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罗基
《〈汉书补注〉批注》介绍
《〈汉书补注〉批注》是一部奇特的书。第一，奇在出版的价值不是正文，而是批注；第二，批注的作者是一位奇特的人才；第三，批注的写作和出版演绎了作者奇特的命运。
《〈汉书补注〉批注》的作者沈元是史学奇才
史学奇才，可惜生逢毁灭人才的时代。奇才招共妒，竟遭杀身之祸。
沈元，一九三八年生于上海，一九七〇年被枪杀于北京。短短的三十二年的生命中，只有七、八年从事史学的学习和研究，却留下了出色的学术成果。
沈元与我同在一九五五年进入北京大学历史系。他在校时学习勤奋，以未来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自许。沈元的志趣是研究中国古代史，且专攻秦汉史。但他并没有钻进故纸堆，而是心忧天下，关注现实。一九五六年，苏共二十大以后，沈元从英国《工人日报》上看到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大为吃惊。他摘译了其中一些重要内容，供同学们传阅。在一个时期中，课下议论的中心就是斯大林问题。沈元的见解尤为出众。他指出，赫鲁晓夫“秘密报告”的内容，在苏联的正史中都是看不到的，那样的历史不是信史。中国封建王朝的史官还能秉笔直书，社会主义时代为什么不能写信史？这是我们立志成为历史学家的年轻人，在心中长久振荡的天问。关于斯大林问题的性质，赫鲁晓夫只是归之于“个人崇拜”。沈元认为，不仅仅是个人崇拜，根本上是制度问题，应当追究“个人崇拜”得以产生和盛行的社会制度。
一九五七年的反右运动中，凡是翻译赫鲁晓夫“秘密报告”的，都被打成右派，而以沈元的惊世骇俗之论就成了“极右”。对“极右”的处理是劳动教养。沈元被发配到北京西郊的山区斋堂。
在所谓“三年困难”时期，沈元身患浮肿病，劳动又不堪重负，遂不别而行，回到北京城里的姑妈家。他自愿在街道办事处工作，表现甚好，派出所为他摘了右派帽子。沈元喜形于色，跑到北大来要求复学。学校给他的回答是：“你劳动期间逃跑，已被开除学籍，不能回校。”他心情沮丧，同我商量“怎么办？”我建议他走自学之路：“北京图书馆的藏书比北大还丰富，为什么不利用？”
沈元果然钻进北京图书馆，苦读一年。他常常早出晚归，中午以冷馒头、咸菜充饥。
一九六二年，有人向中国近代史研究所副所长黎澍推荐沈元，附上他写的九篇文章。黎澍正欲物色一位助手，多年求之不得。他看了沈元写的九篇文章，大喜过望，予以破格录用。沈元是没有单位的社会青年，虽然摘了帽子，还是叫做“摘帽右派”。如果没有黎澍的胆识，他不可能进入学术殿堂。
黎澍兼任《历史研究》主编。他在沈元的九篇文章中选了《〈急就篇〉研究》予以发表。《急就篇》是汉代的蒙学课本，即小学教科书。每个时代对儿童的教育，都是公认的常识。沈元认为，《急就篇》是“汉代社会生活的一面镜子”，他以当时人的眼光来研究汉代的社会性质。史学界为之哗然。之所以哗然，一是这篇论文开辟了研究汉代社会性质的新思路，郭沫若、范文澜都赞扬这篇文章写得好；二是沈元的身份特别引人注意，黎澍遭到一片指责：“为什么重用摘帽右派？”
黎澍指导沈元写了一篇《洪秀全与太平天国革命》，全文五万字，发表于《历史研究》。《人民日报》予以转载，摘录一万字，以《论洪秀全》为题，刊登了一个整版。史学界又一次为之轰动。像沈元这样，从古代史到近代史都能写出好文章的人才是不多的。
沈元显示了才华，也招来了忌恨。研究机关和高等学校都在谈论右派明星，一时之间传为重用右派的“沈元事件”。一天，田家英（毛泽东的秘书）打电话给黎澍：“有人给毛主席寄来了油印材料，揭发‘沈元事件’。好在落在我手里，毛见了不知会怎么批。你赶快来一趟！”田家英告诫黎澍：“你们千万要注意！”后来沈元发表文章就不能用真名了。
黎澍说，和沈元同一辈的人，到研究所来了几年不出一篇文章，沈元一年出几篇文章，而且屡有轰动效应，于是心生妒忌，群起而攻之。文化大革命一来，黎澍首当其冲，批他“招降纳叛，网罗牛鬼蛇神”。斗黎澍，沈元陪斗。研究所的造反派还从肉体上折磨沈元。沈元实在忍受不了，居然异想天开，化妆成黑人，闯进外国驻中国大使馆，寻求政治避难。他被门口的中国警卫人员识破，当场逮捕。这一回，斗沈元，黎澍陪斗。最后，以“叛国投敌”罪判处沈元死刑，黎澍欲哭无泪。在刑场上，沈元大喊一声：“我还有重大问题要交待！”其他人都倒在血泊里了，他被押了回去。实际上他并没有交待出什么重大问题，第二天又被押赴刑场。他不甘心就此了结一生，死到临头还在运用他的超人智慧寻求死里逃生的机会。他希望苟延一天、一小时，哪怕一分钟，等待来人喊：“刀下留人！”然而没有等到。
八十年代，北京大学党委为沈元作出“改正”的决定，认为：原划右派，属于错划，并撤销对他的开除团籍、劳动教养、开除学籍的处分。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为沈元平反了“反革命”罪。当沈元的母亲拿到平反通知书时，呼天抢地，号啕大哭：“我不要纸，我要人！我要活生生的人！”“改正”、“平反”怎能抚慰沈元的冤魂？怎能平息母亲的悲愤？
黎澍逝世前曾与我商量如何纪念沈元。他认为，最好的方式是出版他的遗稿。沈元的一包文稿，被研究所的行政人员拿走，不肯归还。黎澍说，还有沈元读过的一部《汉书》，上下左右都用蝇头小字写满了批注，很有价值，可以用以补校前人的注。因无人识宝，故幸存下来。这就是出版《汉书》批注的最初动议。
沈元的兄长沈荃、姐姐沈蓓，怀有对偏怜小弟的深情，奔走数年，出资数十万（人民币），由杭州西冷印社出版社影印出版了《〈汉书补注〉批注》，以慰沈元的在天之灵，也是为了抢救文化遗产，不致湮没。
古今百家注《汉书》
《汉书》是继司马迁的《史记》之后中国古代重要的历史著作，作者东汉班固（公元三十二至九十二年），记叙汉高祖元年（公元前二百〇六年）至王莽新朝地皇四年（公元二十三年）之间，西汉一朝二百三十年的史事。
《史记》是中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汉书》是第一部纪传体断代史。《汉书》开断代史之先河，影响了后世历代的修史。
《史记》所载，始于传说中的三皇五帝，止于汉武帝太初年间。司马迁之后，不断有人为它写续篇。《史记》的续篇有刘向、刘歆父子、冯商、扬雄等十多家。班固的父亲班彪（公元三至五十四年）综合各家续篇，加以增补，为《史记》作《后传》六十五篇。班彪死后，年仅二十九岁的班固决心完成父亲的未竟之业。他继承和发展《史记》的体例，但不再为之作续篇，而是自成体系著《汉书》。班固因事入狱，六十岁的时候死于狱中，《汉书》尚未完成。汉和帝命班固的妹妹班昭续成。班昭是二十四史中唯一的女作者。《汉书》凝结了班彪、班固和班昭两代人三位史家的心血。
《汉书》的内容包括《纪》十二篇，《表》八篇，《志》十篇，《传》七十篇，共一百篇，八十多万字。后人分为一百二十卷。
《汉书》虽继承了《史记》的体例，但班固没有继承司马迁的史观。他批评司马迁“论是非颇缪于圣人”。那就是说他本人完全以圣人之是非为是非。东汉时代已确立了儒家的道统，班固缺乏司马迁的自由思想。故《汉书》所持的史论不如《史记》，但《汉书》所载的史实详于《史记》。
《汉书》的《纪》是西汉十二帝王的纪事，其中引用了许多诏书、奏议。为重要人物立传，也录入本人的代表性著作，如贾谊的《治安策》，晁错的《言兵事疏》和《募民徙塞疏》。前代有人批评班固“所缀拾以成一代之书者，不过历朝之诏令，诸名臣之奏疏尔”。其实，这正是《汉书》作为历史著作的优点，如果不是班固的“缀拾”，许多重要文献和原始资料，我们现在都看不到了。
更多的史料保存在《汉书》的《志》和《表》中。《汉书》将《史记》的《书》改为《志》，《平准书》改为《食货志》。《食货志》分上下两卷，上卷为“食”，记农业生产，下卷为“货”记商品货币。《史记 . 平准书》只涉及汉武帝时的一项经济政策，而《汉书 . 食货志》全面地记载了西汉一代的经济状况。
《汉书》的《志》新增了《刑法志》、《地理志》、《艺文志》、《五行志》。《刑法志》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叙述法律制度的篇章。《地理志》记载了汉代郡国的区划和沿革，以及各地户口数字、民情风俗。《艺文志》梳理了各种学术派别的源流，记录了存世的著作典籍。这是中国最早的图书目录。《五行志》是关于阴阳五行、天人感应的神秘主义的作品，当时人认为很重要，在现代人看来没有多大意义。
《汉书》的叙事系统完整，条理清晰，至今仍然是研究西汉历史的权威性著作。但班固好用古义字、冷僻词、省略句，故作艰深，以至同时代人“多未能通者”，学者竞相为《汉书》作音义注释。
对《汉书》的注，也形成了一门学问。据《隋书 . 经籍志》记载，自东汉至南北朝，《汉书》的注本竟有二十多种。
沈元的批注蕴藏着研究的密码
唐初，颜师古引用“诸家注释”二十三种，作《汉书注》。在当时，这是较为完备的注本，其后大行于世。但这样一来，又造成另一种遗憾，唐代以前的注本均告失传。唐代以后的注本更多。清代人王先谦搜罗了六十七种注本，集诸家之说，穷多年之功，著《汉书补注》，于光绪二十六年（公元一九〇〇年）刊行。近代学者杨树达认为，王先谦在史料的运用和对《汉书》的解释方面都存在不少缺失，于一九二四年出版《汉书补注补正》，曾获一时推崇。后来的三十年中，他又不断增补，著成《汉书窥管》，于一九五五年出版。《汉书》的注是读通《汉书》、研究汉史的重要工具。
我推想，一九六一年至一九六二年，沈元写作《〈急就篇〉研究》时，不得不读《汉书》；为了读通《汉书》，又不得不研究各家的注；研究了各家的注，颇有心得，于是写下许多批注。沈元的批注并非为了发表，不是给别人看的，而是供自己日后进一步研究之用。所以，其中蕴藏着沈元研究汉史的密码，值得后人加以发掘。
沈元的批注是以商务印书馆出版的王先谦《汉书补注》为底本，参照杨树达的研究成果，究其同异，加以评论。有些地方沈断为“杨是王非”，也有“王是杨非”。《汉书补注》全书共五八八一页，竟有三〇八四页沈元写满了密密麻麻的批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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