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知情人士透露，从2013年步入2014年的岁次更动中，台湾最高领导也高度注意中共加强对台湾的情报搜集工作，并严令国家安全局注意与跟监中国台研系统派驻台湾作调研蹲点的学者，两岸谍对谍的情报、反情报氛围越形紧张，而台湾最高领导的左右手、驻美代表金溥聪博士于2013年12月10日兼程从华盛顿返台，更说明了两岸关系在和平发展之际，紧中有松、松中有紧的刺激紧张环境。
博讯为一飨广大海外读者的求知欲，透过极机密管道，取得以下的一篇台湾大学国家发展所的博士生学术论文，全文转载如下：
中共对台情报工作的比较－1950年代vs 21世纪初。
吴行健（注：国立台湾大学国家发展研究所博士生。）
摘要： 从1940年代未期起，时逢东西冷战时代，苏联阵营里的中国，不但对台湾进行台海战争等几次战争，中共中央领导人周恩来也同步派遣由中共华东局和上海局负责训练的台籍共干蔡孝干等人，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潜返回台湾发展中共在台地下党组织，成立中共台湾省工作委员会，专责对台湾各界的渗透、破坏和搜密。（注：〈匪台湾省工作工作委员会蔡孝干等叛乱案〉，《安全局机密文作--“历年办理匪案汇编”》（上）页11-18。）还有，经历过去的60多年，尽管两岸关系大幅和缓，尽管台湾当局无论民主进步党或中国国民党执政期间，也大致都对北京的中共政权推出愈来愈开放的政、经、社、文化等两岸交流的政策，但中共仍在第21世纪头十年之间，对身为民主开放自由多元的台湾社会和台澎金马地区，进行高密度、深广度和宽纵度的全方位情报搜集工作，对于台湾的国家安全利益和东亚地区的和平稳定发展，双双造成了破坏现状的负面影响。本文的主要问题意识在于：鉴古可知今，两岸分裂至今，中华人民共和国为了要统一中华民国／台湾，在1950年代，中共对台湾进行了什么情报工作？如何布置台湾共产党地下党组织和共谍系统？还有，在第21世纪头十年，中共对台湾的情报工作有哪些模式与策略？吾人在比较分析这些中共对台湾的情报工作之后，能够对于保障西藏人民的宗教信仰自由和自治、自主和独立地位上，产生了什么积极的诠释视野？为回答前述的问题，以下的章节内容，在第贰章部份，叙述1950年代，中共台湾共产党的组织与活动策略；在第参章部份，描述21世纪初至今，中共对台湾情报工作的模式与策略；第肆章部份，对于藏人自焚与宗教信仰受到破坏的症结，进行了学术上的概述；第伍章即结论部份，经过跨年代的比较分析，本文提出一个良知的呼吁、两点相似性、三项相异性。
壹、前言：两岸分裂之下的机会与威胁
更因为两岸缺乏共同的认同，以及各自追求作为独立主权国家利益的客观限制之下，中国为了满足自身统一台湾的目标，运用政治、经济、社会、军事、外交等手段，企图迫使我方让出更多的谈判空间，以达到统一台湾之目的，（注：陈明通，〈台湾的宪政改革与两岸关系〉，《宪政改造与两岸关系》学术研讨会，（台北：国立台湾大学国家发展研究所，2005年6月18日），页35、35、42、53、58。）但基于我国国军建构可恃战力，以展现自我防卫的决心，始能做为两岸和平交往的坚实后盾。（注：国防部，中华民国102年《四年期国防总检讨》（台北：国防部，2013），页15。）因此之故，从1940年代未期起，时逢东西冷战时代，苏联阵营里的中国，不但对台湾进行台海战争等几次战争，中共中央领导人周恩来也同步派遣由中共华东局和上海局负责训练的台籍共干蔡孝干等人，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潜返回台湾发展中共在台地下党组织，成立中共台湾省工作委员会，专责对台湾各界的渗透、破坏和搜密。（注：〈匪台湾省工作工作委员会蔡孝干等叛乱案〉，《安全局机密文作--“历年办理匪案汇编”》（上）页11-18。）还有，经历过去的60多年，尽管两岸关系大幅和缓，尽管台湾当局无论民主进步党或中国国民党执政期间，也大致都对北京的中共政权推出愈来愈开放的政、经、社、文化等两岸交流的政策，但中共仍在第21世纪头十年之间，对身为民主开放自由多元的台湾社会和台澎金马地区，进行高密度、深广度和宽纵度的全方位情报搜集工作，对于台湾的国家安全利益和东亚地区的和平稳定发展，双双造成了破坏现状的负面影响。
依据前述，本文的主要问题意识在于：
鉴古可知今，两岸分裂至今，中华人民共和国为了要统一中华民国／台湾，在1950年代，中共对台湾进行了什么情报工作？如何布置台湾共产党地下党组织和共谍系统？还有，在第21世纪头十年，中共对台湾的情报工作有哪些模式与策略？吾人在比较分析这些中共对台湾的情报工作之后，能够对于保障西藏人民的宗教信仰自由和自治、自主和独立地位上，产生了什么积极的诠释视野？
为回答前述的问题，以下的章节内容如下述。
贰、1950年代：中共台湾共产党的组织与活动策略
依据国防部军事情报局的前身──保密局的绝对机密解密档案，本文提供一份首度在国内曝光的机密资料〈台共组织发展沿革及其策略活动方式之研究〉，提出日期为1951年（民国40年）9月18日，编撰机关为〈台湾省情报委员会秘书处〉。（注：〈台共组织发展沿革及其策略活动方式之研究〉，《国防部军事情报局蔡孝干档案（4）》。）下文为原件内容：
（一）台共组织发展的特质
台共在台活动历史远自1927年（即日治时代昭和2年）迄今已达20余年，从其发展过程，吾人可以获得左列二项特质：
（1）台共与中共虽同属来自外国之舶来品
（2）台共在日治时代虽曾划归日共民族部节制。
（二）台共组织发展的沿革
台共组织的发展就历史说虽逾20余年，兹将其分成四个阶段略述如左：
（1）光复前台共省工委会筹设时期：中共中央鉴于台湾地区工作过去领导有欠健全，乃于34年由延安派蔡孝干来台担任台省工委会书记，是为台湾有正式匪党组织的嚆矢。蔡匪来台前，先去淮安与中共华东局洽调来台干部计有林英杰、洪幼樵、张志忠等三人，并在35年3月与华东局驻沪专员刘晓取得联系，建立华东局对台工作联络站，当时组织发展较慢，仅先后建立新竹、台北、台中、嘉义、台南、高雄等地区工委会及支部十余处，重要干部方面陆续增加简吉、谢雪红、陈福星、张明显、廖瑞发、林梁材等人。
（2）“二二八”叛乱时期。
（3）大陆匪共侥幸得逞，台共壮盛时期最盛时期。
（4）重整时期：台共由于大陆共匪之一时得逞，领导者认为有利形势即将来临，故在组织方面采取大胆发展的策略，重量而不质。
（三）台共的工作策略路线
台共的工作策略路线有如左的几项：
（1）因我保防工作的夙夜进行，其斗争方式须由非法到合法，即尽量运用我方合法团体、民意机构、地方自治及地方派系来幕后策动，希图混乱我方视线，避免或减少打击。
（2）强调群众路线，利用群众掩蔽影响群众活动，而又不急于组织群众，尤注重农村工作，推动党员干部与群众打成一片，取得立足基点，并企图以农村领导城市，伺机展开整个工作。
（3）纠正滥收党员，偏向停止组织发展，加强党内教育，训练必死决心。
（4）强调调查研究工作的重要性，除以准备将来“接收”为口号，以麻醉党员及群众外，并企图借以广搜情报，发现我方进攻之方法，以便应付。
（5）选派干员，渗透政府机关及公营事业作长期之潜伏，待机蠢动。
（6）利用民间政治或封建派系积极操纵控制以发展秘密组织。
（四）台共的日常活动方式
台共的工作方针和活动方式有如左的几项：
（1）利用三七五减租运动发动合法性之经济斗争，争取农民群众。
（2）利用参加劳动方式接近群众，争取群众教育。
（3）准予武装队等累赘份子办理“透过组织”之自首。
（4）加倍吃苦禁止坐火车，坐汽车，走公路，走大路，必须走小路，走山路，走夜路。
（5）反对太平观念，时时提高警觉，要往山寮，住田寮，住溪边，住荒地。
叁、21世纪初：中共对台湾情报工作的模式与策略
高雄高分院2011年11月7日宣判，涉嫌替中国人民解放军搜集台军事机密的商人刘正平，被判两年六个月徒刑。法院判决书指出，刘正平受到总参部第二部布建的保利集团密探所吸收，侦查台湾汉光演习、军力部署情报，事泄被捕判刑。
马英九政府主政以来，两岸交流大幅开放，共谍、内奸、细胞、网民更容易在台潜伏，中国的第五纵队已成为台湾安全的一大威胁。警大副教授吴彰裕疑遭大陆公安单位吸收，被控沦为中国搜集情报案，（注：〈涉为大陆情搜 吴彰裕遭起诉〉，原载《中央社》（2010年6月19日），yamnews
）揭露了在马政府高唱与对岸拥有92共识与外交休兵的今天，中国在台变本加厉的情报搜集工作，不仅使得我们的国家安全出现了千疮百孔的黑洞。底下为“七大国安黑洞，助中情报超限战”的原文：（注：吴行健，〈七大国安黑洞，助中情报超限战〉，《玉山周刊》，第120期（2011年10月5日），页50-53。）
归纳近年的泄密案可分为7大模式与手段如下：
第1种、广布驻台地下细胞。
由于本类型的共谍散布于工商社会团体，披上商人的保护色彩，再加上拥有中共外围统战组织运用商贸交流的掩护，比较难以查获涉案的人证与物证，但一旦捕获，都证明了这类型的共谍都是潜伏于社会死角，秘密网络很可怕。
第2种、策反我方军情治人员。
国军建军50年被破获的最大共谍案罗贤哲少将泄密案，案发时任职国防部联二情报次长室国际情报处处长。当年他奉派驻泰武官，受到大陆女间谍的色诱，加上每次10万到20万美元的金钱利诱，泄露“博胜案”给中共，该案为整合我三军联合作战指挥、管制、通讯、情报系统的电子作战方案，一度震惊美国军方担心危及美军作战联合指管系统的保密工作，因为台美之间的军方系统类似。
由于军情治单位具有相当封闭的秘密成份，再加上单线作业的职业特性，造成情报机构内部派系林立，为了争取升官与内部情报资源，不乏相互陷害与斗争的情节，结果，情治部门成了一个很现实冷酷、充满猜忌的机构，当然也成为中共方面分化与策反的温床。
第3种、色诱利诱与设局。
据破案的检调人员表示，中共国安单位常利用离职军情人员、立委助理、台商到大陆经商或旅游之际，先掌握物件的弱点，例如物件包养二奶、被查获逃漏税、与事业伙伴产生冲突、违法经营事业，再掌握其不利的小辫子或是不欲外界知道的短处，威胁若不与中共国安人员合作，则要予以公开云云，诱使对象突破心防，背叛国家，成为共谍细胞，返台运用其人脉，成立共谍网。
第4种、渗入政府与科研单位。
2009年最为轰动的共谍泄密案，为罕见的检调单位搜索总统府，马英九总统当时为了配合保密要求，在搜索行动之前甚至没有告知当时的府秘书长詹春柏。该案为总统府简任参事王仁炳，涉嫌将多件机密资料，交付曾经担任立委助理的友人陈品仁，再辗转交付大陆人员。该案涉嫌泄密资料，包括：正副总统文物移交清册、政权交接小组名单、总统府内组织配置图、总统府各局处电话分机表等。
据联合报报导，已婚的立委助理陈品仁在大陆旅游时，被中共情报机关安排美人计，再威胁要公开他包养二奶情节，让陈员答应当共谍，再吸收王仁炳作情搜。值得注意的是，与陈员接头的对象自称国台办北市京台办人员“谭刚”，经查，该单位否认有此人员，该员可能为化名，整套设局之阴狠绵密。
第5种、布间立委助理情搜。
外界只要在网络的搜寻引擎打上“立委助理泄密”6个字，至少可找到100笔以上的网络资料，指称立委助理利用职权，接触国防外交机密，或是贩卖图利、或是间接透过中间人转售、或是被威胁，近10年接二连三爆发泄密案。此等案件，朝野立委的助理都曾被扯入，再加上中国国台办系统近年常透过国会助理联谊会或台商协会邀请，招待立委助理组团赴大陆参访，此类泄密案件，让我国情治单位防不胜防，非常头痛。
不过，有时风声鹤唳，也会波及无辜。1999年3月，被电视新闻误传为泄密物件的立委陈振盛助理D先生，面对媒体记者穷追猛查，当晚在家睡觉不得安宁，彻夜起床上厕所十多次，自己不清楚发生了什么事的D先生，身心受到影响。
第6种、利用退职军警情治人员。
知情人士指出，在警大任教的吴彰裕，在政大政治所的博士毕业论文为中国历史二十五史方面的专题，出身云林北港子弟的他，不讳言对绿营政治人物的厌恶，私下在品评时政之际，常常铁齿的和友人直断“台独在台湾没有前途、台独会害死台湾”。也因此，抱持着强烈大中华思想的吴彰裕，被自由时报形容为蓝营人士的另类军师、另类国师以及马英九的另类御医。
吴彰裕其实就代表着亲中反独的一种思想，类似他相同思想与立场的退职军警特人员，近年络绎于途，争相组团访问大陆，尤其在陈水扁执政时期，他们无法适应民主社会政党轮替的常态，基于立场与思想的认同中国，有些人在访问大陆时主动与中共国安单位接触，为中国情治单位介绍和引荐同梯、同期的军校和任职单位人脉，成为泄密给中国的间谍网民。
举例：2003年破获的军情局退役中校曾昭文，涉嫌招募军情局专员陈穗琼，情我潜伏大陆的敌后工作人名单，泄密给中共。2010年陆军退伍中校张德仁透过台商刘正平也涉嫌牵线，泄漏国防演习机密资料包括“汉光二十二号演习”、“官田守备区八十六年度‘华山操演’实施计划”。2011年破获的吴彰裕泄密案，利用原任新竹县警局外事课的课长林柏宏与警员吴东霖，情搜大陆人士来台出入境的资料，泄密给大陆公安部方面。（注：（中央社记者刘世怡台北19日电）警察大学副教授吴彰裕、外事警员吴东霖被控搜集大陆人、民运人士崔卫平的来台情资，交付给对岸的北京台办张姓专员。台北地检署今天侦结，依违反国家安全法等罪嫌起诉两人。）
第7种、拷问或是反间情报员。
2006年，爆发军情局近年以来最惨痛的行动人员遭中共现场活逮事件，被视为在两岸情报战中，台湾最大的挫败事件。军情局第四处副处长上校朱恭训、徐昌国上校，在越南跨入边界之际，被广西国安厅人员扭打逮捕，由于朱在第四处主管东南亚业务，许为四处组长，两人落网，形同台湾在东南亚的情报网和驻站，全部曝光给中共当局，而且朱的太太为第二处组长主管情报业务，拥有极高等级的情报价值。据亚洲周刊报导，朱、徐二人被捕，令外界不得不怀疑整个事件可能是“军情局有内奸，或者是内斗使然”。
再者，我方派驻大陆布间人士在形迹曝露后，也偶然传出被中共策反，成为反反间，返台情搜。2000年，军情局上校罗奇正吸收台商罗彬作为网民，罗彬在大陆潜伏时被识破，结果被中共国安人员策反，返台游说罗奇正为“下线”，情搜给对岸。
最后，由于情报工作向来与欺骗和阴谋为伍，所以很多被中共吸收的人士，都具备了被中共情报单位威胁利诱的弱点与特症，但这不能被视为背叛国家的借口，因为叛国是一道不能逾越的红线，就算是自称为天师的吴彰裕，也不例外。
肆、概析：藏人自焚与宗教信仰受到破坏的症结
准此，吾人必须正视图博／西藏（Tibet）的人权受到中共当局的侵害，以及更应重视图博／西藏人民自焚抗议的新闻，不仅由于中国前国家主席江泽民、前国务院总理李鹏等前任高官，在2013年11月19日被西班牙国家法院依据“普遍管辖权”的原则，依法提起司法通缉；（注：〈灭绝西藏种族 西班牙通缉江泽民〉，《自由时报》，A1版，2013年11月21日。）更由于图博／西藏的宗教信仰自由不能也不应被全世界和台湾社会所忽视，身为渊源自中华文化的台湾社会部份住民的一份子，本文作者主张任何文化和文明如果违反普世人权、如果抵触住民自决原则、如果不能尊重其他民族的宗教信仰自由，那么这种文化和文明就丧失了持续发展和生存的客观条件。
既然在史学家的论述中，文明的衰落来源于文明的堕落以及压迫没有权力的人民阶层，为何此种以古为镜的视角不被中共当局所重视，导致图博／西藏人民屡传自焚与宗教信仰受到破坏？症结有两点：
（一）英国伦敦商学院（The London Business School）退休教授John Heath指出，1950年10月在中国入侵后，图博／西藏即被中华人民共和国占领至今，使得图博／西藏的古老准封建秩序受到破坏，达赖喇嘛的体制变的没有权力，贵族统治的政府被推翻了，几乎所有图博／西藏的的佛教僧寺被破坏了。（注：Heath, John（2005）. Tibet and China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Non-violence Versus State Power. London: SAQI., p.15.）
（二）图博／西藏精神领袖达赖喇嘛（His Holiness The Dalai Lama）在《图博／西藏和中国 在第21世纪：非暴力VS.国家力量》一书中，写序指出：
“无论我们怎么看待西藏情况，身为一个国家，我们正经历一个非常困难的时光。有些人流亡成为难民，没有保障。西藏人在西藏正生活在一个专制体系之下，对他们自己的命运没有自由来决定。问题似乎愈来愈糟。压倒性数目的中国人抵达西藏，造成西藏的生活整体受到改变。虽然西藏的新世代也许会对西藏觉得应该来爱国，事实上，他们在中华文化之下诞生和成长，这意味着他的西藏认同感，将会改变。我理解到这些日子以来，无论在西藏内部和环绕着西藏，西藏的生活方式──从食物到说话的方式──已变的中国化了。…我发现这些改变非常的令人担忧，因为从这些迷惑性的小变化中，我们可以发现年轻世代的整体态度正在改变中。如果事态持续像这样，这将是下一个三十年之间将发生的一种想象。这就是最坏看法的现实，更令人乐观的是，我想对大多数的中国人而言，将觉得很难在西藏定居，西藏的纬度很高，这件事让他们很难从中国运输他们为了要感到舒适而需要的一切。另一方面，西藏人和中国人民世纪以来即生活在一起。我总是认为我们的关系有着重要性，大部份的关系是友善和平的，我们没有其他选项，只能如同邻居般的一起生活。因此，我们在争取自由和正义之际，我总是追求非暴力的道路，以确保基于相互尊重的一种关系、友谊，以及让一种真诚的好邻里情谊能在我们两个民族之间得到持续。还有，我相信与其活在过去，不如望向未来。如果基于平等、互惠和相互尊重能够得到建立，600万西藏人并非不可能凭着自由意愿而从加入10亿中国人，并当中获利。但如果中国需要西藏与它站在一起，这就全靠中国来创造条件。然而，这已变的很明确，光靠西藏人自己的努力，将不足以达到我们的目标；我们需要国际协助。…，对于在中国统治之下，西藏人所受到的破坏广度、苦难和不公正，国际社会甚至中国人仍然很难完全理解。今天的中国人民，尤其是知识分子，紧密的注意发生在中国境外的事情，中国官方不再能够把人民封闭在外在的消息之外，因此在民主国家之中，有着广大的重要性，从中国、西藏之间的历史关系，到目前的违反人权等，来对所有层面的西藏议题进行公开和诚实的讨论。在本书之中，作者John Heath试图对于西藏和中国之间的关系，表达一种平衡的论述，对于不仅是西藏观点，也包括对于在中国所发生的事件和改变，提供一种合适的砝码。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健康的取向，我坚定的相信西藏问题能经由公开对话而最终得到解决。”（注：Heath, John（2005）. Ibit., pp.9-10.）
伍、结论：一个良知的呼吁、两点相似性、三项相异点
经过前述的章节分析，本文主题〈中共对台情报工作的比较－1950年代vs 21世纪初〉，达到以下的三点概略性的结论：
（一）一个良知的呼吁：R2P。
Melissa Labonte指出，“保护的责任（Responsibility to Protect, R2P）已重铸了对人权干预和对大规模暴行犯罪的辩论，它宣称了视个人为人权实体的卓越地位，以及认准了涉及国内司法管辖权的主权优先地位。它将权利和责任予以联结，而进入人权和人道主义的国际规范性论述之中。的确，经由保护的责任来重塑主权和非干预，已产生了全新的政治空间来防卫和保障公民以对抗恶劣的违反人权和人道规范，这即是一种集体的、国际的目标。”（注：Labonte, Melissa（2013）.Human Rights and Humanitarian Norms, Strategic Framing, and Intervention: Lessons for the responsibility to protect. New York: Routledge, p.173.）
（二）中共对台情报工作在跨年代上的两点相似性。
1.无论1950年代或第21世纪头一个十年，中共一党专政所主导的中国因素（The China Factor），带给两岸和平发展的负面影响，将大于正面影响。
2. 无论1950年代或第21世纪头一个十年，在中国因素里扮演至关重要角色的国家暴力，来遂行中共当局企图统一台湾的政治终极之目的。
（三）中共对台情报工作在跨年代上的三项相异点。
1. 在1950年代主政的蒋中正总统将抓共谍、逮捕台湾共产党员、破坏中共在台地下党组织，视为最核心的政治任务。相反的，今天执政的马英九政府，却沉浸在两岸和缓的宽松环境里，应多学习蒋中正总统全心全意对付共产党的保密防谍工作。
2.在1950年代，我国社会和人民普遍能认识到中共政权为明显的政治敌人，普遍能看清楚台湾共产党对于台湾社会和人民的威胁和破坏远远大于它能带来的利益和机会；因此，在军事戒严体制下，自愿或被迫的配合当局的保密防谍工作。相反的，今天执政的马英九政府，不应再沉浸于对于北京当局经济让利的不切实际幻想之中，应该挹注更多的政府预算和人力资源，加强国家安全局、国防部军事情报局、法务部调查局的在反间谍工作上的人员和编制，强化保密防谍工作，以防止中共对台情搜工作的得逞，甚至对于台湾民主政治的确保造成反效果。
3.在1950年代，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国民党之间的惨烈权力斗争，成为两岸分裂下的一种情报冷战基调，国、共之争意味着独裁者和共党独裁领导之间的政治纷争，而中国大陆人民和台湾人民的自由人权以及幸福安康，却被这种国、共之争置之于度外。相反的，今天台湾人民开始重视人权普世价值应推广于跨国度、跨民族、跨制度的国际社会，尤其对于受到精神领袖达赖喇嘛庇护和启蒙的图博／西藏人民，台湾社会更应发挥道德勇气以及人道、人权至上的精神，共同与图博／西藏人民携手合作，以免遭受中国共产党的一党专政的不合适的统治。 [博讯首发,转载请注明出处]
吴行健（注：国立台湾大学国家发展研究所博士生。）
摘要： 从1940年代未期起，时逢东西冷战时代，苏联阵营里的中国，不但对台湾进行台海战争等几次战争，中共中央领导人周恩来也同步派遣由中共华东局和上海局负责训练的台籍共干蔡孝干等人，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潜返回台湾发展中共在台地下党组织，成立中共台湾省工作委员会，专责对台湾各界的渗透、破坏和搜密。（注：〈匪台湾省工作工作委员会蔡孝干等叛乱案〉，《安全局机密文作--“历年办理匪案汇编”》（上）页11-18。）还有，经历过去的60多年，尽管两岸关系大幅和缓，尽管台湾当局无论民主进步党或中国国民党执政期间，也大致都对北京的中共政权推出愈来愈开放的政、经、社、文化等两岸交流的政策，但中共仍在第21世纪头十年之间，对身为民主开放自由多元的台湾社会和台澎金马地区，进行高密度、深广度和宽纵度的全方位情报搜集工作，对于台湾的国家安全利益和东亚地区的和平稳定发展，双双造成了破坏现状的负面影响。本文的主要问题意识在于：鉴古可知今，两岸分裂至今，中华人民共和国为了要统一中华民国／台湾，在1950年代，中共对台湾进行了什么情报工作？如何布置台湾共产党地下党组织和共谍系统？还有，在第21世纪头十年，中共对台湾的情报工作有哪些模式与策略？吾人在比较分析这些中共对台湾的情报工作之后，能够对于保障西藏人民的宗教信仰自由和自治、自主和独立地位上，产生了什么积极的诠释视野？为回答前述的问题，以下的章节内容，在第贰章部份，叙述1950年代，中共台湾共产党的组织与活动策略；在第参章部份，描述21世纪初至今，中共对台湾情报工作的模式与策略；第肆章部份，对于藏人自焚与宗教信仰受到破坏的症结，进行了学术上的概述；第伍章即结论部份，经过跨年代的比较分析，本文提出一个良知的呼吁、两点相似性、三项相异性。
壹、前言：两岸分裂之下的机会与威胁
更因为两岸缺乏共同的认同，以及各自追求作为独立主权国家利益的客观限制之下，中国为了满足自身统一台湾的目标，运用政治、经济、社会、军事、外交等手段，企图迫使我方让出更多的谈判空间，以达到统一台湾之目的，（注：陈明通，〈台湾的宪政改革与两岸关系〉，《宪政改造与两岸关系》学术研讨会，（台北：国立台湾大学国家发展研究所，2005年6月18日），页35、35、42、53、58。）但基于我国国军建构可恃战力，以展现自我防卫的决心，始能做为两岸和平交往的坚实后盾。（注：国防部，中华民国102年《四年期国防总检讨》（台北：国防部，2013），页15。）因此之故，从1940年代未期起，时逢东西冷战时代，苏联阵营里的中国，不但对台湾进行台海战争等几次战争，中共中央领导人周恩来也同步派遣由中共华东局和上海局负责训练的台籍共干蔡孝干等人，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潜返回台湾发展中共在台地下党组织，成立中共台湾省工作委员会，专责对台湾各界的渗透、破坏和搜密。（注：〈匪台湾省工作工作委员会蔡孝干等叛乱案〉，《安全局机密文作--“历年办理匪案汇编”》（上）页11-18。）还有，经历过去的60多年，尽管两岸关系大幅和缓，尽管台湾当局无论民主进步党或中国国民党执政期间，也大致都对北京的中共政权推出愈来愈开放的政、经、社、文化等两岸交流的政策，但中共仍在第21世纪头十年之间，对身为民主开放自由多元的台湾社会和台澎金马地区，进行高密度、深广度和宽纵度的全方位情报搜集工作，对于台湾的国家安全利益和东亚地区的和平稳定发展，双双造成了破坏现状的负面影响。
依据前述，本文的主要问题意识在于：
鉴古可知今，两岸分裂至今，中华人民共和国为了要统一中华民国／台湾，在1950年代，中共对台湾进行了什么情报工作？如何布置台湾共产党地下党组织和共谍系统？还有，在第21世纪头十年，中共对台湾的情报工作有哪些模式与策略？吾人在比较分析这些中共对台湾的情报工作之后，能够对于保障西藏人民的宗教信仰自由和自治、自主和独立地位上，产生了什么积极的诠释视野？
为回答前述的问题，以下的章节内容如下述。
贰、1950年代：中共台湾共产党的组织与活动策略
依据国防部军事情报局的前身──保密局的绝对机密解密档案，本文提供一份首度在国内曝光的机密资料〈台共组织发展沿革及其策略活动方式之研究〉，提出日期为1951年（民国40年）9月18日，编撰机关为〈台湾省情报委员会秘书处〉。（注：〈台共组织发展沿革及其策略活动方式之研究〉，《国防部军事情报局蔡孝干档案（4）》。）下文为原件内容：
（一）台共组织发展的特质
台共在台活动历史远自1927年（即日治时代昭和2年）迄今已达20余年，从其发展过程，吾人可以获得左列二项特质：
（1）台共与中共虽同属来自外国之舶来品
（2）台共在日治时代虽曾划归日共民族部节制。
（二）台共组织发展的沿革
台共组织的发展就历史说虽逾20余年，兹将其分成四个阶段略述如左：
（1）光复前台共省工委会筹设时期：中共中央鉴于台湾地区工作过去领导有欠健全，乃于34年由延安派蔡孝干来台担任台省工委会书记，是为台湾有正式匪党组织的嚆矢。蔡匪来台前，先去淮安与中共华东局洽调来台干部计有林英杰、洪幼樵、张志忠等三人，并在35年3月与华东局驻沪专员刘晓取得联系，建立华东局对台工作联络站，当时组织发展较慢，仅先后建立新竹、台北、台中、嘉义、台南、高雄等地区工委会及支部十余处，重要干部方面陆续增加简吉、谢雪红、陈福星、张明显、廖瑞发、林梁材等人。
（2）“二二八”叛乱时期。
（3）大陆匪共侥幸得逞，台共壮盛时期最盛时期。
（4）重整时期：台共由于大陆共匪之一时得逞，领导者认为有利形势即将来临，故在组织方面采取大胆发展的策略，重量而不质。
（三）台共的工作策略路线
台共的工作策略路线有如左的几项：
（1）因我保防工作的夙夜进行，其斗争方式须由非法到合法，即尽量运用我方合法团体、民意机构、地方自治及地方派系来幕后策动，希图混乱我方视线，避免或减少打击。
（2）强调群众路线，利用群众掩蔽影响群众活动，而又不急于组织群众，尤注重农村工作，推动党员干部与群众打成一片，取得立足基点，并企图以农村领导城市，伺机展开整个工作。
（3）纠正滥收党员，偏向停止组织发展，加强党内教育，训练必死决心。
（4）强调调查研究工作的重要性，除以准备将来“接收”为口号，以麻醉党员及群众外，并企图借以广搜情报，发现我方进攻之方法，以便应付。
（5）选派干员，渗透政府机关及公营事业作长期之潜伏，待机蠢动。
（6）利用民间政治或封建派系积极操纵控制以发展秘密组织。
（四）台共的日常活动方式
台共的工作方针和活动方式有如左的几项：
（1）利用三七五减租运动发动合法性之经济斗争，争取农民群众。
（2）利用参加劳动方式接近群众，争取群众教育。
（3）准予武装队等累赘份子办理“透过组织”之自首。
（4）加倍吃苦禁止坐火车，坐汽车，走公路，走大路，必须走小路，走山路，走夜路。
（5）反对太平观念，时时提高警觉，要往山寮，住田寮，住溪边，住荒地。
叁、21世纪初：中共对台湾情报工作的模式与策略
高雄高分院2011年11月7日宣判，涉嫌替中国人民解放军搜集台军事机密的商人刘正平，被判两年六个月徒刑。法院判决书指出，刘正平受到总参部第二部布建的保利集团密探所吸收，侦查台湾汉光演习、军力部署情报，事泄被捕判刑。
马英九政府主政以来，两岸交流大幅开放，共谍、内奸、细胞、网民更容易在台潜伏，中国的第五纵队已成为台湾安全的一大威胁。警大副教授吴彰裕疑遭大陆公安单位吸收，被控沦为中国搜集情报案，（注：〈涉为大陆情搜 吴彰裕遭起诉〉，原载《中央社》（2010年6月19日），yamnews
归纳近年的泄密案可分为7大模式与手段如下：
第1种、广布驻台地下细胞。
由于本类型的共谍散布于工商社会团体，披上商人的保护色彩，再加上拥有中共外围统战组织运用商贸交流的掩护，比较难以查获涉案的人证与物证，但一旦捕获，都证明了这类型的共谍都是潜伏于社会死角，秘密网络很可怕。
第2种、策反我方军情治人员。
国军建军50年被破获的最大共谍案罗贤哲少将泄密案，案发时任职国防部联二情报次长室国际情报处处长。当年他奉派驻泰武官，受到大陆女间谍的色诱，加上每次10万到20万美元的金钱利诱，泄露“博胜案”给中共，该案为整合我三军联合作战指挥、管制、通讯、情报系统的电子作战方案，一度震惊美国军方担心危及美军作战联合指管系统的保密工作，因为台美之间的军方系统类似。
由于军情治单位具有相当封闭的秘密成份，再加上单线作业的职业特性，造成情报机构内部派系林立，为了争取升官与内部情报资源，不乏相互陷害与斗争的情节，结果，情治部门成了一个很现实冷酷、充满猜忌的机构，当然也成为中共方面分化与策反的温床。
第3种、色诱利诱与设局。
据破案的检调人员表示，中共国安单位常利用离职军情人员、立委助理、台商到大陆经商或旅游之际，先掌握物件的弱点，例如物件包养二奶、被查获逃漏税、与事业伙伴产生冲突、违法经营事业，再掌握其不利的小辫子或是不欲外界知道的短处，威胁若不与中共国安人员合作，则要予以公开云云，诱使对象突破心防，背叛国家，成为共谍细胞，返台运用其人脉，成立共谍网。
第4种、渗入政府与科研单位。
2009年最为轰动的共谍泄密案，为罕见的检调单位搜索总统府，马英九总统当时为了配合保密要求，在搜索行动之前甚至没有告知当时的府秘书长詹春柏。该案为总统府简任参事王仁炳，涉嫌将多件机密资料，交付曾经担任立委助理的友人陈品仁，再辗转交付大陆人员。该案涉嫌泄密资料，包括：正副总统文物移交清册、政权交接小组名单、总统府内组织配置图、总统府各局处电话分机表等。
据联合报报导，已婚的立委助理陈品仁在大陆旅游时，被中共情报机关安排美人计，再威胁要公开他包养二奶情节，让陈员答应当共谍，再吸收王仁炳作情搜。值得注意的是，与陈员接头的对象自称国台办北市京台办人员“谭刚”，经查，该单位否认有此人员，该员可能为化名，整套设局之阴狠绵密。
第5种、布间立委助理情搜。
外界只要在网络的搜寻引擎打上“立委助理泄密”6个字，至少可找到100笔以上的网络资料，指称立委助理利用职权，接触国防外交机密，或是贩卖图利、或是间接透过中间人转售、或是被威胁，近10年接二连三爆发泄密案。此等案件，朝野立委的助理都曾被扯入，再加上中国国台办系统近年常透过国会助理联谊会或台商协会邀请，招待立委助理组团赴大陆参访，此类泄密案件，让我国情治单位防不胜防，非常头痛。
不过，有时风声鹤唳，也会波及无辜。1999年3月，被电视新闻误传为泄密物件的立委陈振盛助理D先生，面对媒体记者穷追猛查，当晚在家睡觉不得安宁，彻夜起床上厕所十多次，自己不清楚发生了什么事的D先生，身心受到影响。
第6种、利用退职军警情治人员。
知情人士指出，在警大任教的吴彰裕，在政大政治所的博士毕业论文为中国历史二十五史方面的专题，出身云林北港子弟的他，不讳言对绿营政治人物的厌恶，私下在品评时政之际，常常铁齿的和友人直断“台独在台湾没有前途、台独会害死台湾”。也因此，抱持着强烈大中华思想的吴彰裕，被自由时报形容为蓝营人士的另类军师、另类国师以及马英九的另类御医。
吴彰裕其实就代表着亲中反独的一种思想，类似他相同思想与立场的退职军警特人员，近年络绎于途，争相组团访问大陆，尤其在陈水扁执政时期，他们无法适应民主社会政党轮替的常态，基于立场与思想的认同中国，有些人在访问大陆时主动与中共国安单位接触，为中国情治单位介绍和引荐同梯、同期的军校和任职单位人脉，成为泄密给中国的间谍网民。
举例：2003年破获的军情局退役中校曾昭文，涉嫌招募军情局专员陈穗琼，情我潜伏大陆的敌后工作人名单，泄密给中共。2010年陆军退伍中校张德仁透过台商刘正平也涉嫌牵线，泄漏国防演习机密资料包括“汉光二十二号演习”、“官田守备区八十六年度‘华山操演’实施计划”。2011年破获的吴彰裕泄密案，利用原任新竹县警局外事课的课长林柏宏与警员吴东霖，情搜大陆人士来台出入境的资料，泄密给大陆公安部方面。（注：（中央社记者刘世怡台北19日电）警察大学副教授吴彰裕、外事警员吴东霖被控搜集大陆人、民运人士崔卫平的来台情资，交付给对岸的北京台办张姓专员。台北地检署今天侦结，依违反国家安全法等罪嫌起诉两人。）
第7种、拷问或是反间情报员。
2006年，爆发军情局近年以来最惨痛的行动人员遭中共现场活逮事件，被视为在两岸情报战中，台湾最大的挫败事件。军情局第四处副处长上校朱恭训、徐昌国上校，在越南跨入边界之际，被广西国安厅人员扭打逮捕，由于朱在第四处主管东南亚业务，许为四处组长，两人落网，形同台湾在东南亚的情报网和驻站，全部曝光给中共当局，而且朱的太太为第二处组长主管情报业务，拥有极高等级的情报价值。据亚洲周刊报导，朱、徐二人被捕，令外界不得不怀疑整个事件可能是“军情局有内奸，或者是内斗使然”。
再者，我方派驻大陆布间人士在形迹曝露后，也偶然传出被中共策反，成为反反间，返台情搜。2000年，军情局上校罗奇正吸收台商罗彬作为网民，罗彬在大陆潜伏时被识破，结果被中共国安人员策反，返台游说罗奇正为“下线”，情搜给对岸。
最后，由于情报工作向来与欺骗和阴谋为伍，所以很多被中共吸收的人士，都具备了被中共情报单位威胁利诱的弱点与特症，但这不能被视为背叛国家的借口，因为叛国是一道不能逾越的红线，就算是自称为天师的吴彰裕，也不例外。
肆、概析：藏人自焚与宗教信仰受到破坏的症结
准此，吾人必须正视图博／西藏（Tibet）的人权受到中共当局的侵害，以及更应重视图博／西藏人民自焚抗议的新闻，不仅由于中国前国家主席江泽民、前国务院总理李鹏等前任高官，在2013年11月19日被西班牙国家法院依据“普遍管辖权”的原则，依法提起司法通缉；（注：〈灭绝西藏种族 西班牙通缉江泽民〉，《自由时报》，A1版，2013年11月21日。）更由于图博／西藏的宗教信仰自由不能也不应被全世界和台湾社会所忽视，身为渊源自中华文化的台湾社会部份住民的一份子，本文作者主张任何文化和文明如果违反普世人权、如果抵触住民自决原则、如果不能尊重其他民族的宗教信仰自由，那么这种文化和文明就丧失了持续发展和生存的客观条件。
既然在史学家的论述中，文明的衰落来源于文明的堕落以及压迫没有权力的人民阶层，为何此种以古为镜的视角不被中共当局所重视，导致图博／西藏人民屡传自焚与宗教信仰受到破坏？症结有两点：
（一）英国伦敦商学院（The London Business School）退休教授John Heath指出，1950年10月在中国入侵后，图博／西藏即被中华人民共和国占领至今，使得图博／西藏的古老准封建秩序受到破坏，达赖喇嘛的体制变的没有权力，贵族统治的政府被推翻了，几乎所有图博／西藏的的佛教僧寺被破坏了。（注：Heath, John（2005）. Tibet and China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Non-violence Versus State Power. London: SAQI., p.15.）
（二）图博／西藏精神领袖达赖喇嘛（His Holiness The Dalai Lama）在《图博／西藏和中国 在第21世纪：非暴力VS.国家力量》一书中，写序指出：
“无论我们怎么看待西藏情况，身为一个国家，我们正经历一个非常困难的时光。有些人流亡成为难民，没有保障。西藏人在西藏正生活在一个专制体系之下，对他们自己的命运没有自由来决定。问题似乎愈来愈糟。压倒性数目的中国人抵达西藏，造成西藏的生活整体受到改变。虽然西藏的新世代也许会对西藏觉得应该来爱国，事实上，他们在中华文化之下诞生和成长，这意味着他的西藏认同感，将会改变。我理解到这些日子以来，无论在西藏内部和环绕着西藏，西藏的生活方式──从食物到说话的方式──已变的中国化了。…我发现这些改变非常的令人担忧，因为从这些迷惑性的小变化中，我们可以发现年轻世代的整体态度正在改变中。如果事态持续像这样，这将是下一个三十年之间将发生的一种想象。这就是最坏看法的现实，更令人乐观的是，我想对大多数的中国人而言，将觉得很难在西藏定居，西藏的纬度很高，这件事让他们很难从中国运输他们为了要感到舒适而需要的一切。另一方面，西藏人和中国人民世纪以来即生活在一起。我总是认为我们的关系有着重要性，大部份的关系是友善和平的，我们没有其他选项，只能如同邻居般的一起生活。因此，我们在争取自由和正义之际，我总是追求非暴力的道路，以确保基于相互尊重的一种关系、友谊，以及让一种真诚的好邻里情谊能在我们两个民族之间得到持续。还有，我相信与其活在过去，不如望向未来。如果基于平等、互惠和相互尊重能够得到建立，600万西藏人并非不可能凭着自由意愿而从加入10亿中国人，并当中获利。但如果中国需要西藏与它站在一起，这就全靠中国来创造条件。然而，这已变的很明确，光靠西藏人自己的努力，将不足以达到我们的目标；我们需要国际协助。…，对于在中国统治之下，西藏人所受到的破坏广度、苦难和不公正，国际社会甚至中国人仍然很难完全理解。今天的中国人民，尤其是知识分子，紧密的注意发生在中国境外的事情，中国官方不再能够把人民封闭在外在的消息之外，因此在民主国家之中，有着广大的重要性，从中国、西藏之间的历史关系，到目前的违反人权等，来对所有层面的西藏议题进行公开和诚实的讨论。在本书之中，作者John Heath试图对于西藏和中国之间的关系，表达一种平衡的论述，对于不仅是西藏观点，也包括对于在中国所发生的事件和改变，提供一种合适的砝码。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健康的取向，我坚定的相信西藏问题能经由公开对话而最终得到解决。”（注：Heath, John（2005）. Ibit., pp.9-10.）
伍、结论：一个良知的呼吁、两点相似性、三项相异点
经过前述的章节分析，本文主题〈中共对台情报工作的比较－1950年代vs 21世纪初〉，达到以下的三点概略性的结论：
（一）一个良知的呼吁：R2P。
Melissa Labonte指出，“保护的责任（Responsibility to Protect, R2P）已重铸了对人权干预和对大规模暴行犯罪的辩论，它宣称了视个人为人权实体的卓越地位，以及认准了涉及国内司法管辖权的主权优先地位。它将权利和责任予以联结，而进入人权和人道主义的国际规范性论述之中。的确，经由保护的责任来重塑主权和非干预，已产生了全新的政治空间来防卫和保障公民以对抗恶劣的违反人权和人道规范，这即是一种集体的、国际的目标。”（注：Labonte, Melissa（2013）.Human Rights and Humanitarian Norms, Strategic Framing, and Intervention: Lessons for the responsibility to protect. New York: Routledge, p.173.）
（二）中共对台情报工作在跨年代上的两点相似性。
1.无论1950年代或第21世纪头一个十年，中共一党专政所主导的中国因素（The China Factor），带给两岸和平发展的负面影响，将大于正面影响。
2. 无论1950年代或第21世纪头一个十年，在中国因素里扮演至关重要角色的国家暴力，来遂行中共当局企图统一台湾的政治终极之目的。
（三）中共对台情报工作在跨年代上的三项相异点。
1. 在1950年代主政的蒋中正总统将抓共谍、逮捕台湾共产党员、破坏中共在台地下党组织，视为最核心的政治任务。相反的，今天执政的马英九政府，却沉浸在两岸和缓的宽松环境里，应多学习蒋中正总统全心全意对付共产党的保密防谍工作。
2.在1950年代，我国社会和人民普遍能认识到中共政权为明显的政治敌人，普遍能看清楚台湾共产党对于台湾社会和人民的威胁和破坏远远大于它能带来的利益和机会；因此，在军事戒严体制下，自愿或被迫的配合当局的保密防谍工作。相反的，今天执政的马英九政府，不应再沉浸于对于北京当局经济让利的不切实际幻想之中，应该挹注更多的政府预算和人力资源，加强国家安全局、国防部军事情报局、法务部调查局的在反间谍工作上的人员和编制，强化保密防谍工作，以防止中共对台情搜工作的得逞，甚至对于台湾民主政治的确保造成反效果。
3.在1950年代，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国民党之间的惨烈权力斗争，成为两岸分裂下的一种情报冷战基调，国、共之争意味着独裁者和共党独裁领导之间的政治纷争，而中国大陆人民和台湾人民的自由人权以及幸福安康，却被这种国、共之争置之于度外。相反的，今天台湾人民开始重视人权普世价值应推广于跨国度、跨民族、跨制度的国际社会，尤其对于受到精神领袖达赖喇嘛庇护和启蒙的图博／西藏人民，台湾社会更应发挥道德勇气以及人道、人权至上的精神，共同与图博／西藏人民携手合作，以免遭受中国共产党的一党专政的不合适的统治。 [博讯首发,转载请注明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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