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历史上有许多转折点，1989年无疑也是其中值得记住的一个。在人们心中，它总是和柏林墙的倒塌联系在一起，总是标志着新斯大林帝国的崩溃。但这年的意义远不止于此。从地理上说，这场风波从9月份首次建立起非共产主义政府的波兰开始，经德国蔓延至11月份政府垮台的捷克斯洛伐克，再到罗马尼亚，在那里，尼古拉·齐奥塞斯库（Nicolas Ceausescu）的统治一个月后即告终结，最后到达苏联本土。这一点必须包括进来，因为从年代上说，1989年超越了它自身的范围，达到了它本身的逻辑高峰——德国的统一和苏联的解体。因而，从两方面来说，它都标志着一个时代的结束：1917年上演的雄壮戏剧落下了破破烂烂的幕布，此外还有雅尔塔体系的结束、分裂的欧洲走到了尽头——实际上是两极世界的终结。
苏联解体本是意料之中的事情。让人意料不到的，倒是它结束的速度和传布的广度——一旦莫斯科稍加默许，人民走上舞台，一个个政权就接二连三地崩溃。同样让人意料不到的是，它居然没有引发流血冲突和真正的反抗，不管是在帝国的周边，还是在苏联本土。另一方面，倒是在我们这一边，引起了不小的反应。有人兴高采烈，把这次事件当做是社会主义的最后一次葬礼，因而也是资本主义永存的证明。这种看法取得的巨大成功，倒着实让人吃惊不已。姑且不论宣传机器的力量有多大，我发现，在新斯大林帝国垮台和有可能建设一个不同社会的信仰最终沉寂之间划等号，确实是莫名其妙，因为即使对于大多数左翼人士来说，他们也早已不再相信苏联是一个提供了可行方案的国度。
对于那些真正的信仰者来说，震惊来自于1956年。那时，斯大林受到了赫鲁晓夫的“秘密”指控，这就是说，神坛的守护者告诉大家，你们信仰的神，其实不过是一名罪犯而已。对于这点，以及同一年对匈牙利的入侵，那些最坚定的信仰者仍然有所保留。他们认为，苏联体制正在从内部开始改善。12年之后，苏联坦克开进布拉格，从而碾碎了残余的幻想。这之后，即使是那些最正统的共产党，例如法国共产党和葡萄牙共产党，也不再正经地主张说，苏联给我们的问题提供了社会主义的答案，未来正在融入它的地平线。
因此，要回答那些“掘墓人”是很容易的：你只能埋葬一个活着的东西，社会主义在东欧根本就不曾存在过。虽然这种答案无懈可击，但我们可不能以此沾沾自喜，因为很长时间以来，斯大林主义和社会主义在许多人头脑中就是一个东西，而且更重要的是，70多年的一系列事件并不是一段可以视而不见的历史空白。即便俄国从来算不上一个榜样，但我们在没有弄清楚它之前，也是很难举步前进的。
这就是本书第一章为什么要探讨这一问题的原因：什么崩溃了以及为什么会崩溃？这一章探讨的，正是所谓的“马克思主义的悲剧”：旨在解决西欧发达国家问题的理论与“祖国俄罗斯”的落后之间的矛盾，以及这一矛盾随后引发的致命后果——斯大林主义，它首先征服了苏联，接着侵淫了半个欧洲。我将专门说明，相信经济进步会导致政权解放的乐观假设为什么没有成为现实。我还会表明，本质上不过是特权寄生物的新阶级，即斯大林集团，是如何极力维护其显然已经过时的体制的。
由此带来的停滞当然不能旷日持久。于是统治者们开始打自己的算盘了，他们既想改革现行体制，又想保有自己的权力。这把我们带到第二章，即“走向资本主义之途”。我们将讨论戈尔巴乔夫改革的成就与不足，解释他那种从上到下的革命为什么会以走资本主义道路而告终。然而，“现存的资本主义”在东欧人眼里，并不像电视肥皂剧所吹嘘的那样诱人。要想理解未竟的转变，我们必须牢记，权力斗争往往牵涉到财产斗争。这一次转变的独特性就在于，必须在几年之内，而不是几十年或几百年之内形成一个财产所有者阶级。
第三章探讨的是1989年之后全球的外交政策。要想了解苏联解体的深远影响，我们必须认识到苏联在其存在期间所扮演的暧昧角色。为此，我们将考察莫斯科与各国共产党之间的关系，后者既是苏联的傀儡，又扎根于各自国家的现实运动。我们也将考察俄国与历次民族解放运动之间的关联：前者把自己的模式强加给后者，因而损害了后者，但它又保护后者，以之对抗美国帝国主义的扩张。现在，美国成了惟一的超级大国，资本主义失去了它潜在的敌人，它再无对手。但是，它也没了恐惧，没了顾忌，没了约束，恰恰在此时，它成了赤裸裸的资本主义。
最后还有一个问题，即所谓的“社会民主主义的葬礼”是否给社会民主主义带来了新的生命力。有趣的是，事情并不如此。资本主义的全球扩张，解除管制，放松国际金融监管，均大大削弱了民族国家的某些权力，降低了它们实行凯恩斯式管理的能力。结构性的经济危机在20世纪70年代中期就已现端倪，但只是到现在，西欧才切实感受到了所面临的压力：完全就业、福利国家，总之是工人运动在战后那段史无前例的发展时期所奠定的一切基础。西欧的左翼只有两条路可走：或者重新创立一种根本的方案，或者投降了事。
这将是第四章的主题，也将是我们的“传统”这一部分的结尾。
丹尼尔·辛格：谁的新千年——他们的还是我们的？
苏联解体本是意料之中的事情。让人意料不到的，倒是它结束的速度和传布的广度——一旦莫斯科稍加默许，人民走上舞台，一个个政权就接二连三地崩溃。同样让人意料不到的是，它居然没有引发流血冲突和真正的反抗，不管是在帝国的周边，还是在苏联本土。另一方面，倒是在我们这一边，引起了不小的反应。有人兴高采烈，把这次事件当做是社会主义的最后一次葬礼，因而也是资本主义永存的证明。这种看法取得的巨大成功，倒着实让人吃惊不已。姑且不论宣传机器的力量有多大，我发现，在新斯大林帝国垮台和有可能建设一个不同社会的信仰最终沉寂之间划等号，确实是莫名其妙，因为即使对于大多数左翼人士来说，他们也早已不再相信苏联是一个提供了可行方案的国度。
对于那些真正的信仰者来说，震惊来自于1956年。那时，斯大林受到了赫鲁晓夫的“秘密”指控，这就是说，神坛的守护者告诉大家，你们信仰的神，其实不过是一名罪犯而已。对于这点，以及同一年对匈牙利的入侵，那些最坚定的信仰者仍然有所保留。他们认为，苏联体制正在从内部开始改善。12年之后，苏联坦克开进布拉格，从而碾碎了残余的幻想。这之后，即使是那些最正统的共产党，例如法国共产党和葡萄牙共产党，也不再正经地主张说，苏联给我们的问题提供了社会主义的答案，未来正在融入它的地平线。
因此，要回答那些“掘墓人”是很容易的：你只能埋葬一个活着的东西，社会主义在东欧根本就不曾存在过。虽然这种答案无懈可击，但我们可不能以此沾沾自喜，因为很长时间以来，斯大林主义和社会主义在许多人头脑中就是一个东西，而且更重要的是，70多年的一系列事件并不是一段可以视而不见的历史空白。即便俄国从来算不上一个榜样，但我们在没有弄清楚它之前，也是很难举步前进的。
这就是本书第一章为什么要探讨这一问题的原因：什么崩溃了以及为什么会崩溃？这一章探讨的，正是所谓的“马克思主义的悲剧”：旨在解决西欧发达国家问题的理论与“祖国俄罗斯”的落后之间的矛盾，以及这一矛盾随后引发的致命后果——斯大林主义，它首先征服了苏联，接着侵淫了半个欧洲。我将专门说明，相信经济进步会导致政权解放的乐观假设为什么没有成为现实。我还会表明，本质上不过是特权寄生物的新阶级，即斯大林集团，是如何极力维护其显然已经过时的体制的。
由此带来的停滞当然不能旷日持久。于是统治者们开始打自己的算盘了，他们既想改革现行体制，又想保有自己的权力。这把我们带到第二章，即“走向资本主义之途”。我们将讨论戈尔巴乔夫改革的成就与不足，解释他那种从上到下的革命为什么会以走资本主义道路而告终。然而，“现存的资本主义”在东欧人眼里，并不像电视肥皂剧所吹嘘的那样诱人。要想理解未竟的转变，我们必须牢记，权力斗争往往牵涉到财产斗争。这一次转变的独特性就在于，必须在几年之内，而不是几十年或几百年之内形成一个财产所有者阶级。
第三章探讨的是1989年之后全球的外交政策。要想了解苏联解体的深远影响，我们必须认识到苏联在其存在期间所扮演的暧昧角色。为此，我们将考察莫斯科与各国共产党之间的关系，后者既是苏联的傀儡，又扎根于各自国家的现实运动。我们也将考察俄国与历次民族解放运动之间的关联：前者把自己的模式强加给后者，因而损害了后者，但它又保护后者，以之对抗美国帝国主义的扩张。现在，美国成了惟一的超级大国，资本主义失去了它潜在的敌人，它再无对手。但是，它也没了恐惧，没了顾忌，没了约束，恰恰在此时，它成了赤裸裸的资本主义。
最后还有一个问题，即所谓的“社会民主主义的葬礼”是否给社会民主主义带来了新的生命力。有趣的是，事情并不如此。资本主义的全球扩张，解除管制，放松国际金融监管，均大大削弱了民族国家的某些权力，降低了它们实行凯恩斯式管理的能力。结构性的经济危机在20世纪70年代中期就已现端倪，但只是到现在，西欧才切实感受到了所面临的压力：完全就业、福利国家，总之是工人运动在战后那段史无前例的发展时期所奠定的一切基础。西欧的左翼只有两条路可走：或者重新创立一种根本的方案，或者投降了事。
这将是第四章的主题，也将是我们的“传统”这一部分的结尾。
丹尼尔·辛格：谁的新千年——他们的还是我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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