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国汀：政治体制改革的实质与根本要件（2）

郭苏建/郭国汀

党控制一切，党国混为一体，实质即党主。中共在政治体制上是国家化和制度化，象国家权力机构一样行事。立法，司法，行政皆成为中共一党独家高度垄断撑控的工具，中共置已于国家，宪法和法律体系之上，主导和控制所有法律法规的制定与实施。”以党为主导的多元治理结构，以党领政的治理结构。党委是权力核心，是最高决策权之所在“，俞氏不打招地承认。”人治的作用会继续重于法治，党政文件，政策，指示，领导讲话，报告，批示，政治潜规则在实际治理中仍起巨大作用。“当今之世，即便是被国际社会公认为所谓“专制国家”委内瑞拉，其宪法规定，总统有权在紧急状态下制定法规，有效期为月16个月。质言之：法律与法规有质的不同，前者由立法机构（上下两院代表）依法定程序制定，后者属经特别授权在限定期内的临时措施。而号称中国业已实现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民主的俞先生居然主张中共可以”党政文件，政策，指示，领导讲话，报告，批示，政治潜规则在实际治理中仍起巨大作用“！？

党控制一切，党国混为一体，实质即党主。中共在政治体制上是国家化和制度化，象国家权力机构一样行事。立法，司法，行政皆成为中共一党独家高度垄断撑控的工具，中共置已于国家，宪法和法律体系之上，主导和控制所有法律法规的制定与实施。”以党为主导的多元治理结构，以党领政的治理结构。党委是权力核心，是最高决策权之所在“，俞氏不打招地承认。”人治的作用会继续重于法治，党政文件，政策，指示，领导讲话，报告，批示，政治潜规则在实际治理中仍起巨大作用。“当今之世，即便是被国际社会公认为所谓“专制国家”委内瑞拉，其宪法规定，总统有权在紧急状态下制定法规，有效期为月16个月。质言之：法律与法规有质的不同，前者由立法机构（上下两院代表）依法定程序制定，后者属经特别授权在限定期内的临时措施。而号称中国业已实现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民主的俞先生居然主张中共可以”党政文件，政策，指示，领导讲话，报告，批示，政治潜规则在实际治理中仍起巨大作用“！？

中共列宁主义党国体制的实质迄今未有丝毫改变。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在意识形态，政治，法律，经济，文化等领域，某种支节性非本质的变革业已发生或正在进行。哲学绝对主义，官方意识形态和党国体制是最本质最核心的特征，它们是中共政治制度最原始的本质。尽管行为方式，或在实际操作层面某些特点可能业已改变，比如政策实施过程中某些特点，如在不同情况下不同的历史阶段采取不同的方式方法，机制，用俞氏的话说即在”治理层面“，中共进行了一些改革优化组合举措；但其仅仅是在实施水平上的改良，仅起安全带的作用，对于极权专制政体的实质，并没有实质性或决定性的影响，仅反映出一种程度上的差别，而非性质上的变革。质言之，实际操作特点的改变，并非体制性变革，因为其仅影响体制的成分，而不影响党国体制的实质。（31）

不少对中国历史一知半解的学者及共产暴政下的无知民众认为：传统的中国政治制度业已发展成一种超稳定结构，尽管朝代反复变更，其专制暴政国家的一系列固有特点，在大多数时期有别于西方基于封建主义的君主制。（43）作者使用强烈的 despotic一词形容中国传统政治体度，吾以为有误用术语之嫌。因为该词有专制暴政之意，指使用不正当的非法暴力统治。中国历朝历代皇帝并非都是专制暴政，传统政治体制并非一团黑。用dictatorship一词描述中国传统政治恐怕更为准确。因为独裁虽然与暴政有关，但暴政与独裁并非同意词，独裁有良性与恶性之分，正如专制有开明与恶劣之别一样，独裁者不一定都是暴君，尽管暴君必定是独裁者，秦始皇与隋朝的几个皇帝是暴君，故皆短命；但中国大多数朝代的诸皇帝应属君主帝王专制；不一定皆属暴政；特别是自隋朝始推行科举制以来，政府官职向全社会平等开放，平民皆有机会通过科举考试（分文武两类科举考试）挤身官僚阶层亦即通过读书改变命运而出将入相；事实上自隋唐以来中国的政治文化与制度在当时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是全世界最先进与最公正的制度。自由宪政民主政体，是美国独立战争以后经过近百年不断进化改良才渐渐建立与完善。独裁一词最早用于形容罗马元老院任命某个执政官在国家紧急状态下特定时期对某个地区实行绝对统治，期限以半年为限，一旦任务完成，独裁权限即终止。尽管后世有些独裁执政官届时不情愿归还特殊授权如苏拉和凯撒大帝。

正如日本University of Hyogo 政治学教授 Katutugu Yoshida 在其《台湾民主的漫长道路》指出：中国哲学家早在300年便有不少人类平等人格尊严及宪政的理论与观念，绝非中国二千年封建专制绝对皇权。他指出：明末清初中国著名哲学家黄宗义在其《明义台芳录》中提出：“皇帝的合法性统治不得超越权限，并非无限权力。道德上受制于天。天是主，君是客。由于在天之下的君权，不是无限的，臣民并非奴隶，故不合法的法律，无论其多么高效，均不能达其目的。正义之法在于保护人民的利益。古代帝王比法更重要，唯有当我们受法律管治时，我们才受人的管治”。19

黄宗义是讨论宰相和议会在君主宪政下的作用的先驱者。他基于孟子学说，首先提出天子仅是高于臣民，并不特别突出。在秩序优良之国，宰相有责任制约皇帝的权力。中国古时当帝王将相临朝时，皇帝必须起身以示对君臣的尊重，而当皇帝骑马时若遇宰相皇帝必须下马。天子不敢自定正与误。每月一次，皇帝必须在大臣和内阁及学士前作一次演讲，并告知天子他的政府的任何缺陷此种作用与当代议会的”质疑时间“类似。

在中国哲学中，批评皇权的绝对权力并非独特现象。如范祖禹和朱禧均对皇帝提出过与黄宗义相似的批评。一位来自民间的哲学家王垦同样表述了人类平等的观念。他的思想受到新儒家哲学的激励，在明朝时期有广泛影响，他认为圣贤之作为是普通人民实践的总结，实质上圣贤与大众本质上相同。王的平等哲学主张所有的人类均享有基本的人格，因他们的性质授于天。因此，中国政治文化至少早在300年前，便已有决不亚于任何西方政治哲学家们的重要法治观念及皇权有限论。

一位政治学教授认为：“中国两大河流长江与黄河不时定期泛滥成灾导致中国旱涝灾不断，因而成为水利型国家（即国家动用大量人力物利财力兴建大型水利工程），进而构成中国政治结构专制暴政的特点”。吾以为此论似难成立。人类历史上所有的社会皆经历过等级社会，古代埃及法老虽有尼罗河文明，其变易程度仅及黄河三分之一，古代印度有印度河，其同样有等级森严之种姓制度，人分为四等，相互之间不得通婚越雷沲一步；古代中国按孔子的说法人分为“生而知之，学而知之，学而不知”三大类，故孟子有“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之论；社会自然有等级不同；即便古代希腊罗马事实上同样是等级社会，伯拉图将城市国家内的居民分为国王、武士、工匠、市民、和奴隶；他主张前两者实行共产共妻的共产主义，由哲学家当国王，以便实现人类社会人人实现正义的最完美的理想国。古代希腊民主制的诞生起源于失势贵族为赢得政权而与平民合作妥协，而且更重要的是雅典社会是国际商业高度发达的大都市，商业文明成份特别是海上交通运输业远远大于农业文明，而商业社会讲究平等交易，交易主体之间地位平等，农业社会则天然与等级相吻合；同时奴隶的大量存在使得自由公民们有足够的时间与精力关注公共政治生活与社会基本权利。因此，那种认为中国传统地理环境或文化造成中国人普遍乐于接受专制暴政的统治与蹂躏肯定不是事实。吾以为自由宪政民主政体实质上是商业文明的产物，而封建等级制度或君王帝制主要与农业文明相应。

有不少中国问题研究学者认为中国集体主义文化主要和基本上应归因于儒家传统。其理由有：儒家是一种集体主义为基础的价值体系，包含三纲五党的君为臣纲，父为子纳，夫为妻纲及君臣，父子，友邻，夫妻，兄弟五伦伦理规范。强调集体而轻视个人，个人服从集体，促进社会和谐；其次，儒家加调人的修养，道德，品德，在集体与个人层面，儒家是一种集体主义和全面的哲学，旨在控制和规范公共社会和私生活，甚至重塑人民的思想和性格。此种传统的加调道德教育被共产党传承之。第三，儒家性质是专制集权的，强调服从既定的社会秩序和中央权力，挑战天授皇权被视为大逆不道应受惩罚。第四，儒家提倡一种精英模式的政府。统治责任与特权应当由知识分子和社会精英行使。因此，儒家文化上的全面性质与思想品德改造观念，有助于理解中国传统统治者和共产党的统治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