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多文物付之一炬？── 一九六六年「破四旧」简记（1） 丁抒

几多文物付之一炬？── 一九六六年「破四旧」简记　　　　丁抒

　　文革结束後的一九七七年，书画鉴定大师徐邦达率一文物小组赴各地抢救文物。在青岛博物馆在一堆废弃待处理的书画中，他们发现了唐代怀素的传世墨迹《食鱼帖》。事後他对人说：「文革毁了多少好东西呀！抢出来的东西跟毁了的东西相比，真是太少了。真是千古罪人呀！」[1] 
　　文学家阿英说：「过去帝国主义劫夺我们的文物，我曾痛心疾首，梦想有朝一日全收回来。现在我倒想通了，如果让这些不肖子孙毁灭了，倒不如让外国人保存起来，总不至于毁灭，还能留存在人间。」[2]
    画家关山月说：「『文化大革命』竟把中国的文化搞得荡然无存，把知识分子害得无一幸免……」[3]


　　　　　　毛泽东发明「文化专政」
　　从１９６３年开始，党的宣传机器就开始为「阶级斗争」、「兴无灭资」、批判「封、资、修」做舆论准备了。一九六六年五月十六日中共中央下达的关于「文化革命」的通知(简称《五·一六通知》)中，「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专政，无产阶级在上层建筑其中包括在各个文化领域的专政」几句话，是毛泽东加上的。这「文化领域的专政」，是毛泽东的发明，以反对「封建主义」、「资本主义」、「修正主义」的名义，清算排斥外来文化、摧毁古代文化。西方的叫「资」，古代的叫「封」，共产党国家的叫「修」：苏联是「苏修」，外蒙古是「蒙修」，朝鲜是「朝修」等等。那「封、资、修」便是毛泽东「文化专政」的对象。
　　不过，「封建主义」、「资本主义」、「修正主义」，毕竟有点深奥，所以八月初中共中央公布《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时，用一个「旧」字替代了「封、资、修」：「资产阶级虽然已经被推翻，但是，他们企图用剥削阶级的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来腐蚀群众，征服人心，力求达到他们复辟的目的。」那「四旧」真是通俗易懂：「封、资、修」都属「四旧」，凡是「旧」的就是「封、资、修」，就要对它「专政」。
　　其实，共产党里嗅觉灵敏的人已经抢先行动起来了。譬如山西省会太原，四月间中共新派去一个市委书记。他从北京刮来的风里嗅出味道，新官上任第一把火就是砸古迹：「决定把一百九十处庙宇古迹，祗保留十几处，其馀通通毁掉。」据作家慕湘记述：「芳林寺，一个上午全砸毁了。省文物馆的高馆长闻讯赶去，拾回一包泥塑人头，含着眼泪送给我看。晋祠本来是国务院重点保护单位……几座殿堂的塑像也砸掉了。当初为了陈列东方艺术而集中起来的大批木雕像，也都劈成厨房的柴薪。我见了急忙跑回住处，拉来同住的山西省副省长郑林同志，才把一个明代雕刻的全身贴金的台骀(流经山西的主要河流汾水之神)像从斧头下抢救出来。」[4]

　　　　　　中学生发起「破四旧」运动
　　共产党领导的学校，目的是「培养革命接班人」。一九六四年八月毛泽东与在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读书的侄子毛远新的谈话纪要，作为文件传到各地後，毛的指示「阶级斗争是你们的一门主课」[5]广为流传。党和政府的指示号召，官方媒介意识形态的鼓励，使得中学生里对政治最敏感的一批人，特别是中共干部子弟们，笃信自己的历史使命就是做「革命接班人」。他们笃信「革命」行动具有天然的合法性与正义性。
　　从六月开始，学校停课，中学生们先在校园里革老师的命。每所学校都有成批的老师被毒打、虐待。这时，公安部门助纣为虐，国家机器对此类恶性犯罪保持沉默。特别是当学生打老师打腻了，正在捉摸下一个革命对象时，他们新成立的红卫兵组织受到了毛泽东的称赞。他们的视野落到校园之外，杀出校园去革「地(主)、富(农)、反(革命)、坏(分子)、右(派)」的命。毛泽东《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以及他的「破字当头，立也就在其中了」的语录为他们提供了行动的灵感：「破四旧，立四新。」一九六六年八月的「红卫兵破四旧」，不过毛泽东「文化专政」的一次实践而已。六六年春起，他们便用「阶级斗争」的眼光观察四周，寻找革命对象。「破四旧」运动中的种种暴行，与有直接关系；或者说，抄家劫舍是举着党的「兴无灭资」、「破四旧立四新」、「反修防修」的旗帜进行的，是「奉旨」行事，决非一般意义的个体或群体犯罪。
　　八月十七日夜，北京第二中学的红卫兵拟就《最後通谍──向旧世界宣战》，在主要街道广为张贴：
　　我们是旧世界的批判者。我们要批判一切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所有为资产阶级服务的理发馆、裁缝铺、照相馆、旧书摊……等等，统统都不例外。我们就是要造旧世界的反！
　　我们对你们——为资产阶级服务的理发馆、裁缝铺、照相馆、旧书摊……要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所谓的技术权威们提出最最强烈的抗议！
     为了资本主义复辟，你们理出了大量的港式头……为了资本主义复辟，你们做出了大量的港式衣裙……为了资本主义复辟，你们照出了许多下流低级的照片……为了资本主义复辟，你们贩卖了大量古今中外低级黄色冒险的小说……
　　还有那些商店，你摆了了那么多香水、雪花膏、口红、项链……等奢侈品，及港式衣裙、火箭鞋等等是给谁预备的？难道工农兵还抹香水、穿尖皮鞋吗？
　　现在，我们站起来了，当家做主人了。有党中央和毛主席给我们撑腰，对于这样的事情，他们不管，我们要管，而且要管到底。……我们一定要堵住一切钻向资本主义的孔道，砸碎一切培育修正主义的温床，决不留情！
　　次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广场首次接见百万来自全国各地、以中学生为主体的红卫兵。共产党的干部子弟们荣登天安门。集会到下午才散，除干部子弟云集的北京第一○一中学将美术教师陈宝坤围殴至死外，当天红卫兵们没做什么大事。惊天动地的「砸烂旧世界」的行动是第二天清晨开始的。
　　一切外来的和古代的文化，都是扫荡目标。中学红卫兵(加上少数大学生)杀向街头，以打烂一切「四旧」物品为宗旨，把北京城内外砸了个遍。一九五八年文物普查时，北京市曾确定应予保护的六千八百四十三处文物古迹，「被毁的竟达四千九百二十二处。」[6]
　　八月二十二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向全国报道北京红卫兵的伟大功勋。次日，全国各大报均以头版头条报导「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浪潮席卷首都街道」，《人民日报》更以社论《好得很！》大肆煽风点火。二十六日，《人民日报》刊登北京二中红卫兵的大字报《向旧世界宣战》，史无前例的「破四旧」运动迅速燃遍全国城乡。
　　接着，《人民日报》又发表社论《不准抹杀红卫兵的功勋》，号召红卫兵实行全国大抄家，对「那些吸血鬼、寄生虫」动手，「把他们的金银财宝、杀人武器、变天帐拿出来展览……」[7]於是，全国大抄家之馀，又有了个「大展览」。
　　中央民族学院教授吴文藻是「大右派」，自然是抄家对象。他与妻子、女作家谢冰心夫妇的家被抄後，中央民族学院办了个「修正主义生活展览」，将从他们家抄出的物件，以及从别人家抄出的东西，一并算在他们二人的名下，对全校开放展览。他们家既无金银财宝，又无杀人武器、变天帐，只好拿皮鞋、料子衣服、进口手表，各种「封、资、修」的书籍等，凑足了一个展览厅。[8]

　　　　　　惨过八国联军的洗劫
　　一九○○年八国联军洗劫颐和园时，曾枪击万寿山顶的那千尊琉璃浮雕佛像。游人行至山顶，每见缺鼻子少眼、五官不全甚至没头没脑的佛像，无不痛惜万分。而今北京的红卫兵小将前去「破四旧」，似乎是为了替八国联军完成未竟的任务。凡是在战火中幸存未毁而他们又够得着的佛像，没有一个幸免。
　　当年八国联军的兵痞枪击万寿山琉璃佛像纯为取乐，并不存心毁灭中华文化。而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红卫兵则有着崇高的革命理想。他们砸佛像，目的是铲除「旧文化」，园内佛香阁中的大佛塑像就这样被摧毁了。
　　「帝王将相、才子佳人」皆反动派。北京体育学院就在颐和园附近。两派学生中的一派因保工作组而弄得灰头土脸，决计到颐和园去显示其革命决心。他们砸毁了佛祖释迦牟尼的塑像还现不够，又在园内大肆破坏。颐和园内的三百米长廊及无数亭台楼阁，几乎每一个雕梁画栋都有精细的画，不是人物、故事，就是山水、花草、虫鸟。人物画都有典故出处，譬如「刘、关、张三英战吕布」。四个人皆属反动派，必须消灭。他们在颐和园内仔细搜索，凡是画了人物的，一律用白漆涂刷覆盖，仅留下花草画不予革命。「红八月」过後，笔者到颐和园试图寻找幸存的人物画，发现一个不剩，连昆明湖西边游人鲜至的亭台都没逃脱一「破」。
　　用油漆或者黄泥浆涂抹壁画，是「破四旧」一大特色。譬如四川什邡县建于唐代的慧剑寺，寺内有宋代画像和明代高手画的五百罗汉像。在「红八月」中，那些珍贵的古代壁画均被灰浆涂抹而彻底毁掉。
　　新疆吐鲁番附近火焰山，有个千佛洞，洞内壁画是珍贵的艺术品。二十世纪初曾被人盗割洞内壁画，卖到西方。壁画流失到国外，是中国的损失。但毕竟还珍藏在博物馆里，并未毁掉。而中国人自己干的「破四旧」却重在一个「破」字：他们将千佛洞剩下的壁画中的人物的眼睛挖空，或乾脆将壁画用黄泥水涂抹得一塌糊涂。

　　　　　　一千万户被抄家
　　一九八零江青受审判为自己辩护时，这样说：「破四旧必然导致抄家，这是革命行动。」[9]
　　北京市有十一万四千多户被抄家。[10]上海市，按周恩来的说法，「抄了十万户资本家。」[11]
　　全国各地城乡从无如此多的人家被抄！上海川沙县五十多万人，七千八百多户人家被抄。广西苍梧县，「全县被抄家的有1577户。」[12]浙江嵊县，八千馀户被抄。[13]黄岩县，8月，「红卫兵和农村基层干部以『破四旧』(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为名，在城乡抄家4万余户，没收5,300余户财物，烧毁大量书画，毁坏大批珍贵文物和古迹。封门、挂牌、剪发、游斗盛行。」[14]
　　据重庆市公安局史志办公室多年後统计，一九六六年「九、十月间，『红卫兵』对街道13,160户『牛鬼蛇神』实行抄家。」[15]连僻远的人口不多的云南江城哈尼族、彝族自治县，也有565户被抄。山东威海市仅工商界、文化界人士就有275户被抄家。[16]
　　以农村人民公社为单位计，江苏江宁县仅一个禄口公社就有三百○八户被抄，抄走金银器皿、饰物及日用品七千五百件，毁坏书籍无数。上海奉贤县青村公社三百一十五户被抄，毁字画二百二十七幅，书刊六千馀册。毁庙庵十六所，菩萨一百八十六尊。[17] 
　　全国上下总共约有一千万户人家被抄，散存在各地民间的珍贵字画、书刊、器皿、饰物、古籍不知有多少在火堆中消失！
　　上海首富、永安百货公司〖後改名为上海第十百货公司〗原老板郭琳爽，是上海「爱国资本家」的代表人物。届时他正在香港为父亲做九十大寿，接到上海市委统战部回沪参加文化大革命的电话通知，匆匆赶回，却被中学生抄了家。郭氏爱好玉器，珍藏百馀件名贵玉器。在红卫兵眼里那是「资产阶级生活方式」，玉器被砸毁无遗。郭氏夫妇在家门张贴署名大字报，表示「愿将本人家私全部献出」，但还是被斗了无数次。
　　毛泽东在中南海的居所收藏有中国画院画家惠孝同作的画。但此时国画家几乎全部是「牛鬼蛇神」，惠孝同也不例外。红卫兵抄他的家时发现一只木雕小象，全身通黑、唯象牙是用真象牙雕刻的。那是作家老舍访问印度时印度友人的赠品，老舍转赠给惠孝同的。「看你们这些反动文人还张牙舞爪的！」抄家者举起小象就朝地上砸，将象牙砸得粉碎。他们将画室砸得一塌胡涂，勒令惠孝同自书一幅大字「横扫一切牛鬼蛇神」，贴于门窗，才扬长而去。
　　当时，中国特有的刻瓷艺术家仅剩北京朱友麟一人。周恩来曾规定朱的作品是国宝，不得出口。可是前去抄他家的红卫兵将他的作品摔了个稀烂。不久，朱凄惨地死去，国宝不复再现。
　　副统帅林彪的家当然不会有人去抄。林彪的卧室从来不挂任何字画，但办公室、会客室等处有不少山水画。林彪夫人叶群让秘书将家中挂的山水画全部取下，秘书回说「山水画不能算四旧」。但在叶群的督促下，还是用毛泽东挂像换了山水，林彪的家成了一个红彤彤的世界。
　　国家副主席宋庆龄也不用担心家会被抄。但她家里有「四旧」，墙上挂的孙中山的像就是一件。为免麻烦，宋庆龄让人取下来换成了一幅「毛主席语录」。宋庆龄爱弹钢琴，平素爱弹的《月光奏鸣曲》是西方音乐，是资产阶级毒害人民的鸦片，只好改弹革命歌曲《白毛女》、民歌《兰花花》。又因为广播中说养鸽子是「资产阶级生活方式」，宋庆龄赶紧招呼工作人员，将她养的鸽子全部杀掉了事。

　　　　　　焚书烧画远甚于日寇
　　二十世纪初，商务印书馆费时十馀年在全国搜购，曾徵得四十六万册珍贵书籍。一九三二年一月二十八日，日本侵略军进犯上海闸北，日机炸毁商务印书馆，并纵火焚烧其东方图书馆，该馆珍藏的那四十六万册书籍毁于一旦。该馆董事长、名学者张元济痛心疾首，说：「工厂及其设备都可重建，唯独我数十年辛勤收集所得的几十万册书籍，今日毁于敌人炮火，无从复得，从此在地球上消失了。」「这也可算是我的罪过。如果我不将这几十万册搜购起来、集中保存在图书馆中，让它仍散存在全国各地，岂不避免了这场浩劫！」[18]
　　被日寇焚毁的是无法挽回的损失。可是张元济哪里会知道，倘若那几十万册书当年不曾被他搜购起来中，仍散存在全国各地，能避过一九六六年八月那场浩劫的恐怕不会很多！「破四旧」远甚于日本人制造的那场浩劫百倍！
　　北京名学者梁漱溟家被抄光烧光。文革过後，他回忆道：「他们撕字画、砸古玩，还一面撕一面唾骂是『封建主义的玩艺儿』。最後是一声号令，把我曾祖、祖父和我父亲在清朝三代为官购置的书籍和字画，还有我自己保存的……统统堆到院里付之一炬。……红卫兵自搬自烧，还围着火堆呼口号。……当红卫兵们抱出两本大部头洋装书《辞源》和《辞海》时，我出来阻止了。我说，这是两部谁都用得着的工具书，而且是一位外地的学生借给我的，如烧了我就无法物归原主了。红卫兵不理我，还是把这两部书扔进了火海，还一边说：『我们革命的红卫兵小将，有《新华字典》就够了。』」[19]
南京著名的书法家林散之珍藏多年的字画，以及他自己的作品全部被毁之一炬後，被赶回到了安徽老家。苦难中，他用草书抒发胸中块垒，终成中国草书圣手。[20]
　　杭州名学者马一浮是中央文史馆副馆长。抄家者将他的家搜罗一空、席卷而去之前，他恳求道：「留下一方砚台给我写写字，好不好？」谁知得到的却是一记耳光。八十四岁的马老悲愤交集，不久即死去。
　　著名作家沈从文在中国历史博物馆工作。军管会的军代表指着他工作室里的图书资料说：「我帮你消毒，烧掉，你服不服？」「没有什么不服，」沈从文回答，「要烧就烧。」于是，包括明代刊本《古今小说》在内的几书架珍贵书籍被搬到院子里，一把火全都烧成了灰。[21]
　　中央工艺美术学院院长张仃画的几百幅装饰画，当做「黑画」展览後，全部捣毁。十几年後，学院清理地下室的大字报，方拣出十几幅。
　　字画裱褙专家洪秋声老人，人称古字画的「神医」，装裱过无数绝世佳作，如宋徽宗的山水、苏东坡的竹子、文征明和唐伯虎的画。几十年间，经他抢救的数百件古代字画，大多属国家一级收藏品。他费尽心血收藏的名字画，如今祗落得「四旧」二字，被付之一炬。事後，洪老先生含着眼泪对人说：「一百多斤字画，烧了好长时间啊！」[22]
　　学者俞平伯自五十年代被毛泽东批判後，便是钦定的「资产阶级反动学者」。抄家者用肮脏的麻袋抄走了俞家几世积存的藏书，一把火烧了俞氏收藏的有关《红楼梦》的研究资料。
　　前国务院交通部长章伯钧是大右派。他一生喜欢藏书，曾对周恩来说：「一生别无所好，就是喜欢买书藏书。我死後，这些书就归国家。」到六六年时，他的藏书与已逾万册。附近一个中学征用他的家作红卫兵总部，他的书便成了红卫兵头头夜里烤火取暖的燃料。後来，除少数善本书被北京图书馆收去之外，他的藏书全被送到造纸厂打成了纸浆。[23]
　　苏州桃花坞木刻年画社的画家凌虚，五十年代曾手绘一幅长达五十尺的《鱼乐画册》，由中国政府拿去，作为国宝赠送印度尼西亚总统苏加诺。他化了几十年的工夫，收集到上千张中国各地的古版画，如今被烧了个一乾二净。
　　中国画院副院长陈半丁年已九十，批斗之馀，作品被焚烧。
　　陕西画家石鲁被拉到西安钟楼大街的钟楼外，当街吊起来，在人群的围观中接受批判。他的「黑画」被一幅幅拿出，要他供认那些山水花鸟的「反动内容」。批斗一幅即撕毁一幅或在画面上用红笔打个叉。上海画家刘海粟珍藏的书画被抄後，堆在当街焚烧。幸亏一位过路人以「工人」的名义镇住革命小将，打电话给普陀区委、上海市委，要求派人制止。在焚烧被止住前已烧了五个多小时，焚毁的字画、器皿不计其数。
　　江青点名咒骂名画家齐白石後，北京红卫兵砸了齐白石的墓和「白石画屋」，又逼着齐的儿子齐良迟刨平齐白石自题的匾上的字迹。上海画院画家朱屺瞻收藏的名人字画被搜罗一空，他保存的七十馀方齐白石为他刻的印章被抄得一个不剩。朱屺瞻进「牛棚」时已七十五岁，能活下来已属万幸。其他上海画院画家，如白蕉、钱瘦铁、陈小翠、吴湖帆则不如他幸运，都做了文革的屈死鬼。[24]
　　二十多年前，国画大师张大千在甘肃敦煌石窟现场临摹唐代壁画，历时两年半，共临摹了二百六十幅画。一九四八年，张去国不归。他在敦煌时的夫人杨宛君于一九五二年将那批临摹画全部献给国家，自己仅保留十四幅张氏为她作的画。一九六一年前後，周恩来曾对杨宛君说「有时间给大千写写信，把他争取回来吧！」[25]周又批准张的女儿到香港省亲，与张会面，劝张回归。张回答女儿说：「真回去了，大家就是死路一条！」如今抄家者光顾杨宅，那十四幅画被搜走，从此全都没有了下落。
　　红卫兵焚书，无远弗届。当年诸葛亮病死葬身的陕西勉县，「珍藏於人民群众中数以万计的古字、古画和玉石珍品，大部丢失或毁坏。」四川蒲山县鹤山镇仅五千人，抄家销毁的古书也多达两千多本，古画二百馀张。广西防城县，「文物馆几千部古典书籍、文物、资料和档案全部被烧毁。」[26]
　　边疆也不例外。远在天边的云南江城哈尼族、彝族自治县，和老挝为邻，离北京足有三千公里，可革命不落人後：「除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毛泽东的著作外，其他书籍都被列为『四旧』，大量焚烧。」[27]
　　新疆首府乌鲁木齐新华书店的存书，被搬到广场上连郭沫若、巴金、冰心和外国作家托尔斯泰、莫伯桑等人的著作，一把火通通烧掉。[28]
　　黑龙江省中苏边境上的嘉荫县，中学生冲进县文化馆，将戏装、图书搬到街上，全都烧成了灰。
　　浙江馀杭县有个青年业馀作家，全部收入几乎都用来买书，收藏了上千本文学书籍。在他居住的小镇，那就算个人物了。当地的中学生们想不出除了毛主席著作外还有什么书不属「四旧」，于是将他的书全都扔进了火堆。他救书不成，反挨了几拳头，一气之下，当晚上吊寻了短见。
　　烧书污染空气，送到造纸厂打成纸浆才是好办法。江浙一带人文荟萃，明清两代五百年，著名书画家大部分出在那里，留存至今的古籍特别多，「破四旧」的成果也就特别大。仅宁波地区被打成纸浆的明清版的线装古书就有八十吨！[29] 
　　甘肃通渭县，「全县私人珍藏的珍贵书籍、古字画大多数被焚毁；寺庙建筑和神像、铜钟、铜香炉等大部分被捣毁。」[30]

　　　　　　改名字比赛席卷全国
　　商店字号不是「封」，就是「资」：「王府井」百货大楼，「东来顺」涮羊肉，「全聚德」烤鸭，「瑞蚨祥」绸布，店名都属「封」。还有前门外小饭馆「都一处」，那门匾是前清乾隆皇帝微服光顾後，题制遣人送去的，当然也是「四旧」。卸下门匾，扔进柴火堆，革命便告成功。
　　「亨得利」眼镜店是「资」，上海迁京的「波纬服装店」也是「资」。红卫兵不知道除不穿西服的毛泽东以外的几乎所有的中共领导人都在那里裁制过西服，仅周恩来一人就做过七套。他们砸烂商店的招牌，将店名改成「红都」，又抄了服装大师余元芳的家，将他押送回了浙江老家。[31]
　　八月十八日毛泽东接见百万红卫兵时，有幸给毛佩戴红卫兵袖章的红卫兵代表是中共中央东北局第一书记宋任穷的女儿宋彬彬。毛听到她的名字後说道：「要武嘛！」自此宋彬彬就变成了「宋要武」。一时间，改名字比赛立即席卷全国。
　　有人给作家巴金写信，说他的笔名取自巴枯宁和克鲁泡特金，是崇洋媚外，应当「砸烂」。上海某工厂有个人，早先是资本家，名字叫「养民」。说资本家养活了人民，反动透顶。全厂日批夜斗他，并勒令他将名字改成了「民养」。有位中学教师名「念修」，「想念修正主义！」全校大会批斗後，学生把他押到派出所，改成了「仰东」。本意是「敬仰毛泽东」，但其实念起来是「养东」，「养活毛泽东」。幸亏无人追究，否则死路一条。
　　街道名字中的四旧更是多得数不清。江苏扬州文昌阁改成了「革命造反楼」。
　　「仁、义、礼、智、信」是国民党的信条，反动透顶。哈尔滨市的五条街光仁、光义、光礼、光智、光信改成了光明、光辉、光芒、光耀、光华。
　　中性的、不属封资修却不够革命的，也在铲除之列。北京苏州胡同小学的「革命师生」张贴《紧急通知》：「我们学校过去的校名苏州胡同小学没有革命的含义，我们坚决要求……改名为『长征小学』……」[32]
　　四川宣汉县第一中学被改成了「天兵战校」，校长庞伟烈被天兵们打成重伤後，自戕而死。[33]
　　朱元璋时代避讳不得说「猪」，这「避讳」本是不折不扣的「四旧」。如今江青却拾起「避讳」由「四旧」变成了「四新」。她替出身「黑五类」的钢琴家殷承宗改名为殷诚忠，从「继承祖宗」改成「对党忠诚」。京剧演员钱浩粱，姓氏上粘了铜臭的「钱」字，江青乾脆把它改成了没有姓氏的浩亮。革命样板戏京剧《智取威虎山》中有个土匪，因脸上有撮毛，人皆称他「一撮毛」。江青从「一撮毛」联想到了夫家毛泽东，一声令下，「一撮毛」便改成了不伦不类的「野狼嚎」。
　　其实，就像朱元璋时代避讳不得说「猪」一样，这「避讳」才真正是不折不扣的「四旧」。

　　　　　　抄收少数民族服饰
　　这「文化领域的专政」，是汉人的特权。少数民族的「文化」是否反动、是否需革命，以汉人的文化为唯一的判定标准。所以少数民族的文化整个成了革命对象。譬如云南江城哈尼族彝族自治县，「金银首饰、银币也被列为『四旧』没收。凡是花纹、图案、绘画没有革命内容的器皿、刺绣、服饰、家具等等，都算为『四旧』，一概捣毁。」「强迫少数民族妇女改变民族服装，交出首饰和服装上的银饰佩物，仅哈播一个乡就收交了首饰、银元八十多斤。」[34]

　　　　　　革命从头革到脚
　　马、恩、列、斯、毛，胡须一个比一个少。所以蓄胡子的人也遭了殃。宁夏自治区政府副主席、党外人士黄治中的一尺馀长的银须已蓄留了几十年，现在突然发现那是「四旧」，祗得忍痛割爱。
　　男人女人的头发都是革命对象。宁夏固原县设了一个剪辫子站，赶集路过的姑娘凡留有长辫的一律强行剪掉。陕西神木县红卫兵规定：男人留分头要向左偏，否则就是右派。[35]
　　一些头发留得稍长的海外华人、港澳同胞归国访问，一到广州就挨了一剪子。副总理兼外交部长陈毅在北京接见他们时说：「不要见怪，你们看到我们这样好的後代应当高兴。」[36]曾三次蝉联世界冠军的乒乓球运动员庄则栋说了一句「红卫兵剪人家头发，怎么不去剪毛主席的？」算是攻击伟大领袖，被挂上「现行反革命」的牌子斗争。[37]
　　香水、尖头皮鞋、窄腿裤均属「资本主义的东西」，一经查出，立即实施革命制裁。《人民日报》声援红卫兵，引用红卫兵的话说：「难道工农兵还抹香水、穿尖皮鞋吗？」於是凡头部略呈尖型的皮鞋都遭了殃。高跟鞋早在市面消声匿迹。一般人也没有。曾经出国演出的女演员、歌手、钢琴家演出时穿的高跟鞋，如今都扔进了垃圾堆。驻外使领馆的青年革命意气风发，干得一点不比国内差：「他们不准穿西装、旗袍，不准坐进口小汽车，不准挂宫灯……」[38]
　　服装店橱窗里的木制模特儿是从西方传来的，当然算「资」。宁夏银川市服装厂不仅将橱窗里的模特儿打烂，连仓库里的模特儿模型也搬出去砸碎。
　　副总理李先念召集全国工艺美术行业的代表开会，指示「先停止生产帝王将相、才子佳人，不出口也可以。」「马牛羊、山水、花鸟虫兽这没有什么，可以继续生产。」有的工厂提议生产的台布都绣上毛主席语录，李当即表态：「对内(销售)的我同意。」[39]于是全国各工艺美术工厂大清扫，凡有「才子佳人」图样的工艺美术品均被毁或被处理。
　　游泳衣裤暴露太多，似「资」似「修」。北京热闹的西单路口张贴海报的地方，有人贴出了一个「革命建议」：游泳时要穿长衣长裤，以免男女授受不亲。
　　武汉军区司令员陈再道曾在回忆录里记载了在天津到的「破四旧」的场面：「我们遇到了红卫兵设的路卡，正在检查过往行人的着装。……只见那些红卫兵的手里拿着剪子、榔头等工具，对那些着装打扮不『革命』的人，采取着非常『革命』的行动：有的长辫子被剪没了，有的『怪发形』被推完了，有的『高跟鞋』被锯掉了，有的『火箭鞋』被砸扁了……尽管这些人在和红卫兵讲理、央求，反抗，可是在『这是革命行动』一词的压力下，无一幸免。」[40]

　　　　　　龙、凤皆属「四旧」
　　共产党是马克思的传人，自从共产党上台，「龙的传人」的说法就在中国消声匿迹。吉林省延吉县龙井镇，真有一眼「龙井」。那块写着「龙井地名起源之井泉」的碑石被学生砸毁。河南安阳县九龙壁，自明代完好保存至今，也被当作「四旧」而砸成了一堵颓壁。[41]
　　龙是「四旧」，凤亦受累。广西南宁市邕江大桥的栏杆有凤凰浮雕，皆被砸毁。浙江建德县审查各类商品，凡商标上印有龙和凤图样的，一概没收。大批商品因而被堆放焚烧，恰如当年林则徐焚烧鸦片。
　　贵州一位老妇人家被抄时，烧有「万寿无疆」字样的磁盘也被抄走，因为祗有伟大领袖毛主席才配「万寿无疆」。
　　当年十月，毛泽东表弟贺晓秋的儿子贺凤生从湖南到北京向毛泽东告御状，告诉他湖南农村怎样砸「老祖宗积攒下来的古董」：「毁了好多值钱的东西。接新娘子的花轿砸烂了，凌波床也打烂了，龙凤朝阳、百鸟朝凤的图案打烂了，崭新的双凤朝阳的丝绸被面放火烧掉……绣花鞋裹脚布也当四旧之物展览。注滋口还把花露水、雪花膏当资产阶级用品倒在河里……」「打烂了人家的神龛，撕下天地君师父母的神位……换上毛主席像，供上毛泽东选集……」[42]
　　八月二十二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报道红卫兵的伟大功勋，北京戏曲学校的学生马上发现他们落後了。多年来，他们练了不少旧戏，现在得赶紧革命。既然要横扫一切牛鬼蛇神，那就先将牛鬼蛇神在舞台上穿的戏装先拿出来烧掉。第二天，他们将从京剧院抄出的戏衣、头面、凤冠、玉带、朝靴等演戏的服装和各式道具集中到孔庙大院中，堆成一座大山，点起大火，烧红了天。他们用皮带、棍棒扬威，痛打包括作家老舍在内、围着火堆跪成一圈的「牛鬼蛇神」。一天後，老舍投湖自尽。
　　焚烧戏装道具之风刮遍全国。各地方剧团的戏装道具均在被「破」之列，如湖南宁乡县花鼓戏剧团的戏装道具，「绝大部分被毁。」[43]
    连僻远的黑龙江省中苏边境上的嘉荫县文化馆的戏装也中学生搬到街上，一一焚烧了事。

　　　　　　全国的狮子都遭殃
　　周恩来领导的国务院对保护文物出过不少力，一九六○、六一年间曾发布一系列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名单，各省、市、县亦循例将当地主要历史文物纳入重点保护的名单。但如今周恩来却也赶起革命时髦来。他对北京「革命师生」说：「狮子非搬掉不可，对狮子来一个最後通谍，连我们这个(包括新华门在内)狮子统统搬掉了。对狮子下最後通谍，我是同意的，因为那狮子是封建产物。」[44]
　　这一来，全国的狮子都遭了殃。大连星海公园一对汉白玉狮子被砸得腿断身残。沈阳辽宁省博物馆门前的一对彩陶狮子被砸烂。湖南宁乡县乡间，桥头多有石狮子为饰物。那些石狮子「在破四旧中绝大部分被毁。」江西安远县的宗祠门前多立石狮，屋脊正中安放小石狮，门楼镶嵌石雕门额。「红卫兵扫四旧，视石刻为封、资、修的产物，肆意毁坏，今存甚少。」[45]
　　山西运城博物馆原是关帝庙。因运城是关羽的出生地，历代修葺保存得特别完好。门前那对高达六米的石狮子可能是全国最大的。如今，那对狮子成了周恩来所说的「封建产物」，被砸得肢体断裂，面目全非；母狮身上的五只幼狮都砸成了碎石块。当夜，省城太原发去电报，说是要执行周总理的指示保护文物古迹。但是太迟了，残破的狮子已被拉走，扔进了臭水坑。[46]

　　　　　　「盆花是旧社会留下来的」
　　早在一九六四年，毛泽东就说过：「摆设盆花是旧社会留下来的，是封建士大夫阶级、资产阶级公子哥儿提笼架鸟的人玩的。那些吃饱了饭没有事情做的人，才有闲工夫养花摆花。」[47]据周恩来身边的工作人员张文才回忆：一九六六年上半年某日，周恩来到毛泽东住处，诧异室内室外都见不到花，毛回答周，他不喜欢养花，叫花工都搬走了。头脑机灵的周恩来马上表示赞成毛的意见，回家後立即通知下属，将两间花房的花全部送到了植物园。
　　中共打天下时的总司令朱德不认为有必要像周恩来那样迎合毛泽东。他照样伺弄他的兰花。可是「红八月」中的一天，他从外面回到家里，发现他心爱的几盆兰花被孙子砸了，气得举起拐杖打去：「你们这些不肖子孙！」但这时举国都在「破四旧」，他没有办法保住他的兰花，便将剩下的兰花悉数送给了北京花木公司。[48]
　　成都唐代古寺文殊院，栽有名贵兰草。该寺的兰草全被毁掉，包括几年前朱德访问故乡时赠送的兰草。与朱交流过兰草栽培技艺的和尚仅从红卫兵手中夺回一只花钵。[49]
　　长春不少人养植君子兰，全城的君子兰都被拔，毁成泥。仅少数人养植能手将君子兰藏於下水道、废品库，甚至藏进动物园的老虎圈中，方使君子兰未得绝种。
　　北京钓鱼台国宾馆每座楼前都有个花圃。江青、陈伯达、康生、姚文元等人各占了一个楼的南区，花草还得为这些无产阶级新贵服务。而北区的花草就都成了「资产阶级的玩意儿」，被革了命。两年後北区要重新接待外宾时，两座楼前的花圃里却分别是无产阶级的菠菜和玉米。紧急调动一个班的战士一一铲掉，然後再到处找花。偌大的北京城竟然无一处能找得到花。幸亏天坛公园一位老花匠藏了一些盆花，方才救了急。
　　花草是资产阶级，树木也不够革命。杭州郊区望江山疗养院院长热心种树，全院都是浓密的树荫。他不爱革命，就爱种树，被指为「种树院长」，关押批斗。不久尸体从富春江里捞起，无人知道他被打死还是自杀。
    西双版纳热带植物园有许多国家花巨资从世界各地引种过来的珍稀植物。植物学家蔡希陶是植物园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反动学术权威」。他对破四旧的人说：「你们说我是修正主义，是资产阶级，都行，可这些植物不是修正主义，不是资产阶级啊！这些植物都是有用的！求求你们，把它们留下来，将来我们的国家会用到它们的……」他的话被淹没在「打倒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的口号之中。大批珍贵植物被当作「封、资、修」挖掉。

　　　　　　各地孔庙无不遭殃
　　还在文革之前一九六四年的四清运动时，「四旧」已属被破之列。王阳明〖公元１４７２─１５２８〗在世时，曾委托江西崇义县县丞建了一所文庙。一五一八年建成後，屡经修建，成一组古建筑群，占地阔二十九丈，长四十丈。王死後，後人为纪念他在文庙东侧建的王文成公祠也已有了四百年的历史。几百年来，王阳明一直是当地人的骄傲。但他巡抚江南时曾镇压过福建、江西的农民起义，是为「反动派」，文庙和王文成公祠两组建筑包括王阳明的塑像，全部在一九六四年被当局平毁无遗。[50]贵州遵义县著名的金鼎山，有九座古庙。也在一九六四年的四清运动中全部被拆毁。[51]
　　安徽霍邱县文庙，雕梁画栋、飞檐翘角，龙、虎、狮、象、鳌等粉彩浮雕皆为精美的工艺美术品。「房饰浮雕在文化大革命中统被砸毁。」文革後省、县拨款数万修葺，「尚未完全复原。」[52]山东莱阳县文庙，「大成殿雕梁画栋，飞檐斗拱，气势雄伟。……文化大革命期间，大成殿被拆除。」[53]
    吉林市文庙是全国四大孔庙之一，「破四旧」中严重受损，文革後历时五年方修复。

　　　　　　大小宝塔被炸毁
　　唐代高僧褒禅结庐安徽含山县花山，死後弟子改山名为褒禅山。宋王安石游览此山，作《游褒禅山记》後，褒禅山遂名扬四海。因是「四旧」，褒禅山大小二塔被炸毁。宿松县建于乾隆年间的文峰古塔和建于道光年间的文峰新塔，，均于一九六七年被拆毁。[54]
　　安徽定远县著名古塔令狐塔被摧毁。[55]滁县城南，有一座十三层古塔，砖石结构，建于北宋年间，在「破四旧」中被拆除。[56]
　　1966年8月，浙江平湖县「不少文物古迹被毁，北寺双塔被拆除」，三门县文峰塔被炸毁。[57]
　　山东莱阳县文笔峰塔，「塔身总高约二十五米左右，文化大革命中毁没。」[58]
　　江西崇义县文峰塔，当地《县志》形容为「高耸插天」，如今被指为「四旧」而拆毁。[59]
    湖北通城县，「捣毁牌坊、宝塔二十八座；焚毁古籍文献十万多册，其中宗谱一四，五八○本。」[60]
　　意大利有个「比萨斜塔」，湖南武冈县也有个斜塔。该塔由砖砌成，七级呈八面角锥状，各级檐下均画有精细的飞禽走兽、亭台楼阁、树木花草。古《武冈州志》记载：「泗洲塔……在东门外，宋元丰元年建。」算来已有九百年历史。该塔不仅历史比比萨斜塔更古老，塔身倾斜度也大于比萨斜塔。如今人们祗用了一百公斤烈性炸药，就一下子轰倒了它。从此再也没人为武冈斜塔为什么斜而不倒而费脑筋。[61]
    一九四五年五月至七月，日本二十几万大军向湖南芷江一带的进攻被我国民政府军打退。八月十五日，日本裕仁天皇宣布无条件投降。我方决定芷江为受降地点。国民政府总统蒋介石电令日军总司令冈村宁次派代表到湖南芷江洽降。二十一日，侵华日军总参谋次长今井武夫一行飞抵芷江。我陆军总部参谋长萧毅肃、美军作战参谋长舆今井武夫举行洽降谈判。二十四日，中日代表在芷江草签各项受降事宜。九月八日，何应钦及美军中国作战司令麦克鲁由芷江飞往南京，接受日本签字投降。次年，国民政府在芷江县城外营建了气势恢宏的「受降纪念坊」。在芷江原洽降地动工修建「受降纪念坊」。
　　一九六六年十月，「受降纪念坊」被破四旧的红卫兵砸毁。[62]【1985年修复】
　　　　　　
　　　　　　被毁的文物古迹数不清
　　全国人民一起来革命，毁坏的古迹多得如芦沟桥的狮子──数不清！
　　浙江人砸了徐文长的故居。明代文学家、画家兼书法家徐文长(徐渭)在绍兴的故居「青藤书屋」，虽屡换主人，但不废修缮，四百年来完好如初。一九五五年，陈姓屋主将它捐给国家，以求永远保存此一重要文化古迹。徐氏一生坎坷不得志，并非反动官僚，有诗为证：「半生落魄已成翁，独立书斋啸晚风；笔底明珠无处卖，闲抛闲掷野藤中。」除做过浙闽总督的短期幕僚，为荡平倭寇出谋划策外，他不曾当过官。如今也被指为「反动封建文人」，「青藤书屋」被砸。青藤砍去，「天池」用土填平，石栏则被砸碎。只因文物工作者闻讯先转移了一批文物，日後方得以修复。
　　绍兴还有个兰亭。「永和九年，岁在癸丑，暮春之初，会於会稽山阴之兰亭……」因东晋书圣王羲之这篇《兰亭集序》，兰亭成为文化人心中的圣地，也是国家重要的文化古迹。景仰者去兰亭流连凭吊，一千六百年间从未断绝。如今因王生时曾任右军将军，名列「帝王将相」，王墓被砸不说，兰亭亦被殃及而毁坏。
　　江苏人砸了文学巨著《西游记》的作者吴承恩的故居。吴氏诞生在江苏淮安县河下镇打铜巷，故居不大，三进院落，南为客厅，中为书斋，北为卧室。几百年来，曾有无数景仰他的人来此凭吊此故居和他的墓。可是现在《西游记》是「四旧」，因此吴氏故居「被毁为一片废墟」。[63]
　　安徽人砸了《儒林外史》作者吴敬梓的故居。吴是全椒县人，一九五九年，当地政府建立了吴敬梓纪念馆。如今文化要革命，吴敬梓故居也没逃得脱。[64]後来有人到全椒，向县委书记打听吴敬梓故居访问，县委书记竟然问：「吴敬梓？哪个公社的？」
　　「环滁皆山也。」这是宋代大文豪欧阳修的《醉翁亭记》的首句。这篇文章经另苏东坡手书，刻石立碑于琅琊山脚欧阳修作文的醉翁亭，在今安徽滁县。至今已近千年。红卫兵认定欧、苏都是封建文人，前去革命。他们不仅将碑砸倒，还认真地将碑上《醉翁亭记》刻文凿去了近一半。今地方志记载：「琅琊寺、醉翁亭、丰乐亭等古建筑和大批珍贵的碑刻、石刻被砸毁。珍藏在琅琊寺内大批古字画、古文物被焚毁。」「琅琊寺内佛像全部被砸烂。」[65]
　　山东人革了《儒林外史》作者蒲松龄的命。蒲氏神鬼狐仙五百篇，篇篇不讲毛泽东思想，可知是个反动权威。红卫兵找不到什么「四旧」来破，只好鞭他的尸。可是掘开蒲氏古墓，除了一管旱烟筒、一迭书外，只发现四枚私章。[66]
　　一八九八年「戊戍变法」的主要人物康有为是「保皇派」。他在青岛的墓被刨平後，远在杭州三潭印月碑亭里他撰写的那「如此园林，四洲游遍未曾见」的对联也被砸烂。
　　大孩子「破四旧」，小孩子学样。文化部几个职工子女推倒该部宿舍院里几个桌面大小的汉白玉石盆後，又跑到茅盾住所，将他院里的一个汉白玉石盆掀翻。茅盾日记：「彼等大概认为此皆代表封建主义者，故要打倒也。」[67]

　　　　　　古建筑惨遭扒拆
　　唐诗「渔阳鼙鼓动地来」中的「渔阳」即今河北蓟县。县城中心鼓楼有个「古渔阳」匾。地名本无新旧，但该匾是清代官员书写的，因而被卸下焚烧。广州越秀山顶的五羊石雕，出自五位仙人驾祥云到广州下凡的古老传说，当然是宣传迷信，也该砸。只因石头太硬，红卫兵砸断几根羊角後就没再砸下去。
　　清高宗乾隆下江南时，对无锡惠山寄畅园喜爱有加，命在清漪园即今颐和园内仿建，这就是今颐和园内的谐趣园。寄畅园内乾隆手书「雨中游惠山园」碑被砸毁。(文革後依旧拓片重刻此碑)
　　上海宝山县城内，宋抗金大将韩世忠驻节之参将署门前的「江南重镇坊」，在「破四旧」声中被拆除。[68]
    浙江临海县，县城六座牌坊全部被拆毁。
　　河南省延津县城南街的明代牌坊，四柱三孔，高大庄严。殿阁式屋顶，脊上蹲兽造型生动。梁柱板壁，浮雕花纹通体皆画，或为飞天仙女、诵经立僧、演奏乐伎，或为闹梅喜鹊、报晓晨鸡、待露荷花。老百姓俗称为花牌坊。这个被公认为「河朔诸县石坊之冠」的牌坊，于一九六六年「毁于红卫兵之手。」[69]
    山东肥城县，「破四旧」中「近千件文物丢失；十一处古墓、二十二处古建筑、十处古遗址、三十多块重要石刻遭到破坏。」[70]
　　四川广安县协兴区有个牌坊村(中共中央总书记邓小平的老家)，村名得於纪念邓氏先人邓时敏的「德政坊」。邓时敏官至翰林院编修，告老还乡後卒于家，清嘉庆皇帝为表彰其德行和政绩下旨建造此德政坊。而今牌坊被炸毁，村名亦先後改为「伟大大队」、「反修大队」。〖2002年重建〗
　　任何一个大城小镇都有贩夫走卒会唱「苏三离了洪洞县，将身来在大街前。未曾开言心头惨，过往君子听我言……」京剧《玉堂春》流传百年，「苏三起解」也被唱了百年。这是一个真实的故事，当年关押苏三的监狱是全国保存得最好的明代监狱。苏三案情的档案也一直保存着，按周恩来的说法，「解放洪洞县时，苏三的档案还在呢！」[71]国务院曾将关押苏三的监狱定为应当保护的文物。但根据「衙门八字向南开，有理无钱莫进来」的说法，洪洞县政府大门向南开，属「封」，必须向西开。西墙外正是当年关押苏三的那座明代监狱。「一个婊子有什么可纪念的？拆！」保护文物和保护自己不能两全，洪洞县政府的书记大人祗好保护自己，拆掉苏三监狱，将县政府大门改向了西。虽然八十年代重新修复，却已不是明代建筑。

　　　　　　焚烧家族宗谱

　　家族宗谱也是「四旧」。湖北通城县焚毁的十万馀册古书中，有一万四千五百八十本是民间家族宗谱。[72]

　　京剧名演员梅兰芳的祖先在太平天国年间避乱北上，定居北京已四代。一九五六年他曾率梅氏剧团到江苏泰州演出并寻根。北上梅氏与老家早无联系，但根据泰州梅氏族人保存的家谱中对北上支系失散一事的记载，梅兰芳寻根成功，拜了祖坟。文革时梅兰芳去世已五年，却仍被指为「反动学术权威」，那本梅氏家谱也被红卫兵烧成了灰。[73]
　　二十世纪初著名的文学家、语言学家刘半农的长女刘小蕙是上海外语学院教师，也是「抄家对象」。抄家时，她家中保藏的资料被扔出窗户，在弄堂里烧了四五个小时，《刘氏家谱》就此永远消失。[74]
　　浙江绍兴的范家是宋代名臣范仲淹的後裔。在眼看家族宗谱要被烧毁的时候，其族人想到了本族的名人、历史学家范文澜。他是中共中央候补委员，或许他那里是安全的。他们将一套《范氏宗谱》邮寄到北京范文澜处，他在文革中安然无恙，这套《范氏宗谱》总算保存了下来。[75]
　　鲁迅的母亲鲁老太太的遗照挂在以鲁迅故居为基础建的鲁迅博物馆里无恙；而她的二儿子周作人家奉祀的鲁老太太的牌位却受儿子的牵连而被砸毁。

　　　　　　「横扫」民间文学

　　湖南江永县有一种仅为妇女懂得的文字，人称「女书」。虽流传已近千年，因为不入男子的社会，流传并不广，许多用女书写成的诗歌被妇女珍藏，代代相传，从未与世人见面。江永县地虽偏僻，「破四旧」却逃不脱，许多本应成为社会学、文字学乃至民族学研究资料的女书手稿被焚毁。
　　新疆说唱文学《江格尔传》是民族文学的奇葩，德国近二百年前就翻译出版，俄文版问世也有一百多年。如今中国的《江格尔传》却被抄尽烧光。说唱《江格尔传》艺人「江格尔齐」无一不被斗争，有的甚至被拔了牙，无法再唱！
　　西藏民间故事《格萨尔》，是世界少有的长篇巨制，一百五十万行，一千二百万字，以艺人说唱和手抄本的形式流传了一千多年。文革後，藏族民间说唱《格萨尔王传》的艺人都被斗争、禁止说唱。他们收藏的手抄本则一律没收销毁。座落在青海省玉树藏族自治州囊谦县的岭国寺里当年格萨尔王用过的宝剑、长矛、弓箭、盔甲等兵器，以及几十部用金字书写的有关岭国(今玉树藏族自治州一带)历史人物的传记，全都没有逃过这场灾劫。[76]
　　文革前，青海省文联收集整理《格萨尔》，已编译了八百万字。现在，这成了青海文联「文艺黑线」的罪证。在「破四旧」中，「焚烧了已编印和从老艺人口中记录的大量资料，三十四本汉译纸型全部被送入造纸厂。」幸亏青海文联「一位同志仓促抢救出《格萨尔》手抄本珍贵资料，藏入地洞。一部分珍贵资料才被保存下来。」[77]〖汉译本於一九八一年出版〗
　　文革前贵州文联「已编印的贵州二十多个民族的三十四本民间文学资料，几乎荡然无存。」一九五○年成立的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十七年中经广大群众搜集的大量民间文学原稿，大都被送进造纸厂，幸存者很少。」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属「砸烂单位」。「一九七二年，在处理所谓『砸烂单位』中，民研会所有库存的自建会以来编印的各种民间文艺书籍、刊物、内部资料，全部被当作废纸送进造纸厂。」[78]
　　民间传统音乐属「封」。福建省文联「花了三年多时间采集的可连续播放一百五十多小时的一式两套民间音乐和地方戏曲唱段，全部被毁。」[79]

　　　　　　琴、棋皆「四旧」

　　各种乐器，除了鼓、锣、钹等有政治宣传之用途外，一概收进了仓库。提琴、钢琴都是资产阶级的象征。练琴的勇气再大也不敢让邻居听见。上海从资本家那里抄得的堆满了体育馆。有所音乐学院的学生，开大会批斗钢琴，将琴脚截去一段，形同「下跪」。批斗後，将钢琴砸烂，革了「资产阶级音乐」的命！
　　围棋是「封」，国际象棋是「资」。文革一起，国家棋队解散，棋手星散。
　　几年前才二十岁就获得全国冠军的围棋手陈祖德，被赶下乡。一九六五年底，北京国际象棋手刘文哲击败一名国际特级大师，开始零的突破。但旋即棋队解散，他成了北京国棉一厂的工人，每月工资仅二十五元。他家遭横祸，弟弟被打成「反革命」後自杀身亡。但他没有沉沦，坚持磨练他的棋艺，终于在一九七九年成为第一个荣获「国际大师」称号的中国人。[80]
　　上海年方十七岁的国际象棋选手戚惊萱被迫洗手七年，直到一九七三年周恩来干预，全国的棋手才获准下棋。戚一九八零年在中法对抗赛中得冠军，也荣获「国际大师」的称号。
　　扑克也被革了命。一时间，全中国没有人敢打扑克消遣。
　　五环军区司令员陈再道在火车上和随行人员打扑克时，几个戴袖章的年轻人走过去制止，说「打扑克是修正主义」。陈的随员与之争吵不休，陈再道气得把手中的扑克一摔，吼道：「打扑克算什么修正主义？我走到天边也要跟你们说个清楚！」对方不知道此老军人是何方神圣，心中打怵，才停止纠缠。[81]
　　邮票上印的人物除了共产党，几乎都是「反动派」。文革後的一九八三年获全国首届邮展银奖的集邮家任渺，1966年是新疆石河子邮局的职工，因收藏大量印有「反动派」的邮票而成了反革命分子。在批斗任渺的现场，他的集邮册被撕烂，前清和中华民国的邮票都作为反动证据当众展览，印有反动人物的邮票都被打上了「××」而失去收藏价值。
　　外国邮票更危险。原兰州农业学校女教师毛应星自一九五七年成右派後被发配甘肃静宁县农牧站工作。她哥哥毛应斗四十年代从西南联大赴美留学前托她代为保存的几百枚各国邮票，如今成了她是「国际间谍」的「铁证」。在县城广场批斗她时，给她挂的牌子就写着:「反革命，大右派，国际间谍」。後来她被省委定案枪决处死，部分「罪证材料」就是那些邮票。[8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