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羅基︰中國社會的說謊機制

中國的說謊運動

在甦聯的肅反運動中，斯大林用謊言殺人，無辜的公民被說成間諜、階級敵人，遭到監禁、流放、處決，受害者達一千六百萬人之多。四十多年中，中國的歷次政治運動，在某種意義上也可以說是大規模的說謊運動。甦聯的說謊運動的受害者還有據可查，而中國的說謊運動的受害者就無從統計了。

    一九五七年的“反右派”運動是把幫助共產黨整風而提了意見的人打成“反共反人民反社會主義的資產階級右派分子”的說謊運動。

    一九五八年的“大躍進”運動是把鐵渣說成鋼材、低產說成高產的說謊運動。

   “文化大革命”的說謊運動達到登峰造極。大批忠良被說成“叛徒”、“特務”、“反革命”、“走資派”，連共和國的主席劉少奇都被說成“叛徒、內奸、工賊”。一九七九年時，曾任中共中央組織部部長的胡耀邦，在外交使節會上公布，“文化大革命”後的統計，各種冤、假、錯案約四千萬人。以四口之家計，株連所及就是一億六千萬人，相當于歐洲好幾個大國的人口的總和。“文化大革命”搞得經濟頻臨崩潰的邊緣，林彪卻說︰“成績最大最大最大，損失最小最小最小。”特別引人注目的是，官方的一套策略，“文化大革命”中在民間普及了。兩派打“派仗”，流行一個口號，叫做“政治上無誠實可言”，這就徹底暴露了不該暴露的說謊運動的隱秘。

    鄧小平一旦大權在握，又步毛澤東之後塵，說謊運動重新開張。迫于時勢，鄧小平也大談改革開放。口號是新的，方法是舊的。鄧小平、陳雲等人畢竟是毛澤東孵出的一窩小雞，小雞跟著老母雞啄食，慣于走同一條路線。毛澤東的優點，鄧小平沒有；毛澤東的缺點，鄧小平有過之無不及。在天安門廣場這同一地點所發生的兩次鎮壓人民的流血事件，一九八九年鄧小平導演的這一出比一九七六年毛澤東導演的那一出更為野蠻、殘忍。毛澤東導演的那一出把鄧小平說成是“天安門反革命事件”的總後台。鄧小平如法炮制，他導演的這一出又把趙紫陽說成是“支持動亂、分裂黨”的罪魁禍首。魯迅在《端午節》這篇文章中寫道，看到當兵的打拉車的總是憤憤然；後來一想，倘若拉車的當了兵，當兵的拉了車，大抵還是照舊那樣打。因小見大，魯迅看到了社會上人壓迫人的必然性。鄧小平在說謊運動中挨了打，又在說謊運動中打別人，可見當今中國社會中也存在著某種必然性。

    社會的說謊機制

    說謊可以是純粹的個人現象，但也有一種社會機制強迫人說謊。

    社會的說謊機制表現在︰

    第一，一個時期，許多人說同樣的謊，不說不行。作為個人現象，說謊者總是人群中的極少數；作為社會機制，說謊就成了普遍現象。

    第二，人們彼此知道是謊言，不信不行。說謊者都擔心謊言被揭穿。由于社會機制產生的謊言則不必擔心，即使謊言被揭穿，還得相信。

    第三，說謊可以暢行無阻，受到贊揚，不吹不行。人群中的說謊者是譴責對象；存在著說謊機制的社會，說謊的反對者卻成了打擊對象。

    社會的說謊機制就在于有一只看不見的手指揮人們說謊，謊言從每個人的嘴理說出來，又並非僅僅是個人的罪孽。那只看不見的手長在強權的軀體上。有說謊的政府才會培養出說謊的人民。代表政府的高貴的說謊者說起謊來振振有詞、理直氣壯，欺騙了人民還說是為了人民的利益。像北京“國務院發言人”袁木就是一位典型的官方說謊專家。政府對人民說謊，就是把人民看作誠實可欺，只許政府說謊而不許人民說謊。但當需要人民用謊言來對政府表示熱烈擁護時，政府就鼓勵人民說謊。誰要是講出不擁護政府的真話就會大禍臨頭。政府又要求人民說謊而不許不說謊。所以面對著說謊政府，人民總是無所適從。

    說謊機制還有一系列伴生現象。

    在中國，“小道消息”十分流行。因為“大道”的消息缺乏、消息失真，消息不得不轉入“小道”。起初，官方機構總是斥責“小道消息”為“謠言”。事態的發展又漸漸證實“小道消息”是真言，官方的“大道消息”倒是謊言。因此，人們為了了解事實真相不得不到處打听“小道消息”，報紙發布的公報、電台廣播的新聞反而成了“參考消息”。毛澤東曾承認︰“小廣播之所以發達，因為大廣播不發達。”他終其一生也沒有使“大廣播”發達起來。

    中國開放以後，“小道消息”又大為延伸，變成“出口轉內銷”。中國人要從外國的新聞媒介來獲得關于自己國家的真實消息，以至出現“美國之音”比中央人民廣播電台的收听率還要高的怪現象，這也是北京的說謊政府痛恨“美國之音”的真正原因。只有在民主運動中出現了三天新聞自由，老百姓可以從中國的報紙、廣播、電視中得到真實消息，收听“美國之音”就不是十分必要了。

    在中國，人格分裂非常普遍。由于說謊機制起作用，人們在官方社會、公眾場合不得不講假話，只有回到家里，關起門來，才講真話。私下大罵鄧小平，公開表示卻又是擁護“平息反革命暴亂”。更有甚者，如有敢于和政府唱反調的，必遭群起而攻之；而某些批判別人的人，內心深處往往和被評判者的想法是一樣的。存在著說謊機制的社會，必然造就一大批兩重人格的人。
在中國，有一門學問特別發達，叫做“關系學”。“關系學”者，乃瞞上欺下、左右逢源、廣開門路、四通八達之學，賴說謊機制應運而生、隨機而長。“關系學”的一種具體應用是“表態術”。上面有甚麼號召，下面就層層表態、人人表態。表態也是有講究的。有時要搶先表態，獨佔鰲頭；有時要拖延表態，觀察動靜。有時用開門見山法；有時用五里迷霧法。有時需唱高調；有時需唱低調。如此等等。毛澤東去世後，各省官員都給江青寫“效忠信”，這是一種表態；江青被抓起來後，他們搖身一變，擁護粉碎“四人幫”，這又是一種表態。每次表態都能講出道理來，而且總是“心情激動”。毛澤東曾痛斥某些人“以風為準”，“今天刮北風，他是北風派；明天刮西風，他是西風派；後來又刮北風，他又是北風派。”“風派”是可惡而又可鄙的。但毛澤東沒有覺悟到“風”是從他那里刮起來的，造就“風派”的正是他自己。“風派”對于中國社會的弊病頗有研究。他們並非不學無術，相反，倒是勤學有術，只是僅僅精于“關系學”和“表態術”。

    說謊機制的運作

    說謊機制一旦轉動起來，也是不以說謊者自己的意志為轉移的。

    說一次謊很容易，但只說一次謊很困難。說了一次謊，就會引出再次說謊來堵第一次說謊的漏洞；第二次謊的漏洞又需要第三次謊來堵；依此類推。一九五八年的糧食產量是謊言；多產糧要多征購，完不成征購任務只好用謊言來搪塞；多征購就缺余糧，餓死了人又用謊言來粉飾。一旦走上說謊的道路，說謊似乎變得越來越必要了。越來越依賴于謊言擺脫困境，謊言就越說越多。這是說謊機制的“滾雪球”效應。

    第一次說謊很膽怯，說了多次就沒有顧忌了，越說越勇敢，也就越說越荒唐，總有一天要破產。“農業學大寨”運動中的大寨是全國的典範，糧食年年增產。但當年的糧食究竟產多少，不是看從大寨土地上收獲多少，而是取決于遠在北京當副總理的“永貴大叔”（陳永貴）的拍板。加一成還是加兩成，由陳永貴根據形勢的需要說了算。年年累加，越加越多，與實際產量的距離越來越遠，終于吹炸。這是說謊機制的“肥皂泡”效應。

    說謊是為了掩蓋真相。多大的真相可以翻作多大的謊言；多大的謊言也可以暗示多大真相。謊言和真相是一個錢幣的兩面，其實它們是等值的。領導人剛說過“黨中央是團結一致的”，胡耀邦下台了；領導人再次重申“黨中央是團結一致的”，趙紫陽又出事了。可見，正因為黨中央出現了不團結、不一致，才需要大談“黨中央團結一致”。老百姓已經學會從領導人發出的信息的反面去理解問題。江澤民、李鵬說“中國的社會穩定、政局穩定、經濟穩定”，想必是由于東歐的變革的沖擊，產生了嚴重的不安。江澤民、李鵬說“出國留學的政策不變”，那就肯定要變，果然不久就變了。循著謊言的相反的方向找，不難發現真相。從真相到謊言，從謊言到真相，可以往返流動。這是說謊機制的“打秋千”效應。

    說謊機制運作的結果，總是走向反面，它本身包含著自我否定的因素。

    謊言的價值在于它混雜在真話之中冒充真話。即使是十足的騙子也不可能完全說謊；每句話都是謊言就不會有人相信。十句話中有一句謊言，欺騙值較大；十句話中有九句謊言，欺騙值就很小。說謊機制的“滾雪球”效應使謊言越來越多而欺騙值越來越小，直至于零。 謊言的作用在于掩蓋真相而不能被識破。但世界上沒有牢不可破的謊言，說謊總是冒風險的。說謊機制的“肥皂泡”效應使謊言越來越光輝燦爛而風險系數越來越大，終于破產。

    謊言的目的在于使人相信，受騙者信以為真而並不覺察受騙，說謊者就達到了目的。欺騙別人而對象不信，發出虛假的信息而導致人們追求事實的真相，這就違反了說謊者的本意。說謊機制的“打秋千”效應使說謊者越來越捉襟見肘而受騙者越來越清醒自如。

    說謊者搬起石頭砸別人，最後總是重重地砸在自己腳上，害人反害己。

    說謊機制的後果

    人有思想、有語言，可以進行交往協作，也可以使人受騙上當。人高于動物的優點往往又變成了缺點。在動物世界，雖然有弱肉強食，但沒有一種動物會欺騙、謀害自己的同類。用謊言騙人，不僅損害別人，首先是糟蹋自己。說謊，辱沒了人的尊嚴。失去了人的尊嚴，生命只剩下了一個軀殼。死亡可以消滅人的肉體，維護人的尊嚴將使靈魂永生。誠實顯示了人的尊嚴，是通向偉大人格的第一個路標。因誠實而吃虧的人，身後更令人敬仰；因說謊而得益的人，逃不脫永世的譴責。宗教“啟示錄”把說謊者與狗列在一起，規定不得進入天國。但丁的《神曲‧地獄篇》把騙子安排在地獄的第八層加以折磨。這些都是表達世人對說謊者的痛恨，在無可奈何之際讓他們在另一個世界受懲罰。

    說謊本是人性的潰瘍，由此又有一系列消極後果影從響應。

    個人與個人的交往，誠實是維護信譽的基本條件，社會與個人、政府與人民的交往同樣如此。在一個誠實的社會中，面對誠實的政府，不誠實的人就會受到冷淡、疏遠、遺棄。在一個不誠實的社會中，不誠實的政府，對誠實的人來說就會失去凝聚力、向心力。說謊機制不斷分泌出社會的腐蝕劑。每個人天生不願受騙，誰都痛恨欺騙自己的人。受騙而後醒悟的人是甚麼心態？請看“文化大革命”以後產生的“信任危機”、“信仰危機”、“信心危機”——對共產黨失去信任、對馬列主義失去信仰、對社會主義失去信心。曾經狂熱地追隨共產黨奮不顧身進行斗爭的人們，最後得到的是貧窮落後的苦果。回顧過去，心中沉澱著懊喪；展望未來，眼前彌漫著懷疑。當人民擁護共產黨的時候，沒有任何力量可以離間；人民轉而以背相向，那是共產黨咎由自取，無藥可救。現在，鄧小平、江澤民、李鵬之流把一切的危機歸之于“帝國主義的滲透和顛覆”，不過是企圖用新的謊言來拯救已經破產的謊言。這樣做，表明他們不通情理、不思悔改，人們從他們身上也就看不到會有甚麼起色。

    人而無信不知其可，國而無信知其不可。商鞅變法，首先取信于民。鄧小平這個被吹噓為中國改革的“總設計師”所推行的改革卻一再失信于民。鄧小平的改革不似商鞅變法，卻像王莽改制，政策多變，反復無常。不時聲稱︰“我們說話是算數的！”這又是一種“打秋千”效應。正因為老是說話不算數，才需要作出“說話算數”的保證；當人們听到他們講“說話算數”不免擔心又一次說話不算數。“六四”以後，一切改革都不算數了，已有的成果喪失殆盡。從前，在僵死的計劃經濟體制下，經濟搞死了，但沒有通貨膨脹、物價飛漲。進行改革，經濟搞活了，但出現了通貨膨脹、物價飛漲。改革倒退，經濟又搞死了，而通貨膨脹、物價飛漲依然如故，跌落入雙重弊端。說謊機制是社會深層的東西，鄧小平的改革非但沒有觸動它，反而又利用它進行權變應對。這樣的改革是注定不能成功的，果然毀于一旦。

    一個具有說謊機制的社會，在這種機制發生作用時，所交換的信息實際上毫無價值。但仍然鄭重其事地發言、表態、匯報、指示，還當作新聞在報紙上大登特登。僅就這一點說，人們的精力、社會的財富都是極大的浪費。豈止于此，政府說謊欺騙人民，不僅愚弄了人民，而且也腐蝕了人民。人民從政府那里學會了如何說謊，中國人練出了一套本領，叫做“上有政策，下有對策”。欺騙之風，所向披靡；互相欺騙，競相造假。假酒、假煙、假藥、假鈔、假賬、假化肥、假農藥、假情報、假發票、假文憑……泛濫成災。中國社會風氣敗壞，一至于斯！孟子說︰“上下交征利，而國危矣！”以互相欺騙逐利，更是危呼其危矣！

    說謊機制的根源

    追尋說謊機制的根源可以作政治學的考察、倫理學的考察和認識論的考察。

    政府制造謊言的首要條件是政治不能公開；政治不公開，就是幕後決策；實行幕後決策，就是沒有民主，人民無從監督。政客說謊，司空見慣。但在民主制度下，人民有可能加以揭露，受到追究。美國的水門事件、伊朗門事件一旦揭露就成為丑聞，總統下台，官員受審。中國制造多少個天安門事件人民也無可奈何。即使在上層“平反”，事件的制造者毫無責任，逍遙法外。專制主義，獨裁統治，強權政治，高壓政策，鐵腕手段，必然產生說謊機制。專制獨裁需要用謊言來加強自己的力量。趙高的指鹿為馬，希特勒的國會縱火案，就是由專制獨裁所派生的謊言。戈培爾的信條“謊言重復千遍也會變成真理”，完全是強權政治的邏輯。現在的北京政府又青出于藍而勝于藍。他們不但把自己編造的謊言重復千遍，而且反過來指責別人抵制和制裁謊言是“把政策建立在謊言的基礎上”。古有“欺君之罪”而無欺民之罪。“文化大革命”中有“惡毒攻擊無產階級司令部”的“反革命”罪，而“無產階級司令部”無論如何攻擊、欺騙、蹂躪老百姓均屬無罪。這就是說，政府有權欺騙人民而不許人民欺騙政府。欺騙與暴力一樣，正像鎮壓的暴力能引起反抗的暴力，也可以用欺騙來對付欺騙，以謊言去抵消謊言。專制獨裁不僅自身說謊，還引誘人說謊，逼得人說謊。一些人為了迎合、討好、拍馬、諂媚而說謊，另一些人為了免受傷害、進行自衛而說謊；前者是存心不良，後者是言不由衷。《安徒生童話》中有一則《皇帝的新裝》。因為皇帝喜愛新裝，就會有騙子上門為他編織“愚人和不稱職的人看不見的”奇異的衣料。皇帝被騙子擺弄得光著身子，他還以為自己身穿華服，他的臣民也不得不隨聲附和。只有一個涉世不深的兒童挑明了真相︰“其實他甚麼也沒有穿！”皇帝的淫威為可惡的騙子和可憐的臣民滋生出一大堆謊言。在這樣的社會中。誠如席勒詩雲︰“智者看不見的東西，卻瞞不過童稚天真的心靈”，而且越是老練成熟就越是玩世不恭。一九五九年廬山會議前夕，許多省委書記都在揣摩毛澤東的心思，兩個口袋里裝著兩種材料上廬山。一種是適應反“左”的材料，一種是適應反右的材料，不管毛澤東作出何種決策都能應付。當時的北京市委書記劉仁只帶了反“左”的材料。會議開始時反“左”，彭德懷發言後，中途轉向，變為反右。劉仁急電北京，趕緊送去反右的材料。曾任國家統計局局長的薛暮橋後來承認，一九五八年國家統計局的數字就有“兩本賬”，要反“左”可以用一本賬，要反右就用另一本賬。中國官方的統計數字歷來是兒戲。一九七一年毛澤東與斯諾的談話流露，他痛感自己受了欺騙，所以把林彪、陳伯達稱為騙子。但他缺乏清醒的自我意識，正是他自己的存在為騙子的產生創造了條件。

    共產黨說謊，也許初衷是好的。隱瞞壞消息，夸大好消息，報喜不報憂，以便使人民得到鼓舞。當它這樣做的時候，就是把自己置于人民之上。共產黨有一種偏見︰人民自己不能代表自己，只有黨才能代表人民。既然說了謊，必須盡力逃避人民的監督，方可不致被拆穿。欺民政策與愚民政策是相通的，無論甚麼謊言都是愚弄人民。不管出于甚麼動機，一旦走上說謊的道路，以後甚麼壞事都可以干得出來了。不受監督、無法制約的權力必然導致腐敗。越是腐朽敗壞、內囊空虛，越是需要謊言來支撐，這又是飲鴆止渴。共產黨的專制與腐敗，與慈禧太後、袁世凱、北洋軍閥、蔣介石相較，所不同者多了一身社會主義的外套。任何民族有權選擇自己認為合適的制度，中國人民向往社會主義的前途是無可指責的。但毛澤東僅憑自己的意志，利用人民的願望，在經濟上文化上十分落後、政治上缺乏民主的狀況並無多大改變，即在沒有條件搞社會主義的地方強行搞社會主義。搞了幾十年，終于鄧小平也不得不承認︰“雖說我們也在搞社會主義，但事實上不夠格。”出于對自由、民主的恐懼，從毛澤東到鄧小平拼命反對資本主義。搞不成社會主義，又不許搞資本主義，結果搞的是非驢非馬主義。連社會主義都是假的，還有甚麼不能造假？所以自一九五六年宣布進入社會主義之時始說謊運動源源而來，絕非偶然。共產黨的專制和制度上的假社會主義就是當代中國社會產生說謊機制的政治根源。

    共產黨不僅充分利用了政權，同時還通過制造輿論、加強教育推行某種行為規範。林彪的權術經中有一條︰“誘以官、祿、德”。對于追隨者不僅以官位、利祿相迎，而且作為德行大加表彰。“听毛主席的話”、“和黨中央保持一致”等等成了道德準則，順之者為善，逆之者為惡。凡是“毛主席的話”，不管是真話還是假話都得听；凡是黨中央之所為，不管是求真還是說謊務必“保持一致”。跟著毛主席、黨中央說謊者為有德，不說謊者為無德。古有忠孝︰君王要求臣民听話，家長要求子女听話。君要臣死，臣不但死；父要子亡，子不得不亡。君王和家長有甚麼錯誤、缺點，則臣為君隱，子為父隱。道德，道德，統治者的道德，從古到今多少謊言假汝以行！與政治上恢復專制相伴隨，共產黨並沒有徹底拋棄舊道德，只是听話的對象換了一個主子。專制是對人們行為的他律，通過道德又變成人們行為的自律。視獨立人格為惡，以人身依附為善，這就是說謊機制的倫理根源。

    說謊機制的產生還在于剝奪了每個人的認識和思考的權利，人們喪失了思想自由和言論自由。人們只能用自己的感官和頭腦來進行認識和思考，別人是無法代替的。恩格斯說︰“我們不知道有任何一種權力能夠強制那處于健康而清醒狀態中的每一個人接受某種思想。”當今假借馬克思、恩格斯的名義搞“社會主義”的那些國家卻總是濫用權力、強制別人接受某種思想，造成“輿論一律”。即使某種思想是正確的，對于水平不同的人們來說，未必都能理解；強制接受，勢必逼得人說假話。思想的強制一旦確立，邏輯的力量削弱了，真理的光輝暗淡了，謊言和謬誤遂不脛而走。幾十年中，只有毛澤東一個人的頭腦能產生“毛澤東思想”，幾億人的頭腦停止了思維。民主運動中流行一首譏諷的順口溜︰“下級跟著上級走，上級跟著中央走，中央跟著小平走，小平跟著感覺走。”中國之所以講假話成風，就因為人們沒有自己的感覺和思維。“當你能夠感覺你願意感覺的東西，能夠說出你感覺到的東西的時候，這是非常幸福的時候。”（塔西陀）中國人的不幸就在于不能感覺自己願意感覺的東西，不能說出自己所感覺到的東西；于是，只能跟著別人去感覺那些自己不願意感覺的東西，去說那些自己感覺不到的東西。每個人都是認識的主體，可以獨立地進行觀察，作出判斷。認識的主體得到尊重，權力的強制不起作用，講假話的不正之風才會平息。把主體的認識功能歸之于黨中央和“偉大領袖”、“核心人物”，這又是說謊機制的認識根源。

    要變革一個充滿謊言的社會，必須鏟除說謊機制的根源。誰來執行？人民，只有人民。

    中國人，站起來！

    民主運動曾發出震撼人心的呼喊︰“中國人，站起來！中國人，站起來！……”

    中國人首先要沖破種種謊言的藩籬，在思想上站起來。

    環境決定人。中國人生活在說謊的環境中，逐漸適應了環境，以致自己也慣于用謊言來應付環境。但環境又是人創造的，人可以改變環境。中國的惡劣環境需要決非惡劣的人民來加以改造，中國的說謊機制只有靠不說謊的人民才能打破。

    北京政府說，所謂的“反革命暴亂”是“極少數人組織和策劃”的，是“以打倒共產黨、顛覆中華人民共和國為綱領”的。這當然是謊言。中國民主運動的缺點正在于沒有組織，一哄而起，各自為戰；特別是遭到鎮壓以後，無人號令，不知所措，作鳥獸散。民主運動的要求僅限于“對話”，只是表達一種小生產的傳統心理——向龍王求雨而缺乏改天換地的氣概，因而提不出綱領。民主戰士流的血，東歐形勢的激變，才使中國人民提高了覺悟。

    中共北京市委書記李錫銘在一次報告會上大發雷霆，“清查”的結果，北京市參加游行的共產黨員只有五千人。實際情況是這個數字的一、二十倍。眾多正直的共產黨員以拒不合作的態度來對付自己的黨了。被政府通緝的民主戰士藏匿起來，人民幫助隱瞞而政府得不到半點情報。學生領袖王丹住在南京鎖金村地區有數十人為他掩護。從前，人民掩飾地下黨和八路軍免遭反動派的殺害，現在是人民掩護民主戰士免遭共產黨和解放軍的殺害了。

    說謊，發生在敵對雙方之間是無可指責的。打起仗來，兵不厭詐。在反動派的法庭上，革命者知道秘密而只能說“不知道”。強盜問路，哄入歧途，可使其作惡不能得逞。對獨裁者、鎮壓者、侵略者、掠奪者、謀殺者忠誠老實就是支持邪惡，加入他們的行列。“六四”以後，中國人民以正義者的機智的謊言來同邪惡者的愚蠢的謊言作斗爭是必要的。但欺騙敵人並非打倒敵人，欺騙強盜不能制服強盜。

    產生說謊機制的社會需要徹底改造。不僅改造社會的結果應當是合乎真理的，而且引向結果的途徑也應當是合乎真理的。耶穌曾有一條古老格言︰“只要動機良好，可以不擇手段。”錯了，真正良好的動機決不會不擇手段；不擇手段，必將產生並非良好的動機。共產黨的失敗正在于此。以為只要說聲“為了人民”、“為了革命”、“為了社會主義”，便可為所欲為，結果是背離人民、毀壞革命、糟蹋社會主義。辛亥革命、共產黨領導的革命都曾使中國的面貌一時刷新，旋腫又步入覆轍。一個半世紀以來的中國社會，表層的轟轟烈烈、瞬息萬變和深層的平平穩穩、緩慢流動形成對立統一。中國的下一次變革必然是觸及社會本質的現代革命。為了準備迎接這種深刻的革命，中國人民必須克服自身的弱點，作為喚起人民的民運人士尤須潔身自好，大義凜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