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在主持“鄂故叢書”的編輯工作期間，作為辛亥革命的見證人和參與者之一，特別專題編撰了《辛亥武昌首義記》。全書節目十二條，脈絡清晰、文字洗練、敘事詳實，並附有明細的大事年表、人員名冊等，曆曆了然，足彰先烈之耿光備國史之甄采。所收資料分上下卷，有湖北通誌館1947年刊本，後有台北大美印務公司1961年印本，為辛亥革命史研究的重要文獻。他是一位從中華民族傳統文化教育土壤中培養出來又以中國傳統文化教育為其重點研究對象的學者，自然與中國傳統的地方誌有著不解之緣。這種緣分可以說從他少年時代就開始結下。他在家鄉京山、天門讀書時，就從父輩、師長及鄉親那裏傳承了不少本地的曆史、地理及文化風俗方麵的知識和理念。20世紀二三十年代，他兩度任職開封達十餘年，對當地方誌十分了解。尤其他主持開封實驗區工作時，為推行新教育方法，全麵地掌握當地地理和民俗風情，編輯了大量的供實驗用的鄉土教材和調查報告。這些資料在客觀上對修編史誌極為重要。其史料價值至今仍為汴京方麵誌界人士所稱道。20世紀40年代中後期，李廉方對湖北方誌的建設亦有重大貢獻。特別是他撰寫的《新修京山縣草例》、《京山新誌•輿地誌》的式例，成了鄂省諸縣編修新縣誌的範本。他編輯出版鄉土資料的最初意圖並非僅為修補地方誌，更主要是著眼於小學教育、民眾教育的改進和實驗。“廉方教學法”最重要的課程組織是“單元活動”，分為學校、家庭、身體、社會，主要內容皆取自地方誌。他認為，每個人都應該了解自己家鄉的曆史、地理、文化風俗，進而全省、全國，方能愛鄉愛國。他提出，要使教育走出學校成為社會之事，要解決民眾的文盲問題，要在充分重視中國化、地方化情況的基礎上，學習西方和現代的東西。他指示實驗人員在民眾教育的研究和改造問題上，必須先就本地社會狀況進行各種調查，然後決定教育實驗的方向和內容。這些觀點和舉措，是他報國為民的思想和教育與現實結合的“實用教育”理論的具體體現。抗日戰爭期間，李廉方隨教育部入川，擔任長江流域小學流亡教師教學指導、教育部教材編審委員會委員及國民參政會參政員。在此期間，他與教育界舊友——中共代表董必武、林伯渠等過往較密，在學識、為人、教育、形勢諸方麵多有共識。他勤政務實，而在參政會上不提案、不發言、不舉手，時稱“三不”參政員。武漢解放前夕，李廉方與張難先、李書城等發起成立“湖北人民和平促進會”，呼籲國內和平，並帶頭發起“讚成中共八項和平條件”的簽名運動，以後又投入反搬遷、反破壞鬥爭。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李廉方作為特邀代表出席第一屆全國政治協商會議，之後積極為社會主義新中國的建設和發展竭誠奉獻。
1958年12月27日，李廉方老人病逝於武漢醫學院第一附屬醫院（即今協和醫院），享年80歲。今在武昌蛇山北麓曇華林處湖北省中醫學院內尚存“李廉方花園山故居紀念館”舊址。
素懷淩雲誌，補天洗胡沙。畢生勤奉持，鞠躬新中華。李廉方從20世紀初到建立新中國的曆次政治運動如辛亥革命、反袁複辟、北伐戰爭、抗日救亡、國共合作、迎接和建設新中國等，始終站在民主正義和民族革命的進步立場，同反動的勢力和政權作堅持不懈的鬥爭，勇敢、堅定、旗幟鮮明，是一位忠誠的愛國主義戰士。他同時是我國近現代一位德高望重、知識淵博的資深學者，一位辛勤耕耘育才樹人的傑出教育家。他以畢生的奮鬥，奉獻給民族崛起、華夏振興之偉業，浩氣貫長虹，功績鑄豐碑。（此篇為李廉方外孫羅平、孫女李美提供資料，胡香生先生協助組稿，轉自《湖北文史》總第九十一輯）
沒有留言:
張貼留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