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暗渡陈仓》的理性思考

巴克《暗渡陈仓》的理性思考 
《暗渡陈仓》是三十六计中的第八计，译文说：“故意暴露我方的行动，以牵制敌人在某地集结固守，然后我方迂回到敌人的背后发动突袭，攻其不备，出奇制胜”。 
面对暂时还很强大的独裁流氓当局，在民方没有正面较量的资本或资格时，也就只有搞一些战术上的手段来蒙蔽独裁者，使独裁者不能发挥它的优势，才能与独裁者在某个点上展开民方的力量与其进行实效的较力或较智的斗争策略。如果民方只会与强大的独裁者正面冲突对抗或交锋而不能从独裁者的背后或则从独裁者的最薄弱环节上以较高下，与及时的寻找出独裁者的被动环节后再运筹帷幄，那么民方在今天就没有条件或资格战胜独裁者，或引导不了更多的人为民族的总体事业去获取实益性的一个个的（民主）小胜，更不可能获取大胜！ 
海内外民运组织，公开的，秘密的，已有很多，也有不少的人欲与独裁者展开自己的极限攻势，其结果，能颇见成效的目前在国内外还没有，到是国内自发的敌对斗争此起彼伏，但却不能从根本上给予独裁者以沉重的打击，反尔怂恿了独裁者越加肆无忌惮地残害国人却不能从本根上进行实际的扼止。不过，流氓独裁者最害怕的还是国内逐渐增强地下反抗组织，因为只有地下斗争的人越多，越能使在明处的邪恶分子受到重创或震慑。 
同时，国人还有不少寄希望于胡温开明、理性和权威的进化，可独裁制度下的实际结果已经告诉大家，中国人民已不能从根本上获取独裁集团给予的任何实际利益，因为，胡们为了自己的独裁体系的实际利益是不会放弃以往的政治独裁纲领与具体的贪占掠夺方式，他们为了感官刺激，需要继续欺压、蹂躏城乡百姓，更不可能把被少数人不法获取的众有资产从新归回给国家和民众。 
因此，代表人民利益的民运系统只有自己想自己的办法来改变这种不合理的社会管理结构，使独裁者的帮派体系也必须回到公平的游戏规则里去，方能满足广大民众对民运系统的殷切期望，又对得起国家人民的希望；才能从根本上消除官僚腐败或能彻底铲除血腥的、流氓的、独裁的、邪恶的、顽固的独裁统治，使践踏、亵渎宪法者能够早日地被送交民众法庭。 
任何时候，民运系统欲实行全面民主政治的居心并没有错，政治民主纲领从总体设计上看也完全正确，关键是民运系统需要更多各式各样的人才来充实国内的民主斗争队伍，需要更理性的人们率先进入民运的领导阶层，又能消除独裁者的滋意破坏，还能够从各个领域中得到有利的支持，方可使国家和民族获取到实际利益。当然，面对流氓独裁势力的封杀，公开的斗争不起作用时，就只能转化到地下抗争。 
也是说，对于野蛮杀戮又十分强大的邪恶势力，单凭正面的斗争、对独裁者如宋襄公般地讲究道义的进攻事实上根本就走不通，这方面，二十年的民主活动已经告诉了国人，只有选择正确的、立体的攻杀路数才能获取新的进展。所以，在这里，把《暗渡陈仓》提取过来就是想使更多的人能够从中受到一些启发，使民运队伍在本土秘密发展化，促使更多的铤而走险者把选择目标用在铲除独裁的事业上去，才能够使我们的民运体系人才更繁茂、更理性、更迅速地壮大，并能真正的为民主事业做出相应的贡献。 
眼下，最可悲的是：民运的进步理论只能是在网络里，还不能摆在大陆民众的餐桌上；不能够使民众完全觉醒随同民主人士并肩作战；更不能使民主理念深入民众内心里去。更甚的，民运群体中的精英自以为是，不能摈弃前嫌，互补短长，早日地走在一起，共商民主进化之大计，只是极少数人在被动地酝酿与活动。这对中国民主事业的蓬勃发展来说，是远远不利的。 
而且，在国内，所看到的法轮功的宣传比民运系统寻求民主进步的步伐要进步又实效得多，所不同的是：好多人因为现实的艰辛，就不乐意接受另个世界的温馨和永远，或对自己的未来是否美好原本就没有多少信心，所以也对生死看得非常地重要了。如果给予他们现实的利益，他们也能够不畏艰险地与独裁制度的维护者灵巧地对抗，并能做出些能令国人感动和令独裁者失势的事情。再加上信仰法轮功的人也在做民运系统中人该做的事，而且他们几乎没有什么外援，仅是利用自己的能力、财力地来做这些事情，怎么不值得民运人士的深思呢？ 
已经看到：民运群体，如果没有利益，积极性就很难调动起来，组合起来，或发展壮大起来。当然，这个群体，什么样的人都有，什么思想的人也不缺，就是缺少更理性的一线指导群，才不能促使邓家帮这个邪恶种群到今天还受不到民众法庭的审判与约束。也是说，因为民运系统的路线失误才不能在我们国人的约束下迫使独裁体系到它该去的地方去。 
难道说，民主人士真的就没有法轮功学员那种手段吗？不能够具备条件地只有在网络上呐喊与杀伐？不是！是民运系统的上层人士自己太不争气，太讲究个人效益，不能够采用可行的手段来发展民运的管理队伍，利用没有公开的成员在本土对独裁体系积极地渗透，从经济体系上合法地发展民运的经济体系中的谍报人员，而是依靠外面的一点点的资金使民运成员不能够大有作为。更甚处，上层社会逗留的民运人士并不乐意与下层民运人士共进退，不能够想点办法利用自己能力首先鼓动下层民运人士在国内有所举动。 
当然，假如能使民运中人都能有一个依托，形成一个合法的、大家都能接受的流亡政府，制定出流亡宪法，大陆地下抵抗人士一旦出现问题时能够及时得到保护，那么邓家帮在今天就不可能这么嚣张。也是说，就连这一点民运系统都不能布局，还谈什么反暴力进化未免沾早，而使非暴力成员能够从经济上也能富裕和更有名望起来，那么民运就会有更多的资金做好民运发展的事，有很多的人看到跟着民运走才更有前途，这是民运领袖应该考虑的问题，因为邓家帮代理人的邪恶再极顶，他们也有“软肋”暴露在民运系统的面前。 
民运系统就是需要寻找到他们的“软肋”再下手也不迟。而在“摸”不到它们的“软肋”就下手未免对民运发展不利。所以说，在民运系统不仅“明修栈道”，更需要《暗渡陈仓》地发挥民主人士的长处来绞杀邪恶，这要比表面上暂时还很强大的邓家帮理性得多，才能有条件最后打败它，还能使民主运动在大陆真正地开展起来。 
只要民运系统具备了灵活的《暗度陈仓》——在大陆形成地下反暴力量的思想基础，民运系统就会得到打败独裁者的各种应时技法，因为独裁者给了民运系统打败它的自然条件，关键是，民主人士要学会不是正面争锋，与独裁者不再讲什么正统，更不要在早期就亮开自己的架势，能够让独裁者在大的圈子里兜圈，民主人士却是不争一时的英勇，先组织起来民运系统在大陆上的一线领导队伍，并能从正确的思想中得到指导大陆民主革命的准确谋略，方能最后打败中国的独裁者。 
这一点，民运人士应该了解一下当年蔡锷为了民主事业如何逃避袁世凯的软禁，那是上个世纪1911年到1915年的事了，蔡锷在辛亥革命时，从云南起兵响应，被推为云南都督，袁世凯欲想做皇帝，对蔡锷就不放心，把他调到北京，表面上委以虚职，实际是软禁。蔡锷身在曹营心在汉，对袁世凯的独裁活动特别的复辟帝制的倒行逆施十分憎恶，决计起兵讨袁。 
不久蔡锷向袁世凯提出赴日本治病的请求，袁世凯一方面从思想上放松了对蔡锷的警惕，另方面也对蔡锷不太喜欢，省得耳根清净，所以他接受了蔡锷的请求。蔡锷离京后到了天津，与梁启超详细讨论了讨袁护国行动，为掩人耳目，蔡锷离京后乘船到了日本，又从日本取道香港转向河内，又从河内辗转抵达昆明。蔡锷一到，云南反袁势力众龙有首，群情激昂，蔡锷当即发布誓言：“于其屈膝而生，毋宁断头而死”，接着发动了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讨袁护国战争。 
民运中人，不逞一时之勇，装点“老实”没有什么，甚至给独裁者点笑脸也不是不想推翻他们，在政治旋涡里，你没有点诡诈城府什么也做不好，甚至做不了，所谓的城府就是能有打败对手可以采取一切可行的手段和运用一切可行的谋略，而在民运初期若能感悟《暗度陈仓》实际应用价值，才能从中获取民运系统该获取的实际利益。 
当前，民运系统的反暴抗争也仅是“明修栈道”，至今却没有具备“暗度陈仓”的技法，而“暗渡陈仓”的基本技法就是国内的民运人士先从几个人走到一起来，明着发展自己的经济体系，暗地从中具备自己获取经济效益的同时，迅速发展地下抵抗组织，才能够进入“如鱼得水”的境界。说穿了，国内海外还不是缺少经济利益与合法的经济领域地形成地下抵抗组织的缘故？才导致了民运系统无法在国内生存与繁衍壮大，才显示出一片的残兵败将的样子？如果都能先从小范围地拥有自己所应该拥有的经济领域和起码的活动经费，那么，还不是在国内具备了“水”的“鱼”吗？试想，“鱼”没有“水”时，连生存都成了问题，还谈什么壮大自己的道理？ 
总之，民运人士在国内，所拥有的《暗度陈仓》的实际路数就是先把自己的经济领域形成起来，然后再拥有更多的地下抵抗势力，再论如何实现其它步骤，方能按部就班地实现国家民主制度。这是最起码的演化规律，背离它一事无成，顺应它万事具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