出现了一片混乱，人们暗暗叫苦。帕村站起来要讲话，他是内训处处长，是最受尊重、最为冲动的领导人之一。他说：「我从来未向中国人投降过，我又不能违背达赖喇嘛的命令。此时此刻，我们应该全部返回西藏，宁可在那里的战场上战死，也不在耻辱中贪生。」不过，旺堆与其他高级官员的意见一致，他决定服从达赖喇嘛的命令投降。几天之後，帕村自刎倒地。其他两名军官随後效法，自杀身亡。他们宁可自杀，也不接受那些自相矛盾的失败条件。
达赖喇嘛的讲话录音带，从一个营地转到了另一个营地，在高音喇叭里多次播放，因此一队队驮畜，驮著武器朝南而去。当尼泊尔得知康巴人的决定之後，它立即推翻了实行交换式解决办法的诺言。尼泊尔派兵进入木斯塘，开始了「搜捕」行动。全部自动解除武装的游击队都遭逮捕，被押送到焦木桑镇，而他们的土地和财产则遭到没收。这种两面派手法的消息，很快传到旺堆将军的耳里。
旺堆带上四十名精锐的警卫部队和游击队的文件跑了，他骑马奔向西面，奔波於尼泊尔与西藏之间，他企图最後跑到二百英里之外的印度边界去，人民解放军已经在等候他。在两个星期的时间里，中国人两次出击，将康巴人撵回了尼泊尔；而尼泊尔人的一次伏击，又将康巴人赶回了西藏。接著，游击队再次遭到了叛徒的破坏。刚逃跑时，一天晚上他们在夜行军，一头驮粮食的驴子丢了，旺堆将军派了两个人去找驴子，其中一个却没有回来。他去焦木桑镇，报告了这些藏人的逃跑路线，而他得到的交换条件是缓刑。对立派巴巴益西的队伍已经被尼泊尔徵用，让巴巴益西的人给尼军带路，来到了木斯塘。巴巴益西队伍当中的四十个人，立即派到了旺堆的右翼，而尼泊尔人则在距印度边界二十英里的地方设下了一个大包围圈，这里有朱姆拉县境内高达一万七千八百英尺的定克山口，它是这位游击队领袖的目标。
旺堆於八月下旬抵达定克山口，他命令停止前进。他手下的士兵个个精疲力尽，他们下了马，坐在山坡上，从这里可以看到附近的一处人民解放军兵营，无人主动提出要给马匹寻找饲料和水，旺堆亲自率领五个人，顺著小路前去侦察。不一会儿，将军和他率领的侦察队，就消失在山口前的一条小小的冲沟里。又过了一会儿，那些留在原地的人们，听到了一阵激烈的枪声，子弹是从四面八方射来的。但他们朝自己的坐骑奔去时，看到了侦察队的五匹马朝他们奔跑回来，马上没有人。他们跃马扬鞭赶去参加战斗，正好看到旺堆一人在独自朝附近一座山坡上的尼军阵地发起攻击，他中弹倒地，其他四人除一人之外都已被击毙。接著就是一场对射，持续了整整一天。据说，这场战斗致使尼军死亡几百人，由於藏人在数量上居劣势，最终他们只好丢弃坐骑，利用绳索爬上了周围的悬崖峭壁，绕过山口，几个小时之後逃越边界，进入印度，受到了正在等候的印度军队的欢迎。
定克山口战斗结束一天之後，巴巴益西从加德满都乘坐直升飞机前往山口辨认旺堆的尸体。证实之後，在王宫举行了一次正式的仪式。比兰德拉国王亲自向参加木斯塘战斗的几十名尼军官兵颁发了奖章和奖金，宣布了晋升令。在加德满都市中心的洞尼克尔广场，支起了一个大帐篷，里面陈列了旺堆的护身符、手表、戒指、步枪、茶碗，好奇的尼泊尔人在这里排队数日，就是为了观看这位游击队领袖的遗物。在这些物品旁边，还陈列著来自木斯塘各个藏军营地的许多其他东西，有望远镜、无线电和轻武器。在洞尼克尔广场的南边，也就是中心邮局的正对面，是加德满都的中心监狱，这里关押著拉姆次仁和服从达赖喇嘛投降命令的六名康巴领导人，他们在这里度过了七年萎糜不振的时光，直到1981年国王大赦，他们才终於获释。虽然国防自愿军设在新德里的办事处逃过了游击队的这场灾难，但从五十年代后期以来，它在西藏费尽心血建立起来的地下工作体系，却也被尼泊尔人出卖了。尼泊尔人将巴巴益西的供词转给了中国人。在中国入侵二十五年之後，为西藏自由而进行的战斗，似乎在一场悲剧性的灾祸中全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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