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 信：台湾：自由是怎样炼成的（连载）第二章：台湾“黑五类”之议会反对派和长老教会（上）
汤因比说：“挑战是催生文明的首要条件”。台湾的自由不是蒋氏父母的恩赐，而是台湾民众、特别是黑五类持续地施压、施压、施压、不断施加压力的结果。
20世纪60年代初，随着雷震被捕和《自由中国》被迫停刊，台湾的民主运动开始了长达10年的低谷。
就在这漫长的严冬之中，后来对台湾的自由提到关键作用的“黑五类”慢慢长大成人。这“黑五类”是：议会反对派、基督教长老教会、媒体领袖、维权律师、地方黑派。
下面分别介绍
议会反对派分庭抗礼
孙中山说：“政治的基础，在于地方自治。”台湾的自由正是从地方自治开始。
1947年1月1日开始施行的中华民国宪法第十一章“地方制度”中规定省市县实行地方自治：第112条：省得召集省民代表大会，制定省县自治通则，制定自治法，但不得与宪法抵触。
第113条：省自治法应包含下列条款：1.省设省议会，省议会议员由省民选举之；2.省设省政府，置省长一人，省长由省民选举之。
第121条：县实行县自治。
第122条：县得召集县民代表大会，依据省县自治通则，制定县自治法，但不得与宪法及省自治法抵触。
第123条：县民关于县自治事项，依法律行使创制、复决之权，对于县长及其他县自治人员，依法律行使选举、罢免之权。
第124条：县设县议会。县议会议员由县民选举之。属于县之立法权，由县议会行之。
第126条：县设县政府，置县长一人。县长由县民选举之。
第128条：市准用县之规定。
败退台湾后，国民党于1950年4月正式颁布《台湾省各县市实施地方自治纲要》，在台湾实行地方自治。
1969年11月15日，举行台北市改制直辖市后的第一届市议员选举。32岁，从小在饼店长大，曾经做过加油站工人的康宁祥，亲手用报纸写竞选标语，以肥皂箱为演讲台，用他粗狂而沙哑的声音，以极具煽动力的言辞，控诉台湾人悲苦的历史命运，声讨台湾国民党种种的不当举措，获得听众深沉的共鸣，结果高票当选台北市议员。
康宁祥背后的主要推手是郭国基。
大陆学者知道郭国基主要是因为傅斯年，大多数人认为是郭国基气死了傅斯年。凤凰网有一篇文章，题目是“傅斯年被政客无理指控引发脑溢血，气死于参议会”。陕西师大出版社出版、岳南所写的《陈寅恪与傅斯年》一书也坚持这种混账观点。我只看到范泓先生的《傅斯年之死》对郭国基比较客观。
事实上，郭国基是台湾地方自治史上的标志性人物之一。他1900年生于台湾屏东县东港镇。18岁赴日本留学，就读明治大学政治系。
1920年，郭国基与台湾留学生组织“新民会”，献身台湾社会运动，隔年加入台湾文化协会。
1925年，郭国基自明治大学毕业。当时台湾早已被清政府划归日本，但它秘密来到北京，受到总统黎元洪的接见。他上万言书报告台湾事情，不就秘密加入中国国民党东京支部。
1939年，郭国基与日本人铃木久代结婚，回台湾后定居高雄。
1942年，日本大批搜捕有反日思想者，郭国基被判十年有期徒刑。
1945年抗战胜利。
1946年，郭国基当选高雄市参议会议员，不久被推选为台湾省参议员。
1947年，“二二八事件”发生后，他被捕入狱210天，国民党给他带上六斤半重的脚镣，并遭到严刑拷打。出狱之后，愤然退出国民党。
“2？28事件”之后，台湾人在白色恐怖之下，噤若寒蝉。但郭国基没有屈服，在省参议员的位子上，他忠诚地履行职责，以敢言著称，问政犀利，咄咄逼人。他的政治主张不涉个人好恶，力主民主法治和切实改善民生。
国民党官员对他都很头疼，但他深得台湾百姓的爱戴，人称郭大炮。
1950年12月20日，郭国基于省参议会中质询国立台湾大学校长傅斯年，内容涉及台大的招生政策及联合国捐赠台大器材遗失的问题。
第一个问题，郭国基指责台大制定的招生政策过分苛刻，导致许多有为的台湾学子不能入学读书。第二个问题，因为台大保存了一批由大陆运出来的教学仪器，结果被台大保管股长杨如萍等人盗卖了一部分。这件事在社会上引起了很大的反响。此事出在台大，郭国基指责台大对教学仪器负有保管不严之责。
据时任台湾省教育厅副厅长的谢东闵回忆：
39年12月21日，教育界发生一件令人痛惜的意外。国立台湾大学校长傅斯年先生，在省议会第一届第十次大会“教育询问”，接受郭国基参议员“询问”，答复完毕，走回座位，将坐下时，身体突然向我倒过来。我听他用英语说：“I am too……”话没说完，头部栽在我的右腿上，昏迷不省人事。
大会立即电请医生赶来，医生诊断说是脑溢血。经过急救，这位著名的学者，不幸去世。
由于傅校长之死，发生在参议员郭国基强烈询问之后，不少人说：“郭大炮气死傅斯年。”
傅校长之死，我是现场的目击者。当时参议会列席官员的座位，教育厅长陈雪屏先生坐在第一位，傅校长第二位，我第三位。台湾大学是国立学校，傅校长原不必到参议会列席。但是，那时，台大的经费全数由台湾省政府编列预算支应，因此，每当参议会“教育咨询”或审议教育部门预决算时，台大校长便须列席备询。想不到这一次“教育询问”发生如此不幸。
意外发生之前，傅校长于下午二时半来到会场，在座位坐下。
“有没听说‘郭大炮’准备询问什么？”傅校长转身问我。
我说：“他仅仅在纸条上写着”有关教育问题“，究竟什么内容，不知道。”
傅校长一到议会，就探问郭国基可能询问的问题，也许他已听到风声，而且显然对郭可能提出的询问很在意，心理上有点压力。
“教育询问”由几位参议员次第进行，轮到郭国基发言时，激动地指责傅校长主持台大校务以来，采取“秀才主义”，标准订的太高，每年录取学生名额太少，许多有志读大学的青年，没机会进台大。
他指责的另一主题，就是大陆沦陷前，联合国在美国买了很多科学仪器，准备分配给我国各国立大学，后因大陆局势恶化，所有的仪器由上海运到台湾，存放台大，传说那些仪器被台大独占，一部分被偷了。
郭国基问政，一向嗓门很大，疾言厉色，因此有“郭大炮”之称。傅校长一介学者，受到这样的“询问”，情绪似乎很不平静。
对于第一个问题，傅校长答复说：“‘秀才主义’这个说法值得斟酌。以今年暑期的招生为例，考试成绩60分才算及格，但是今年我把录取分数一下子降到55分。这个事实可以证明我确实没有采取‘秀才主义’。事实上，以过去的标准录取的台大学生，水准并不十分高。”
傅校长又说：“我认为，大学教育的目的，在使学生真正受益，过分降格以求，学生仅有文凭，没什么用处。”
关于科学仪器失窃，傅校长答复说：“台大仪器失窃一案，情形极为复杂。那批仪器不是联合国赠送的，而是二次大战之后，教育部和经合总署分配给台大使用。最初，那批仪器存放在上海交通大学。当中共逐渐逼近上海时，我及时洽请海军派一艘军舰，把仪器运出来。当仪器存放在上海时，已经损失不少，由上海运来台湾，放在台大时失窃了一部分，现在，失窃部分已经追回百分之八十左右，损失不及美金一万元。详细情形，请郭参议员有空时到台大来，我会说明的更详细。”
傅校长答复有关科学仪器问题时，显得特别激动，他的声音由大而小，也许他的身体已经出了问题。
答复完毕，勉强走回座位，将要坐下，身体向我倾倒。[1]
此时是下午6时10分，省议会现场一片混乱。医生赶到，确诊傅斯年是脑溢血。当晚11时20分，傅斯年离别人世。
当时外界纷传傅斯年是被郭国基气死的，还有媒体大肆渲染。
12月21日一大早，数百名台大学生打着“痛失良师”的旗帜，来到省议会所在地，里面正在开会。学生们情绪十分激动，派出代表要参议员郭国基出来说明昨天质询的经过。台湾省教育厅长陈雪屏亲自出面向学生说明实际情况，安抚学生：
孟真[2]先生是否确为郭大炮滥施轰击所气死？郭参议员平日在议坛上对行政方面询问，往往盛气凌人，不留情面，故有大炮之称。而他却非常敬佩孟真先生，视为前辈。当日所询问的两点本来很容易说明，五分钟便足以了事。孟真先生费了三十分钟，主要在以教育家的态度，婉为解释大学的入学考试必须保持公平，杜绝情面，因而不便轻易降低标准，意欲使地方民意代表能透澈明了此点，故不惜费辞。无论问者、答者双方词意中均未搀杂火药气味[3]。
其实，傅斯年接手台大时身体已经很糟糕，去世前血压接连升高，亲友和朋友劝他注意休息，可是他都置若罔闻。一代学人突然离世，的确令人惋惜。台湾大学名义上是教育部管辖的国立大学，经费仍由台湾省政府拨发。和其他省立学校一样，校长要到省议会去接受质询，台湾谚语说“食人饭，凭人问”。郭国基就台大招生政策和教学仪器失窃等问题，质询傅斯年，是他作为参议员的基本权利。即使态度有点生硬，也不能怪罪于他。
很多大陆学者因为不熟悉议会政治的原则，却给郭国基带上“流氓恶棍”的帽子。
可是郭国基深刻懂得议会政治的原则。傅斯年去世不久，他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表达了他个人对傅先生的敬意，这段话说得十分精彩：
傅先生为一代学人，值得崇敬。但政治家既许身谋国，死在议坛，应无遗憾。这正如战士马革裹尸，水手求被海葬，是最光荣的事。
我念愿傅校长的英灵能庇佑我，有一天引导我，赐我光荣死在议坛[4]。
郭国基用实际行动践行傅斯年终生为之奋斗的自由梦想。在省议会期间，他与吴三连、李万居、郭雨新、李源栈、许世贤并称为台湾省议会的“五龙一凤”。
1969年，他运用自己的影响力助推康宁祥当选台北市议员。台湾政坛上一颗耀眼的星星升起了。
在同年12月20日举办的第一次中央公职人员国代及立委增补选中，他打出“赐我光荣死在议坛”的旗号，当选终身职立法委员。1970年，70岁的郭国基因患直肠癌并发尿毒症，病逝于台大医院，践行了他学习傅斯年“光荣死在议坛”的誓言。
1969年的中央公职人员国代及立委增补选举，在台湾自由史上占据着特别重要的地位。
1947年，中华民国政府于国共内战持续进行中的状态下，分别于11月21日至23日，1948年1月21日至23日，举行了中国有史以来第一回的国大代表和立法委员直选。
中华民国宪法第28条之规定：国民大会代表每6年改选一次。每届国民大会代表之任期，至次届国民大会开会之日起为止。
1950年，败退到台湾的中华民国政府撤退至台湾后，以内战和“戡乱”等理由，设立“宪法有关中央民意代表之任期一律延长至大陆光复地区次第办理中央民意代表之选举为止”等临时条款，无限延续第一届国会议员之任期。立法委员之任期也无限延续。由此产生世界历史上绝无仅有的“万年国会”。
1969年，迫于社会舆论的压力，为了符合“民主”、“行宪”表象，以蒋中正主导的中华民国政府，决定改选中华民国实际统治区的国会议员。蒋中正发布《动员戡乱时期自由地区中央公职人员增选补选办法》。
所谓自由地区，指台澎金马。
按照《中华民国宪法》第64条规定，各省、各直辖市选出者，其人口在三百万以下者五人，其人口超过三百万者，每满一百万增选一人。
这一年台湾（包括台、澎、金马）人口约1400万。按照这个原则，共需增补选11名立法委员。增幅仅为原来773名的1.47%.就是这1.47%成为关键性的少数，为台湾自由开出了一条道路。
1969年12月20日，台湾举行中华民国立法委员增补选。这是自1948年之后，中华民国第一次中央公职性质的国会大选。除郭国基外，另一名草莽英雄黄信介以5.8万票顺利选出，并享受1948年国代的待遇，当选“终身立法委员”。
黄信介，又名黄金龙，祖籍福建省安溪县。1928年8月20日出生在台北大龙峒一个富裕世家。
黃信介祖父是前清秀才黃宗河，黃信介属第三代移民。黃家早年是台北大稻埕[5]的巨富，黃介信的父親是一位樂善好施的人，做房地产、开米行赚了钱，很鼓励儿子从政。
1940年去日本读初中，到日本在印刷厂当徒工，半工半读于上野中学。
1946年返台。1948年考取北京大学，因国共内战未能成行。战乱未能成行。
1951年毕业于台湾省立行政专科学校（后改中兴大学法商学院，今国立台北大学）。
1950年，黄信介为吴三连助选第一届台北市长。
1954年，为国民党候选人王民宁助选第二届台北市长。
1957年为无党籍的高玉树助选第三届台北市长。
1959年与高玉树的另四位得力干将一起参加台北市议员选举并当选，获得“议会五虎将”之称。在市议会中，黄信介以发言最多、最响和最凶，向国民党当局发动猛烈批评，深得选民的支持。
1961年1月，32岁的黄金龙以最高票当选第五届台北市议员，因推崇日本总理大臣岸信介，改名为信介，从此正式步入政坛。
1963年第三届台湾省议会议员选举，黄信介为党外人士联合竞选办事处总干事。
1964年连任台北市议员。
1969年国代选举，黄信介和郭国基并肩作战，抗议本省人受到歧视，政府把极大数岁额拨给军方等。他们甚至要求直接民选台湾省长，结束戒严统治。
黄信介更大胆表示，“反攻大陆”已经无望，如果蒋介石继续长久占着总统的位置，对国家极为不利。
这些议政言论言人之不敢言，大胆强悍。当时刚刚18岁，正在台大商学院读书的陈水扁正是在听了黄信介的公开演讲后对政治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改考台大法律系的。他本人回忆说：
1969年底，台湾举行第一次中央民代增额补选，当时担任台北市议员的黄信介先生参选立委，我在正气桥下的南松山市场旁听他发表政见。
他的政见让我很惊讶，怎么有人胆子这么大，敢骂政府，还骂的头头是道？我真是打从心底里佩服他。就在那一夜，我做下个决定。也没有和父母商量，我决定要走向法政之路。
现在想想，如果不是当年信介仙那场演讲，我的生命就会完全不一样，可能到现在还会是个朝九晚五的职场人士吧。[6]
选举结束，黄信介以5.8万票高票当选终身立法委员。
除了参与政治活动，黄信介还是台湾启新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鑫泉工业股份有限公司常务董事等职务。黄信介自己的物质欲望很低，但对党外运动却异常慷慨，经常为支持党外运动“卖地捐款”。
1972年5月，蒋经国出任行政院长，台湾正式进入蒋经国时代。这时台湾正逢外交挫败、国际社会生存与法律地位面临空前挑战的时局里。接掌权力，各方期待甚殷。
蒋经国在主持第一次“院会”时就强调重视协调、廉洁和形象，发表公务员“十诫”，各级官员不得到酒家食堂、黑色咖啡馆、歌厅，也不得有铺张浪费的婚丧典礼，或其他几项不当娱乐……
他决定除了国防经费、外交经费之外，国家预算一律公开。国民党政府史上第一次，甚至可以说是中国历史上破天荒的第一次，人民可以看到至少一部分税款花在什么项目上。[7]
1972年12月，台湾举办增额中央民意代表选举。这次选举，将选举出增额立委51名。选举前，100多名党外政治人物在台北一酒店集会，呼吁修改选举罢免法规。这是党外人士1960年以来首度正式集会。这次选举，市议员康宁祥再度投入选战，带头主张候选人有权在每个投（开）票所派检票员，以及自办政见发布会。结果，康宁祥在台北市以高票当选。
康宁祥为何当了一年的市议员，便急着走入立法院？诚如他后来告诉友人的一段谈话：
那几年，我一直细心观察台湾政局的发展，几年前我曾经做了若干预测，后来都一一获得证实，像退出联合国、中日断交、尼克森[8]访问大陆等，都早在预测之中。因此，我认为时机到了，就投入政治活动，何况将来台湾的政治重心将是立法院，所以我决定参加立委选举。[9]
黄信介、康宁祥等台湾新一代自由主义战士，以选举为舞台，进入议会，以法治推动台湾的自由。他们的行动，得到雷震等老一代自由主义者的大力支持。《巨流河》作者齐邦媛的爸爸齐世英先生是和雷震一起组建中国民主党的老自由主义战士。当《自由中国》停刊，组党运动流产，胡适病逝，雷震入狱之后，齐世英、郭雨新等人苦撑大局。据康宁祥回忆：
我认识铁老是在1969年，那时我已当上了台北市议员，在郭雨新先生的建议和引见下，去见铁老。
1972年，我进入“立法院”，因为铁老在“立法院”是大派系的领袖，而且他长期在那里，对情况相当了解，所以我经常去请教他有关“立法院”的各项问题，譬如预算的情况，及他对政治改革的意见等。……
雷震出狱后，他们几位大老就常说，在这一段时间，我们非得把我们的智慧、经验传承给年轻的一辈不可。所以铁老就邀请雷先生、吴三老、高玉树、郭雨新等五人，加上我这个年轻小朋友，定期聚会。……
最初我们大概是每月聚会一次，后来甚至每两个星期一次。通常我会报告政治活动、“立法院”的情况，不知道的就请教他们。[12]
除了传授经验，齐世英还利用他在国民党内的资历和人脉，为康宁祥保驾护航：
那个时候蒋经国当政，我们两个在“立法院”面对面争执了七年。像今天的政党法的问题，戒严的问题，“国会”全面改选的问题，地方自治问题，国民党专政，而且垄断经济资源、政治权力问题，都是我跟蒋经国对话的主题……
我跟蒋经国对话时，针锋相对的情况，使大陆为主体的资深委员心理上很不能调适，经常把我看成洪水猛兽，或是不能接近的政治人物。但在这个时候，铁老却帮我调整形象，或帮我改善跟这些资深议员的关系。他经由CC系的影响，介绍我个人的为人，我的出身、背景，使他们对我比较了解。甚至经常我的发言引起他们误解时，他也帮我解释。[13]
以康宁祥、黄信介为代表的台湾本土“议会精英”的崛起，标志着台湾“立法院”里有了真正的反对党人士。他们虽然是绝对的少数，但却对台湾自由起到关键性的作用。
自由的精神绝不仅仅只是抛头颅、洒热血，自由的精神是“容忍比自由更可贵”，更是“焚而不毁”。我的学长、好友冉云飞先生是胡适的私淑弟子，对此应有很深的体会。胡适病逝之后，雷震、殷海光、齐世英等台湾自由主义先驱，继续发扬“焚而不毁”的精神，终于完成了台湾自由主义的传承。
经历1960年代的低谷，进入1870年底，台湾的自由正如胡适题赠雷震的这首杨万里所写的诗所言：
万山不许一溪奔，
拦得溪声日夜喧。
到得前头山脚近，
堂堂溪水出前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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