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到这里，有些读者可能会要摇头了，以为我忽略了现实政治的课题，那就是：民主政体有时得在不同程度的危害中，艰难地抉择。但是在我看来，现实政治一次又一次地告诉我们，“两害相权取其轻”的权宜之计解决不了根本问题。清除问题的核心，才是根本解决之道。问题的核心通常不是整个国家，而是那些控制这些国家的暴君。我的论点来自于多年的经验和坚定的信念，而不是天真和幼稚。
暴君们的罪恶罄竹难书。成百上千万人在德国和日本暴君的暴行下死去。前苏联、中国、北韩和伊拉克等国家相信，只要投入足够多的生命和资源，就可以赢得他们所挑起的战争。如果没有前苏联的独裁者和他们所操纵的傀儡，就不会有冷战；如果没有古巴独裁者，就不会有一九六二年的飞弹危机；如果没有伊拉克那个独裁者，就不会有第一次和第二次波湾战争。讲起这些事情常会让人听起来像天文数字般——数以百万计的生命、数以兆亿计的金钱，以及古老土地上的文明整个被摧毁。
如果没有大幅度的改变，我们这个新的世纪只会更糟。现在的独裁者不再像上一代一样依赖弯刀、步枪和地雷等来维持统治。随着独裁者所统治的国家在技术上越来越成熟，他们的能力也在悄悄地增长。用来制造致命化学武器的化学工业；用来培养剧毒微生物的医药研究设施；一个有能力运行核反应炉和提炼铀工厂的国家，离拥有核武器仅有咫尺之遥；而用来携带常规武器的飞机和导弹，随时都可以转换为发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平台。举个例子来说：伊朗和北韩是否将会拥有核武器已经不是问题；问题是何时，甚至于他们是否已经拥有。
实际上，生化武器和核武器还不是独裁者们所掌控的所有利器，还有自杀炸弹所引起的令人毛骨悚然的恐怖。
所有支援恐怖主义的国家都是独裁政权，而且他们都得到其他独裁者的支援。但是那些不在美国国务院名单上的独裁政权，也已经变成滋生恐怖的温床。在沙乌地阿拉伯、埃及、阿尔及利亚、乌兹别克以及巴基斯坦这样的国家，腐败的独裁者们一直在试图扼杀所有的合法不同政见，但实际上只是把不同政见赶到地下而已。这些政权的不良统治所导致的失业和贫穷，引发广泛的挫折感，形成一个极易受到极端主义者煽动的群体。在沙乌地阿拉伯和埃及，社会不满一直在不断激化，直到对该国政权及地区乃至全球安全构成威胁。而沙国和埃及穆巴拉克（Mubarak）政权的应对措施，却是试图和这些极端主义的传教者合作，给予极端分子重要的媒体管道。为了转移大众的不满，这两个国家中腐败的精英阶层让极端分子怒斥西方国家的“罪恶”，并纵容极端分子进一步招兵买马。而西方国家却在支援这些政权和他们腐败残酷的统治方式，从而使整个情形变得更糟，并使自己与这些腐败和残酷的统治难脱关系。如果希望有一天这些政权开始有民主人士的空间，来对抗极端主义独裁者，那么西方社会的政策就需要一个大转变。但在这一天来到之前，暴政只会不断制造出更多的恐怖主义。正如布希总统在二○○三年二月二十七日所说，“民主价值观的广泛传播将使全世界受益，因为稳定自由的国家不会成为滋养谋杀的温床。”（注39）像沙乌地阿拉伯和阿尔及利亚这样的国家，是美国和其他民主国家的主要石油供应国，他们广大的石油生产设施包括油井、管线、运输通道和炼油厂等等都极易受到恐怖分子的袭击。这些恐怖分子希望藉此来削弱他们本国的政府，同时打击依赖石油的美国经济。在二○○○年，美国原油及石油产品净进口量的27.8％来自于那些被“自由之家”划为“不自由”的国家（注40），而美国经济对这些脆弱的不自由国家的实际依赖比这资料还要高。比如说，虽然美国和利比亚及伊朗没有直接经济往来，但利比亚和伊朗的石油出口却直接影响世界石油价格，而反过来影响到美国经济。
导致油价急剧上升的原因，除了那些美国支援的出产石油的独裁国家（如沙乌地阿拉伯）可能的恐怖袭击外，还有这些国家的内战，比如阿尔及利亚和安哥拉的内战。如果这些独裁者的统治一直持续，就有可能导致世界石油市场的极大不稳定性。
以一个悲观主义者的眼光来看，全球政治体系中的独裁成分，正在增加而不是减少。从前苏联分离出来的国家，如乌克兰和俄罗斯正处于脆弱的转型期，印尼和奈及利亚也是如此。在这些转型中的民主政体成熟稳定之前，走回头路的风险是一直存在的，因为对这些国家来说，自由体制经常需要面对令人畏缩的挑战，而他们所熟悉的极权主义统治相对来说简单多了。所以，塞族人试图创建一个“大塞尔维亚”，俄国人试图再造苏联，这些都不难理解。在一个独裁政权处于上升期的世界上，中国有可能感到有更大的机会对台湾、甚至在西伯利亚获得军事成功。而爆发于独裁者之间的冲突，通常会不可避免地将世界上的民主国家也卷入其中。
即使没有另外一场世界大战，独裁暴政的进一步扩散也会令民主世界付出巨大成本。恐怖分子会获得更多的庇护和支援，以及更容易取得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世界贸易将会受到打击，各国经济会被扭曲，被迫负担更多的国防成本，而不是满足基本的社会需要，比如医疗、教育以及环保等等。世界上的自由将会越来越少，民主政体将会衰落到如同独裁政权的镜中映射。
一个民主的世界
幸运的是，在我看来，这个令人沮丧的悲观预言完全不着边际，世界发展的潮流是与暴政相对立的。一九七二年世界上共有四十三个“自由”国家，而二○○二年有八十九个。再加上那些“部分自由”的国家，就占了全部国家的四分之三。而且，在那些仅存的独裁者中，除了有几个精神萎缩且已届中年的儿子外，很多都没有明显的继承人。
我们注意到独裁者们喜欢在他们周围扶植类似的政权。希特勒支援他在意大利、匈牙利、克罗埃西亚、斯洛伐克和法国占领区这些国家的意识形态伙伴；前苏联坚持需要一个由他们的傀儡共产党独裁政权组成的保护屏障；种族隔离时代的南非费尽心机在现在的辛巴威扶植伊兰．史密斯（Ian Smith）的种族主义政权，但这是一把双刃剑。在这些国家中，只要有一个走上民主化的道路，就会使类似的独裁化意识形态在非民主的邻国中失去说服力，从而进一步孤立和削弱剩下的独裁政权。就像在一九八九年的东欧和中欧一样，只要有一个独裁者倒下，其他的就会像骨牌一样纷纷倒下。现在是让他们倒下的时候了。
在刚刚过去的四分之一世纪中，民主之花在全世界盛开，而且很多独裁者年纪越来越大，我觉得现在我们遇上了难得的机会，同时也是我们的义务，来扫除世界上所有暴政的污点。按一九七四年以来世界民主化的平均速度计算，也就是每年三个独裁政权结束统治，十五年以后这个世界上就不会再有暴君了。即使是按这个速度的一半来计算，二○二五年之前所有的暴政也都该结束了。
一个没有暴君的世界并不意味着没有竞争和紧张关系，但很可能成为一个没有国与国之间战争的世界。欧洲到处都是这样的例子。曾经是死敌的法国和德国，边境上再也没有大量的军队和战车。在共产党独裁政权民主化之后，冷战在欧洲造成的分割以极快的速度就愈合了。罗马尼亚和匈牙利似乎也正在解决生活在邻国的两百万名匈牙利族裔的问题。一九八九年之后，欧洲所剩下前南斯拉夫的贝尔格勒（Belgrade）和札格拉布（Zagreb）两个独裁政权只是暂时的例外罢了而这两个独裁政府现在也已经成为历史。欧洲很有希望成为一个全民主的地区。现在只有白俄罗斯还处在一个人的统治之下，但是那里将来的变化也几乎是一定的。这些转变之所以能够成为现实，都是因为民主体制拥有和平解决种族、宗教及历史问题的机制，而独裁体制却没有。
在一个想像中的没有独裁者的世界上，将没有一个国家是由大权独揽的总书记、阿亚图拉（编注：ayatollahs，回教什叶派的领袖称谓）、国王或是老板来统治的，但这并不意味着将完全没有人权虐待，也并不意味着民主国家之间将放弃竞争。世界走向完全民主化，毕竟并不意味着历史的尽头。这些年轻的民主政权，毕竟是由人组成的，会说错话、办错事。但是开放社会终会导致开放的边界和开放的心灵。一个民主政体，即使还不成熟，也比它所取代的暴政要好得多。
在一个民主的世界上，很多我们看起来似乎无法解决的问题，根本也就不成为问题了。一个民主的中国将不会去威胁台湾，不管他们之间的关系最后如何。民主的阿拉伯国家们，将对以色列更加宽容；更重要的是，阿拉伯国家彼此之间也会更加宽容。民主或许也将能够消除非洲大陆上永无休止的纷争。
从中欧和东欧的转变，我们知道，民主化以后国家安全态势也会转型。这些以前的独裁国家及其西欧邻国，以及美国的国防预算将降低一半以上。中欧和东欧那些独裁国家的威胁已烟消云散，匈牙利、波兰、捷克以及其他前华沙公约组织成员国已经加入了北约，与世界上其他民主国家在安全、环境和其他议题上开始进行合作。在这些国家中对个人的威胁也已经消除。经济上，经过一个混乱的开端后，转型已经全面展开，并且最终会使这些国家与世界经济整合在一起，使他们的每人平均收入达到西方国家的水准。
如果中国、越南、伊拉克、乌兹别克、埃及、刚果以及古巴这些国家，也加入民主世界的话，一个和欧洲剧变同等重要的变化，也会在这些国家发生。有些人可能会说，变化的过程本身会导致不稳定，比如中国有可能陷入内战甚至四分五裂；比如埃及穆巴拉克风格（Mubarakstyle）的独裁统治，可能会被回教基本教义派政权代替；还有非洲人可能就是没有能力实行民主。我们以后再来反驳这些担心，现在，让我们来想像一下，假如这些残余的独裁国家成功地完成了民主化的转变，这个世界将会怎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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