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瓦克：《完全政变手册》摘选
政变的策画就算是「路障」这种起义事件当中的纯粹器材层面，也是超出一切之上的道德力量，具有重要意义……托洛斯基（Lev Davidovich Bronstein, Trotsky）1961年4月23日清晨，法国外籍伞兵第一团部份士兵奉莫理斯.夏雷等四名将领之令，占领了阿尔及利亚首都数个重要地点。这四个将领凭着本身的威望与他们在法国军界的地位，很快就控制了当地军队，阿尔及利亚境内的其他驻军部队也逐渐服从在他们的领导之下。当时戴高乐政府正与阿尔及利亚民族主义份子公开谈判，而这些将领则决心取代戴高乐，换上一名以「打赢阿尔及利亚战争」为目标的法国元首。当时驻阿尔及利亚法军远比法国或德国境内的驻军强大，四名将领希望可以在取得军队效忠后轻易夺得法国本土政权，毕竟戴高乐本身也是用类似的手法在1958年5月上台。乍看之下胜利垂手可得，似乎已没有任何障碍可以拦阻四名将领复制那场著名的5月13日政变。 四名将领才刚在阿尔及亚广播电台发布宣言，殖民地第一、第十四、第十八伞兵团立即加入政变拥护他们。数支步兵部队、部份海军陆战队与大部份空军仍忠于戴高乐（1958年时他们也选择继续效忠原来的第四共和），但大部份阿尔及利亚驻军则持观望态度。隔山观虎斗的态度通常有利于发动政变的一方，在阿尔及利亚的亨利.波利将军选择与政变军既不冲突也不合作，并将自己的指挥本部从阿尔及利亚西北方的奥伦市迁至比较内陆的特莱姆森，这样做的结果，实际上等于是偏袒了政变方。
四名将领似乎成功在望：个性强悍的阿国法裔族群「黑脚」（pieds noirs）百分之百支持他们，强大的伞兵团拥有重创敌人的能力，而其他部队大多不是支持他们就是保持中立，就连效忠戴高乐的部队也没有积极地朝政变者进攻。 当政变领袖开始号召支持者时，法国的国防部长正在访问摩纳哥，巴黎警局局长正在度假，第五共和的主要「救火员」总理迪布雷卧病在床，戴高乐本人则正在招待来访的塞内加尔总统。其他部会首长正在阿尔及亚进行访问，旋即遭到逮捕。所有迹象都显示政变即将成功。但不过才几天的时间，夏雷将军便被逮捕并押解至巴黎，受审后遭到囚禁，其他参与政变的军事将领则逃至内陆，最后不是流亡就是被捕。第一伞兵团的军官遭到逮捕，整个部队面临解散；士兵们则在整队返回军营时，沿途依旧齐声高唱流行女星琵雅芙的代表歌曲〈永不后悔〉。
这场政变为何会失败？主要的原因也许是四名将领被眼前强大的兵力蒙蔽了双眼，完全忽视了「政治势力」这股虽然迂回，却能决定大局的力量。在1958年戴高乐的5月政变中，戴高乐不但有军方与阿尔及利亚民众支持，还渗透了公务系统，逐步瓦解了其他政治势力起而维护第四共和旧政权的意志。可是这一次，将领们则完全忽视了军队以外的系统。 这场政变发生后，戴高乐先是登上电视呼吁大众支持：「法国人啊，请帮助我！」接着上电视的总理迪布雷向全体国民提出了更明确的诉求：「快去……快到机场去，说服那些被误导的士兵……」接着迪布雷开始着手组织一支由戴高乐支持者组成的武装民兵。更重要的是，各同业公会、共产党员（CGT，法国劳工总联盟）、天主教工会联盟（CFTC）、工人力量总工会（Force Ouvriere）、大部份政党等，全都加入了政府阵营。左派天主教团体开始在法国驻阿尔及利亚的义务役士兵当中鼓动静坐抗议，而且基本上法国境内绝大部分的组织团体都加入反政变活动，抵制政变者的命令。 这些抵抗的结果决定了大局，军中大多数原来持观望态度的部队都停止等待，开始宣布效忠戴高乐，政变于焉结束。
要避免那些将军犯下的致命错误只有一种作法，那就是跟前章所述如何应付敌对部队的方法一样：有效化解政治势力的反弹。政治势力团体可能用下列两种方式抵抗政变： （a）号召、派遣全民或部份群众，反抗政变 （b）操作其拥有的科技设施，妨碍我方凝聚力量解除政治势力第一论：一般性的作法政治与经济一样，需要特定的硬体设施。正如工商业需要道路、港口、能源等配套设施，直接的政治行动也需要某些技术硬体配合。当年法军将领在阿尔及亚发起政变时，若是没有各种科技与硬体，法国大众不可能动员起来表达意见，最后迫使那次政变归于失败。政府可以利用电视、广播等大众媒体发出讯息，呼吁社会支持原来政权；同业公会与其他组织也利用它们下辖所属的各分部网络发动成员抵抗，而分部与总部连结的工具正是大众电信工具。此外，若是没有公众运输与私人交通工具，大型示威活动也无从举行。 因此要处理政治势力的反弹，一般性的作法就是先对付这些硬体设施。我方必须先将符合目的之设施纳于控制下，再暂时中断其他设施的功能。只要能掌握通讯与运输系统，或至少使其无法运作，就可解除大部份政治势力的潜在威胁。我方还必须逮捕原政权的领导群，因为他们很可能成为反政变者集结的主要精神象征，所以领导群也算是硬体设施的一部份…… 政府成员不管我方再怎么希望减少流血，不管我们的政变所欲达成的目标再怎么自由开放，仍然必须在政变进行期间与政变刚刚结束这段时间内，逮捕某些人物。其中最重要的就是旧政权的领导群，也就是原政府领导者与他们的心腹（不管这些心腹是不是政治人物都一样）。
一般而言，光是内阁成员的人数就不少，可能在10到50人之间，若是再加上这些人的亲友与信任的参谋幕僚（亲友与幕僚们很可能组织反抗行动），人数轻易就会增加到四至五倍。这些人不但数量颇大，令人不安，而且抵抗我方的时候也会特别坚决，特别危险。他们可能具备名望、气势、权威，足以号召群龙无首的旧政府势力，动员无组织的社会大众，甚至能慑服原本被派去逮捕他们的人员，反将他们纳入麾下。毕竟士兵们通常年纪较轻，执行的又是陌生任务，若是碰上仪表风度都惯于发号施令的政治人物，难保他们不会放弃原本的任务，转而听从敌方号令。 必须逮捕的目标分散各处，人数众多，再加上可能发生的「慑服效应」，意味着我方不但得派出大量部队搜捕他们，连负责搜捕的人员也必须特别挑选过。由于我方资源有限，行动时必须先将焦点集中在最重要的人物上，等到观望势力加入我方，可调度的资源就会增加，这时着手处理其他人也还不嫌迟。我方不可能将所有具威胁性的人通通逮捕，但至少要确定真正危险的人物没有被遗漏，那就是旧政权的代表人物，包含（但不限于）总统缺位或不能视事时，依法继任或代行职权之人。
因此，只要排除了那些仅具仪式功能的人物后，我方必须处理的人数就会减少，再考虑到我方的时间因素，当下必须立即处置的人物就更少了。以经济规画部长为例，这人也许是内阁的关键人物，也是无可取代的技术官僚，但他不太可能发动群众抵抗我方，或是对军队发号施令。政变本身就是一种极端的状况，在政变的当下政治将被简化成最基本的法则，那就是力强者胜。我方应该集中火力处理有能力调度军队者。很显然地，下列人物才是我们的当然目标： （a）内政部长与其下属（因为他们可以控制警察） （b）国防部长与其下属（因为他们可以控制军队） （c）政党领袖（如果该党有警卫队的话） （d）首相与其他中央官员（因为他们可以整合上述势力） 我们必须记住，基于很多原因，导致政府官员未必如想像中那么好对付。教育部长乍看之下没有威胁性，却可能掌握着重要的学生卫队；劳工部长也可能握有强大的工人民兵团。
更重要的是，几个有能力调度武装部队的部长可能会组成内部小团体，共享真正的权力。 政变时我们该如何选择「应该优先处理的对象人物」，我们可以先总结到目前为止讨论过的内容，将旧政权的人物分成三类：仅具象征性功能人物这些人没有逮捕的必要。如果是受欢迎的虚伪国家元首，可以用他来当做正统延续的象征，帮助我方政权取得正当性，不过前提是我方可以安全控制这位人物，让他扮演必须的角色。其他地位较不重要的象征性人物则可以完全忽略。内阁核心团体与有权控制武装部队者内阁核心团体的成员必须逮捕隔离，直到我方确立政权为止。
除了各部会首长外，任何声望特别崇高的政府领导者也属此类。其他部长与高阶公务员这类人员数目较多，我方应该等到资源已扩充，或其他较紧急任务已完成，再重新进行分类，将必须优先处理的对象归入上类。非政府人员在大型政治环境里，通常个人必须先领导或控制某个组织，才会拥有重要的政治力量。但个人有时也可能成为某种意识形态的象征，或代表大部份民众支持的信念，因此成为重要的政治角色。
以匈牙利的科苏特（Lajos Kossuth）为例，他原本只是个诗人，也没有政党机器支持，但他在1848到1849年的革命中成为民族主义运动的领袖，被一般大众（至少城市居民是如此）视为匈牙利民族运动的象征，他本人也因此获得相当的影响力。二十世纪的甘地本身也甚少参与国会的政党机器，但许多印度人视他为印度民族主义的化身，从而赋与他强大的政治力量。这两个人物的年代相隔如此遥远，意味着这种人非常罕见。我方若是遇上这样的目标，只需将他们视为象征性功能人物处理即可。实体设施大众媒体政变后我方为了确立统治，最重要的武器就是监管政治中心所发布的资讯，因此占领主要大众传播工具也就成为第一要务。
希腊国王曾在1967年底发动一场反政变，他只犯了一个错误，却因此造成行动失败，那就是他与大众沟通失灵，硬体与内容皆然。当年电台播送国王的演说时，只有少部份民众接收到内容，因为广播的讯号太过微弱，而且也不在原来的波段上；国王没有用如雷的声音号令群众反抗，反而软弱地向民众求救。我方绝不能犯下类似的错误。 由于政变的时程短，目标国的社会环境也未必合适，我方不一定要把报纸等平面媒体当成主要目标。我方只需在政变后确立对我们媒体的控制权即可。
某些国家的人民识字率不高，连带局限了平面报章媒体的影响力，更何况通常是广播和电视，才是政府真正发声的地方。表12是阿拉伯世界不同媒体影响力的大略比较，可以从中看出部份「第三世界」国家的状况。 从我方观点看来，广播电台或电视台会有两个难题：（a）播送频道与相关设施数量太多；（b）非常难占领。在有些国内情势比较动荡的国家，官方广播电台通常派有重兵把守，就算没有重兵看守，占领这些设施也很困难，因为电台人员拥有设备上的优势，可以把警报传送到极广的范围。
至于在设施数量方面，连海地这种面积狭小又极度落后的国家，国内都有18个广播电台，由不同的广播公司负责。我方不光是要控制传媒设施，更要统一发送讯息，因此必须一一处理每一处设施。要占领并控制所有电台非常困难（也会分散我方兵力），所以我方的目标是仅占领最能代表官方的设施，再解除其他设施的运作。要达成这个目标，最好的方法就是取得电台人员的合作，从内部进行破坏。只要一名技术人员，就可以让一座广播电台暂时失去功能，取得原本需要一整个攻击小队才能达成的战果。 若是无法吸收内部人员倒戈，那么次佳的选项就是从外部进行破坏。我方不必制造大规模的破坏，因为通常只需对发送器的核心动点手脚，稍做移除或破坏，即可有效解除该电台的功能。
真正的难题只有我方「绝对必须占领」的那一个播送设施，因为一方面我方对这个播送设施有迫切的需要，另一方面这个目标实在太明显，政府军必然会试图将其夺回。换句话说，派往攻占这个目标的小组必须有足够的人力与装备，而且为了避免电台人员拒绝合作，造成障碍，还必须加派一组基本的技术人员来操作设施。（参见附录B。其中讨论政变中除了军队外，还必须出动的各种人员。）电信通讯设施科技的进展对我方有利，因为现在我方成员所有的通讯，都可以透过便宜、稳定、可携式的方式进行。但我方依旧得阻止敌方使用自己的固定式通讯设备，这样才能瘫痪他们的反应，阻止他们调动仍然效忠他们的部队。如图3所示，电信通讯设备越多，解除其功能的任务就越棘手，而任务的关键在于瘫痪所有设施，不能遗漏一处。
1918年7月，俄国左派社会主义者推翻布尔什维克党的革命之所以失败，原因部份就在于政变者不了解「管制所有通讯」这件事有多么重要。左派革命者渗透了许多陆军单位，还渗透了秘密警察，亦即布尔什维克政权的主要统治工具。他们凭着这些渗透后吸收的兵力，逮捕了秘密警察头子，占领了许多政府大楼与莫斯科电报局。却没有一并占领电话局。当政变者还忙碌着向全国发送电报、呼吁大众支持的同时，列宁靠电话动员了自己的战斗部队，政变也就在这些支持列宁的部队攻击下，迅速瓦解。 国内的安全主管机关也知道通讯网的重要性。因此，除了■下一页图与表■所示的设施外，国内可能还设有专供安全部队使用的独立线路。
法国宪兵队就有一套可以连络各地区的专用系统，完全独立于公共电话与电报线路之外。就连在迦纳这样的小国家，警察也有一套完全独立的线路（见表13）。城市联外道路在政变行动期间，如果突然冒出一批旧政府的支持者或效忠部队，就算人数不多，也可能严重危及我方的行动。政府一旦发现首都地区的军队已加入政变，合理的反应是希望被我方渗透的部队仅限于首都，而且政府会立刻开始召回驻扎在别处的部队。要渗透国内所有部队并不容易，因此政府这种的反应也是有其道理。我方的对策是切断一切可能的管道，让政府无法把部队召回首都，因此我方必须：逮捕有权力召回部队的人物，破坏连络部队所需的电信设备，再利用直接的军事手段（但也是纯粹的防御手段）隔离已知的效忠旧政府部队。
我方还必须在最后一个环节阻止效忠旧政府的部队介入，那就是控制首都周边与政变现场。 效忠旧政府的部队若是想及时干预，就必须快速行动，换句话说他们必须使用主要道路或机场。只要能在适当地点设置有效路障，即可暂时阻止他们进入首都，而我方则利用这段短暂的时间，确立自己新政府的地位，并取得大部份官僚与军事部队效忠。等到干预部队好不容易抵达我方政变的地点，会发现他们已经成为孤立的叛军了。附录B将讨论当我方人力与装备有限的时候，该在哪些地点设置路障最合适，还有相关技术与行动的意义。
第五章则讨论如何以直接手段处理已知的政府派势力。图4是一个假想案例的说明，标记出应选择的位置。控制首都的联外道路之后，对我方的行动还有别的好处，其中之一就是我方可以创造新政权的存在感，并阻止旧政府领袖与我方未逮捕的人物逃离。如果旧政府的重要人物逃脱，跑到首都外加入效忠旧政府的份子，那可能就会使得反抗政变的活动更加剧烈。这是我方必须防备的危险之一。尽管我方已经从内部解除了政府部队的行动，又破坏了交通与通讯，将效忠旧政府的部队隔绝在外，但重要人士一旦逃离，这一切努力仍可能付诸流水。政府调来的部队虽然无法进入首都，但政治人物却可以跑出去投奔他们。光凭我方的资源，可能无法把整个首都封锁得密不通风（不过这点当然要视首都的位置与实际的大小而定）。
以巴西的首都巴西利亚为例，当地虽然四面开阔，但只需关闭机场就能封锁首都，因为地面交通条件不足以让人员快速移动至国内其他地方。另外芬兰的首都赫尔辛基也对政变者有利，因为该城虽然距离国内其他地区不远，周遭却有湖泊与海洋，因此只需设下少数路障即可封锁全城。交通要津战车出现在首都广场，这样的景象不但已成为政变的象征，⑥而且也有非常实际的作用：那就是在政治活动中心制造存在感。
每个国家的首都里，都有相当于英国白厅或美国国会山庄的地区，集中了主要的政治与行政机关。我方必须在该区挑出部份地点，派兵驻守或进行包围。这样做可以达成几个目的：（a）封锁点可以环绕我方小组活动区周边，形成保护墙，让他们不被可能攻破首都的敌方部队攻击；（b）封锁部队可以令人一见而得知我方实力，确立我方统治；（c）封锁部队可以过滤进出该区的人员，使我方可以捉拿先前无法直接逮捕的人员。 要达成以上目标，我方的封锁点必须难以攻破，否则反而会引来尚存的政府派反攻。
撇开这点不谈，封锁点也必须驻有足够的兵力，才能有效过滤人员进出。因此我方必忍住诱惑，不可以在所有重要地点周边都遍设封锁点，免得造成各点兵力不足。由于我方有能力封锁的地点有限，因此选择时必须特别谨慎。滨海或河畔都市的交通要津较易选择，因为首都的形状受到地理环境限制，内部交通动线也受到地形影响。图5用图解来说明这个现象。在图中各个不同的政变当中，当地居民必然都熟知政治行政中枢的地形与位置，因此我方只须选择笔直并宽广的街道相交处设下封锁点，并沿着这些街道形成封锁区的界线即可（从这一点来看，巴黎的大街大道是最理想不过的）。
机场与其他交通设施政变刚发生后，我方一定要进行的行动之一就是封闭机场，取消所有航班。这是「冻结」情势的一般战术之一，可以遏阻所有未经控制的人员与资讯流动。但另一项更明确的目标就是阻止我方未能逮捕的政治人物逃走，防止效忠旧政府的部队进入首都地区。由于政变的过程相当短暂，所以空运的角色极为重要。我方或旧政府都可能利用空运送进一小队援军，就此改变情势均衡。利用空运所能送进的部队也许人数极少，但在政变初起的微妙情势下，这批部队很可能扮演决定性的角色。 但空运运输的系统很脆弱，它仰赖长度足够且未受干扰的跑道。如果可能的话，我方应该尽量避免依靠空运。我方若是不需靠空运载来支援部队，就应该解除首都周遭所有机场的运作。当中也许有部份机场属于军方，要不然就是有重兵把守，原政府若是在首都之外还控制着大量部队，而且有可将援兵送来的运输机，那么这些机场就会成为我方重大的阻碍。占领重兵防守的机场的确困难，但只是要使其失去功能则非常简单。只要利用秘密行动或一点内部接应，派出几部车辆停在跑道上，再配上一小队武装士兵以火力掩护，不让车辆被移开，就足以解除整座机场的功能。从适当地点开火警告也足以阻止任何飞机降落。 其他形式的运输工具在现代几乎不构成任何威胁。
在许多未开发国家里，铁路运输在整个交通系统中微不足道，就算具有重要经济价值，通常也远离人口集中区，因为这些铁路原本就只是建来连结矿区、农场与海港，将殖民地生产的东西运回母国，铁路往往并未连结主要的人口中心。在欧洲与拉丁美洲部份地区，虽然铁路不是为了殖民而建造，但出于时间因素，对我方也不具威胁。更何况要解除铁路功能可说轻而易举。一九二六年波兰政变中，尽管在铁路附近发生大量攻防战，但火车载来的部队终归来不及扭转情势，因为敌对双方都发现这个事实：要确保己方行动非常不易，要阻止对方却相当简单。
在某些国家如衣索比亚，铁路运输相当重要——或者说从首都阿迪斯阿贝巴到吉布提这段铁路非常重要——这时便应该破坏其设备，从技术面来解除铁路功能。⑦铁路运输仰赖高度技术化的连结系统，只要有一段轨道或讯号被破坏，整个系统就会暂时停止。人员要越过两段轨道中断的距离很简单，但到了铁路另一头，多半没有足够的车厢继续运送他们。公众建筑从开始分析至今，我们一直强调要让官僚机器与一般大众目睹政变的现实与我方的实力，因为在我方必须达成的众多目标里，最困难的就是塑造大众的认知。有些建筑物是任何政变都必须占领的目标，像是我方预计逮捕的政府领袖之住所，还有重要设施的所在地，如广播电台与电视台等。前者只需暂时加以攻破，让我们入内逮捕或捉拿目标即可；后者却必须完全占领，也许还得击退打算夺回该处的敌军。但另外还有些建筑物必须进行占领，或至少控制人员出入。我们只能给这些建筑物下个大概的定义，那就是一般印象中与政权相关的地点，占有它们即代表握有政权。 大多数国家都有某种形式的民选议会、国会或名称不同的类似机关，但许多国家的真正权力中枢是在总统等元首住处（或是政党中央委员会所在地）。请不要被宪法的文字所蒙蔽，我们已经花了很多功夫分辨「实质统治者」与「象征性角色」的区别，绝不能误将有限的资源浪费在后者身上。 话虽如此，在政变的关键过渡阶段中，具象征意义的建筑物却很可能扮演重要角色。当情势混沌不明时，谁占领了这些建筑，就能对大众与各阶层公务员发出重要讯号。如果我方据有这些象征性建筑，那么那些等着加入胜利阵营者便很可能会投入我方，因此具有强烈象征意义的建筑虽然没有实质用途，却仍然值得我方占领。
一九六六年迦纳的政变中，恩克鲁玛政权垮台，带头者不但行动效率高，而且心态非常实际。尽管当时恩克鲁玛本人不在总统府弗雷斯塔宫里面，该区也没有什么重要的技术设施，政变者仍认为有必要冲破敌阵，占领总统府，因为他们知道，该区顶多虽然算是个空洞象征，占有它却能赢得首都阿克拉的民众支持，因为阿克拉市民们已经自动将政治权力与该栋建筑画上等号。幸运的是由于这类建筑地位特殊，非占领不可的目标国内大多只有一处，顶多两处。 除了 ??纯粹象征性的建筑物外，还有其他地点，值得我方尽量努力占领，如军方总部、警察总部、情报机关的行政总部等。以下目标是任何政变者都应该占领的： （a）实际政权的所在地：可能为皇宫、总统府、民选议会会场，或是政党的主席团或中央委员会。 （b）主要行政机关建筑：国防部、内政部，如果警察或军方总部不在上述建筑内，则应另行占领其总部。 （c）象征性建筑：这类建筑通常已包括在上述两类地点内。但一国的政治情势若是与民众的传统认知有落差，大众可能仍然将已「过时」的地点与政治权力联想在一起。 等民众察觉到不对劲，开始询问这些重要地点（不管象征与否）究竟谁属时，政变的行动阶段实际上已经结束了。因此上述目标中，有部份的占领可以推迟到稍后。就实际考量而言，政变中还有更重要，或者至少更紧迫的目标，因此处理行政大楼或象征性地点时，最好的方法就是拿它们当作集合地点，让所有已经完成主要任务的部队在这些地方露面。
解除政治势力第二论：针对特定团体一旦原政府无法向外发声，人人都见到首都落入我方手中，这时还有哪些团体有足够的力量反抗我方？这种团体数目不会太多，但我们必须牢牢记住，在情势敏感的过渡期间，组织得当的示威游行或是算准时机的罢工就算只有一场，也足以成为政变的重大威胁。因此我方必须辨明哪些团体具有这类能力，一旦确认，就应该在政变前先解除其威胁…… 宗教团体在许多经济高度发展的国家，宗教团体虽然仍是社会上的重要力量，但已不再具备政治实力。宗教团体的领袖可以影响社会生活，在某种程度上这种影响力也扩及政治 ，但信众鲜少直接以暴力行为表达他们对这些领袖的政治支持。但经济落后国家则不然。这些国家的发展程度有限，也许直到最近才开始发展，新科技尚未引进，或者还是十分新奇，古老神祇仍具有至高无上 ??的地位。一个团体若是能把自身打造成适当信仰的代表，又能掌握信众的情绪，就能获得可观的政治实力…… 政党政党与其他团体不同，因为其他团体只是「有可能」反抗政变，但政党却是我方最直接的竞争者，他们的主要目标与我方相同，都是获得政治实力…… 「机器型」政党有些国家里面，「政治」和「生意的交易」手法相同…… 「叛乱型」政党这类政党未必会公开进行政治活动（假设目标国内有这些政党存在），因为叛乱型政党的目标本来就是打倒现行系统，而非改善其运作…… 半官方型政党在一党独大的国家，如共产国家、大多数非洲国家、墨西哥等，政党已经失去了其主要目的（亦即争取社会大众的支持）。由于一党独大，政党有时甚至显得没有存在必要…… 已开发国家的政党在一般的两党制政坛，如大部份盎格鲁萨克逊国家，政党其实是压力团体的联盟…… 工会联盟在工业发展有相当程度，甚至是许多工业落后国家，工会联盟都是一股强大的政治力量，因为他们具备工人抗争的经验，可以迅速将其应用在政治场合，对我方来说具有重大威胁性……
文人戰士——魯瓦克素描
伊朗對西方是一個謎樣的國家，但它的改變，不只影響中東政治，對穆斯林世界，從阿富汗到埃及，從伊拉克到印度，都會受到很大衝擊。這次大選引起動亂，整個氣氛有點巷八零年代東歐自由化前夕，西方戰略專家紛紛撰文發表高見，其中最引起我興趣的是美國的魯瓦克（Edward N. Luttwak），不是他的見解特別深入，只因為他為我打開另一扇門窗，帶我走進另一個世界。
魯瓦克現在華府戰略安全研究中心（CSIS）擔任資深研究員，他是一位博學多聞，才氣洋溢的軍事歷史和戰略專家，他除了擁有典型猶太知識份子所應該具備的數種語言專長，經常在報上發表文章，出版十多本有關戰略安全方面的書，而且是一位行動家，和許多國家的情報和國防部門有密切關係。他實際參與反恐和軍售，介入阿富汗、以色列、伊朗、義大利、拉丁美洲的許多秘密活動。他和中國軍方和司法單位也有顧問關係，前年好萊塢反恐電影《蓋世奇才》（Charlie Wilson’s War），據說是他的親身故事。
他在華府近郊Cherry Chase的家，是一座維多利亞式的建築，從地板到天花板，四周都是書，希臘文、拉丁文、德文、法文、西班牙文、歷史、戰略、情報、武器、戰機、導彈，多得令人頭昏。進到他家裡的人，還必須先把手機電池拿掉，以免被人追蹤，除了這一點以外，他健談熱情，有時像歷史專家，談論波斯文明和猶太人的淵源，有時像軍事專家，分析每場戰役決戰關鍵。他連中國古代的賦稅制度也做過研究，這一點實在唬人，他的意見不一定對，但保證新鮮有趣。每次聽他說話，都覺得趣味無窮，他的腦細胞排列組合方式一定與眾不同，否則怎麼裝得下這麼多東西。
我在三十年前就認識他，當時他應自由基金會的黃不撓邀請來台訪問。他演講時，好像是由陳長文先生擔任翻譯，當時的陳長文是國防部法律總顧問，參與所有軍購談判，賺了很多錢，成為全國繳稅最多的人之一，國防預算有一部份進入他事務所的口袋，與他現在反戰的鮮明立場，有如隔世。當時台灣被趕出聯合國，來自香港的黃不撓是愛國商人，他在紐約時報大登廣告替台灣發言，被稱為今之弦高。魯瓦克經過當時國科會國際工作組長王紀五介紹給杭立武，他才與台灣結緣。
當時他意氣風發，他寫的一本書《政變手冊》（Coup d’Etat, a Practical Handbook），在那個政變頻傳的年代，幾乎成為經典，搞政治者奉為聖經，獨裁者把它當作教戰手則。年輕無知的我，對此十分著迷，抱著字典一個字一個字讀完，以為從中可以找到推翻國民黨的方法。
這本書對政變的過程，從籌劃到執行，舉例說明附有圖表，分析各種變數和不同想定，富有創造力和想像力，文字洗鍊，一點都不枯燥。魯瓦克在英國倫敦大學念完書就寫完這本書，當時他只有二十六歲，這本書被翻成十五種語言，他一舉成名，後來被國防部長史勒辛格找去當助理，從此開始他數十多年的軍事戰略專家生涯。從阿富汗到喀什米爾、朝鮮半島、台灣海峽到拉丁美洲，都有他的足跡，而他身為猶太人，對以色列、敘利亞、伊朗、埃及問題更是如數家珍，這些經驗成就他百科全書般的知識。在苦悶的年代，他的書引導我走入另一個世界，我跑去倫敦尋找他的足跡。
美麗島事件之後的台灣，一片肅殺氣氛。黨外人士發現對國民黨的軍情特務系統毫無所知，才會犯下致命錯誤。一九八二年夏天，我到歐洲參加一個有關第三世界問題的研討會，懷著緊張興奮的心情，天天躲在倫敦大學東方與非洲研究學院（School of Oriental and African Studies）圖書館，那裡是研究革命與政變最權威的地方。晚上跑到泰晤士河邊的電影中心猛看第三世界電影，在那裡的舊書攤上發現一本「阿拉伯的勞倫斯」所寫的《智慧七柱》（Seven Pillars of Wisdom），那是三零年代出版的老書，書皮剝落泛黃，我用三英磅買下，當晚興奮得睡不著。
在那些年頭，有兩片電影令人難忘，一片是《阿爾及爾戰爭》（The Battle of Algiers），拍得像紀錄片一樣逼真，法軍的追捕刑求和阿爾及爾人的反抗、暗殺、暴動，緊張得另人透不過氣。另一片是德國左派女革命家羅莎盧森堡（Rosa Luxemberg）的傳記片，她寫作、演講、愛情、革命，後來被秘密殺害，一生高潮迭起，迴腸盪氣。在那個苦悶的年代，這類電影具有勵志與移情效果。
有一年，應美國政府邀請訪問，主要目的是軍事與國防，在華府的五角大廈聽簡報，在戰略空軍總部看星際作戰的操作，認識多位美國軍事記者，最有趣的是訪問幾位文人出身的軍事專家，看到他們書房裡堆積的軍事書籍，才慢慢瞭解這是一門人人都有機會窺其堂奧的心天地。在專制獨裁國家，情報戰略是高深莫測的領域，是統治階級的專利，但在民主國家，人人都可成為軍事戰略專家。有沒有軍事背景並不重要，魯瓦克就是一個典型。
魯瓦克是出生於羅馬尼亞的猶太人，為逃避納粹和共產黨的迫害移民義大利，後來去倫敦念書，做為猶太人的生存者和流亡者，他永遠要比敵人更聰明。他對軍事情報方面的興趣，來自於生存與自衛的需要，後來變為專業謀生工具。
有一次談到猶太人問題，他說歷史上的猶太人沒有安全感，拚命賺錢，沒有人研究戰爭與政治，命運永遠被人擺布。其實，弱小民族更應該研究戰爭與軍事，反對運動者更應該研究情報與戰略。擁有這方面的知識，小者可以加強反抗能力，大者可以掌握命運。不幸的是，反對運動者把這種知識當作統治者的專利，他們不知道這是一種「公民保衛」（civil defense），民主社會資訊發達，要瞭解戰爭與和平之道，一點都不困難。民主與人權是高貴的目標，但不瞭解軍事與戰略，就無法保衛自己。
魯瓦克是文人戰士的典型，他對各種黑暗勢力都有研究，他曾幫助義大利政府和西西里的黑手黨打交道，在墨西哥與毒犯談判，在阿富汗、土耳其、伊朗各地參與秘密活動。他有一半的時間在國外旅行，他在玻利維亞有一座牧場，研究、行動、寫作、諮詢、顧問、美酒、文化、吹牛，生活過得多彩多姿。
在伊朗問題上，他是強硬派，他批評歐巴馬對伊朗一廂情願，其實他自己對伊朗文化頗有好感，他說伊朗的古城Isfahan美得令人摒息，伊朗人的詩歌令人陶醉，可惜伊朗教士辜負他們的文明和人民。
不過，他對伊朗前途很有信心，因為戰爭與軍事的知識不是伊朗當權派的專利，改革派對此也有豐富經驗，這是最有效的制衡。知識就是力量，擁有這方面的知識，才有當家作主的機會。
作者：江春男(新新聞創辦人、曾任國家安全會議副主席)
鲁瓦克《完全政变手册》中文版自序
政變是民主的試金石
一九七七年，我首度造訪台灣。那時台灣早已展開快速的經濟發展，蔣經國正擔任行政院長，準備接下總統大位；年輕的馬英九也因才能非凡而受到矚目。無論是在台北或是其他地方，整體的氣氛顯得非常輕鬆。可是由王昇將軍領導的「總政治作戰部」還是相當活躍，扮演著政治壓迫的角色。
在當年，《政變實務手冊》這種書名絕不可能在台出現。即使是在蔣經國逐步放鬆箝制、成功完成了有限的政治自由化實驗之後，情況依舊如此。可是我第一次訪台時受到台灣當局熱烈的接待，他們也不在意我寫過一本教人政變的書，原因大概是我曾經在一本相當有影響力的雜誌《評論（Commentary）》上面撰寫過有關中國大陸的文章。早在一九七六年毛澤東未去世前，中國大陸的外國訪客很稀少，那時我就有機會去訪幾個地處偏遠、完全未對外開放的中國都市，返美後我寫出了一些明顯的事實，也就是中國窮到可憐，又被一群沒什麼希望、嘴裡老是叫嚷著可笑口號的極端份子所高壓統治著。（其實我真的有遇到「四人幫」——雖說沒和他們說話，就在毛澤東的遺體置於人民大會堂供人憑弔的那天。）
我的那篇文章只點出了事實，但它後來卻變得相當不平凡——都因為當時美國及國際媒體都令人驚訝地一面倒，對中國發出好評報導（就算是老練的記者也被中國的樣板採訪安排所迷惑）。反正我那篇文章已經足夠讓我造訪台灣了，並且讓我立刻體會到「威權統治的台灣」與「極權統治的中華人民共和國」之間，有何差異：兩者都禁止（或至少壓抑）集體性的政治反對勢力，可是台灣當局只掌控政治權力，並允許經濟活動與文化表現的自由（只要不涉政治即可）；相形之下，在極權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內，連「文化可以獨立於政治之外」這個觀念都不存在，而且還禁止經濟自由。
許多人相信，威權政府（例如台灣）會逐漸演化成為民主政體，原因是商場上的資金將流入反對政府的勢力，而管理人才和專業人才也一樣。至於極權政府則完全不容許個人的活動，更不會容許「支持反對勢力」這件事。結果呢，台灣果然印證了上述的觀點，漸漸完成了民主的和平轉移。可是在中國，經濟自由化迄今還沒有帶來政治的自由化，不過私人的資源確實已經挹注給越來越多的政治異議人士了。
回顧一九七七年，台灣的威權政府其實很容易被政變所推翻，因為大體上而言人民被壓抑成一種相當消極的狀態，又沒有足夠堅強的獨立團體，能夠大規模動員群眾來表達心中的不滿。因此，假如當時出現幾位資淺的將軍，指揮著步兵師或者裝甲旅，按照我以下說明的步驟，就一定可以奪得大權：以快速果斷的行動囚禁主要領導人並佔領行政指揮總部，封鎖一切進出台北市的道路，奪下廣播與電視台等設施。這樣就足夠癱瘓國內其他的武裝部隊，成功實施政變。
事實上，南韓總統朴正熙於一九七九年十月被暗殺後的情勢，就與上述形容的完全一樣：出來奪取政權的人，並不是陸軍裡面的四星上將如參謀長或其他資深高階將領，反而是一個新進獲擢升擔任二星中將的全斗煥出線。全斗煥算是個資淺將軍，可是他負責指揮南韓首都內的情報單位。政變後雖然南韓也出現零星的街頭抗議及地方性的暴動，但全斗煥還是穩做八年大位，直到期滿之後將政權交給他指定的繼任者為止。
在今天，這些都不可能發生在台灣了——雖然台灣的民主經驗還算很新，不過民主這件事已經深深根植於台灣社會，人民已經不再被動消極，反而會以龐大的群眾示威力量，站起來打敗任何政變的意圖。民主的功用也就在這裡：民主改變了人民，把他們從消極被動的政治客體，轉換成政治的主角。這是何等寶貴又令人歡欣鼓舞的轉變呀。這麼多年來我有幸多次拜訪台灣，親眼看見台灣逐漸邁向自由，不但是政治上的自由，更是社會、文化上的自由。所以，政變就是民主的試金石：凡是能夠用政變的方式奪下的政權，就一定不是民主政權。
愛德華．N. 魯瓦克，二０一一年六月二十五日
政变的策画就算是「路障」这种起义事件当中的纯粹器材层面，也是超出一切之上的道德力量，具有重要意义……托洛斯基（Lev Davidovich Bronstein, Trotsky）1961年4月23日清晨，法国外籍伞兵第一团部份士兵奉莫理斯.夏雷等四名将领之令，占领了阿尔及利亚首都数个重要地点。这四个将领凭着本身的威望与他们在法国军界的地位，很快就控制了当地军队，阿尔及利亚境内的其他驻军部队也逐渐服从在他们的领导之下。当时戴高乐政府正与阿尔及利亚民族主义份子公开谈判，而这些将领则决心取代戴高乐，换上一名以「打赢阿尔及利亚战争」为目标的法国元首。当时驻阿尔及利亚法军远比法国或德国境内的驻军强大，四名将领希望可以在取得军队效忠后轻易夺得法国本土政权，毕竟戴高乐本身也是用类似的手法在1958年5月上台。乍看之下胜利垂手可得，似乎已没有任何障碍可以拦阻四名将领复制那场著名的5月13日政变。 四名将领才刚在阿尔及亚广播电台发布宣言，殖民地第一、第十四、第十八伞兵团立即加入政变拥护他们。数支步兵部队、部份海军陆战队与大部份空军仍忠于戴高乐（1958年时他们也选择继续效忠原来的第四共和），但大部份阿尔及利亚驻军则持观望态度。隔山观虎斗的态度通常有利于发动政变的一方，在阿尔及利亚的亨利.波利将军选择与政变军既不冲突也不合作，并将自己的指挥本部从阿尔及利亚西北方的奥伦市迁至比较内陆的特莱姆森，这样做的结果，实际上等于是偏袒了政变方。
四名将领似乎成功在望：个性强悍的阿国法裔族群「黑脚」（pieds noirs）百分之百支持他们，强大的伞兵团拥有重创敌人的能力，而其他部队大多不是支持他们就是保持中立，就连效忠戴高乐的部队也没有积极地朝政变者进攻。 当政变领袖开始号召支持者时，法国的国防部长正在访问摩纳哥，巴黎警局局长正在度假，第五共和的主要「救火员」总理迪布雷卧病在床，戴高乐本人则正在招待来访的塞内加尔总统。其他部会首长正在阿尔及亚进行访问，旋即遭到逮捕。所有迹象都显示政变即将成功。但不过才几天的时间，夏雷将军便被逮捕并押解至巴黎，受审后遭到囚禁，其他参与政变的军事将领则逃至内陆，最后不是流亡就是被捕。第一伞兵团的军官遭到逮捕，整个部队面临解散；士兵们则在整队返回军营时，沿途依旧齐声高唱流行女星琵雅芙的代表歌曲〈永不后悔〉。
这场政变为何会失败？主要的原因也许是四名将领被眼前强大的兵力蒙蔽了双眼，完全忽视了「政治势力」这股虽然迂回，却能决定大局的力量。在1958年戴高乐的5月政变中，戴高乐不但有军方与阿尔及利亚民众支持，还渗透了公务系统，逐步瓦解了其他政治势力起而维护第四共和旧政权的意志。可是这一次，将领们则完全忽视了军队以外的系统。 这场政变发生后，戴高乐先是登上电视呼吁大众支持：「法国人啊，请帮助我！」接着上电视的总理迪布雷向全体国民提出了更明确的诉求：「快去……快到机场去，说服那些被误导的士兵……」接着迪布雷开始着手组织一支由戴高乐支持者组成的武装民兵。更重要的是，各同业公会、共产党员（CGT，法国劳工总联盟）、天主教工会联盟（CFTC）、工人力量总工会（Force Ouvriere）、大部份政党等，全都加入了政府阵营。左派天主教团体开始在法国驻阿尔及利亚的义务役士兵当中鼓动静坐抗议，而且基本上法国境内绝大部分的组织团体都加入反政变活动，抵制政变者的命令。 这些抵抗的结果决定了大局，军中大多数原来持观望态度的部队都停止等待，开始宣布效忠戴高乐，政变于焉结束。
要避免那些将军犯下的致命错误只有一种作法，那就是跟前章所述如何应付敌对部队的方法一样：有效化解政治势力的反弹。政治势力团体可能用下列两种方式抵抗政变： （a）号召、派遣全民或部份群众，反抗政变 （b）操作其拥有的科技设施，妨碍我方凝聚力量解除政治势力第一论：一般性的作法政治与经济一样，需要特定的硬体设施。正如工商业需要道路、港口、能源等配套设施，直接的政治行动也需要某些技术硬体配合。当年法军将领在阿尔及亚发起政变时，若是没有各种科技与硬体，法国大众不可能动员起来表达意见，最后迫使那次政变归于失败。政府可以利用电视、广播等大众媒体发出讯息，呼吁社会支持原来政权；同业公会与其他组织也利用它们下辖所属的各分部网络发动成员抵抗，而分部与总部连结的工具正是大众电信工具。此外，若是没有公众运输与私人交通工具，大型示威活动也无从举行。 因此要处理政治势力的反弹，一般性的作法就是先对付这些硬体设施。我方必须先将符合目的之设施纳于控制下，再暂时中断其他设施的功能。只要能掌握通讯与运输系统，或至少使其无法运作，就可解除大部份政治势力的潜在威胁。我方还必须逮捕原政权的领导群，因为他们很可能成为反政变者集结的主要精神象征，所以领导群也算是硬体设施的一部份…… 政府成员不管我方再怎么希望减少流血，不管我们的政变所欲达成的目标再怎么自由开放，仍然必须在政变进行期间与政变刚刚结束这段时间内，逮捕某些人物。其中最重要的就是旧政权的领导群，也就是原政府领导者与他们的心腹（不管这些心腹是不是政治人物都一样）。
一般而言，光是内阁成员的人数就不少，可能在10到50人之间，若是再加上这些人的亲友与信任的参谋幕僚（亲友与幕僚们很可能组织反抗行动），人数轻易就会增加到四至五倍。这些人不但数量颇大，令人不安，而且抵抗我方的时候也会特别坚决，特别危险。他们可能具备名望、气势、权威，足以号召群龙无首的旧政府势力，动员无组织的社会大众，甚至能慑服原本被派去逮捕他们的人员，反将他们纳入麾下。毕竟士兵们通常年纪较轻，执行的又是陌生任务，若是碰上仪表风度都惯于发号施令的政治人物，难保他们不会放弃原本的任务，转而听从敌方号令。 必须逮捕的目标分散各处，人数众多，再加上可能发生的「慑服效应」，意味着我方不但得派出大量部队搜捕他们，连负责搜捕的人员也必须特别挑选过。由于我方资源有限，行动时必须先将焦点集中在最重要的人物上，等到观望势力加入我方，可调度的资源就会增加，这时着手处理其他人也还不嫌迟。我方不可能将所有具威胁性的人通通逮捕，但至少要确定真正危险的人物没有被遗漏，那就是旧政权的代表人物，包含（但不限于）总统缺位或不能视事时，依法继任或代行职权之人。
因此，只要排除了那些仅具仪式功能的人物后，我方必须处理的人数就会减少，再考虑到我方的时间因素，当下必须立即处置的人物就更少了。以经济规画部长为例，这人也许是内阁的关键人物，也是无可取代的技术官僚，但他不太可能发动群众抵抗我方，或是对军队发号施令。政变本身就是一种极端的状况，在政变的当下政治将被简化成最基本的法则，那就是力强者胜。我方应该集中火力处理有能力调度军队者。很显然地，下列人物才是我们的当然目标： （a）内政部长与其下属（因为他们可以控制警察） （b）国防部长与其下属（因为他们可以控制军队） （c）政党领袖（如果该党有警卫队的话） （d）首相与其他中央官员（因为他们可以整合上述势力） 我们必须记住，基于很多原因，导致政府官员未必如想像中那么好对付。教育部长乍看之下没有威胁性，却可能掌握着重要的学生卫队；劳工部长也可能握有强大的工人民兵团。
更重要的是，几个有能力调度武装部队的部长可能会组成内部小团体，共享真正的权力。 政变时我们该如何选择「应该优先处理的对象人物」，我们可以先总结到目前为止讨论过的内容，将旧政权的人物分成三类：仅具象征性功能人物这些人没有逮捕的必要。如果是受欢迎的虚伪国家元首，可以用他来当做正统延续的象征，帮助我方政权取得正当性，不过前提是我方可以安全控制这位人物，让他扮演必须的角色。其他地位较不重要的象征性人物则可以完全忽略。内阁核心团体与有权控制武装部队者内阁核心团体的成员必须逮捕隔离，直到我方确立政权为止。
除了各部会首长外，任何声望特别崇高的政府领导者也属此类。其他部长与高阶公务员这类人员数目较多，我方应该等到资源已扩充，或其他较紧急任务已完成，再重新进行分类，将必须优先处理的对象归入上类。非政府人员在大型政治环境里，通常个人必须先领导或控制某个组织，才会拥有重要的政治力量。但个人有时也可能成为某种意识形态的象征，或代表大部份民众支持的信念，因此成为重要的政治角色。
以匈牙利的科苏特（Lajos Kossuth）为例，他原本只是个诗人，也没有政党机器支持，但他在1848到1849年的革命中成为民族主义运动的领袖，被一般大众（至少城市居民是如此）视为匈牙利民族运动的象征，他本人也因此获得相当的影响力。二十世纪的甘地本身也甚少参与国会的政党机器，但许多印度人视他为印度民族主义的化身，从而赋与他强大的政治力量。这两个人物的年代相隔如此遥远，意味着这种人非常罕见。我方若是遇上这样的目标，只需将他们视为象征性功能人物处理即可。实体设施大众媒体政变后我方为了确立统治，最重要的武器就是监管政治中心所发布的资讯，因此占领主要大众传播工具也就成为第一要务。
希腊国王曾在1967年底发动一场反政变，他只犯了一个错误，却因此造成行动失败，那就是他与大众沟通失灵，硬体与内容皆然。当年电台播送国王的演说时，只有少部份民众接收到内容，因为广播的讯号太过微弱，而且也不在原来的波段上；国王没有用如雷的声音号令群众反抗，反而软弱地向民众求救。我方绝不能犯下类似的错误。 由于政变的时程短，目标国的社会环境也未必合适，我方不一定要把报纸等平面媒体当成主要目标。我方只需在政变后确立对我们媒体的控制权即可。
某些国家的人民识字率不高，连带局限了平面报章媒体的影响力，更何况通常是广播和电视，才是政府真正发声的地方。表12是阿拉伯世界不同媒体影响力的大略比较，可以从中看出部份「第三世界」国家的状况。 从我方观点看来，广播电台或电视台会有两个难题：（a）播送频道与相关设施数量太多；（b）非常难占领。在有些国内情势比较动荡的国家，官方广播电台通常派有重兵把守，就算没有重兵看守，占领这些设施也很困难，因为电台人员拥有设备上的优势，可以把警报传送到极广的范围。
至于在设施数量方面，连海地这种面积狭小又极度落后的国家，国内都有18个广播电台，由不同的广播公司负责。我方不光是要控制传媒设施，更要统一发送讯息，因此必须一一处理每一处设施。要占领并控制所有电台非常困难（也会分散我方兵力），所以我方的目标是仅占领最能代表官方的设施，再解除其他设施的运作。要达成这个目标，最好的方法就是取得电台人员的合作，从内部进行破坏。只要一名技术人员，就可以让一座广播电台暂时失去功能，取得原本需要一整个攻击小队才能达成的战果。 若是无法吸收内部人员倒戈，那么次佳的选项就是从外部进行破坏。我方不必制造大规模的破坏，因为通常只需对发送器的核心动点手脚，稍做移除或破坏，即可有效解除该电台的功能。
真正的难题只有我方「绝对必须占领」的那一个播送设施，因为一方面我方对这个播送设施有迫切的需要，另一方面这个目标实在太明显，政府军必然会试图将其夺回。换句话说，派往攻占这个目标的小组必须有足够的人力与装备，而且为了避免电台人员拒绝合作，造成障碍，还必须加派一组基本的技术人员来操作设施。（参见附录B。其中讨论政变中除了军队外，还必须出动的各种人员。）电信通讯设施科技的进展对我方有利，因为现在我方成员所有的通讯，都可以透过便宜、稳定、可携式的方式进行。但我方依旧得阻止敌方使用自己的固定式通讯设备，这样才能瘫痪他们的反应，阻止他们调动仍然效忠他们的部队。如图3所示，电信通讯设备越多，解除其功能的任务就越棘手，而任务的关键在于瘫痪所有设施，不能遗漏一处。
1918年7月，俄国左派社会主义者推翻布尔什维克党的革命之所以失败，原因部份就在于政变者不了解「管制所有通讯」这件事有多么重要。左派革命者渗透了许多陆军单位，还渗透了秘密警察，亦即布尔什维克政权的主要统治工具。他们凭着这些渗透后吸收的兵力，逮捕了秘密警察头子，占领了许多政府大楼与莫斯科电报局。却没有一并占领电话局。当政变者还忙碌着向全国发送电报、呼吁大众支持的同时，列宁靠电话动员了自己的战斗部队，政变也就在这些支持列宁的部队攻击下，迅速瓦解。 国内的安全主管机关也知道通讯网的重要性。因此，除了■下一页图与表■所示的设施外，国内可能还设有专供安全部队使用的独立线路。
法国宪兵队就有一套可以连络各地区的专用系统，完全独立于公共电话与电报线路之外。就连在迦纳这样的小国家，警察也有一套完全独立的线路（见表13）。城市联外道路在政变行动期间，如果突然冒出一批旧政府的支持者或效忠部队，就算人数不多，也可能严重危及我方的行动。政府一旦发现首都地区的军队已加入政变，合理的反应是希望被我方渗透的部队仅限于首都，而且政府会立刻开始召回驻扎在别处的部队。要渗透国内所有部队并不容易，因此政府这种的反应也是有其道理。我方的对策是切断一切可能的管道，让政府无法把部队召回首都，因此我方必须：逮捕有权力召回部队的人物，破坏连络部队所需的电信设备，再利用直接的军事手段（但也是纯粹的防御手段）隔离已知的效忠旧政府部队。
我方还必须在最后一个环节阻止效忠旧政府的部队介入，那就是控制首都周边与政变现场。 效忠旧政府的部队若是想及时干预，就必须快速行动，换句话说他们必须使用主要道路或机场。只要能在适当地点设置有效路障，即可暂时阻止他们进入首都，而我方则利用这段短暂的时间，确立自己新政府的地位，并取得大部份官僚与军事部队效忠。等到干预部队好不容易抵达我方政变的地点，会发现他们已经成为孤立的叛军了。附录B将讨论当我方人力与装备有限的时候，该在哪些地点设置路障最合适，还有相关技术与行动的意义。
第五章则讨论如何以直接手段处理已知的政府派势力。图4是一个假想案例的说明，标记出应选择的位置。控制首都的联外道路之后，对我方的行动还有别的好处，其中之一就是我方可以创造新政权的存在感，并阻止旧政府领袖与我方未逮捕的人物逃离。如果旧政府的重要人物逃脱，跑到首都外加入效忠旧政府的份子，那可能就会使得反抗政变的活动更加剧烈。这是我方必须防备的危险之一。尽管我方已经从内部解除了政府部队的行动，又破坏了交通与通讯，将效忠旧政府的部队隔绝在外，但重要人士一旦逃离，这一切努力仍可能付诸流水。政府调来的部队虽然无法进入首都，但政治人物却可以跑出去投奔他们。光凭我方的资源，可能无法把整个首都封锁得密不通风（不过这点当然要视首都的位置与实际的大小而定）。
以巴西的首都巴西利亚为例，当地虽然四面开阔，但只需关闭机场就能封锁首都，因为地面交通条件不足以让人员快速移动至国内其他地方。另外芬兰的首都赫尔辛基也对政变者有利，因为该城虽然距离国内其他地区不远，周遭却有湖泊与海洋，因此只需设下少数路障即可封锁全城。交通要津战车出现在首都广场，这样的景象不但已成为政变的象征，⑥而且也有非常实际的作用：那就是在政治活动中心制造存在感。
每个国家的首都里，都有相当于英国白厅或美国国会山庄的地区，集中了主要的政治与行政机关。我方必须在该区挑出部份地点，派兵驻守或进行包围。这样做可以达成几个目的：（a）封锁点可以环绕我方小组活动区周边，形成保护墙，让他们不被可能攻破首都的敌方部队攻击；（b）封锁部队可以令人一见而得知我方实力，确立我方统治；（c）封锁部队可以过滤进出该区的人员，使我方可以捉拿先前无法直接逮捕的人员。 要达成以上目标，我方的封锁点必须难以攻破，否则反而会引来尚存的政府派反攻。
撇开这点不谈，封锁点也必须驻有足够的兵力，才能有效过滤人员进出。因此我方必忍住诱惑，不可以在所有重要地点周边都遍设封锁点，免得造成各点兵力不足。由于我方有能力封锁的地点有限，因此选择时必须特别谨慎。滨海或河畔都市的交通要津较易选择，因为首都的形状受到地理环境限制，内部交通动线也受到地形影响。图5用图解来说明这个现象。在图中各个不同的政变当中，当地居民必然都熟知政治行政中枢的地形与位置，因此我方只须选择笔直并宽广的街道相交处设下封锁点，并沿着这些街道形成封锁区的界线即可（从这一点来看，巴黎的大街大道是最理想不过的）。
机场与其他交通设施政变刚发生后，我方一定要进行的行动之一就是封闭机场，取消所有航班。这是「冻结」情势的一般战术之一，可以遏阻所有未经控制的人员与资讯流动。但另一项更明确的目标就是阻止我方未能逮捕的政治人物逃走，防止效忠旧政府的部队进入首都地区。由于政变的过程相当短暂，所以空运的角色极为重要。我方或旧政府都可能利用空运送进一小队援军，就此改变情势均衡。利用空运所能送进的部队也许人数极少，但在政变初起的微妙情势下，这批部队很可能扮演决定性的角色。 但空运运输的系统很脆弱，它仰赖长度足够且未受干扰的跑道。如果可能的话，我方应该尽量避免依靠空运。我方若是不需靠空运载来支援部队，就应该解除首都周遭所有机场的运作。当中也许有部份机场属于军方，要不然就是有重兵把守，原政府若是在首都之外还控制着大量部队，而且有可将援兵送来的运输机，那么这些机场就会成为我方重大的阻碍。占领重兵防守的机场的确困难，但只是要使其失去功能则非常简单。只要利用秘密行动或一点内部接应，派出几部车辆停在跑道上，再配上一小队武装士兵以火力掩护，不让车辆被移开，就足以解除整座机场的功能。从适当地点开火警告也足以阻止任何飞机降落。 其他形式的运输工具在现代几乎不构成任何威胁。
在许多未开发国家里，铁路运输在整个交通系统中微不足道，就算具有重要经济价值，通常也远离人口集中区，因为这些铁路原本就只是建来连结矿区、农场与海港，将殖民地生产的东西运回母国，铁路往往并未连结主要的人口中心。在欧洲与拉丁美洲部份地区，虽然铁路不是为了殖民而建造，但出于时间因素，对我方也不具威胁。更何况要解除铁路功能可说轻而易举。一九二六年波兰政变中，尽管在铁路附近发生大量攻防战，但火车载来的部队终归来不及扭转情势，因为敌对双方都发现这个事实：要确保己方行动非常不易，要阻止对方却相当简单。
在某些国家如衣索比亚，铁路运输相当重要——或者说从首都阿迪斯阿贝巴到吉布提这段铁路非常重要——这时便应该破坏其设备，从技术面来解除铁路功能。⑦铁路运输仰赖高度技术化的连结系统，只要有一段轨道或讯号被破坏，整个系统就会暂时停止。人员要越过两段轨道中断的距离很简单，但到了铁路另一头，多半没有足够的车厢继续运送他们。公众建筑从开始分析至今，我们一直强调要让官僚机器与一般大众目睹政变的现实与我方的实力，因为在我方必须达成的众多目标里，最困难的就是塑造大众的认知。有些建筑物是任何政变都必须占领的目标，像是我方预计逮捕的政府领袖之住所，还有重要设施的所在地，如广播电台与电视台等。前者只需暂时加以攻破，让我们入内逮捕或捉拿目标即可；后者却必须完全占领，也许还得击退打算夺回该处的敌军。但另外还有些建筑物必须进行占领，或至少控制人员出入。我们只能给这些建筑物下个大概的定义，那就是一般印象中与政权相关的地点，占有它们即代表握有政权。 大多数国家都有某种形式的民选议会、国会或名称不同的类似机关，但许多国家的真正权力中枢是在总统等元首住处（或是政党中央委员会所在地）。请不要被宪法的文字所蒙蔽，我们已经花了很多功夫分辨「实质统治者」与「象征性角色」的区别，绝不能误将有限的资源浪费在后者身上。 话虽如此，在政变的关键过渡阶段中，具象征意义的建筑物却很可能扮演重要角色。当情势混沌不明时，谁占领了这些建筑，就能对大众与各阶层公务员发出重要讯号。如果我方据有这些象征性建筑，那么那些等着加入胜利阵营者便很可能会投入我方，因此具有强烈象征意义的建筑虽然没有实质用途，却仍然值得我方占领。
一九六六年迦纳的政变中，恩克鲁玛政权垮台，带头者不但行动效率高，而且心态非常实际。尽管当时恩克鲁玛本人不在总统府弗雷斯塔宫里面，该区也没有什么重要的技术设施，政变者仍认为有必要冲破敌阵，占领总统府，因为他们知道，该区顶多虽然算是个空洞象征，占有它却能赢得首都阿克拉的民众支持，因为阿克拉市民们已经自动将政治权力与该栋建筑画上等号。幸运的是由于这类建筑地位特殊，非占领不可的目标国内大多只有一处，顶多两处。 除了 ??纯粹象征性的建筑物外，还有其他地点，值得我方尽量努力占领，如军方总部、警察总部、情报机关的行政总部等。以下目标是任何政变者都应该占领的： （a）实际政权的所在地：可能为皇宫、总统府、民选议会会场，或是政党的主席团或中央委员会。 （b）主要行政机关建筑：国防部、内政部，如果警察或军方总部不在上述建筑内，则应另行占领其总部。 （c）象征性建筑：这类建筑通常已包括在上述两类地点内。但一国的政治情势若是与民众的传统认知有落差，大众可能仍然将已「过时」的地点与政治权力联想在一起。 等民众察觉到不对劲，开始询问这些重要地点（不管象征与否）究竟谁属时，政变的行动阶段实际上已经结束了。因此上述目标中，有部份的占领可以推迟到稍后。就实际考量而言，政变中还有更重要，或者至少更紧迫的目标，因此处理行政大楼或象征性地点时，最好的方法就是拿它们当作集合地点，让所有已经完成主要任务的部队在这些地方露面。
解除政治势力第二论：针对特定团体一旦原政府无法向外发声，人人都见到首都落入我方手中，这时还有哪些团体有足够的力量反抗我方？这种团体数目不会太多，但我们必须牢牢记住，在情势敏感的过渡期间，组织得当的示威游行或是算准时机的罢工就算只有一场，也足以成为政变的重大威胁。因此我方必须辨明哪些团体具有这类能力，一旦确认，就应该在政变前先解除其威胁…… 宗教团体在许多经济高度发展的国家，宗教团体虽然仍是社会上的重要力量，但已不再具备政治实力。宗教团体的领袖可以影响社会生活，在某种程度上这种影响力也扩及政治 ，但信众鲜少直接以暴力行为表达他们对这些领袖的政治支持。但经济落后国家则不然。这些国家的发展程度有限，也许直到最近才开始发展，新科技尚未引进，或者还是十分新奇，古老神祇仍具有至高无上 ??的地位。一个团体若是能把自身打造成适当信仰的代表，又能掌握信众的情绪，就能获得可观的政治实力…… 政党政党与其他团体不同，因为其他团体只是「有可能」反抗政变，但政党却是我方最直接的竞争者，他们的主要目标与我方相同，都是获得政治实力…… 「机器型」政党有些国家里面，「政治」和「生意的交易」手法相同…… 「叛乱型」政党这类政党未必会公开进行政治活动（假设目标国内有这些政党存在），因为叛乱型政党的目标本来就是打倒现行系统，而非改善其运作…… 半官方型政党在一党独大的国家，如共产国家、大多数非洲国家、墨西哥等，政党已经失去了其主要目的（亦即争取社会大众的支持）。由于一党独大，政党有时甚至显得没有存在必要…… 已开发国家的政党在一般的两党制政坛，如大部份盎格鲁萨克逊国家，政党其实是压力团体的联盟…… 工会联盟在工业发展有相当程度，甚至是许多工业落后国家，工会联盟都是一股强大的政治力量，因为他们具备工人抗争的经验，可以迅速将其应用在政治场合，对我方来说具有重大威胁性……
文人戰士——魯瓦克素描
伊朗對西方是一個謎樣的國家，但它的改變，不只影響中東政治，對穆斯林世界，從阿富汗到埃及，從伊拉克到印度，都會受到很大衝擊。這次大選引起動亂，整個氣氛有點巷八零年代東歐自由化前夕，西方戰略專家紛紛撰文發表高見，其中最引起我興趣的是美國的魯瓦克（Edward N. Luttwak），不是他的見解特別深入，只因為他為我打開另一扇門窗，帶我走進另一個世界。
魯瓦克現在華府戰略安全研究中心（CSIS）擔任資深研究員，他是一位博學多聞，才氣洋溢的軍事歷史和戰略專家，他除了擁有典型猶太知識份子所應該具備的數種語言專長，經常在報上發表文章，出版十多本有關戰略安全方面的書，而且是一位行動家，和許多國家的情報和國防部門有密切關係。他實際參與反恐和軍售，介入阿富汗、以色列、伊朗、義大利、拉丁美洲的許多秘密活動。他和中國軍方和司法單位也有顧問關係，前年好萊塢反恐電影《蓋世奇才》（Charlie Wilson’s War），據說是他的親身故事。
他在華府近郊Cherry Chase的家，是一座維多利亞式的建築，從地板到天花板，四周都是書，希臘文、拉丁文、德文、法文、西班牙文、歷史、戰略、情報、武器、戰機、導彈，多得令人頭昏。進到他家裡的人，還必須先把手機電池拿掉，以免被人追蹤，除了這一點以外，他健談熱情，有時像歷史專家，談論波斯文明和猶太人的淵源，有時像軍事專家，分析每場戰役決戰關鍵。他連中國古代的賦稅制度也做過研究，這一點實在唬人，他的意見不一定對，但保證新鮮有趣。每次聽他說話，都覺得趣味無窮，他的腦細胞排列組合方式一定與眾不同，否則怎麼裝得下這麼多東西。
我在三十年前就認識他，當時他應自由基金會的黃不撓邀請來台訪問。他演講時，好像是由陳長文先生擔任翻譯，當時的陳長文是國防部法律總顧問，參與所有軍購談判，賺了很多錢，成為全國繳稅最多的人之一，國防預算有一部份進入他事務所的口袋，與他現在反戰的鮮明立場，有如隔世。當時台灣被趕出聯合國，來自香港的黃不撓是愛國商人，他在紐約時報大登廣告替台灣發言，被稱為今之弦高。魯瓦克經過當時國科會國際工作組長王紀五介紹給杭立武，他才與台灣結緣。
當時他意氣風發，他寫的一本書《政變手冊》（Coup d’Etat, a Practical Handbook），在那個政變頻傳的年代，幾乎成為經典，搞政治者奉為聖經，獨裁者把它當作教戰手則。年輕無知的我，對此十分著迷，抱著字典一個字一個字讀完，以為從中可以找到推翻國民黨的方法。
這本書對政變的過程，從籌劃到執行，舉例說明附有圖表，分析各種變數和不同想定，富有創造力和想像力，文字洗鍊，一點都不枯燥。魯瓦克在英國倫敦大學念完書就寫完這本書，當時他只有二十六歲，這本書被翻成十五種語言，他一舉成名，後來被國防部長史勒辛格找去當助理，從此開始他數十多年的軍事戰略專家生涯。從阿富汗到喀什米爾、朝鮮半島、台灣海峽到拉丁美洲，都有他的足跡，而他身為猶太人，對以色列、敘利亞、伊朗、埃及問題更是如數家珍，這些經驗成就他百科全書般的知識。在苦悶的年代，他的書引導我走入另一個世界，我跑去倫敦尋找他的足跡。
美麗島事件之後的台灣，一片肅殺氣氛。黨外人士發現對國民黨的軍情特務系統毫無所知，才會犯下致命錯誤。一九八二年夏天，我到歐洲參加一個有關第三世界問題的研討會，懷著緊張興奮的心情，天天躲在倫敦大學東方與非洲研究學院（School of Oriental and African Studies）圖書館，那裡是研究革命與政變最權威的地方。晚上跑到泰晤士河邊的電影中心猛看第三世界電影，在那裡的舊書攤上發現一本「阿拉伯的勞倫斯」所寫的《智慧七柱》（Seven Pillars of Wisdom），那是三零年代出版的老書，書皮剝落泛黃，我用三英磅買下，當晚興奮得睡不著。
在那些年頭，有兩片電影令人難忘，一片是《阿爾及爾戰爭》（The Battle of Algiers），拍得像紀錄片一樣逼真，法軍的追捕刑求和阿爾及爾人的反抗、暗殺、暴動，緊張得另人透不過氣。另一片是德國左派女革命家羅莎盧森堡（Rosa Luxemberg）的傳記片，她寫作、演講、愛情、革命，後來被秘密殺害，一生高潮迭起，迴腸盪氣。在那個苦悶的年代，這類電影具有勵志與移情效果。
有一年，應美國政府邀請訪問，主要目的是軍事與國防，在華府的五角大廈聽簡報，在戰略空軍總部看星際作戰的操作，認識多位美國軍事記者，最有趣的是訪問幾位文人出身的軍事專家，看到他們書房裡堆積的軍事書籍，才慢慢瞭解這是一門人人都有機會窺其堂奧的心天地。在專制獨裁國家，情報戰略是高深莫測的領域，是統治階級的專利，但在民主國家，人人都可成為軍事戰略專家。有沒有軍事背景並不重要，魯瓦克就是一個典型。
魯瓦克是出生於羅馬尼亞的猶太人，為逃避納粹和共產黨的迫害移民義大利，後來去倫敦念書，做為猶太人的生存者和流亡者，他永遠要比敵人更聰明。他對軍事情報方面的興趣，來自於生存與自衛的需要，後來變為專業謀生工具。
有一次談到猶太人問題，他說歷史上的猶太人沒有安全感，拚命賺錢，沒有人研究戰爭與政治，命運永遠被人擺布。其實，弱小民族更應該研究戰爭與軍事，反對運動者更應該研究情報與戰略。擁有這方面的知識，小者可以加強反抗能力，大者可以掌握命運。不幸的是，反對運動者把這種知識當作統治者的專利，他們不知道這是一種「公民保衛」（civil defense），民主社會資訊發達，要瞭解戰爭與和平之道，一點都不困難。民主與人權是高貴的目標，但不瞭解軍事與戰略，就無法保衛自己。
魯瓦克是文人戰士的典型，他對各種黑暗勢力都有研究，他曾幫助義大利政府和西西里的黑手黨打交道，在墨西哥與毒犯談判，在阿富汗、土耳其、伊朗各地參與秘密活動。他有一半的時間在國外旅行，他在玻利維亞有一座牧場，研究、行動、寫作、諮詢、顧問、美酒、文化、吹牛，生活過得多彩多姿。
在伊朗問題上，他是強硬派，他批評歐巴馬對伊朗一廂情願，其實他自己對伊朗文化頗有好感，他說伊朗的古城Isfahan美得令人摒息，伊朗人的詩歌令人陶醉，可惜伊朗教士辜負他們的文明和人民。
不過，他對伊朗前途很有信心，因為戰爭與軍事的知識不是伊朗當權派的專利，改革派對此也有豐富經驗，這是最有效的制衡。知識就是力量，擁有這方面的知識，才有當家作主的機會。
作者：江春男(新新聞創辦人、曾任國家安全會議副主席)
鲁瓦克《完全政变手册》中文版自序
政變是民主的試金石
一九七七年，我首度造訪台灣。那時台灣早已展開快速的經濟發展，蔣經國正擔任行政院長，準備接下總統大位；年輕的馬英九也因才能非凡而受到矚目。無論是在台北或是其他地方，整體的氣氛顯得非常輕鬆。可是由王昇將軍領導的「總政治作戰部」還是相當活躍，扮演著政治壓迫的角色。
在當年，《政變實務手冊》這種書名絕不可能在台出現。即使是在蔣經國逐步放鬆箝制、成功完成了有限的政治自由化實驗之後，情況依舊如此。可是我第一次訪台時受到台灣當局熱烈的接待，他們也不在意我寫過一本教人政變的書，原因大概是我曾經在一本相當有影響力的雜誌《評論（Commentary）》上面撰寫過有關中國大陸的文章。早在一九七六年毛澤東未去世前，中國大陸的外國訪客很稀少，那時我就有機會去訪幾個地處偏遠、完全未對外開放的中國都市，返美後我寫出了一些明顯的事實，也就是中國窮到可憐，又被一群沒什麼希望、嘴裡老是叫嚷著可笑口號的極端份子所高壓統治著。（其實我真的有遇到「四人幫」——雖說沒和他們說話，就在毛澤東的遺體置於人民大會堂供人憑弔的那天。）
我的那篇文章只點出了事實，但它後來卻變得相當不平凡——都因為當時美國及國際媒體都令人驚訝地一面倒，對中國發出好評報導（就算是老練的記者也被中國的樣板採訪安排所迷惑）。反正我那篇文章已經足夠讓我造訪台灣了，並且讓我立刻體會到「威權統治的台灣」與「極權統治的中華人民共和國」之間，有何差異：兩者都禁止（或至少壓抑）集體性的政治反對勢力，可是台灣當局只掌控政治權力，並允許經濟活動與文化表現的自由（只要不涉政治即可）；相形之下，在極權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內，連「文化可以獨立於政治之外」這個觀念都不存在，而且還禁止經濟自由。
許多人相信，威權政府（例如台灣）會逐漸演化成為民主政體，原因是商場上的資金將流入反對政府的勢力，而管理人才和專業人才也一樣。至於極權政府則完全不容許個人的活動，更不會容許「支持反對勢力」這件事。結果呢，台灣果然印證了上述的觀點，漸漸完成了民主的和平轉移。可是在中國，經濟自由化迄今還沒有帶來政治的自由化，不過私人的資源確實已經挹注給越來越多的政治異議人士了。
回顧一九七七年，台灣的威權政府其實很容易被政變所推翻，因為大體上而言人民被壓抑成一種相當消極的狀態，又沒有足夠堅強的獨立團體，能夠大規模動員群眾來表達心中的不滿。因此，假如當時出現幾位資淺的將軍，指揮著步兵師或者裝甲旅，按照我以下說明的步驟，就一定可以奪得大權：以快速果斷的行動囚禁主要領導人並佔領行政指揮總部，封鎖一切進出台北市的道路，奪下廣播與電視台等設施。這樣就足夠癱瘓國內其他的武裝部隊，成功實施政變。
事實上，南韓總統朴正熙於一九七九年十月被暗殺後的情勢，就與上述形容的完全一樣：出來奪取政權的人，並不是陸軍裡面的四星上將如參謀長或其他資深高階將領，反而是一個新進獲擢升擔任二星中將的全斗煥出線。全斗煥算是個資淺將軍，可是他負責指揮南韓首都內的情報單位。政變後雖然南韓也出現零星的街頭抗議及地方性的暴動，但全斗煥還是穩做八年大位，直到期滿之後將政權交給他指定的繼任者為止。
在今天，這些都不可能發生在台灣了——雖然台灣的民主經驗還算很新，不過民主這件事已經深深根植於台灣社會，人民已經不再被動消極，反而會以龐大的群眾示威力量，站起來打敗任何政變的意圖。民主的功用也就在這裡：民主改變了人民，把他們從消極被動的政治客體，轉換成政治的主角。這是何等寶貴又令人歡欣鼓舞的轉變呀。這麼多年來我有幸多次拜訪台灣，親眼看見台灣逐漸邁向自由，不但是政治上的自由，更是社會、文化上的自由。所以，政變就是民主的試金石：凡是能夠用政變的方式奪下的政權，就一定不是民主政權。
愛德華．N. 魯瓦克，二０一一年六月二十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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