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粉碎邪恶轴心》(6) 未来与独裁者的关系 (一)

布希政府的“邪恶轴心”理论起源于二○○一年九月十一日恐怖分子对纽约和五角大厦的攻击。事实上，这种恐怖虽然骇人听闻，其实不过是在独裁的深层阴影下发芽的一堆毒瘤之一；饥荒、难民、贫穷、环境破坏、腐败、战争、群体灭绝及恐怖主义，一切都在那里盛行。

让我们从饥荒开始，一一列举这些个毒瘤的清单。诺贝尔奖得主、剑桥大学教授阿马特亚．库马．森（Amartya Kumar Sen）发现饥荒与独裁统治密切相关。尽管自然因素无疑地也起作用，但一个政府对其百姓的命运，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民主与有效对抗饥荒之间的相关性，是显而易见的：森教授发现，媒体独立的民主国家里饥荒极其罕见（注31）。

甚至在他的出生国印度，虽然那里贫穷遍布，很多人营养不良，而自从独立以来，却从未发生过饥荒。相反的，中国自从一九四九年共产党执政以来，连同先前数次，已经发生了多次灾难性的饥荒。每一次，政治因素都起了决定性的作用，不论是“大跃进”般的愚行、人为造成的饥荒，还是因自然环境恶化的原因，政府都视意识形态为胜过照顾人民福祉的基本责任。八○年代衣索匹亚（和三○年代前苏联时期乌克兰）的情况显示，食物常被独裁者用做对付人民的武器。而像索马利亚那样无政府的国家，人们得到食物的唯一保证是透过枪杆子，而不是耕种。

美国维吉尼亚大学的摩尔（John Norton Moore）教授估计：77％的难民来自非民主国家（注32）。

如果排除正被非民主国家攻击的民主国家，仅8％的难民来自广泛定义的“民主选举国家”。调查显示，世界上难民与国内人民流离失所危机最严重的地方，阿富汗和刚果居首。而虽然喀布尔（Kabul，编注：阿富汗首都）的民主才刚要艰难地开始，逃难的人群已经在逐渐回流。

虽然经济和政治自由，并非必然步步紧密相连，但其中之一若明显不足，终究会影响到另一方。这两方面的自由是互相强化的，当政治自由和经济自由都达到极高程度时，将会产生明显的效益。“自由之家”最近发现民主自由程度最高的几个国家，创造了89％的全球经济产值。而相反的，政治自由程度最差的那些国家，虽占世界人口的36％，却只产出了全球6％的财富。郭特尼和劳森（Gwartney and Lawson）在一九九七年所出版的《世界的经济自由》（注33），极有信服力地证明了经济自由与每人国内生产毛额（GDP）实际增长的密切相关。经济自由最好的前五分之一国家，经济年增长率平均达2.9％，而名列经济自由最差的后五分之一国家，经济实际上每年萎缩了1.9％。他们二○○○年的报告中表明，经济自由也与寿命、庄稼收成，甚至与收入水平成正比。过去的研究中，如传统基金会（Heritage Foundation）和加拿大弗雷撒研究所（Fraser Institute）的研究中都显示了专制主义与低经济成长相关连。过去几年里，世界银行已注意到了这些因素，尽管我认为关注还很不够。在政治权力集中的国家，经济权力也趋向于集中，而在民主政治体系中，经济也趋向民主。

东欧和欧亚国家的共产主义制度，对生态的浩劫是众所周知的；一个不计算市场投入成本的经济体制，对资源的利用肯定是低效率的。这种发展失误所带来对人民的危害，只会发生在无需征得公众允许，且有关风险的资讯被严格控制的共产主义制度里。自从苏维埃社会主义联盟解体、民主体制引入俄罗斯以来，虽然苏维埃式的思维仍将环境资料视为重要的国家安全机密，但已经正在受到挑战。民主国家里，虽然也有许多丑闻，但却有民主权力的人民和严厉的自由新闻媒体，会监督公司和政府里的违规者。

尽管腐败不只出现在独裁者和他们的同伙中，但是毋庸置疑，在自由社会中昭昭天日下搞腐败比较不易实现：自由媒体会将腐败曝光，公众也会要求惩处腐败者。德国的非政府组织“国际透明组织”（Transparency International）证明：经济自由愈少，腐败的机会则愈大。在“国际透明组织”列出的最廉洁的社会中（注34），只有新加坡一国为非民主国家；而军人统治的巴基斯坦经常被“国际透明组织”评为最腐败的国家之一。

独裁统治也是导致战乱日增的元凶。据夏威夷大学的拉梅尔（Rudy J. Rummel）教授统计，一八一六年到一九九一年间发生的所有三百五十三次“国际主要战役”中，交战者至少有一方或以上为非民主国家；没有一场战役发生在两个民主国家之间（注35）。尽管民主国家和非民主国家都参与了战争，不需要民众支援的独裁社会对外侵略的可能性因此高出许多。摩尔（John Norton Moore）教授研究了一九四五年以来的二十场主要战役，发现只有一例是民主国家侵略别国引起的，那就是一九五六年英、法、以色列入侵埃及引发的苏伊士战争（Suez War）（注36）。绝大多数民主和非民主国家之间的战争，由非民主国家侵略别国挑起，目的是为了反对被卷入战争的民主国家或反对其他国家。民主国家一旦受到攻击，她能够依赖源源不绝的公众支援，所以不易输掉战争。同样的，冷战期间一些大西洋沿岸民主国家经由“北约”组织（NATO），为人类历史竖立了一个最为有效的遏制体制。

独裁者不仅对外发动战争，他们还将矛头指向自己的百姓。拉梅尔在一九九四年出版的著作《政府致死》（Death by Government），首次用“大屠杀”（democide）来表示政府屠杀自己的人民。在二十世纪，大约有一亿六千九百万人死于政府的屠杀或是政府的恶性失职，这约是此一期间因战争而死亡战士人数的二至四倍之多，而这个人数必定还在增加中。拉梅尔进一步发现，“屠杀百姓”的发生和非民主政府之间有直接关连（注37）。导致这如此可怕程度受害人数的最大凶手是那些极权统治者，包括希特勒、史达林、毛泽东、赤柬的波布（Pol Pot）、北韩的金正日、衣索比亚的马里安（Mengistu Haile Mariam）以及乌干达的阿敏（Idi Amin）。另外一些较小的独裁者，也杀了数以千计的人，例如塞尔维亚的米洛塞维奇、赖比瑞亚的查理斯．泰勒（Charles Taylor），还有七○年代阿根廷的军人政府。

在美国国务院列出的七个支援恐怖活动的国家中，没有一个是民主国家。伊朗总统哈泰咪（Mohammad Khatami）的两次上台经过了类似民主选举的过程，但他无法涉入掌握真正权力的“护国议会”（Guardian Council）和安全机构，而另外六个国家的政体中则没有任何类似民主的成分。

与这种病态社会问题和独裁政府之间的关连正好相反的是，一些杰出的学者指出了良好的经济和社会指标与自由民主之间是紧密相关的；也就是说，自由选举、法治社会和其他基本因素决定了民主的形式。一个民主体制，无论多么不完善，都要求政府要对人民负责。
因此，反恐战争绝不足以成为与独裁者媾和的藉口（注38）。类似的其他问题——比如人权问题、环境保护条约或经济困境等，也同样不能成为藉口。我认为，民主国家应该将独裁政权摧垮当成主要事务来处理，唯有当独裁者垮台时，独裁政权下的恐怖恶草才会枯萎和灭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