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在饥饿的年代
1958年“大跃进”，全国人民都处在极度亢奋之中。全国文教系统的一面红旗——华中师范学院（现华中师范大学）中文系，更是热气腾腾，你追我赶，干劲冲天。似乎“英特纳雄奈尔”很快就要实现了，都有使不完的劲。那段时间正常教学秩序被打断，课停了。全系师生或参加劳动，或去工厂农村搞社会调查和采风，或编教材，或去工厂办夜校。昼夜苦干，大家都疲惫不堪，有的学生干部晚上开会都得站着，因为一坐下来就睡着了。当时，缺的是睡眠，粮食倒不缺。我们中文系在桂子山修校内北大门的一条主干道时，食堂晚上就开流水席。1959年进入了三年困难时期，我们粮食和副食品供应才开始紧张起来。 1960年春节后，除饭量特别小的女同学外，大家都喊饿。营养不良的结果，有人虚胖，得了浮肿病，皮肤按下去一按一个坑，半天才能恢复；有的得了肝炎，全身乏力，肝区疼痛；有的女老师女同学月经不调或者停经了。浮肿、肝炎、妇女病，统称“三病”，是当时的常见病。 俗话说饥寒起盗心，从未有过的粮票失窃现象也偶有发生。 那时，男同学定量32斤，女同学27斤，要是现在完全够吃了，为什么还饿呢？因为那是每月只有2两油、2两肉，肚里没油水，也没有其他副食品，而活动量又特别大，当然就吃得多了。我的同班同学夏启阜和班上的另两个大肚汉刘培灵、沈继潜相约，每天硬省一点儿下来，隔个三五天轮流让一个人饱餐一顿，那一顿他竟能吃15个一两一个的馒头，外加三碗... 更多 »
沒有留言:
張貼留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