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4月5日 星期五

一個維穩至上國度有什麼資格崛起


 《內幕》編譯  文道喻

    2013年3月,習近平即將接任國家主席。而管理世界上人口最多的龐大國家絕非易事,尤其中國幾乎是每家媒體所矚目的焦點,只要經濟或政治制度一有風吹草動,必然會吸引廣泛的注意。在十八大結束以後,幾個分析家主要討論的議題有:腐敗問題、城市和農村日益嚴重的不平等、政府失去人民信任以及8%至10%的經濟增長率能維持多久等,加上2012年中國內部發生不少多彩多姿的事件,任何人都能輕易斷定國家已經來到決定命運的十字路口。採取精英政治的政府極大程度仰賴領導人的膽識與勇氣,而他們的做法與想法,不只決定共產黨之生或死,也對人民未來起了關鍵作用。 


    中共害怕社會民間組織
    

    其中一項不算新穎,但被研究者重新提出的概念是“小政府大社會”。顧名思義,中國本來即是極大社會,但政府該如何“縮小”自己呢?米奇‧布拉特(Mitch Blatt)在報導中國信息的英語博客“ChinaHush”上提到,重要改革小政府大社會的想法已流傳多年,呼籲中國政府減少規模和管轄範圍,以擴大公民社會的力量來解決問題,就像經濟改革的起點始於深圳,如今廣東同樣率先試點小政府大社會。

    2011年,廣東全省大幅刪減了俗稱“鐵飯碗”、保障人民生活的官僚工作,深圳甚至裁減三分之一的政府機關,並放鬆監管規則,使非政府組織(NGO)更容易運行,提供更多服務。2007年以來,佛山市順德區不受經濟繁榮影響,先後淘汰超過3,000個政府位置。布拉特認為,深圳可說是小政府大社會的最佳典範,成功壯大的民間組織,讓許多以前被人們忽略的領域獲得重視。以慈衛公益事業發展中心為例,他們的流動兒童社區照顧項目,幫助了132名農民工小孩受教,這些學生被拒絕進入當地公立學校,慈衛創始人李光明說,由於過去的複雜規定,非政府組織必須註冊成為政府的分支機構才能取得資格,讓公益活動無法發揮太大效用,但現在限制大幅放寬,情況已有所不同。2010年,每1,000名深圳人可享有4.2個社會民間組織,是全國平均水平的兩倍多。

    
    慈衛公益事業發展中心幫助了許多農民工的小孩。


    中共害怕社會民間組織的原因,就像害怕反對聲音一樣,擔憂執政基礎遭到侵蝕,更不用說一些組織事實上從事著政治敏感的工作。不過政府已慢慢發覺,社會民間組織可以扮演重要角色,一方面彌補官方之不足,另一方面也能重建人民信任。2009年11月,順德區當局宣布將政府部門從41個削減至16個,僅僅花費三天就完成目標,“如果你公開徵求意見,可能半年得不到任何進展”,國家行政學院科研部主任許耀桐說:“因為每一個部門都會說他們非常重要,不能簡化”。於此同時,官員們也正尋找方法來建立一套強大的法律系統,用以保護改革成果。

    培育“大社會”艱難

    相較於“小政府”,培育“大社會”並保護它免受當權者毒手恐怕更為艱難,加上中國長久以來習於中央集權,多數時候中央政府由上到下一條鞭式地管控一切。根據最先提出小政府大社會理論的學者廖遜指出,政府不能單單縮減其功能,還必須確保民間組織和不以營利為目的的私人部門能遞補上來,也就是說,一個國家的真實力量,是由政府和民間社會組成。

    如果經濟發展與公民社會無法齊頭並進,中國如同一隻腳長一隻腳短,顛簸難行,從而造成政治混亂,烏坎事件便是一例。此外,因為農村經濟發展遠遠落後城市,讓大量農民工湧入都市,對於尚未完全成熟的公民社會產生巨大壓力,落伍政策如戶口導致的類似種族隔離的現象,應證“不公平”引發民怨沸騰,於是叢生的社會問題逐漸蠶食共產黨的支持基礎。

    中國距離完善健全的公民社會還很遙遠,國內非政府組織力量薄弱,兼之背負沉重政府監管;在大多數省份裡,非政府組織仍得尋求政府贊助方能合法登記,迫使一些非政府組織不得不轉為地下經營,而若組織與“人權”相關,更可能時常面臨騷擾。許耀桐指出,栽培公民社會就像撫養孩子,如果你從來沒有讓孩子自己照顧自己,她永遠不會長大;但如果不照顧、不保護孩子,她也會因此受傷,所以取得兩者平衡非常重要。政府進行大部制改革是美事一件,但不能躁進,一個階段一個階段走,以確保社會能夠適應且承擔新功能。

    維穩思維需要更新

    目前來看,與其說中共對成熟的公民社會有興趣,倒不如說“維穩”才是第一選擇。為了維穩,政府做出許多讓人難以置信之事,例如全國廣設監控攝像機,監視異議人士的一舉一動,又或者以惡名昭彰的勞教處罰上訪者。多年研究大陸問題的于建嵘認為維穩底下的社會是一種“剛性穩定”,主要特徵表現在三方面:第一,當局追求以權力的排他性和封閉性為基礎的政治穩定;第二,把一切抗議行為當作無序和混亂,必須採取手段壓制或打擊;第三,強烈依賴對意識形態和社會組織的控制,具有非程序的法制性。


    為了維穩,政府做出讓人難以置信之事。


    于建嵘同樣提到,中國的統治者並非通過選票獲取實質合法性,因此中央政府要對地方政府實現絕對的控制與領導,從而維護執政基礎,“穩定壓倒一切”的政治宣傳便不斷強化。事實上,維持社會穩定本來就是政權合法性的標誌之一,但當各種社會矛盾無法通過合理途徑得到解決時,動輒使用高壓手段遂成為底層政治的常態,許多地方在政府維穩和人民維權間顯得劍拔弩張,焦慮、矛盾與衝突與日俱增。

    中國一天比一天開放,民主也不是不可能實現,政府想得到真正穩定,絕對無法依靠計畫經濟時期的強制手法,維穩思維需要更新,與社會發展階段相吻合。于建嵘提出四點建議:首先,中共只要先做好維權,維穩自然更有效;第二,真正落實憲政體制下的公民權利,把公民的利益表達納入體制內,才是實現國家長治久安的可靠保障;第三,將靜態穩定(禁止老百姓表達不滿,以堵為主)轉為動態穩定(讓公民自由表達意見,並進行調整,以疏為主);第四,改善政府問責制,主動出擊解決濫權等不當行政行為,從源頭減少矛盾糾紛。

    中國社會將怎麼轉變令人期待,但重點還是在於:最基本組成社會的分子還是人,掌權者如果不能對人尊重,如果還是將公民視為隨意擺布的草民或愚民,甚至賤民,我們很難相信在如此的情況之下,中國能有什麼資格宣稱崛起。(《內幕》第1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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