腐敗，是古代專制王朝難以根除的頑疾，和專制王朝相伴始終。但是，腐敗的表現既有高潮，也有低谷，呈現出周期規律。大致來說，一個王朝在建立之初，政治比較清明，君臣相對廉潔，腐敗的問題并不嚴重，但經過几代人之后（往往只要兩三代），官場變得昏暗，腐敗層出不窮，繼而如決堤洪水一般洶湧而出。到王朝的末期，官場黑得像墨一樣，腐敗問題常態化，弄得民怨沸騰、人心尽失之時，王朝末日也就來臨了。
我們僅以清朝為例，看看這個腐敗周期的表現。
順治皇帝入关的時候，王公大臣們還保留著不少关外游牧民族淳厚朴實的作風，和晚清官場的貪墨胡為形成鮮明對比。有些貪官污吏在明朝沒有遭到懲處，賣國求榮、歸順清朝后卻因為貪污而遭到嚴懲，即使立有建朝大功者也不能免罪。順治十年（1653年），順治帝親自對朝野官員進行大范圍的考核，共有969名官員因為違法違紀問題而受到革職、降調、致仕的處理。此后，朝廷對官員三年一大計定為制度。
康熙年間，天下欣欣向榮，國庫開始充盈，但朝廷繼續保持相對廉潔。当時的宮廷人員只有明朝的1/10—1/20，花費只及明朝的1/8，廷苑規模只有明朝的3/10，甚至還出現了于成龍這樣堪比海瑞的一代廉吏、万古楷模。接下去的雍正年間，腐敗問題有所抬頭，但雍正皇帝雷厲風行，嚴刑峻法，自上而下對腐敗保持高壓，處罰了上至親兄弟，下至地方胥吏的腐敗分子。因此，腐敗勢力在清康、雍、乾盛世的前期，還不敢公開抬頭。
乾隆時期，腐敗現象走出谷底，開始強勁上揚。乾隆四十年以后，腐敗公行，“州縣有所營求，即有所饋送，往往以缺分之繁簡，分賄賂之等差。此等贓私初非州縣家財，直以國帑為夤緣之具。上司既甘其餌，明知之而不能問，且受其狹制，無可如何”。官場已經和市場無異，政務也變異成了商品。
進入嘉慶、道光時期之后，官吏的腐敗墮落呈惡性膨脹之勢。上至王公大臣，下至細微吏員，玩忽職守、敷衍怠政，“歲久相沿，几成積習”。千里來做官，只為吃和穿，官場一切公事，皆點綴了事，就連御林軍官兵都是“三五成群，手提雀籠雀架，終日閒游，甚或相聚賭博”。
咸丰以后，清朝加速腐敗，百姓怨聲載道。天地會曾在告示中稱：“照得天下貪官甚于強盜，衙門污吏無異虎狼”，“民之財尽矣！民之苦極矣！”太平軍頒布的檄文則說：“滿洲又縱貪官污吏布滿天下，使剝民脂民膏，士女皆哭泣道路”，“官以賄得，刑以錢免，富兒当權，豪杰絕望。”可見，腐敗問題不僅放大了其他社會矛盾，對晚清亂象推波助瀾，還要為清朝的滅亡和晚清中國的沉淪負上很大的責任。
這樣的“腐敗周期律”并不只存在于清朝，放到其他朝代也同樣有效。為什么會出現這樣的周期？主要有以下三方面的原因：
第一個原因，套用現代用語，就是官場中人的“信仰”不斷喪失。
所謂的信仰，在古代官吏的身上體現為對儒家道德的認同，對仁、義、禮、智、信的個人操守的堅持，對廉潔奉公、為民做主的執政理念的實踐。在王朝建立之初，新政權的君臣們因為親身經历了前一個朝代的覆滅過程，或深受其害，或是前朝的背叛者，因此，他們對腐敗問題和人亡政息的关系有著深刻認識，對個人操守比較堅持，再加上社會剛走出混亂，百廢待興，他們的進取心也比較足。所以，王朝在建立初期往往政治清明，君臣廉潔。
比如明太祖朱元璋對貪官污吏恨之入骨，連剝皮抽筋、誅滅滿門的事情都干得出來。為什么？因為他親眼看著自己的父母遭受元朝貪官污吏的剝削迫害，小小年紀就經历了家破人亡的悲劇。父母死后連包裹尸體的破草席都沒有，還是幼小的朱元璋和哥哥拖著雙親尸體去荒郊野地埋葬的。此后，朱元璋当小沙彌、做乞丐、扛槍造反，真正是苦大仇深，和貪官污吏有不共戴天之仇。所以，在当了皇帝以后，朱元璋一接到某人貪污或枉法的報告，很可能就聯想到貪贓枉法的元朝官員、父母的悲慘結局。這樣一來，貪官污吏在朱元璋時期還會有好日子過嗎？
遺憾的是，這种仇恨會隨著老一輩人的逝去而消失，進取心也會在安逸中被消磨殆尽。朱元璋的憶苦思甜，對嘉靖、万历等后輩皇帝是沒有作用的。清朝定鼎中原的實際主持人、攝政王多爾袞曾一針見血地指出：“明國之所以傾覆者，皆由內外部院官吏，賄賂公行，功過不明，是非不辨。凡用官員，有財之人雖不肖亦得進，無財之人雖賢亦不得用，所以賢者皆抱恨隱淪，不賢者多夤緣幸進……亂政壞國皆始于此，罪亦莫大于此。”這樣的認識，清朝的末代攝政王載灃是万万沒有的。就連清朝中期的曹振鏞，雖历事三朝，也只有多磕頭少說話的認識。
第二個原因，皇帝一代不如一代。
為什么單單說皇帝，而不說大臣呢？因為在君主專制政體下，皇帝掌握著最高權力，居于權力金字塔的頂端。條條權力线索、不同的官僚系統，最后都要歸結到皇帝那里。隨著朝代更替，君主專制的程度越來越高，到了清朝，相当于丞相的軍機大臣們都只能跪著記錄皇帝的旨意，皇上由此實現了絕對的獨裁。因此，皇帝個人的優劣关系到整體政治的好壞，也是政治清明與否的重要因素。
同時，皇帝是貪贓枉法最大的受害者。官吏貪污的公款說到底是皇帝腰包里的，胡作非為敗壞的是皇帝的聖旨律法，不作為則是將皇上的諄諄教諭当做耳邊風，分明是把皇帝当做買單的冤大頭。更可氣的是，貪官污吏們腐敗的惡果卻要由皇帝來承擔：國庫被掏空，民心被弄丟，政務被敗壞，最后皇上的江山也危險了。所以，皇帝比任何人都有反腐肅貪的動力和要求。
在實踐中，權力越大，皇帝就越辛苦。高度專制的君主政體對皇帝的能力提出了極高的要求。首先，皇帝要具備崇高的職業道德。因為他要日理万機，每天翻閱如山般的奏折和文件。從漢武帝開始，每天就有太監不斷地把竹簡抬過來讓他批閱，到雍正皇帝時雖然竹簡已經改為紙張，但他每天還是要挑燈夜戰批閱文件，只能在凌晨的時候睡上几個小時。每天面對文山、案牘是非常枯燥無聊的工作，沒有超強意志力和職業道德的人是接受不了這份終身職業的。比如明朝的正德皇帝就為要不要按時上班和開會，和大臣們闹了一輩子的矛盾，而万历皇帝則干脆拒絕履行皇帝的職責，躲進深宮几十年不出來。其次，皇帝還要有健壯的身體和極強的能力。既然不斷地把權力集中到自己身上，就要承擔越來越大的工作量。
皇帝的工作是終身的，一天都不能停止，還要在紛繁复雜的危機、難題、抱怨、告狀、申訴、邀功和雞毛蒜皮中发現真相，分清輕重緩急，做出正確的決策。這份工作，真不是一般人能做得了的。
一般來說，開國皇帝們總是能較好地完成工作任務。西漢的劉邦，東漢的劉秀，唐朝的李淵、李世民父子，北宋的趙匡胤，清朝的努爾哈赤、皇太極父子，都是真刀真槍在社會動蕩中殺上來的。他們工作經驗丰富，而且對自己親手奠定的江山十分珍惜，所以干起活來不會抱怨，更不會逃避。然而，即便是像朱元璋那樣對腐敗恨之入骨的工作狂也不能根絕腐敗，那我們又怎么能奢望那些生在溫柔富貴鄉中，長于深宮婦人之手的子孫后代們會更加尽職做得更好呢？因此，皇帝的能力只能是一代不如一代，反腐倡廉的力度一代不如一代，腐敗的環境也會越來越寬松。
第三個原因，作為腐敗主體的官僚系統越來越強大。
無論什么樣的信仰，什么內容的政策方針，都需要官僚系統來落實和執行。強大而穩定的官僚系統是中國历史中的一大特色。一般來說，在王朝建立之初，草創的政府機構規模還很小，官吏人數也不多，加上信仰尚在、皇帝出色，所以官僚系統的腐敗并不突出。但几代人之后，官僚系統枝繁葉茂、盤根錯節，很容易背離應有的宗旨，发展出獨立的邏輯。那是一套保守、中庸的邏輯，以自私求利為目的。于是，官僚系統的部門利益超過皇帝和百姓的利益，也超越了整個政治體制的利益。最可怕的是，隨著機構與人員的膨脹，官僚系統獨立的邏輯會不斷強化，整個系統會越來越強大。
嘉靖皇帝即位時，內閣首輔楊廷和借新帝登基之際，用登基詔書的形式裁撤編制外人員14.87万人，僅口糧一項每年就可為朝廷節省漕糧153.2万石。應該說這是一件利國利民的好事，但卻遭到了官僚系統的激烈反對。此后，楊廷和上下班都要由嘉靖皇帝特旨派遣的上百名禁軍团团護衛，否則便會有生命危險。因為，裁員不僅直接損害被裁撤掉的官吏的切身利益，而且損害了與之相关聯的圈子、部門的利益，多少人的生計和发展，多少部門的面子和權力都寄托在上面，他們哪能善罷甘休，能不把楊廷和視作頭號仇敵，必欲除之而后快嗎？所以，不斷有人整楊廷和的黑材料送到嘉靖皇帝的案頭，甚至朝楊家射箭，或者埋伏在楊廷和上朝的必經之路旁行刺。最終，楊廷和在強大的官僚系統面前敗下陣來。這個事件警告后人，給官僚系統“瘦身”是異常危險的事情。
官吏們身處官僚系統之中，目的已經不是為國為民，而是純粹追求個人利益。金字塔形的結構決定官員要想获取更多的利益，必须向上攀爬，追求升官。于是，王朝发展到中期，官僚系統無不以鑽營為能事，以升官发財為目的。
嘉慶初年，被官場斥為迂腐而遭流放的洪亮吉把官員分成模棱、軟弱、鑽營、苟且四种類型，并感慨地說：“人才至今日消磨殆尽矣。以模棱為曉事，以軟弱為良圖，以鑽營為取進之階，以苟且為服官之計。由此道者，無不各得其所欲而去，衣缽相承，牢結而不可解。”這樣的官場風氣，使得各級官吏將公事視同虛設，甩開膀子貪贓、亂作為和不作為。比如清朝中后期，軍隊極端腐敗。軍官們的腐敗手段遠比不上直接管理百姓、負責財政和司法的文官們廣泛，可他們依然創造出了五花八門的搜刮手段，如吃空額、克兵餉、冒功請賞、參與走私、販賣鴉片等等，大小軍官“全不以軍務為事”，“寡廉鮮恥，營私肥己”，部隊中官兵关系緊張、派系林立、紀律散漫、操演廢弛，以至于出現水兵不識水性，騎兵沒有馬的怪事。就是這樣的軍隊，清朝一直整頓不得，更是裁撤不得。因為軍隊的官僚系統已經強大到欺上瞞下、抗拒監督的地步了。
乾隆年間，甘肅賑災案爆发，牽出集體腐敗的甘肅官場，其中僅布政使王亶望一人即貪污白銀三百余万兩。若依法辦事，甘肅府道以上官員要為之一空。這顯然在實踐中難以操作，乾隆不得不從寬處理，法外開恩，沒有將甘肅官員全部拿下。但即便如此，仍有56名甘肅官員被殺，46人免死发遣，而革職、降調、罰賠的官員更是數不勝數。在這里，官僚系統的集體腐敗也產生了強大的力量，讓執法者投鼠忌器，不敢依法辦事。王亶望是捐納做的官，乾隆皇帝認識到“納資授官，本非善政”。他的孫子道光皇帝也感嘆：“捐班我總不放心，彼等將本求利，其心可知”，“他們素不讀書，將本求利，廉之一字，誠有難言。”可祖孫倆就是不能廢除捐官。直到八國聯軍把北京給占了，光緒皇帝才終于痛下決心，以上諭形式明確嚴禁全國捐納買官。然而，因為捐納涉及到地方和中央的关系、官府的財政收入、人情網絡等等，所以一直到清朝滅亡，捐納行為始終存在。
一個王朝在初期建立的許多制度，到中后期看來，仿佛就是天方夜譚。比如順治帝對官員的三年大計，到乾隆以后就流于形式，完全成了相互恭維的過場。順治帝一次性免去969名官員頂戴的壯舉，到后期竟變為一個傳說。再比如，順治皇帝曾在1659年下令：“今后貪官贓至十兩者，免其籍沒，責四十板流徙席北地方”，“衙役犯贓一兩以上者流徙”。官員貪污十兩就抄家，衙役貪污一兩就流放，照此標准，清朝中后期告别時互贈上百兩“别敬”，每年夏、冬兩季地方官員給中央各部委送几千兩“冰敬”、“炭敬”的官場，人人都得抄家。
上面的例子可能有點極端，不過順治曾規定御史奉差之后“不見客，不收書，不用投充書吏，不赴宴會餞送”，以杜絕腐敗。這應該說是可以做到的規定，但如果后代御史不進行人際交往，不用書吏，事事都親力親為，估計沒几天就被人搞下去了。這就是王朝腐敗周期律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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