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6月30日 星期一

“冷暴力”是谁先开始的？（兩則）

“冷暴力”是谁先开始的？

woaihecha2014 【注明】这一些简单文字是发表于微薄，后果是被删除帐号，我个人的想法就是把一些简单的事实告诉应该知道的人，维族作为一个民族是不值得尊重的，现有的舆论对新疆汉族（这是一个特殊名词不能分开）是不公正和漠视的，大道理没用，尤其是对中国决策者和内地民众，他们更多是被动和无能的。 再就是不接受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因为你自己不亲身生活过新疆，是无法彻底体会维族穆斯林群体狭隘的民族主义和伊斯兰主义，那些有公知母知胸怀的网友，我不欢迎你们参与讨论只是用你身边个体穆斯林代表穆斯林整体本身就说明智力有问题，不要坐而论道，意义不大，伊斯兰群体的目的本身就是伊斯兰教义规定的，占领全世界实现伊斯兰统治，本质就是你死我活，理解不了的那就更没必要关注伊斯兰或者新疆问题了 ？？？？？？？？？？？？？？？ 著名的凤凰周刊，刊发了好几期关于新疆维族人境内外的遭遇，虽然很多读者缺乏新疆经验会被误导，认为维族是所谓新疆恐怖主义的牺牲品和受害者，普通维族人是无辜的，但是我们作为新疆出生长大的非维族可不可以谈一下我们的生活经历和认识呢？当然可以，我们一直是被忽视的群体，我们的声音从来没人关注。 我不想大篇幅控诉或者抱怨或者悲情，我只想说一下简单的事实： 1 脏话攻击辱骂：在新疆的汉族群体，尤其是南疆，有几个汉族没被维族人骂过以下几个词汇：“要饭的”，“阿囊死该”，“黑大爷（维语 赫... 更多 »

为什么我们感谢恐怖分子？

woaihecha2014 新疆的穆斯林恐怖活动不是近期才产生和发生的，其历史可以追溯回中亚穆斯林入侵新疆的历史和伊斯兰的扩张历史，以前无非是信息流动不强和容易控制信息散播，新疆之外甚至南北疆之间信息不通的情况是很正常的，代价就是新疆汉族为主的群体成为了极端宗教极端民族主义的牺牲品。 在新疆的恐怖分子进入内地从事恐怖活动之前，内地居民对新疆的各民族之间的关系，对新疆宗教情况都是极其陌生或者说因为陌生有过美感的幻想，对新疆的认知都处于极其低下的程度，即便是网络已经普及，新疆各民族在内地从事各种活动越来越多的情况下，依然是抗拒更清晰的认识新疆，其实也可以理解，反正一个幻想的角色更能安慰自己，恐怖活动有新疆汉族为主体的群体承担，本来汉民族的文化就是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管多了不利于和谐气氛。 内地居民对于伊斯兰宗教的了解仅停留于某个群体不吃猪肉带小白帽子，也不愿意更多的去了解伊斯兰的教义以及对信众的影响，不了解新疆的维族穆斯林和内地回族等穆斯林群体的区别和联系，不过了解了又如何？宗教民族政策的话语权是不掌握在群众手里的。 越来越多的在内地的恐怖事件彻底影响了全体民众的生活，这是对恐怖活动和恐怖主义最好的传播方式，大部分人从看客变成了恐怖主义直接影响的群体，他们也随时有可能陈尸火车站，飞机场或者人群聚集的商场，恐惧从来是影响人观感最好的因素，自然也有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关注新疆的恐怖... 更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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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6月29日 星期日

“新话”的面目

 
"新话”是乔治•奥威尔影响深远的着作《一九八四》中，虚构的“大洋国”使用的正式语言。它存在的唯一目的，是满足英社（英格兰社会主义）的需要，“不仅提 供一种表达世界观和思想习惯的合适手段，而且也是为了使所有其他思想方式不可能再存在”。奥威尔没有预知未来的能力；《一九八四》这部1949年出版的作 品，所描写的大洋国生活图景却如同谶语，成为正在发生的现实。
1949年建政以来，众多的词语被赋予了新的政治含义。例如，人民、革命、万寿无疆等用以表达官方意识形态的伟大、光荣和正确；敌人、反革命、自绝于人民 等用以批判对手的荒谬、错误和原罪；辩证、一分为二、偏激等被用来教育民众要理性、中立、客观。在“新话”体系中，这些无辜的词语被专制侵染，被改头换 面，承载着不同的任务。
“新话”语法体系的核心是专制合法性。建政以来，当局利用教育、文化、媒体、社会活动等多种途径，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资源来推广它的合法性。在 “新话”的语境里，革命、优越、先进构成了合法性的正面，反动、腐朽、落后构成了合法性的反面，既有的各种思想、行为、价值、文化，都要在专制合法性方面 接受检验，然后或者被抛弃，或者被改造，最终统一为专制不容质疑的合法性背书。
历经“反右”、“破四旧”、“文化大革命”、“改革开放”等运动，“新话”的语法体系成为当局统治技术和统治工具的重要组成部分。它的建立过程，也就是专 制的合法性向民间灌输的过程；它向民间灌输的过程，也就是极权治理体系铺成网络、深入人心的过程。这些“新话”，来得潜移默化，去得恋恋不舍，不仅在当 前，而且会在此后很多年，都成为头脑中挥之不去的阴霾，持续影响几代人的思维模式。
极权塑造思维的野心，不仅是宏伟远大的，而且是持之以恒的。 “新话”的一个重要特征，是它的伪经验和反常识。极权垄断的宣传机器和政治实践，把批量的意识形态和思维模式，以及成系统、成规模的伪经验和反常识灌输给 大众，实现经验和常识的剥夺。经验思维是内向的直觉判断和选择，常识思维是外向的理性认识和评价。历史的虚无、隐藏、扭曲，以及在压迫下被逼作出的利益选 择，使民众的伪经验被固定下来，深入到生活的方方面面，成为不由自主的日常规范；理论的欺骗式宣传和虚伪的道德表演，使民众的常识退化、匮乏，失去信仰， 在大一统的集体主义、饱含民族狂热的爱国主义、实用庸俗的唯物主义陶冶中，成为庞大的体制机器中一颗颗毫无自我表征的螺丝钉。“新话”所代表的不同政治含 义和它们在日常生活中扭曲的应用体验，就是每一个螺丝钉在体制机器中被赋予的各种型号和用途。
“新话”的另一个重要特征，是它具备强大的自我教育能力。在专制当局长期的经营之下，伪经验的根深蒂固和常识的退化匮乏，使人们一边选择与体制同流合污， 一边站在道德高地无所顾忌地指责他人，在充盈的矛盾中自我扭曲。这既是“洗脑”的必然结果，也使民众通过一次次的体验自觉不自觉地巩固着这个成果。专制的 经济，本身就是洗脑的经济；专制的政治，也就是洗脑的政治。它为了维护专制合法性所推行的意识形态，为了持续获取专制利益所建立的经济模式，就是要让个体 在被迫选择中自我割裂，成为扭曲的双面人。在这个意义上说，“新话”的理解和接受程度，也就是民众思想和利益的认知水平。
专制使人在变坏的同时变得愚昧。人们对罪恶熟视无睹，在挣扎中苟延残喘，对抗争者不屑一顾。民主社会的建立和自由权利的拥有，固然不需要素质作为前提；但 在专制背景下，思想和利益的认知水平直接影响着抗争的动力和质量。消解专制之毒，从摆脱专制对思维和语言的控制和侵染开始，从打破专制对思想文化解释权的 垄断开始。“新话”的语法体系、灌输渠道有强大的专制机器作为后盾，对它实施解构和“反编译”，需要民间付出长期的和专门的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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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解专制之毒，从摆脱专制对思维和语言的控制和侵染开始，从打破专制对思想文化解释权的垄断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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洗脑帝国-前苏联和中华共匪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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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6月28日 星期六

西藏的獨立運動

西藏流亡政府所使用的雪山獅子旗
布達拉宮
西藏獨立運動，簡稱藏獨運動或藏獨，是尋求西藏地區建立成一個主權國家的一系列運動。西藏與中國自清朝以來就有密切交往，然而自清末以來，關於其主權問題的爭論便日囂塵上。中華民國曾宣稱擁有西藏主權遭到達賴喇嘛與英國、蘇聯、中共的反對。中華人民共和國建政後中共背棄原先支持其民族自決自主獨立建國的理念，並展開針對西藏的高壓統治與屠殺，中藏衝突對立愈加深刻。目前世界主流國家都不承認西藏是主權獨立的國家，但西藏獨立運動仍有不可忽視的影響。

歷史背景[編輯]

主條目：西藏歷史

清朝時期[編輯]

1720年代以來，清朝開始在西藏地區駐軍並設置駐藏大臣。1751年，乾隆帝頒布由領兵入藏的四川總督策楞制訂的《西藏善後章程》十三條，建立噶廈政府，長官為噶倫，秉承駐藏大臣、達賴喇嘛旨意辦事。1793年，清政府再次頒布由平定廓爾喀的大軍統帥福康安跟達賴與班禪等制訂出的《欽定藏內善後章程》二十九條，整頓西藏各項事務，到18世紀末清朝在西藏的權威達到頂峰，但隨後由於自身的衰落而逐漸削弱。1904年，英國軍隊從英屬印度入侵西藏，十三世達賴喇嘛土登嘉措（1876年-1933年）逃離西藏。此時英軍在西藏境內扶植親英國勢力，但最終於1906年與清政府簽訂了《中英續訂藏印條約》，英國同意不佔並藏境及不干涉西藏一切政治，而中國則應允不准他外國干涉藏境及其一切內治。清政府在1910年2月25日罷免了十三世達賴喇嘛並加強了對西藏的治理。1911年隨著辛亥革命的爆發，邊疆非漢族地方產生動蕩和騷亂，軍紀較差的駐藏清軍也發生了內訌，史稱辛亥拉薩動亂。西藏也宣布驅逐在藏滿漢官員，而支持漢人的喇嘛和部分噶廈政府的人員都被殺害[1]。至1912年底原清朝駐藏大臣和駐藏清軍全部離開西藏。

中華民國時期[編輯]

北洋政府時期[編輯]

1912年1月1日中華民國正式成立後，中央政府先後在3月11日頒布的《中華民國臨時約法》、4月22日下達的《大總統袁世凱命令》和5月頒布的《中華民國約法》中強調對西藏的主權而非英國所說的宗主權。1913年初，十三世達賴喇嘛返回拉薩，隨即於2月13日發表聖地佛諭公告，宣布「藏區」獨立，但未得到世界上大國的認可，並被認為不具有任何的政治合法性。十三世達賴喇嘛宣布獨立後，時任中華民國大總統的袁世凱派遣軍隊收復對西藏的主權。中華民國政府之西藏宣撫使陳貽範、十三世達賴特使倫欽夏托拉以及英國政府之英印殖民政府外交政務秘書亨利·麥克馬洪，於1913年10月13日在印度的西姆拉舉行會議。欲仿照蒙古分治的方法，將西藏分為自治的外藏和由中國管理的內藏，並脅迫中國政府承認對西藏行使的只是宗主權而非主權。雖然西藏和英國簽署了該協議，但民國政府最終沒有簽署。此後歷屆中國政府均未承認「麥克馬洪線」。
從1912年至1949年，西藏雖不直接接受民國中央政府管治，但仍維持西藏地方與中央政府的關係，且中國未放棄對西藏的主權。[來源請求]

國民政府時期[編輯]

1927年5月，蘇聯通過外蒙古代表團與西藏地方政府談判，試圖與西藏建立外交關係，並曾於1928年派遣蘇蒙聯合代表團訪問拉薩。1933年12月17日，第十三世達賴喇嘛在布達拉宮圓寂。1934年1月12日，國民政府派黃慕松為致祭冊封達賴專使，並攜帶了350萬美元。1月31日，國府行政院決議讓熱振·呼圖克圖代攝達賴職權。黃慕松在趕赴西藏的途中，西藏內部以龍廈·多吉次傑總司令為首的親英國勢力決定發動西藏獨立，計劃先暗殺自主派（反對外力變更西藏）首領澤墨，再派兵至都昌阻止中國勢力入藏，但遭到視破龍廈被捕終身監禁（龍廈事件），首席噶倫澤墨宣佈服從十三世達賴遺訓與中國中央和好。黃慕松完成中藏會談後建議國民政府協助班禪返藏（不料班襌於1937年12月病逝）、籌備西康省（1939年1月建省，省主席劉文輝）來解除藏人的疑慮[2]。民國政府也派遣吳忠信率使團，參與了第十四世達賴喇嘛坐床典禮。
國民政府隨後面臨中共崛起與日本、蘇聯接連侵犯中國東北等內憂外患，國民政府無暇顧及西藏事務，雙方關係沒有進一步的發展。1939年起，西藏自主派不滿熱振親向中國，乃聯合原先親英勢力進行牽制，並指責第十四世達賴喇嘛（青海靈童）系經國府核定違反掣籤傳統，熱振·呼圖克圖隨後暫行退位。1941年7月，國軍計劃開闢康印公路來解決日本對中國的交通封鎖，遭受西藏軍阻攔（康印公路事件）。1942年7月6日，西藏宣佈成立「外交局」[3]。當時的西藏政府已經與尼泊爾、不丹建立邦交，英國與蘇聯認為中國對西藏僅有宗主權，而非主權[4]。
1945年5月，熱振當選第六屆中央執行委員。1946年，熱振派首席噶倫彭康遭罷黜。1947年，熱振被捕隨後遇害（熱振事件[5]）。1949年7月22日，在尼泊爾申請加入聯合國的官方文件中，按如下順序列舉了與六個主權獨立國家的外交關係：英國、西藏、法國、美國、印度、不丹。由於聯合國要求申請加入的國家必須證明自身是主權獨立的，其中一項判斷標準，就是申請國須獲得其它主權獨立國家的承認。在這份尼泊爾申請加入聯合國的文件中，西藏被列於英國之後，法國、美國、印度、不丹之前，表明主權國家尼泊爾對西藏獨立主權的承認。聯合國接受了尼泊爾成為正式會員國，也表明聯合國實質認可了尼泊爾所列舉入會理由。這份文件的日期是1949年7月22日，其時宣稱對西藏擁有主權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政權本身尚未建立。[6]

共產黨勢力遭西藏拒絕[編輯]

主條目：分離主義、中華聯邦共和國、民族自決和中國蘇維埃聯邦
1922年中共二大宣言中表明不僅要解放中國，還要解放蒙古、西藏、新疆，強調民族自決與自由聯邦建立真正的共和國[7]。毛澤東宣佈「蘇維埃民族政策的出發點就是將一切受壓迫的少數民族，爭取和團結到蘇維埃的周圍，以壯大革命力量，反對帝國主義和國民黨」[8]。
1934年中共通過〈全國蘇維埃代表大會〉其憲法大綱提出：「中華蘇維埃政權承認中國境內少數民族的民族自決權，承認各弱小民族有自中國脫離，自己成立獨立國家的權利。凡居住在中國的地區的，他們完全擁有自決權，加入或脫離中國蘇維埃聯邦。」結果不如中共預期，西藏民族主義者並未如台獨、疆獨、蒙獨等分離主義者與中國共產黨建立合作關係，相反的由於共產主義者將宗教視為鴉片，認為迷信破壞勞動者的階級團結，軟化了鬥爭意識，引起藏民的反感。蘇聯佔領外蒙古後於1924年協助建立蒙古人民共和國政權，並在蘇聯影響下對蒙古內部進行階級革命與宗教審判，這類宗教迫害讓西藏感到強烈不安，擔憂布爾什維克的暴動會滲透到西藏[9]，因此西藏民族主義者對於赤色革命相當拒斥。十三世達賴喇嘛在遺囑中對於共產主義下西藏將要遭受苦難也做出說明。
此段時期內，由於政治鬥爭的影響，班禪活佛被迫離開了西藏地區，由此西藏全境被以達賴爲首的原來藏政權控制。1949年中共在青海樹玉俘虜第十世班禪，隨後便利用班禪與達賴間的矛盾，以期達成「分而治之」的目標。日後張國華在其〈革命回憶錄〉裡毫不避諱的表示：「班禪返藏，那是代表著西藏愛國力量增強了」。[來源請求]
從1912年至1949年，第十三世達賴喇嘛在英國勢力的影響下，一直希望獨立或依靠印度，但在其後期，也曾表示印度和英國並不是可靠的盟友。1934年，第十三世達賴喇嘛圓寂後，西藏地方事務由攝政熱振活佛主持。熱振活佛擁戴中央政府，並成為後來的第十四世達賴喇嘛的第一任經師。但在政治鬥爭中，熱振活佛不敵其政敵，死於獄中。此後，第十四世達賴喇嘛的經師一職便由被某些中國官員定為的分裂派掌控，這對其後來思想的形成了一些影響。[來源請求]

中共建政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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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建政後在西藏的"種族屠殺"

中共建政後[編輯]

進軍西藏與西藏文革[編輯]

1949年10月1日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當時其實際控制區域尚未及於西藏等地區，北京的廣播電台宣稱：「中國人民解放軍一定要解放包括西藏、內蒙、海南、台灣在內的中國領土」。同日班禪代表西藏人民致電中共領袖毛澤東和朱德，祝賀新中國誕生，並表示：「茲幸在鈞座領導之下，西北已獲得解放，中央人民政府成立……西藏解放指日可待，班禪僅代表全西藏人民，向鈞座致上祟高無上的敬意，並矢擁護之忱」。毛澤東和朱德覆電：「西藏人民是愛祖國而反對外國侵略的，他們不滿意國民黨反動政府的政策，願意成為統一富強的各民族平等合作的新中國大家庭的一份子。中央人民政府和中國人民解放軍必能滿足西藏人民的這個願望[10]」。
1950年6月，韓戰爆發，西藏噶廈請求美國提供援助，但美國表示不願提供軍事裝備或資金援助。直到1962年，在印度配合下，美國中央情報局才對西藏反抗軍提供了一定的協助，直至1971年停止[11]。
1950年10月1日，中共中央西南局、西南軍區、第二野戰司令部聯合發出「進軍西藏政治動員令」。10月19日中國人民解放軍攻克昌都，藏軍於10月21日投降，解放軍俘虜了包括多麥總管阿沛·阿旺晉美在內的軍官和2600餘名士兵，擊斃4000千餘名西藏士兵（另一說擊斃5700人[12]），同時對外宣稱「西藏和平解放」。印度副總理瓦拉拜·帕特爾給尼赫魯的信中：「中國政府試圖以和平表白來欺騙和愚弄我們，我個人認為，所謂以和平方式解決西藏問題的說法在如此關鍵時刻，讓我們的大使產生了夢幻般的信任。中國人無疑為了對西藏展開軍事行動而在集中力量，我認為中國的行為是一種背信棄義」[13]。中共則強調：「解放西藏人民驅逐外國勢力和影響，讓西藏人民擺脫壓迫，自由享受民族區域自治和宗教信仰自由的神聖義務」[14]。
1951年5月23日，以阿沛·阿旺晉美為首的五人代表團前往北京，同中央政府簽訂《和平解放西藏十七條協定》，其後解放軍進駐西藏地區[15]。中共政府與達賴達成協議，在西藏暫不進行政治制度的變更，與此同時，中共發動在西藏周邊的四川、雲南、甘肅和青海藏族傳統聚居區進行土地革命，鼓動人民對藏族地主進行階級鬥爭。
1951年中國人民解放軍進入拉薩後，流亡政府向外界表示中共違背原有承諾向拉薩徵用大半現有存糧，使拉薩面臨前所未見的瀕臨饑荒邊緣[16]，中共張經武將軍甚至向達賴喇嘛強索2萬噸大麥，但噶廈政府表示已無能為力[17]。要不是印度即時出口稻米，西藏情況可能早就失控[18]。
1953年開始，中共在安多與康等藏人聚集地強制推行「社會主義改造」，企圖消滅當地的藏族傳統文化與宗教信仰造成地方暴發反抗運動[19]。有反抗力的西藏人除了與解放軍打游擊戰，也聚集到尚未施行土改的西部避難，造成後來反抗人士在拉薩大集合[20]。
1954年在解放軍西藏軍區的協助下，「愛國青年文化聯誼會」、「拉薩愛國婦女聯誼會」等組織紛紛成立，有計劃性的開始對當地人民進行政治思想的改造；同年，中國頒布憲法片面取消原有《十七條協議》裡的西藏特殊自治狀態，與中華人民共和國其它地區一體化，並在西藏自治區籌備委員會下設的行政管理部門安插漢人來主導行政事務，西藏代表遭架空成了掛名官員[21]。
1956年，駐西藏十八軍參謀長李覺、後勤部長秦志植、政治部主任洪流等人曾上書毛澤東建議：「西藏一團人費用等於駐內地三師人，勞民傷財；鄰國印度獨立不久，不可能威脅西藏」被毛澤東認定為「思想叛黨」並冠上「有意誇大西藏地區艱苦」、「出賣祖國邊疆」等罪名，遭到集體整肅牽連400餘人[22]。夏季，中共在康區、安多等地強行推動政治改革與土地革命，密集對僧侶與寺院進行清算批鬥引發仇恨，拉薩人民經由西藏人民會議（西藏地下組織）組建游擊隊武裝反抗，中國青海、甘肅、四川藏區也發起串聯進行反抗，中藏關係日趨緊張。達賴喇嘛在參加印度釋迦牟尼佛入寂2500週年儀式上，於德里與尼赫魯[23]、周恩來[24]會談中表明對近期西藏局勢惡化的憂慮，並尋求政治避難[25]的可能。中國政府隨即宣布延緩「民主改革」，同時撤除西藏部份中國官員，解放軍則開始對「叛亂份子」進行清洗運動[26]。印度外交官事後質疑尼赫魯當時無法認清中國的野心[27]。
中共西藏工作委員會副書記范明（隨後在反右運動遭整肅）曾經自我檢討：「解放軍軍官與其他幹部很普遍出現大漢民族沙文主義比較優越的感覺，對西藏落後感到厭惡，歧視西藏，歪曲西藏，不能尊重藏族的宗教信仰自由與傳統風俗習慣，變得驕傲自大，具有特權思想[28]。」中共也以袈裟顏色來侮辱出家人，如「黃禿驢」、「紅賊禿」[29]。
1958年中國人民解放軍在青海展開鎮壓，直到1959年5月主要戰役早已結束後，解放軍部份軍隊才糾正了「我們是解放藏民，不是消滅藏民」、「多打死，少捉活」等錯誤思想，與使用藏語說「站住！不要跑！」[30]。但亦有投降的藏軍在交上所有武器後被要求聽取「社會主義」的演講，並且從解放軍手上得到小量金錢後被釋放回家的記載[31]。
1958年10月7日，中共統戰部副部長汪鋒在「喇嘛教問題座談會」上談到：「信仰藏傳佛教的少數民族中共有大小寺院五千多座，宗教職業者45萬人，其中西藏的喇嘛寺廟有3千多座，寺院並擁有龐大的土地、糧食、山林、牧場、現金與金銀質法器、珠寶」1958年展開大躍進後，中共認為不可避免的需要透過「宗教改革」清算喇嘛教的寺院財富，來解決資金缺口[32]。1958年，超過一萬五千戶藏族人跑到拉薩及其周圍尋求庇護[33]。解放軍鎮壓西藏前，曾要求達賴喇嘛的大哥圖登吉美諾布推翻達賴，加入他們。[34]

"種族屠殺"[35][36][37][編輯]

1959年3月10日，拉薩民眾舉行大規模遊行示威，西藏政府以一項噶廈為名的公告中，宣布不接受《十七條協議》，聲稱西藏是完全獨立的。隨後拉薩發生武裝衝突，葉蔭指出中國人民解放軍獲勝並公佈戰果一舉擊殺八萬七千餘西藏人，中共接著攻擊拉薩大召寺，擊毀神像，由浮圖中取出經典、聖物，澆上糞便穢物後丟入田野中[38]。中國共產黨稱其為「平息反革命叛亂」[39]。3月15日，中共中央決定利用拉薩事件在整個西藏進行「總決戰」[40]。達賴喇嘛與其125名精銳護衛在離開羅布林卡後，最初並沒有打算到印度[41]，而是在隆子縣宣佈成立西藏臨時政府，但隔天得知中共血腥鎮壓的消息，才流亡印度，此後大約有8萬藏民逃至印度、尼泊爾、不丹等國[42]。印度接受了主要的一批流亡人士。3月19日，解放軍開始連續四天對布達拉宮、羅布林卡和甘丹、色拉、哲蚌三大寺實施轟炸、炮擊。中共發表達賴喇嘛的信件宣稱：「達賴與此次的暴動無關，達賴是遭暴徒刧持到印度」。4月18日，達賴發表「聲明」，指責中共未遵守十七點協議，不斷干涉西藏政局，並將大批僧侶送往中國築路，也表示到印度是出於自願[43]。3月28日，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總理周恩來發布了解散西藏地方政府的命令，並由原以第十四世達賴喇嘛為首的西藏自治區籌備委員會履行西藏地方政府職責。第14世達賴喇嘛隨後於同年五月在印度北部的達蘭薩拉成立流亡政府。4月，中國人大通過「關於西藏問題的決議」。6月，在西藏實施「民主改革（土改分田）」、「三反雙減」，擴大軍事鎮壓與清算鬥爭。中國人民解放軍很有計劃的搜查每一戶「反動分子」，並將他們的財產充公，一部份遭到公開槍決，喇嘛則送到有中國古拉格之稱的勞改集中營[44]。林照真指出，中共在進入西藏後於迪康寺等寺廟對每位僧人都「配個女人」，強迫僧侶與民女、比丘尼性交來「破除迷信還俗」，有些官員更認為「西藏進行民主改革，使廣大僧尼獲得了解放和信教自由權，自願回家還俗」[45]。
1962年，班禪誤以為中共有心改革而向中央提出「七萬言書[46]」：「關於西藏平叛改革中的成績、缺點、分析改進意見書」其意見書得到中共統戰部長李維漢的認同，但中共卻以此為批鬥的目標。1964年，周恩來在「政府工作報告」上表示：「班禪有計劃的進行反人民、反祖國、反社會主義的活動[47]」開展對西藏的整肅鬥爭，指責班禪喇嘛是「從事破壞活動和復辟陰謀」。謝富治：「班禪代表西藏已經被打倒的農奴主階級，組織反革命集團...」[48]。他們所提出的證據不是誇大就是捏造，這些罪名在1988年獲得平反[49]。1965年成立西藏自治區施行「農業合作化（人民公社）」。另一方面，中共政策錯誤強迫藏族放棄傳統畜牧業與青稞作物，改種不適合西藏高原種植的小麥，導致飢荒，大批西藏人民淪落四川乞討。中共一時間不明白，漢人沒有因為大躍進哀鴻遍野而反抗，部分少數民族為何會發生大規模暴動[50]。哈薩克人、維吾爾族人（也發生暴動，中共為此封鎖邊界）、西藏人也無法理解為何漢人在面臨飢荒與迫害時不進行反抗（漢人例子如林昭、遇羅克、張志新等個案）。
文化大革命爆發後，傾共立場明確的班禪遭紅衛兵抄家毒打，監禁在秦城監獄（1968年至1977年，毛澤東去世後獲釋）。1966年、1967年，由漢人主導的西藏文革兩大造反派成立[51]，以「保皇有罪，造反有理」開始對西藏進行階級清算與屠殺。1967年7月22日江青下令「文攻武衛」 ，西藏兩大造反派展開真槍實彈的武鬥。1968年，「六七大昭寺事件」。1975年，整肅西藏到達巔峰，當年超過五萬民喇嘛被送入營改集中營。1978年，班禪「被迫坦承」：「自己犯下反黨、反人民、陰謀叛國的罪行」其重要親信恩久·洛桑群培（班禪經師，死於1974年）、頓吉·索朗多吉（死於1977年）、詹東·計晉美（死於1978年）未能熬過文革，進一步削弱日後中國對西藏的影響力。曾協助解放軍進軍西藏的邦達多吉也因「組織叛亂」、「反對改革」等「罪行」於1974年遭鬥死。亦有證據顯示文革期間大量無辜西藏人民遭中共系統性屠殺，導致人口銳減[52]。
有學者指出在中共統治西藏的前20年間，西藏有六千座傳統寺院遭摧毀；中國學者李江琳在《當鐵鳥在空中飛翔》裡表明，當時藏族的人口減少近乎種族滅絕[53]。
中共官方曾總結西藏「四大資源優勢」：全國五大牧區之一、全國最大林區之一、世界屋脊旅遊勝地，礦藏非常豐富。鄭重言指出藏人並未因此受惠，以1980年貢覺縣為例，每人每年糧食僅分配到130斤，每人每年平均收入不足42元[54]。因為中共的錯誤政策而引起的赤貧和飢荒令百姓不滿而長期抗暴。
有文獻記載指出這些暴動並不是農奴和牧民發動的群眾起義，而是由部族的首領和富有的商人所挑起和領導的。同時指出就算這些人沒有暗地裡得到外界勢力的援助，那也一定受到了他們的鼓勵[55]。
中共政府在文革期間亦對西藏提供財政補貼，在「好大喜功」的心理下「異想天開」地在西藏興建大量不切實際的設施和工廠等投資，例如浪費1500萬元的玻璃廠和化肥廠，挖不出煤的向陽煤礦，盲目上馬又下馬且浪費2000多萬元的墨脫公路等。然而，以1976年間與1965年相比，西藏的糧食產量由29萬噸增加到47萬噸，牲畜頭數也從1701萬增加到2180萬，修建的公路﹑機場﹑輸油管為西藏後來的發展打下了基礎。1980年胡耀邦視察西藏時，發現藏農牧的生活水平較之民改前並無顯著改善，憤怒地質問任榮：「中央給西藏的錢都丟到雅魯藏布江裡去啦？」[56]。

毛澤東去世後[編輯]

1976年毛澤東去世，文化大革命正式結束。1980年5月胡耀邦去西藏後表示：「搞得你們相當窮，底子差，交通困難，科學技術、文化水平較低[57][58]9月，班禪在「五屆人大三次會議」指出：「中國應尊重藏族的風俗習慣，不該把民族服飾當成黑衣黑飾來批」。隨後重點式修復一部分寺廟﹐解除了全部宗教禁令，並將布達拉宮和大昭寺、札什倫布寺、哲蚌寺、薩迦寺、色拉寺等著名宗教活動場所列為全國或自治區的重點文物保護單位。[59][60]。
1980年3月，胡耀邦召開「西藏自治區黨委擴大會議」，發表「六件大事」，分別為：一、西藏要有自主權，西藏幹部要敢於保護自己民族的利益；二、對西藏農牧民實行免稅、免徵購；三、變意識形態化的經濟政策為實用主義的經濟政策；四、大幅度增加北京給西藏的財政撥款；五、加強藏文化的地位；六、漢人要把西藏的權力讓給藏人[61]。
1980年6月，西藏自治區委發出《在全區糾正劃分富農（牧）錯誤的通知》，對1970年以來農牧社會主義改造運動中的「反動富農」給予平反。並退回部份「非法佔用的寺廟和宗教人士的財產」。7月，恩久·洛桑群培、頓吉·索朗多吉、詹東·計晉美獲得平反[62]。
從1980年至1983年，中國中央政府和西藏自治區政府共撥款545萬元修復西藏各地寺廟，在1986年資助專款600多萬元以及黃金50407.6克維修西藏第一座佛教寺院桑耶寺，到1989年完工，工程總耗資1000多萬元。1989年，中國國務院做出了「保護大師法體﹐修建靈塔祀殿﹐尋訪轉世靈童」三項決定。第二年﹐中共撥出專款6406萬元﹐黃金614公斤，白銀275.022公斤，以及其他所需材料，修建班禪靈塔，1990年9月20日奠基開工，於1993年修成並取名為「釋頌南捷」。大殿總建築面積1933平方米，高為35.255米﹐為鋼筋水泥櫃架結構﹐用花崗岩石砌成。靈塔面積為253平方米﹐塔高11.55米﹐塔身全部用0.5-0.8毫米厚，純度為99.01金皮包裹，遍鑲珠寶，共有珠寶6794個﹐寶石袋868個。另外，從60年代起先後撥款維修，於1984年至1988年，中國國家文物局從本單位和北京、河南﹑四川等8個省文物單位抽調高級工程師及技術人員共34名，協同西藏文物專家一起對布達拉宮進行勘察﹐形成了維修布達拉宮的總設計方案，於1989年，中共中央撥專款5300萬元進行搶險維修並在該年開始動工，於1994年竣工。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中央和自治區政府先後撥出3.4億元，維修修復了千餘座寺廟，以及拉薩大小清真寺﹑芒康的天主教堂和一批苯教寺廟，1982年至1996年間﹐中國國務院確定了哲蚌寺、桑耶寺等為國家重點文物保護單位[63]。
1985年9月1日，中共慶祝「西藏自治區」成立二十週年時，8月9日十四世達賴喇嘛在「紐約時報」發表聲明：「中共將裝飾數以千計的僧寺和寺廟用的無價宗教雕像、塑像、聖經掠奪一空，送往內地。按記錄我們有五千七百個僧院和五百座寺廟遭摧毀，其中損失最大且無法彌補的是古梵文、巴利文及藏經被中共摧毀殆盡。[64]」而班禪在《七萬言書》裡寫道在西藏有各類寺廟二千五百餘座，民主改革後僅剩七十餘座。中共統戰部副部長汪鋒在1958年則談到中國藏傳佛教約有五千多座大小寺院。
自1980年代起，中國政府創辦了北京中國藏傳系高級佛學院，在西藏各寺廟開辦學經班，設立藏文印經院並出版各種宗教典籍、研究著作和學校教材[65]。西藏青壯年的文盲率從舊西藏高達95%，到2013年下降到0.8%。從1985年開始，西藏實施對接受義務教育階段教育的農牧民子女包吃、包住、包學習費用的「三包」政策，先後12次提高補助標準，惠及51.04萬人。2007年，西藏在全國率先實現9年免費義務教育，2012年又在全國率先實現15年免費教育，主要課程用藏語授課。至2013年間，西藏地區共有14種藏文雜誌、10種藏文報紙，西藏人民廣播電台開辦有42個藏語（包括康巴語）節目、欄目，藏語新聞綜合頻率每天播音達21小時，並在新聞媒體與教學內容中加入了許多「愛國教育」來強化對達賴喇嘛的鬥爭[66]。西藏人均壽命也1951年的35.5歲提高到2013年的68.17歲[67]。中國政府亦用了巨款去支持西藏的經濟和文化，而西藏政府百分之九十靠中央政府撥款，因為西藏人生活水平、醫療水平低，所以中國政府派了大量的漢族工程技術人員、經濟管理人員、文化工作者、醫療衛生人員到西藏大興土木，建造學校、醫院等基礎設施，並為藏語創造大量藏文科技詞彙，在學校用藏語教學。」美國國會對上述說法表示承認，但同時認為中國政府改變了西藏的傳統生活方式，毀滅西藏文化，亦認為中共大量移民到西藏，影響到西藏人的生存。[68][69]對此徐明旭作出了反駁[70]。
中國政府每年亦會給予西藏一定金額的補貼，於1997年，中共中央就給予了四億六千萬美元的補貼資助[71]。

藏族人口分佈[編輯]

地理上的西藏面積約120-130餘萬平方公里，國民政府時期中國藏族人口約有600萬人（除西藏外，包括四川、青海、甘肅、雲南等藏族人口）；1959年，中國〈人民日報〉公佈11月西藏人口普查：西藏自治區1273969人，西康省3381064人，青海甘肅省1675534人，共有633萬人；1982年中國人口普查時全國約有387萬藏族人口。[72]國民政府時期可分為三大部分：
  1. 西藏本部，藏族自稱藏巴（丹達山以西）南方又稱為博巴。
  2. 西康區，自稱康巴，在康定以西丹達山以東，含雲南西北中甸及德欽。
  3. 甘青川區一帶的藏族，含安多（唐古特）、果洛（九族）、保安（十二族）、環海（八族）、玉樹（二十五族）與四川西北的松潘、理縣、茂縣、汶川、懋功等地的羌民[73]。
現有西藏東到昌都，西至阿里，南抵喜瑪拉雅山，北起那曲，也就是藏人所說的小藏區（內藏）。如果再加上青海省全境（安多），與四川、雲南、甘肅境內藏族自治州、自治縣在內的地區則稱為大藏區[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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