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0年，华北发生义和拳之乱，八国联军6月进攻北京，东南互保形成。谭嗣同的生前挚友、湖广总督张之洞的门生、唐才常在1900年初，于东亚同文会的支持下秘密组织了“正气会”，对外则托名“东文译社”，又在1900年3月改名为自立会，因他的激进派立场遂能同时号召维新派、清军士兵、革命党、以及兴汉会里的各会党人员。这支力量中军人方面由秦力山、吴禄贞等人领导，会党方面则由身为哥老会龙头的毕永年来联系，康有为与梁启超负责向海外华侨募集饷糈，用以接济义师。1900年7月26日，在上海愚园招开了中国议会，投票选出容闳为议长，严复为副议长，唐才常、汪康年、郑观应等十人为干事，决定以自立会为基础成立自立军，订在汉口、汉阳、安徽、江西、湖南等地同时起事，北上营救光绪皇帝，建立汉人执政的君主立宪国家。唐才常事前获得孙文兴中会的支援，收揽了孙文的部份人手如毕永年、林圭、秦力山、吴禄贞、与“哥老会”等，最后却没有得到康有为原先许诺的金钱资助。由于张之洞向清廷输诚，英国又放弃了支持起义从而促成张之洞独立的阴谋，致使事败，唐才常等12位起义领导人在汉口被捕，在武昌紫阳湖畔被斩首。自立军起义还未全面展开，便被张之洞彻底消灭，更使得兴中会来不及在广东发难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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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隐藏]起义背景[编辑]
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爆发，开打不久即决胜负。中国与日本同在几十年当中努力于西化，且同样是想“师夷长技以制夷”，但小小的日本却能轻易地大败华夏帝国，中国知识份子皆认定日本之能够战胜中国，是能在政治上先全盘西化，而清廷始终被跟不上时代的封建官僚制度掣肘。康有为在北京组织举人，因公车上书事件一炮而红后，与梁启超在京都组织强学会。[1] 1897年，德国强占中国胶州湾，在接下来的一个月里，俄军进驻了旅顺，英国占领了山东威海，再要求进一步地拓展九龙新界，法国也趁机占领了广州湾，日本更是大打厦门一带的主意，清廷面临了被西方各国瓜分的危机。当时光绪皇帝欣赏康有为的维新主张，让他在1898年4月于北京成立了保国会。
甲午战争后容闳认识了口操同样方言的康有为与梁启超，因他曾长期居住于美国，对西方民主政治与国际情势见识极深，维新党人因此对容闳十分倚重。“保国会”成立的那一天，容闳亲自到场，当时他已经快满七十岁了，比康有为还年长三十岁，比梁启超则整整大了四十五岁，而他也老骥伏枥，竭尽心力，连下榻之处都成了党人聚集商议之地，俨然是维新派幕后的总参谋长。[2] 1898年6月11日，光绪帝颁布《定国是诏》，戊戌维新于焉开锣。[3]
维新运动与早前的自强运动之不同，在于它着重于教育改革与政治改革，最终目标是要推行“君主立宪制度”。光绪帝一开始就重用谭嗣同、杨锐、林旭与刘光第这“四小臣”，执行“重用小臣、架空大臣”、“小变不如大变”、“缓变不如急变”等激进的维新主张，范围于教育与政治之外，更涵盖了经济建设、西洋军事训练等，一时风起云涌，似乎前途一片大好。但年轻的光绪帝天真无邪，康、梁、容、谭、杨、林、刘等理想家又不切实际，虽然维新改革的方向正确，但火急硬推，妄想在百天之内就要让全中国改头换面，没考虑“废八股改策论”、“改庙宇办学堂”等政策，会刹那间截断数百万焚膏继晷学子的出路、更扼杀了数千万佛教僧侣与全真道士的生路。有天康有为受光绪召见，走到朝房时与荣禄不期而遇，于是谈起变法，荣禄问“固知法当变也，但一二百年之成法，一旦能遽变乎？”康有为竟回答：“杀几个一品大员，法即变矣！”登时令荣禄变脸。变法大戏紧锣密鼓之际，慈禧稍早却已退居颐和园。表面上她任著光绪去变法，但暗地里内心并不是那么的安祥笃定。一群顽固大臣早已向她哭诉维新对他们造成的极大损害与不便，更有人危言耸听，说在甲午战争中大败中国的伊藤博文，马上就会出任新政府里的重要客卿。
到了9月15日，光绪多次探刺慈禧，察觉慈禧对他的作为大不满意后，马上召见杨锐并给了一道密谕，说“朕位已不能保”，要各维新小臣“共谋良策”。于是康有为找来维新党人，跪读诏书一起痛哭后，决定由谭嗣同来诱胁袁世凯，让他起兵先杀了荣禄，再包围颐和园，然后由毕永年率领武士入内捕杀慈禧太后，立大功以救光绪。[4] 袁世凯几乎被谭嗣同说服，差点就要与维新派一同捕杀慈禧，但到了最后关头却将围攻颐和园的计谋一股脑儿向荣禄与慈禧吐露。在9月19日傍晚，慈禧突然一声不响地从颐和园搬回大内，并囚光绪于瀛台，自己重掌大权。这就是所谓的戊戌政变，维新运动开锣一百天便被强制下档。[5]
当时官府在京城里到处捕抓维新党人，容闳、康有为、梁启超、与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等人皆不知所措。他们一同商讨如何请美国公使、英国公使、及日本公使等来营救党人，保护皇帝。[6] 康有为离京后，搭乘英国商船到上海，后改乘英国军舰到香港，再由孙文的日本友人宫崎滔天等陪伴东渡日本[7]；而当时正在北京访问的伊藤博文也帮助梁启超脱逃，让他乘火车到天津，再搭日本军舰到日本。容闳则先藏匿于上海租界数月，再于1899年辗转逃往香港。
维新党与革命党尝试合作[编辑]
一开始维新党人在清朝体制内寻求政治革新的方法，戊戌政变后他们却成了被官府缉捕的罪犯，只能拿起枪杆子来暴力革新了。其实在“戊戌政变”之前，维新派与革命派就多有联系。[8] 戊戌政变使得这批人又同成天涯沦落人，有鉴于此，宫崎滔天、犬养毅（日本当时之极右派政客）、以及其他热心支那问题的日本浪人，皆努力撮合同在日本的“兴中会”（孙文）与“维新派”（康有为），希望两党能携手一同造反。[9] [10]
过了一年多，兴中会与维新派合作的机会来了。1900年夏，义和团十万之众进入北京，大肆屠杀洋人与信洋教的中国信徒，引发庚子事变，最后导致八国联军进据北京，逼得慈禧与光绪逃离京都，避难于西安。[11] 虽然东南各省依东南互保来避免被战事波及，但全中国在一段日子里还是处于无中央政府的危险状态，两派人士都觉得这是天赐良机，此时发难最有成功机率。早在义和团拳匪还局限于山东与直隶时，容闳便已积极往返新加坡，会见康有为，为新加坡富商邱菽园以及前台湾民主国的义勇军统领丘逢甲等拉线，商讨“维新派”在长江流域和广东地区武装起事的细节。容闳更与“兴中会”里偏向杨衢云的一派人有直接联系。比容闳小三十七岁的族弟容星桥是1874年第三批留美幼童，曾考入耶鲁大学，在1891年与孙文义父关元昌之女关月英结婚，在婚礼中结识孙文，从此成为挚友。孙、容与关景良（关月英的哥哥）三人曾以兄弟相称，容星桥更在1895年加入香港“兴中会”，以孙文在汉口代表的身份在当地联络革命友人。[12]
孙文与梁启超对中国之改革很早就有共识，认为要成功必定要双方同志携手并进。梁启超还写信劝他的老师康有为早早退休，以便由梁来主导两派的合作。当时人在加拿大的康有为收信后大发雷霆，派人至日本强押梁启超离开是非之地的东京，让他到夏威夷开拓 保皇会（中国维新会）。虽说如此，梁启超在夏威夷还是致力联合，他甚至说要“举皇上为民主总统”，始能结合两派原本水火不相容的目标，藉以联合革命与维新力量。时机紧迫之际，各党皆派遣菁英遍至中国各地招兵买马，但各自计划的武装起义仍都暗地里互通信息，皆以联手一举而消灭奄奄一息的清廷为共同目标。另一方面，朝廷的汉人大臣则如坐针毡，但同时又蠢蠢欲动：虽说清廷面临了空前的危机，如果他们个人能在朝廷、八国联军、与各种维新革命组织这些选择中下对注，那么前途会更光明也未可知。1900年的前半年间，全国从个人至大小团体，上至清廷大员、下至会党会众，都在私下与其他团体连络互动，却又同时互探底细。[13]
袁世凯就是个典型的例子。他从1882年平定朝鲜“壬午兵变”开始便步步高升，到了1900年初补授山东巡抚后，袁世凯已成清廷汉臣的后起之秀，俨然与东南三督的刘坤一、张之洞及李鸿章比肩齐名。袁世凯在“戊戌政变”时将围攻颐和园的计谋向荣禄与慈禧吐露，赢得了内廷的信任。1900年义和团拳匪全盛时期，袁世凯虽身处济南府，但有军机处的荣禄日遣驿马“八百里加急”从断了电讯的北京来回传递信息，可说是坐知千里，而他因先前出卖过维新派，已不能再走背叛清廷的这条回头路，于是袁世凯在列强中全力周旋，将济南府在一夕之间转变成列强与困于北京各公使的通讯枢纽，因此他获得了西方各国的信任与赞美，这也与辛亥后各国普遍支持袁世凯当总统的情况大有关系。[14]
但其他汉人大臣刘坤一、张之洞、李鸿章等已无顾忌。在慈禧还未向十一国宣战时，两江总督刘坤一，湖广总督（两湖总督）张之洞，两广总督李鸿章都只袖手旁观，坐看情势发展。当年如果拳匪扩大到不可收拾的地步，可能导致各国攻陷北京强制瓜分中国，说不定三人会由李鸿章出面宣布独立，以汉人大总统名义维持局面抵拒外强。但如果清廷还能苟延残喘，那他们就选择还是继续升官发财。当时维新党人除了领头的康有为与梁启超外，绝大部份都是从湖南与上海来的知识份子，因湖南维新党人与张之洞有极深的渊源，便分别游说两湖总督张之洞与两江总督刘坤一，想赢得他们支持维新派的武装起事。[15] 兴中会方面则是由孙文的老师何啓拟定了一份两广独立计划，再由港督卜力负责接洽两广总督李鸿章，欲举李鸿章为独立后的大总统。
筹备东南大起义[编辑]
这个伟大的联合武装起义在当时虽无正式名称，但不管维新党或是革命党，都通称此计划为长江中下游与广东的中国东南大起义，范围包括湖北、湖南、安徽与广东，武装力量则由几万人的会党群众与清军士兵组成。“会党”的力量来自遍布于长江流域的哥老会与两广的三合会，此两会皆是洪门（天地会）的支派，在毕永年与宫崎滔天的努力下，两会于1899年冬与兴中会结合，成立了兴汉会，并一致推选孙文为总会长，以便伺机在湖北、湖南与广东同时大举。[16] 军人同志中有一部份从张之洞训练的新军而来，湖北新军身处于两湖维新之地，因此士兵中多有传播维新信念者，加上张之洞遣派优良学子赴日留学，他们在日本与革命党人接触过后，皆兴奋地将革命信念带回两湖新军。除此之外，长江水师与绿营中人受“哥老会”薰陶后，也都积极投入起义计划。
这个群聚里人际关系复杂，但大多数都在维新与革命阵营中左右逢源，如唐才常、容闳、毕永年、林圭等。[17] 许多主要成员甚至身兼维新党与革命党的双重领袖身分，比如起义时任前军统领的秦力山与吴禄贞就是。[18] [19] 1899年终唐才常和林圭离开日本，返国准备起义事宜时，孙文、梁启超、与宫崎滔天就都同来送行祝福[20]，孙文还特别关照林圭返湘汉之后，务须与在汉口的容星桥接洽。稍后在1900年4月，容闳代表维新派，同香港的兴中会会员陈少白、杨衢云、谢缵泰等联系，继续商讨两党联合起义的细节。
另一个凝聚维新党与革命党的外来力量，则出自于日本的“东亚同文会”。此会由“玄洋社”的子会“东亚会”（包括著名日本浪人头山满、平冈浩太郎等）、“乐善堂”的子会“日清贸易研究所”与“同文会”（日本驻华间谍荒尾精、宗方小太郎等）、及日本政要（如犬养毅等），在1898年10月戊戌政变后结合而成，成为中国改革阵营赢取外部支持的一股关键力量。因此不论是维新党或革命党皆积极寻求“东亚同文会”在人力、财力、与战略上的支持；而“东亚同文会”也乐得相助，希望借机扩大他们对中国未来的影响力量。[21] [22]
宫崎滔天星洲入狱[编辑]
就在大起义蓄势待发的时刻，半路忽然杀出了个程咬金刘学询。刘比孙文大六岁，是孙的同乡，进士出身，却靠操纵赌博致富。他1893年就与在广州行医的孙文结识，在1895年兴中会广州起义中曾担任“农学会”发起人之一。后来刘学询成为李鸿章的幕僚，靠着他与孙文的旧关系，成了1899年后半至1900年初孙文与李鸿章间的沟通桥梁，以“两广独立”为前提来拉拢两方人物。但直到1900年6月中旬，慈禧处理义和团的对策到底是剿是抚，还未能作出明确的决定，逼得李鸿章只能首鼠两端，其“两广独立”策略暂时也只得以模棱两可的态度来处理。
情况一直要到6月15日才算明朗化。那天军机处忽然传下旨意，要原先因荣禄之排挤下放两广的李鸿章迅速回京擘画剿匪，而身膺大任的李鸿章因此投鼠忌器，只得暂缓“两广独立”。哪知道这个刘学询原来自1898年戊戌政变后就身怀密任，是慈禧批准与遣派的暗杀队主持人，专门追杀康有为及维新党人。此时的刘学询仍想借刀杀人，就继续设法以“两广独立”套孙文上钩，但这次却要求兴中会要拿康有为的项上人头作“投名状”，为此刘学询还特地拿出三万元给孙文的代表宫崎滔天，作为暗杀康的头款。而孙文这方面也乐得将计就计，将到手的钱用于起义事宜，两人并计划分别搭船至新加坡，欲将此事件告知康有为。
没想到刘学询老谋深算，同时亦在康有为阵营反押一注。他早已算定即便不能让孙文等执行暗杀任务，也要让维新与革命的合作受到严重破坏，因此抢在宫崎滔天还未抵达星洲前就匿名向新加坡放出消息，说“有日本刺客受雇要来谋害康有为”。宫崎滔天抵星洲欲见康有为，立时成了康有为门人的两难，他们发现原来刺客便是两年前解救康有为脱离戊戌政变的恩人。康有为与门人在反复推拒后终于还是向新加坡政府报了警，于是宫崎滔天一行人7月6日便被捕下狱，迨孙文抵达已无补于整个局面之挽回。而原本便看不起孙文的康有为，为此更与孙文反目成仇，使居中调解的梁启超有心无力，他的恩师康有为从此不再与革命党人来往。[23]
中国议会[编辑]
“刺客事件”发生时，慈禧又转而支持义和团，在1900年６月21日下诏向英、美、法、德、义、日、俄、西、比、荷、奥十一国同时宣战，但东南各总督公然抗命。他们对列强解释，说宣战是朝廷在义和团胁持下所发的“乱命”，仍坚持与外国各使节及商人保持友好，以免东南各省遭受战火牵累，这便是近代中国史上所称的东南互保运动。
同时在清廷管理不到的上海租界，一群人则正殚精竭虑地为了近在眼前的联合起义而准备，其主要筹划人是湖南的唐才常。[24] 唐与戊戌政变时被杀的谭嗣同是同乡好友，因此恨死了慈禧，立誓要救出贤能的光绪帝以续成其未完成的君主立宪计划。与唐同乡的毕永年也曾在1897年加入谭嗣同与唐才常在长沙创办的南学会，三人是维新运动里公开鼓吹西方民权自由的激进派，立场介于传统维新党人与孙文的革命派之间。唐才常早在1900年初，于东亚同文会的支持下秘密组织了“正气会”，对外则托名“东文译社”[25] [26]，又在1900年3月改名为自立会，因他的激进派立场遂能同时号召清军士兵及“兴汉会”里的各会党人员，使两湖的准备工作到了七月中旬逐步就绪。[27] 这支力量中军人方面由秦力山、吴禄贞等人领导，会党方面则由身为哥老会龙头的毕永年来联系。容闳从香港偷渡至上海，代表维新党人，而容星桥也从汉口赶至上海，成为革命党人的代表之一。[28]
1900年7月26日，这批人在上海愚园招开了一场热烈的会议[29]，有称为中国议会者，也有人称为中国国会。会中投票选出容闳为议长，严复为副议长，唐才常、汪康年、郑观应等十人为干事。容闳以英文草成对外国宣言，曰：“决定不承认满洲政府有统治清国之权”。议会决定以自立会为基础成立自立军，订8月9日在汉口、汉阳、安徽、江西、湖南等地同时起事，北上杀了慈禧太后，营救光绪皇帝，再建立汉人执政的君主立宪国家。惟会中维新人士占多数，与偏向革命之士针锋相对，还在最后关头为了起义的最终目标不同而起争论。议会招开前不久，毕永年才为了他的挚友唐才常最终不肯放弃“保皇”立场而黯然离去。一年前，梁启超在日本将维新党人章太炎（章炳麟）介绍给孙文，经过了一段革命薰陶，章太炎也学会开口闭口排满。他大闹会场，主张驱除会议中的满人代表与蒙古人代表，并且发誓不与满人光绪同存。闹完后又戏剧性地找来一把剪刀，当场剪断了自己的辫子，以示他不再当满奴的决心，将尚有可为的合作氛围一扫而光。[30]
自立军发难[编辑]
中国议会采取了折中路线，虽然力主“保皇”，但也坚持“立宪”与“普选国会议员”；所谓保皇者，取悦维新党人也，而普选者，则安抚革命党人也。盖任由全中国的老百姓自由选出议员，当不会有半个满人中选，自能保证全中国的政治由汉人一手包办。有心居中撮和的梁启超频频以此劝诱革命党人加入联合起义，说这是“名为保皇，实则革命”；但他在维新派内却又力持“名为革命，实则保皇”之说，让许多革命组织到最后觉得受骗了，纷纷脱离此大联盟，如孙文的“兴中会”与遍布广东的“三合会”便因此没有被正式列入自立军起义计划里。虽然如此，“自立军”里确实仍存有极大的革命力量。当时国内知识份子与海外华侨仍普遍支持维新党人，康有为流亡北美洲与东南亚、到处兴办“保皇会”分会，受到华侨的热烈支持，仅北美之行就获得六十万美元巨额捐款。与之比较，革命党的孙文在美国东奔西走，总共也不过就募了个几百块美元。起义固然靠人，确也离不了钱，没有钱就不能置办军火，也不能养活起义所需的人手。就以不久前才加入“兴汉会”并立誓效忠孙文与革命党的“哥老会”会友来讲，他们在这时也只能对现实低头，终被维新派收买劝服而编入了“自立军”。[31]
当时新加坡富商邱菽园早先已与容闳商讨联合起义，他认捐的二十五万元也早已汇至，做为起义的基本用费。自立军众人摩拳擦掌，就等著坐镇新加坡的康有为将华侨为“保皇会”所捐的款项汇至即可举事。康有为称手中已握有北美华侨所捐的六十万元，但他扣留了四十万元，只答应将剩余的二十万汇给唐才常。起义日期8月9日前夕他还因自立会中满布革命党人疑惧不已，认为自立军可能劫持他的保皇运动去搞“实革命”，为此他一再拖延汇款，许诺的二十万元最后连一分钱也不汇至，导致自立军粮饷不继而造成一片恐慌，会众纷纷离去，逼得总司令唐才常不得不下令延期起义、改订为8月22日。[32] 原订的8月9日到了，湖北新堤右军、湖北汉口中军、湖南常德左军、安徽安庆后军、与武汉总会皆按兵不动，却不料统领安徽大通前军的秦力山与吴禄贞因未获得延期的消息，仍然如期发难，他们一鼓作气占领了大通县城，但终因孤掌难鸣，在与清军激战七日之后退走九华山。[33]
自立军失败[编辑]
同时在华北，八国联军两万人已在8月2日从天津出发，沿着北运河两岸北上，直攻北京。8月9日秦力山与吴禄贞在大通发难时，八国联军已攻破了清军在北仓镇所设的防线，直隶总督裕禄战败自杀。8月9日当天，李秉衡的军队在南下迎敌的路上与联军相遇，败退至通州时部队已经所剩无几，李秉衡最后吞金自杀。自立军大通前军还在大通苦战清军时，八国联军8月14日已攻入了北京。到了8月16日晚上，联军占领了北京全城，慈禧、光绪和一众满清权贵仓皇出京，避至城外的怀来县。
这时全中国都屏气凝神，睁大眼睛注视著八国联军如何走下一步棋：假如联军赶尽杀绝，欲致慈禧于死地，那“东南互保”的各总督就要执行协议好的独立自保计划。关键人物湖广总督张之洞早已洞悉“自立军”的整个布署，连起义从8月9日延至8月22日的情报都已掌握，容闳所草拟的、定于8月24日发给列强的《通告友邦书》，他自然也应该知悉，之所以还任凭自立军在眼皮下自由活动，为的只是观望局势变化，因为随时都还有可能要招揽自立军来助成他自己的独立计划。何况张之洞与此次起义的领导人也都拥有特殊关系，例如唐才常早年曾就读于他在武昌创建的新式学堂“两湖书院”，吴禄贞是他公费保送到日本学习军事的，章太炎更曾应其邀赴武汉办报，而容闳曾经也是他的重要幕僚。
慈禧逃至怀来县后，在8月20日，以光绪的名义发布《罪己诏》，让光绪帝谴责他自己支持“义和团”的不智之举，以谢天下。八国联军得此消息后同意就此打住，不再扩大侵犯北京以外的土地，全中国至此才终于喘了一口大气，相信洋人不致于要瓜分中国。发布《罪己诏》隔天，也就是自立军起义日前一天的21日，张之洞包围了英国租界里的自立军总部与各机关，当场逮捕了唐才常、林圭等二十多人。鉴于起义的主事者与自己的暧昧关系，必须立即斩草除根以杜后患，他次日清晨更马上下令，将唐才常等悉数杀害。退往九华山的秦力山、吴禄贞得此恶耗后决定解散部队，不久湖北新堤右军的起事也跟着溃败。接下来两湖、安徽、江苏等各省官府开始全力缉捕“哥老会”会众，杀了上千人。“自立军”起义至此宣布失败，秦力山与吴禄贞逃回日本。[34]
惠州起义[编辑]
自立军事败后，容星桥与容闳也逃脱了，他们与甫从南洋途经日本抵达上海的孙文会合后，于1900年9月1日一起由上海乘“神户丸”轮船潜赴日本。三人不只在旅途密商，到达长崎后又继续在旅店里闭门长谈。孙文与容闳同是广东香山人，但从来只是遥相心仪，要到了这次海上相遇才真正有了接触，容闳不禁勉励孙文要有“华盛顿、弗兰克林之大志”。[35] 而这次“自立军”虽能收揽孙文的部份人手如毕永年、林圭、秦力山、吴禄贞、与“哥老会”等，却也因康有为据款不汇而造成自立军起义还未全面展开，便被张之洞彻底消灭，更使得“兴中会”来不及在广东发难响应。大势使得即便孙文要勉强招集残余的“三合会”会众来单独起事，他们此时薄弱的力量恐也无补大局。虽说如此，容闳因此大变而对未来有了定见，不但确信非革命无以救中国，也开始对孙文鼓励有加，要他再接再厉，因而加强了孙文继续南下台湾，加紧筹划华南起义的决心。孙文则更拟对容闳委以重任，打算一等起义告捷，就要请容闳与何启一起在新政府里主持外交大计。[36] [37]
两人长谈取得共识后过了一个月，1900年10月6日“兴中会”与“三合会”终于在惠州发难，郑士良及黄福带领会党党众、日本浪人、与南京东亚同文书院的师生（日本间谍），一口气占据了三洲田，不久前才离弃自立军的毕永年也回来共襄盛举，乡民皆拿起锄头来加入，义军从六百人迅速增至两万人。先前兴中会曾多次援助反抗美国的菲律宾独立军，独立运动失败后菲律宾友军乃将他们购买还库存在日本的大量枪械弹药交给兴中会，此次惠州起义便打算用这些军火长期作战。但没想到开战后宫崎滔天去开仓运械，却发现中间人中村弥六私吞了军费，只贱价购买了大量废械旧弹来搪塞。另一方面，孙文也刚与尝试出兵占领厦门的台湾总督儿玉源太郎达成协议，约定只要革命党能在广东与厦门造成混乱局面，日本不但就会从台湾出兵厦门，还会供给革命党武器弹药。惟天不从人愿，晴天霹雳随之而来，日本政情的突变，迫使台湾方面撤销了早先的一切约定。起义军在枪械弹药接济无著的情况下，仍与真枪实弹的清军僵持了把个月，最后郑士良无法再撑，只得于11月7日解散部队，“惠州起义”遂告失败。[38] [39]
自立军事件的回响[编辑]
1900年的庚子“中国议会”与“自立军”事件，是中国人在政治制度上从“君主专政”走向“民主共和”政体的一个心理转折点。在自立军以前，国内的知识份子与海外的华侨皆普遍支持维新党人，革命行动大抵无人敢问津。如孙文1895年发起“广州起义”时还必须假借“农学会”的名义，才能让仕绅从钱包里掏捐革命经费，失败后又被老百姓骂成是一群贼党，可见一斑。1900年因“义和团”与“八国联军”的特殊关系，才促进了维新党与革命党尝试携手合作的意愿，虽然联手起义最终仍告失败，但两批人马却已经建立起庞大有效的通联网络。“自立军”的失败更让维新人对清廷的官僚失望透顶，这个卡在被囚的光绪帝与他们之间的庞大官僚制度，逼使维新党人终于承认无法以渐进方法来革新中国的残酷现实。除了少数如康有为等顽固人物还继续保皇，大多数的维新党人都已在1900年后背弃了“君主立宪”运动，自发性地追随了容闳的带头作用，开始铁了他们的心，全力拼“革命运动”去了。
容闳经历了“太平天国”、“自强运动”、“戊戌维新”、与“君主立宪运动”，他之一路走来却最终投入革命，实际上已对“保皇立宪”运动划上了大半个句号，并真正把“排满革命”的意识带入政治革新运动的主流。[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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